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中国名人热爱祖国的小故事（最新20篇）

2017年3月31日，我们杭州市文一街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组织参观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早晨，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迈着坚定的步伐到达了云居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巨大的纪念碑矗立着，上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的两根柱子笔直挺拔，在上端有一条横柱子架在中间，下面是数不清的台阶向上，向着纪念碑伸去。四周都是树林，青山环绕，庄严肃穆。我们在纪念碑下肃然起敬。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手持着小白花，绕过革命烈士纪念碑。只见一堵高墙上雕刻着一个个革命烈士的雕像，他们张口好像大喊什么，能从他们的神情中看出一点——对敌人的憎恨和对祖国的热爱。前面是一株株矮柏树林，上面已经插了好多朵小白花了。我们也将自己做的小白花插在了那四季常青的柏树上，寄托我们对革命先烈的哀思。

随后，我们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千余幅图片和四百多件革命文物，展示了辛亥革命至社会主义时期，浙江350多位革命烈士的斗争史实和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风采。

通过参观，大家都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和平年代，好好学习，成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了解她的需求，她的需求。这是我在35年的生活中找到的真理，在洗衣房里也同样奏效。”宝洁的首席执行长雷富礼常常用这种幽默的比喻来描述宝洁是一家为了女性需求而创生的企业。

“我们发现女性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技术，对于产品从哪些设备上生产出来就更加无所谓了。她们希望我们了解她们的需求。”

而今，在美国，购买宝洁产品的消费者大约有80%是女性。因此，雷富礼会每隔一段会到商店里去，听听那些买了宝洁产品的女性顾客的看法。去年，他还说服了一些宝洁管理人士跟在一群法国身后采购化妆品。

雷富礼从宝洁的洗涤产品部门起步，参加过汰渍、Dawn、Ivory Snow和Cheer品牌的工作。洗涤和肥皂产品是宝洁的基石，公司文化也是最保守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宝洁的业务很糟糕。它被联合利华?Unilever?抢去了不少生意，员工的士气也很低落。雷富礼对宝洁行动迟缓的官僚做法深感失望，提出辞职，但他的多诺万劝他三思，一周内可以暂时不来上班。这一周，他俩每晚都要见面，喝着啤酒好好聊上一会儿。多诺万提醒他，这么做是在逃避问题，而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他提议给雷富礼升职、加薪，并请雷富礼负责改善宝洁的洗衣业务。当时是1984年，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宝洁的洗涤子公司发生了雷富礼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变革”。

在雷富礼任期内，宝洁大约275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提高了三分之一，现在是50多人。在宝洁11万员工当中，女性的比例大约是37%。根据公司的安排，这几年女性员工的比例每年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年招收的员工有44%是女性。他说，最好不要轻言什么是女性固有的特点，但我们谈到女性直觉的时候，纯粹都是好意。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

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因无后代，遂领养朱德为嗣。这样朱德又多了一位养父和养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辞世。

朱德母亲去世之后，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

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

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遭受大大小的羞辱。如果面对羞辱?愚者把它当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打击，往往耿耿于怀，自暴自弃，甚至一蹶不振。智者却把它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反省自新，锐意进取，发愤图强。

有一次，戏剧家曹禺邀请他的朋友阿瑟·米勒来家中做客。闲聊中，阿瑟·米勒暗示道：像您这样的老作家，肯定是包围在一片荣耀和吹捧中吧。曹禺笑了笑，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的是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黄永玉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地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筐的隽语都消失了……”信中对曹禺的批评字字严厉，甚至有明显羞辱的味道。阿瑟·米勒非常不解，如此一封使自己难堪的信，为何还精心地裱在精美的册子里呢?曹禺解释道，正是这封信在不断地鞭策着他前进，每当他觉得懒散时，他都要阅读一下，进而激励自己继续向前。

果然，曹禺在羞辱的鞭策下，又励精图治，创作了《胆剑篇》《王昭君》等著名戏剧作品。

有一个年轻人从部队退伍时，只有高中这历，无一技之长，只好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一天，他要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某大学的7楼办公室。当他把两捆书扛到电梯口等候时，一位50多岁的警卫走过来，说：“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一人律都不准搭，你必须走楼梯。”年轻人向警卫解释：“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7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啊!”可是警卫一脸无情地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是教授，不是老师，不准搭电梯。”他们在电梯口吵了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心想：这一整车的书要搬完，至少要来回走7层楼梯20多趟，会累死人的。后来，年轻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刁难，就心一横，把四五十捆书堆放在大厅角落，不顾一切地走人。年轻人向印刷厂老板解释事情原委，获得谅解，但也向老板辞职，而且立刻到书店买了一整套高中教材和参考书，含泪发誓，我一定要奋发图强，考上大学。我绝不再让别人瞧不起。这个年轻人在高考前半年，闭门不出，每天苦读14个小时，因为他知道，他已无退路可走!每当他想偷懒!懈怠时，脑海中就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这一被羞辱、歧视的一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年轻人终于考上某大学医学院。后来，他成一家著名医院的医这专家。他常对他的孩子说，我非常感谢那个警卫，要不是警卫的无理刁难和歧视，也许我会碌碌无为、平庸度过一生。

