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七篇 作文题目（通用20篇）

我是伴着感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妈妈曾对我说过：“你的降临就是上苍给我的感动。”但我知道，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人给我的阵阵感动中。正是那些记忆中难以忘却的感动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成长的力量，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那痛并快乐着的一年，同时也是被感动包裹着一年。既将小学毕业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是充实的，同时也是疲惫的。为了实现我几年前许下的诺言，我不断的努力着。我尽我所能去拼搏。在同时备战竞赛和毕业考试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奋战到很晚。但每天，妈妈总会坐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等待着，每一天，每一个夜晚。她会一直守在那里，直等我进了梦乡，她才会安心的睡下。不仅如此，每天她还会为我准备一顿夜宵。而对我来说，每一顿丰盛可口的夜宵，都是世间最美味的佳肴。有几次，我做题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才结束。而妈妈却坚持等我做完了题，吃完夜宵再和我一块入睡。我看得出，妈妈是强忍着睡意在那儿等我。顿时，我的心里只剩下愧疚和心疼。

而每天早晨，爸爸总是我们三个中起床最早的。每天都是他叫我起床。等我醒来时，早餐、球鞋、眼镜、自行车……凡是我上学所需要的，他都会为我准备妥当。到了冬天，5、6点时天还没亮，而早点铺子大多数都还没开门，此时爸爸就会起得更早，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早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到了夏天，早点种类更多了，这时爸爸就会想尽办法，变换花样，不仅让我吃饱，还要让我吃好。当他发现自行车轮胎没气时也总不忘了提醒一句：“记得放学回来的路上到自行车铺打气”。而我，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份疼爱。

有的时候，我还会有更多地发现：抽屉里的稿纸和文具永远都用不完;饼干盒就像一个百宝箱，放进去的饼干只会越变越多;在盛夏季节里，停电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用蒲扇摇出的微风;还有气温骤降时总会自动出现在我身边的取暖器。每次有了这样的发现，我的心都会变得暖洋洋的。我知道，这些温暖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无言的爱。

忙碌的季节总是短暂的。“小学”很快就归去了。而爸爸妈妈给我的感动也伴随我走过了365个日日夜夜。并且还会一直陪我走下去。我十分感谢他们，但这个“谢”字却一直没有说出口，我明白，他们给我的感动早就超过了一句“谢谢”的分量，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偿还。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今天叔叔出去吃饭，家里只剩下奶奶、我和弟弟。我们吃完饭，奶奶就说她要去洗澡，让我看好弟弟。

看好弟弟，那还不很简单，我心里想。一开始弟弟还很听话，不哭不闹，在床上躺着看着我，可还刚过十几分钟呢，弟弟就开始大哭，我也很纳闷;你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哭什么的?我想了想，也想不出他为什么哭。

弟弟的哭声越来越大，我使劲哄他，越哄他越哭得厉害，我恨不得拿个胶布把他的嘴封上。奶奶听到了弟弟哭声，疑惑地问我：“怎么了?”我难为情地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哭就哭了。”奶奶笑着说：“拿个玩具哄哄他不就好了吗?”我一想，我怎么想不起这个办法呢?我赶紧到柜子里拿玩具。

这一拿不要紧，我刚刚从床边走开，还没走到玩具箱那里，弟弟突然从床上摔了下来，正好奶奶洗完澡来了，奶奶一看，赶紧把弟弟抱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告诉奶奶，奶奶听了说：没事，你看他不是不哭了吗?下次小心就好了。我点点头。

怎么看小孩那么难啊!我想，我从小是不是也这么样，要真是这样，妈妈也真不容易。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占据。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四渡赤水，飞跃大渡河，过湘江，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无数战士倒了下去，但无数战士凭借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长征是一曲悲壮的歌，也是一首催人奋进的诗。

红军战士历经重重磨难，风欺雪压不低头，就是为了能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生活中，我只要遇到一点儿挫折，就退缩了，再也不敢迎难而上；学习上，遇到难题，就等着父母或老师讲，从不动脑筋思考。生活给我的机会，我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了！记得还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爬惠山，爬到半山腰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便一噘嘴，说什么也不爬了。现在想想，真惭愧呀！

