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实现理想的故事(汇编20篇)

毕生与贫困相伴的作曲家，莫过于舒伯特了。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于1797 年1 月3 日诞生在维也纳近郊赫田塔尔。父亲是一位教师，也略懂一些音乐知识，会演奏一些乐器。他常常在业余时间里聚集一群音乐爱好者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和家人一道演奏，以消遣自娱。舒伯特因此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薰陶。在家人的演奏中，小舒伯特还要随时纠正父兄的错误。

家里子女众多，生活困难。舒伯特11 岁时，投考了食宿免费的康维特宫廷歌手学校。入校不久，舒伯特就担任了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有时还代理指挥。1812 年，又开始从著名作曲家萨利埃里学习理论。

舒伯特在寄宿学校时，名为免费，其实度日极为艰难。隆冬时，房内没有火炉，每日两餐也难以为继。舒伯特受冻挨饿，更没钱买谱纸用来作曲。多亏同学斯邦慷慨相助，才为他解了难题。

在校期间，舒伯特的作曲长进很快，1813 年为学校乐队写出《第一交响曲》，但不幸即在同年因变声离开了学校。为了分担父亲的家累，舒伯特来到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刻板的教书生活令舒伯特十分厌烦。他希望能辞去工作一心作曲，但辞职后便无以为靠，因此，只好勉难为之，为小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耐着性子讲解拼音、文法。即使如此，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仍然硕果累累，这时他又有四部交响曲告竣。1817 年，舒伯特终于铤而走险，毅然辞职，只身来到维也纳。

年轻天真的舒伯特哪曾想到，此时正值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后最黑暗的年代，维也纳的奥地利梅特涅政府更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那里暗探密布，军警如云，稍有不慎，动辄获咎。舒伯特于一文不名中来到维也纳，无依无靠，只好做家庭教师谋生。不觉之中，结交了一群朋友。

舒伯特这般朋友都是具有民主思想、憎恶黑暗统治、热爱艺术的贫困青年。他们出入相随，在一起无所不谈。对于反动统治当局，更是大加抨击，毫无顾忌。舒伯特才华出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深遭梅特涅政府忌恨。舒伯特与这些穷朋友，他们有饭同吃，有屋同住，不分彼此，相濡以沫。舒伯特是近视眼，11 岁起就戴起了眼镜，眼镜盒也是随身携带，须臾不离。有一天，突然发现眼镜盒失踪了，仔细一找，原来一位朋友拿去改成了烟斗，正用来吐雾喷云。

朋友之中有位画家，他的画室内有台钢琴，答应舒伯特可以使用。但画家本人也要在画室作画。为了互不干扰，俩人约定，凡画家不作画时，便张一面白布窗帘为号，舒伯特始得入内用琴。不想画家灵感一来，常把舒伯特的事情置诸脑后；或者虽未作画，也不免忘记践约。舒伯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只好踟蹰街头，磨炼自己的耐心。

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条件的窘迫，都未能阻遏舒伯特坚持音乐创作。有关舒伯特写作歌曲的几件轶闻，似乎都与小酒馆有关。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够想到，小酒馆正是舒伯特和朋友们常爱光顾的好去处。

第一件事是说舒伯特独自出行，饥肠辘辘之下，不觉进了一家酒馆。就座后，他才忽然悟到自己身无分文，正要离去，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报纸，随手拿来浏览。不想报上有一首小诗清新优美，动人心弦。诗中写道：“睡吧，我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抚着你??”。舒伯特心中的旋律随着诗句飘逸而出。他掏出纸笔，顺着思路，一气呵成。他坐在那里，反复吟唱，已浑然忘我。酒馆老板忙乱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歌声，寻声而至，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在作曲。老板很喜欢这首新歌，希望青年人抄一份给他。舒伯特提出交换条件：一盘烧土豆。双方痛痛快快达成协议。谁能料到，这份用一盘土豆换来的手稿在舒伯特百年之后竟卖到四万法朗！

另一件事是说他和朋友在郊外一家小酒店聚会。一位朋友随身带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舒伯特便顺手拿来翻阅。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他已沉迷于诗句之间：“听、听、云雀在天空唱，太阳之神升起。他的马群在泉边饮水，泉边铺满了鲜花??”见诗生情，旋律悄然而至。舒伯特不禁说道：“多美的旋律，可惜没有谱纸！”一位朋友闻声便在菜单上画上五线，递给舒伯特。于是，一首优美的歌曲写成了。它就是当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听、听、云雀》。也有人说这次写的是另外一首歌：著名的《小夜曲》。既是传说，不深究也罢。

关于《鳟鱼》这首歌也有轶闻。

据说这首歌是他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构思的。当时，他推敲已定，未及点灯便立刻探身起来，不料在黑暗中将墨水洒在谱纸上。这首乐谱的原稿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上面还留着当年的大块墨水痕迹，可为佐证。

