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七篇 作文题目(汇总20篇)

春节本该是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气氛，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这个春节变的如此的平静，以往热闹的大街小巷现在变的冷冷清清，感觉整个城市按下了“暂停键”，没有人没有车的一个个画面仿佛被定格了一样，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正是前仆后继“逆行者”倾尽所能换来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总理到武汉一线亲自指导，到各个岗位率先请战的中共党员，不论生死的白衣天使，誓死守卫人民的人民军队，辛勤坚守在一线的人民警察，日夜兼程赶工的工程队等等，让我们看到了一批批“逆行”的身影，他们舍弃了自己一个个小家，就为了守护“中国”这个大家。

“我应该去，因为我是汶川人!”这是一位当年汶川地震幸存者在这关键时期想驰援武汉的声音，她是一名普通的护士，12年前她的家乡遭受了灾难，就是地震中的“逆行者”把她从废墟里拯救了出来使她重获新生，12年后灾难同样降临，只不过来到的不是她的身边但她毅然决然选择了去帮助像她当年一样需要得到援助的人们，也许在她心里的那个英雄就是在地震中“逆行”的他们，但此时此刻她已成为了她心中的那一位位“逆行”的英雄。

“我没得娃儿，没得后顾之忧，派我去。”“我和爸妈说了要去武汉，他们觉悟可以，毕竟我爸也是军人、老党员。”“我是党员，让我去。”“我有抗击非典的经验，让我去。”这一句句暖心有力的话语都是人民解放军请战抗“疫”时所说的，总在“逆行”的他们是祖国人民最坚强的后盾，一批批的驰援不仅鼓舞着人心，更是缓解了武汉当地医疗人员紧缺的问题。在部队的人群中不难发现有一群年轻的身影，他们正是“90后”，海军军医大学驰援的医疗队中就有43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90后”女护士，17年前的SARS病毒侵袭了我国，那个时候正是奋战在一线抗SARS病毒的“逆行者”保护着当时“90后”的花朵，如今当时被保护的“90后”也冲在了战“疫”前线守护着大家，成为了新时代的“逆行者”。

“逆行者”是灾难面前英雄的代名词，身为基层一线的工作者，其实在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逆行者”，他们有的是党员，有的是群众，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但他们用抗“疫”的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道防“疫”的屏障。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逆行”的他们正是用自己平凡的工作方式正在践行着“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为的就是能够保证自己守候的人民群众不受“疫”魔的伤害。每到国难之时，总有人不怕奉献，乃至不畏牺牲。这些“逆行者”，我们称之为英雄，在这个被“疫霾”笼罩的天空中，“逆行”的他们就是那“疫霾”里最温暖的光。

一说起感人的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天的那件事。记得那天，我早早的醒来，太阳公公用温暖的手臂抚摸着大地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我走到客厅，看到妈妈早已坐在沙发看报纸了，我坐在妈妈旁边也看起了报纸。妈妈突然对我说：“儿子给你十块钱，你去买趟早点。”我想：“买早点也太麻烦了，还得往楼下跑一趟”于是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去。”“儿子快去吧!”说着递给我十块钱。“妈妈我不想去”我说。“让你去你就快去废什么话”平时脾气很好的妈妈也大发雷霆。没办法去吧!我磨磨蹭蹭穿上鞋，撅着嘴。走出家门。我边走边想：真不公平，买早点应该是大人的事，凭什么让我们小孩去的，真不公平。你看看这里哪有一个小孩来买早点。好在，早点买完了，钱也没找错，妈妈表扬了我，但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第二天，我依然起的很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却不太好，我还想着昨天的事，这时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你去买早点把，让孩子多睡会儿。”妈妈对说：“我不是不想买早点，我是想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锻炼他做事自理的能力。听到这我非常感动，我穿上衣服，冲到爸爸妈妈面前喊道：爸爸妈妈我去买早点。”

那一天，是广播操比赛。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力了，尽管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想的都不仅仅是个人，但最后的成绩始终不为我们的努力做出满意的回答。

老师走进教室，她没有做出任何的评价。班里安静得出奇。大家忍受着着难言的痛苦，忍受着如同千万蚂蚁一点点吞噬心灵的煎熬，忍受着仿佛地窖般的冰冷。老师察觉到了，但她依旧一言不发，只是匆匆点开一个视频文件。

