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观后感【推荐20篇】

在我们国家法律不断健全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犯罪案件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发生，作为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学会保护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你一个人在在外面行走时，要时刻提高警惕，当有陌生人主动上来搭话，提出给你好吃的或好玩的东西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以免被拐卖和受骗。因为天下不会有白吃的午餐。有的犯罪人员以叫你带路为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你抓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家长，进行敲诈勒索，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也加速了我们对社会上形形色色案件地了解，近段时间在多所学校发生的惨案也给我们每个人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当在外面遇到可疑人物时，一定要绕道而行，如果犯罪人员正在对别人实施犯罪时，首先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千万不要慌张，要立即找最近的电话拔打报警电话110，这样警察叔叔就会很快的来帮助我们。

每天上学，老师和家长都不停地在我们耳边重复着那几句相同的话：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发现可疑人物一定要绕道而行、放学一定要马上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以免发生危险事件，这些看似简简单单的话语，每时每刻都是在对我们进行着法制教育，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首要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寻求法律的帮助，同学们，你记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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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其威力堪比北朝鲜当局刚刚施行的那枚核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是永远的痛。一贯擅长煽情的央视就不能厚道点呀，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一边观看一边猜想，我自己梳理了一下，2016年我又被那些人和事所感动过呢?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村主任助理兼团支部书记秦玥飞在以“新生代海归如何进行实践创新”为主题的论坛上呼吁，多关注农村创业者，特别是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他说，“农村是一个蓝海市场，但是并不好做，是因为没法跟农民打交道。”

秦玥飞是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归后到农村做村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给国家最基层的、最普通的中国人做一些事情。谈到大学生村官，他说：“中国一共有60万行政村，有22万大学生村官覆盖中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国家最希望大学生村官创业，可以让一群人入社，成为股东，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发现农村的资源，把农村的资源好好利用起来，做一些产业帮助农民致富。”

大学生村官创业在融资、产品销路、品牌建立上都有很多困难，他表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什么是大众，城市里面只有少数人，中国绝大多数的创业者还是在农村。

有一种温暖，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叫感动；有一种力量，不求惊天动地，却足以令人震撼，叫感动。——题记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孙家栋、王锋、支月英、秦玥飞、张超、李万君、梁益建、郭小平、阿布列林、潘建伟等，并特别致敬中国女排。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都是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

中国女排很让我感动，2016里约奥运赛场上，中国女排姑娘们团结一致，一路力克强敌，时隔12年重夺奥运冠军！女排精神，再次激励了亿万中国人！

他们的颁奖词是虽然它不是颁给个人，但是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团队。绝地反击，上演惊天逆转。比的是实力，拼的是意志，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

他们衬托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放飞追逐着我们的中国梦。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心灵。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的百年期盼，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烘托我们美好的中国梦，支撑我们美好的中国梦。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收到了神圣的洗礼，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经过一点一滴，也能变得很伟大，在感动于眼泪的背后，我收获的不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语的那份震撼与动容。当他们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时，人们都为之感动，感动的不只是那优秀的品质，还有那无私的爱。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他们身上，国人又一次体会着什么叫精神力量，什么叫理想信念，什么叫道德操守，什么叫不惜牺牲，什么叫无私无畏，什么叫执着追求，什么叫甘为人梯，什么叫大爱无言。

量子之星潘建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

他27岁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31岁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32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1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6岁把世界首颗量子卫星送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的人生履历充满了无数惊叹号。这位超级大牛科学家，如果不是东阳人，如果不是几个月前还站在金华市文化中心报告厅的演讲台上，他的人生一定不会让金华人如此熟知，他的故事也就不会离金华读者这么亲近。其实，从教育思考者的角度来审视“别人家的孩子”潘建伟，满身都是给现今焦虑万分父母的教育启示。

记者从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和采访这位不断刷新自己的前沿科学家，知道他的一些成长故事和经历，这里例举一些，或许对金华家长来说会有一些启发。优秀的人总有一些共性，在平民化的科学家潘建伟身上，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其实，很多人的家里都正有个小小的潘建伟在悄悄地成长。

故事一：从小爱拆玩具

潘建伟生东阳市马宅镇雅坑村，小学读的是马宅镇雅坑小学，地地道道的农村学校。他的爸爸在城里工作，经常给他带回来一些玩具。这些玩具最后的下场总是支离破碎、首尾分家。父母并没有因此多说他，只是让他整理在一个大箩筐里放在床下。他拆烦了也会尝试着把玩具组装，或者重新组合，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启示：拆玩具的熊孩子挺多，就算现在的家长不会太心疼，不过能不因此骂孩子的父母还是非常少，能抽出点时间来一边帮孩子重新组装玩具，一边给孩子讲历史故事的爸爸更是非常罕见!