舒伯特一生作品颇丰，其中歌曲多达600 多首以上。他是18、19 世纪以来的第一位以优秀歌曲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他在歌曲中所表现的对被欺骗、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正和当时处在封建复辟巨大压力下的维也纳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这些歌曲又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当地民间音乐的特性，所以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很快在维也纳广为流传。舒伯特的歌曲感情真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词、曲、钢琴伴奏三者水乳交融、配合密切，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称舒伯特“歌曲之王”，毫不过誉。他还写有许多其他作品，包括9 部交响曲。因为作曲家过于贫困，这些交响曲在他生前一直未能有演奏的机会。

舒伯特与贝多芬都住在维也纳，长达30 年。贝多芬长舒伯特27 岁，舒伯特在宫廷歌手学校就读时，贝多芬早已名及遐迩，成为一代大师了。舒伯特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前辈，但碍于腼腆，一直未敢登门拜望。后来，为了使作品出版顺利，出版商鼓动他去请贝多芬出面推荐。生计要紧，舒伯特终于壮胆而去。但时值贝多芬外出，他只好留下带去的作品怏怏而归。贝多芬在病中看到了这些作品，高兴地说：“这里有天才在闪光！”舒伯特闻讯后，大喜过望，连忙去拜见贝多芬。贝多芬这时已心力交瘁，极度虚弱，他握住这位年轻作曲家的手说：“我的灵魂属于你！”说完，便溘然而逝。在贝多芬的送葬队列中，有一位青年手持火把走在前面，因巨大的悲痛而不能自已。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贫苦作曲家舒伯特。

翌年，即1828 年的11 月19 日，年仅31 岁的舒伯特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间。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身旁，墓碑上刻道：“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贫苦为什么总是与才华结有不解的缘份呢？

在江苏省扬州市的平山堂，有一个幽静的石洞。山洞里，藏着作家朱自清少年时代的一个故事。

朱自清在扬州两淮中学读书的时候，是个诗歌迷。他和几位爱好诗歌的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诗社，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平山堂的石洞中赋诗作文，切磋学问。

一天下午，按惯例诗友们又该聚会。可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唯独朱自清还没来到。他到哪儿去了呢？大家正纳闷地猜测着，忽然，朱自清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洞口，身边还跟着另外一个同学——李星。

“同学们，李星也来参加咱们的诗社了，大家欢迎！”朱自清拉着李星的手，激动地说。说完，又带头鼓起掌来。

原来，李星因为功课不好，常挨老师的批评。昨天，他考试又砸了锅。

老师一气之下，不让他再来上学了。

朱自清暗暗同情李星，心想，李星学习成绩差，主要是由于性格孤独、死啃书本造成的。只要大家亲近他，帮助他，他一定会后来居上的。于是，朱自清一放学就跑到李星家里，请他来参加诗社活动。

诗社真是个火热的集体啊！同学们有的向李星介绍历史掌故、人物趣事；有的帮李星学习功课、写诗作文。没有多久，李星的学习就赶上来了。他把自己写的文章送给老师批阅，老师读后，大为吃惊，连声赞叹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看来，李星决非不可雕琢的朽木啊！”

从此，李星又回到班上学习，并一直参加诗社的活动。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是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是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小时候很自卑。别的男孩在外面疯玩时，他则一个人躲在家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女人们还时兴打毛衣做女红。无聊时，他就跟着母亲打毛线、做衣服，做出来的活儿，竟然比母亲做的还好。

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一所工艺美术学院，他创作的美术作品得到考官一致好评，却没有通过面试。

那年他才18岁，曾两次自杀，均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见母亲哭得万分悲痛，他猛然醒来，怎么舍得让母亲如此绝望呢?

痛后是新生，上不了大学，那就自学吧。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无数个日日夜夜，多少载寒来暑往，除了自学，还是自学，他竟然能在绘画、雕刻、泥人、工艺品制作等方面无师自通。他的作品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多次在国内外评比中获奖。他成了不少厂商的设计总监，为他们设计的家具、珠宝和工艺品等，独具匠心。2009年年初，47岁的他还成了福州一所工艺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定期给那些学工艺美术的大学生们上实践课。

2001年底，他所在的县城举办了一个蝴蝶标本展览。看着那些姿态各异的蝴蝶，他突然有了用红纸剪蝴蝶的念头。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指被剪破了无数次，慢慢地，他的剪纸手艺逐渐提高，竟然能在1分钟内剪出30只形态各异的蝴蝶。

最初，他剪了两千多只没有雷同的蝴蝶，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后，有人打电话来将他讥讽了一顿：“两千只有什么了不起的，厉害的话，你剪1万只出来给我看看。”

