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爱国故事一则（实用20篇）

1、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2、华罗庚毅然回国：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向祖国。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3、郑成功收复台湾：早在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就派兵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英勇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1661年，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多人，包围了台湾，经过9个月的激战，荷兰总督被迫签订投降书，带领残兵败将，灰溜溜地滚出台湾。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4、爱国英雄杨靖宇：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5、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公元前686年的冬天，齐襄公被手下将士杀死，他的弟弟公孙无知被立为齐王。没几个月，公孙无知又被手下大臣给杀掉了。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觉得自己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回国。

管仲是公子纠的军师，他提醒公子纠说：“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很近，如果他抢先一步回到齐国，我们就没戏了。”于是，管仲先带一队快马去拦截公子小白，让鲁国大将曹沫带另一队人马赶往齐国。

管仲带着人马赶到莒国和齐国的交界处，正碰上鲍叔牙从莒国带了一队人马，护送着公子小白而来。

管仲上前拦住去路，问道：“敢问公子要去哪里？”公子小白回答说：“我回国办丧事去啊！”管仲撒谎说：“您的哥哥公子纠已回到齐国操办此事了！”

鲍叔牙喝斥管仲：“如果公子纠真的回到齐国，你干嘛还带人来拦截我的主公呢？”命令部队火速前进。

管仲见状，搭弓取箭，朝公子小白射去。小白大叫一声，栽倒在车上。管仲带着人马飞逃而去。

没想到，管仲这一箭恰好射在公子小白的带钩上，没伤到人，公子小白是装死。这个公子小白，史称齐桓公，春秋时期五位霸主之首。

管仲自以为射死了公子小白，回到公子纠身边，与曹沫一起护送公子纠继续向齐国进发。到齐鲁边界时，齐国使者拦住了他们的车马，说：“齐国新君公子小白已登基，请你们离开齐国。”

管仲一听，才知自己没把事情办好。他杀了齐国使者，公子纠命令大将曹沫攻打齐国，结果大败，公子纠和管仲又逃回了鲁国。

公子小白命鲍叔牙领兵30万攻打鲁国，鲁国连连败北，鲁庄公派人与齐国讲和。公子纠与齐桓公本是一母同胞，齐桓公不便亲自杀掉公子纠，就请鲁国代为执行。公子纠的辅臣管仲和召忽是齐桓公的仇人，要带回齐国处置。鲁国于是杀掉了公子纠，将管仲、召忽二人交给鲍叔牙。召忽不愿返齐受罪，自杀身亡。管仲作为囚犯随鲍叔牙返齐。

到达齐鲁边境时，鲍叔牙放了管仲。回国后，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乃天下奇才，您不可不得，我可以助您治理齐国，然而管仲可助您称霸天下。”齐桓公不计前仇，亲自出城迎接管仲，任命他为相国，从此齐国走上了称霸之路。

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二人的友情，为千古称颂，而这其中又与鲍叔牙知人善谏、齐桓公胸怀大度是分不开的。

东晋时，祖狄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青年时代就胸怀为国立功的大志。

他有个好朋友刘琨，也是一位抱负不凡的人。他们两个同做"司州主簿" （司州，今河南洛阳一带，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的官吏）时，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局看法相同，共同怀着光复河山的报国之志，两个人夜间同睡一床，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到深夜。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得鸡啼。祖狄使用脚踢刘琨说： "你听听，这鸡啼的声音是多么激越昂扬，它是在叫人奋发图强啊！"于是，俩人便披衣起床抽出宝剑，在鸡啼声中舞起剑来。 "闻鸡起舞"的成语，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的。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陈寿，字承祚，出生于公元233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北）人。他就是我国史学宝库“二十四史”中《三国志》的作者。

晋书说陈寿：“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意思是说，陈寿小的时候很爱学习，老师就是他的同乡谯周。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他拜谯周为师过程中的一个故事。

陈寿小时候很聪明，对学习也勤奋刻苦。父亲见他幼而好学，学有成效，还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他在年仅十岁的时候，就能写出词句优美而又十分得体的文章来了。到十多岁的时候，便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连父亲为他请来的老师，也因无法教他，而主动辞职回家了。

不久，父亲又要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听说县城西有一位叫谯周的学者，很有学问，便想去拜他为师。父亲说：“听说谯周收弟子条件苛刻，未必肯收你为弟子。”

