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七篇 作文题目(20篇)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感动，一个多么美好的名词，那样纯洁，那样高贵，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她深深折服。生活了十六年了，我不得不承认从第一声啼哭开始，我就开始感动着--我被妈妈那份呵护的爱所感动，被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所感动，被朋友失败时的一声安慰而感动，更被社会上存在的爱而感动。

还记得四川地震时那些好心人可爱的笑容，是他们的存在才让这个社会如此温暖，才会让我们如此感动;还记得小浩博的悲惨遭遇，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痛加剧，辛晓琪的那个歌声，更让我们潸然泪下;还记得那些被H7N9夺去生命的亲人们，他们那份失望无助的眼神更让无能为力的我们惭愧。

但我却在伤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感动，因为四川虽然发生了地震，但有那么多有良知的人的帮助，我感动;小浩博虽然永远的睡了，但有那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为你祈祷，我感动;那些被疾病无情的夺去生命的人，我们正在努力找寻治疗的方法，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在默默祝福你们，我感动。

我逐渐学会了微笑，因为我知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值得得到微笑，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整体，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中国人，我们自豪，我们会感动是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我们要感动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上有真善美，我们谈感动更因为我们是有情有义的中国人！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刷刷刷，哗啦啦！”咦，王奶奶不在家，怎么家里会有洗衣服的声音传出来呢？

又是小红在帮王奶奶洗衣服，那些衣服被小红洗地干干净净，小红准备出去晒衣服。这时，王奶奶回来了，看见小红所做的一切，王奶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一把抱住小红激动不已：“真的太谢谢你了，孩子，你的帮助让我很幸福！”王奶奶说。小红轻轻拍着奶奶的后背安慰地说：“王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您一个人生活，什么都不方便，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小红说完就走了。

有一次，小红考试考砸了，不敢去王奶奶家，这回王奶奶急地直跺脚，就赶忙去小红家里，王奶奶知道了小红考试考砸了，她的妈妈一定会打她，王奶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今天我去你家里说一下，就说小红很乖啊，每次都过来看我，还帮我洗衣服……

小红的妈妈回来了，听到了王奶奶的一番话，就夸起了小红，小红心里美滋滋的，明天小红来到王奶奶家里，帮她洗完衣服晒完后给了王奶奶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

这时，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落在屋外的大树上。它们看到屋里的情景，也唱起了欢快的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开学第一课开始啦!”昨晚8点整，众多的中小学生和家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开学第一课》，听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开学第一课》主题为“先辈的旗帜”，邀请多位亲历长征、平均年龄逾百岁的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给青少年以价值观的启迪和引导;同时辅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和互动游戏，力争给全国中小学生献上一堂生动而有意义的第一课。从2008年至今，《开学第一课》已经陪伴全国中小学生走过了8年。

“这种形式非常好，充满正能量。”泉州一中校长赖东升介绍，今年刚好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节目中老红军亲自讲述当年的经历，让年轻一辈们能更深切地体会红军长征遇到的艰难险阻。整个节目主题鲜明，形式新颖，寓教育于活动之中，让同学们感到亲切，易于接受，得到教育，加深理解与感悟，效果颇佳。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用长征这个主题非常好，让我这个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看了非常感动。节目教育下一代发扬先辈勇敢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不忘初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培养下一代作出自己的贡献。”晋江市金井镇新市村光华小学教师曾志欣激动地说。

“《开学第一课》从青少年的独特视角，带领大家一起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长征精神，鼓舞我们接过先辈的旗帜，初心永不改，加油向未来!”泉州五中初二(六)班学生曾国磊表示。泉州师院附小四年(一)班学生苏子淇表示：“节目教育我们遇到苦难要勇敢面对，学习长征精神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救护人员不顾危险去救援，当然在救援过程中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救授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发现一名中学生，她还活着，救援人员马上进行救援，那女中学生说了一句话：“我醒来时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就连忙喊救命，听不见了我就停下来休息，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我还活着我很高兴!”说完还微微一笑。

还有一名镇长，他的儿子也被埋在废墟之中，但他却不救儿子，而是救别人，最终他儿子死在了破墟之中，难到他不想救自己的儿子吗?其实他不是不想，而是首先想到别人。

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还有很多，它让我的泪水常常模糊视线，而我们少年儿童该做些什么呢?唯有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李明忙碌地工作几个月，获得两个礼拜休假，他计划去观光胜地。出发前，他打电话把计划告诉他妈妈，妈妈希望他能和自己聊聊天，可李明说已经约了朋友，没时间。

