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革命长征故事有感【经典19篇】

看见了，看见了，那火红的党旗，中国现代革命圣地--井冈山到了，看着那神圣的党旗，心中涌起无限的激动。 车到茨坪，换车直奔毛泽东故居。 在导游小姐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大井红军领袖故居红军造币厂等革命胜迹。在黄洋界，我们领略了当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的壮烈场景。我们感受到当年革命领袖、红军战士和井冈山人民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所进行 斗争的艰苦性。同时井冈山的一草一木和流传下来的动人故事感动着我们每一位游客。当年战争年代的那棵毛泽东、朱德挑粮上山时曾歇息过的菏树，如今已成了公路旁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默默见证着历史。那副举世闻名的“朱德的扁担”，使当年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在大井毛泽东故居，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井冈山住过的房子，他们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前仆后继地、不屈不挠地跟敌人作 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旧居里，我们看到了毛主席、朱德、彭德怀当年睡过的床和用过一些桌子椅子。一切都是那么的简陋，在生产技术异常发达的现在，很难想像当年主席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是如何的艰苦。在主席他们旧居前面的一片空地上，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当年的 读书石，这块石头在一棵树底下，当年主席在这里运筹帷箼，冒着敌人飞机轰炸的危险在这快不起眼的石头上，读了大量的书籍，批阅大量文件，在这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俗话说“有山必有水，山因水而媚，水因山而灵”。井冈山除了一座座有名的山之外，还有千姿百态的井冈山水，青龙飞瀑的壮观，白龙瀑的隽秀，彩虹瀑的奇逸、仙女瀑的婀娜多姿，数量多、落差大的飞瀑是井冈山灵气所聚，井冈山绿色第一景的龙潭景区就以五潭十八瀑著称。最为壮丽的碧玉飞瀑，落差67米，上宽6米，下宽17米，飞瀑击石，溅玉流金，让人回味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诗句来。井冈飞瀑主要有龙潭景区和水口景区两处。我们参观的龙潭景区还有锁龙、珍珠、击鼓、仙女等五个飞瀑，也是井冈山最重要的风景区。 只有亲自来到井冈山的人才能体悟天下第一山的内蕴和它厚重的历史。“吃一餐红军饭、南瓜汤、红军套餐;走一段红军走过的小路;唱一首红军歌谣;祭扫一次红军烈士墓;听一场革命传统教育课;看一场红色旅游歌舞晚会《 岁月井冈山》”，井冈山红色之旅的“六个一工程”让我们以轻松的 心情走进井冈山，走进这红色的精神家园，感受先烈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回味那荡气回肠的中国革命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巍巍五百里井冈山，已与众多革命遗址融合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成了人们陶冶情操、振奋精神的生动课堂，成为对外宣传和进行爱国主义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两天的井冈山之行虽然短暂，但井冈山给我们的震撼是我们来井冈山之前无法想象和感觉到的。特别是对江泽民总书记概括的井冈山精神内涵：“坚定 信念，艰苦 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体会到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是许多革命前辈用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应加倍珍惜。并坚信井冈山精神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结合，熔铸成新的时代精神，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定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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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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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巍巍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自土地革命时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精神诞生了。这一伟大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产物;同时，这一伟大精神，不仅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更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宝贵经验，还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学习和掌握的精神武器。

二十四个深具分量的汉字高度浓缩概括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那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这仅仅二十四个汉字，却突显着井冈山精神的伟大内涵。

其中，坚定信念，在革命时期，也即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是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斗争的产物。而井冈山斗争史，是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历史，这让我们醒悟，革命要胜利，必须紧密联系群众而勇于胜利。实事求是的精神，则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我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的建立就体现着从实际出发的伟大精神。在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的同时，又必须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不断地付诸实际生活斗争，在实践中行动起来。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充分体现了军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有了信念，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实践环境中艰苦奋斗，也要敢创新路，不断在实践中拓展和创新，有新路才有新发展。