虽然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周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a还要时刻牢记在心间。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梨农不接钱，战士们就不吃梨。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我婚礼那天早晨，阳光明媚而温暖。一切都很顺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我穿着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美丽的绸缎衣服，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就在这时，醉熏熏的父亲东倒西歪的向我走来。是的，这个时刻，每个新娘是不能没有父亲的挽着她的手，把她亲手交给新郎的。父亲嘴里呼出的烈酒熏得我几乎窒息，他伸出手挽起我的胳膊时竟险些跌倒。与此同时，《婚礼进行曲》响起来了——是迈步向前走的时候了。

我极力掩饰，装出美丽的微笑，用尽全力支撑着我的父亲，不让他倒下。本来应该是父亲挽着我，可现在是我在架着他的身体向前走。他每走一步都踩在我长裙的下摆上，让我不断地和他一起出丑。等到我握着新郎的手站在圣坛上，对我来说，婚礼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给败坏掉了。我生气，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天哪!那一刻我决定永远不原谅我的父亲。

在我的记忆里，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起，父亲就是一个“酒鬼”了。他的嗜酒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太大了，他的恶习一直不断升级，终于有一天导致了他和妈妈婚姻的破裂。

那天我看见父亲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汽车。我不相信他真的要离开我们，问道：“爸爸，你要到哪里去?”他回答我：“我在市区找到一份工作，必须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过来拥抱我，吻我的额头。

我的心中保留着一个孩子的希望，以为他总有一天会回家。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之后，每个星期六我带着妹妹和他相聚一次。我希望我能说那些日子是快乐的，但实际上，那些日子大多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们坐在汽车里，因为父亲要去酒馆里“打几个电话”。我对他的怨恨越积越深，并且持续增长，终于在我结婚那一天达到了疯癫。

我永远也不原谅父亲的决定持续了3年，一直到生下自己的儿子后，我开始常常想起父亲，开始对父亲放心不下。我爱我的孩子，他个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和我一样，他不断地抱儿子，轻轻地吻他，为他唱着摇篮曲。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我小时侯他也是爱我的。我不禁自责，自责我的残忍。我忽略了没有父亲就不会有我的事实，而没有我怎么会有我的儿子?怎么会有儿子的到来带给我们的莫大惊喜?这惊喜要存在于我们的一生之中啊!而我却从来都没有爱过父亲，没有对他的感恩。这样一想，我意识到父亲的嗜酒不过是一种病，而我对自己父亲的病怎么能怨恨，怎么能漠视不管呢?我实在无法再原谅自己了。从生儿子的第20天起，我开始“跟踪”父亲——经常把醉得一塌糊涂的他架到我的车上送回他的寓所。

父亲61岁生日即将来临之时，我去为他打扫房间，正赶上他烂醉如泥地睡在床上。给他换新床单时，我用足力气想把他抱起来放在地板上，可没想到原本高大的父亲竟然那么轻，抱他时我因用力过猛，一下想后仰去，父亲和我一起跌坐在地上。他被摔醒了，泪水一颗一颗地流出来，浸失了了我的臂弯。我也在流泪，我们一起默默地哭了很久很久。那天临走时，我告诉父亲：“除非你立刻戒酒，否则您就活不到把您的小女儿亲手叫给她的新郎的那一天了!”当时距我妹妹的婚礼还有6个月。这是我结婚三年来第一次向父亲开口说话。

第二天，父亲的医生一早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父亲住进了戒酒治疗中心。我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妹妹，我们对他的做法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天，父亲的医生在电话里告诉我：“别期望出现奇迹，你们的父亲已经退休了，独自居住，并且有多年的奢酒历史。他会旧病复发的!”我告诉医生：“不，我决不让妹妹的婚礼重复我的婚礼那难堪的场面，我要让父亲离开戒酒中心后和我住在一起，我相信奇迹会出现的。” 终于有一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在戒酒治疗中心打电话给我，问他是否能单独见见我。当我赶到戒酒中心，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我给你和家里其他人带来的所有痛苦感到抱歉。我知道我没有几年好活了，但我希望在余下的日子里，我能够清醒的活着。”父亲拉起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问道：“你会原谅我吗?”