他不服气。凭什么我就不能剪出万只蝴蝶?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剪万只蝴蝶，首尾相连地粘贴在一幅长卷上。这注定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创作历程。他在记忆中搜寻创作灵感，上网或到书店寻找样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兰州……都留下了他临摹蝴蝶的身影。有了蝴蝶样本，剪刀红纸一阵翻飞，一只只活灵活现的蝴蝶就神奇般诞生了。

整整5年，他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累得连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为了这个宏大的创作计划，他花光了积蓄，腰背落下毛病，消瘦了10公斤。

2006年10月，这幅“巨制”横空出世，1万多只蝴蝶粘贴在一卷长106米、宽0。73米的图画纸上。当上海吉尼斯总部评审专家看到作品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才能精确地算出蝴蝶的数量呢?如果直接清点，估计几位专家会数晕过去。还是他想出了办法，让大家在每只蝴蝶上放一粒黄豆，待所有蝴蝶上都放了黄豆后，再把黄豆集中起来。数黄豆就容易多了。

1粒、2粒、3粒……11999粒、12000粒!12000只手工剪纸蝴蝶，“世界之最”诞生了!

2007年6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给他颁发“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确认他的剪纸作品《万蝶图》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蝴蝶剪纸作品”。他被誉为“蝴蝶王”。那位曾经骂过他的人，打来电话道歉，佩服他的勇气与艺术精神。

2010年年初，他得知上海世博会将设立一个“生命阳光馆”，正在征集一些个人艺术作品，他坐不住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作品参展。他选定仍为剪纸蝴蝶。

世博会也是艺术盛会。要入选世博，就不能仅仅如《万蝶图》那样以数量取胜，更要以艺术取胜。因场地所限，他选择只剪99只，但蝶形要比《万蝶图》大而丰富。

这注定又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

一次，他见街上一漂亮女孩的裙摆图案可以做蝴蝶样本，便痴痴地跟着女孩，盯着她的裙子看。女孩以为他耍流氓遂报警。他被带到派出所，经过一番解释才消除了误会。3个月后，承载着他世博梦想的剪纸作品问世，取名为《蝴蝶梦》。5月，《蝴蝶梦》被世博会组委会列为“生命阳光馆”展品。

2010年6月28日，在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里，一幅长18米的长卷徐徐展开，99只蝴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美妙绝伦，展翅欲飞，它们没有两只是一样的。

记者前来采访他，但问了几遍，他都没有反应，而是微笑地看着记者。工作人员忙告诉记者：“他是位失聪的残疾人，如果没有佩戴助听器并大声和他说话，他是听不到的。”

原来，在他8岁那年，生了一场病，致使双耳失聪。母亲鼓励他，让他凭借那些熟悉的声音还在记忆中没有消失时，坚持与人说话，他才因此没有丧失说话的能力。

他就是作品两次问鼎吉尼斯世界之最，家住福建沙县的民间艺术家周建波。

周建波说：“残疾人走的路很艰辛。但是，如果你真的付出了，成功不会因你有缺陷而远离你。”

一天夜里，窃贼把摩拉·纳斯鲁丁的驴从厩棚里偷走了。第二天早晨，摩拉发现自己的驴子丢失的时候，四处寻找，并问邻居们看到没有。

邻居们了解事情的原委后，纷纷责备摩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敞着厩棚的门呢?”

另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一直睁着眼睛，让窃贼不敢偷走它呢?”

第三个人说：“你睡得仿佛一根木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听到厩棚的声响然后捉住窃贼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摩拉义愤填膺地说：“好吧，你们全了解。如你们所言，都是我的错，而窃贼完全无辜!”

不用责备的雨点敲击受害者的心，这是为人该有的良知、慈悲心和文明底线。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的时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 凡事喜欢和解，与人能友好相处，对任何事情都努力持乐观的态度。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克林顿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他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继父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而且喜欢酗酒，喝醉酒后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克林顿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对于丈夫不断制造的暴力和麻烦事只有忍气吞声。

在克林顿未满6岁的那年，醉酒归家的继父同母亲争吵时开了抢，闻讯而致的警察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在街坊邻据中引起轰动，迫使克林顿一家不得不搬迁到外地安家落户。14岁那年，克林顿在也无法忍受继父的家庭施暴行为， 有一次他气冲冲地冲进继父的屋子，向他挥拳显威。继父受到了震动，从此再没有虐待过他们母子二人。 而克林顿为了唤起继父的亲情，把自己的姓由布莱思改为克林顿，随继父的姓，以求家相安无事。

读书时克林顿成绩优良,同时也热爱社区服务活动， 乐于幇助他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曾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给动乱地区一个教堂送食品， 也曾去酒鬼收容所为他们演奏，还曾在家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时在市中心组织演奏会。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而他的母亲则说：“他比大人还大人。”

1887年春的一天，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走到伏尔加河边。他一语不发，凝视着湍急的河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猛然举起拳头，重重地击在旁边的小树上，缓慢而又坚定地说道：