陈寿道：“我会有办法的。”

于是，陈寿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步行三十余里，来到了谯周家。

谯周见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问道：“你今年几岁了？”陈寿言：“十二岁了。”谯周摇了摇头说：“年龄太小，有什么文化基础？先回去读书，过几年再说吧！”

陈寿一听让他回去，忙说：“先生，我年龄虽小，却早已读完了《诗》、《书》、《礼》和《左氏春秋》，您若不信，可当面测试！”

谯周见陈寿口气虽大，但气色坦然，不像有假，便半信半疑。于是，他从陈寿点名的几种经书中找出了几个比较难的问题，让他回答。没想到陈寿不仅对答如流，且延伸释义，显得知识非常广博。谯周便高兴地收留了他。

谯周精研六经，尤通书礼，还通天文，善辩才，是三国时蜀汉国内的著名学者。陈寿在他手下学习，深感其所授与众不同。自己过去学习中所遇到的困惑，顿时迎刃而解。对于新学的知识，更觉讲授得体，分析精辟，使他觉得十分解渴，越发激起了他刻苦学习的自觉性。谯周见陈寿对于自己所授的知识理解深透，掌握牢固，每次考试，年龄虽最小，成绩却名列榜首，因此，对他特别喜爱。

一晃几年过去，陈寿在学业上把谯周的上百个弟子，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后来，当陈寿学习毕业时，谯周曾十分激动地对友人说：“昔仲尼弟子三千人，贤者七十二人，而我今日弟子众多，虽然只出了一个陈寿，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就他的才学而言，天下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陈寿毕业后，初事蜀汉，封观阁令史。入晋后，被司空张华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后任御史治书。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广受时人称赞。又有著作《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蜀相诸葛亮集》等。

他已经是个当红主持人，但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在某档栏目里出任串场主持人，而且留给他的位置非常尴尬。由于节目结构的限制，主持人可以发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极其有限，不客气地说，他的作用约等于一个报幕员，或者戏言一句，这纯属“打酱油”的差事。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随着这档栏目收视率越来越高，广告商越来越多，他被逼加快语速念台词——1分钟内，要念完几页的赞助商名单。

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却接下了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要知道，普通人说话，语速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40字;按照播音员的专业考核标准，也不过是一分钟200字;就算是比较著名的快嘴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语速达每分钟350字，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他，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只能超越极限。

没有人知道他在后台经过了多少苦练，人们只是在节目里看到他的惊艳亮相——以每分钟400多字的语速，在40秒内，播完了长达几页的广告台词，而且毫不卡壳!于是，有人惊呼他“逆天”了，随着这档名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热播，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尊为“中国好舌头”，由于这40秒太过经典，竟招来众多网友的模仿，他进一步在网络里爆红。

40秒，他竟然把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演绎成了“酱油帝”!而且，是在刘欢、庾澄庆、那英、杨坤等星光四射的大腕做主角，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奋斗史，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勤奋和认真的人。

那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在所参加的一场主持人选拔大赛中进入前十，获得了到电视台做嘉宾主持的机会。学校在郊区，而主持节目的地点在市中心，每天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连续两年的晚饭都是三块钱的蛋炒饭。

然后，他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但给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主持人的本职，要策划，要组织，要拉赞助，要推广。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换做别人，或者拒绝，或者虽然接受，但只能说是勉为其难地接受。而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勉为其难，甚至是欣欣然地接受了。后来，他说自己是幸运的，电台需要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也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从而给他的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幸运，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和认真换来的吗?

后来，他转行去了电视台。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面部表情僵硬，没有镜头感。为了改变自己，他多看、多练、多揣摩。自己的节目每期都会重看，只要有时间，一天至少要看4档综艺节目。在录节目时，他可以从下午一直到凌晨，足足7个小时不休息，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靠着自己搏命一般的努力，他终于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在博客中曾写过一句话：“上天眷顾勤奋和认真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叫胡乔华，别名华少。现在他有多火，甚至已无需赘述。他只是用他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足够努力，40秒也可以如烟花一般绚烂!