那是我们刚才做广播操的视频，映在大屏幕上。队伍整齐有序，像是一个个训练过的军人。从入场到做操到退场，所有的人的心都仿佛连在一起，一人心动，众人皆知，队伍形式变化那样有序，动作高地移动那样整齐。大家都认真看起来，没到精彩的时候，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鼓掌，声音那么响，然后，大家笑了，会心地笑。

我突然发觉，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他们的笑容，是天使的微笑。看屏幕上的视频，所有人的手臂舞出道道金光，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脚步的移动，像是天使留下的痕迹。每一个人都用心了，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屏幕上的那一刻，他们都在想班集体的荣誉，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他们的那份心，那份爱，足以去做一个纯洁的天使。即使评委没有给高分，但他们已经散发了人性最闪亮的光辉，做到了人所应该做的，这一点，足够了。

短短的视频结束了，没有人再抱怨什么，没有人再多么沮丧，大家相视一笑，早已心照不宣。在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的过程中，我们真的做得很出色了，我们知足。

故事发生在我们班里。从那一天起，每次走进教室，我都会感受到天使的气息。

80年前，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写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80年间，长征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却在时代中淬火升华，激励着中华儿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长征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镌刻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长征精神的引领和传承，使其成为民族自强奋进的不竭动力。

长征，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代称，更是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英勇向前的红军战士串联起的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从长征中走来的老红军，已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即日起，本报记者将寻访健在的老红军，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讲述的长征故事，感念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学习他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

“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从招呼兵到宣传员

小小少年也是红军战士

钟发镇1920年出生在长冈乡长冈村。1932年，钟发镇只有12岁，正在长冈列宁小学读书。一天，村里有个14岁的同班同学要去参加红军，途中碰上了钟发镇，便鼓动他一起去当红军。钟发镇早就想加入红军，就跟着小伙伴一路小跑到招兵的地方。到招兵的地方一对照墙上的身高刻度线，钟发镇还不足步枪高，招兵的干部劝他回家去，他却缠着要当红军。招兵的干部拗不过这个可爱的“小老表”，就说：“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预备卫生兵。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送到了兴国县后方医院，照护伤员一年多后，被调到瑞金做了半年医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缩小，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钟发镇又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红军宣传员比野战部队还要辛苦。” 过夹金山，钟发镇老人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野战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舞士气。野战部队通过以后，宣传队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他当时仅14岁，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拉着战马尾巴过草地

一直跟着队伍走

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敌人追兵的威胁。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部队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干粮，钟发镇一夜未合眼。饿了，就咬几口玉米;渴了，就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太高，桥下水太急，湍急的水声震耳欲聋，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力气大的战士扶着桥栏杆向前移动过河，可我个子小，两边碗口粗的13根护栏，我抓不牢。但我不能退缩，要勇敢地渡过河，不能因为我个人耽误了红军的胜利。我吓得心扑通直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爬着过了桥。”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老人还不停地做起了匍匐的手势。老人为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感到十分骄傲，“趴着‘飞夺’泸定桥，恐怕我是第一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上队伍。”

讲述完过泸定桥的经历，钟发镇老人沉默良久。随后，他喃喃地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冲锋在最前端，抓着铁索一点一点向对岸逼近的战友们，没有他们，他根本无法借助木板过桥。如今，老人经常要儿子用轮椅推着他到兴国烈士陵园去祭拜那些长眠在此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啊!”

后来的长征路途更为艰苦，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钟发镇的记忆里，有一次过草地时，一条30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红军们一个个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过了河。“但我年纪太小过不去，是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被拖过了河。”老人说，“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同一种信念给人的力量是惊人地相似。邓小平晚年时，对于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走出了壮怀激烈的长征两万五千里;跟着走，走出了壮志凌云的纵横十余省;跟着走，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

红军战士是最光荣的身份

人生没白活

钟发镇后来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他被编入红三十军。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祁连山打游击，1941年3月在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马匪俘虏，同年4月脱险回家务农。上世纪70年代，钟发镇老人为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而奔走，1973年他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特别回忆了他担任红三十军译电员时翻译“西安事变”电报的过程。最后经调查核实，江西民政部门落实了钟发镇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回顾这一生，钟发镇告诉记者，他最值得的人生记忆就是参加红军那几年，特别是走过长征。红军战士是他最光荣的身份。“虽然吃了苦，遇了险，但人生没白活!”

