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精选（通用20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提起秦始皇，人们就会想起“焚书坑儒”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矶崎新是日本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他成名很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引领着世界建筑的先锋潮流，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理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奈良的百年会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都是他的代表作。而最让人称道的，不是一件件艺术设计，而是他在一次建筑界颁奖礼上的表现。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各种颁奖仪式总是以请到他出席为荣。

那天，矶崎新最后一个出场。他刚一亮相，就引得台下一阵唏嘘。出席颁奖仪式的嘉宾都身着西服，只有他穿着一件圆领衬衣，没打领带，就像一个先锋艺术家，与周围人的整齐庄重格格不入。第二天，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大家对矶崎新的这身另类装束十分好奇。记者采访后才得知，他穿的这身衣服出自一个好朋友之手。矶崎新与这个朋友比邻而居。两人认识时，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而朋友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地位的差别，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交往。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喜欢摇滚，喜欢突破成规，喜欢追求创新……这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有着独到的眼光和独特的设计风格。矶崎新敏锐地感觉到，他的设计一定会引领新的时尚。朋友在服装业内名气不大，普通大众也不了解。为了让他出名，出席颁奖仪式时，矶崎新就精心设计了这一幕。

矶崎新的良苦用心果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媒体报道了他的新鲜着装，他的朋友——三宅一生的名字也一遍遍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如今，三宅一生早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以他名字命名的时装是世界时装的顶级品牌。建筑大师矶崎新巧妙地为他提供了受人关注的机会，用自己的聪慧成就了另一个大师。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那么。刘伯温身上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明太祖在统一战争中，依靠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将领争城夺地：又吸收了一些谋士，帮他出谋划策。在这些谋士中，刘基是最著名的一个。

刘基又叫刘伯温，本来是元朝的官员，因为对元朝的政治腐败不满意，常常写点文章，讽刺时事，后来，被解职回到他的家乡青田(在今浙江)。朱元璋的军队打到浙东的时候，把刘基请了出来，当他的谋士。在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刘基出了不少计策。由于他足智多谋，得到明太祖的信任。明太祖把他比做西汉初年的张良。

刘基不但谋略好，而且精通天文。在古代，往往把天文现象跟人间的吉凶扯在一起。刘基对天下形势观察仔细，考虑问题周到，他的预见往往比较准确。但是大家都认为这跟他精通天文有关。民间传说把刘伯温看作一个“未卜先知”的人物。

朱元璋当吴王的时候，江南发生了一场旱灾。刘基掌管天文，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发生大旱，怎样才能求上天下雨。刘基说：“天一直不下雨，因为牢狱里关押的人有冤枉。”

朱元璋信了刘基的话，派他去查牢监里关的犯人。刘基一查，果然有不少冤案。他向朱元璋奏明后，平反了冤案，把错抓的人放了。

求雨和平反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刘基也不可能有求雨的法术。不过他懂得天文，可能观测到气象要发生变化，就借这个机会劝谏朱元璋平反冤案。果然不出几天，乌云密布，接着就下了一场透雨。刘基趁朱元璋高兴的时候，又劝他制定法律，依法办事，防止错杀无辜的人。

明太祖即位以后，叫刘基做御史中丞，负责司法工作。刘基严格执法。有一次，丞相李善长的一个亲信犯了法。李善长是明王朝开国功臣，又是明太祖的同乡，势力很大。但是刘基不顾李善长的阻挠，奏明明太祖，把那个亲信杀了。这件事当然招来了李善长的怨恨。

正巧这一年，京城又逢到大旱，明太祖十分着急。刘基乘机跟明太祖说：“战争中的死亡将士，他们的妻子需要抚恤;一些在筑城中死亡的工匠，尸骨还暴露在田野上，没人收埋。

把这些事办了，说不定能下雨。”

