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名人故事（精品20篇）

1、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鲜明的告诉我们：劳动着是幸福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它响亮的提出：人，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多么贫寒，只要一颗火热的心在，只要能热爱生活，上帝对他就是平等的。只有作一名劳动者，不把不幸当作负担，才能去做生活的主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体验，毕竟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这是一部用生命来写成的书。在亘古的大地与苍凉的宇宙间，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

2、科比是一个在篮球界让人畏惧的男人。他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记者他为什么能如此成功，他反问道：“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科比挠挠头，继续说：“满天星星，寥落的灯光，行人很少。”“每天洛杉矶早上四点仍然在黑暗中，我就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一天过去了，洛杉矶的黑暗没有丝毫改变；两天过去了，黑暗依然没有半点改变；十多年过去了，洛杉矶街道早上四点的黑暗仍然没有改变，但我却已变成了肌肉强健，有体能、有力量，有着很高投篮命中率的运动员。”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就应就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这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务必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好处的高尚。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孩子是未来，既属于父母期望的未来，也属于社会期望的未来。父母往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并不就是父母的一切，父母心中还应有事业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所有，父母要关心；但孩子的所有，父母未必都要在意。尤其是父母并不认同的孩子的那一些，父母应留出心底里的一角，求同存异吧！有道是：“理解了干，不理解的看，但不要顶着干。”我想，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处事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缘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教儿子读唐诗，教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甚至于八卦……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杨振宁进行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请专人教儿子谈《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象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杨武之留学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给祖国科学事业出谋划策，他是祖国忠实的儿子。杨振宁常谈起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和生活，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赫兹1857年2月 22日生于德国汉堡。

他小时候想当一名建筑工程师，十九岁入德累斯顿工学院学工程，由于对自然科学的爱好，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在物理学教授亥姆霍兹指导下学习。

1885年任卡尔鲁厄大学物理学教授。

1889年，接替克劳修斯担任波恩大学物理学教授，直到逝世。

赫兹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赫兹在柏林大学随赫尔姆霍兹学物理时，受赫尔姆霍兹之鼓励研究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当时德国物理界深信韦伯的电力与磁力可瞬时传送的理论。

因此赫兹就决定以实验来证实韦伯与麦克斯韦理论谁的正确。

依照麦克斯韦理论，电扰动能辐射电磁波。

赫兹根据电容器经由电火花隙会产生振荡原理，设计了一套电磁波发生器，赫兹将一感应线圈的两端接于产生器二铜棒上。

当感应线圈的电流突然中断时，其感应高电压使电火花隙之间产生火花。

瞬间后，电荷便经由电火花隙在锌板间振荡，频率高达数百万周。

由麦克斯韦理论，此火花应产生电磁波，于是赫兹设计了一简单的检波器来探测此电磁波。

他将一小段导线弯成圆形，线的两端点间留有小电火花隙。

因电磁波应在此小线圈上产生感应电压，而使电火花隙产生火花。

所以他坐在一暗室内，检波器距振荡器10米远，结果他发现检波器的电火花隙间确有小火花产生。

赫兹在暗室远端的墙壁上覆有可反射电波的锌板，入射波与反射波重迭应产生驻波，他也以检波器在距振荡器不同距离处侦测加以证实。

赫兹先求出振荡器的频率，又以检波器量得驻波的波长，二者乘积即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正如麦克斯韦预测的一样。

电磁波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

1887年11月5日，赫兹在寄给亥姆霍兹一篇题为《论在绝缘体中电过程引起的感应现象》的论文中，总结了这个重要发现。

接着，赫兹还通过实验确认了电磁波是横波，具有与光类似的特性，如反射、折射、衍射等，并且实验了两列电磁波的干涉，同时证实了在直线传播时，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光速相同，从而全面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正确性。

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现代形式。

此外，赫兹又做了一系列实验。

他研究了紫外光对火花放电的影响，发现了光电效应，即在光的照射下物体会释放出电子的现象。

这一发现，后来成了爱因斯坦建立光量子理论的基础。

1888年1月，赫兹将这些成果总结在《论动电效应的传播速度》一文中。

赫兹实验公布后，轰动了全世界的科学界。

由法拉第开创，麦克斯韦总结的电磁理论，至此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888年，成了近代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赫兹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麦克斯韦发现的真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