李明开车时想起今天是妈妈生日，就到一家花店，订了鲜花，让花店给妈妈送去。正好店里有个小男孩也在给妈妈买生日鲜花，可没带够钱。李明为小男孩凑足了花钱。

李明开车绕过一个山坡时，看见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墓碑前，刚才买的那束鲜花放在碑座上。小男孩对李明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你，先生。”

李明一下愣住了，随即调转车头，回到花店，叫老板不要帮他送花了，他自己去送。

小男孩的行为不仅感动了李明，而且感动了我。小男孩的妈妈不在人世了，可他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还去妈妈的墓地上献一束鲜花，可见他多爱妈妈呀!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一切除了有心，还要有行动。记住墓碑前的那束鲜花，趁一切还来得及!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在一个寒冬的上午，我在位子上削铅笔，准备下节课使用，一不小心把手划了一道口子，手上的鲜血流个不停，不便和我一起玩的李博看见了，他走过来帮我止住血，只见他迅速的用手把我地手上的伤口按住，拉着我就往医务室跑。校医做了包扎，我俩才回教室，这时他还说：“这手千万不能冻，一冻就不容易好了。”

第二天长跑时候到了，同学们都戴上了手套，来到操场上，我早上忘了戴手套，手冻得通红，李博看见我没戴手套走过来问：“李根你没带手套吗?”我点点头，他看了看我受伤的手，一边摘下他的手套，一边对我说：“来，戴我的吧!”我连忙把手插进兜里，推辞说：“不用、不用，我不冷，再说跑不了多远就回来了。”“那你的伤口怎么办呀?”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手拽了过去，硬把手套给我戴上。

我们排着队，跑出校门，风呼呼地吹着。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的手暖烘烘的，看着这双手套，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回头看看李博，他的手冻得通红，两只手握得紧紧的。他发现我在看着他，冲我笑了笑好象在说：“没关系，我结实着呢。”

回到班里，我的手一点也没事，我摸了摸李博的手却冰凉冰凉，我把手套还给他感激地说：“太谢谢你了!”他微笑着对我说：“不用谢。”看着李博那通红的双手，我感激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股暖流进了我的心田。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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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阵秋风吹过，吹散了夏天的炎热，带来了秋天的凉爽。它，吹过天空中的白云，吹过松柏上的绿叶，吹过咖啡店的门口，吹过我的身旁。使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它那活泼可爱的气息，轻轻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是那甜甜的笑容……

那天，我独自一人坐公交到外面去补课，要到深夜课程才结束。于是，我决定为了上课质量的保证而去买一杯咖啡。突然间，我见到许多人拥挤在一家店门前，我也好奇地跟了过去，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家咖啡店啊！而且听同学们说这里的咖啡是多么多么好喝。想到这里，我连忙掏出手机，也想买一杯咖啡尝尝，便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嘀——”的一声，服务员就笑着把我的热呼呼的咖啡递给了我。我把手机往口袋里一塞，并小心翼翼地端这杯咖啡，像端着一个宝贝似的，轻轻将盖子打开，啊——这咖啡果然名不虚传，又香又甜的，如同一缕春风吹我的心田，使我变得有活力了！我享受着这杯咖啡，愉快地离开了咖啡店。

补课完到家，我便跟母亲讲起这杯咖啡的事，讲到一半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欸？你上次去学校门口买食物不是都把钱花光了吗？今天你买的咖啡的钱是哪儿来的？”听母亲这么一说，我连忙再次拿出手机，开启屏幕，眼前突然跳转出“余额不足，无法支付”的界面，我心中猛地一震。母亲见此，对我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自己处理这件事。”说完，便走进了房间。我只好也去休息了。整个夜晚里，我的心中很不安稳，总感觉有什么事像链条一样把我重重锁住，使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上又想起那件事，我心中十分困扰：去还是不去付钱呢？不去，就显得我没有诚信，去还，也太远了。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心神不宁。到了下午，我再也忍不住这痛苦了！我把衣服一穿，拿钱包了，便上路了！一下车，便看见那熟悉的门店，我径直冲了过去。服务员见我这么急，便问：“怎么啦？”“没什么，只要一杯咖啡而已。”我脸上终于挤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拿出钱包，取出钱来。服务员再次笑着将咖啡递给我，我接过咖啡杯把钱往桌上一放，转身便向门口奔去。