故事二：漫山遍野地玩

今年4月，潘建伟回母校，有几个东阳的小学生跑去看他，问他怎么走上科学之路的。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小时候住在山区，经常爬山，漫山遍野地玩，看到新奇的东西就捡回来当宝贝，尝过山里各种各样叶子和果子的味道。有一次看到一只冬眠的青蛙，感到奇怪的同时更为它担心，因为那时候并不是冬天，小男孩很怕青蛙在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就被经过的蛇啊猫头鹰啊之类动物的吃掉!直到他成年后，每当陷入思考的困境，也会去林间散步，喜欢捡掉在地上的树枝来闻一闻。留学的时候，他还喜欢在田野里挖野菜，回家做成菜给家人吃。

启示：从这个故事里你看到了那种在平凡的中国人身上缺少的好奇心了吗?都说玩耍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专家说了无数遍，可就是没几个家长真的相信，或是真的敢去执行。难道只有坐在教室里才算学习吗?孩子和大自然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但多数家长常常忘记，这也难怪，其实多数正在当父母的成年人小的时候也没怎么真正痛快地玩耍过，难解玩中滋味是自然的。

故事三：补课可以有

潘建伟读初中时进了东阳城，作文不会写，英语没学过，初中第一次写作文只得40分。爸爸妈妈心里有点着急，一边安慰儿子一边给儿子找老师补习。找的老师合适，只补了几次，小建伟就进步了。他在班里是班长，很想学好，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为了学好英语，就把同学约到家里来学，向老师请教，进步非常快。后来英语成绩一直在学校里领先。

启示：补课是可以有的，不过一定要对自己的症，不能跟风，不能简单地和人家的孩子比。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知道，不过做得好的没几个。如何补课，真是一门大学问。

故事四：把自己的棉衣送同学

潘建伟爸爸和不少媒体记者讲过儿子有一次回家太晚，为了不打扰父母休息就在门外坐到天亮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好多年前潘爸爸只讲给金华日报记者的：高中的时候，潘建伟是个热心肠，有一次，他把自己穿的棉衣脱下来送给了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发动大家一起凑粮票接济那个孩子。他家还有一张高中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做好事的合影呢。

启示：父母善良，孩子才会善良，这种品质虽说并非遗传，但完全可以传递。少年潘建伟情商挺高，不但赢得了高中女同学的爱情，还在后来的事业中凝聚起一支非凡的科研队伍——“梦之队”，在自己做好科研的同时，带领团队共同进步。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逆商。他的科研事业做得如此辉煌，队伍越来越大，连卫星都放了，真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能做到的。这里包含的学问，是不是藏着一点西方名校要求的那种神秘的“领导力”影子?

故事五：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1987年，潘建伟考入中科大，学的当然是物理。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对量子叠加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想的时间太多，太投入，都没好好听别的课，期中考试差点没考及格。从那时开始，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他开始自学量子物理，一学就是30年。他曾经对中科大的老校长朱清时说：“只要什么时候能把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搞明白，我马上就可以死，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可能还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想活得长一点，我想把它搞明白。”

潘建伟大学时代的宿舍墙上贴着爱因斯坦的照片，人家问他最崇拜谁，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爱因斯坦。1996年，26岁的潘建伟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初选的导师是一位诺奖得主，但最终改选了这位诺奖得主的弟子塞林格教授。塞林格教授当时只是一位普通教授，潘建伟认为他学识渊博，在新兴学科量子力学方面潜力更大。他对爸爸说，自己是要选准方向，选对导师，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而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他知道导师正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

前段时间，有年轻人问他如何选专业，他的回答是“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

启示：很多时候，孩子的任性中有着一股执著和自信，有的家长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好心给以纠偏，结果好心办了坏事，让孩子离自己的喜好越来越远。如果父母的家长意识在这时候弱化一些，或许反而能培养出更为优秀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共性，不少出身农家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等成功人士都有体现，可以对号入座。所以，孩子的强与弱，父母的弱与强，挺辨证，挺艺术，个中滋味，当家长的需要调动一点悟性方有体会。

另一点启示是：偶像和榜样，绝对可以有、应该有，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追星就要追对星。潘建伟追了爱因斯坦几十年，把偶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自己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科技明星。

故事六：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今年4月，潘建伟给金华老乡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记者当时问潘院士：作为成功的科学家，如何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当时，他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需要好好想一想，你给我发邮件，我空的时候回答。”后来他就一直没有空，量子卫星的事情过不了多少日子就有新进展，忙到家人都不敢给他打电话，邮件之约也就没了下文。但就在前些天，记者看到他在央视访谈中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感触良多：“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到阿尔卑斯山大峡谷去游历。一个大概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量子物理的。老太太问，你做量子物理的哪一方面?我说是量子信息、量子态隐形传输，就像时空穿越里面的东西。万万没想到，老太太说：我读过你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仍然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竟然自己跑去读艰涩难懂的科学期刊，这是一种天生的好奇!”这是不是个例呢?几年之后，潘建伟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一个手术，醒过来时护士站在床前。护士说：潘教授，你是不是研究跟时空穿越类似的东西?他说：是。护士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因为他当时鼻子里插着两跟管子，非常痛苦，只好说现在我讲不了，将来送给你点资料吧。这就是普普通通的欧洲人对物理学的好奇。”

在国内，潘建伟也做科普演讲，尝试用最生动的方法讲量子叠加态、量子纠缠，许多学生会说：老师，我很认真听了，但是听不懂。然后，他们就去自拍、刷朋友圈、玩游戏。到这里，这个学生和物理学的故事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因也许也在其中，对科学没有真正的好奇。