1889年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赫兹明确的指出，光是一种电磁现象。

第一次以电磁波传递讯息是1896年意大利的马可尼开始的。

1901年，马可尼又成功的将讯号送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20世纪无线电通讯更有了异常惊人的发展。

赫兹实验不仅证实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到了途径。

赫兹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正当人们对他寄以更大期望时，他却于1894年元旦因血中毒逝世，年仅36岁。

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各种波动频率的单位，简称“赫”。

记者问汪涵：“如果有一天你没那么走红了，还会那么快乐吗？你的生活水准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层次，如果再回到10年前的水平，你能忍受吗？”

汪涵笑笑，诚恳地说：“你如果没有钱请你的女人看电影，你就带她看星星。一样的，黑黑的幕，上面有光，还不要钱。500元你打乒乓球，5000元你打保龄球，5万元你打高尔夫，都是出汗的。你赚了1000万元，你体内产生的肾上腺激素不会比赚500元产生的多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拖板车的师傅把车拼到一起，把身上的钱攥成一把，丢在板车上，觉得这些钱可以给太太买条围巾，让儿子多补课，那种笑容极其灿烂，很多时候快乐和钱没关系。如果再回到10年前，我也能够忍受，无非是一张床、三顿饭。生活品质的好不好和你的朋友有关系，只要身边不缺少讲真心话的人。你喝1982年的红酒，无非是想和那个人好好聊聊天，没有红酒你就喝点绿茶，一样可以讲真心话。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人就是主人。”

快乐来源于哪里？有人说，快乐是春天的鲜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野果、冬天的飞雪。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真诚的握手，一场倾心的交谈，都是快乐的事情。汪涵用真诚的话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快乐的源泉和意义，快乐其实很简单，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忙完《让子弹飞》后，姜文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没有露面，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个儿子。原来，姜文是带着孩子“移民”了，为期一年。是欧美还是新澳？姜文的回答让人吃惊不小——都不是，是新疆。

天要下雨爹要教子

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对两个孩子，姜文非常不满意。

因为父亲是军人，姜文在部队大院长大，他觉得这种成长经历对于他刚毅的性格形成非常有好处。可看看自己的儿子，在家被长辈宠溺，还有专职保姆伺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个子见长坏脾气也见长，在家摔跟头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自个儿爬起来拍拍灰，而是扯开嗓门号啕，非得等人把他们扶起来用手拼命打地报仇后才破涕为笑。

两个小子在家如龙似虎，一旦出了门马上变成怯生生的小白兔，大气不敢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姜文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地对两个儿子展开军事化的吃苦主义教育。

在北京是不行的，爷爷奶奶隔三差五就要过来看孙子，要是看见孙子吃苦受罪，自己耳根一定不得清净。必须得去外地，越远越好，而且最好撇下老婆周韵，因为她虽然彪悍，但护儿子也护得厉害。姜文计划的人数只有三个——他和两个儿子。

目的地最终确定下来。姜文看中了新疆阿克苏，虽然位于边陲，但气候相对比较宜人，算不上严寒酷暑，从阿克苏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非常方便带着孩子去撒野。

姜文联系了几个新疆好友，让他们帮忙找房子，要求很明确：市中心的精装豪宅一律不考虑，要城郊结合部的普通民居，不漏风不漏水能做饭能洗澡能睡觉即可。

在陆川的帮助下，姜文最后找到了位于阿克苏近郊的一处民房。据说是典型的吐鲁番风格，有宽敞的内向庭院，房子是高棚架结构。

去的时候一行四人，姜文开一辆越野车，装满了他觉得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和生活用品，跟周韵轮流驾驶，里程四千公里，耗时三天。

到了阿克苏的新家，周韵急了，这房子太简陋了——无论是庭院还是屋内，都是土坯地面，墙壁光秃秃地裸露着，老旧的木头家具，仅有的电器是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和一台电视机。

姜文给两个儿子安排好了房间——跟家里精致温暖安全的儿童房天壤之别，没有无甲醛地板，没有防磕碰的墙壁软包，没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书桌，儿童床更别想了，一张板床和一个低矮的茶几就是房间里所有的家具。

姜文没有给周韵去市区买新家具的机会，第二天就把她送上了从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让她自己转机回北京。有慈母在场，严父就不容易登台。而今只剩下一父两子，任何事情都是姜文说了算！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撒野