“你的找零——一杯只要15元，不是30元！”“这是昨天买咖啡欠下的账——”我早已跑向车站，头也不回的在远处大声喊道……

古人云：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守住诚信的感觉真好：似乎所有人都在冲我微笑，秋风吹散了天空中的云，携着桂花的芬芳，欢快地来到我身旁，使我的心情格外爽朗。

今天叔叔出去吃饭，家里只剩下奶奶、我和弟弟。我们吃完饭，奶奶就说她要去洗澡，让我看好弟弟。

看好弟弟，那还不很简单，我心里想。一开始弟弟还很听话，不哭不闹，在床上躺着看着我，可还刚过十几分钟呢，弟弟就开始大哭，我也很纳闷;你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哭什么的?我想了想，也想不出他为什么哭。

弟弟的哭声越来越大，我使劲哄他，越哄他越哭得厉害，我恨不得拿个胶布把他的嘴封上。奶奶听到了弟弟哭声，疑惑地问我：“怎么了?”我难为情地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哭就哭了。”奶奶笑着说：“拿个玩具哄哄他不就好了吗?”我一想，我怎么想不起这个办法呢?我赶紧到柜子里拿玩具。

这一拿不要紧，我刚刚从床边走开，还没走到玩具箱那里，弟弟突然从床上摔了下来，正好奶奶洗完澡来了，奶奶一看，赶紧把弟弟抱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奶奶，奶奶听了说：没事，你看他不是不哭了吗?下次小心就好了。我点点头。

怎么看小孩那么难啊!我想，我从小是不是也这么样，要真是这样，妈妈也真不容易。

耿飚是长征时期红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被誉为“铁军团长”。在节目现场，耿飚的女儿耿莹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耿莹说，父亲带领的红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长征第一步就是他们迈出的。长征中，父亲和广大红军战士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创下了一天行军240里的奇迹。“他们并没有超人的体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过了万水千山。”

耿飚虽生于湖南贫穷之家，但也从小读私塾，背诗文。特别是他的传奇家世，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个游方郎中。到了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他父亲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打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耿飚的父亲耿楚南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1909年出生的耿飚作为长子，从小一方面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热爱学问，喜欢文史。十三岁，到水口山矿上当童工，开始投身革命。 父亲主要教给他南拳、气功、单刀、点穴功。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指挥活捉张辉瓒，用的是太平军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斗中，耿飚作为参谋，有勇有谋，他手挥马刀，冲锋陷阵，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由于懂得战术阵法，耿飚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管理第一期教导队。

耿飚文武双全，非常重视地图。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他自学的能力非常强，为了给部队架桥，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水口战役中负伤，子弹打尽，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率领红四团勇猛战斗，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歼灭敌人一个旅，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就俘敌千余，红军只有三个人负伤。陈光师长先表扬他打胜仗，而后又批评他带领党员干部打冲锋，罚他写文章，题目叫《反对个人勇敢》。耿飚当天就写好了，发表在《红色中华》上。这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

一次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与敌人硬打，耿飚三次建议，黄永胜才留下一个连守住隘口。结果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后，幸好留守连拼命阻击，才避免了全团覆没。陈光表扬了耿飚。

长征时，耿飚克服疟疾，为全军当开路先锋。幸遇一位神医给他配了一副秘方，根除了他的恶性脾寒，但副作用是掉头发和手足发麻。耿飚严守诺言，终生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老神医还建议红军用“七叶灵芝草”抵御深山老林的瘴气，非常灵验。而所谓“七叶灵芝草”，其实就是大蒜。

湘江之战，要是没有耿飚这样天神般的勇将拼死冲杀，红军肯定彻底覆灭。耿飚的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团长的耿飚，手挥马刀亲身搏斗，全身都是血浆，血腥味呛得他不停地干呕。连林彪聂荣臻都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血战五天五夜，红军由八万四千人打到不足四万人。海龟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要是没有毛泽东、林彪、彭德怀、耿飚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天神系列”，那就不会有“长征”这个词。

突破五道封锁线后，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得到重视，耿飚所部连打胜仗。强渡乌江时，炮兵的五发炮弹发挥了作用。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每次开炮前要念经，抚摸着炮弹说些“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煞是好笑。由于神速突破了乌江天险，老百姓和敌军都传言说红军是“水马渡乌江”，先头部队干脆写上了“第一水马司令部”。百姓和学生都围着红军要看“水马”，还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穷人啦，与红军是一家呀。”耿飚的红四团能者多劳，连续不能休息，强渡乌江就打娄山关，一路见敌就打，真是天兵怒气。俘虏惊讶地问：“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耿飚随即升为红一师参谋长。