伏尔泰说得好：“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到底——剑至死都不能离手。”下面这个美国人的故事，正是成功从“必要性”走向“必然性”的真实写照——

他的父亲是一个赌徒，母亲是一个酒鬼。父亲赌输了，又打老婆又打他;母亲喝醉了也拿他出气发泄。他在拳脚交加的家庭暴力中长大，常常是鼻青脸肿，皮开肉绽。

因此，他面相很不美，学习也不好。高中辍学，便在街头当阿混。

直到他20岁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刺激了他，使他醒悟反思：“不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下去，和自己的父母岂不是一样吗?成为社会垃圾，人类的渣滓，带给别人、留给自己的都是痛苦——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下定决心，要走一条与父母迥然不同的路，活出个人样来。

但是做什么呢?他长时间思索着。从政，可能性几乎为零;进大企业去发展，学历和文凭是目前不可逾越的高山;经商，又没有本钱……他想到了当演员——当演员不需要过去的清名，不需要文凭，更不需要本钱，而一但成功，却可以名利双收。但是他显然不具备做演员的条件，长相就很难使人有信心，又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经验，也无“天赋”的迹象。

然而，“一定要成功”的驱动力，促使他认为，这是他今生今世唯一出头的机会，最后的成功可能。决不放弃，一定要成功!

于是，他来到好莱坞，找明星、找导演、找制片人……找一切可能使他成为演员的人，四处哀求：“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要当演员，我一定能成功!”

很显然，他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了。

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失败定有原因。

每被拒绝一次，就认真反省、检讨、学习一次。

一定要成功，痴心不改，又去找人……

不幸得很，两年一晃过去了，钱花光了，便在好莱坞打工，做些粗重的零活;

两年来他遭受到1000多次拒绝。

他暗自垂泪，痛哭失声。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难道赌徒、酒鬼的儿子就只能做赌徒、酒鬼吗?

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想，既然不能直接成功，能否换一个方法。

他想出了一个“迂回前进”的思路：先写剧本，待剧本被导演看中后，再要求当演员。幸好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刚来时的门外汉了。

两年多耳濡目染，每一次拒绝都是一次口传心授，一次学习，一次进步。

因此，他已经具备了写电影剧本的基础知识。

一年后，剧本写出来了，他又拿去遍访各位导演，“这个剧本怎么样，让我当男主角吧!”

普遍的反映都是，剧本还可以，但让他当男主角，简直是天大的玩笑。

他再一次被拒绝了。他不断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成功，也许下一次就行，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在他一共遭到1300多次拒绝后的一天，一个曾拒绝过他20多次的导演对他说：“我不知道你能否演好，但我被你的精神所感动。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我要把你的剧本改成电视连续剧，同时，先只拍一集，就让你当男主角，看看效果再说。如果效果不好，你便从此断绝这个念头吧!”

为了这一刻，他已经作了三年多的准备，终于可以一试身手。

机会来之不易，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投入。

第一集电视剧创下当时全美最高收视纪录——他成功了!

现在，这个人是世界顶尖的电影巨星。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史泰龙。

史泰龙的健身教练哥伦布医生这样评价他：“史泰龙每做一件事都百分之百投入。他的意志、恒心与持久力都是令人惊叹的。他是一个行动家。他从来不呆坐着让事情发生——他主动地令事情发生。”

如果史泰龙当初只是“想”成功，在茶余饭后做做明星梦，消遣一下，他就绝不会有今天。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付出，不会拼命。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