第三天，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正式开始……

早上6点半，他们就被姜文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拖了出来，三两下套上防寒运动衣，半梦半醒地被呵斥着开始了早锻炼。虽然号称塞上江南，但阿克苏的昼夜温差很大，两个儿子出门就是一个哆嗦，本能地想往暖和的房间里钻。

但姜文不给他们机会，一手拉一个，几步就拖出了庭院，告诉他们：“跟着我跑，跑不动了走也行，转完这一圈才能回家。”这一圈大概一公里，两兄弟只跑了不到两百米，剩下的八百米都是喘着气走下来的。

好不容易回了家，姜文端起在炉子上温着的羊奶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到阿克苏的第一天，姜文就给他们喝过羊奶，两个儿子浅尝辄止，说受不了那古怪的味道。这才隔了两天，羊奶一到手便仰着脖子喝了个底朝天。

姜文对两个儿子的饮食结构也做了很大调整，精心烹饪的儿童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民族餐食：菜品以手抓羊肉和大块牛肉为主，主食不是糙米饭就是馕，配餐的青菜既非白灼也非上汤，无公害的蔬菜洗干净后直接生吃，佐餐的饮料是新鲜牛奶。除了正餐外，不提供巧克力饼干果冻之类的零食，但新鲜水果24小时敞开供应。

家里没请钟点工或保姆，两个儿子在姜文的指挥下担任起了保洁员。因为是土坯地，清洁工作比较简单，提个塑料桶给地面浇浇水，用扫帚略作清扫就算完工。收拾床铺也包干到人，姜文以身作则地示范了几次后，两个儿子就学会了叠被子，虽然做不到横平竖直像豆腐块，但比起在家里蹬被子起床拉被子睡觉，已经算是长足的进步。没有洗衣机，姜文也没有添置的打算，换下的脏衣服扔在大盆里，阳光灿烂的时候把盆端到庭院，跟两个儿子围坐在盆边上，父子仨一起动手洗衣服。洗着洗着，儿子就开起小差，用加了洗衣粉的水在手里捏出一个个肥皂泡。虽然洗衣服变成了玩肥皂泡，但姜文决不制止——在家里，数以百计的各种玩具都没能让他们发出发自内心的嬉笑声，在阿克苏，一盆洗衣服的水就让他们喜笑颜开，超值。

姜文很少让儿子无所事事地呆在屋里，只要天气不恶劣，他经常带他们出去转悠。不开车，就这么信步乱逛，不走到两个儿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停下。号称转悠，更像是拉练。小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从最初的走不上几百米就叫苦叫累，到一个月后，两个儿子一左一右牵着姜文的手，一口气走上三公里，粗气都不喘。

每天坚持锻炼，加上原生态的饮食结构，眼看两个儿子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结实起来，姜文开车带着他们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第一次见到沙漠，两个孩子起先还欢天喜地，但没过几分钟便吃不消了。在沙地上奔跑需要的体力是正常路面上的好几倍，每一步都觉得脚往沙里陷，抬脚变成拔脚，损耗很大。

等他们累得快瘫软时，姜文一手夹一个把他们带回车上回家。接下来的日子，两个儿子就像两颗充电电池，在家积蓄满了能量后就去沙漠放电，电量耗尽后再回家吃饭休息充电。与充电电池不同的是，电池越充储电量越少，两个儿子越折腾能量却越大。每天去两次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个月后，哥俩就可以在沙漠里连续摸爬滚打半个多小时了。

周韵前来探班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两个儿子都晒成了巧克力色，皮肤粗糙了，脸蛋上还多了两片高原红。可是，目睹了他们超越同龄人的自理能力，周韵没话说了——天要下雨爹要教子，由姜文去吧。

最好的营养品是苦头

啥都讲究个劳逸结合，隔上一段时间，姜文就会带着儿子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自驾游。

五岁的张海迪因患有脊髓病，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只能在轮椅上进行。不久，她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后她只能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可她仍然刻苦学习知识，她从镜子里面看书。就这样，她自学了小学、中学的课本，之后又开始自学英语。她对自我要求严格，所以提高很快，渐渐地，她开始替有关部门翻译英语资料。有一次，她翻译了《海边诊所》。当张海迪捧着厚厚的翻译稿来到出版社时，老修改被她深深地感动了。

张海迪给自我立下一个规定：每一天背熟10个单词，如果背不全，就狠狠地咬几下自我的手指。

古人曰：今日事，今日毕。这可见古人是多么注重今日的事情今日完成，可是此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今日的事情总是拖到明天去做，甚至托到后天。有些人遇到一些挫折，就闷闷不乐的，他们不明白，仅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并且对自我充满信心，才能走向成功。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拿着一本破旧的作业本问巴尔扎克：“大作家，你给我瞧瞧，这小子有没有天分，将来是不是块当作家的料?”