在井冈山大学，红色更应重视，井冈山精神更应重视起来。当然，不仅仅井冈山大学要这样，身为井冈学子的我们也同样应该把这一伟大的革命精神放在相当的高度，把这一体现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精神渗透身心。井冈山精神的学习，关系到每一位共产党人，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的重要课题;井冈山精神的学习，关系到每一位作为祖国未来建设者的井冈学子，是每一位井冈学子的使命。身为井冈山大学的学子，必须了解和熟悉井冈山精神的科学内涵，熟透理论，并把这一精神实现从理论到实际行动的升华;同时，以精神理论内涵为基，在实践中弘扬和发展井冈山精神，丰富并完善精神内涵，并以此提升自我涵养，致力成为优秀的井冈学子。井冈山斗争过去了，但井冈山精神是属于历史的同时，也是属于现时的，更是属于未来的。井冈山精神既然是伟大的，井冈学子自当勉励和骄傲着。

当今大学学习，内容丰富多彩，生活学习多样。相比于艰难困苦的革命时期，如今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学生是多么的幸福。这是我们学习环境的现实状况。但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井冈山精神的学习、发展、弘扬以及传承也更有其相应的空间和潜力，而且更有其必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更需要学习井冈山精神，结合历史和现时，在一个更有空间更有潜力的范围或深度上努力发扬传承井冈山精神。这是我们共同的红色使命。

时代在迅速前进，信息化突飞猛进，人们包括广大学子，面临着更多更广的选择和选择空间，但关键在于如何选择以及怎样选择最合心意。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尤其会渗透一种精神的内涵或者说自我价值内容，以丰富并发展自我的世界，我们也因此而更会安心无悔。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共同需要的精神价值，更应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精神价值。我们也要学会在选择中渗透井冈山精神，让我们的选择有所坚定、懂得信念，理解艰苦、懂得奋斗，实事求是、懂得创新，懂得勇敢、相信胜利。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达十年之久，他认为可能会听他的话。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又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可辞职。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询问叶挺"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很高兴，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察。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大会。

叶挺表示："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3日，叶挺回到武汉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已经是忍无可忍，这一次出于不得已而抗战，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拼。"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其中，我被文章的主人公——李大钊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见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早出晚归地工作。为了保护共产党，他把一些重要文件烧掉了。局势越来越严重，一群宪兵、侦探、警察把李大钊抓走了，而作者、作者的妈妈和妹妹也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法庭上，李大钊临危不惧，安定、沉着地和敌人作斗争，直至被绞刑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敬佩不已。他那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了了两，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有些人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钱财，背叛了党，与敌人勾结，把一些党的秘密和重要的资料传给了敌人，造成了党的巨大损失。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集体的行为是人们最痛恨的，是最可耻的。他们与李大钊相比，是多么渺小、丑陋啊。

江姐和李大钊都是伟大的人，他们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去反思。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对于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我们又是否高度负责、竭尽全力去完成呢?我们要为别人照相，为集体着想，但我们绝不能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集体遭受更大的损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江姐、李大钊多么的伟大，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只有那些干坏事的人，他们的死才是轻于鸿毛的。而我们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的任务、职责高度负责，尽心尽力却完成，虽然不及泰山重，但也决不会比鸿毛轻，而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别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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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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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80年前，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写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80年间，长征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却在时代中淬火升华，激励着中华儿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长征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镌刻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长征精神的引领和传承，使其成为民族自强奋进的不竭动力。

长征，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代称，更是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英勇向前的红军战士串联起的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从长征中走来的老红军，已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即日起，本报记者将寻访健在的老红军，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讲述的长征故事，感念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学习他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

“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从招呼兵到宣传员

小小少年也是红军战士

钟发镇1920年出生在长冈乡长冈村。1932年，钟发镇只有12岁，正在长冈列宁小学读书。一天，村里有个14岁的同班同学要去参加红军，途中碰上了钟发镇，便鼓动他一起去当红军。钟发镇早就想加入红军，就跟着小伙伴一路小跑到招兵的地方。到招兵的地方一对照墙上的身高刻度线，钟发镇还不足步枪高，招兵的干部劝他回家去，他却缠着要当红军。招兵的干部拗不过这个可爱的“小老表”，就说：“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预备卫生兵。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送到了兴国县后方医院，照护伤员一年多后，被调到瑞金做了半年医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缩小，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钟发镇又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红军宣传员比野战部队还要辛苦。” 过夹金山，钟发镇老人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野战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舞士气。野战部队通过以后，宣传队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他当时仅14岁，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拉着战马尾巴过草地