不，我们不走这样的路，应当走的不是这种道路！说完，年轻人庄严地向哺育他的伏尔加河深深地鞠了一躬，抬头向远方眺望，两眼露出炙热而又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17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刚刚接到亲爱的哥哥萨沙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绞死的消息，心中异常的悲痛，才走出住在辛比尔斯克的家中，来到宽阔的伏尔加河畔。

萨沙是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死的。在当时，俄国人民不堪专制、腐朽的沙皇统治，纷纷起来斗争。而萨沙同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民意党。他们斗争热情很高，但始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因而就把国家落后、人民痛苦，归结到沙皇个人头上。1881年3月，民意党组成了一个刺杀小组，在街上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但没有过多久，亚历山大三世又上台了，仍然沿袭老沙皇政治制度，人民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单纯的知识青年，又一次组织一些骨干分子，其中就有萨沙。他们同仇敌忾，又一次行刺沙皇，可这一次沙皇早有准备，刺杀未成反被敌人抓住，萨沙表现得非常英勇，最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自己一人承担下来，结果，对他们恨之入骨的沙皇。便下令绞死萨沙。

消息传来之后，乌里扬诺夫全家非常悲痛，尤其是这位年轻的弟弟，听到自己尊敬的哥哥被沙皇杀害了，心中充满复仇的火焰，但他是一个稳重而又勤于思考的青年，几天来，他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难，改变祖国现状？

弗拉基米尔来到伏尔加河旁边，面对流淌河水，最后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要想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只有去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用暴力去推翻腐朽的沙皇统治。让劳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他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哥哥被害的悲伤心情也好了许多。他暗暗在心中念道：亲爱的哥哥，你的鲜血没有白流，它使我擦亮了眼睛，更是懂得了做人的神圣使命。

想到这，弗拉基米尔转身离开了伏尔加，迈着矫健的步伐，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就在这一年秋天，弗拉基米尔全家迁往喀山，他随即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他发奋研究各种社会学说，并参加了青年学生小组和学生的反抗斗争。他斗争坚决，且对当前的政治问题非常了解，也经常向同学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鼓动大家向沙皇政府作坚决的斗争，因此在同学中威望很高，大家亲切地称他列宁（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

这年冬天，列宁因组织同学参加一个集会，被反对政府逮捕。在解往监狱的途中，一个警官看着走在最前面的列宁说道：

年轻的小伙子，你为什么要造反呢？警察似乎难以理解，接着便以教训的口吻说：要知道，在你的面前是一堵墙！那只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掉。年轻的列宁毫不犹豫，勇敢而坚定的答道。

这位警官一听，心中吓了一跳，但马上对这个年轻人由衷的产生敬佩之情。

在监狱中，列宁与他的战友们不屈不挠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有一次，一位同学与列宁相互交谈时问道：你出狱后想作些什么？列宁回答：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进行革命斗争！

1887年12月19日，列宁被当局放逐到离喀山40多公里的柯库什基诸村。在村中，他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利用这段时间，他博览群书。潜心自修。一年后，列宁又回到喀山，秘密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认真研读马克思的着作，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889年，列宁迁到萨马拉来住。他刻苦学习，用两年的时间，自学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1891年，他以校外生的资格，参加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最优等的毕业文凭，并成为注册的助理律师。

然而，列宁对律师职业并无兴趣，他关注的是推翻沙皇政府，使人民获得解放。因而，他刻苦学习德文、法文和英文，认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与此同时，在萨马拉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但萨马拉远离无产阶级运动中心，他渴望到无产阶级聚集的地区去。终于1893年8月底，23岁的列宁来到了俄国的政治中心彼得堡。

一到这里，列宁便秘密地同马克思主义小组取得联系。他多次发表演讲，经常到工人居住区去，给工人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彼得堡很多独立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织织，表现出他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尊敬，他成为公认的领导者。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成，使俄国第一次完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组织越大，目标就越明显，不久，列宁便因密探盯梢而被捕。

在监狱中，列宁一面进行斗争，一面又勤奋学习，写作，就在一间２米宽、３米长的单人牢房里，他写出了着名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的大部分书稿。

除此之外，列宁还在狱中写了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以指导外面的工人运动。为了把这些文字顺利地传出去，他想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把字用牛奶写在要归还的书的空白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然后乘家人来探望时把书带出去，用火一烘，字迹就出来啦！

为了不让看守发现，他便用面包做成墨水瓶，里面灌上牛奶，偷偷地用它来写东西。有一次，列宁正沉浸在写作之中，不小心看守已开门走了进来，他急中生智，一口把小墨水瓶吃了下去。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天吃了六个墨水瓶，就这样，列宁在狱中机智勇敢地坚持同敌人斗争。