巴尔扎克接过作业本后，认真地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嗯，这小子天赋不高，灵气不多，凭这很难当作家。”

老太太听后，发自内心地笑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们当作家的什么都懂，没想到，你连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作文都看不出来!”

巴尔扎克也禁不住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竟是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老师。

巴尔扎克的判断显然是错了，因为他只看到了孩子的基础，却忽视了孩子将来的努力。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出世就名扬天下，誉满全球。巴尔扎克在成名之前，他写的那些文稿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困境，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是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便在桌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正是在这段最为失意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破费了700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鞭策自己的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正是这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座右铭，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后来，柳暗花明，他果然成功了，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巴尔扎克的作业和手杖，又一次证明了无数成功人士坚信的箴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成功就是一直在努力。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人类音乐界的巨星。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为人类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他是不甘平庸而自强不息的孤独者。他把温情、欢乐留给了世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是个感情上的不幸者，尤其在情场上，他是一个屡屡败北的失意者。

1795年，26岁的贝多芬开始熬受病魔的折磨，他的耳朵渐渐变聋了。与此同时，贝多芬经历了第一次热恋，也是一次全然惨败的热恋。已经被残疾折磨得日益虚弱的心灵，经受不了这狂乱情绪的冲击，在这苦闷绝望的边缘，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面对了命运。

六年之后，又一次更为炽烈的恋情在贝多芬心中产生，但又是一次更深切的伤痛。耳聋也越来越严重，贝多芬已变得益发狂傲，不修边幅，举止粗暴。

1801年，贝多芬认识了朱丽叶?琪察尔第女伯爵，这位年轻的姑娘曾给贝多芬带来短暂的欢乐。但她轻浮、浅薄、自私的本性，又常使贝多芬苦恼，他在与她的交往中格外感到自己的伤残，心中充满了痛苦。最后，朱丽叶还是背弃了他，嫁给了有钱的伽伦堡伯爵。贝多芬曾在热恋中写下了《月光奏鸣曲》，题赠给朱丽叶。朱丽叶本是一位平庸的女子，却因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的流传而得以知名于世。

1806年5月，幸福再次向贝多芬显现，他与泰丽莎˙勃仑施维克订了婚。泰丽莎是朱丽叶的表妹，贝多芬1796年认识了勃仑施维克一家，他也曾钟情于泰丽莎的姐姐约瑟芬。18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贝多芬在勃仑施维克家作客，他弹奏了巴赫的一支情歌，泰丽莎被他的歌与月光渗透了，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他们相爱了，并在泰丽莎哥哥的同意下订了婚。他们的婚约维持了四年，贝多芬享受了少有的温情与欢乐，他曾谱写了《热情奏鸣曲》献给她。但神秘的命运却以莫测的力量拆散了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命运注定要将他压伤，使他痛苦。她比贝多芬多活了34年，至死仍爱着他；他也在晚年时时以她的画像作为安慰，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跳仍和初次见到她时一样剧烈。然而，贝多芬还是没有得到她。

贝多芬再也没有如此疯狂地爱过。1811年到1812年，贝多芬曾和柏林的一位青年女歌唱家之间有过非常温存的友情，并因此影响了第七、第八交响乐的创作，但这段情谊也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结果。1816年后，贝多芬只和玛丽亚˙爱尔杜第保持着友谊，她也患着不治之症。从此，他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患了肝脏病。在他临终前突然风雪交加，雷声隆隆，似乎连上天也为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去世而哀悼！29日的下葬非常隆重，有两万多人自动跟随灵柩出殡，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里。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1917 年1 月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胡适的父亲胡传曾经担任清廷的“淞沪厘卡总巡”，后调台湾，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病逝于厦门。胡适自小跟着母亲在绩溪老家，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家的女子，但也略通诗文，她经常教儿子背诵古典诗词，并且为他请了旧学根底很深的老师。胡适在故乡接受了 9 年的旧式教育，其间广泛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由于通过阅读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受到了运用白话文的训练，从而也确立了他的文学兴趣。

