听老红军讲革命长征故事有感【汇编19篇】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的夹金山。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

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孩儿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女孩儿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女孩儿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英勇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

很多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那一年，她15岁。

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董存瑞1929年生于河北省怀来县的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25日，解放军攻打中华民国政府军驻守的隆化城。董存瑞所在连队负责守军防御重点隆化城，据说，在冲锋时，遭到一个桥型暗堡的猛烈火力封锁。董存瑞便抱起炸药包，准备进行爆破。冲至桥下后，发现桥型暗堡距地面过高，也没有地方可以旋转炸药包。董存瑞便用手托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与暗堡同归于尽。他的行为，使得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的著名战斗英雄。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有董存瑞的墓地和纪念碑，碑上刻着朱德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赵一曼1905年出生四川，原名李坤泰。1926年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与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为“瘦车”、“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也为之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因养伤而不幸被捕。1936年8月2日，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远离家乡的白山黑水间。被捕期间，敌军对她用尽了酷刑，也没探露出半个字!赵一曼的精神永垂不朽!

……

逝去的不会再回来。点燃一支蜡烛寄托随风飘去的思念。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数革命行列，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直到战争的胜利，永远长眠在我们脚下的热土上。先烈用自己的身躯铸就了中国的铁长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因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我们的祖国做出贡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 个人被迫着发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感慨!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你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红军，这个天下无敌的队伍在长征途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好不容易拿到了一袋干粮，却因在过桥时照顾伤员，不慎把自己的干粮掉进了河中。为了不连累大家，让战友有足够的粮食吃，她就偷偷地吃野菜充饥，直到身体虚弱地不行了，被护士长发现，大家才知道她吃野菜的真相。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与红军小兰长征途中的困苦比起来，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像她那样为别人着想，为集体着想，宁可苦着自己也不愿意拖累集体呢?

在家里，每天放学到家，爷爷奶奶总是备下好吃的，我是不是想到请他们也一起吃?是不是想到给辛苦工作还没有下班的爸爸妈妈留点?晚上爷爷奶奶睡觉了，我是不是想到脚步要很轻?

在学校，我们是不是认真听讲，以好成绩回报老师的辛勤教育?看见同学早早地来打扫卫生很辛苦，是不是不往地上扔纸屑?是不是时时刻刻注意以“洁”“齐”“美”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班级争光，为美丽的校园出力?

我想了很多，明白如果心里装着别人、集体，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无忧无虑的生活?是谁让我们拥有了温馨的家庭?那就是为了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开国将帅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刻画出红军战士在长征的路途中翻越了千年不化的冰山雪岭，征服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长征的路途中，他们穿着破旧的草鞋，吃完了带的干粮后，便拔些野菜煮了吃。仍然不能保证一日三餐。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红军在途中把干粮全吃完了，野菜也找不到了，他们饿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弼时一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身上背的牛皮带不是也可以吃吗?”说完便拿来一把小刀，将牛皮带每隔一寸割一刀，共割下了8块，在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起来，煮了一个时辰，差不多可以吃了。任弼时带头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风趣的说：“这东西很有味道。”其余的人也先后吃起，他们觉得这办法真行，于是都吃了起来，暂时解决了一段时间的粮荒。

看，红军战士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啊!竟到了如此的地步，再看看我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无忧无虑的过着幸福的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零食吃多了，不愿意多吃饭，就瞒着妈妈偷偷把剩饭倒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

记得书中还曾说到：王平带领着队伍要打败敌军，他们有着坚决的口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不一会儿，敌人发起了进攻，三连开始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一营、二营、也开起了火，激战了四个多小时，虽然有许多同志都英勇牺牲了，但红军战士们却打垮了敌人一个多旅。在王平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王平的手。他一回头，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擦过，擦破了头皮，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回头，子弹就将打中他的前额!多危险呀!差一点就和其他老将一起上路了。

红军战士就是这么的勇敢机智，为了救国救民，不管面对多少的坎坎坷坷，他们都是那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新生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会勤俭节约，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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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担任了南山堡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8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奉命向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大门——隆化城挺进。“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为什么打隆化如此困难?因为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周围筑有40多个永久性碉堡，由母堡、子堡组成碉堡群。在碉堡群周围，还设有很多副防御工事，如铁丝网、陷井、梅花桩、外壕等，各碉堡群之间都有火力联系，构成交叉火网。这些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的有利地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国民党认为隆化“固若金汤”。当解放军包围隆化之后，国民党军十三军军长石觉还在承德吹嘘：“共军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白送给他们。”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应该我去。”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伤心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指导员眼里含着眼泪说：“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其实他知道凶多吉少。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这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贵，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生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生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酷暑七月，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在井冈山举办“江西省2011年中学特级教师和学科带头人高级研修班”。一到革命圣地，凉爽的山风迎面吹来，使人神清气爽;然而更难忘的，是培训期间各位专家的报告让人如沐春风，受益匪浅。集中学习结束后，整理讲座笔记，我不禁又回到八角楼的会场，想想专家们的教育理念，再回首自己的教学经历，有几点心得体会。