“会的!”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原谅您，爸爸，也请您原谅我，我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您，没有爱过您。”父亲又哭了。我们手握着手，我能够感觉得到淤积在我的心中的怨恨在一点一点消融，被伤害的创口开始慢慢地愈合。从那天起，父亲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他每天都要摘抄《圣经》里的一些话给我看，并且宣称耶稣站在他和酒之间，把他们永远地隔离开来。

父亲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他走出戒酒中心后一直和我住在一起。在他戒酒的第二年，他为戒酒康复者们创办了校友会，并用一台旧打字机打印了一篇呼吁戒酒的宣言，每个月寄出100份。他还帮助戒酒中心组织了一次年会。年会上，数百名戒酒者和他们的家人聚在一起，庆祝从前的“酒鬼”变成了头脑清醒的人。

我父亲67岁的时候，成为本地一所医院的红衣志愿者，为病人送报纸、鲜花和鼓励的话题，还为那些要出院回家的怀抱新生婴儿的妈妈推轮椅。他一直自愿在那儿工作，直到他69岁时因患前列腺癌住进疗养院为止。

我的父亲并没有因自己患了癌症而闷闷不乐，相反，他把自己看成是上帝派到疗养院的“使者”。他把新来的病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带着他们在疗养院里四处游览，并把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有趣故事讲给他们听。在节假日里，他有时候会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今天要迟一些回去和你们团聚，因为这里的许多人没有亲友来探视——在节日里，我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独自留下。”我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亲爱的女儿，这都是爱的结果!”

父亲在他72岁那一年去世了。我和妹妹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参加他的葬礼，但实际上却来了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这些陌生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把各自有关我父亲的记忆讲出来和我们分享。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幅画，这又是一幅火红的画，一幅坚毅的画，一幅绵延二万五千里的历史画卷。红军面对高耸的悬崖、冰雪雨露、湍急的河流、无底的大沼泽……可每个红军从来没有退缩过，每个红军他们的大胆无私为长征这幅画卷画上凄美的一笔，这将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画卷哪!这就是长征。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信念，这又是一种顽强?信念，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坚持下来的信念。长征路上多险阻，可我们的工农红军并没有放弃，他们也想回家，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坚持了下来，靠一种信念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长达二万五千里的跋涉。这就是长征。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每人发一个红辣椒取暖，没有食物，但红军战士互相鼓励，坚持下来，最终他们翻越了雪山，这是长征顽强拼搏的信念。在红军的面前，不肯克服困难的我显得无比苍白无力和渺小。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精?，这又是一种不怕苦的精神，这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这是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红军们靠着这种长征精神坚持下来，并用血和泪谱写出了这辉煌的历史篇章。这就是长征精神。

“不经一番彻苦寒，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潜心研究十多年，验算用的草稿纸竟达十几麻袋之多。终于攻克了数学上的难题哥得巴赫猜想。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在轮椅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神舟五号经过中国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的飞上了太空，让世界人民所瞩目，这不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吗?正是由于他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的精神才换来他们伟大的成功。

当我们在挑剔饭不可口时，想想我们长征英雄们，他们是靠吃难以下咽的草根、牛皮带、树皮度日的呀!当我们躺在柔软的床上酣然入梦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是怎样忍着寒冷，睡在雪地上、山谷中!当我们乘坐舒适的车辆在天地间自由穿梭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只能靠脚力一步一步越过雪山，穿过草地!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吮吸知识的阳光雨露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得到一个带字的纸片，就是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追寻长征。重踏长征路，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前进!前进!前进!

大干世界，多姿多彩;人间生活，关爱灿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严冬的早晨。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却有许多人围在一起看着什么，忽然一个中年男子挤进了人群，他发现冰冷的地上竟蜷着一个哇哇直叫的女婴。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顾不得一些人的议论，毅然决然地把女婴拖了回家。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本地的一位菜农。他家的经济并不富裕，一家人靠卖菜为生。他的妻子见丈夫抱着婴儿回来时，先是吃了一惊，当她听完丈夫的叙说后，便同意收养这可怜的孩子。夫妻俩商量了一下，给孩子取名为"龙女"。从此，龙女幸福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好的名字并没给她带来幸福的命运，就在龙女11岁那年，一次她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昏倒。龙女的父母得知后，迅速将其送进了医院。 医院办公室里传来了医生和龙女父亲的谈话：

"你的女儿患的是肾功能衰竭症，两个肾的功能不久将会完全丧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想治好这种病，只有换肾。"

"换肾!?"龙女的父亲惊疑地问，猛然间又急切地说，"换，一定换，我就是要饭也一定给她换上!"