交谈间，热情的钟发镇老人时不时地会突然中断聊天，招呼记者吃家里人准备好的水果，这个如孩童般开朗的老人，焕发着赣南正午阳光的温暖。钟发镇的小重孙一蹦一跳地进来，天真烂漫地向来客们“炫耀”堂屋墙上自己的一张张奖状。

钟发镇充满爱意地注视着钟家的第四代人。这对相差近90岁的曾祖孙，定格成了这个农家小院最美的画面——一幅有关战斗、奉献与成长的画卷。

中秋节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这一天，全家都从远近不同的地方聚到了外婆家。我们一边品尝着香甜美味的月饼和水果，一边欣赏着那镶嵌在黑漆盘里的月亮和星星。

总是这样平静柔和也让人受不了。于是，外婆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秋节前后，不过是发生在战场上，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场上拼搏的儿子总是让家中的老母亲放心不下，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儿子也不知能否回家探望。

正巧，儿子的一封家书给母亲带来了多少关怀和温暖。母亲坐在炕头，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又安详的笑容。信中除了对母亲的问候外还向母亲叙说了一件事：在一次战斗中，儿子的一位战友被炸断了一只手和一条腿，他恳求母亲能让他的这位战友来他家长住养伤。母亲考虑后，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道：母亲老了，家境也不好，实在无力奉养。

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那个手和腿被炸断的战士自杀了。老母亲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过意不去，便决定去把儿子战友的尸体安葬了。

母亲来到了部队，见到了儿子的上司，才知道那个被炸断手和腿的战士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上司说他也看过那封信，也体谅母亲的心情。母亲痛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自己错了，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而儿子的上司却不这么看，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儿子的错。第一他欺骗了你，他不该用另一个战士代替自己。第二还是他的错，他不该自杀，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你的儿子受了伤，即使家境再不好，做母亲的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的。”

母亲与儿子见面了，不过是儿子的尸体。母亲紧紧地抱着儿子，仿佛儿子还活着。她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讲着他最爱听的故事，久久不愿离去……那天正好也是中秋节。

故事讲完了，大家都默默不做声，很回味。外婆的总结只有一句：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与家境无关。

吃过晚饭，我正辅导女儿做作业，母亲开门走了进来。

我还没顾得上和她说话，她就径自向卫生间走去。一眨眼的工夫，就听大门“砰”地关上了，楼梯处很快传出下楼的脚步声。母亲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老太太干吗呢?”

没过多久，母亲又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起来沉甸甸的。母亲气喘吁吁地关好了门，趁换鞋的工夫，用另一只手捶了捶背。我家住在6楼，每次爬上楼来，我也得喘—会儿，母亲这么大年纪就更别说了。我伸手去接母亲手里的塑料袋，她却摆摆手，转身走向卫生间。

我纳闷了，母亲干吗老往卫生间跑?于是就跟了过去。只见母亲蹲着身子，有条不紊地从袋子里拿出一瓶瓶饮料，放在地上，细看那些饮料，竟然是我喜欢的带薄荷味的矿泉水，还有女儿喜欢的可乐等。

我一阵恶心，对母亲吼了起来：“妈，你这是在干什么?”不等母亲说话，我眉头一皱，大声说道：“这饮料放卫生间还能喝吗?”我想到昨天被我扔掉的那些饮料，又问道：“妈，上次那几瓶饮料也是你放的?”

“是啊。我看那几瓶饮料你们喝了，这才下楼又去买了几瓶。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一般情况下别喝这饮料……”没等母亲把话说完，我就接过了话：“是不能喝，放卫生间里的东西还能进嘴吗?你也真是的，放着客厅、厨房不放，为什么偏偏要放这地方。”

说完这句话，我白了一眼母亲，甩手走开了。

一直没说话的女儿接过话茬：“妈，那可是放饮料的最佳位置哦。”见我疑惑，女儿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防震救灾》宣传手册。女儿指着里面的一条，说：“你看这，当地震来临时，要躲进空间较小的卫生间里，还有，看这，为了让生命持续久点，还需随时准备一点饮用水，外婆这么做，全是按这上面的提示在防范啊!”