14 岁这一年，胡适曾经随三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写文章，所以就被编到五班，那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有一次，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来上海已经有 6 个星期了，胡适已大略能听懂上海话，他知道老师讲错了。等到老师讲完后，他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跟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学究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花镜向上推了推，“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

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那些书，背了多少东西，胡适都一一回答了。老师又问了他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他第二大就被升到第二班去了。

在上海，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他积极称赞维新，也有一定反清革命倾向。15 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

小说《真如岛》。19 岁那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下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游刃有余，轻轻松松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绝。这一次他的语文成绩是第一名，但是理科成绩却最差，在成绩过关的考生中，他的总分是最后一名。当年 9月份，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从小到大，许多方面我都是非常失败的，简直一塌糊涂。”他说。

他小学时多门功课常常不及格，而到了中学，物理成绩甚至为零分。他在拉丁语、代数以及英语等科目上的表现同样惨不忍睹，就连体育也不好。虽然他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但在赛季唯一一次重要比赛中，他输得干净利落。在学校，没有人不认为他糟糕透顶。他孤独、落寞，在自己的整个成长时期，在社交场合从来就不见他的人影。

年少的他憧憬爱情。当许多同龄人开始恋爱的时候，他只能独自发愣。有一次，他鼓足勇气给一个女孩子传情，但随后却在废纸篓里发现了“爱的碎片”。

这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者。然而，这个在许多方面无可救药的失败者却麻木地抱守他尚未失败的“一点”;从小到大，他在乎一件事情——画画。

他相信自己拥有不凡的绘画才能，并为自己的作品深感“自豪”。但是，除了他本人，他的那些作品从来没有其他人看得上眼。上中学时，他向毕业年刊的编辑提交了几幅漫画，结果一幅也没被采纳。尽管经历多次被退稿的痛苦，他仍固执己见，决心成为一名职业漫画家。到了中学毕业那年，他向当时的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写了一封自荐信。该公司让他把自己的漫画作品寄去看看，并规定了漫画主题。于是，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非常多的时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许多幅漫画。然而，漫画作品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最终他没有被迪斯尼公司录用。

生活对他来说只有黑夜。走投无路之际，他尝试着用画笔来描绘自己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他以漫画语言讲述了自己晦涩的童年、不堪的青少年时光——一个学业糟糕的不及格生、一个屡遭退稿的所谓艺术家、一个没人注意的失败者。他的画融入了自己多年来对绘画的执著追求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

连环漫画《花生》诞生了，并风靡世界。从他的画笔下走出了一个名叫查理·布朗的小男孩，这也是一名失败者：他的风筝从来就没有飞起来过，他也从来没踢好过一场足球，他的朋友一向叫他“木头脑袋”......

欧拉（1707～1783）-欧拉瑞士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欧拉从小着迷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他13岁便成为着名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生，16岁获硕士学位，23岁就晋升为教授。

1727年，他应邀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过度的劳累，致使他双目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欧拉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1771年圣彼德堡的一场大火，把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他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口授发表了论文400多篇、论着多部。

欧拉这个18世纪数学巨星，在微积分、微分方程、几何、数论、变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确定了他作为变分法奠基人、复变函数先驱者的地位。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他发表的科普读物，在长达90年内不断重印。

欧拉是古往今来最多产的数学家，据说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够当时的圣彼得堡所有的印刷机同时忙上几年。

欧拉作为历史上对数学贡献最大的四位数学家之一（另外三位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妙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财产。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职务。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76岁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项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身历七十余战，攻无不克；起兵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项羽这个人物的致命弱点是什么？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欲得天下，又图虚名，既准备****怀王之约，又害怕世人指责。他不用范增之计，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迷信武力，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心理上的脆弱。

刘邦对项羽的评价：“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中第二册学习了课文《鸿门宴》，让我们对项羽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原文再现】