"可医疗费是很昂贵的，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再说这合体的肾又从哪里去找呢?"医生同情而又为难地说。

龙女的父亲急呆了，他没说话，只是沉默，只是流泪。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主动地捐款，来救助龙女。

全市各级领导一边组织了"献爱心"的捐款活动，一边在媒体上寻找合适的献肾者。这时，山东一位干部来电说，要献出一个肾。人们忧愁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

换肾手术成功后，在医务人员悉心护理下，龙女康复很快。龙女知道这一切时，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一场让她无法置信的梦。可无论如何，在龙女的眼里，她已有了成于上万的父母--那些曾经救助过她的好心人，是他们给了她新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你听说了这段感人的故事后，难道你不认为这是生活中用爱交织成的亮点吗?在生活中也正是这些亮点，奏响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乐章。我想，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生活中的亮点一定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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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三年级时，我曾养过两只巴西龟，一个叫“爱莉”，一个叫“爱艾”。它俩总是形影不离，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因此，我给它们起了个组合名字，叫“莉艾”。可是有一次。。。

“莉艾，过来!”我轻唤它们。以往，我只要这么一叫，它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爬到我面前。可那天不知怎么的，它们居然没过来。尤其是爱艾，病恹恹的。我凑近一看，它的身上居然有一块白斑，不会得病了吧?我一下子慌了，忙叫来当医生的爸爸妈妈。他们仔细地看了一下爱艾身上的那块白斑，确定这是皮肤病。爸爸赶紧去宠物医院买来了治皮肤病的药水，涂在了爱艾的皮肤上。

我怕这皮肤病会传给爱莉，就把它们用隔板分开。唉，爱艾真是可怜。它蜷缩在一角，没有了往日的神气。

当晚，我分别给它们喂食。可谁料，爱莉根本就不吃，而是叼着龟食向隔板爬去。我有些好奇，想看看它究竟想干什么?驻足了一会儿，发现它竟在“攀岩”?努力地爬上隔板。难道它要喂爱艾吗?它一定以为爱艾没吃的了。看着这一幕，我被感动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爱艾突然一动不动了。我非常害怕，拼命地喊着“爱艾”“爱艾”，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死了。无意中，我发现爱莉的眼角边有泪水淌下。从那以后，爱莉不吃不喝，像是在等待着爱艾的归来。看着这情景，我又买了两只龟陪它，可它还是什么都不吃。。。。。。最后，它也去了天堂。

真没想到，人世间的深情在动物界演绎得如此感人。多么令人敬畏的生灵啊!

李明忙碌地工作几个月，获得两个礼拜休假，他计划去观光胜地。出发前，他打电话把计划告诉他妈妈，妈妈希望他能和自己聊聊天，可李明说已经约了朋友，没时间。

李明开车时想起今天是妈妈生日，就到一家花店，订了鲜花，让花店给妈妈送去。正好店里有个小男孩也在给妈妈买生日鲜花，可没带够钱。李明为小男孩凑足了花钱。

李明开车绕过一个山坡时，看见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墓碑前，刚才买的那束鲜花放在碑座上。小男孩对李明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你，先生。”

李明一下愣住了，随即调转车头，回到花店，叫老板不要帮他送花了，他自己去送。

小男孩的行为不仅感动了李明，而且感动了我。小男孩的妈妈不在人世了，可他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还去妈妈的墓地上献一束鲜花，可见他多爱妈妈呀!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一切除了有心，还要有行动。记住墓碑前的那束鲜花，趁一切还来得及!

