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七篇 作文题目【精品20篇】

让我感动的革命故事让我感动的革命故事有许多，例如：《三人行》、《一袋干粮》、《特制布鞋》……但是，最让我感动、记忆犹新的革命故事却只有一个：《罗盛教救落水儿童》。

这个故事我是听老师说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1952年1月2日早晨，罗盛教和他的战友宋惠云一起去河边练习投掷榴弹。那时，正值隆冬时节，河面早已被厚厚的冰雪盖住，几个朝鲜少年正在滑冰，咯咯的笑声不断。忽然，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打碎了冰面，跌入了8尺多深的冰窟窿里，笑声转眼变成了呼救声。罗盛教听到后，立刻飞奔过去，边跑边脱棉衣，毫不犹豫地跳进冰窟窿里进行抢救。他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摸索了3次才找到崔莹。他竭尽全力用自己的头将她顶出水面，这时战友赶来，把她救上来了。但罗盛教却由于严寒，嘴唇冻得发紫，体力渐渐消耗殆尽。当他被人们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他，能在零下20摄氏度，顶着严寒，去救一个朝鲜少年;他，能在嘴唇都冻得发紫的情况下再次寻找崔莹;他，那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罗盛教，这个平凡的名字，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他，会被世人永远铭记在心中的!这，就是让我万分感动的革命故事——《罗盛教救落水儿童》。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第一次过草地时，他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思忠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任思忠当时脸就变白了，疼得直冒汗，可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声痛。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思忠可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任思忠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就咬紧牙关坚持跟上队伍。不幸的是，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任思忠都觉得像脚板里有个锯在割自己的肉，没有麻药，那种疼痛在钻他的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靠着坚强的意志，任思忠挺了过来。

在战友的帮助下，任思忠的脚伤渐渐好转，最后，脚背中央永远留下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的凹陷。

第二次过草地更是死里逃生，任思忠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当时任思忠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木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过河，任思忠和另外30名干部和战士趁黑夜游水渡河。

当时正是隆冬，数九寒天，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站在岸边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游泳到对岸了。不过，越是危急时刻，战士们的勇气越是大增，最后成功游到对岸的有8名，任思忠就是其中一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呢，就在睡梦中被击毙了，8名勇士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然而，任思忠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也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来到绥靖。此时的任思忠长时间休克，脸色苍白，呼吸时有时无。有一次，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口渴无比，轻轻地翻了个身子，浑身疼痛难忍，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只有挣扎着爬向河边去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思忠竟然爬了整整三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快到河边的时候，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了他，听他说了情况后，立刻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思忠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里，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

两个月后，任思忠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令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的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面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的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尾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的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道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的答应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黎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中念到:“五月二十二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手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读到这里，我为红军长征的壮举而自豪。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1934年10月16日那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那天是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就开始25000里长征的日子.屈指一数已经过去了70年了.

在我心中,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红军翻山越岭,强渡江河.穿过草地,翻过雪山,最后才到达目的地---- 延安.长征的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们坚定永不退缩的精神在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可能有些人会说红军不全是为了人民而战斗,而是为自己而战斗,因为有一些人去参加红军只是讨口饭吃罢了!但是你能解释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吗? 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可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这仅仅只是为一口饭吃吗?

今天,我们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年红军过雪山的时候,翻越雪山上的劳累加上高原气候的困乏,还有山巅雪暴卷起雪沫的危险.前有堵军,后有追兵,天上还有敌机,想到饿死掩埋在雪山上的红军,我不禁感慨万千,这种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抗争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精神是何等珍贵?这么坚强的红军遇到如此大的困难都没有退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小朋友们应该更加坚强,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不怕困难的人!

现在学习长征精神的人们越来越多了,他们坚定,不怕困难得到了许多人多赞赏.比如说：今年无情的洪水吞没了湖南南边的各个良田,房屋,在这次洪水中许多干部为了转移群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灾区的人们没有气馁,他们相信只要坚强就能够让家园重建起来.

