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信的名人故事正面素材（优秀20篇）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大文豪，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享誉世界的名作。但他的妻子却是有名的泼妇，脾气甚坏。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托尔斯泰跟她结婚时已经34岁了，而她却是一位芳龄18的天真少女。托尔斯泰年轻时风流成性，玩弄过不少女人，他为了真诚地对待这位少女，便把详述过去荒唐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她。这位少女虽吃了一惊，仍然勇敢地重申她的诺言。于是她们结合了，开始了一种互相忠诚又互相苦恼的生活，一直维持了48年。

48年中，他们生了13个孩子，然而两人的感情仍有介蒂，性格与脾气也大异其趣，经常是吵吵闹闹的。托尔斯泰曾写有三种日记：第一种是夫妻可以同看的，第二种是只写给自己看的，第三种是写了自己也不再看，死后才可让人看的。有人问他成名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娶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太太！

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与太太分离了。82岁那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为了永远躲开吵吵闹闹的妻子，在黑夜之中离家出走了。他坐上一辆又慢又冷的火车，漫无目的地行驶。但他没走多远便突然得了急性肺炎，不得不在阿斯他波佛车站的站长室休息。他的太太赶来后，为了不影响他的病情，未能及时见面。直到他昏过去后，她才被准许入内，在他听不到的耳边说了她的爱，在他无感觉的嘴唇上印下了她的吻。然而，为时已晚，托尔斯泰竟因年老体衰而承受不了心身打击，已经长辞人世。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骆宾王，字观光，是我国唐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他出生于公元640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卒年不详。骆宾王因七岁能作《咏鹅》诗而被称为“神童”。骆宾王之所以七岁就能写出震惊后世的《咏鹅》诗，当然和他的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后天勤奋学习、刻苦努力的结果。

骆宾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个诗赋爱好者，熟读《诗经》和《汉赋》；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善于作诗习文。特别是他的父亲骆一度，虽然主读经史，但也喜欢赋诗写文章。

骆宾王出生后，祖父见他生得皮肤如脂，眼睛有神，便预测他将来是一个做诗人的材料，对他格外注重培养。从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没有先教他识字，而是教他背诗；他的母亲虽然知道应该先教字后教诗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但她不愿意扫老人的兴，便乘老人不在时，偷偷地教他识字。

骆宾王在长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祖父教给他背的诗歌，只要祖父教一遍，他自己背一遍，再用母亲私下教给他的字默写一遍，便能记住，而且再也不会忘记。开始，祖父每天教他一首诗，他能记住；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两首诗，也能记住；再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三首、四首、五首诗，他仍能记得住。父亲见儿子一天能学会四五首诗，仍精力充沛，便又夹杂着让他学古文，读经书，骆宾王同样兴趣浓厚，学习刻苦，并且开始模仿着写诗、作文章。当他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善于观察，喜欢动脑，不仅掌握了上千首诗和几百篇古文，而且写出的诗歌也意新词美，作出的文章气势豪迈，成了当地远近有名的小才子。

公元647年七月，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来浙江义乌县选才的官员独出心裁，在正式举行考试之前，要召开一次赛诗大会，以进行初选。骆宾王听说后，也非要去参加不可，可是他的父亲骆一度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次赛诗会是朝廷所派官员举办的，一个刚刚学会写诗作文的孩子也去，岂不是胡闹？万一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当得起？

后来，在骆宾王的反复要求下，他的爷爷发话了：“你父亲就是这样胆小怕事。别闹了，他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可有一件，去了后能作诗就作诗，不能作就别参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骆宾王高兴得一个劲地点头。

七月的天气，正是骄阳似火，赛诗场不得不设在了湖边的一片树荫下。即使这样，那些考官们一人一把扇子，不停地扇着，可汗水还是顺着脸往下流。祖孙俩来到一看，赛诗已经开始了。那些报名的举子，有的年过半百，有的已近不惑之年，最年轻的也二三十岁了；可他们念出的那些诗句，不但考官听了摇头，连小骆宾王听了也感到没有味道，不由得心中着急，跃跃欲试。

正在这时，只听考官高声喊道：“还有哪位上场参赛？”

赛场上无人回答。

考官见无人应赛，便宣布说：“既然无人再来参赛，今日就此结束。”

“且慢！我可以参赛吗？”

祖父一把没拉住，骆宾王已跃人场内。

考官见进入赛场的虽然是个小孩，出语倒有胆识，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不由得来了兴致，遂微笑着说：“此次赛诗，未宣布年龄限制，你可以参加。”

骆宾王说：“那就请大人出题吧！”

考官一听，不由感到吃惊，心想：别的参赛举子，都是把准备好的诗拿来念，而他却要当场吟诗，还要考官出题，看来，这小孩有点不凡。可是，出个什么题目好呢？

考官正在思考，忽见湖的对面游来一群鹅，并且“哦，哦”地叫着，遂灵机一动说：“就以湖中的鹅为题吧！”