启示：好奇心!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潘建伟用自己的故事和遇到的故事很好地做了回答。

不过，也不要太灰心，尽管很多大人已经不太会提问了，但孩子们还没丧失这种能力。4月7日，“潘老师”讲完《神话、哲学、互联网与人类未来》之后，立即就有一群身穿院士服的少科院“小院士”把他团团围住争相提问，“小院士”朱学谦问的问题颇有深度，得到潘院士的表扬：既然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都在讲空间上的纠缠而很少有时间上的纠缠呢?潘院士回答：“也是有的。”接着耐心地讲解了10多分钟，最后还问“小院士”们是否听懂了，并给每一个“小院士”写了一句鼓励的话，签了名。如此看来，潘建伟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遇到了很多贵人，也成了很多人的贵人。我们做父母和老师的，甚至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年人，都应该努力去当孩子的贵人。

时光后退到1980年，19岁的支月英梳着两条大辫子从车站下车后，步行20多里山路来到了这里，当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36年，在这期间，她数次婉拒了上级领导要将其调离的好意，一直坚守。

看到这里，让我感触良多，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名大山深处老师的窘迫与困顿。记得1995年，师范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了一所非常偏远的小学。还记得当时的中心校书记对我和另外一个本地的男老师说：“你们就去这个学校吧，条件艰苦了点，但谁让你们是本地人呢!只能先安排你们去了。”“只能”这个词体现了校领导的无奈，也间接表达了学校的艰苦，不过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些。当我骑着自行车，顺着坑洼不平的土路，拐过一道又一道山梁后，大约骑了50多里山路，才到达目的地，看到了眼前的学校时，才算傻了眼。

到了冬季，炉子肯定是要自己生的，不管是宿舍的还是班上的，周日晚上的饭也只能自己做。(那个时候车很少，为了不影响工作，老师们都是周日就返校了)其实生活的艰苦根本不算什么，最让人觉得折磨的是心灵的疏远与隔离。由于学校离中心校太远，交通不便，所以很多时候中心校组织的教研活动根本无法参加，和外校教师的交流也极少。当集体阅卷时，看到别的老师熟络的互相打着招呼，而我两眼茫然，一片陌生，那种心灵的孤寂难以言表。结果我坚持了3年，和上级领导申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学校，继续工作。那个时候真的很高兴，觉得自己逃了出来。

所以说，推己及人，支老师能在这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是多么不容易!诚如《榜样》一片中字幕所呈现的那样：奉献。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这里，献给了这里的孩子们。她要用自己的坚守带给孩子们希望。

2012年2月，澡下镇最偏远的白洋村群众联名请支月英到该村教学点任教。家人考虑到她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都不赞同她去。她苦口婆心说服家人：“那么多山里的孩子等着我，那是他们对我信任!”由于村里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老人们很早就起来劳作了，孩子们还没起床，支月英老师还负责叫学生起床，接送孩子。她这么多年来，教完父母，再教孩子，足足教育了两代人。尽管她扎根大山，但她最希望的却是孩子们都接受教育，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在她内心深处，是对学生们真诚的祝福。看到母女2代人，穿着整洁的衣服，共同看望这个共同的老师时，她笑了，笑得特别开心。

这里的山风吹黑了她的面庞，吹皱了她的皮肤，但没有吹老她的心灵。今年她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就在《榜样》现场，她宣布：她不退休了，她还要回到大山里，回到学校中，继续工作，只要老百姓有需要，她就会干到教不动为止。

现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支月英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教师扎根山村，默默奉献的人生历程。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支月英，她无愧“榜样”一词。

我每年都会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每当看这一节目的时候，那些人物的事迹总会让我觉得心酸，觉得心痛。相比起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起码我的父母还在，我可以上学、可以读书还可以健康的玩耍。来看看那些人物，他们都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笑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他们是：隐姓埋名的于敏先生、支教十年的外交官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我国高温合金研究奠基人师昌绪、两次背井离乡，为南水北调作出巨大奉献的基层干部赵久富、留名“炎黄”，默默捐款27年的张纪清、与失聪的儿子同桌16年，陪儿子考上大学的陶艳波、破获上百起暴恐案，被誉为大漠“猎鹰”的新疆特警木拉提·西日甫江、对麻风病人不离不弃，守望麻风村近40年的医生肖卿福、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瘫痪父亲的孝女朱晓晖、几代人接力帮助残疾邻居，创建美丽家园的陇海大院。此外，“年度致敬群体”的殊荣被颁给了远赴非洲的中国埃博拉医疗队。这些人物中最让我心酸、也最让我尊敬的要属朱敏才夫妇了。

朱敏才先生曾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2005年与他的妻子孙丽娜双双退休后并没有回到北京舒舒服服的养老，而是来到贵州山区给学校做了一名支教老师，那里生活条件何等艰苦?而朱老师却一待就是十年啊!光这种坚持就是我们常人所不具有的。2005年，63岁的朱敏才和52岁的孙丽娜开始了支教生涯，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这种十年如一日的毅力让我敬佩，他们住的房屋旁边就是厕所，很难想象这十年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在十年后的一天，七十三岁的朱老师病倒在了校园里，经过抢救后朱老师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在抢救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穿的衣服，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因为气管被切开，老师还不能说话，他用左手艰难地在纸上写出了几个字“我想上课”看到这里我的鼻子酸了，在生命垂危之时，他想到的仍是那些山区里的孩子，仍是给那些孩子上课，我为朱老师感到快乐，因为他有一群爱他的学生，也有了十年的快乐时光。