明太祖一心求雨，当然很快批准了刘基的要求，抚恤了将士妻子，掩埋了工匠的尸骨。刘基虽然办了一件好事，但是靠这种办法劝谏，毕竟靠不住。这一次，他的预测不准，过了十天，还是烈日当空，一滴雨也没下。

这可使明太祖生了气，再加上李善长在旁边说坏话，叫刘基不能不害怕。这时候，他妻子在家乡得病死去。刘基请个假回老家了。

其实，明太祖对刘基是特别器重的。有一次，明太祖要拜刘基为丞相。刘基连忙推辞说：“选丞相好比挑栋梁。要挑个大木材，如果用小木头当梁柱，房屋就有倒坍的危险。”

后来，明太祖撤了丞相李善长的职，又想请刘基出来当丞相。刘基说：“我性子褊急，容不得坏人：再说年纪大了，也担当不了这样重任。天下有的是人材，希望陛下好好物色。”

刘基回到青田，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

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打那以后，再也不跟县令见面了。

刘基住在家乡，仍旧很关心明朝的政事。有一次，明太祖派人到青田向刘基问天象吉凶。刘基说：“冬天刚下过严霜冻雪：接下来便是阳春季节。现在国家已经安定，希望陛下施政稍为宽和一点。”

大家都知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个歇后语吧，可你们知道吕洞宾的故事吗？

相传吕洞宾是山西人，为人善良，刚正不阿。八仙之中，吕洞宾名声最响。因为他行踪不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上到达官贵人，下到乞丐娼妓，都有受过他点化的。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飞升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

北宋时，有一年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疟疾流行，有位卖菜的老婆婆，子孙都染上了疟疾。一天，有位道人过来，老婆婆招呼他喝茶，礼数周到，并叹息说：家中子孙都病，先生能否施治呢？道士说：明天早晨等我来。第二天清晨老婆婆便等在那里，道士给他一个纱袋，包着一丸药，说：发病时让他拿着这药，病自然会好。一丸可以治疗百人，超过一百人，便没有效验了。老婆婆照他的话做，子孙病好之后，又拿来治疗邻居，共治好百人之多。超过百人，药便没有效验。老婆婆将纱袋拆开，里边没有药，只有张纸条，写着吕洞宾三个字。

湖北鄂城某镇有一位贫穷的妇女，向来患有风瘫症，每天爬着来到桥上乞讨。一天，遇见一位道士经过，问起她来，贫妇回说：丈夫死了，还有位八十岁的婆婆，每天来这儿讨些钱米供养婆婆。道人听后，便将棕拂尘一头递过去，说：拉着拂尘起身试试看。妇人牵着拂尘，果然站了起来。又说：你且试着跟我走。妇人跟着走了几步，瘫病竟全部消失，恢复了行走能力，忙拜谢说：先生住在哪里？我们可以登门道谢。道士说：我住在某人家的楼上。妇人回到家，婆婆十分惊异。问起缘故，知道遇上好人。第二天，找到那家人楼上，并没有道士，一抬头，见到吕洞宾画像，与昨天碰到的道人一模一样，才知是吕洞宾救治。

吕洞宾类似的故事极多。说法不一，但不论什么版本，都说吕洞宾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神仙。这就是我们山西的名人——吕洞宾。

有一天，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举行“书会”。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他写的几个字“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zhou)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ta)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

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到华京城看看去吧。”

第二天，小公权起了个五更(geng)，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胡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he)彩。

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pu)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

“写尽八缸水，砚(yan)染涝(lao)池黑;博(bo)取百家长(chang)，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jian)子，衣肘(zhou)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家。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在大考面前，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举全国之力救治患者，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坚固的“长城”。这场史诗级的伟大抗疫实践正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最好阐释，彰显了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赤子之心。思政课教学要充分运用好社会大课堂思政素材，讲好党的初心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引领青年学生读懂中国共产党，坚定跟党走的决心。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彰显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疫情发生以来，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战疫情，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16个市州，超4万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抗疫一线，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温度”;仅用10天建成的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思政课教学要充分运用好社会大课堂思政素材，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引领青年学生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强制度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命运的磨练-特纳的成长故事