对鹅，骆宾王很熟悉。因为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天天有鹅在河中戏水觅食，他经常随爷爷去河边散步，对鹅的形象和习性做过细致的观察。所以，当考官说出以鹅为题时，他稍加思索，便随口吟道：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骆宾王的话音一落，那考官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说：“咏得好，咏得好，真是咏绝了！”

那些参赛的举子，更是一个个被骆宾王惊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这年，骆宾王七岁。他的名字，伴随着《咏鹅》，被越传越远。

后来，骆一度去山东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任县令，骆宾王也随父来到博昌。几年后，父亲病死在任上。十七岁的骆宾王带着他的母亲，移居到兖州瑕丘县。他初试未中，公元678年，任长安主簿，后调侍御史。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1862年8月，一天早晨，爱迪生正在某个小车站上卖报。猛一抬头，只见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蹲在铁轨旁玩石子，一列货车正朝他飞驰而来。爱迪生“哎呀”一声，扔下报纸，奋不顾身地冲下站台，一把抢出小孩。这时候，火车擦着他的耳朵呼啸而过。好险哪！爱迪生抱着小男孩摔倒在铁轨旁，他的脸和手被划破了，然而，孩子得救了。

小男孩的爸爸叫麦肯基，是这个站的站长，他是一位优秀的报务员。麦肯基亲眼看到这惊险的场面，感动得话都说不连贯了：“谢……谢谢，谢谢你救……救了我的孩子！”

爱迪生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他从地上捡起报纸，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土，登上火车就走了。

第二天，当爱迪生乘坐的火车进站的时候，麦肯基早已在站台上等候着了。他十分诚恳地对爱迪生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酬谢你的。听说你对电报很有兴趣，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教你收发报技术，使你成为一名报务员。”这番话正说在小爱迪生的心坎上。他高兴地接受了麦肯基的好意，跟着他学习收发电报的技术。

爱迪生学习很专心，进步很快。才三个月的工夫，他收发电报的技术已经很熟练，麦肯基推荐他担任了火车站的报务员工作，这次非常意外的学习机会，为爱迪生以后进行的伟大发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名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他们同样有过多彩而快乐的童年，同样经历过痛苦和挫折的考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向着成功的目标前进。

大家都知道孔子吧！下面我来讲讲孔子的故事吧！孔子三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读书写字。有一天，母亲问孔子：“你能把我所有教的字，都背出来吗？”孔子说：“今天不行，明天再背。”晚上睡觉时，孔子虽然上了床，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问旁睡的哥哥：“明天娘要考了，你都会了吗？”哥哥说：“娘教的那些字都很简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孔子说：“我在你肚皮上写，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好吗？” “好”，哥哥回答。当孔子通过时，孔子才安心睡觉。第二天一早，母亲考他，孔子一下就通过了考核。母亲惊奇地说：“孩子你真聪明！将来一定会做个大官。”看到母亲那么高兴，孔子心理也喜滋滋的。

看了孔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孔子是一个自幼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也正因为严格要求自己，才有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称号。

名人，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勤劳、勇敢、顽强等各种优良品质。他们像一颗明珠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小时候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中，除了其他原因外，不懂就问的学习习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列宁小时候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 列宁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老师讲课，他用心听。老师留的作业，他认真做。 列宁做完学校里的功课，还读许多课外书。他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爱书里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 列宁十分爱护书。他从来不把书弄脏，也不把书到处乱扔。

有一次，他和几个小朋友挖到了一个屎克螂的窝，里面有很多圆圆的粪球。有个同学问：“屎克螂为什么要把粪球滚到窝里去呢?”大家都答不上来，他把列宁给问住了，他答应第三天把答案告诉大家。他回家后，先是向哥请教,又找来好多书籍查找。第二天，他带来了答案：原来是屎克螂把狼卵产在屎球上，幼虫孵出来后，即把屎球当食物。同学们都满意地笑了。

读书身健即是福，种树开花亦是缘。”好一个读书人，好一片读书的心境。从古到今有很多关于名人读书小故事，下面为大家分享了现代名人读书的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陈景润认真读书

陈景润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姐姐一起玩捉迷藏。不过，陈景润捉迷藏时有点特别。他常拿着一本书，藏在一个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角落或桌子底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一边等着别人来“捉”他。看着看着，他就忘记了别人，而别人也忘记了他。