现在重庆发生了60年来罕见的旱灾,人民的财产损失过亿,大量农田干旱.重庆市长在蒸笼似的公交车上听取民意,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在灾区查看旱情.这些领导人不畏炎热来查看旱情,听取民意体现出长征精神不仅人民有,这些党领导人也具有.真是长征精神便满真个中国啊!

长征精神永不朽,让长征精神传便整个世界!新中国为了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做出了很大的帮助.人民继承了长征精神,这个精神将流传百世.

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与家境无关。

一个感人的故事

中秋节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这一天，全家都从远近不同的地方聚到了外婆家。我们一边品尝着香甜美味的月饼和水果，一边欣赏着那镶嵌在黑漆盘里的月亮和星星。

总是这样平静柔和也让人受不了。于是，外婆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秋节前后，不过是发生在战场上，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场上拼搏的儿子总是让家中的老母亲放心不下，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儿子也不知能否回家探望。

正巧，儿子的一封家书给母亲带来了多少关怀和温暖。母亲坐在炕头，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又安详的笑容。信中除了对母亲的问候外还向母亲叙说了一件事：在一次战斗中，儿子的一位战友被炸断了一只手和一条腿，他恳求母亲能让他的这位战友来他家长住养伤。母亲考虑后，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道：母亲老了，家境也不好，实在无力奉养。

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那个手和腿被炸断的战士自杀了。老母亲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过意不去，便决定去把儿子战友的尸体安葬了。

母亲来到了部队，见到了儿子的上司，才知道那个被炸断手和腿的战士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上司说他也看过那封信，也体谅母亲的心情。母亲痛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自己错了，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而儿子的上司却不这么看，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儿子的错。第一他欺骗了你，他不该用另一个战士代替自己。第二还是他的错，他不该自杀，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你的儿子受了伤，即使家境再不好，做母亲的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的。”

母亲与儿子见面了，不过是儿子的尸体。母亲紧紧地抱着儿子，仿佛儿子还活着。她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讲着他最爱听的故事，久久不愿离去……那天正好也是中秋节。

故事讲完了，大家都默默不做声，很回味。外婆的只有一句：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与家境无关。

以往的经历如同在成长路上的脚印一样，每一步，我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尤其是那一步，让我深深地懂得了父亲的爱。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天很冷，风呼呼地刮着，雪也在下个不停。我的好心情全被破坏了：我一边望着外面的天，一边担忧着来接我回家的爸爸。十分钟，二十分钟……外面的雪就像喝醉了酒的醉汉喝上了瘾一样，总是舍不得停下来。

教室里的同学都已经走光了，爸爸却一直没有来。我在教室里来回的徘徊，眼睛不时地望着门口。就在我的希望之心就要沉睡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是爸爸！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拎起书包兴奋地奔向爸爸。爸爸赶紧递给我一件厚厚的棉服。我放下书包，伸手去接。就在那一瞬，我触到了爸爸的手，他的手冰凉得好似檐头挂着的冰凌柱，冰得我打了一个寒战。倏忽之间，我赶紧抬起了头，爸爸身上的雪花还未融化，他好似披着白色羽翼的天使，微笑着站在我的眼前。我的心一下子皱了起来。

我默默地穿好了衣服，望望外面，雪好像小了一些。爸爸给我戴上帽子，系好扣子。泪眼朦胧中，我隐隐约约看到了爸爸被冻红的耳朵和脸颊。望着爸爸的脸，我仿佛又清晰地看到了爸爸骑着车子在风雪中匍匐前行的情景……

我坐上了爸爸的摩托车后座，爸爸将双脚撑在路上，车子缓缓地在滑亮的道路上启程了，我把脸贴在爸爸的后背上，感觉到一阵阵凉意。天上还陆陆续续地下着小雪花，路上没有一辆车。天冷得出奇，虽然我里三层外三层地穿了这么多，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寒意。而爸爸由于来得过急，身上只穿了一件旧外套和单薄的毛衣，他怎么能受得住这寒冷呢？路上只剩下摩托车的响声，我感到爸爸的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为了缓解爸爸的寒冷，我和爸爸说起了笑话，那笑的音符随风散落在漫天雪花中。