我恍然大悟，想起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母亲的责问，我惭愧地说不出话来。

我返回去，再次走进卫生间，蹲下身子和母亲一起，把那几瓶水摆了又摆。

这些天，电视上正在热播《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部纪录片。看着这部纪录片，我又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叫做《长征》的电影。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怎么被歌颂都不为过。《长征》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一个名叫王瑞的小孩从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优秀勇敢的红军战士的故事。

整部影片让人看来热血沸腾，其中有几个细节场景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影片中，我最难忘的是红军们过湘江时，遇到了敌军飞机的狂轰乱炸。炸弹一枚枚的投入水中，溅起了几丈高的水花。炸弹一枚枚的射在房屋上，炸倒了一座有一座房子。残存的几面颓墙上，几十个伤员已经牺牲，他们浑身是血，衣服已经如乞丐服般破烂不堪。

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在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时，红军们在无法想象的十几根铁索上艰难地攀爬，同时还要不停的地躲避对面的敌人的枪林弹雨，让人看得心都纠起来了。影片的主人公王瑞的好几位亲人和几名胜似亲人的战友，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或者正是在长征中经历了这么多，王瑞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

这部影片，同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样，令人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精神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他们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抱怨生活呢?让我们铭记党的奋斗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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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不管路途遥远、假期长短，回家的心总那么坚定。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热烈的炮竹、漫天的灯火，是我们无比怀念的“年味儿”。“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正是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或许很多人都抱怨，今年过年只能宅在家中，缺了点年味儿。但在这个新春中，也总是充满着温暖与向上的力量，所有的泪点都可在这个“年”中得到升华。

不能团圆，我们不哭!过年想家，是一定的，但是不能与家人团圆，却不一定。从医生到记者，从军人到警察，从基层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到生产工人……在这个年关坚守岗位。我们享受国家红利，期冀国泰民安，就要接受在这个年关还要有人加班加点的事实;我们骄傲中国人疫情防控时的万众一心，就要有淡定面对居家不出门的气度与胸怀。此时，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都值得在此刻自豪，因为你们追求的是一种“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认同和责任，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并肩同行，让我们笑着互道一声：“新年好”!

年味淡了，我们不怕!民谚云：“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山;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吃饺子;年初一，躬脊儿……”从曾经满满的仪式感到如今的匆匆而过;从齐聚家乡走亲访友、天南海北家庭旅行到宅在家中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等，这就是今年的年味儿。其实我们骨子里最珍视的是深埋在这些传统习俗、旧人旧物中的人情味，只要这种温情不变，换了载体又如何?或许只需一句“新年快乐”，记忆便如涌滚滚，化作对话框里暖暖的思念。这叙旧，这思念，也许把年味儿变淡了，却把成长变浓了，岂不妙哉?

面对谣传，我们不理!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日中国现代生活中一个“最大变量”，它展现出了色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和舆论生态，时而阳光灿烂，时而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最好”与“最坏”交杂的“狄更斯之叹”。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它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手，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从汶川地震时凝聚网友热情形成救灾合力，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动态实时数据追踪，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离别，我们不伤!不要说回不了家，即使是回了家，也终将面对离别。大年初三，就和家人挥手告别，奔赴一线的那个瞬间，都是催泪弹啊!当我们的羽翼自走出家门的那刻起就开始不断丰满，我们的心因事业开阔而变大，脚步也因此越迈越远，我们无法忽视那些诗与远方的召唤，这本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当疫情防控的号角一声吹响，我们必须背上行囊再出发，向着我们的使命再前行!但我们相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家人的理解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柔软，终将支撑我们去远方!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在这个节日与困难叠加之际，让我们用爱给予彼此相濡以沫继续前行的力量，面临再大的困难与挫折，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信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个年，我们过得有点小煽情!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哭过、笑过、累过、感动过……

——题记

家、学校，两点一线，反反复复，来来往往，迷离的眼眶剪辑着路边残缺的风景，最初的感动，是否依旧存在在你我的心间？

五月十二日下午二点，头顶的太阳公公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校园——一个炎热而又无聊的下午开始了……