上学期间，陈景润酷爱数学。当老师讲解数学题时，他总是集中精神认真听讲。课后布置的习题他也认真去做。陈景润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乐趣。数学是心智的比试和较量。陈景润对于解题，向来不吝惜时间和精力。陈景润不懂就问，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向老师请教时却毫不羞涩和胆怯。他的求教方式很特殊：看到老师外出或者老师从高中部到初中部去，他就紧追上去，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并且一边走，一边问问题。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沈元教授的课。沈元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的理论。但他一出生也没有证明出来，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长久以来，‘哥德巴赫猜想’之迷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并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沈元教授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数学比喻成自然科学的皇后，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喻成皇后皇冠上的明珠!沈元教授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

许多年之后，陈景润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这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证明出的那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后来这条定理被命名为“陈氏定理”。

爱读书的陶行知

陶行知小时候十分聪明。他常到邻村叶家玩，看到厅堂里的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他到了读书的年龄，家里却无力缴纳学费，幸好有位秀才在附近开馆教书，很喜欢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他为学生。这样，6岁的陶行知就得到了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9岁时，陶行知来到外婆家，外婆见他聪明伶俐，就把他送到吴尔宽先生的学堂伴读，陶行知这才正式入学。在那里，陶行知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启蒙教育结束之后，他便进入学堂，读四书五经。

10岁时，因父亲失业，陶行知只得半工半读。他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卖掉后再去上学，每天往返20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读书对穷孩子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学习更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村15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贡生王老先生在主持学馆，便前去求学。王老先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便免费让他伴读。

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他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堂校长见陶行知勤奋好学，便允许他免费入学。这样，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由于基础扎实，他一入学就直接被编入二年级，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没丢下古典文学。因为家境不好，他向崇一学堂的同学借来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余将一本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同学的父亲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和白居易。”并说：：“杜诗沉郁有力，多伤时忧国之作；白诗通俗易懂，道出民生疾苦。”同学的父亲为陶行知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惊奇，他认为陶行知一定会有所作为。

后来，陶行知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读书刻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赫农王让金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银子，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后来，国王将它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出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

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他一边坐进澡盆里，一边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他突然恍然大悟，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直向王宫奔去，一路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Fureka，我知道了)原来他想到，如果王冠放入水中后，排出的水量不等于同等重量的金子排出的水量，那肯定是掺了别的金属。

这就是有名的浮力定律，既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出液体的重量。后来，该定律就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

五岁的张海迪因患有脊髓病，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只能在轮椅上进行。不久，她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后她只能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可她仍然刻苦学习知识，她从镜子里面看书。就这样，她自学了小学、中学的课本，之后又开始自学英语。她对自我要求严格，所以提高很快，渐渐地，她开始替有关部门翻译英语资料。有一次，她翻译了《海边诊所》。当张海迪捧着厚厚的翻译稿来到出版社时，老修改被她深深地感动了。

张海迪给自我立下一个规定：每一天背熟10个单词，如果背不全，就狠狠地咬几下自我的手指。

古人曰：今日事，今日毕。这可见古人是多么注重今日的事情今日完成，可是此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今日的事情总是拖到明天去做，甚至托到后天。有些人遇到一些挫折，就闷闷不乐的，他们不明白，仅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并且对自我充满信心，才能走向成功。

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生前曾自述出身寒微。但据丹麦历史学家佐格孙表示，安徒生的生父可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迪安八世，安徒生实际上是个“落难王子。”

据说丹麦克里斯迪安八世未登基前，曾与民间一少女私恋，生下安徒生后却被迫分手，安徒生交由一个女管家抚养。身为安徒生母校斯莱兹镇学校校长的佐格孙翻阅档案，发觉安徒生并未正式登记入学，因为他并没有出生证明书，直到17岁时才补领了一张出生证。他也不象普通孩子出生受洗，由教士签署出生证明，而是由一个警官代为签字。同时，安徒生的学习课程与专门为王室成员安排的一样，所交的学费也比普通学生高一倍。

安徒生生前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声称，他在1805年出生于奥登斯市的贫民区，那时父母才结婚两个月，父亲是个鞋匠。11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安徒生从此到处飘泊，做过多种行业的学徒。14岁时到哥本哈根谋生，在丹麦皇家剧院当临时演员，因为失声被辞退，所写剧本又被退回。幸得剧院一名导演同情，资助读完中学、大学，然后开始从事创作，24岁才有处女作在剧院演出。成名后，收入仍仅够糊口。1875年逝世。终其一生，未曾有过真正安逸的生活。

但是1975年由布斯铎写的《安徒生传记》，却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安徒生隐瞒了身世的真相。佐格孙更详细指出，安徒生并非生于奥登斯，而是生于布洛霍姆市的古堡，母亲葛洁是当时尚属王储的克里斯迪安八世之情妇。安徒生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王室暗中的照顾，5岁就与王孙一同嬉玩；他在斯莱兹镇上学时，王储经常探访他。他无权无势，成名前却被“皇家剧院”长期聘用。吃苦之说，纯粹是为掩人耳目而编造出来的。