记得有位名人说过：“天底下唯有一个人可以在面临危险时完全忘了自己，那就是父母。”今天，爸爸忘了自己的寒冷，却没有忘记为我拿上暖暖的毛衣；爸爸忘了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忘记我的期盼。雪，还在下着，但我却不再寒冷，因为我被暖暖的父爱包围着……

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有许多事情让我感动，让座，撑伞……但最使我难望的还是那默默无闻，给人创造光明的黄老伯。

我住的这栋楼年轻人较多，平时大家都是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久而久之，走廊外的照明灯坏了，谁也没想去换灯，整栋楼黑糊糊的，伸手不见五指，一不小心就有摔倒的危险，每晚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的，弄得我们晚上都不敢轻易出门。但是有一天，事情竟发生了转折，一到八楼的灯泡全被人换上了新得了，整栋楼灯火通明，走上楼梯，给人温馨的感觉，但大家都西心安理得谁也不去探究这幕后的好人是谁，从此以后，只要有灯坏了，总会在第二天奇迹般的修好，大家都敢激这位好人，为了弄清这幕后好人的真面目，我便精心策划出了一场戏……

我把我家门前的走廊灯换上了一个废灯泡，晚上，只有我家门前一片漆黑，我站在防盗门前，从猫眼往外看，豪无动静，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试着，我心急如焚，烦燥的走来走去，心不在焉的聆听门外的动静，突然，一真请微的脚步声传入耳中，我赶紧贴着猫眼，只见一个黑影走来，左手哪这受店筒，右手扛着人字梯，蹒跚地走上楼，来到门口，他轻轻的放好人字梯，稍微闯口气就慢慢地往人字梯上爬，爬稳后，他用嘴含住小手电筒，把旧灯泡拆下来放入口袋，又从口袋里拿出新的灯泡换上，灯亮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年迈的黄老伯，黄老伯看着亮堂堂的灯，咧嘴笑了。我看着黄老伯渐渐离去的身影，我为我们的行为感到脸红，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愧疚……

人人都有一个慈爱的妈妈，我也有。但是自从爸爸和妈妈有了矛盾以后，妈妈已经搬出去住了，所以我和妈妈总是聚少离多。虽然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很少，但她小时候对我的教导和关心在我脑海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

记 得有一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太阳强烈光线的照射下地面的温度都可以将生鸡蛋煮熟。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太长，妈妈想带我去镇上理发，我那时特爱睡懒觉， 而妈妈又不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结果到了上午九点半的时候才到了镇上。理完发已是十点多了。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热得不得了，路上的行人很少，个个都是汗流 不止。这时妈妈要用自行车带我回家，本来就已经够热了，这回还要带上我，更是负重了不少。妈妈不顾自己的炎热，问我热不热？还把毛巾包在我脸上，草帽给我 戴上，把我全副武装保护起来。而她自己却已经汗流浃背了，装得很轻松的样子。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果然到了下午妈妈就中暑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连饭也 没吃。

在我的脑海里我妈妈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吃过晚饭，我正辅导女儿做作业，母亲开门走了进来。

我还没顾得上和她说话，她就径自向卫生间走去。一眨眼的工夫，就听大门“砰”地关上了，楼梯处很快传出下楼的脚步声。母亲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老太太干吗呢?”

没过多久，母亲又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起来沉甸甸的。母亲气喘吁吁地关好了门，趁换鞋的工夫，用另一只手捶了捶背。我家住在6楼，每次爬上楼来，我也得喘—会儿，母亲这么大年纪就更别说了。我伸手去接母亲手里的塑料袋，她却摆摆手，转身走向卫生间。

我纳闷了，母亲干吗老往卫生间跑?于是就跟了过去。只见母亲蹲着身子，有条不紊地从袋子里拿出一瓶瓶饮料，放在地上，细看那些饮料，竟然是我喜欢的带薄荷味的矿泉水，还有女儿喜欢的可乐等。

我一阵恶心，对母亲吼了起来：“妈，你这是在干什么?”不等母亲说话，我眉头一皱，大声说道：“这饮料放卫生间还能喝吗?”我想到昨天被我扔掉的那些饮料，又问道：“妈，上次那几瓶饮料也是你放的?”