列宁在监狱中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后，于1897年5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的舒申斯克村。这是一个荒僻的村庄，距离铁路有600多公里，全村连一份报纸也没有。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列宁依然充满着乐观精神，忘我地进行工作。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活中，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着作。此外，列宁还写了30多篇文章，翻译了２本书。期间，列宁还一直考虑着党的建设问题。这首先要办份报纸，才能把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此，他勾勒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计划。

流放期满后，列宁到了国外，1900年12月，这份名叫《火星报》的报纸，终于在法国莱比锡出版了。列宁写了大量文章，来论述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这些报纸通过各渠道运回俄国，在工人手中秘密流传。列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到整个俄国。

经过长期的筹备工作，俄国社会民工党代表大会，终于在比利时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经投票选举出党中央机关，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多数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诞生了。从此，他开始领导人民走向胜利的明天！

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不料进门时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见此情景，笑笑说：“很疼吗？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无独有偶，有人问过苏格拉底：“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三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人人都可以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

大师们提到的“记住低头”和“懂得低头”之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小分子，无疑是渺小的。当我们把奋斗目标看得很高时，更要在人生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轻些，把别人看重些。富兰克林就从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道理，并把它列入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中。

其实，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敢于低头并不断否定自己的人，才能够不断汲取教训，才会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为自己的善解人意而自得，才会在挫折面前心安理得。

当你从困惑中走出来时，你会发现，一次善意的低头，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低头亦是一种能力，它并不是自卑，也不是怯弱，它是清醒中的一种嬗变经营。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走得更精彩。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四十三岁那年遭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掌握了政权。重耳即位后，对跟随他流亡的文武大臣分别封官赐赏，功劳大的封采邑，功劳小的也尊爵位，可偏偏忘掉了一个人，这人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跟随着重耳。当年重耳流亡路经卫国时，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又找不到吃的，介子推便忍痛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煮汤吃。功劳这样大的人，重耳怎么会给忘记了呢?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一天，阿凡提跟一位邻居借了一口锅。用完后，阿凡提在锅里放了一口小锅还了回来。邻居一见觉得占了便宜，很高兴，可又觉得奇怪，便问道：“这口小锅是怎么回事？是利息吗？”

“不是。”阿凡提说：“您借给我的是口怀孕的母锅，到我们家两天后就生了这口小锅，所以我把它们母子都给您还回来了。”

“往后用锅，您尽管来拿好了！”邻居高高兴兴地把两口锅收下了。过了几天，阿凡提又来借锅。邻居一听，马上把家里最大的一口锅借给了阿凡提。

过了很长时间，阿凡提没来还锅。邻居忍耐不住了，干脆到阿凡提家来讨要。

阿凡提愁容满面地诉起苦来：“真是对不起，您那口锅刚到我们家两天就死去了。我想等四十天祭做完后给您去报丧呢。”

“喂，阿凡提，锅是生铁做的，它还能死吗？”邻居一听又生气又好笑地问阿凡提。

“哎哟，我的好邻居，您既然相信锅能生儿子，怎么就不相信锅会死呢？”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李嘉诚的领带

1994年8月的一天，李嘉诚外出谈生意。在公司总部门口，一位员工拦住了他：“老板，我觉得你今天的这条领带有些问题。”李嘉诚愕然：“有什么问题？”员工说：“老板您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不应该系红色的领带，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而且，还可能影响到您谈生意的效果。”李嘉诚看了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思考了片刻，朝员工投去嘉许的目光：“你说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说完，李嘉诚转身回到办公室，换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李嘉诚的领带当他再次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位员工还在那里，看到了李嘉诚换了一条领带，他才满心欢喜地离去。可是，等到员工离开，李嘉诚从手包里拿出原来的那条红领带，重新换上，而将黑领带放回了包里。

这个举动被一旁的保安看在眼里。保安走上前来问李嘉诚：“老板，你为什么又要换上红领带？”李嘉诚笑着说：“我今天会见的是一位老朋友，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系一条红领带，而他每次都会称赞我系红领带显得更精神。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色的领带，而不是黑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刚才那位员工呢？”保安又问。“虽然他不知道我那位生意伙伴的喜好，但他能细心地发现我身上领带与服装搭配不协调，并热心地告诉我，所以我必须用我的行动来保护他的热情。”

员工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前提下，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李嘉诚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保护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李嘉诚之所以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是因为他懂得，员工都希望自己在老板面前有尊严，被老板重视，被老板尊重。因此，善于给下属留得尊严，这既是李嘉诚的管理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交际之道。