据说，安徒生童话大部分根据他自己的见闻和想象创作。《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装》等故事，一向被认为取材于安徒生的一些亲身经历。提出安徒生是“流落民间王子”的人士，又举出一个例子：

在《安徒生童话集》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鞋匠与一个洗衣女工相恋，生下一个貌丑的儿子，却不能自行抚养，丑儿孤苦伶仃，幸获天使照顾，长大后发了财，成为名流。结局时丑儿的身世大白，原来他是国王的私生子。安徒生自称是鞋匠之子，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确实有他本人的影子。

(1)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2)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坐在沙发上，翻着我家那本厚厚的相册，上面记载着我从小到大生活的点滴。其中一张使我进入回忆的幸福之中。

我想起，这张是我们一家人去山东青岛旅行拍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实现我心中一个愿望，甚至是幻想的地方。

我小时候一直幻想着，我在蓝天白云之下，赤着脚，踩着软绵绵的金黄的沙子，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一个一个的打到岸边来。贝壳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我多年的一个梦实现了，那天爸爸妈妈宣布要带我去青岛看海，帮我实现我的愿望。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这未知的旅行，就像灰姑娘穿上美丽的裙子穿上闪亮的水晶鞋去奔赴那充满未知的城堡一样。别提有多高兴!

我看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大海!看到了它的广阔、蔚蓝，看到了白色的海鸥，金色的沙滩，看到了辽远的海岸线，甚至还有一只只可爱的小螃蟹……

为了记下这一个激动的时刻，妈妈说，一定要拍照留念。我扫视着大海，看见那边有一个屹立在海中的孤岛。我让妈妈以大海，小岛为背景拍下这张全家福，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法掩盖的激动和幸福。

在那次旅行之后我还学到了很多道理，这张照片也成了提醒我健康成长的警示牌。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看见那个屹立在一望无际大海里的孤岛。我就想：我也要成为那个孤岛，任凭凶猛的海浪击打着，我也要坚强。看看我的父母，几根白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想想他们每天辛苦的工作是为了谁呢?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正在成长的我们。

那张照片记录了我们一家幸福的瞬间，也记录着父母对我的爱。它像一粒爱的种子，教会我，要长出更多美好的愿望，也要结出更多对家人、对生活的爱!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历史的篇章里写满了克服困难最终成功的伤残人士的名字。这些人中，有些是我们熟知的，可能还有一些人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都一样勇往直前。

考考你对这些伟大而无畏的残疾人士了解多少，下面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可以想象，他们很可能也经历过平庸无为的日子，但他们没有抱怨上天不公，让他们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能说出他们什么地方有残疾吗？

残疾部位

1。恺撒大帝_________

2。查尔斯·达尔文_________

3。纳尔逊勋爵_________

4。约翰·济慈_________

5。尤利西斯·S·格兰特_________

6。路德维希·范·贝多芬_________

7。拜伦勋爵_________

8。托马斯·爱迪生_________

9。爱伦·坡_________

10。弥尔顿_________

11。德摩斯梯尼_________

12。查尔斯·斯坦梅茨_________

13。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_________

14。彼得·施托伊弗桑特_________

15。亚历山大·柏蒲_________

16。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_________

17。富兰克林·D·罗斯福_________

这份名单可以继续写下去，一本曼哈顿电话簿可能也写不下。名单中的残障人士残障情况如下：

（1）癫痫；

（2）伤残；

（3）一只眼睛失明；

（4）结核；

（5）咽喉癌；

（6）耳聋；

（7）畸形足；

（8）自童年就有的耳聋；

（9）神经病；

（10）中年时期失明；

（11）口吃，口齿不清；

（12）驼背；

（13）伤残；

（14）假肢；

（15）驼背；

（16）结核；

（17）小儿麻痹。

这是积极生活的人克服残障的典型例子。

“文革”中，侯宝林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批斗现场设在大礼堂，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想见识一下台上这位一流的幽默大师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

“说，你向人民隐瞒了什么历史问题？”造反派煞如凶神。

“我，我向人民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个人问题，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侯太宝。

“交代重大问题！”

侯宝林装出一副老实认罪，痛不欲生的模样：“我万恶不赦，我罪大恶极，我犯过一件全世界人民都不能饶恕的罪行。”

众人几乎都屏住呼吸，要听他交代什么罪行。只见他极为认真地说：“希特勒是我的内弟，我们俩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台下哄堂大笑。

造反派头头挥手喝止：“肃静，肃静，不要听他胡说！”

侯宝林仍是一本正经，学着造反派挥手：“肃静，肃静，真的，法西斯的总头头盖世太宝（保）就是我。”

笑声更为激烈，连造反派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师却在笑声中直起腰，理理头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