他到3岁才学会说话。就在家人为这个孩子能说话而感到欣喜后不久，一场灾祸发生了，特纳在横穿马路时被车撞飞，妈妈眼睁睁看着他头部着地，结果他只是轻微脑震荡，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可是，从此以后，各种疾病就接踵而至，和他如影随形。麻疹、水痘、肺炎、湿疹、哮喘、皮疹、扁桃腺肥大……一个病接着一个病，虽然不致命，但要一个孩子整天同病魔作斗争，惨痛是可想而知的。特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0岁那年面瘫的事。他本准备刷完牙去参加节日游行，可在刷牙的时候，他的半边脸突然提不起来了。他非常想去参加游行，但只能再一次被妈妈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问妈妈:“妈妈，真的有上帝吗?”妈妈说:“当然有了。”他说:“那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让我总是和医生打交道。”妈妈抱着他的头，对他说:“孩子，不是上帝残忍，他也许是在考验你，把你磨炼得无比强大。”

一个10岁的孩子因为疾病，过早地懂事了，也过早地学会了坚强。因为面瘫，他不得不接受脊椎穿刺手术。其实也就是抽骨髓。别说一个孩子，就是成人也难以忍受手术所带来的剧痛。医生把一根针扎进他脊椎里。他疼得大喊大叫，但他却没有丝毫挣扎，没有对医生说:“太疼了，我不做了。”做完脊椎穿刺，两周过后，面瘫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不幸并没有放过这个坚强的孩子。面瘫消失后，本来说话就晚的他说话有些口齿不清。每次他张嘴说话，别人都弄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甚至在家里，也只有和他朝夕相处的哥哥达柳斯能完全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连妈妈偶尔也需要达柳斯的“翻译”。为此他不得不又去令他深恶痛绝的医院，还去上演讲课。直到上高中，特纳在众人面前发言，才变得没有障碍。

多病的童年留给他的是痛苦的记忆，还有一个弱不禁风的身体。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却喜欢打篮球。尽管在篮球场上经常被别人碰倒在地，常常伤痕累累，但特纳却对篮球永远充满激情。他觉得在篮球场上，自己能强壮起来。由于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没有谁愿意带他打篮球，只有哥哥达柳斯愿意和他一起打篮球。贫困的家里没有篮球场，也没有篮球架。哥俩把一个装牛奶的板条箱固定在一根电线杆上，用铁棍捏了一个篮球圈。这就足够了，哥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自家后面的小巷子里追逐着篮球，也追逐着梦想。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篮球技术也越来越高，高中时，就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而在2009年的大学联赛中，他有场均20.3分、9.2个篮板和5.9次助攻的火热表现。

谁能想到这个被多种病魔缠过身的孩子真的变成了一个强壮有力的巨人。2011年夏天有众多年轻人参加的美国NBA选秀大会上，特纳以榜眼的身份被费城76人队选中。签订了三年价值1200万美元的合同。这也是NBA规定的榜眼秀所能签订的最大合同。专家们对他的评价是:综合能力极强，融合了天赋、身材、爆发力、篮球智商、篮球大局意识的优秀球员。而此时的他身高1.97米，体重95公斤，臂展2.03米，原地摸高2.7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别人的人生满是故事，而我的人生却满是事故。不过，我不埋怨。我和妈妈想的一样，那些疾病，只不过是命运的考验，只为把我磨炼得强大。我反而要感谢它们。” 周星驰的处女戏

母亲与父亲离异那一年，周星驰才七岁。他和姐姐周文姬、妹妹周星霞一同被判给了母亲凌宝儿。在1968年的香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讨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维持生活，凌宝儿一个人打了两份工。令她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乖巧懂事，尤其是周星驰，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最得凌宝儿喜爱。只有一件事，让凌宝儿烦心。