一、让每个学生都健康成长

浙派名师张化万一直以来坚持的教育观念是，教师的使命不仅在于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还在于满足不同个性的孩子的需要，促进不同个性的孩子的成长。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宝，不仅是家长的宝贝，也是教师的宝贝，教师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任何一个孩子的存在。

教育学生犹如开垦一片荒地一般，需要教师的耐心、信心及爱心的滋润与浇灌，才能辟荒地成良田，化光秃为青翠。一个班的学生，在性格、品行、习惯、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使每位学生能健康成长，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对于那些思想品德好、学习成绩及其他各方面发展均比较好的优秀生，我们要教育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提醒他们在日常的学习与集体生活中多发现别人的长处;对学习成绩中等，行为表现一般的学生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安排适当的活动、角色地位，让他们在丰富的实际活动中施展才能;对于所谓的“后进生”，我们教师一定不能放弃，要坚信他们是可塑之才，一定要寻找适合的契机和方法从心灵上来改变他们。

教育应是德育为先，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加强个别教育，才能促进多样化人才的健康成长。

二、教会学生“学”与“思”

姜根华老师曾长期担任高中毕业班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启发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追踪社会热点，抓住教材重点，突破知识难点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和构建“善教乐学，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由“要我学”转为“我要学”，“乐于学”，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语文教学便是要让学生通过教材的语言文字具体感受到形象，同时又通过形象体会语感，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每一堂语文课，教师都应饱蘸着情感，驱动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过程中来。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善于捕捉学生思维的火花，懂得呵护学生思维的闪光点，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敢于放手放权放下架子。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让每个学生去“练”;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让不同的学生都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学生才可能带着教材走向教师，或带着对教材的理解，带着学习成果，带着学习的方法，自信地向教师展示自己的成功，或带着学习中的问题，主动地得到教师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只有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才能使学生的主体性真正得以发展。

“学成于思，思源于疑。”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正是学生思维活跃的表现。而好的教师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真理。每节课是属于师生共同的“财富”，教师不应“独占”它，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自寻问题，自提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书、思考、讨论，使学生始终保持积极思维的学习状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通过质疑问难，培养思维的独特性。敢问是创见的蓓蕾，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此，教学中应该多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问难，要在师生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愉快的、民主的讨论空气，让爱思考的学生多思、深思，让不会思考的学生爱思、会思。

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曾蓉蓉老师说到她的教育理念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个性发展;除了要教会学生必要的知识外，还必须培养学生生活的勇气、向上的精神、创造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从教以来，她借鉴老教师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得出一个结论：以诚心对待学生，以真诚感化学生。把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去对待，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但绝不是盲目地宠爱。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不爱生，则教不好学生;育人不爱人，则无从育人。托尔斯泰说：“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和热爱学生结合起来，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师的教学管理，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初中学生正处于成长的转折期，对待外部世界是既怀疑又好奇，单纯地讲道理他们是最不易接受的，有的甚至会出现逆反行为，跟师长对着干。因此，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个性。在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动之以情，更需晓之以理，要防止一切不尊重学生的言行，以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其次要信任学生，使学生能看到人的尊严，认识自身的价值，教师必须以自己对学生的信任换取学生对教师的信任。第三，要严格要求学生。只有严格要求，才是真正的爱护，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材。总之，教师要时时注意言传身教，不仅在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方面，就是言谈举止，仪表衣着，甚至细微末节的生活小事，都要成为学生的表率。只有如此，才能赢得学生的爱戴，才能形成美的师生关系，教育也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四、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李淑芳老师从一位农村代课老师成长为教育硕士、全国知名的中小学教师培训专家，她是基础教育改革和教师培训的先行者，为我国广大农村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教师成长模式提供了新的途径。她认为教育就是让学生获得一种能力，给自己的生命成长助推的能力。教育当以慈悲为怀柔，以慈善为先行。李老师的梦想是：打破教师成长的地域的围墙;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围墙";打破教育与生活的“围墙";打破城市与乡村的“围墙";打破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的“围墙”;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不断创新学校发展、教师成长模式，探索课堂教学规律，让老师们在奉献中成长，在交流中收获，在创新中享受工作的幸福，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学生的人生!