长期以来，人们一说起懒惰就深恶痛绝。其实，“懒”从某种角度来说，既能成为一种创造的动力，也能提高生产的效率。

犹太人汉弗特就是推崇这种“懒惰”哲学的人。他在加拿大渥太华开设了一家豪华宾馆，处事甚为“懒惰”，凡是能吩咐别人为他干的事，他绝不亲躬。宾馆业务虽然繁忙，他却整天悠闲自在。年终时，他让宾馆分别评选出10名最勤快和10名最“懒惰”的员工。汉弗特叫人把10名“懒惰”的员工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些员工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老板肯定会要我们滚蛋。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门，汉弗特就说道：“恭喜各位被评为本宾馆最优秀的员工。”他们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表情，汉弗特招呼他们坐下后，笑着慢慢解释道：“据我观察，你们的‘懒’突出表现在总是一次就把餐具送到餐桌上，习惯于一次就把客人的房间收拾干净，一次就把工作干完，讨厌多走半步路，讨厌做第二次。因而在别人眼里你们整天闲着，在偷懒。但依我看，最优秀的员工全无例外的都是‘懒汉’，因为他们‘懒’得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懒得去做。而勤快员工的‘勤’，大多表现在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不在乎把力气花在多余的动作上，做一件事不在乎往来多少趟，花多少时间，这样能有效率吗?”

人正是懒得推磨，才发明了风车;懒得走路，才发明了汽车;巧于懒惰的人，身上常常闪烁着创造的火花。

比尔·盖茨拥有好多个“世界之最”，例如：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第一富翁；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靠电脑软件积累亿万财富的先行者；他是首先开发利用高科技和高智商，创造巨大财富的典范……那么盖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事迹有许多厚厚的书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单讲他几个小时候的故事吧！

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和两个姐妹一起在西雅图长大。他们的父亲William H.GatesII是西雅图的一名律师。他们的已故母亲Mary Gates曾任中学教师、华盛顿大学的校务委员以及United WayInternational的女主席。

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早在婴儿时期自己就能让摇篮晃动起来，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盖茨三四岁时，母亲外出总是把盖茨带在身边，当他在学校里向学生讲解西亚图的历史和博物馆的情况时，盖茨总是坐在全班最前面，尽管盖茨是个好动的孩子，但在教室里他表现得比其他学生还要专注、认真。盖茨从小酷爱读书，尽管他是个儿童，但他喜爱读成人的书。在自己家里，他可以随意翻阅父母的藏书。长着一头沙色头发的7岁男孩盖茨最喜欢反复看个没完的是那套《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他经常几个小时地连续阅读这本几乎有他体重1／3的大书，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地看。他常常陷入沉思，冥冥之中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小小的文字和巨大的书本，里面藏着多么神奇和魔幻般的一个世界啊！文字的符号竟能把前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数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又传播出去。他又想，人类历史将越来越长……那么以后的百科全书不是越来越大而又笨重了吗！能有什么好办法造出一个魔盒来，只要小小的一个香烟盒那么大，就能包罗万象地把一大本大百科全书都收进去，该有多方便。这个奇妙的思想火花，后来竟给他实现了，而且比香烟盒还要小，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行了。盖茨看的书越来越多，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次忽然对他四年级的同学卡尔·爱德说：“与其做一棵草坪里的小草，还不如成为一株耸立于秃丘上的橡树。因为小草千株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则高大挺拔，昂首苍穹。”他坚持写日记，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小小的年纪常常如大人股的深思熟虑。他在另篇日记里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

盖茨的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盖茨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戏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小盖茨的父母还尽可能鼓励和提供他各种机会，在他逐渐长大时，父母鼓励他参加童子军的野营活动，有一次暑假童子军的80公里徒步行军，时间是一个星期，他穿了一双崭新的高筒靴，显然新鞋不大合脚，每天13公里的徒步行军，又是爬山，又是穿越森林，使他吃尽了苦头；第一天晚上，他的脚后跟磨破了皮，脚趾上起了许多水泡。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第二夭晚上，他的脚红肿得非常厉害，开裂的皮肤还流了血。同伴们都劝他停止前进，他却摇摇头，只是向随队医生要点药棉和纱布包扎一下，又要了些止痛片服用，继续上路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一个途中站检查，当领队发现他的脚发炎的非常严重，下令医治，才中止了这次行军。盖茨的母亲从西雅图赶来，看到他双脚溃烂的样子时，难过地哭了，直埋怨儿子为什么不早点停止行军。盖茨却淡淡他说：“可惜我这次没有到达目的地。”

盖茨不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一次老师布置同学写一篇不超过20页的故事，盖茨浮想联翩，竟写出长达100页的神奇而又曲折无比的故事，使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惊讶！大家说他：“不管盖茨做什么事，他总喜欢来个登峰造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然他是不会甘心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一次活动中，比尔·盖茨给班上准备一份报告，叫《为盖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这篇报告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事，他的外祖母帮着弄封皮，连父亲也插手帮忙，气氛很活跃。

小学毕业后，父母在征求比尔·盖茨意见后，送他进了湖滨中学。在湖滨中学读书时，他常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安排学习。比尔·盖茨在喜欢的课程上下功夫，学得非常棒，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

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1975年比尔正式创办微软公司，二十多年后，成为世界顶尖首富，个人资产近200亿美元！

