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精选（合集20篇）

在散文里，张爱玲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和顺社区第四党支部党员_，他逆行而上、冲锋在前、全身心投入到社区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来，全力以赴帮助社区做好疫情防控、排查和宣传等各项工作。他无私奉献、恪尽职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爱的奉献”。

在疫情期间，应上级部门要求，开放式小区封闭式管理，由于和顺社区有多个路口，需要全部封闭。_同志知道后，他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拿着钳子，8号线铁丝，条幅、警戒带等工具，经过了半天的时间，把社区的所有路口都封闭完成。由于部分居民的不理解，封闭的路口经常出现损坏。他每天对小区封闭的路口进行巡视检查，发现破损的地方马上进行修补维护。他每天还会到各个卡点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对进入辖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他都同社区工作人员一到，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称赞。

在疫情防控期间，又遭遇暴雪的袭击，_同志积极主动参加除雪除冰，他不畏天气严寒，清扫着路上的积雪，一干就是大半天，在和顺社区楼院中时常能看到他的背影。虽然他的脸冻得通红、衣服鞋子都湿了，也出了一身的汗，但却毫无怨言。他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和最诚挚的热情履行了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义务。

众志成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_同志选择迎难而上，冲锋在前，站在防疫战线的的第一线。他说，其实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越是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党员就越要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党员，才能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精神风貌。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美国著名的激励大师莱斯·布朗的左耳上结有厚厚的茧子。

布朗不是个幸运儿，他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稍大一点又被列为“尚可接受教育的智障儿童”，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然而，他在中学阶段遇到了“贵人”——一位爱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怎样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怎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彻底改变了布朗的命运。

布朗决定加入演讲会，为每一个像他一样被“瞎了眼的命运女神”无情捉弄的不幸者呐喊，让每一颗怯懦的心都滋生出进取的勇气，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迸发出向上的力量。他咬定青山不放松。

布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想自己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经验，要获得演讲的机会，只有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有时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请求别人给他机会，让他去演讲。就这样，日久天长，布朗的左耳硬是被话筒磨出了茧子。

现在，布朗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他的演讲酬金每小时高达2万美元。一切都如期而至：掌声、鲜花、荣誉、金钱……

布朗笑了，他摸着左耳上的茧子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老茧值几百万美元哩！”

我想，那茧子本身就是一篇撼人心魄的励志演说！把粗暴的拒绝记下来，把冷漠的推挡记下来，把所有泼进生命的冷水都记下来。然后，让它们沉积，凝结，最终开出了一朵离聪明和成功最近的惊世之花。

手上有茧，那是辛苦劳作的明证；脚上有茧，那是艰难跋涉的印痕；耳上有茧，那是征服命运的戳记啊！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

1、杨时的故事

远在北宋时期，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死后，又将杨时推荐到其弟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

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得其真传。

—天，杨时同—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请求学问，却不巧赶上老师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

醒来。—会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

直到程颐—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从此，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

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后人便用“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来赞扬那些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2.列宁的故事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3.钱不是最要紧的

李连杰初到好莱坞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好不容易有一家电影公司愿意请他出演，但片酬很低，只有100万美元，而且是演一个反派角色。李连杰犹豫不决，说自己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答复。但是，等他答应出演时，对方却改口了，片酬降为75万美元。

钱不是最要紧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电影市场，“李连杰”三个字早已是金字招牌，从“功夫皇帝”“沦落”到现在的境地，李连杰感到难以接受。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演，可是，没想到对方却又“落井下石”：“50万美元，不演拉倒。”50万美元，还包括律师、经纪人、宣传公司等各项费用，再扣完税，所剩无几。李连杰答应得很痛快：“我演。”

就这样，李连杰拍了他的第一部好莱坞影片《致命武器4》，虽然片中巨星云集，但在影片首映当晚，李连杰就获得7。5分，成为演员排行榜中的亚军。

第二天，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亲自上门，毕恭毕敬地说：“下一部片子请您演主角，如何?”当实力证明一切的时候，才能轮到李连杰说话，他的第四部好莱坞影片片酬就开到了1700万美元。