何为幸福教师?幸福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个体。这里的健康，不仅仅指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心智的健康。要追寻真正的幸福，就要拥有良好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要求或欲望，在达不到目标时，不妨宽容一下自己;遇到挫折时，试着去做其他令自己放松的事，学着疏导自己，释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心灵;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不要得意忘形，忘记自己姓甚名谁;遇到困难，多和朋友交流，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拥有良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找寻到幸福的方向。幸福教师还必须是一个幸福的生命个体。一个健康、向上的、内心充满幸福感的生命个体，就具有了成为幸福教师的前提条件。

教育就是追寻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过程。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假如能让我们的工作像“玩”一样轻松快乐，我们也就开启了幸福之门。但是，快乐之花的盛开，需要智慧的汗水去浇灌。快乐需要预设。每天走进教室之前，问问自己：今天，你准备带给孩子们什么?准备引领他们走向哪里?每天走出教室之后，问问自己：今天，你引领孩子追寻幸福的效果怎样?孩子们是否都感到幸福快乐?给孩子带来快乐，我们也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快乐源于生成。我们要学会做教育生活的有心人，善于发现和捕捉快乐。教育生活中，有很多细节，只要注意去挖掘，张开一双慧眼，你也一定会发现和拥有许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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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金秋十月，我有幸来到中国革命的摇篮---圣地井冈山，参加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XX年第十期加强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我已是三上井冈了，但前两次都是参观旅游、走马观花。唯有此次大为不同。学院充分利用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独特而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通过现场体验式、激情式教学，再辅以生动的专题教学、音像教学、访谈式教学和原著研读、分组研讨等多种形式，引领我们研读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经典文献、较为系统地讲解党的早期奋斗史，使我们学习井冈山精神的精髓，理解井冈山精神的本质，感悟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在心灵深处，牢牢打上了井冈烙印。

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源头，具有穿越时空、超越时代的力量，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光芒四射，焕发出经久不衰的活力，对指导我们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在20XX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百多次起义接连失败的严峻形势下，无数革命先辈为什么能掩埋好战友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革命?井冈山斗争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但为革命前后牺牲的烈士就有48000多人，而留下姓名的只有15744人。无数革命先烈为什么能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在这支革命队伍里，有很多富家子弟、知识分子、原国民党军官、黄埔精英(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就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什么能舍弃所谓的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和锦绣前程，来到井冈山过这种艰苦到了极致、且随时可能牺牲的生活?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他们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心。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在现阶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也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经过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壮大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我们集团公司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我们一定要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坚定搞好集团公司决心，不管前行的路会遭遇什么样的风险和挫折，不论要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我们都要坚定信念、坚持改革，把集团公司做优做强。

二、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在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上，在微弱的青油灯下，毛主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在之后的转战赣南、闽西中，又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经典文章。正是这些不朽之作，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勇敢抵制“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共产国际的压力，解放思想，敢闯新路，闯出的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自集团公司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集团公司确立了“一个核心能力，两个核心业务”的战略思想，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从七个方面提出了转型升级的任务。我们一定要立足集团公司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个核心能力，两个核心业务”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转型升级、管理提升的发展道路。并在前行的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充实、完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同时，更需要有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的胆识和气度，把创新精神贯穿于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集团公司发展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提高科学发展的创造力。

三、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最后一粒米充当军粮，最后一个娃参加红军……，井冈山人民为支持革命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就集团公司而言，实现做强做优的“核建梦”，更需要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以整风的精神，积极参加活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进一步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实现做强做优的“核建梦”，需要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斗。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岗位每一件事做起，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每一项工作。要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与集团公司战略目标的关系，按照集团公司的发展目标设计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将个人梦想融入集团公司的梦想之中，为了实现“核建梦”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通过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将“核建梦”变成现实。

短短十天的学习培训，无论是瞻仰井冈山烈士陵园、小井红军伤员烈士墓，还是同袁文才、王佐、曾志、甘祖昌等革命先辈的后代座谈，不论是听取全国劳动模范吴天祥的报告，还是教授老师的激情演讲，热泪一次次盈满眼眶。胸腔一次次被激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宽阔胸襟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荡涤着我们身上的灰尘，激发着我们的革命激情，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党性，坚定了信念，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弘扬井冈山精神，践行井冈山精神，让井冈山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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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让我们来听听驻马店泌阳县宋书仁老人讲述他爷爷和红军的故事。