羞辱人生之砺。古人说，砺乃锋刃。人也一样，只有经过羞辱、困难和挫折的砥砺，才能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增长才干，步入成功之门。

囊萤映雪“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五岁的张海迪因患有脊髓病，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只能在轮椅上进行。不久，她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后她只能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可她仍然刻苦学习知识，她从镜子里面看书。就这样，她自学了小学、中学的课本，之后又开始自学英语。她对自我要求严格，所以提高很快，渐渐地，她开始替有关部门翻译英语资料。有一次，她翻译了《海边诊所》。当张海迪捧着厚厚的翻译稿来到出版社时，老修改被她深深地感动了。

张海迪给自我立下一个规定：每一天背熟10个单词，如果背不全，就狠狠地咬几下自我的手指。

古人曰：今日事，今日毕。这可见古人是多么注重今日的事情今日完成，可是此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今日的事情总是拖到明天去做，甚至托到后天。有些人遇到一些挫折，就闷闷不乐的，他们不明白，仅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并且对自我充满信心，才能走向成功。

整整十年，她从光明走向黑暗。她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活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凭着超人的毅力，她教书、写书、救助贫困儿童，工作得比很多正常人更出色，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

她叫刘芳，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一名盲人女教师，人称“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苹果脸，身材娇小，人还没见先听到笑声——刘芳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

1997年夏天，她不满26岁，担任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语文老师刚好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逐渐展开的人生，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

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不治之症。

“不久的将来，你就是个盲人。”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

此后十年，她一直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现实就是现实，她的视野开始变窄，缩成了扁筒状，只能盯着前方，看不到两旁，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2006年，她看到最后两个字，是写在课本封面上的“语文”;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各种焦虑缠绕在心头：父母、丈夫、孩子怎么办?学生还会信任我吗?学校还允许我上课吗?家长会同意一个盲人当孩子的老师吗……

“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这么一想，她就释然了。“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校领导找她谈过话：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病退或休息?

她一口回绝：“那样说明我生命已经终止了。”

对她来说，放弃三尺讲台，远比失明更痛苦。而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为了教好书，刘芳请同事和学生帮忙，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她说。

她将作文评改从办公室搬到了教室，让学生朗读作文，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这不仅克服了视觉弱点，而且一举多得，让每个学生都受到了听、说、读、写多方面的训练。即时点评，对老师的脑力、心力都是挑战，刘芳满面春风地迎接挑战。

令人称奇的是，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接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

如今，初见刘芳的人都感到惊奇，怎么看她都不像个盲人。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下两层、27级楼梯，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然而在这背后，刘芳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摔倒了，都坚持自己站起来。

刘芳爱读书。甚至失明之后，她还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鼻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石榴青青》已经出版。

她在小说的前言中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21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汉朝时儒学大师孙敬小时候读书十分刻苦，经常读到深夜，因为怕自我睡着，就把头发用绳子系在屋梁上，每当自我昏昏欲睡，头垂到必须的时候头发就会被拉得很痛，从而防止自我打瞌睡犯困。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就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于就是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我的大腿上刺一下。此时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我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就是苏秦"刺股"的故事。

“这人可真可笑！”我大笑起来。

这人？什么人？有这么可笑吗？你一定会问，我说的可是书里的一个人啊！是哪本书？就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告诉我们许多道理的一本有趣的书。比如“拔苗助长”是告诉我们食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违背了规律，就必然失败。还比如“守株待兔”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次偶然，就等着下一次一百分之一的偶然了。再比如“狐假虎威”讲的是不能借别人的威风来占领地位的。还有，“大象和小花猫”告诉我们再强大的人也有自身的弱点，再卑微的人也有闪光之处。“喜鹊和蚂蚁”说的是你如果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自己。“黔驴技穷”告诉我们，不要装腔作势，要切实学习过硬本领，不然迟早会被揭穿的。“螳螂捕蝉”写的是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不计后果。“杞人忧天”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陷于毫无根据的忧虑之中。“因小失大”告诉我们贪图小利的人往往成为别人利用的对象而贻笑大方。“骥遇伯乐”告诉我们人要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常识。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蝉的新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一只幼蝉从土洞里爬出来了，它爬上了一颗小树，一动也不动。慢慢的，它的旧皮脱落了，一点点巨大的痛苦使它战栗。但是它还是将旧皮脱了下来，它自由多了，大叫一声：“知了—！”；我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凡事都要先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

我太喜欢这本书了！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曾写过一篇借物述志的《咏石灰》诗：

千锤百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

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一节令人翘首以待的语文课马上要开始了，可我的心情却很复杂，既充满期待，又忐忑不安。

昨天老师说今天有个有趣的活动，要求全班同学每人查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资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精心准备的华罗庚资料，偏巧这时候居然不翼而飞了。我的心开始砰砰直跳，甚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奇怪感觉。