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

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他33岁那年赚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到了43岁，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垄断企业———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那么，53岁时他又成就了什么呢？

不幸的是，53岁时，他却成了忧虑的俘虏。充满忧虑及压力的生活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传记作者温格勒(Winkler)说，他在53岁时，看起来就像个僵硬的木乃伊。

洛克菲勒53岁时因为莫名的消化系统疾病，头发不断脱落，甚至连睫毛也无法幸免，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温格勒说：“他的情况极为恶劣，有一阵子他只得依赖酸奶为生。”医生们诊断他患了一种神经性脱毛症，后来，他不得不戴一顶扁帽。不久以后，他订做了一个500美金的假发，从此，一生都没有脱下来过。

洛克菲勒原本体魄强健，他是在农庄长大的，有宽阔的肩膀，迈着有力的步伐。可是，在多数人的巅峰岁月———53岁时，他却肩膀下垂、步履蹒跚。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只能靠简单饮食为生。他每周收入高达几万美金———可是他一个星期能吃得下的食物却要不了两块钱。医生只允许他喝酸奶，吃几片苏打饼干。他的皮肤毫无血色，那只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他只能用钱买最好的医疗，使他不至于53岁就去世。

为什么？完全是因为忧虑、惊恐、压力及紧张。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逼近坟墓的边缘。他永远无休止地、全身心地追求目标，据亲近他的人说，每次赚了大钱，他的庆祝方式也不过是把帽子丢到地板上，然后跳一阵土风舞。可是如果赔了钱，他会大病一场。一次，他运送一批价值4万美金的粮食取道太湖区水路，保险费需要150美元。他觉得太贵了！因此没有购买保险。可是，当晚伊利湖有飓风，洛克菲勒整夜担心货物受损，第二天一早，当他的合伙人跨进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正来回踱步。

他叫道：“快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投保。”合伙人奔到城里找保险公司。可等他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的心情更糟。因为他刚刚收到电报，货物已安全抵达，并未受损！于是，洛克菲勒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刚刚花了150美元投保。

事实上，是他自己把自己搞病了，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想想看，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50万美元，他却为区区150美元把自己折腾得病倒在床上。他无暇游乐、休息，除了赚钱及教主日祈祷，他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他的合伙人贾德纳(GeorgeGardner)与其他人以2000美元合伙买了一艘游艇，洛克菲勒不但反对，而且拒绝坐游艇出游。

贾德纳发现洛克菲勒周末下午还在公司工作，就央求他说：“来嘛！约翰，我们一起出海，航行对你有益，忘掉你的生意吧！来点乐趣嘛！”

洛克菲勒警告说：“乔治·贾德纳，你是我所见过最奢侈的人，你损害了你在银行的信用，连我的信用也受到牵连，你这样做，会拖垮我的生意。我绝不会坐你的游艇，我甚至连看都不想看。”结果他在办公室里待了整个下午。

后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或者选择财富与忧虑，或者他的生命。他们警告他：再不退休，“就死路一条”。他终于退休了，可惜退休前，忧虑、贪婪与恐惧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

医生竭尽全力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要他遵守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终其一生，他都牢牢记住。这三项原则是：

(1)避免忧虑，绝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事烦恼。

(2)放轻松，多在户外从事温和的运动。

（3)注意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

洛克菲勒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他捡回一条命。

他退休了，他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从事园艺，与邻居聊天、玩牌，甚至唱歌。他开始想到别人。

这一生他终于不再只想着如何赚钱，而开始思考如何用钱去为人类造福。总而言之，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亿万财富散播出去。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你我都应该为盘尼西林和其他数十种使用他捐赠经费完成的发明，而真诚地感谢洛克菲勒。以前儿童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曾高达五分之四，现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不再受脑膜炎的威胁，这也是洛克菲勒的功劳。

洛克菲勒开心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使自己成为毫无忧虑的人。事实上，后来当他遭受事业重创时，他也不肯因此而牺牲一晚睡眠。

这个重创是他一手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罚款，这是美国当时最大的一笔罚款。美国政府裁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直接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诉讼持续了五年，全美最杰出的法律精英都加入了这场历史最冗长的法庭战争，但最后，标准石油公司败诉了。

当法官宣判时，辩方律师都担心洛克菲勒无法承受———他们显然并不了解他的改变。

当天晚上，一位律师打电话通知洛克菲勒，他尽可能平静地叙述这个判决，接着他说出了心中的顾虑：“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判决而难过，洛克菲勒先生，希望你今晚能安心睡觉。”

洛克菲勒立即回答：“约翰森先生，不要担心，我决心好好睡一觉。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晚安！”

这几句话居然出自一位曾为150美元而失眠的人口中———洛克菲勒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克服忧虑。