“民国二十三年冬天，那次过红军住俺这儿，开始人们有点儿提心吊胆，可是见他们个个都喊大爷长大娘短的，很家常，就放心了。他们做饭用户家(本家)的锅，吃饭先给户家盛。第二天早晨老早就起床了，把睡时铺的稻草收拾干净，整理好，放回原处。又把屋内院外打扫一遍，还把户家的水缸打满，他们用过早饭临走时，还挨家挨户问问丢失啥东西没有。”

宋书仁说，“村上老百姓从没见过这样有规矩有礼貌的兵。部队走后，人们都说，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真好，在咱这住一搁和(一晚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又说，这红军去北方打日本鬼子的，听着真开心，真来劲。其中有位教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训，是真理。俺这儿乔蛤蟆的儿子就是这次参加红军，跟部队走了。”

在宋书仁的家中，记者见到了曾经红军住过的地方，茅草屋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带有大院子的砖瓦房。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在学童时代就记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今记忆犹新。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怀念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谢子长烈士为陕北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为谢子长的墓撰写的277字碑文《謝子長︰“民族英雄” “雖死猶生”》 雄关漫道 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

1897年1月19日，谢子长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谢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先后在西安省立一中、陕北榆林中学求学。谢子长从小目睹陕北军阀横行霸道、鱼肉民众的暴行，求学期间就已萌生反抗旧社会的思想。1920年夏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3年冬毕业后到北京，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活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到家乡秘密发展党组织，组织农会，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他与唐澍、李象九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他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积极投身反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初，谢子长与刘志丹等一起筹划，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奉中共陕西省委之命，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被任命为总指挥。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在正宁县寺村塬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初创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探索了道路。同年12月，参与组建红26军，后受“左”倾路线执行者排挤，被迫离开部队赴上海“受训”。之后，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战斗在抗日前线。1934年1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陕北，积极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陆续在陕北各县区建立起各支游击支队，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出任总指挥。7月，谢子长率部到达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同年夏，出任红26军42师政委的谢子长率领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

谢子长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陕甘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敬仰。

谢子长具有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谢子长从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立志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他一生都在为中共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在陕甘地区建立和发展而不懈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为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等领导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上旬，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渭华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从1929年起，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1932年5月，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靖远两次组织起义，先后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1、2、3支队并任总指挥。靖远起义是当时甘肃大地上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7月9日，根据谢子长指示，高鹏飞等人成功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人的起义部队在正宁盘克塬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使得游击队兵力增加到500余人。1934年，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谢子长立即与刘志丹共商破敌之策，之后亲率红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取得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谢子长遭遇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也经受了亲人被敌人杀害的痛苦，但他败不丧志，愈挫愈奋，屡败屡起，始终以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谢子长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根据地陇东当地高涨的革命形势，果断改变了中共陕西省委原定陕甘游击队应出击关中平原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主持和领导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陕甘边第一红色政权的诞生。12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开始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因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26军南下渭华地区失败。失去红军主力支撑的照金革命根据地于10月失守。在残酷的教训面前，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坚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观点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赞同和接受。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1934年初，回到陕北的谢子长完全赞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开始了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使得陕北革命形势迅速好转。谢子长负伤后，仍然关心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未来发展和建设，养伤期间，他与刘志丹就如何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上级指示和谢子长等人建议，1935年2月召开的周家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谢子长伤重不治逝世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经过艰苦努力，于1935年夏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使得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子长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谢子长出身农民家庭，心里装着劳苦大众，对人民无限热爱。他常常教育战士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又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要尊重老百姓。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大革命时期，谢子长领导了安定县的农民运动，带领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赢得贫苦人民的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谢青天”。1928年1月，清涧起义受挫后，谢子长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来到甘肃庆阳南梁，面对严重的困难，他教育部队指战员：“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为着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谢子长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能够事事为群众着想。1934年8月，谢子长养伤路过小界村，看到薛殿革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他告诉警卫员：“把我的被子留给薛家。”薛殿革说：“这可不行，你受伤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么能留下你的被子呢?”谢子长坚持说：“被子给娃盖!”在病危时，谢子长仍然想着老百姓，他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正是因为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情系百姓，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信赖和支持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成功。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谢子长襟怀坦荡，高风亮节，在他心中，党的利益、大局利益高于一切。1932年，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陕甘大地纵横驰骋，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成功开辟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但他却无端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到甘肃开展兵运工作，他严格按照组织要求做好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面临危局时，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所派再次出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力挽狂澜，指挥部队成功地击溃敌军三路“围剿”，扩大了红军部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即将按中央指示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左”倾错误执行者再次对谢子长、刘志丹进行错误批判，并要求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立即离队。此时的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以陕甘红军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据理力争，坚持要求把刘志丹留在军中工作，自己则按要求远赴上海“受训”。1934年12月，谢子长在伤势恶化、病情危急之际给刘志丹写信，建议红26军和即将成立的红27军联合作战，把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这一战略决策，加强了党对陕甘红军的统一领导，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谢子长从自身受伤实际和革命大局出发，坚持推荐刘志丹担任这一要职，充分体现了他以党的利益和人民事业为重的宽广胸襟和崇高精神风范。