李连杰以退为进，成功地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他谈起往事，感触颇多，念了一首哲理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大丈夫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尊重现实，迂回前进。

每天早上起床，你都可以选择要成为与人为善或者冷漠无情的人；可以选择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可以选择成为众人的绊脚石。

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户头有多少钱、工作职阶有多高、衣服有多贵，都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邻人与孩子，世界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善行而变得更加美好，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物质主义只会沦入无限的虚空，赚得全世界也无法填满的虚空。所谓的平安、喜乐，不是拥有某些东西；而是抱持某种态度，去过你的人生。

你得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改变其他人一生的礼物。甚至只是不经意间的一句赞美鼓励的话，就能够帮助在沮丧困顿中的人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应该与人为善，随时随地都成为帮助世界运转的光和盐。只要还能帮助人，即便只是端一杯水，送一件衣服，都是美好人生的祝福。

世界知名作家制作人导演伍迪艾伦可是个电影制作课程和英文不及格的学生。环球电影公司的行政主管更曾经跟克林伊斯威特说：“你的牙齿有缺口、喉结太突出、讲话太慢。”福布斯杂志的总编辑在大学时代连校刊报都编不上。披头四则曾经当场被得卡录音公司回绝，原因是“不喜欢他们的声音，吉他团体已经过时了。”

爱迪生实验了两千次才找到电灯的制作方法，《心灵鸡汤》的作者曾经被33家出版社回绝。44岁成为瞎子的汉米尔顿，60岁时写出《失乐园》。耳聋的贝多芬写出“第九号交响曲”。小罗斯福39岁因小儿麻痺瘫痪，却接着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四次当选美国总统。

只要你能够帮助人，即便你身体残缺也非残障；若是你不能帮助人，即便你万贯家财却是残废。

人生就像骑单车，你可以奋力踩踏版往前冲。然而若是没有明确目标，最后只会精疲力竭瘫软在地。如果沿途能够有一群朋友一起骑，自然欢乐许多。若能一起到达终点，更是人生乐事。但若只得一个人上路，也可以好好留意沿途景色。到达目的地的路有很多，快或许节省时间，但却失去了欣赏沿途美丽风景的机会。慢慢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沿途的优美景色中去体会自然的奥妙，思考到达终点以后的人生，相信你会开始对这趟旅程，有不同的体会。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激发了灵感的导演保罗？安德森决定拍摄一部全新风格的科幻电影。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和充满张力的剧情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让他兴奋不已。可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下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行性之后，他心中炽热的激情一下子就冷却了下来。

这部电影虽然题材独特，但是市场前景非常不好预测，而且拍摄难度非常高，无论是对演员的表演还是电脑特技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标准。

拿不定主意的保罗？安德森和自己的创作团队还有影视行业里的朋友们交流了意见。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题材虽然很新颖，但是拍摄起来将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票房前景非常不明朗。

这时候的保罗？安德森虽然不是多么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导演，但是好歹也在电影行业站住了脚跟，他身边的人们都觉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拍一部电影实在不明智。

保罗？安德森自己也纠结了很久，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经过反复分析，保罗？安德森坚信这个新颖的题材肯定会受到欢迎，于是便着手组建了全新的创作团队，将剧本和人员等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又找到了电影投资方准备进行拍摄。

就在拍摄前夕，保罗？安德森将这个全新的创作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招集到了一起，希望大家提提意见。在这个剧组里，有很多人都是保罗？安德森多年的老朋友，大家都担心保罗？安德森也会走上这条老路，于是便竭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

听完朋友们的话，保罗？安德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件往事。“在我为了考取驾照而学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驾校里最出名的人物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好，而是因为我手脚太笨，学车的速度慢得惊人。后来，好不容易我才掌握了基本的驾驶技术，可随着在路上练车次数的增加，我内心里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候，我的教练和我说了一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嘿，保罗，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如果一只菜鸟不努力去尝试，那么这只菜鸟一辈子也只是一只菜鸟；如果一只菜鸟努力尝试了全新的环境和风雨的洗礼，那么就能成长为一只雄鹰。”