放下书包，忽然感到重心不稳。错觉？站稳，再试一次，依旧如此，头上的灯也晃开了……“地震！”听到这两个字，脚便也不由自主地往外冲，冲出门后，心便凉了一大截，我们是在四楼啊，跑下去，可能吗？如果地震强烈一点的话，我们成功逃出去的希望几乎为“0”！但在求生的欲望下，我们还是往下冲……跑到了三楼，小N一脚踩空，从楼上滚了下去，此时此刻，也许求生才是最大的事。但是，周围我们班的人立马全部围了上来，小L在小W的帮助下，背起小N冲了下去……那一刻，我似乎感觉不到那可怕的地震带来的恐惧。眼前看到的，只有那朋友之间的友谊雕筑起来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原来，感动，只在一念之间……

操场上，全校同学都下来了，只是一次小地震……

然而，在我们的眼中，没有对逃离这次灾难的高兴，更没有对这一次灾难的后怕！我们的眼神之中，只充满了对同学的关心！

地震，停止了，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原来，我们身处幸福深处，只是不懂什么是幸福罢了……原来，我们脚踏感动界线，只是跨不过去罢了……

人间冷暖，在这一刻，才完全显现，显现在我的心间，显现在我的眼前……

这张照片是2003年7月22日照的，那时候我才三岁。当时是我和爸爸妈妈在重庆市花卉园玩耍，我坐在一棵树的树杈上，妈妈在逗我，我笑眯眯的，爸爸抓住时机按下了快门，照下了这张照片。爸爸看见我在树上爬来爬去的，说我像一只猴子。然后，我和爸爸妈妈还去划船，我们划着船绕着湖转了一圈，我看见湖边有许多荷花，湖面上有许多小鱼。之后我们又去看钓鱼，那里的鱼非常多，钓鱼的人一会儿钓起一条鱼，一会儿又钓起一条鱼，过不了多久，旁边的桶里就装满了鱼。我们看得非常高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现在，我已经八岁了，长大了，身体也长棒了，读小学三年级了。原来在重庆读书，现在转到成都读书，我觉得成都的夏天没有重庆那么热。我和爸爸妈妈再到公园里去玩，不会再爬上树去照相了，但我们依旧要去划船，还要喂鸽子。

对比那张老照片，我现在人长高了，长大了，又学了很多知识，懂了不少的道理，但我依旧怀念过去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我总是喜欢在大海的深处放肆地摇头摆尾。没有鱼会管你那么多的事，他们都是为自己而活，从来不会去理会自己以外的事。所以，我喜欢到处横冲直撞，并且乐此不疲。妈妈总是说，在大海里生存的鱼不会比在陆地上的人类活得轻松。因为在海里，到处充满了生存的危机。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比自己大的鱼当作食物给吃掉，或者被人类捕去，同样当作美味。可是，我不是好好地活了这么多年吗?我尽量地去听从妈妈的话，却总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出去。或者去海的更深处，或者去海面。不过，我最喜欢去海面了。因为在那里，我可以看见远处陆地上的人类，还有建造在海边的他们称之为房子的东西。当然，还有更多的我在海底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些都让我无比得好奇和兴奋。虽然，我的肺会因为压力的减轻而呼吸困难。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趁着妈妈休息的时间，又偷偷地溜到了海面。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清晨。天空湛蓝如同海水，不带一丝云彩，有风不时吹过，微微地有些冷。远处那些房子里飘出一带带的白烟，却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听过来几句人类说话的声音，竟然觉得也是很好听的音符。这怕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清晨了。我不由沉醉其间，完全不顾胸口的憋闷。

我自顾自地在海面上游来游去，想彻底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刻。突然间，水面上“扑”的一声惊醒了我的畅想。这是谁在恶作剧?我不满地寻着声音望过去。在那个声音传来的海面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绽放开来。我生气地摆了摆尾巴，继续在海面上游着。又是“扑”的一声在前面响起来。这是谁?他实在太可恶了。竟然清早也不让人好好地休息。我很生气地看去。一会儿，在海面上冲出一道黑色的影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天空，飞行了一会，然后又急速地坠进海里。就这样，海面上一声接着一声地响起“扑，扑”的声音。他会飞?也会游泳?他到底是什么?