在这里，我祝愿朱老师身体早日康复，也祝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身体健康。

爱和坚持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让我在爱中重生，让我懂得，人生不放弃，处处有希望……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近日，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学术报告厅内，灯光璀璨，座无虚席。讲台中央，一位长相甜美、笑容灿烂的女孩儿正在讲述她的故事：“妈妈常说，这场病是上帝给我的一份化了妆的祝福，如果癌症是绝症，让我提早品尝了人生的苦涩，那么爱和坚持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让我在爱中重生，让我懂得，人生不放弃，处处有希望…… ”

这个女孩名叫王威，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现在是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宣讲员，她曾荣获2013年全国首届“寸草报春晖 共圆中国梦”演讲大赛全国总冠军，北京市“优秀网络宣讲员”称号、“最美护士”称号，被评为2014年“最美北京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候选人，荣获第29届北京五四青年奖章等多项殊荣。

站在演讲台上的王威笑靥如花，谁能想到，年仅29岁的她却已几经生死，从8岁开始与癌症病魔抗争了整整13年?

花季之年身患绝症

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那年王威8岁，却不幸被医院查出患有甲状腺癌。自打患病起，由于身体虚弱，她不能跑、不能跳、只能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台阶上，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奔跑嬉戏。

为了证明自己，她悄悄瞒着父母跑了800米，没想到却迎来母亲愤怒的训斥，“你不能跑，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你的病会扩散得很快!”从那时起，王威感觉到自己的病真的很严重，辗转在医院和家之间，一次次的化疗和大把大把的药片陪着王威度过了漫长的童年时光。

1998年，王威的父母双双下岗，家里一贫如洗，但是，无论生活如何拮据，饭桌上总有她的“小灶”，有时是一个鸡蛋，有时是父亲从河沟里捉来的小鱼，爸妈和姐姐却只吃最便宜的菜。

病魔像笼罩在头顶的阴云，脖子上的肿瘤越来越大，压得王威喘不过气来，她不止一次的自责，不想再拖累父母。

有一次，她听到邻居对她父母说：“她生下来就是来讨债的，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治好，就别治了，别到时候人财两空!”晚上关上门，王威躲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为什么是我?我很听话，我爱我的家人，我也不想生病，可为什么偏偏是我!”

第二天，已决心放弃的王威睁开眼看到的是爸妈关爱的眼神和温柔的话语，此时，她才彻底明白，“如果我走了，最难过的人是我的父母，我不能放弃，不能让正在为我努力的父母伤心难过!”

一年、两年，转眼间八年过去了，小姑娘悄然长成了亭亭玉立的16岁少女。

或许是误诊了?带着一些希望，爸爸妈妈带着王威来到北京看病，然而，甲状腺癌晚期、双肺弥漫性转移、淋巴转移、骨转移的诊断结果，让一家人的希望破灭了，紧急化疗后，王威的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

一天，她感觉胃部一阵灼热，跑到厕所后，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之后的日子，她越来越频繁的吐血，夜里常常呼吸困难，嘴唇发紫，王威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得不休学养病，抱着一丝希望，全家辗转到多家医院为王威看病，但都因为病情过重而被拒之门外。医生说，王威的生命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

不断恶化的病情，家人绷紧的心弦，每当夜深人静时，母亲时常小心翼翼地将手指放在王威鼻孔下，偷偷试看孩子是否还有呼吸。那时，她每天都不断地祈祷第二天能够睁开眼睛，还能够再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她总是盼着夜里灯熄了，就可以不再强忍病痛挤出笑容，让眼泪尽情地流，淹没疼痛，淹没内心的孤独和恐惧。

结缘《星光大道》绝处逢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20岁时，王威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她给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组写了一封信。

2008年4月12日，在《星光大道》节目中，评委口述了她的来信，并邀请她来到“周冠军”的比赛现场，站在台上的王威满脸笑容，乐观坚强。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观众，而她在《星光大道》上的表现，也被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看在眼里。王明晓辗转联系到了《星光大道》，并通过节目组联系到了王威和家人，希望王威来医院治疗争取生命的希望。煤炭总医院普外肿瘤科团队成功为她做了长达6个半小时手术，医生从王威的脖子上摘除了10余个肿瘤，这次手术不仅让王威彻底告别了13年来压在身体和心灵上的“大脖子”，还通过后续对多处转移病灶的治疗，让这个花季少女奇迹般地康复了。

有了“明天”的人生，终于可以从容规划。出院时，王威感激地说：“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救死扶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王院长的推荐下，王威来到黑龙江鹤岗卫校学习，2012年毕业后，带着优异的成绩王威回到了煤炭总医院，如愿成为心内科的一名护士。

“过去，我是病人，被人照顾;现在，我是护士，照顾病人。这种转变多么不可思议!”王威说。

2013年初，王威进行了身体系统复检，结果很好：血液中的癌细胞没有了。医生说：“王威的状态是健康的。她创造了奇迹!”