[名人励志故事史泰龙不惧失败的励志故事

牛顿，是一位闻名中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提出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取得了划世纪的成就，突破了平凡的17世纪。把手表当鸡蛋烧、忘了客人的存在。这些牛顿的事例无人不知，自从读了《牛顿的故事》后，我收益非浅。 牛顿在一身中，把全身都投入到了科学研究当中去，从来不分心，和罗丹。这样的人一样，具有着全神贯注的精神，这种精神才会使牛顿成为17世纪的顶峰人物。 有人问牛顿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牛顿说：“如果我看得比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一开始，我以为，巨人就是那魁梧高大的身材，使你两眼忘不到头的人，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牛顿所指的巨人指的是胡克、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这些在科学上有着突破性的人物，他们的科学知识，给牛顿的研究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学知识就是因为有了书本，有了身边朋友与亲人的劝告、教诲，才使我们拥有了巨大的智慧，我们就站在了教诲、劝告。的肩膀上，它们使我们更加出色。 牛顿还说过：“其实，我不过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几颗光滑美丽的贝壳。但那浩瀚的大海，却还在我的前面未曾被我发现。”从牛顿的这句话中，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不要仅仅有了一点知识和智慧，就炫耀，真正的知识是没有边境的，有个成语不是这样说吗：学海无涯。知识是没有边境的，它大得无法琢磨，千万不能有了半肚子墨水就晃啊晃，其实根本没有分量啊！ 看到牛顿有如此大得成就，是否忽略了他的童年？牛顿的童年，让你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牛顿出生是一个戏剧性的事情，伽俐略死于1642年，而牛顿出生也恰恰是这一年的万圣节，难道这就意味着牛顿有着伽俐略的才智？不是，小时侯，牛顿十分内向、老实，常常被人欺负。一个叫汤姆的孩子总爱欺负牛顿，牛顿因为愤愤不平，所以和他打了一架，这一架，是牛顿不甘屈辱的一架，他立下决心要让同学看看，他并不柔弱。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才会让自己更加前进，不服输，才会进取，会觉得要超过别人，不能柔柔弱弱，被别人比上了，也若无其事 。 牛顿这位17世纪的伟大人物，将永远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其实和你一样——他出身卑微，却身怀远大理想。多年前，他在xxxx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那个宋兵乙，为增添一点点戏份，他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之“只能被一掌打死”。这个年轻时被称作“死跑龙套的”卑微小人物，第一次当着导演的面谈到演技时，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哄堂大笑。但他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向导演“进谏”，直至20xx年自己当上导演。那年，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其实和你一样——上世纪90年代，在一趟开往西部的火车上，梳着分头、戴着近视眼镜的他看上去朝气蓬勃，内心却带有微微的彷徨。那时的他严肃乏味，常常独坐好几个小时不说话。后来转行做主持人，xxxx年他第一次主持的电视节目播出时，他发现自己说的话几乎全被导演剪掉了。他让身为制片人的妻子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在主持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哪怕是最细微的毛病都不肯放过，然后逐条探讨、改正。即使今天其身价已过4亿，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持人，他仍未放弃面“本”思过。

其实和你一样——10年前，他是大学里的“小混混”，由于经常逃课而被老师责备。毕业后被分到当地的电信局当小职员，面对冗杂的机关工作，他感到既劳累又苦恼，后来他勇敢而果断地辞了职，然后自创网站，从而走向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浪尖，他在20xx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居第一位。

其实和你一样——5年前的他是一个防盗系统安装工程师，依他的说法，“就是跟水电工差不多的工作”，“有时候装监视系统要先挖洞，一旦想到歌词就赶快写一下！”当年的他就是这么边干活边写词，半年积累了两百多首歌词，他选出一百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到各大唱片公司。“我当时估计，除掉柜台小妹、制作助理、宣传人员的莫名其妙、减半再减半地选择性传递，只有12.5份会被制作人看到吧，结果被联络的几率只有1％。”其实那1％就是100％！xxxx年7月7日凌晨，他正准备去做安装防盗工作，有人打电话给他，那个人叫吴宗宪，同时走运的还有另一个无名小卒——周杰伦。从他和周杰伦合作的歌从没人要，到要曲不要词，慢慢地曲词都要，之后单独邀词，但还会有三四个作者一起写，直到最后指定要他的词。

可能你已经猜到他们是谁了，一个是周星驰，一个是李咏，一个是丁磊，一个是方文山。他们是目前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人中的一部分。

他们在成名前和你并无多大不同。不要抱怨贫富不均，生不逢时，社会不公，机会不等，制度僵化，条理繁复，伯乐难求。要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明天，或者明年，同样会诞生像他们一样成功的人，就看是不是今天的你。

明代大学士徐溥自幼天资聪明，读书刻苦。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一次塾师发现他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看，以为是小孩子的玩物，等走近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手抄的一本儒家经典语录，由此对他十分赞赏。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他不断地修炼自我，完善自己的品德，后来终于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徐溥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意识，即使是在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境界，它能让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的时候仍然能够不被外物所左右，而是丝毫不放松自我监督的力度，谨慎自觉地按照一贯的道德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一如既往地保持道德自觉。

在印尼居住时，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20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母亲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

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1887年春的一天，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走到伏尔加河边。他一语不发，凝视着湍急的河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猛然举起拳头，重重地击在旁边的小树上，缓慢而又坚定地说道：