我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和好奇离开海面。免不了地被妈妈骂了一顿，然后厚着脸皮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一只飞鱼罢了。飞鱼是什么?我问。妈妈说，那也是我们海洋一族的，只不过，他们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滑翔能力冲出海面，可以像鸟一样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只不过，那种飞行是很短暂的。所有的鱼都知道他们飞不出去海的，他们却从不相信，总是在徒劳地拼命。所以，他们是最笨的鱼。我细细想着妈妈说的话，他们笨吗?可是，我今天看到的他却是一只很英俊的鱼呀。如果他是一个笨蛋，那不是很可惜吗?我暗暗地想着。

于是，我每天清晨都早早地醒来，然后游到海面去。在那里，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他。不论会是什么样的天气，我都可以看见他。他真的是很笨，总是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累，总是会飞上很远的距离。不，不能说是飞的，因为他都是飞一会就坠入海里，飞一会就坠入海里，如此反复，反复如此。在他从天空坠入海里时，他不会觉得疼痛吗?每次，我都紧紧地追着他。每次，停下来后，我总是全身酸痛，总是忍不住地想要哭。看来，妈妈说的一点都不错。他真的是一个笨蛋。

很多次，我都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看那个笨蛋的。可是，我无法忍受看不见他的那种煎熬。我总是在脑中一遍一遍地想象着他在天空中翱翔的样子。那一定是很帅了!湛蓝如水的天空下面湛蓝的海，中间掠过像箭一样快的他。然后得意地投入大海里，痛快地游上很长路途。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便急急地像海面游去。

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夜里也是一样地犯傻。难道只是为了飞出海洋的幻想吗?就为了这幻想，他可以没日没夜，不要性命吗?他该是多笨的啊。只是，我从来不去数自己与他一起犯傻的路程。就那样，没日没夜，一直往前赶着。等我回过头来，早已看不见原来的所在了。是啊，我不知道跟着他游了有多远。妈妈肯定着急了。可是，我看着自己头顶上的他，仍然不辞辛苦地拼命着，我怎么也不忍心丢下他的孤独。是不是我陪在他的身边，他就不会那么孤独，就不会那么地让人感到心疼呢?没有鱼会喜欢孤独的。妈妈曾经说过，在海洋的世界里，除了那些生性孤僻冷静的鲨鱼和鲸，没有鱼会喜欢孤独。因为孤独几乎就是代表着死亡。可是，他呢?在没有我出现以前，他是怎么过来的?我问了一个傻问题，他一定是像现在一样。即使现在我出现了，可是他甚至都还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不愿意去打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跟随着他，那就已经足够了。

不记得跟随他走了有多远，回家的路早已看不见了。如果告诉妈妈，我现在跟随着那只很笨的飞鱼，却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妈妈会怎么样?妈妈一定会骂我傻，然后搂我在怀里哭。我想妈妈，可是妈妈至少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所以即使我不在妈妈身边，妈妈也会活得好好的。可是他不一样。至少后来的他一定离不开我的。

那天，我们游了好远的路。我终于忍不住地睡着了觉。就在我睡得正香时，海面上突然响起一个很大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东西从空中落进了海里，落在了我的身边。我被这突如其来地打击吓得大叫。仔细看去，才发现那从空中坠下的是他。我早该知道是他的。他好像是昏过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陪在他的身边。

当他幽幽醒过来时，我惊喜地哭了出来。他很奇怪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我哽咽着说话，什么都不顾地说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吓死我啊，我还以为你会死。他说，我只是太疲倦了，所以会落下来。我更生气地说道，你根本不懂得照顾自己。你整天就知道飞。你知道吗，我妈妈说过，飞鱼是鱼，你们根本不可能飞起来的。他低下头，不再说话，脸上满是痛苦。我看着他，也不敢说话了。我的话似乎击中了他心里隐藏的痛。

他沉默了好一会，抬头看着我，问，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似乎你认识我?我看着他漆黑如同深夜的眼睛。该怎么告诉他呢?说我一直都跟着他，游了很远的路，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说我第一次在海面上看到他，就再也放不下他。我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他。他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我爱上他了。我爱上了一只很笨很笨的飞鱼。

然后，他继续他的生活。而我，则可以光明正大地游在他的视线里了。他会跟我讲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和事情。而我只是倾听，却在不知不觉中，深深把他刻在了心里。

他告诉我，他曾经爱上过一只鸟。那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鸟，就在他跳出海面游玩的时候，看见了那只美丽而优雅的鸟。她全身雪白，却有着玫瑰一样的嘴。他说她很迷人，在他见她的第一眼，他就爱上她了。可是，她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只飞鱼。尽管他会跳出海面，可那只是暂时。所以，他一直的努力就是为了可以飞起来，为了可以和她在一起。