说到这里，保罗？安德森继续说道：“现在虽然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在事业上我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如果不进行全新的尝试，我的创作将变得枯燥乏味从而得不到人们的赞赏，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保罗？安德森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深思之中，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人们默默地起身离开，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了。不久之后，这部名叫《生化危机》的电影就投入了拍摄，并且在投入市场之后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了票房的宠儿，而且还成了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被保罗？安德森做成了系列电影，不断创造着奇迹。不久之前，《生化危机4：来生》刚一公映就成为该周北美票房的冠军，这个传奇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生命最可怕的不是面对风险和挑战，而是为了暂时的安逸而躲避在看似安全的区域里不断地重复自己。重复自己的生命会将自己的天分和灵感一点点榨干，进而丧失了吸引人的灵感和创意，从而被历史所淘汰。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雄鹰之所以能够成为雄鹰，就是因为懂得敢于在全新领域积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今天都是菜鸟，可是只要我们不断在新的领域里挑战，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振翅高飞的雄鹰！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曾写过一篇借物述志的《咏石灰》诗：

千锤百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

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一

那时候他还不是老凌，他是我们班长，也理所应当的在学生会担任副主席。花花草草的围在他的身边，放肆的不亦乐乎。我除了些许舞蹈功底之外，在班上并不怎么显眼。头发远没有现在这般长，黄黄的，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他。我喜欢这样。

有一次无实物表演课上，我和他分到了一个小组。我记的很清楚，那堂课的主题是“动物园”。颐指气使惯了的他要我演一只刚刚睡醒的大猩猩，他则去演一只四处觅食的老虎。我对他这种角色分配很不满意，当时就和他吵了几句。我分明看到他眼睛瞪得圆圆的，看到我梗起的头他一时竟没了话。

当天晚上回宿舍的时候，他竟然在宿舍门口等我半天了。挠着头嘿嘿的笑说你还真难等，今天上课的事儿我做的不对，你批评的是，以后我会注意的，那什么，以后可以一直搭班演对手戏吗？看他窘迫的样子，我当时就笑岔了气。我说班长，你现在的形象就很像那只没有睡醒的大猩猩。我把手扳起来，模仿着猩猩挥了挥手。他也乐了，笑道下次你演老虎，雌性老虎。我说去你的，就拿手杵了他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他。

二

后来我问他，电影学院美女如云，你怎么就单单看上我了。他一本正经的仰起头，想了想说，魔鬼也会理智，而上帝则趋向永恒。我笑说你在《读者》上抄的句子吧，说，哄了多少女孩子了。他一把抱过我，说你是第一个。

更多的时候我叫他周润发，他说我是林青霞。我说还好你不是秦汉，否则相爱的人永远只能相爱，却不能厮守终身。他很狡黠的问我，你怎么知道他们相爱？你怎么知道林青霞现在就厮守了终身？后来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周星驰问紫霞仙子是林青霞的时候，戏谑的说自己叫秦汉。全场人都笑了，我也笑了，他也笑了。我突然想起了编剧课老师给我们说过的话，任何情节都是可以杜撰的，不单单是在银幕上，现实生活也可以，这其中包括爱情。

可是老凌不会。我们经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宿舍楼的西草坪上依偎在一起。我会时不时捋起他的头发，担心的说你们陕西人不会都掉头发吧，你看看郭达，你要掉成那样我可不要你。他说陕西人的代表你要看张艺谋，那是我们的骄傲。我张大了嘴笑，老谋子的头发也不多呀。