不，我们不走这样的路，应当走的不是这种道路！说完，年轻人庄严地向哺育他的伏尔加河深深地鞠了一躬，抬头向远方眺望，两眼露出炙热而又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17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刚刚接到亲爱的哥哥萨沙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绞死的消息，心中异常的悲痛，才走出住在辛比尔斯克的家中，来到宽阔的伏尔加河畔。

萨沙是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死的。在当时，俄国人民不堪专制、腐朽的沙皇统治，纷纷起来斗争。而萨沙同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民意党。他们斗争热情很高，但始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因而就把国家落后、人民痛苦，归结到沙皇个人头上。1881年3月，民意党组成了一个刺杀小组，在街上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但没有过多久，亚历山大三世又上台了，仍然沿袭老沙皇政治制度，人民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单纯的知识青年，又一次组织一些骨干分子，其中就有萨沙。他们同仇敌忾，又一次行刺沙皇，可这一次沙皇早有准备，刺杀未成反被敌人抓住，萨沙表现得非常英勇，最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自己一人承担下来，结果，对他们恨之入骨的沙皇。便下令绞死萨沙。

消息传来之后，乌里扬诺夫全家非常悲痛，尤其是这位年轻的弟弟，听到自己尊敬的哥哥被沙皇杀害了，心中充满复仇的火焰，但他是一个稳重而又勤于思考的青年，几天来，他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难，改变祖国现状？

弗拉基米尔来到伏尔加河旁边，面对流淌河水，最后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要想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只有去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用暴力去推翻腐朽的沙皇统治。让劳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他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哥哥被害的悲伤心情也好了许多。他暗暗在心中念道：亲爱的哥哥，你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使我擦亮了眼睛，更是懂得了做人的神圣使命。

想到这，弗拉基米尔转身离开了伏尔加，迈着矫健的步伐，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就在这一年秋天，弗拉基米尔全家迁往喀山，他随即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他发奋研究各种社会学说，并参加了青年学生小组和学生的反抗斗争。他斗争坚决，且对当前的政治问题非常了解，也经常向同学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鼓动大家向沙皇政府作坚决的斗争，因此在同学中威望很高，大家亲切地称他列宁（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

这年冬天，列宁因组织同学参加一个集会，被反对政府逮捕。在解往监狱的途中，一个警官看着走在最前面的列宁说道：

年轻的小伙子，你为什么要造反呢？警察似乎难以理解，接着便以教训的口吻说：要知道，在你的面前是一堵墙！那只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掉。年轻的列宁毫不犹豫，勇敢而坚定的答道。

这位警官一听，心中吓了一跳，但马上对这个年轻人由衷的产生敬佩之情。

在监狱中，列宁与他的战友们不屈不挠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有一次，一位同学与列宁相互交谈时问道：你出狱后想作些什么？列宁回答：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进行革命斗争！

1887年12月19日，列宁被当局放逐到离喀山40多公里的柯库什基诸村。在村中，他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利用这段时间，他博览群书。潜心自修。一年后，列宁又回到喀山，秘密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认真研读马克思的着作，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889年，列宁迁到萨马拉来住。他刻苦学习，用两年的时间，自学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1891年，他以校外生的资格，参加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最优等的毕业文凭，并成为注册的助理律师。

然而，列宁对律师职业并无兴趣，他关注的是推翻沙皇政府，使人民获得解放。因而，他刻苦学习德文、法文和英文，认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与此同时，在萨马拉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但萨马拉远离无产阶级运动中心，他渴望到无产阶级聚集的地区去。终于1893年8月底，23岁的列宁来到了俄国的政治中心彼得堡。

一到这里，列宁便秘密地同马克思主义小组取得联系。他多次发表演讲，经常到工人居住区去，给工人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彼得堡很多独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织织，表现出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他成为公认的领导者。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成，使俄国第一次完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组织越大，目标就越明显，不久，列宁便因密探盯梢而被捕。

在监狱中，列宁一面进行斗争，一面又勤奋学习，写作，就在一间２米宽、３米长的单人牢房里，他写出了着名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的大部分书稿。

除此之外，列宁还在狱中写了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以指导外面的工人运动。为了把这些文字顺利地传出去，他想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把字用牛奶写在要归还的书的空白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然后乘家人来探望时把书带出去，用火一烘，字迹就出来啦！