周星驰的第一场戏

三个孩子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不管多么困难，每个周末，凌宝儿都要割点肉或买条鱼给孩子们加餐。或许是平时太娇惯了，或许是难得吃上一回鱼肉，菜一上桌，周星驰就把菜端到自己面前，专拣好的吃。姐姐妹妹却懂事得很，从不和他争。但是周星驰的饭量很小，吃两口就吃不下去了。然后，他就开始胡闹，总还要拣两块，放到嘴里嚼两下，再吐到碟子里。他嚼过的，姐姐妹妹哪还肯吃啊!为了不浪费，凌宝儿只好自己吃。

为这事，凌宝儿没少批评周星驰，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好在周星驰别的方面表现都很好，日子久了，凌宝儿就随他去了。小孩子嘛，哪有不顽皮的呢?

可是有一次，凌宝儿真的生气了，狠狠地教训了周星驰一顿。

那一次，凌宝儿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好不容易从娘家弄来了一些钱，买了几只鸡腿， 烧得金黄喷香。菜刚上桌，周星驰就小猴儿似的爬上桌，用手抓起一只鸡腿就啃，还一边冲着姐姐妹妹做鬼脸。一不小心，手一滑，鸡腿掉到地上了，沾满了尘土。凌宝儿又是生气又是心疼，买这几只鸡腿容易吗?再想想周星驰平时的顽皮表现，凌宝儿决定要好好教训他。她取过一根桑树条，狠狠地抽了周星驰十几下：“让你顽皮，让你不知道珍惜!”直到周文姬和周星霞扑过来把周星驰护在身体下面，凌宝儿才放下桑树条，搂着三个孩子痛哭。

哭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饭。凌宝儿把鸡腿捡了起来，用开水冲洗一下，舍不得扔，自己吃了。

那天晚上，凌宝儿抚摸着周星驰身上的伤痕问：“还疼吗?”

“不疼了。”

“下次还调皮吗?”

黑暗中，周星驰的眼睛十分明亮，他“嘻嘻”地笑着：“睡吧，妈，我明天还要上课呢。”

2001年，周星驰、凌宝儿做客凤凰卫视时，又说起了这件往事。

“是的，那时他可是真顽皮啊，全然不知道，这饭菜来得多么不容易，一点也不珍惜。”凌宝儿笑容慈祥。

“不，妈妈，我懂得珍惜，”周星驰接过话茬，声音开始哽咽，“您想想，我要是不把鸡腿弄到地上，您会舍得吃吗?那几年里，有什么好吃的，您全给了我们姐弟三人，您成天就吃咸菜啊!于是我们才想出这个办法，我把几块鱼肉嚼得不像样后，姐姐和妹妹就有借口不吃了。只有这样，您才会吃啊!”

听了这话，凌宝儿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其实，我早该想到，你样样乖巧懂事，怎么偏偏吃饭这么顽皮呢?”凌宝儿哽咽着掏出手帕擦眼睛。

周星驰挂着两行泪水满脸微笑。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这对母子抱在了一起。无数的观众也在这一刻流下泪来。 姚明的走廊

2009年5月5日，全世界的球迷共同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更见证了一种精神，一种承担的精神。

今天，姚明带领着他的火箭队在客场挑战异常强大的洛杉矶湖人队。在比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火箭队，他们的天赋并不出众，经验并不丰富，体能和速度也都不占优势。然而，这样的一只球队却在开场之后打了湖人队一个措手不及，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姚明的走廊

作为球队领袖的姚明一直被人诟病，自从进入nba开始，评论家就指责他缺少霸气，在关键时刻没有血性，所以姚明尽管个人能力非常出众，但作为一个领袖还是不被很多NBA专家认可。