这时候我也会紧紧抱住他，娇嗔的问，林青霞太远，问你个近的。你说张艺谋真的爱巩俐吗？真的爱为什么还会分开呢？老凌说爱肯定也是渐进的过程，我想直到现在老谋子还深爱着巩俐。因为他爱她，所以才要离开。我说我不懂，他说他也不懂，在爱情这条路上，我们都是学生，学制是一辈子。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远处黄磊骑着单车带着孙莉在校园里闲逛，我会撒娇摇着他的胳膊说我也要。第二天他真从西土城的修车铺搞来辆二手单车，收拾了一番要我坐前横梁上带我去兜风。他会骑得很快，秋风能把我的头发飘扬起来。这时候他会大声的用他们西安话说：穿过你的黑发我的脸，娶个嘴大的女人最保险！这个场景像是一帧帧发黄的老胶片，镜头嘎嘎地摇起来，我们穿过画面一直消失在散落满地的梧桐叶深处……

三

我说我认识你以后就不想再当演员了，我想当老凌他媳。他说那我们结婚吧，毕业就结。我问他这算求婚吗？钻戒呢？他说钻戒暂时还没有，到时候我给你弄张终身有效的饭票，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当姨太太，我养你到死。我嗔怒道你才要死呢！

大四的时候他开始接一些平面广告，有时候也会拉上我给广告公司认识。公司的老总们会很婉转，姚小姐属于豪放型的，我们这个产品还是找一个婉约的比较适合。于是我就只能看他拍照，在被摄影师呼来唤去的摄影棚里，老凌没有了学生会干部的威风，很配合的摆着各种造型。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真的像一只猩猩被翻来覆去的摆弄，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讽刺，也很现实。我开始考虑其实梦想不能放弃，我爱他，就应该和他一起承担。

我要工作了，就算是为了爱情吧。

四

我们真的结婚了，就在毕业后的两个月。在他的老家西安，我领到了他承诺给我的终身饭票。同样的，他也有一本。饭票上的照片我笑的很灿烂，我尽量收紧了嘴，但依旧很灿烂。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真正为吃饭问题开始努力了。摆完了酒席我们就又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候已经和几个导演吃过饭，有几个小角色挺适合他的；我由于豪放的气质，一直没能有合适的剧组收留，直到后来遇到了尚敬。

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儿，郭芙蓉火了，因为我上街需要戴墨镜了。老凌笑说我演了四年的戏不敌你四个月的情景喜剧。我说你吃醋了。他说没有，这是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吃这碗饭一夜成名这点心理素质我还是有的，不过没想到是你。我说你还是吃醋了。他认真的摇头，真的没有，庆祝一下吧，今天叫上几个同学，我们庆祝一下。

那天晚上老凌喝了好多酒，和他的上铺搂在一起说了好多话。他的上铺毕业以后去了北京人艺，在新版《茶馆》里演了几个食客。临走的时候上铺璨笑道老姚以后可要你多关照了，有什么好本子的话可以给兄弟们介绍下。我说一定一定，老凌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说没什么，“一话衷肠！”他拉了一个京剧的花腔，扶着墙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着家了，接了很多戏，我都尽量让我的嘴巴在笑的时候收拢一些，因为我试图摆脱郭芙蓉的影子。可是老凌探班的时候会劝我，还要放肆的笑，别收着，这就是你的标签，不管时装戏还是古装戏，人家要的就是你没心没肺的感觉，你如果理性了，就没味道了！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

结婚这么多年了，在剧组里，老凌说到了他爱我的原因。

他走以后，我很茫然。在剧组里，他说了他爱我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演戏。因为大家都在演，你知道，在剧组久了，你经常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老凌说他爱我，呵呵，他好久没这样说了。

五

我曾经和宁财神讨论过爱情。老宁在深度镜片的背后仍能泛出精明的智慧，他的一句话让我有点刻骨铭心，他说再美好的爱情迟早也会被锅碗瓢盆给击得粉碎。我说我们家不做饭的，他说你别耍小聪明，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懂得！

是的，我懂。

生活很现实，老凌有时候会撑不住。我们都没有戏的时候，一起逛街，被人在西单截住索要签名照相是老凌最讨厌的情节。有时候我会拒绝路人递过来要求合影的手机，拉着老凌快步离开。这时候老凌还埋怨我，你不能这样对待你的影迷，给人家照个像怎么了。我说我就这么几天清闲，咱们应该过几天两个人的生活。他会悻悻的说，怎么可能，我们再也不能过清闲的生活了。