谢子长英年早逝，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为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题写了长达277个字的碑文。今天，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从他的革命经历中汲取精神养分，从他的人格风范中获得榜样力量，让先烈们永恒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高尚品质。谢子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历经无数挫折与失败，但从不气馁、从不悲观、从不动摇，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点和精神境界。当今社会，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都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打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信息闭塞、经济落后、政治黑暗、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谢子长历经艰难困苦，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了陕甘红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一切从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天，甘肃虽然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作为西部内陆欠发达的省情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立足省情。我们要牢牢把握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千载难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和软硬件环境障碍，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谢子长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改造民团，打击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为穷苦百姓撑腰做主;组织农会、设立章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创建陕甘红军，建立红色政权，为人民群众打天下。他去世后，中共西北局的纪念挽联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下大气力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要按照甘肃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利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这一战略平台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契机，深深根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凝心聚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私利的磊落情怀。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自己凌驾在组织之上，任何时候都是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从不计个人私利，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甘肃处在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目前已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潜力，但要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深入实施“3341”项目建设和“1236”扶贫攻坚行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富民兴陇大业倾心尽力。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在20世纪50年代，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之称的罗盛教，曾经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年轻人。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罗盛教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典型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欢迎阅读语文迷小编为您提供的中国革命先烈罗盛教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罗盛教，1931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

原名雨成，新化县松山乡人。少时在维新、文德小学读书，后因家贫辍学。1945年冬，去乾城县所里镇(今吉首)叔父家。翌年春，入省立九师附小就读。1947年，考入省立九师，毕业后升入省立十三中学高中部求学，并改名罗盛教。

由于家境贫寒，罗盛教11岁时才上小学，只念了一年半就失学了。为了有口饭吃，父亲将他送去当了道士。14岁那年，他不得不到镇上叔叔开的杂货铺帮工。

1949年，罗盛教的家乡解放了。这年11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湘西军政干部学校的一名学员。罗盛教文化程度较低，听起课来感到吃力，抓不住重点，笔记记不全。为了不掉队，每次下课后，他都要将别人的笔记借来，和自己的笔记对照，查缺补课，然后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在建校劳动中，需要将倒在河中的一棵树抬到岸上搭桥用。罗盛教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二三十个同学都跳进河里，终于将树拖上了岸，搭起了桥。1950年2月1日，罗盛教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4月，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任志愿军第47军141师侦察队文书。在朝鲜他曾参加了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

在朝鲜的日子里，罗盛教时时感到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和驻地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的老乡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经常帮房东大妈担水、劈柴，乡亲们都夸奖罗盛教是好样的。

1952年1月2日清晨，罗盛教和战友宋惠云一起去河边练习投掷榴弹。正值隆冬季节，河面已被厚厚的冰雪盖住，几个儿童正在滑冰，笑声阵阵。忽然，传来了呼救声，有人掉进冰窟窿了!罗盛教抓起自己的帽子，往地上一扔，一弯腰，直冲过去。他一边跑一边飞快地脱掉身上的衣服，接着跳进了冰河里。过了好一会，罗盛教才浮出河面，深深吸了口气，又钻进水里。又过了一会，罗盛教终于将落水的孩子托出水面。当那少年两臂扒住冰面往上爬时，突然，哗啦一声，冰又塌了，少年连人带冰又落入水中。这时罗盛教全身已冻得发紫，体力已快消耗殆尽，但他却又一次潜入水中，好久，才用头和肩将少年顶出水面。这时宋惠云已将一根电线杆拖到河边，少年抱住电线杆被拉上了岸。人们急切地等待着罗盛教，然而，他却再也没有上来。为了救落水的朝鲜儿童，罗盛教英勇献身。

全村老百姓都赶到了河边，沉痛哀悼这位英雄的志愿军战士。村民们将罗盛教安葬在村庄边的佛体洞山。

1952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罗盛教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模范”、“特等功臣”的称号。同年4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决定追认罗盛教为“模范青年团员”。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及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