上课铃按部就班地准时响起，老师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说：“请同学们选两名优秀选手，上台轮流演讲。”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开始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可这时的我却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不由自主地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千万别选我哦！

过了一会儿，老师说：“推选时间到，同学们！”教室里一下又变得鸦雀无声，推选结果让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一下子如释重负。“真是苍天有眼，没让我难堪！”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

演讲开始了，可谓一波三折。佘焱辉信心满满地走上讲台，可他的破锣嗓子一亮嗓，就让人明显地感到他底气不足，只演讲到一部分，老师就让他灰溜溜地下台了。同学们大失所望，我的心也开始莫名其妙地忧心忡忡起来，“柴晨晰可千万别这样呀？”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柴晨晰神态自若地登上了演讲台。他讲的是同学们都饶有趣味“狼牙山五壮士”故事，随着他的绘声绘色地讲述，我们的思想也一下子进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时英勇行为，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一波三折的名人事迹报告会就这样结束了。这次生动有趣名人事迹报告会，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们要发扬狼牙山五壮士精神，认真学习，增强本领，时刻准备报效祖国！

在印尼居住时，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20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母亲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

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这八个字，据说是孔老夫子叹惜他的学生颜回的。颜回英年早逝，几乎使孔子痛不欲生，连呼”天丧予，天丧予！“有跟随他的弟子问，老师你真的那么悲痛吗？孔夫子回答说，不为像颜回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不假思索地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他有怨气不发到别人的身上，也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英年早逝，现在再也没有像颜回那样好学的人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夫子自己最喜欢的，毫无疑问的就是颜回。

孔夫子为什么喜欢颜回？只要看看他是如何称赞颜回的，也就可知一个大概。

在孔夫子的弟子中，颜回大概是家庭比较贫困的一个。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贫苦，颜回却是自得其乐，对此，孔夫子就赞不绝口，连声说”贤哉回也“.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困的孩子，学习却是相当刻苦。孔子说：听我讲述而始终聚精会神不开小差的，大概就只有颜回一个（”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直到颜回去世之后，孔子还说：”死得可惜啊！我只看到他前进，从未看到止步。“颜回真可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典范了，这样的学生，大概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的，孔夫子当然不会例外。

孔子从教，注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反对死记硬背，此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在这一方面，颜回大概也做得不错。用子贡的话说，叫做”回也闻一以知十“.对于孔夫子的学问，他能够掌握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一以贯之，不仅仅是举一反三了。孔子所谓的学习，其实也不仅是读书。”学而时习之“的”习“,以我之肤浅理解，有实习或践行的意思。

一个”仁“字，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请孔子说得具体些，孔子就说了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说：我虽然愚钝，也要践行这些教诲。应该说，颜回确实做得比较到位。在他的同门中，几乎没有一个被孔子誉之为”仁“的，有人问了，孔子也答之以”不知其仁“.颜回却是一个例外，而且评价相当之高。孔子说其他人只是偶尔想到仁德而已，颜回则是长久不违仁德的，算得上是将一个”仁“字”落实到行动中，溶化在血液里“了。

对于孔夫子的学说，颜回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说：颜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说的话，没有不感到心悦诚服的。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褒扬颜回，大概谁都能够体会得出来。由此透露一个信息，对于孔子说的，颜回只会洗耳恭听，点头称是。孔夫子大概也感觉到这未必就是好事，所以曾经偷偷观察，发现他私下与别人讨论时，对孔子的话也很能发挥，于是说”回也不愚“.但也仅此而已，对孔子说的话，颜回绝对不会穷根究底，提出质疑，更不会像子路那样敢于表示不悦，甚至与之辩说，即使孔子说的话自相矛盾，也不会表示疑惑。

综上所述，都是孔夫子喜欢颜回的缘由，有的顺理成章，有的不很健康。《论语·子罕篇第九》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便是不随意猜测；毋必便是不主观武断；毋固便是不拘泥固执；毋我便是不自以为是。这”四绝“是有道理的，颜回也做得不错。()在孔夫子的弟子中，以德行著称的只有三人，颜回则排第一（其余两位是闵子骞和冉伯牛），甚至被称之为”复圣“.在孔夫子的眼中，颜回或许是完美无缺的。但以我之见，颜回最大的缺点，就是孔夫子说的”四绝“（尤其是”毋我“这一条）做得太好，”克己复礼“也”克“得太过，因此失去了自我，只能成为一个复制品。颜回去世时的年龄，有说三十一岁的，也有说四十一岁的，他之所以”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没有留下足以为人称道的业绩，除了英年早逝，这个因素也不可忽略。

根据《孔子世家》记载，老子赠言孔子，其中有两句是”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不知道这一记载是否可靠，也不知道孔子的”四绝“以及孔子喜欢颜回是否与这两句话有关，但我以为，人可以有缺点，却不可以没有自我。这一点，为人之师者尤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