为了不让看守发现，他便用面包做成墨水瓶，里面灌上牛奶，偷偷地用它来写东西。有一次，列宁正沉浸在写作之中，不小心看守已开门走了进来，他急中生智，一口把小墨水瓶吃了下去。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天吃了六个墨水瓶，就这样，列宁在狱中机智勇敢地坚持同敌人斗争。

列宁在监狱中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后，于1897年5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的舒申斯克村。这是一个荒僻的村庄，距离铁路有600多公里，全村连一份报纸也没有。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列宁依然充满着乐观精神，忘我地进行工作。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活中，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着作。此外，列宁还写了30多篇文章，翻译了２本书。期间，列宁还一直考虑着党的建设问题。这首先要办份报纸，才能把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此，他勾勒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计划。

流放期满后，列宁到了国外，1900年12月，这份名叫《火星报》的报纸，终于在法国莱比锡出版了。列宁写了大量文章，来论述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这些报纸通过各渠道运回俄国，在工人手中秘密流传。列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到整个俄国。

经过长期的筹备工作，俄国社会民工党代表大会，终于在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经投票选举出党中央机关，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多数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诞生了。从此，他开始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明天！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他33岁那年赚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到了43岁，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垄断企业———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那么，53岁时他又成就了什么呢？

不幸的是，53岁时，他却成了忧虑的俘虏。充满忧虑及压力的生活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传记作者温格勒(Winkler)说，他在53岁时，看起来就像个僵硬的木乃伊。

洛克菲勒53岁时因为莫名的消化系统疾病，头发不断脱落，甚至连睫毛也无法幸免，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温格勒说：“他的情况极为恶劣，有一阵子他只得依赖酸奶为生。”医生们诊断他患了一种神经性脱毛症，后来，他不得不戴一顶扁帽。不久以后，他订做了一个500美金的假发，从此，一生都没有脱下来过。

洛克菲勒原本体魄强健，他是在农庄长大的，有宽阔的肩膀，迈着有力的步伐。可是，在多数人的巅峰岁月———53岁时，他却肩膀下垂、步履蹒跚。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只能靠简单饮食为生。他每周收入高达几万美金———可是他一个星期能吃得下的食物却要不了两块钱。医生只允许他喝酸奶，吃几片苏打饼干。他的皮肤毫无血色，那只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他只能用钱买最好的医疗，使他不至于53岁就去世。

为什么？完全是因为忧虑、惊恐、压力及紧张。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逼近坟墓的边缘。他永远无休止地、全身心地追求目标，据亲近他的人说，每次赚了大钱，他的庆祝方式也不过是把帽子丢到地板上，然后跳一阵土风舞。可是如果赔了钱，他会大病一场。一次，他运送一批价值4万美金的粮食取道太湖区水路，保险费需要150美元。他觉得太贵了！因此没有购买保险。可是，当晚伊利湖有飓风，洛克菲勒整夜担心货物受损，第二天一早，当他的合伙人跨进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正来回踱步。

他叫道：“快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投保。”合伙人奔到城里找保险公司。可等他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的心情更糟。因为他刚刚收到电报，货物已安全抵达，并未受损！于是，洛克菲勒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刚刚花了150美元投保。

事实上，是他自己把自己搞病了，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想想看，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50万美元，他却为区区150美元把自己折腾得病倒在床上。他无暇游乐、休息，除了赚钱及教主日祈祷，他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他的合伙人贾德纳(GeorgeGardner)与其他人以2000美元合伙买了一艘游艇，洛克菲勒不但反对，而且拒绝坐游艇出游。

贾德纳发现洛克菲勒周末下午还在公司工作，就央求他说：“来嘛！约翰，我们一起出海，航行对你有益，忘掉你的生意吧！来点乐趣嘛！”

洛克菲勒警告说：“乔治·贾德纳，你是我所见过最奢侈的人，你损害了你在银行的信用，连我的信用也受到牵连，你这样做，会拖垮我的生意。我绝不会坐你的游艇，我甚至连看都不想看。”结果他在办公室里待了整个下午。

后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或者选择财富与忧虑，或者他的生命。他们警告他：再不退休，“就死路一条”。他终于退休了，可惜退休前，忧虑、贪婪与恐惧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