一直跟着队伍走

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敌人追兵的威胁。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部队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干粮，钟发镇一夜未合眼。饿了，就咬几口玉米;渴了，就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太高，桥下水太急，湍急的水声震耳欲聋，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力气大的战士扶着桥栏杆向前移动过河，可我个子小，两边碗口粗的13根护栏，我抓不牢。但我不能退缩，要勇敢地渡过河，不能因为我个人耽误了红军的胜利。我吓得心扑通直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爬着过了桥。”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老人还不停地做起了匍匐的手势。老人为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感到十分骄傲，“趴着‘飞夺’泸定桥，恐怕我是第一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上队伍。”

讲述完过泸定桥的经历，钟发镇老人沉默良久。随后，他喃喃地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冲锋在最前端，抓着铁索一点一点向对岸逼近的战友们，没有他们，他根本无法借助木板过桥。如今，老人经常要儿子用轮椅推着他到兴国烈士陵园去祭拜那些长眠在此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啊!”

后来的长征路途更为艰苦，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钟发镇的记忆里，有一次过草地时，一条30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红军们一个个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过了河。“但我年纪太小过不去，是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被拖过了河。”老人说，“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同一种信念给人的力量是惊人地相似。邓小平晚年时，对于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走出了壮怀激烈的长征两万五千里;跟着走，走出了壮志凌云的纵横十余省;跟着走，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

红军战士是最光荣的身份

人生没白活

钟发镇后来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他被编入红三十军。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祁连山打游击，1941年3月在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马匪俘虏，同年4月脱险回家务农。上世纪70年代，钟发镇老人为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而奔走，1973年他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特别回忆了他担任红三十军译电员时翻译“西安事变”电报的过程。最后经调查核实，江西民政部门落实了钟发镇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回顾这一生，钟发镇告诉记者，他最值得的人生记忆就是参加红军那几年，特别是走过长征。红军战士是他最光荣的身份。“虽然吃了苦，遇了险，但人生没白活!”

交谈间，热情的钟发镇老人时不时地会突然中断聊天，招呼记者吃家里人准备好的水果，这个如孩童般开朗的老人，焕发着赣南正午阳光的温暖。钟发镇的小重孙一蹦一跳地进来，天真烂漫地向来客们“炫耀”堂屋墙上自己的一张张奖状。

钟发镇充满爱意地注视着钟家的第四代人。这对相差近90岁的曾祖孙，定格成了这个农家小院最美的画面——一幅有关战斗、奉献与成长的画卷。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计划。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49师大部被歼。

在漳州，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冲突。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任务。漳州是著名侨乡，红军部队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很大。因此，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还统一颁发了“入城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队入城后，总体纪律是良好的。部队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这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聂荣臻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惩戒是必要的，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多年之后，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路线”之争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企图破坏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于是，他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有自己的立场。他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个敏感的词语，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同志的观点最后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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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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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无忧无虑的生活?是谁让我们拥有了温馨的家庭?那就是为了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开国将帅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刻画出红军战士在长征的路途中翻越了千年不化的冰山雪岭，征服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长征的路途中，他们穿着破旧的草鞋，吃完了带的干粮后，便拔些野菜煮了吃。仍然不能保证一日三餐。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红军在途中把干粮全吃完了，野菜也找不到了，他们饿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弼时一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身上背的牛皮带不是也可以吃吗?”说完便拿来一把小刀，将牛皮带每隔一寸割一刀，共割下了8块，在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起来，煮了一个时辰，差不多可以吃了。任弼时带头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风趣的说：“这东西很有味道。”其余的人也先后吃起，他们觉得这办法真行，于是都吃了起来，暂时解决了一段时间的粮荒。

看，红军战士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啊!竟到了如此的地步，再看看我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无忧无虑的过着幸福的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零食吃多了，不愿意多吃饭，就瞒着妈妈偷偷把剩饭倒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

记得书中还曾说到：王平带领着队伍要打败敌军，他们有着坚决的口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不一会儿，敌人发起了进攻，三连开始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一营、二营、也开起了火，激战了四个多小时，虽然有许多同志都英勇牺牲了，但红军战士们却打垮了敌人一个多旅。在王平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王平的手。他一回头，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擦过，擦破了头皮，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回头，子弹就将打中他的前额!多危险呀!差一点就和其他老将一起上路了。

红军战士就是这么的勇敢机智，为了救国救民，不管面对多少的坎坎坷坷，他们都是那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新生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会勤俭节约，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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