——《鸿门宴》

素材评析

从上段节选中可见沛公能亲自的忍辱屈从，这正是大丈夫的襟怀，也是他后来能成就帝业的性格因素。然而，一生总是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项羽，对沛公来赴鸿门宴赔罪，不但心里毫无疑惑戒备，反而出卖了为他通情报的曹无伤。不但如此，自己还坐在宴席上的尊位，一副天下非他莫属的傲气，而对范增决意要杀刘邦的示意示而不见，以为刘邦早晚得臣服于他。

适用话题

项羽性格上的某些闪光点，如不畏****、不耍阴谋诡计、光明磊落应当给以肯定，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心灵的选择”、“诚信”、“张扬个性”、“倾听”、“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等；而性格上的缺点如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软弱、优柔寡断等则应该扬弃，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包容”、“人与路”、“谈意气”等。

旧金山郊外住着一位83岁的老人，她靠领取社保养老金度日，不过8年来，她每年都寄给共和党国民公会一美元。这位老人名叫弗兰西丝·格林。一天，弗兰西丝收到国民公会寄来的一封筹款信，奶油色的信笺上印着金光闪闪的大字，邀请收信者去白宫与总统里根见面。老人并没有注意到一张附着的小卡片上还印着几行字，大意是回复者需慷慨捐赠才能与总统见面。而老人却以为自己真心诚意地捐款8美元感动了政府，因而受到了邀请。

弗兰西丝拿出自己积攒的全部零钱，买了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坐了四天四夜，终于来到了白宫前。人们见到的弗兰西丝满头银丝如霜，满脸似雪，长筒白袜，旧帽子上缀着白色丝网，一身白色长裙因年岁久远早已泛黄。门卫拦住了这位打扮奇怪的老人，问其姓名，发现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于是礼貌地告诉她不能进入，老人心都要碎了。

排在老人身后的福特汽车公司一位经理目睹了一切，感觉一定发生了误会，便向弗兰西丝了解情况，对她说：“你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我等你。”老人同意了。之后，这位经理与总统助理安妮·希金斯联系，请求安排老人与总统见上一面。里根总统同意了。

第二天，弗兰西丝准时到达，充满了期待。经理带她参观了白宫，路过总统办公室时，他想，最好能让老人看一眼总统。这时，几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从总统办公室走出来，几位高级将领走了进去，办公室里的里根总统向外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了弗兰西丝，总统朝她笑了笑，然后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弗兰西丝走进去，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总统说：“弗兰西丝，可恨的电脑又弄错了，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来，我一定要亲自去接你!”然后总统邀请弗兰西丝就座，他们愉快地谈起加利福尼亚，谈起她的家乡、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家人。

那天，里根总统给了弗兰西丝很多时间，超过了预先的安排。有人说，这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这些人显然对里根并不了解，总统深知老人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是总统能够给她的她却很需要。

其实，仁慈与温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呵护的。

意大利《机会》杂志创刊时，经主编策划，决定“抓机会”邀请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撰写发刊词。这一“高招”立即得到杂志社同仁赞同——当今世界还有谁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擅长抓住发财机会的呢？他不等大学毕业就去开软件公司，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十年来一直名冠世界首富。只有后来墨西哥的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以个人资产678亿美元取代了他。

谋划者认为：如能成功，《机会》杂志在创刊之日即可在社会上产生轰动的效果。

但“发刊词撰写”邀请函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机会》杂志社决定派专人到西雅图比尔·盖茨家，跟踪求写发刊词。

果然堵个正着。在《机会》记者一再恳求下，比尔·盖茨答应在他前往非洲的飞机上接受采访。《机会》杂志随即决定买头等舱机票同行。记者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列出采访提纲全是与“机会”有关的提问：一、你是怎么想到不等大学毕业就抓住“机会”离校创办微软？二、你对这个发展机会，有多大把握？可有什么条件来判断它就是“机会”？三、对“机会”与人生、与事业的影响，你怎么看？……《机会》就是要逼比尔·盖茨多说一些“机会”内容。

比尔·盖茨打开采访提纲就笑了。他说：根据你的提问，我谈三点。第一，当我母亲病逝时，我深感对母亲的孝顺是不能等待的；第二，我认为在爱情上也不能等待，只要你真的爱她，就不要迟疑，直接向她求爱，不然她就属于别人了；第三，就是企业要回报社会，不能等待，如慈善事业。只要你认可这是很重要的，也不要等待。投入慈善事业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记者吃惊地发现：他所要的“机会”二字，在比尔·盖茨嘴里始终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