“是啊。我看那几瓶饮料你们喝了，这才下楼又去买了几瓶。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一般情况下别喝这饮料……”没等母亲把话说完，我就接过了话：“是不能喝，放卫生间里的东西还能进嘴吗?你也真是的，放着客厅、厨房不放，为什么偏偏要放这地方。”

说完这句话，我白了一眼母亲，甩手走开了。

一直没说话的女儿接过话茬：“妈，那可是放饮料的最佳位置哦。”见我疑惑，女儿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防震救灾》宣传手册。女儿指着里面的一条，说：“你看这，当地震来临时，要躲进空间较小的卫生间里，还有，看这，为了让生命持续久点，还需随时准备一点饮用水，外婆这么做，全是按这上面的提示在防范啊!”

我恍然大悟，想起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母亲的责问，我惭愧地说不出话来。

我返回去，再次走进卫生间，蹲下身子和母亲一起，把那几瓶水摆了又摆。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感动，一个多么美好的名词，那样纯洁，那样高贵，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她深深折服。生活了十六年了，我不得不承认从第一声啼哭开始，我就开始感动着--我被妈妈那份呵护的爱所感动，被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所感动，被朋友失败时的一声安慰而感动，更被社会上存在的爱而感动。

还记得四川地震时那些好心人可爱的笑容，是他们的存在才让这个社会如此温暖，才会让我们如此感动;还记得小浩博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痛加剧，辛晓琪的那个歌声，更让我们潸然泪下;还记得那些被H7N9夺去生命的亲人们，他们那份失望无助的眼神更让无能为力的我们惭愧。

但我却在伤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感动，因为四川虽然发生了地震，但有那么多有良知的人的帮助，我感动;小浩博虽然永远的睡了，但有那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为你祈祷，我感动;那些被疾病无情的夺去生命的人，我们正在努力找寻治疗的方法，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祝福你们，我感动。

我逐渐学会了微笑，因为我知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值得得到微笑，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中国人，我们自豪，我们会感动是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我们要感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上有真善美，我们谈感动更因为我们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

这是发生在元代的一个心灵鸡汤故事，载于《南村辍耕录》。故事发生在至正年间。扬州有个泰兴县，泰兴县有个村叫马驼沙，村里有个农夫，姓司，叫司大，是富户陈家的一个佃农。

司大家很穷，交不起租子，遂打算把所佃之田质还陈家，换点钱回来。陈家旁边有一户人家，叫李庆四，也是个佃户。这家伙心思比较敏捷，找到主人家暗中游说，最终竟以极低的价格把田地夺走。司大虽然心中郁闷，却也无可奈何。

李庆四得了大便宜，心情愉悦得很，杀鸡烫酒，宴请所有相关人等。司大也跟着去了，结果却在席间遭到了李庆四的无情羞辱。司大无比恼怒，回家后痛骂这个李庆四欺人太甚。司大老婆劝他道：“咱们天生就是穷命，就别去恨别人了。”

司大哪里听得进去，他被怒火冲晕了头脑，铤而走险，拿着火把连夜潜入李庆四家里，准备把他家烧个干净。正当他走到屋檐下，准备点火时，忽然听到屋子里有声音传来，侧耳一听，原来是李庆四的儿媳妇在生产。

司大一下子动了恻隐之心：“我痛恨的是李庆四，何必要杀这一对母子呢。”于是把火炬扔到沟里，回家去了。

仇不报了，生活还得继续。佃田为人所夺，司大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只能转行去酿酒。天无绝人之路，没想到他在这个领域居然颇有天分，酿的酒大受好评，于是家境慢慢地富裕起来。与此同时，李庆四家里因为各种原因，却日益衰落下来，越过越穷。