渡金沙江时，耿飚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解决了瘴气和江水里的毒气问题。刘伯承跟小叶丹歃血为盟时，耿飚在场协助。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少数民族的攻击时，红军打几颗信号弹，他们以为遇到了妖魔，就远远逃走了。

非常可贵的是，耿飚这员毛泽东重视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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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感人的故事特别多，像夜空中的星星，数不胜数。其中，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手术。

那是三岁的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住进了医院。我奇怪地看着妈妈，妈妈没有说什么。过了十天，我被打了一剂药，而且还打在屁股上。我非常紧张，于是问妈妈我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医生给我打了一剂麻药。我害怕极了，想在床上打滚，可是屁股很疼。妈妈看我不舒服，于是用胳膊搂着我入睡。做完手术，我醒来后，看见满头大汗的妈妈。妈妈在我手术后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妈妈的照顾下一天天康复了起来。妈妈也一天天高兴起来。有一天，我突然发了高烧，这烧是白天低夜里高，害得妈妈得在夜里看我。妈妈非常难受，急得团团转，而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几天后，妈妈的假期没了，因为她已经请了一个月的假，所以不能再请假了。幸好爸爸出差回来。可爸爸不会管我，只好和妈妈交替着。白天爸爸看，晚上妈妈看。可是一些杂事让妈妈忙的饭都吃不成。幸亏我这烧很快退了，才没有让妈妈受更多的累。当然这跟爸妈的悉心照顾密不可分。

经过这次住院，我才知道我有多幸福。

我是一名中学生了，当我告别快乐的童年，迈进初中学校的大门，我的生活便充满了紧张，激烈，急促的旋律。在这两个月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和他们之间也发生了故事。

在刚升入中学的第四天，我们迎来了体育课，每个同学都很兴奋，因为他们都想着看看体育老师长啥样，同时这也是我们进入初中的第一节体育课，而我却无精打采的。“体育老师来了”不知道那个同学这么一喊，我们全部斗乖乖的站好，等待体育老师的来临。体育老师一来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绕操场跑两圈。我今天本来就不舒服，老师还让我们跑步，我想跟老师说一下我肚子痛不能跑步，但我又怕老师骂我太矫情，所以就忍住没说。我们在跑的时候都说体育老师太贱了，一来就给我们个下马威，我和别的女同学一直在说老师的坏话。跑完两圈后，老师让我们在这烈日炎炎的下午站军姿，站十分钟，我很不舒服，还没站够五分钟我就吐了，体育老师见我脸色苍白就让我坐下来了。

体育老师满头大汗的，只要是因为他为我去接开水，还跑去厨房拿东西朝呕吐的地方踩了踩，又拿扫帚把打扫干净，看着体育老师为我忙碌的样子，心里很惭愧，我不应该和其它同学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在此，我想郑重对您说一声：“对不起。”我的体育老师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带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高冷的样子，让人捉摸不透，但体育老师在我的心中是最称职的了。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和同学之间的。在星期三的那一天，我是值日班长，班里面很乱，我管不住班，最后我被他们气哭了，这时班长主动站出来，安慰我，并帮我管好班，我非常感动，心想：班长人好好哇！她主动帮我管班，也不害怕别人说她闲话，她是这样一个长的普普通通但心地很好的人。

这就是我在初中的生活，同学们之间的关爱和老师与我之间之间的事。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长征都是一部悲壮慷慨的英雄史诗，一个永远令人惊叹的奇迹。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转战大半个中国，行经15个省份，翻越20多座高山，渡过30多条河流，穿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中，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长征精神是什么?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为抗战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条洒满鲜血的牺牲之路，无数革命先烈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过早地倒下了，把热血和生命献给了未来的共和国。

80年间光阴飞逝，当长征成为传奇，长征精神已成为我们心灵高地上闪光的灯塔，引领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为民族的复兴而拼搏。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实现两大目标的征程就是我们的新长征。在这里，让我们重温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代代相传下来的“党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的忠诚;专家学者以他们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邦玉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红军的后人讲述了先辈的难忘事迹;来自多个行业的作者，更以他们感怀的文字，向长征精神致敬。

重温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是让我们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信仰，凝聚全疆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智慧，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在天山南北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所居住的小区面积不算大，有八栋楼，去年进行旧楼区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可是最近，小区里总会出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的身影。他左手肩背着尼龙袋，右手拿着一个自制的钩子，貌似对小区垃圾箱很感兴趣似的。他对每个垃圾箱都进行翻找，我想这次小区该脏乱了。那一天，我看见他背着一大袋子东西，从我身边经过。我赶紧捂着鼻子跑开了。然而，有一天，我通过两个邻居的对话，才得知这个老头儿的一些情况，他姓王，来自农村，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女儿。老头儿就是这样一边捡破烂卖钱，一边照顾女儿。真是一位好父亲!