然而，这次比赛让人们看到了姚明的另一面。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他用拼命的奔跑，咬牙的坚持，激烈的碰撞一次次将对手反超比分的热情浇灭。离比赛还剩几分钟的时候，双方的拼杀已经到7白热化的程度，所有的人都红着眼睛激发出全部的力量在争取比赛的胜利。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带球突破的科比和姚明猛地撞到了一起，姚明意外地伤到了膝盖，猛然倒地，表情痛苦不堪。在NBA的赛场上，激烈的冲撞随处可见，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姚明。可大家很快就发现姚明的表情非常痛苦，微微蜷起身体，双手抱着膝盖，眉头紧皱。裁判马上暂停了比赛，火箭队的队医第一时间跑到姚明身边低声询问着他的伤势。

姚明的表情仍旧异常痛苦，队医带着大家搀扶着姚明离开了赛场，缓缓走进了通向休息室的走廊。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姚明不会返回球场，火箭队已经凶多吉少的时候，美国记者在走廊里纪录下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因为疼痛而咧着嘴咬牙坚持的姚明忽然停下了脚步，挣扎着要返回赛场。队医连忙拦住他，劝他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姚明无奈地转身继续向休息室走去。可两条腿向外走着，姚明的目光却一直望着赛场方向。又走了几步之后，姚明坚决地停了下来，他坚持要回到比赛场上去，队医知道自己无法劝阻姚明，就让他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在确定并无大碍之后，队医又陪伴着姚明走回了赛场。

当姚明再次走回球场的时候，所有的观众纷纷站起身来为他鼓掌。虽然这里是对手的主场，但对方的球迷还是将掌声送给了坚强的姚明。当姚明再次回到场边的时候，主教练阿德尔曼显然没有料到姚明会带伤回来。担心姚明伤势的主教练正在犹豫着是否要让姚明上场，姚明已经指着场上的队友大喊了起来，他在告诉阿德尔曼，比赛场上有他的兄弟，比赛场上有急需他的队友，他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当姚明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的刹那，一个当地的记者哭了，他哽咽着说道：“姚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男人该承担什幺，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坚强和伟大!”

姚明再次站在比赛扬上，让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时的比赛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姚明受伤的膝盖已经红肿，他接到球之后仍旧在咬着牙坚持着。姚明的回归给了队友们极大的鼓舞，火箭队打出了极其强悍的气势，在顶住对手的反扑之后，最终赢得了这场让所有人吃惊的比赛。

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的胜利，不如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胜利。姚明向所有人展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勇于承担，所以才会被信赖;因为被信赖，才能有凝聚力;因为有凝聚力，才能创造奇迹。

美国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乡村歌曲，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姚明在今天的比赛里给出了答案：一个人要默默付出很多年，并且等到他学会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走廊，这是姚明的走廊，这是一个男子汉的走廊，这是一个必将被人们铭记的走廊。 光彩照人的“黑寡妇”

有这样一个女人，大胆地向世人展示着她的“伤疤”，获得了人们的掌声和鲜花。

苦难是一条项链

她4岁时得了肿瘤，11岁腿上长脓肿，12岁发现得了脊柱侧弯，13岁在脊椎里埋植了两根钢条。之后她又因为颈部椎间盘突出、肩膀二头肌腱炎等经历了多次手术。至今她都不能弯腰，也无法像其他女人一样风情万种地扭动身体……从4岁开始，她的身体就出现了太多常人所无法面对的问题。“伤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只是习惯了而已。”——她习惯了一种时刻与伤痛斗争的生活。经常，疼痛涌上来了，她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照样穿好衣服，看看当天的训练和比赛安排，“活下去就是成功。”她总是这样告诉她的家人。