医生竭尽全力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要他遵守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终其一生，他都牢牢记住。这三项原则是：

(1)避免忧虑，绝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事烦恼。

(2)放轻松，多在户外从事温和的运动。

（3)注意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

洛克菲勒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他捡回一条命。

他退休了，他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从事园艺，与邻居聊天、玩牌，甚至唱歌。他开始想到别人。

这一生他终于不再只想着如何赚钱，而开始思考如何用钱去为人类造福。总而言之，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亿万财富散播出去。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你我都应该为盘尼西林和其他数十种使用他捐赠经费完成的发明，而真诚地感谢洛克菲勒。以前儿童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曾高达五分之四，现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不再受脑膜炎的威胁，这也是洛克菲勒的功劳。

洛克菲勒开心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使自己成为毫无忧虑的人。事实上，后来当他遭受事业重创时，他也不肯因此而牺牲一晚睡眠。

这个重创是他一手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罚款，这是美国当时最大的一笔罚款。美国政府裁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直接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诉讼持续了五年，全美最杰出的法律精英都加入了这场历史最冗长的法庭战争，但最后，标准石油公司败诉了。

当法官宣判时，辩方律师都担心洛克菲勒无法承受———他们显然并不了解他的改变。

当天晚上，一位律师打电话通知洛克菲勒，他尽可能平静地叙述这个判决，接着他说出了心中的顾虑：“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判决而难过，洛克菲勒先生，希望你今晚能安心睡觉。”

洛克菲勒立即回答：“约翰森先生，不要担心，我决心好好睡一觉。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晚安！”

这几句话居然出自一位曾为150美元而失眠的人口中———洛克菲勒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克服忧虑。

53岁时，他差点丧命，最后却能活到98岁。

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今年寒假里，我阅读到了一本好书——《居里夫人》，使人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奋斗，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

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她曾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得到很多国家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章。她刻苦钻研，永不满足，经过无数次试验，发现了放射元素镭。镭，是她一生中轰动世界的发现。

虽然我不懂元素是什么，什么叫放射性，但通过阅读这本书，却使我感到了它的份量。为了从9000千克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镭，居里夫人要将矿渣一锅一锅地煮沸、一刻不停地搅拌;一瓶瓶地倒进倒出、一丁点一丁点地结晶。她每天穿着沾满灰尘和酸液染渍的工作服，站在大锅旁，烟熏火燎，眼睛流泪，喉咙刺痒……就这样，她整整奋斗了45个月，1300多天，这是多么繁重的劳动，需要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她既是世界闻名的学者，又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还是家庭主妇、孩子的母亲！

居里夫人辛勤地开垦了一片未曾开发的园地，最后终于取得了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成就之一——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是多么渴望像居城夫人那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到科学的世界里去探索，去揭开自然界中一个又一个秘密。而今，同居里夫人对照，我真感到惭愧，平时我做事没有恒心，每当做数学题时，一旦碰到难一些的题目，就不愿多动脑筋，一次做不出来，就渴望家长帮助，希望他们能帮我完成……

读了《居里夫人》这本书，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古语说的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因此，从平时开始，就要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独立思考，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居里夫人的顽强进取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希望自己长大了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院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故事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

“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经将你永久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很多的出路吗？”在一次学术报告后，一名记者对数学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师的脸上充满微笑，用他还能活动的3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上面四段文字。

3根手指和一个能思维的大脑是霍金身上惟一能动的部件。这个人生的斗士，这个智慧的英雄，除了他超人的意志之外还靠什么？靠的是爱，还靠的是高科技。没有爱他的人的照顾，卢伽雷病是不会让他活到今天的，也许他在生病之初就与世长辞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不能动弹，但可以说话，才得以口述完成他的巨著。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都是著者在双目失明或双目视物不清的情况下全凭口述而“写”出来的。

可霍金只有仅仅3根能微弱活动的手指和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没有计算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思想；还能将他的智慧发挥出来吗？没有发达的医学，他仅仅能活动的3根手指如何总能动弹？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微弱的3根手指又如何能产生伟大的学问？成功的喜悦，胜利的光环，常常会令人忘乎所以，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

所以，这个如今完全可以骄傲地面对人生的人，他在回答完那位记者的提问后，又艰难地打出了第五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