“因为爱，我活了下来，现在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历经这么多的磨难，王威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对患者的疾苦也感同身受。所以，不管多忙，她都会给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一些身患癌症的患者，她也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只要不放弃，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王威的手机里经常收到患者的感谢短信，“王护士，谢谢你，孩子开始配合治疗了”。

“王护士，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对生活的期望…… ”

看到这些王威心里突然有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如果能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能让更多人坚强的面对疾病，让人们了解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共同目标都是“把病治好”，医患之间可以更加和谐地相处。

王威的“中国梦”

机会就是这样不期而遇，一天，王威正在准备为患者发药，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让她准备参加宣讲比赛!她在药车前竟然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跳了起来!王威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每天下了班，为了修改自己的宣讲稿，她常常顾不上吃饭，对于别人提出的意见她认真听、仔细记。夜深人静时，她总是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反复练习自己的姿态和手势和表情，并用手机把宣讲的内容录下来，反复查找不足，只要不满意就重新再来，半个小时不行就一个小时，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威的宣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成功晋级为北京卫生系统“我的梦·中国梦”白衣天使宣讲团成员，跟随宣讲团到北京各单位巡回宣讲，并被遴选进入北京市“我的梦·中国梦”百姓宣讲团。她跟着宣讲团走进了中央宣传部，还参加了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境外媒体专场报告会，多家国内外媒体纷纷对她进行采访报道，王威的“中国梦”走出了国门……凭借着不凡的实力，王威还在首届“寸草报春晖 共圆中国梦”演讲大赛上拔得头筹。

如今的王威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现在她有着很多梦想，“因为爱我活了下来，现在我要尽己所能，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早日康复，实现自己的梦想。”

工作中，她兢兢业业，努力护理好每一个病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岗敬业、感恩、回报的精神。同时，她积极参加北京抗癌乐园各项活动，热心社会公益宣传，把她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自己的“天使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共同以“我的梦”，托起“中国梦”。

每年的感动中国对自己都是一次洗礼，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我愈发觉得，感动中国对我而言一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愈久而弥坚，不可摧毁。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

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两天，我区各地各族干部群众纷纷为魏德友夫妇和阿不列林·阿不列孜投票，支持他们参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截止到昨天(12.11)下午6点半，魏德友夫妇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已经分别获得了四万三千票和近两万票。

木垒县居民达吾列提曾是一位货车司机，三年前因车祸致残无法继续从事驾驶员工作。在当地社区的帮助下，他开起了抓饭店，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达吾列提觉得，魏友德夫妇所做的事情正是新疆精神的具体体现。他说：“魏友德夫妇几十年义务巡边关，无私奉献、不喊苦不喊累，他们是我们新疆人的骄傲，他们入围感动中国是应该的。”

陈红是新疆天富集团有限公司电力设计公司的一名员工，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里。当得知阿不列林·阿不列孜入围“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后，立即投上了坚定的一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他们的精神为榜样，克服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所有挫折和困难，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也会像他们一样，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在这片热土上。”

博乐市出租车司机依玛木买买提·依明说：“我已经给他们投票了，我会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遵守交通法规，服务好博乐市的各族乘客，也会把他们的事迹告诉我的亲戚朋友。”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田惠萍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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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至2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媒体集中报道了营山籍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长征故事，在营山引起强烈反响。该县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为营山建设有影响力的山水田园城市和川渝合作示范县作出积极贡献。

《人民日报》以《百岁老人王定国，是健在的最高龄女红军》为题，新华社以《百年红梅———记104岁女红军王定国》为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老红军王定国：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为题，《焦点访谈》以《走在人生的长征路上》为题集中报道了王定国的长征故事。此外，《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主要媒体纷纷刊载了关于王定国长征的稿件。通过王定国及其家人的回忆、讲述，让人们重温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再现红军当年奋战的英雄史诗，激励每一名后来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据了解，王定国于1913年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4岁时，她踏上革命征程，曾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辛，是长征精神在当代的代言人。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长期担任多项社会职务，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2012年初，她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2013年5月，又组建了王定国公益慈善专项基金。

多年来，王定国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2009年5月，她在营山县城北门河畔的亲水广场挥锹铲土，栽下了象征红军精神的黄桷树。2010年10月，她为“红军解放营山纪念碑”揭碑，为安化小学捐资2万元。2013年，她委托儿子谢亚旭，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王定国公益慈善专项基金的30万元捐赠给安化乡，支持爬山村的灾后重建。

“王定国是从安化乡爬山村走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我们的骄傲。”该乡党委书记敖红蔚说，安化乡人民将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畏艰辛，不怕困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把王老的家乡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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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终于开播了，我们和王老师分三个时间段看完了这部感动人心的片子，当我看完后使我感慨万千。

我是一位很容易被感动的小男孩，我看的这十个人里，几乎我每次都会热泪盈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周月华和艾起。