13岁时她第一次做脊椎手术，在背部植入了金属钢条和支架。从那以后，她便开始蓄起了长发，不为别的，只为遮盖手术后背部的伤疤。“伤疤不会消失，它一直在那里。它是我的弱点。”珍妮特·李每每想到她的伤疤，都会情绪低落，她说，“我对我的背部很敏感，哪怕有人站在我背后，我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我吃饭的时候也会选择背对着墙。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是场上最抢眼的女人。”BBC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这样说。黑色的披肩长发、黑色的无袖上装、黑色的特制手套和紧身皮裤，黑色的尖头高跟鞋——这样的亮相与其说是“扮酷”，不如说是掩盖缺陷。“我现在的气质和性感，都来自于艰苦的台球训练，它是感性的、技术的、有风度的一种运动，我喜欢，所以我一直做到现在。”在与病魔抗争的时间里，她遇到了丈夫乔治·布里勒夫，那时她25岁，打球7年，她明白了一个女人终究要以家庭作为成功的标志，当然，这丝毫不影响她在台球桌边继续辉煌。

然而，就是这个对自己的伤疤讳莫如深的人，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最近一个世界闻名的时尚杂志推出了一系列明星们的最新写真，她终于不再为自己动过手术的身体而难堪，一袭黑色长发也悄然挽起，她大胆地向世人展示了她的伤疤。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有勇气将自己的伤疤暴露给大家的时候，她说，每个女人都会有自己的伤疤，有的在身体上，有的在心里。苦难并不可怕，如果你驾驭和征服了苦难，苦难就会是一条项链，使你变得更美丽。

她就是那个深受球迷喜爱的女子台球世界冠军，在台球桌前意气风发、光彩照人的“黑寡妇”——珍妮特·李。

坊间盛传她连续37个小时练球直至被送进医院，用塑料胶带日以继夜地固定手型等难以想像的事实都是真的，每天晚上上床前，她光是上药就需要1个小时，还要让丈夫帮她按摩，“我只是想和我的家人一起享受台球和运动的快乐，因为我必须做好，做给每一个不幸的人看，李，你是好样的!”她没有跌倒，反而在艰辛中一次次站起来，这让她的意志和信念磨炼得比金属钢条和支架更坚强。

于是，我们看到了她的成绩：在美国女子职业撞球联盟(WPBA)征战不到一年，便成为世界十位顶尖女子职业球手之一。1994年，她赢得巴尔的摩锦标赛、华盛顿锦标赛两项8球比赛冠军后，她又接连捧回一座座花式九球奖杯。1996年赢得年度WPBA冠军，达到世界第一。作为一名亚裔台球选手，这项荣誉来之不易。到目前为止，她已是女子花式九球项目的世界级偶像和符号。

黑色让她美丽，而苦难让她超越了美丽。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开心辞典》开播以后，王小丫以趣味而又幽默的主持风格给亿万观众带来了启迪与欢笑。并因此一举成名，成为央视金牌节目的金牌主持人。然而，王小丫的成功却源于她的一段下岗经历。

王小丫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父亲是报社编辑，母亲是工厂工人。1990年9月，王小丫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改革时报》当记者。记者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女承父业，又与自己学习的专业对口，她感到很满足。可是，一场改革的风暴使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

《改革时报》是四川省一家经济类报纸，后改名为《新经济时报》、《城市购物导报》。几易其名并没有彻底改变报社的厄运。发行量提不上去，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使报社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7月，当时的王小丫已经在这工作了6年。本来，科班出身的她留在报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那一刻，她犹豫了。面对几十位白发苍苍的老编辑老记者，她选择了放弃，把有限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王小丫下岗后，单枪匹马到北京去谋生。那个时候，京漂似乎是一种时髦的职业。在北京，有数十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要想在北京靠文字混饭吃，谈何容易，不少人混不下去，甚至流落街头。面对数十万的竞争对手，刚刚下岗的她更加充满了危机感。她决定重新学习，以此获得新的机遇。为此，她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研修电视文学。1997年，她在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结业后，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实习。

她是一个性格内向甚至“不会说话”的人。她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居然不知道怎么提问。然而，下岗的经历使她充满了危机感，每次采访前，都要认真做好准备，强迫自已改变。好在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加之一年的电视文学研修，使她很快找到了采访的感觉。她的出色表现引起了领导的注意，马上由实习记者转为正式记者。