这老头儿脾气很倔，别人给的钱从来不要，说要靠自己的力气赚钱。有一次，一位邻居的钥匙不小心掉进垃圾箱里，老头儿知道后，二话没说，就在垃圾箱里不停地翻找，最后才给找出来。邻居十分感激，要塞给他五十块钱。他死活不收，还把垃圾整理好。真是一位热心肠的老头儿!

我听着听着，觉得老爷爷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对女儿不舍不弃，好父亲!对别人热心帮助，好心肠!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需要像老爷爷这样的好人。我也要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中国梦，你的梦，我的梦，大家的梦!

一场淅沥的小雨过后，我独自徘徊在小河边。我不知道已经来过多少次了，只是觉得，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心情大好。

温暖的太阳和煦地洒到河面上，像是给它穿上了亮闪闪的芭蕾舞裙。柳树姑娘舒展出自己那长长的头发，仿佛一位亭亭玉立，翩翩起舞的少女，让人觉得别有一番情趣。小草则钻出尖尖的小脑袋，为大地添上了一抹生机。各类花儿在春风中怒放，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各种鸟儿飞到了枝头上，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属于春天的歌谣。

欣赏着这么美丽的风景，恐怕心事重重的人烦恼也会烟消云散了吧。我迎着鲜花的色彩，踏着小鸟的歌声，继续向前走去。

突然，我在一片草地上看到了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她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穿着一条洁白的连衣裙，再加上这么美丽风景的映衬，我感觉她就像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小天使。我向她走近，只见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儿，袋子里装的全部都是垃圾，她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饮料瓶，正要往垃圾袋儿里装时，我便叫住了她。刚叫完，他便很有礼貌地对我说：“大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低头看着她：“你每天都来这里捡垃圾吗?”“嗯，”小女孩用她稚嫩却不失力道的嗓音说道：“我每天都来这里拾垃圾，喏，我家就住在那边，离这里很近，从我记事起，我就在这里拾垃圾了，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妈妈见这里这么美，但是地上却有很多垃圾，便让我乖乖坐在椅子上，自己在草地上捡了许多垃圾，把草地清理的得干干净净。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也要每天都来这里，让这里更加美丽。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被小女孩的精神打动了，便留了下来，陪她一起清理着美丽的地方。

一直到这个小河边一尘不染时，我们才停手。“谢谢你，姐姐，今天比以往快了许多呢。”小女孩激动地说。我微微笑了一下，再抬头仰望天空，已经是傍晚了，借着夕阳的映照，我清楚地看见的小女孩的容貌：皮肤是那样细腻洁白，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她特别有精神，鼻子小巧可爱，樱桃般的小嘴能说会道。

告别了小女孩，我心想：世界上再多几个这样热心而又善良的人，我们的地球就会更完美了。

烈日炎炎的夏天，体育课后，同学们三五成群、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教室。便一窝蜂的朝饮水机跑过去，你拥我挤的向自己的水瓶里灌水，“咕噜咕噜”喝个精光，然后再灌，饮水机的水不到五分钟就被喝的滴水不剩。

大家大声的喊着：“换水的同学快去换水！”，显然，大家都累了，都热了，就连换水的同学也坐在椅子上不动。大家七嘴八舌的喊，“换水呀！快去换水！”“今天不是我换水！”，换水的同学推脱道，“是你换水”“不是我！是他！”“是你！”“不是！”……同学们都不想去换水，便争吵起来。

这时，坐在座位上一直沉默不语的伊稀斌悄悄的走到了饮水机旁，拿起水桶小跑着出去了。同学们看到伊稀斌的举动，都小声嘀咕道：“今天可不是伊稀斌换水！”“就是，昨天他刚换完一桶水！”……

天越来越热，似乎大地都要被烤焦了。一出去就会一身的汗。

过了会儿，伊稀斌抱着满满一桶水小跑着回来了。他的脸涨的通红，豆大的汗珠向下滴擦都擦不及。

他把水桶放到饮水机上，“大家快喝吧！”说着，回到了座位上。

同学们似乎就等着这句话，而且嗓子也快冒烟了，便又挤上前去，抢着去倒水喝。

我也倒了一杯水，喝起来。

这水隐约有一种特别的甜。这种甜胜似蜜糖。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