周月华从小就落下残疾，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她的生活，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使她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为了给村里人看病，她每天不得不拄着拐杖到病人家里，她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并遇到了艾起，从此他们二人相依为命，每次当她要看病时艾起都会心甘情愿的背她，无怨无悔。就是这一对普通的夫妻顷刻间感动了全场一千多人，我也泪流满面。《感动中国》给予他们的评价是：清香传得天心在。

除了周月华，还有一位值得我们小学生学习。她叫何玥，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在一次地震中，何玥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捐了，并且还闹着父母捐了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她却被诊断出有心脏病，只能再活三个月。她对父母说死后要无偿捐献器官，最终他的肝脏救助了四名儿童。《感动中国》给予她的评价是：何处春江无月明。

看完后，我热泪盈眶，为什么上天要把这么多善良的人的生命一一掠走，为什么不能让她们长久的生活着，让她们再多做一些好事，让我们的家园变成美好的人间呢?但是她们虽然走了，给我们留下的是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永远传递下去，使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灿烂辉煌。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多做好人好事，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吆喝声渐行渐远，一摞摞硬币，带着汗水的重量，沉甸甸地称量出你的高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网住善良，网住希望;倒地、跃起、扣杀，把拼博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临危受命，尽显担当，让中国女排屹立万国之上;呦呦之鸣，青蒿之音，是你将古老的技艺拾起，带领大家历经千百个日夜，拯救六百万余生灵;

铁马秋风、楼船夜雪，边关冷月、战地黄花，一滴水溶入大海，一树梅开在悬崖，而你作为一个兵，尽显芳华;每一次落刀，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千钧所系，大国利器，你用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千万里只为最后一声爸爸，千万里只为山里的娃娃，你是不灭的蜡烛，你是不倒的脊梁，孩子们熄灭了所有灯盏，而你在天堂将他们照亮;轻声的安抚，稳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肩上只剩下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你是伊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你是戈壁滩上引来的天山水，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弹了再弹，老支书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为救孤重返舞台，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含辛茹苦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黄昏和霞光，台上苍凉开腔，台下却给人间作了榜样;烽火连天，是谁驰骋千里战沙场，敌寇侵犯，是谁奋不顾身保家乡，七十年前的胜利化作右臂上扬，七十年后的荣誉只因我的信仰，挺直的脊梁，还原祖国最初的摸样，中华上下五千年，卫国战士，熠熠生光!

今天，我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里面讲了四个人物--刘伟、孟佩杰、刘忠、谢晓君。

先说刘伟：他在十岁时因触电意外的失去了两个胳膊。他坚强的开始练习游泳，最后却因患了过敏性鼻炎，不得不放弃游泳，又开始学习钢琴。他说过：要么赶紧死，要么就精彩的活。活着就值得庆祝。他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人只要努力就会获得成功。

再说孟佩杰：这个人我知道，以前曾在电视上看过。她五岁时被母亲送给刘芳英收养，三年后养母因病瘫痪。她用孝心和毅力支撑起了这个家。孟佩杰付出的是孝心，赢得的是尊重。他孝敬长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我最敬佩的还是胡忠夫妻了。胡忠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大草原，在孤儿学校里当一名志愿者。而他的妻子谢晓君也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两人很长时间不能见面。他最牵挂的是母亲和外婆。因为他要照顾孤儿，所以没有时间探望母亲。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像他一样为国家付出。他们让我知道：人最大的富庶，在于爱和信念的坚持。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有这样的精神真是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向胡忠、谢晓君学习。

《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那串血脚印仍然依稀可辨。

其实血早被几场雨水冲掉了，留下的是和鲜血、皮肉混在一起糊在脚底的塑料残渣，被烧成焦黑的一团，仍保留着脚印的形状，牢牢粘在水泥路面上，从楼前延伸到巷口，有50多米远。

当时，那双脚是怎么跑过去的?不疼吗?

这是一个草根英雄的故事，英雄名叫王锋，已经在病房里躺了83天，至今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他最先发现火情， 离出口最近，却烧得最重

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一栋三层民宅被房东维修、粉刷，新的租户已开始入住。然而，大门上漆黑的门框，楼梯上被烟熏的扶手，仍记录着5月18日凌晨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咋恁大烟呢?”王锋把妻子潘品推醒，说着就打开了卧室房门，只见一楼公共大厅已浓烟滚滚。

“着火了，快救人!”王锋顾不上穿衣服，打开楼门大喊。

他们的房间离大门最近，王锋把女儿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转身冲进火海，一把拉起吓呆的妻子和儿子往外跑。

浓烟迅速吞噬了整栋楼。

“赶紧报警!”王锋冲妻子喊了一句，再次冲入火海。

从2015年7月以来，这对夫妻一直租住在这里，依托邻近的一所小学办了个托教班，平常给二三十个小学生提供一个吃饭、午休、写作业的去处。那一晚，两个孩子和王锋聘请的老师姚雪留宿在这里，王锋就是去救他们的。

“浓烟太呛，门从里面已经打不开了，王老师从外面把门踹开，拉着我们往外跑，他连鞋都没穿。”回忆当时的情景，姚雪至今心有余悸。

再次出现在楼外时，王锋身上并没有怎么受伤。他又一次转身，第三次冲进了火海。潘品想拦，却没有拦住。

王锋奔上二楼、三楼，把所有住户的门都拍打一遍，才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邻居顾学文看到震撼的一幕：一个“黑炭”从火中跑了出来，全身皮肤都烧焦了。

王锋一边跑一边呼喊：“楼上有人，快来救人啊!”