1998年，央视经济栏目改版，开辟了《经济半小时》栏目。新栏目的筹建需要新的节目主持人。单位推荐她参加《经济半小时》主持人竞选。当时，她已经30岁，并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然而下岗的经历使她恐惧，同时，也激发着她的火一样的拼搏精神。她抓紧时间备战，虚心向有经验的导播请教。“经济”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名词，听起来冷冰冰的。为了能让自己与众不同，她硬是把那些深不可测的东西完全在生活中找到对应，把经济变得感性又通俗。所以，在试镜头的时候，她的娴熟而又通俗的播音风格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她成功入住《经济半小时》。

真正让她在央视走红还是在《开心辞典》这个栏目。2009年，湖南卫视的《鲁豫有约》栏目走红荧屏。央视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开办《开心辞典》。开始的时候，央视决定黄安为节目主持人，她只是黄安的助理，干些帮忙抱奖品之类的活。已经走红荧屏的她给黄安当助手?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她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导演选不中自己，这说明自己的能力不行。这种意识使她充满了危机感。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她不但仔细做笔记，还把节目录像带回家反复钻研。一次，黄安因故不能参加栏目制作，作为助理的她便代替黄安做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收视率直线上升。终于，她替代了黄安。事后，黄安说：“我早就知道我快要做不下去了，因为我己经被人家‘偷师’不少。她能够成功，我祝贺她!”

因为下岗，所以就会有危机感;因为有危机感，所以才会拼搏;因为拼搏，所以才会成功。下岗的经历锻造了王小丫，成就了一代央视名嘴。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敢于做一只迎风摇曳的风筝，才能无限接近自由的天空。

1995年春天某日，日本东京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播报节目中，一位叫莲舫的播音员正在进行播报。按照日本电视台的规定，播音员没有修改稿子的权利，他们只能照本宣科地按照编辑指定的稿子播出。但当天的播音却出现了异常，莲舫并没有完全依照编辑的稿子，而是在播报中加入了个人主观播报色彩，她还分析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个人看法，并且最后开玩笑地指出了个人在以前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错误。

这让众人大跌眼镜。日本国民的目光瞬间从政治事件转移到这位小小的女播音员身上，日本电视台做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和通报，这直接导致了莲舫的愤怒辞职。她认为日本电视新闻播报呆板、缺乏创新，观众没有收看的欲望，不敢直接公布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日本新闻节目收视率低的主要原因。

当年秋天，这个华裔女孩子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她要去北京大学攻读中文。

1996年夏日，一场大专辩论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辩论的题目是“自身的错误能否让大家知道”。

正方在陈词中，细述了自身错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们的大概意思是说自身的错误自己需要明了，需要改正，但不需要公布于众。

反方的一辩是莲舫，她做过主持人和播音员，一开始便唇枪舌剑，将隐瞒自身错误所导致的恶果陈述得淋漓尽致。她甚至举了日本电视台的例子，说明明知道错误，却不予以更改，这是缺乏监督，缺乏外力，所以说，自己的错误最好能够公布于众。

正方的一辩突然反驳道：“对方辩友，你敢于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吗?”

莲舫显然没有意识到对方会拿自己说教，她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灵敏地说道：“当然可以，我个人性格大大咧咧，面对困难时总会选择退缩，所以说，我希望有个男朋友好好监督我，就是这些。”

在众人的笑声中，这场大专辩论会落下了帷幕。但这则消息却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国内，日本媒体批判莲舫为了个人的声誉远播，不惜拿自己的错误炒作。

莲舫却不这样认为，她坦率地说道：“承认自身的错误，才能够有勇气更正它们，如果一个人不敢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成功就会离他相当遥远。”