我默默地听他说着他爱上的那只鸟，看到他说到她时眼里绽放的光彩。他很爱她，并且只凭第一眼就认定了她。我是不是从来也没有对他讲过，我也爱他，并且也是凭着第一眼就爱上了他呢?应该没有，一定没有，否则他不会看不到我含伤的眼神，不会看不到我欲碎的心痛。

他不会爱上我的，至少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深深爱着一只很笨的飞鱼，他真的是很笨很笨，可是那只很笨的飞鱼的心里只有一只美丽的鸟。我要离开他吗?他不爱我。陪在他身边，只会让自己更爱他，饱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而已。我是应该离开他的。可是，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了孤独和忧郁，那都是因为我啊。如果我离开了他，他是不是又要过回原来的生活?我不要他那样，我要他像现在一样不开心但至少不会伤心，不快乐但至少不会痛苦。对，我不能离开他。

我不能离开他。因为我爱他。如果离开，我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伤害，给他的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伤害。我不要这样。可是，事情往往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对不对?

那天，他在休息。我游去另外的地方寻找食物。我想给他一顿丰盛的早餐。当我游去很远的时候，却撞上一张网，我知道那是什么。妈妈说过，人类抓捕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其中就有现在我遇到的这样的渔网。我拼命地挣扎。他还在等我，我不能死的啊。急得眼泪纷纷落下。网越来越紧。有人在收网。我绝望地挣扎，渐渐没了力气。眼泪却仍不住地往下坠。

我听到了人类的话。现在在我听来，那是世界上最难听的音符了。“这鱼可真肥啊!”他们是在说我。“奇怪，鱼还有眼泪吗?怎么她的眼睛里湿湿的?”我闭上眼睛，不想看到那些丑陋的面孔。他们扼杀了我和我的爱情。“今天可以好好吃一顿了!”人们高兴地说着。然后我被扔进了桶里，那里有许多我的同类。

他们终于杀了我。鲜红的血流了一地。在我被烧好端上桌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午餐。可是很快他们纷纷吐了出来，“这鱼怎么这么苦啊?!”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只受了爱情的伤的鱼，又怎么会不苦呢?

当一切的繁华和梦魇都已唱尽，冷眼看，不过缘生，不过缘灭。

他们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危险的藻泽地，翻越了多少寒冷的雪山。饿了，就把皮带抽出来吃;渴了，就捧把雪喝;冷了，就依偎在一起取暖。

这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故事讲述了1935年6月26日红军过大草地。这个草地是一片藻泽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人陷进泥潭之中。一天，一个战士不小心掉进了泥潭，一个战士看见了，赶忙跑了过去，拿出枪想把他拉上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陪上了自己的性命。第五个人救了第四个人，可是还有三位同志却牺牲了。

你们看啊!红军叔叔们是多么有团队主义精神啊!只要有一个人碰到了危险或困难，其他同志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要是我们都有了红军叔叔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这种好品质。菜场上就不会听见这种喧闹的吵架声;学校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搞分裂的事情;公交车上也不会发生这种抢座位的现象……

以前，同学们问我英语上的问题，我总是保密，不对他们公开。今天，我读了这本书，我深受启发。我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帮助别人，为我们班级出一份力!

有一次，上体育课，男生们摆擂台摔跤。

星期3，小伙伴们在学校操场的草坪上设立了一个“擂台”推选高楚政为主将。

中午，暖洋洋的的阳光照耀着操场，“擂台”很有气魄。高楚政双手叉腰站在沙坑里，去到了草坪中间，上来一个摔倒一个，邮递费还被摔到跑场外面呢，屁股痛的得半天起不来。这时，之间一个胖子，留着小平头的同学讲摔倒的同学扶起，拍去他们身上的尘，并不停的劝说着，安慰着他就是全班之最刘嘉健。

“小健，咱俩较量较量如何？”

小健看着“高手”犹豫了一下说“试试吧。”说着跳进了沙池，沙粒就像迸溅的水花似得。

他俩摆开阵势就打开了，“高手政”光凭着自己劲大，加之求胜心切，像一下把小健摔倒，可是越急，脚步越乱。小健对“高手政”的扭拉只是躲闪招架。忽然，他看准一个破绽，脚下一绊，使了一个“拐把”，把高手政，摔了个狗吃屎！