听到呼救的邻居们纷纷起床，加入到救火队伍中来，有人端着盆，有人拿着锅。

消防车鸣着警笛赶来。王锋怕消防队员找不到路，又跑到巷口去迎接，于是就留下了那50多米长的血脚印。到了巷口，他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到地上……

当人们扶他上救护车时，他仍然喘着气说：“让别人……先上车……，我不要紧……”

在这座失火的三层小楼内，除王锋外，其余20多人，无一人受伤。他最先发现火情，离出口最近，却烧得最重。

医院诊断证明，王锋全身98%的面积烧伤，烧伤休克，肺部重度呼吸道烧伤，双眼烧伤。

98%，意味着什么?正常人的一个手掌所占面积是1%，王锋全身只有两块手掌大的地方是好的。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研究所手术室内，王锋在接受植皮手术(7月26日摄)。新华社 发

南阳首次动用专机救治平民

“抢救，要不惜一切代价!”南阳市委发出指令。

由于肺部重度呼吸道烧伤，王锋手术后肺部开始感染败血症，需要紧急转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时间紧迫，南阳市作出决定，包机送他直达北京。

这是当地首次动用专机救治平民。

巨大的螺旋桨旋转带动风声，像是急促的呼吸声。7月12日，专机用1.5个小时飞越近1000公里，安全抵达北京，那里的医护人员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随即，一场与死神争夺英雄的战斗又打响了……

而今，王锋烧伤的皮肤变成了黑痂，黑得像炭一样。经过第一次植皮后的胳膊，已经斑斑点点地长出了粉红色的皮芽。但全军烧伤所所长柴家科教授说：“此前经过55天的救治，王锋的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但稳定中还存在危重。”

王锋的事迹传开后，感动了无数人。

“要不是王锋，我们可能就被烟熏死了!”住院当天，房东一家筹来2万元钱救急。

“要不是王老师，躺在医院的可能就是我。”被救的老师姚雪和孩子们提到王锋泣不成声。

感动与爱心像是一股股涓流汇聚起来。

“我叫李宾，你要是放心，两个孩子就放我那，和我的孩子一起吃，一起住。”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赶到医院，找到潘品，主动承担起照顾王锋一双子女的任务。

手机尾号为6136的一位上海女士看到王锋火海救人的报道后，与8位同事共同捐款7900元。

……

出事后，潘品的手机响个不停。到目前，王锋已经收到240多万元捐款。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如果把王锋彻底治愈，所需费用将高达上千万元。

“每一笔都花得很沉重。”潘品说。

“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说，想要顺利度过生命危险期，恢复健康，王锋还有很长一段要路要走，后续保障依旧需要党委政府、社会的持续关注。

8月4日，潘品34岁的生日，但她一点过生日的心情也没有，以往每年都给她过生日的丈夫马上要接受第5次植皮手术。

带着满心的感动，潘品吹蜡烛、许愿，她日记中写道：“我相信爱心的力量是百万雄师，无所不能。”

“我的病情不要给她说”

若非这次壮举，38岁的王锋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生长于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排行老三，家境贫寒。他的母亲患有乳腺癌，父亲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大姐因小儿麻痹丧失了劳动能力，弟弟患有癫痫。他从小就是个安静寡言的人，每天放学回来就下地干活儿。他学习成绩不出色，却爱读书，最喜欢的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青年!无论受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紧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这本书被他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其中一句话用笔勾画出来。

正像书中主角孙少平一样，他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1997年，他自学计算机，考入了郑州大学。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医药销售公司就职，工作是网络维护。沉重的家庭负担始终压在他的肩上，但他从不向家人诉苦。去马来西亚务工六年，去南阳油田打工两年，无论经受过多少劳累和委屈，他都装在肚子里。

王锋就是这样一个坚韧的人。这次受了这么重的伤，偶尔清醒时，他还不忘交代护士：“我的病情不要给我老婆说。她比我小，没有操过心，说话有些冲动，你们可别生她气。”

从这样一些细节，人们能够体会他的责任与爱——

一根皮带系了16年;

20岁以前，不管冬天有多冷，他从没穿过秋衣、秋裤，就为了省几个钱;

每次回家，他都负责做全家人的饭，看到妻儿吃得香甜，就憨厚地笑笑;

他每到一处，就为母亲打听药物，找到一些就寄回家一些。2009年，用攒了两年的工钱，再借一些，给家人在村里盖了新房;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幸福，这就是王锋的人生，直到一场大火改变了一切。

现在，潘品与丈夫只隔着一层探望窗，却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由于无菌要求，潘品不能进入病房，只能趁着医护人员开关门之际，往里面看上一眼。

“如果进出的护士表情平静，说明他还活着。”潘品说，“已经很知足了，至少能这么近距离地看看他。”