莲舫回国后结婚育子，她也因此开始关注日本教育，日本教育问题之严重，需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触发了她投身日本政坛的愿望。

2010年，日本鸠山内阁起用华裔民主党参议员莲舫为内阁府副大臣，她是唯一一位有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日本媒体曾经这样说过：她是目前日本国内唯一的首相候选人。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今天清晨，天气凉爽，我心情愉快，拿着一本［名人故事］专心致致地读着。

［名人故事］中有一则［孔子学琴］的小故事让我百看不厌。因为，孔子刻苦学琴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认真求学的决心使我敬佩不已。孔子真了不起啊！可惜故事太短了，对他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但我不甘心，便跑去问爸爸：“孔子是那国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我国古代春秋时候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人们尊称他为“孔圣人”。爸爸认真地说。

为什么称他为“孔圣人”呢？我疑惑的问。

“孔子的学问特别大,智慧十分高。他有三千多名有成就的学生，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爸爸看我一本正经 地听着，又继续讲下去：“同时孔子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写的［论语］是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宝典。所以人们尊称孔子为‘圣贤’。

我想了想说：“孔子应该还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吧？”“这我就不清楚了”，爸爸眨了眨眼说。我拿起［名人故事］，翻到［孔子学琴］那一页，递给爸爸。爸爸拿着书仔细阅读后说：“你说得对，孔子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啊！”

哈哈，和博学的爸爸同读一本书，真有趣。

《名人成长故事》中写了许多伟人小时候的故事，诉说着他们是怎样成名的。

从莱特兄弟的：像小鸟一样飞翔一篇开始，我便被他们的执着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

很久以前，人类一直以为飞翔是小鸟的特权，而人是无法飞上天空的。小莱克兄弟却一直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出带人类飞上天空的发明，为人类文明进一大步。莱克兄弟每天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后山观察老鹰是怎样翱翔的，经过他们不断地努力，终于，为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感受到了莱克兄弟的努力和坚持：做科学家不是嘴上说说，喊喊口号就可以的。光是宏伟目标而不脚踏实地去努力，要实现梦想只是痴人说梦。

卢瑟福：次次都拿奖学金。卢瑟福家里很穷，孩子又多，为了上学读书，他们全靠自己打工挣钱。卢瑟福把工作安排的满满的，赚够了学费钱。可是，打工太累了，卢瑟福在课堂上眼皮总是打架。下课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卢瑟福觉得他一定会被挨骂，没想到老师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温和地说：“老师很欣赏你，你打工挣钱来读书，还要赚够家里的生活费，你很了不起，可是，你没有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学习上，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从那次以后，卢瑟福开始刻苦读书，每次都拿到奖学金，一直读完大学为止。

我十分欣赏和看重卢瑟福的努力，正所谓“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机会，用汗水铸造成功。卢瑟福不但在物理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功实现了人工核反应，论证了原子的核模型，人们称他为物理学之父；在化学方面他的成就卓越。

童年，像初夏的第一支水荷，洁白无瑕，淡雅芬芳；名人，如清晨的第一束阳光，催人奋进，引人向上，他们，是人类珍贵的宝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把他们奉为人生良师时，我知道，他们不是天才，不是神童。当他们睁开懵懂的双眼，看到了伟大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而他们即将成为我新的目标，向他们学习。

这本书，它告诉我：这些震惊世界的科学巨臂，如何用心创造奇迹；这些用人如神的管理奇才，如何用泪打造奇迹；这些富可敌国的理财高手，如何用梦想积累财富巨塔；这些妙笔生花的文艺泰斗，如何用灵感构造缪斯福堂！

读完这些，我发现：天赋，是看不见的翅膀，生在我们身上，只要努力打磨，就能抗风击浪！

我明白了：要相信自己，找到最适合的发光点，唤醒内心潜在的力量，小火柴也有燎原的光芒！

让我们一起锻造出坚强的翅膀，越飞越高！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

这时，男孩感动得哭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