记得在二 年级的一天，我们去领红领巾，但是连着几天都是下雨，所以我们就一拖再拖的，终于在放学之前，老师通知我们看情况有可能去领红领巾，请穿校服。但是我和我 的表姐却把意思理解错了，于是第二天就我和我的表姐没穿校服，老师就对我们说“我现在借手机给你们打给你们的妈妈，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赶到学校的话，那你们 两个就要留级了，”当时我们听了差点哭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答应了，过了一会，全班都去做早操了，就我们在班上等妈妈，终于我们的 妈妈来了，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换完衣服，激动的对妈妈说“谢谢你能及时赶到，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留级了，”妈妈说“只要是关于你学习的事，我不管是风雨交加， 我都会及时赶到的，”当时我听了就投进妈妈的怀里，幸福极了！！！突然老师来了叫我们赶紧走吧，我们告别了妈妈，就出发领红领巾了。

啊！今天还好有妈妈在，不然的话我可要怎么办啊！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我的钱包，用迷信的话说，真是“命太好了!”———有人短信问我是不是丢了钱包，我一翻书包才惊觉的确如此;努力回忆“案”发现场，才发现离最后一次用钱包不过短短半个钟头;匆匆跑去认领，除了证件、汇款单和一些名片、发票没动，居然还安安稳稳地躺着几张百元钞票呢……

事情其实很简单。前几天下午，我在洪美商业街打印材料，付过钱就步行到八大家办事(记得当初很清楚是把钱包放进书包了呀)。走到和平公园门口，接到学院曹伟老师的短信：“春燕，你是不是丢了钱包?有人捡到送我这来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可当翻遍整个书包，我才不得不承认确确实实是把钱包丢啦!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和一张汇款单，还有刚取的两百多块钱!这个时候，我惊诧的不仅是自己的大意，更多的是：是谁这么好心，而且刚好认识我(不一定有交往，但知道我是管理学院学生)，捡到钱包立马直接交到学院去了呢?

于是慌忙赶回学院团委，从老师手中接过钱包一看，证件，汇款单，几张名片、发票，还有我的两百多块，一个都不少!没等老师把叮嘱我“下次小心”的话说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到底是哪位恩人。结果得到的答案更让我摸不着头脑：“一个01级的女生，没留名字啊。”

01级没留姓名的师姐，我想对你说：也许我们早已相识，也许我们仅有一面之缘，也许我们刚刚还在主楼广场擦肩而过……因着这个小小的钱包，我珍惜这份缘，感谢这份缘，更怀恋校园中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母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年幼的女儿迎面而来，孩子一不小心，手中的零食袋掉在了地上，母亲马上停下车来，轻声对女儿说：“孩子，咱们把它扔进垃圾箱去。”说罢，便将孩子抱下车来，俩人弯腰一起去捡地上的零食袋……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事例，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话：素质是一种习惯。细细想一下，难道不是吗?无论这位母亲，还是这个孩子的文明素质如何，在这一细节中已经有了答案。

文明是无处不在的，它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它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它的作用实在太多了。说到文明素质，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因为自我约束的态度，力度不同，才有了使人一目了然的区别。这一转变，不但与思想认识有关，而且还与一个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里，这就要求我们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让这不文明的画面一少再少。

文明是我们生活学习的根基，是我们成长的臂膀。升旗礼仪，最为庄严，这凝聚了文明和热血的国旗，在文明的包围下显得格外得鲜艳。国旗下的我们要严肃认真，精神饱满，不负于中华民族“礼仪之帮”的美誉，校园文明极其重要，课后活动时间，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物，不在黑板、墙壁、课桌等处乱涂改刻画，爱护花草树木，爱护清洁卫生。当然同学之间也是离不开文明的，文明就像润滑油，能把磨擦消除。当我们与同学发生口角时，只要多进行自我反省，谦恭礼让，就会消除矛盾，加深友谊。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为了使中华美德远源流长，我们应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让文明之花永驻你我心间!

身处童年的我们，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它们如漫漫天空的星辰，如蓝蓝大海的水滴……每一件都是让人受益匪浅的。我也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它如黑夜中的一座明亮的灯塔，照亮我迷茫的双眼，混沌的童心。

那是个雨天，铺天盖地的大雨如一面面纱，让眼前的所有变得朦朦胧胧，我艰难地顶着小伞，在白茫茫的雨中快步往家走。这时，不幸的事儿发生了，只听“啪”的一声，一个井盖在暴雨的“掩护”下把我绊了个“狗啃泥”，我那不争气的“金豆子”掉了下来，雨点也乘虚而入，把我浇了个透。