出事后，一双儿女要来看爸爸。

“儿子还小，就没敢让他进来。”潘品说。

女儿说，第一次看到爸爸时，她掐着自己的手，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想他快点好起来，一起回家，一起辅导孩子们写作业。”这是潘品的生日愿望。

英雄壮举，从来不是偶然的。

几乎每个认识王锋的乡亲，都能数出他做的一两件好事——节约学校饭票让给“发小”，买个气筒放在门口免费供过往行人给自行车打气，把自家三间房子腾给村小学作临时教室……

潘品深知丈夫沉默的外表下潜藏的坚毅，她说：“如果再回到那个着火的晚上，我还是拦不住他。”

在千万网友“云监工”注视下，2月2日上午，火神山医院举行交付仪式，明日即可收治病人;与此同时，雷神山医院也将于2月5日建成。至此，“三山”终齐聚，为共克难关又添了几分信心——近半个月以来，钟南山院士几次关键现身，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比特殊而且艰难的春节，没有走亲访友，也没有外出游玩，大部分人都很听劝地“宅着”，因为提建议的，是他。甚至于整个假期，“钟南山”三个字频频登上热搜，人们希望更多地知道，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他作何判断，又有何建议。

其实，刚开始我对于“钟南山”这三个字并不熟悉，但随着这次疫情的爆发，我渐渐认识这位伟大的人物。

17年前“非典”一役，敢医敢言让钟南山家喻户晓，也赢得了广泛的公众信任。而自那以后，但凡有急性传染病，广东省公布的防控组名单大多由他“挂帅”。即使年过八旬，也并不妨碍他走上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这一次，没有例外。连日来，疫情防控工作牵动人心，每个人都拿着“标尺”在测量。有质疑少数领导干部失职不作为的，有批评捐赠物资发放不及时的，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感慨，幸好1月20日这天，钟南山院士“叫醒”了大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晚，身着格子衬衫的钟南山出现在央视《新闻1+1》视频连线中，肯定了“有人传人”现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坦言现在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同时提醒大众戴口罩有用，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十多分钟问答，丝毫不带虚的。事后不少朋友表示，直到此时才意识到疫情已然升级，应该提高警惕，而钟院士竟然已经是84岁高龄，视频中完全看不出来。直面疫情、关键发声，17年过去，还得是他。有媒体评价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1月18日，从深圳抢救完相关病例回到广州，接到通知连忙赶往武汉，1月19日，实地了解疫情、研究防控方案，晚上从武汉飞往北京，1月20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就如何遏制疫情扩散等提出具体建议。

这位84岁的老人真的很拼，为人民、为祖国、为自己肩上的责任。他尊重事实甚于尊重的求实精神，鞠躬尽瘁的敬业奉献精神，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博爱精神深深的打动着我们。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他来抵达武汉。有人他称为“逆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而他只说自己是一个医生!

在这个灰色寂静的假期，这位老人，他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万千人民的心，也照进了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内心燃起勤奋努力、永不退缩、敢于攀登的火焰!

昨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静静的看完《感动中国》，看完栏目，心中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引起我久久的思索。是什么样的情怀使他们造就了如此浩瀚宏阔的精神世界?走进他们，叩问自我，在感动中找寻本真。

1992年，儿子的一次意外走失，让张宝艳、秦艳友夫妇体会到了走失孩子后的焦急，此后他们开始关注寻亲信息，并尝试为丢失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2007年，夫妇二人建起“宝贝回家寻子网”，帮助家长们寻找孩子。为了运营好网站，张宝艳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DNA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成立8年来，“宝贝回家寻子网”不断壮大，志愿者发展到15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照亮宝贝回家路的一支中坚力量。目前，“宝贝回家”寻子网是唯一与公安部打拐办合作的全国性寻子网站，截至2015年11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超过1200个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人。

用心去看世界，浮沉过后，去发现细节的感动!

在观看20_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中国女排颁奖的那一刻，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北京时间20_年8月21日，里约热内卢小马拉卡纳球场，中国女排以3：1击败塞尔维亚队，又一次捧起奥运会冠军奖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反击”东道主巴西，小组赛曾赢过我们的荷兰、塞尔维亚都没能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对于向来有“女排情结”的中国人而言这个冠军重于千钧，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激动与幸福的泪水美于一切。

20_感动中国给予女排的颁奖词：“虽然它不是颁给个人，但是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团队。绝地反击，上演惊天逆转。比的是实力，拼的是意志，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后，一段话在网络中盛行：“有人曾经问，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中国女排承载着国人太多的荣耀记忆，郎平说：“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赢而改变，这就是女排精神的传承。”的确，在奥运赛场，让一个运动员变得伟大，让一支球队成为传奇，让一场比赛荡气回肠、成为人们日后津津乐道的经典回忆的，确实往往是某种超乎竞技的精神。女排姑娘拼命苦战为国争光的背后，是平时的艰苦奋斗，是赛场上永不磨灭的斗志，是多年来凝聚成的“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在里约奥运上又一次被女排姑娘出色的表现诠释出来，这就是永不过时并赋予时代内涵的“女排精神”。

我相信，熠熠生辉的女排精神将激励中国运动员在竞技体育上不断创出佳绩，更将激励中国人上下同心共铸中国梦。向中国女排致敬，让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女排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