高手政不服气，决心再和他比比高低。第2次交手，他使出浑身解数，可任他怎样折腾也摔不到小健。突然，他一只手抓起“高手”的脚，一只手在我胸前稍微往后一推，他又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了。

小健两忙把高手扶起，拍了拍他身上的尘，然后说：“咱着练吃的！没啥厉害，就靠身材，有空俺教你，不鬼你得清我吃东西。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法律”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字眼。我们从小通过老师和父母的教育，比如说，上幼儿园时老师就教我们“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那些歌谣，还有一些启蒙老师讲的故事使我受到了法律教育。

俗话说得好“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养成好习惯，不仅仅是给个人抹黑，而且还腐蚀你的心灵。渐渐的你也会犯错误。近些年青少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便证明了青少年的心理尚未成熟，思想单纯，易于冲动，不计后果。如：绍兴县的一起绑架案，作案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未成年人。他因经常逃学与社会上的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后来迷上了赌博。当时因为需要钱，绑架了一个9岁的孩子，向他的家人索要钱物两万余元，后来将孩子残忍的杀死。一位小孩迷上了上网，每天都泡在网吧，后因需要钱偷走了父亲2000元，10元不到几天就花完了，后来听说奶奶那里还有钱，就在一天的中午趁奶奶睡觉时，去奶奶那儿拿钱，后来怕奶奶醒来拿了一把刀就向奶奶砍去，把奶奶给砍死了。

爷爷听到声音，小孩想砍爷爷，后来爷爷也被砍死了，然后拿走了奶奶的钱。后来几天经过思考去派出所去投案自首，记者在看守所里见到了那个孩子，记者问他：”如果还有下次，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说到这他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来。他还说：”以前奶奶最疼我了“这几件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到网吧玩游戏，不跟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要听家长和老师的教诲，从小养成好习惯。

总之，作为一名小学生，要想让犯罪远离我们，我们还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要与犯罪作斗争。我们要知法、懂法、用法，要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健康成长，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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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细心善良的男孩，我会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而且懂得尊老爱幼、将心比心，做了很多让人感动的事。

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虽然天黑的早，但路上还有不少行人。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阵阵寒风吹来，让人冷得发颤。这时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撞倒了我前面的一位老爷爷，但是肇事者没有下车搀扶，而是逃得无影无踪。我毫不犹豫的跑过去扶起老爷爷。这时，有好多人围了上来，有些人还以为是我把老人撞倒的，便振振有词地教育起我来。有的说：“你是哪个学校的，走路这么不小心？”有的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还有的说：“你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让你父母负责。”……

一声声指责，弄得我一头雾水，我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热。但是，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帮助老人。于是，我没有急于向他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周围的人只会指责我，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关心这位老人，只会在一旁说个没完没了，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前帮我扶起老人。这样想想，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默不作声的用力扶起老爷爷，帮他拍去身上的尘土，拿出手帕，把他手指上的血迹擦去。这时老爷爷缓过气来，环视周围的人，正准备向他们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时，我急忙说：“老爷爷，我们回家吧！”周围的人看到老爷爷没什么大碍，也就纷纷走开了。我一直把老爷爷小心地扶回了家后，自己才回家。

走在回家的那条熟悉的路上，清凉的风仿佛在向我诉说，路边的树仿佛在向我点头，脚下的路仿佛也在向我喝彩。我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因为我懂得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懂得尊老爱幼、将心比心。

星期五晚上，我看了《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十位获奖少年的故事感人至深，他们孝敬长辈、孝敬父母，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在十位获奖少年中，最让我感动和敬佩的是袁德旗。袁德旗5岁时，妈妈病逝、爸爸入狱。从此，袁德旗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边上学边照顾爷爷、奶奶。为了照顾爷爷、奶奶，他放弃了在北京上学的机会。

看了袁德旗的事迹，我感到十分惭愧，比起袁德旗，我幸福多了。我的爷爷、奶奶天天早早的做好了香喷喷的午饭，我一回家奶奶就开门迎接我，爷爷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到了我手里，可我却从来没想过回报他们，更别说帮他们做点事，孝敬他们。

从今天起，我要向袁德旗学习，把他当成我的榜样，孝敬父母、孝敬长辈，成为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