过了十年，李庆四过不下去了，被迫要把佃田质还给主家。司大一听，报仇的机会来了，他也用了李庆四十年前的手段，以极低廉的价格把田地夺了回来。他也办了个宴会，把李庆四请来，当中着实羞辱了一顿，总算是把这个仇给报了。

李庆四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怒火中烧，恨司大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一个火盆点着，端出去，打算去把司大家给烧了。李庆四到了司大家，正要把火盆往屋子上倒，忽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探头一看，巧了，居然赶上司家媳妇也在生产。

看着刚出生的小娃娃，李庆四端着火盆，心里一下子犹豫起来。忽然看到有人从屋里要推门出来，他吓得把火盆一扔，转身跑了。

到了第二天，司大在院子里，忽然看到地上扣着一个火盆，觉得奇怪，再一看盆底，上面写了一个“李”字。司大登时明白了，这是在重演我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啊!当年我要去烧他家，因为赶上他媳妇生孩子，没下手。如今他要来烧我家，赶上我媳妇生孩子，也没下手。这简直是他妈的天意啊!

司大取了五千钱，登门拜访李家，诚恳道歉，说我昨天席上侮辱了您，心里过意不去，给您送点钱来赔罪。李庆四哪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心中怀疑不会是又来耍我吧?假装称病不起。

司大哪肯答应，把他硬拽到村里酒馆，点了壶酒。两人喝到一半，司大对李庆四说：当年啊，你孙子是子时出生的，那时候我在，拿着火把准备烧你家，幸亏有那孩子，我没动手。昨天我儿子出生，你带着火盆来，也没动手。咱们两个都有仁慈之心，所以未酿成大祸。你想想看，如果当时你我只顾泄愤，不讲怜悯，岂有如今的大好生活?这种一时气急便要对方家破人亡的事，以后一定得慎重才是。

前不久，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牧羊的女孩和一头野狼。

几年前的一天，女孩在草原上牧着一群羊，在途中看到了躺着的两头狼，一老一少，老的很瘦，还是独眼。老狼看到那群羊，挣扎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倒下了，又挣扎着爬起来，几步又倒下了。女孩心软了，虽然对方是牧羊人时刻需要防范的危险对手，但她还是掏出了包中的一个馒头，扔了过去。馒头丢落在老狼的面前，老狼却用它的尖嘴把馒头拱到了小狼面前。女孩一瞬间被感动了，掏出包中的所有，给了那一老一少。

在过后很久的某一天，女孩赶着羊群回家时，半途窜出一头狼挡在面前，又高声召唤来三个同伴，围着女孩和她的羊群打转。转着转着其中的一头狼停了下来看着女孩，女孩认出了它，是曾经救过的那头独眼狼，狼也认出了她，对着同伴吼叫，接着又撕咬在一起，结果老狼战胜了，虽然是势单力薄，还浑身挂了彩。那次老狼护送着女孩回到了家。自此以后，老狼和女孩就成了朋友。

今年一月，女孩所在的村连续发生多次羊被叼食的事件，唯独女孩的家中丝毫未损。那些受损的村民一至证实每次参与叼羊的都有一头独眼狼，听说女孩和独眼狼的交情，村民们要求女孩再遇到时务必把它除掉。九月，女孩与狼相遇在草原，象往常一样彼此打了招呼，女孩掏出了灌了毒药的火腿肠，狼吃了死了。

我为狼的母性、女孩的善良感动，但更为女孩对狼的无知背叛而愤怒。难道杀了那一头狼就能使村民们免遭损失了吗?即使杀了整个狼群又怎样呢?也许短时间里村民们是没了损失，但长远的来看村民们能因此而致富一辈子吗?动物在人类的眼里不算什么，所以只要动物触犯了人的利益，即使在人与动物间存有真实情感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把它除去。我们常常自诩人类是最伟大的，因为我们能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殊不知在我们最自得的时候正遭受着自然的报复。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悲的莫过于失去自我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恨的莫过于背叛信任。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