我知道，这种落差会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受不了。以前都是他在提携我的状态，现在一下子颠倒过来感觉谁都不会好受，更何况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呀。“你倒过时差吗？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也会挤兑他两句。可他学生会主席的风范犹在，会和我吵道：“对不起，姚大腕，我最远从西安飞到厦门，这点距离用不着倒时差。以后也不用你再给我介绍剧组，我凌某人用不着！”

从西安到厦门，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决定结婚前，我们一起回家，谈论结婚的事儿。是昨天吗？

六

我很少跟圈里人说我们之间的事儿，虽然被他拒绝，但我仍有机会还会和合作过的导演推荐老凌，说他是我们的班长，学生会主席，我都能演的这样出色，他就一定更优秀了。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晨晨你太单纯了，现在演戏看的不是演技，而是观众的认知度。我没有启用新人的勇气，你是导演你有吗？

于是我还会很茫然，虽然我模糊的感觉到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玻璃已经挡在我们之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是周润发，我是周润发的妻子，这样一个平衡起来的翘翘板才能支撑起一个家庭。可世事总不如人愿，上天在和我们开玩笑，它让我成了林青霞，而我深爱的老凌却还在那里，在西土城，希望骑着它的二手单车，吱吱呀呀的回忆北京最美好的秋天。

七

从西安民政局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老凌释然了。他说可能是回到家乡的缘故，这里的一花一草让他觉得很亲切，他说他能听到古城墙的心跳声。我咧着嘴傻笑，你在西土城的时候就这样说。他默不作声，只是还拉着我的手。我没有挣脱，淡淡的对他说，上学的时候你让我看张爱玲的小说，你说你最喜欢《半生缘》，我现在突然想到了曼桢对世钧说的那句，我们回不去了。老凌没有放手，看着远方说，你还记得我们毕业时拍的那个DV剧吗，《一岁等于一生》，现在想想真是一语成谶呀，其实七年不长不短，我们仿佛就是在印证一句话，魔鬼也会理智，而上帝则趋向永恒。我摇了摇头，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即使我还深爱着对方，但我仍不明白他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确实回不去了，我突然想到了老凌给我说张艺谋和巩俐的话题，他深爱着她，才要离开她。我现在懂了，要学一辈子的爱情，我用七年时间学会了。但似乎还有些不明白，转脸问老凌，你又在骗我了！

他说随你怎么理解，骗与不骗，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我骗，或者不骗你，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欢喜，相爱，寂静……

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就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敢于做一只迎风摇曳的风筝，才能无限接近自由的天空。

1995年春天某日，日本东京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播报节目中，一位叫莲舫的播音员正在进行播报。按照日本电视台的规定，播音员没有修改稿子的权利，他们只能照本宣科地按照编辑指定的稿子播出。但当天的播音却出现了异常，莲舫并没有完全依照编辑的稿子，而是在播报中加入了个人主观播报色彩，她还分析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个人看法，并且最后开玩笑地指出了个人在以前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错误。

这让众人大跌眼镜。日本国民的目光瞬间从政治事件转移到这位小小的女播音员身上，日本电视台做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和通报，这直接导致了莲舫的愤怒辞职。她认为日本电视新闻播报呆板、缺乏创新，观众没有收看的欲望，不敢直接公布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日本新闻节目收视率低的主要原因。

当年秋天，这个华裔女孩子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她要去北京大学攻读中文。

1996年夏日，一场大专辩论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辩论的题目是“自身的错误能否让大家知道”。

正方在陈词中，细述了自身错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们的大概意思是说自身的错误自己需要明了，需要改正，但不需要公布于众。

反方的一辩是莲舫，她做过主持人和播音员，一开始便唇枪舌剑，将隐瞒自身错误所导致的恶果陈述得淋漓尽致。她甚至举了日本电视台的例子，说明明知道错误，却不予以更改，这是缺乏监督，缺乏外力，所以说，自己的错误最好能够公布于众。

正方的一辩突然反驳道：“对方辩友，你敢于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吗?”