53岁时，他差点丧命，最后却能活到98岁。

这个墓碑设计得很特别。它看起来更像一堵墙，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这堵颜色搭配独特的墙矗立在两块灰色的大理石上，呈长方形，上端有一个窗户般的方孔，逝者的头正好从这里探出来，默默注视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这个墓碑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它又是谁设计的呢？要解释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1962年12月1日，马涅什展览馆内，一片肃静。

领导正在漫不经心地观看艺术作品。当他看到一位雕塑家的作品时，便讥讽道：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画得比这好。

侮辱顿时像座大山一样，压着雕塑家的心，使他久久不能缓过气来。他强忍住心中的不满，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努力使自己麻木，忘记伤害。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使他无法继续虚伪下去，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他良心深处的质问：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

会场静得可怕，谁敢骚扰领导看画展呢。雕塑家的这个属“计划外”的声音，无疑如一枚，突然在这个静得可怕的世界里引爆！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撞击着怯懦者脆弱的神经，他们无不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

无可避免地，领导也听到了。他缓缓地扭过头来，盯着这个狂妄的“质问者”。良久，才抛出一句话来：因为我是领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纷纷担心领导会杀害这个有天分的艺术家。

众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后来领导又当面威胁过这个艺术家：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很欣赏你，不过，你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是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你打趴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你。雕塑家听了，淡然一笑，或许，对他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同领导作对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而独独他一直没事。对此，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71年9月13日，作为领导儿子的谢尔盖送来了领导的遗愿：家父一直很欣赏你，指定要你给他刻一个墓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想，答应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谢尔盖应允了。

经过一番努力，这尊奇特的墓碑终于矗立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墓碑的主人是领袖赫鲁晓夫，设计者是雕塑家涅伊兹韦内。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没有选错涅伊兹韦内，而涅伊兹韦内也没有让他失望——半白半黑，代表半功半过，恰好是赫鲁晓夫的真实写照。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里夫在电影《超人》中扮演超人而一举成名。但谁能料到，一场大祸会从天而降呢?

1995年5月27日，里夫在弗吉尼亚一个马术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骑的那匹东方纯种马在第三次试图跳过栏杆时，突然收住马蹄，里夫防备不及，从马背上向前飞了出去，不幸的是，摔出那一刻他的双手缠在了缰绳上，以致头部着地，第一及第二颈椎全部折断。

五天后，当里夫醒来时，他正躺在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医生说里夫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他的颅骨和颈椎要动手术才能重新连接到一起，而医生不能够确保里夫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那段日子里夫万念俱灰，许多次他甚至想轻生。他用眼睛告诉妻子丹娜：“不要救我，让我走吧。”丹娜哭着对他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里夫变得越来越害怕。一次他3岁的儿子威尔对丹娜说：“妈妈，爸爸的膀子动不了呢。”“是的，”丹娜说，“爸爸的膀子动不了。”“爸爸的腿也不能动了呢。”威尔又说。“是的，是这样的。”

威尔停了停，有些沮丧，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爸爸还能笑呢。”威尔的这一句话，让里夫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找回了生存的勇气和希望。10天后的手术很成功。尽管里夫的腰部以下还是没有知觉，但他毕竟克服了剧烈的疼痛而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充满自信，每天坚持锻炼，以好身体和好心情迎接每一天。后来，他不仅亲自导演了一部影片，还出资建立了里夫基金，为医疗保险事业做出了贡献。里夫坚信他会在50岁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超人”。

在克里斯托弗·里夫的自传里，他郑重地记下了儿子的那句话：“但爸爸还能笑呢。”是的，不管灾难有多严重，都要记得，我们还有微笑。

从前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远行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的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做“每桶四美元”，而他的真名反倒没有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传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一起进晚餐。

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成了第二任董事长，这是一件谁都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只有阿基勃特一个人去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乐此不疲。嘲笑他的人中，肯定有不少人才华、能力在他之上，可是最后，只有他成了董事长。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基利也撰文描述了这样一个群体："这类人渴望永远扮演孩子的角色而不愿成为父母。"这些彼得@潘们很爱玩也很好相处，但免不了也有不少孩子的弱点，如优柔寡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渴望被人接受又害怕被人拒绝等。因此他们的行为同年龄很不相称，大多数情况下这无伤大雅，但总有一天，等他们突然明白生活原来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称心如意时，已经太晚了。这些人就是"彼得·潘综合症"的患者，也就是一些不愿长大，拒绝成熟的人们。

1904年，彼得·潘诞生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他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银幕。彼得·潘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但这毕竟只能出现在童话中，不能为现实所接受。"彼得·潘综合症"患者就是现实中的彼得·潘。成年人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和残酷倾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不愿成熟起来。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被定性为一种心理疾病。

帮助患者摆脱"彼得·潘综合症"的最好办法是迫使他面对现实，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告诉他："没人有义务承担你所应担负的责任；你要是不去银行交费，没人会帮你交；你睡着了，没人会把你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