就在我无助的坐在地上时，一个老爷爷拿了个杆子一边摸索一边朝我这边慢慢地靠近，他竟是个盲人！我见他浑身湿透，赶忙忍痛拿起伞给他挡雨，他和蔼地说：“是摔倒了吗？你是不是被一个井盖绊倒的？来，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不要有人再被绊倒了。”难道这个老爷爷是街道管理员？我扶着他慢慢移到井盖边，在我们俩的合作下，井盖终于乖乖的回了“家”。

原来老爷爷是这附近的居民，前几天听人说这儿有个井盖被移开了，下大雨了，他怕路人看不到被绊倒，所以才冒雨出来的。

我被他的行为所感动，这个盲爷爷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站在暴雨中，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心中只有满满的敬意！如果人人都有爷爷这样的品德，那世界该会多么的美好啊！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世界美好起来！

一场淅沥的小雨过后，我独自徘徊在小河边。我不知道已经来过多少次了，只是觉得，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心情大好。

温暖的太阳和煦地洒到河面上，像是给它穿上了亮闪闪的芭蕾舞裙。柳树姑娘舒展出自己那长长的头发，仿佛一位亭亭玉立，翩翩起舞的少女，让人觉得别有一番情趣。小草则钻出尖尖的小脑袋，为大地添上了一抹生机。各类花儿在春风中怒放，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各种鸟儿飞到了枝头上，你一言，我一语，唱着属于春天的歌谣。

欣赏着这么美丽的风景，恐怕心事重重的人烦恼也会烟消云散了吧。我迎着鲜花的色彩，踏着小鸟的歌声，继续向前走去。

突然，我在一片草地上看到了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她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穿着一条洁白的连衣裙，再加上这么美丽风景的映衬，我感觉她就像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小天使。我向她走近，只见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儿，袋子里装的全部都是垃圾，她的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饮料瓶，正要往垃圾袋儿里装时，我便叫住了她。刚叫完，他便很有礼貌地对我说：“大姐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低头看着她：“你每天都来这里捡垃圾吗?”“嗯，”小女孩用她稚嫩却不失力道的嗓音说道：“我每天都来这里拾垃圾，喏，我家就住在那边，离这里很近，从我记事起，我就在这里拾垃圾了，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妈妈见这里这么美，但是地上却有很多垃圾，便让我乖乖坐在椅子上，自己在草地上捡了许多垃圾，把草地清理的得干干净净。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也要每天都来这里，让这里更加美丽。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了下来。”我被小女孩的精神打动了，便留了下来，陪她一起清理着美丽的地方。

一直到这个小河边一尘不染时，我们才停手。“谢谢你，姐姐，今天比以往快了许多呢。”小女孩激动地说。我微微笑了一下，再抬头仰望天空，已经是傍晚了，借着夕阳的映照，我清楚地看见的小女孩的容貌：皮肤是那样细腻洁白，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她特别有精神，鼻子小巧可爱，樱桃般的小嘴能说会道。

告别了小女孩，我心想：世界上再多几个这样热心而又善良的人，我们的地球就会更完美了。

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我从兰州转到了南京的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小学五(1)班来上学。

五(1)班的班主任是严老师，她为人时而严肃，时而幽默。在有人犯错时严肃，在表扬别人时幽默。开学几天后，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但是其中有一位同学不是很友好。

有一天，下课铃响了，我跟一些朋友去楼台上玩。可是，正当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那位同学硬缠着要我跟他玩，我说我下节课休息的时候找他玩。可是我说什么他就是不听，我就不理他了，我去找那些朋友去了，可是他依然追着我不放，后面他生气了，用胳臂勒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一急之下，我使劲拉他的胳膊，不小心把他的皮给弄破了。这时一位同学看见了，急急忙忙的把这件事告诉了严老师。上课铃响了，我和大家火速跑回教室，就他一个慢慢悠悠地走回了教室。

放学的时候，严老师把我和那位同学流了下来。严老师问是怎么回事，我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严老师了，那位同学还狡辩说我不和他玩，还弄破了他的皮肤。严老师说：“人家不想和你玩，你可以再找别人去玩。你勒人家脖子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你快给人家道歉。”这时其他同学还说他还打过班里好多人呢。严老师厉声让他向他所有打过的人道歉。他道完歉后，严老师让我先回家，她要再调查调查。我含着泪向严老师道谢。

这件事令我十分感动，严老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呵护着我们的成长。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