莲舫显然没有意识到对方会拿自己说教，她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灵敏地说道：“当然可以，我个人性格大大咧咧，面对困难时总会选择退缩，所以说，我希望有个男朋友好好监督我，就是这些。”

在众人的笑声中，这场大专辩论会落下了帷幕。但这则消息却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国内，日本媒体批判莲舫为了个人的声誉远播，不惜拿自己的错误炒作。

莲舫却不这样认为，她坦率地说道：“承认自身的错误，才能够有勇气更正它们，如果一个人不敢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成功就会离他相当遥远。”

莲舫回国后结婚育子，她也因此开始关注日本教育，日本教育问题之严重，需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触发了她投身日本政坛的愿望。

2010年，日本鸠山内阁起用华裔民主党参议员莲舫为内阁府副大臣，她是唯一一位有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日本媒体曾经这样说过：她是目前日本国内唯一的首相候选人。

战“疫”时的入党仪式、走进居家隔离家庭、社区青年干部护送隔离人员的故事……3月27日，一场特别的“云宣讲”在丰台区启动，500余名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利用手机、电脑，在线聆听了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韩青、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郑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唐啸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的宣讲。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争中，丰台区各级团组织闻令而动，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青年突击队、小V蜂志愿者积极投身一线参与疫情防控。据丰台团区委副书记刘博涵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时期，丰台团区委启动“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将宣讲与青年干部培养、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少年思政课教育相结合，通过青年专家讲理论、团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积极宣传丰台区青年榜样的典型事迹，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争凝聚青春力量。

此次丰台第一期宣讲的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既有基层团干部讲述社区防控政策，也有冲锋在防疫一线的青年榜样讲述亲身经历，还有青年教师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理论宣讲。

来自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的宣讲人韩青，既是一名基层非公党建的负责人，又是一名团干部，她讲述了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社区排查、建立楼宇防疫机制、处理突发情况、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带领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的抗疫故事。宣讲人郑直是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青年干部，他带来了社区卫生防控青年突击队的战“疫”故事。宣讲人唐啸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他宣讲的题目是《国家能力与危机治理：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从新冠肺炎疫情切入，分享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治理以及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既有理性思考，又有生动案例，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为青年听众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在短短一小时中，丰台‘青年讲师团’的三位宣讲嘉宾多维度多视角的宣讲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7级会计学院本科生贯怡然在听完首场宣讲后感触颇深，她表示：“‘若有战，召必回’的楼宇工作者和‘坚定信心，逆行向前’的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令我们动容;专家学者关于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当前，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应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对于青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勇挑重担。在对人民的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用实际行动投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据了解，今年以来，丰台团区委启动了“丰青讲师计划”,全年聚焦“青少年制度自信教育”1个主题;加强“与青年干部培养相结合、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2个结合;汇聚“青年专家讲理论、青年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3个群体;围绕“党的理论、时政热点、区情区况、青年先进” 4个专题;走向“基层、学校、企业、网络、脱贫攻坚主战场” 5个领域。为此，还组建了丰台区“青年讲师团”，由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表达能力突出的优秀青年组成。

4月，丰台区“青年讲师团”还将持续开展“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活动，“传承英烈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 “疫情防控中的90后”等主题宣讲活动将陆续举办。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界人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各国都涌现出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了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本报今起开设“全球抗疫进行时”专栏，讲述各国人民在抗疫中同舟共济、风雨共担的暖心故事。

“他们很了不起”

4月16日，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印度留学生奥迪，参加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志愿服务培训。接下来，他将为无症状感染者中的外国人提供帮助。“作为外国人，我特别能理解这些感染者在隔离期间的感受。希望通过英语沟通，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并让他们对新冠病毒有更深入了解。”奥迪说。

抗疫期间，奥迪就读的南方医科大学多名师生奔赴一线。“武汉疫情严重时，学校的老师和朋友奔赴抗疫一线，开展医疗支援。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很了不起。”奥迪说。

在疫情暴发初期，迪奥曾想过回印度，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学校，并成为一名校内志愿者，一周工作两次，每次3小时，主要是为进出图书馆、宿舍楼等地的人员测量体温。

很多留学生像奥迪一样选择留下，学校及时给他们普及防疫知识、发放防疫物资，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安心。“我们觉得有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知心朋友，守望相助”

疫情发生后，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士的哈萨克斯坦姑娘嘉娜尔正在家乡阿拉木图。“我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恰好看到有朋友在转发中国防疫翻译小语种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就报名参加了。”

嘉娜尔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志愿服务要翻译的却是医学材料，刚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不熟悉医学词汇是最主要的挑战。另外，即使同一个意思，汉语和哈萨克语的表达并不相同。比如汉语中的‘有痰’，哈萨克语一般说‘口干’，这就会造成翻译困难。”嘉娜尔说。

“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拜曾说：‘知心朋友，守望相助’。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病毒。”嘉娜尔说。

“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看到武汉人民与疫情对抗的新闻，我很难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8级学生宫崎一騎曾到武汉游览。在他眼中，武汉美丽多彩;疫情带来的阴霾催生了他的一个心愿：“我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于是，宫崎一騎开始制作《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视频。在视频中，武汉的颜色是多样的。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干净整洁的街道……缤纷的色彩，让这座融汇现代气息和古老文化的城市更加吸引人。他说，面对突发的疫情，偏见并不可取，正视疫情并共同战胜它才是最重要的。

配发英文和日文双语字幕的视频完成后，宫崎一騎将其上传到中外社交媒体。视频得到的反馈非常积极，有的观众表示“刷新了对武汉的印象”;有的观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到武汉旅游”……

防疫期间，宫崎一騎选择了留下来。“对中国及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特殊的时刻，我希望能见证这一切，并分享自己的观察及思考。”宫崎一騎说。

张衡很小的时候，小张衡就是奶奶的小尾巴，不管奶奶走到哪里，后面总会有小张衡的影子。他总是缠着奶奶给他讲故事。老人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又加上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的孙子，所以只要小张衡提出要听故事，奶奶就给他讲。在这些故事中，小张衡最喜欢的是北斗七星和月亮的传说了，他总是一边抬着头望着天空里眨眼的星星，一边听奶奶讲，还不时地问奶奶：星星怎么不会像苹果一样掉下来呢?星星害怕下雨吗?

对于聪明孙子的问题，奶奶当然也回答不上来，这让他越发觉得浩渺的夜空里会有无数的宝藏，同时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无数的好奇的问号。从奶奶那里得不到答案，小张衡就急切地读书，他希望能从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他十岁那年，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了。舅舅送张衡到书馆里去读书。他深知读书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非常刻苦。不久，小张衡开始作诗了。他作的诗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呢。为增长知识，小张衡博览群书。一天，他看到一本叫《鹗冠子》的书，被书中按北斗星定季节的四句话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他常常仰望着星空，观察北斗星的变化，日积月累，发现北斗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一年转一圈。他自言自语地说：“啊，我终于明白北斗星移，是怎么一回事啦!”由于勤学好问，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张衡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终于成为了科学家。

仰望历史的天空，那些优秀的人犹如天上的星星，他们伟大、高尚的精神永远在人们心中闪烁。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小时候的故事吧。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就变得更困难了。欧阳修还有一个妹妹，一家三口人的负担全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小欧阳修天生好学，聪颖过人，嗜书如命。但家里穷，怎么办呢?母亲郑氏粗通文墨，她就教儿子和女儿读书。没有纸笔，母亲就把沙土铺在地上，让他们用芦秆当笔练习写字。

欧阳修读书专心致志，10岁时已经读了不少的书。许多书根本买不起，他就到处借书来读。就这样凭借他过目成诵的本领，背了一本又一本借来的书。而他写文章的本领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快地就可以写出漂亮的诗文。母亲看到儿子的进步很是欣慰，不时鼓励他立志考取功名。

欧阳修23岁时便中了进士甲科，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伟大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