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人物及人物特点（精品20篇）

连日来，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烈士的先进事迹经本报和其他媒体报道后，在海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官兵通过学习讨论、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多种方式，学习张超烈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外场机务楼、机关办公楼等醒目位置悬挂着“向英雄学习”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张超先进事迹和视频录像。“向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学习”誓师动员大会上，张超的战友艾群说：“我们一定会继承张超遗志，勤奋工作，刻苦训练，为航母舰载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感受烈士品质，激发奋进力量。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结合核潜艇精神大讨论活动，组织官兵收听收看张超先进事迹。南海舰队某基地利用网络、报纸、微信平台等媒体资源，开展“学英雄事迹、当精武标兵”体会交流。东海舰队某水警区开展“和张超比一比、自身差距在哪里”“英雄事迹怎么看、建功岗位怎么干”等群众性讨论，激发官兵岗位建功的强大动力。

学习烈士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在张超曾经工作过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多架战机连续进行长途奔袭对海实弹射击演练。曾与张超并肩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李光耀说：“向张超学习，必须把每次起飞当成战斗，绝不让祖国海空受到任何威胁。”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372艇发出倡议，号召官兵像张超那样练兵备战，在强军兴军道路上奋勇前行。

英雄牺牲，精神永存。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岛礁，从万里海疆到远海大洋，从海军机关到基层舰连，海军广大官兵决心像张超烈士那样，牢记强军目标，强化使命担当，奋力开拓进取，为建设强大海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多少英雄志士为了中国的解放，鞠躬尽瘁、壮烈牺牲。留下撼天动地的英雄故事，如果想知道这些故事，那就请读这本流芳百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埃德加.斯诺，由于对红色中国的好奇，而去探寻、采访红色中国写下的一本著作，可以说是概述了未解放的中国历史。其中也介绍了各具特色的红军战士，这些英雄的形象，感染了我。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他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是他带领我们的中国走向光明。

不厌其烦的为一个外国人，也就是作者，一一解开他心中的谜团。这让我感受到是一个没有民族偏见、一丝不苟、乐于助人等精神品质，这让我对他更加敬佩、喜爱!

在细碎的时光中 守望使命

以奋斗的精神 拥抱生活

执法无私 立身有责

恪尽职守 勤勉为公

在这篇土地上

红柳凝聚水土，你滋润心灵

这是《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给予阿布列林的颁奖词。

2017年2月8日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如期播出。

新疆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阿布列林获此殊荣，被评选为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阿布列林深有感触地说：“我也没想到自己被评选为2016‘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个荣誉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荣誉。荣誉是一个动力，作为一名受党多年培养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我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这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水浒传》这部文学名著，每当我捧起这本书时，我都会热血沸腾、思绪万千。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鲁智深。因为鲁智深这个人物生性豪爽，行侠仗义，粗中有细，不愧是梁山好汉中的佼佼者。他有自己的鲜明独特的个性：

鲁智深行侠仗义。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只要遇见不平之事，他都要去管一管，即使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他也忍不住要插手。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在水浒108将中，除了鲁智深还有几个能做到呢？

鲁智深是个聪明的好汉，在三拳打死了郑屠夫后，他心里慌，却稳住神，沉住气，口气轻松地说“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为自己找了一个开脱的理由，这件事情上反映出鲁智深临危不惧、粗中有细的性格，为他的“逃跑”赢得了时间。

鲁智深是个细心的人，林冲发配沧州，高衙内令差人暗地杀害林冲，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以后，放心不下，索性一直护送到沧州，深恐途中有变。 沧州城外临分别时，一禅杖把松树打折，警告董超薛霸两人，免得他们又生歹心，鲁智深在这里可谓侠肝义胆，用心良苦。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当时宋朝的黑暗统治，已经被鲁智深所看透,鲁智深虽然生擒方腊，却心灰意冷，最后在六合寺圆寂。由此看到，宋朝由于朝纲混乱，奸臣当道，宋江等人的屈膝投荣，才引得象鲁智深等人心灰意冷，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

榜样的力量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反而因为它的伟大而历久弥新。12月5日，由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进入投票阶段。连日来，我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魏德友夫妇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的网友，他们和我区各族干部群众一道踊跃为他们投下了神圣一票。截至12月25日19时30分，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得票315074票，魏德友夫妇得票2652261票，得票数分列20位候选人的第15名和第8名。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新疆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的一名维吾尔族干部，被誉为“新疆焦裕禄”，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76岁的魏德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的一名退休职工。52年来夫妇俩人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被誉为边境线上“活地图”。

当央视网公布了他们的故事和投票页面之后，网友纷纷留言和问候发起了一场向榜样致敬的行动。

网友“亲爱的小壁虎”说：“无数次踏雪访贫问苦，冒雨送救济粮款，关心孤寡老人、失学儿童……这些年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像一颗不会生锈的螺丝钉，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新疆下雪了，爷爷奶奶注意保重身体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守边，还有平淡而真实的陪伴和不离不弃!祝福爷爷奶奶!”“为老魏叔夫妇投上一票，向屯垦戍边的兵团人致敬!”投票、致敬、牵挂、嘘寒问暖……网友们自发的这场向魏德友夫妇再致敬行动，让这个冬天一下子温暖起来。

兵团第九师宣传部部长李伟道说：“投老魏就是投新疆精神、兵团精神，就是在全国面前力挺大美新疆和真实的新彊人。”

乌鲁木齐市居民林枫说：“他们在平凡中产生了不平凡的力量，这种力量震动了我，感动了我，促使我反思，使我有力量举起手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魏德友夫妇投票。”

网友新疆人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些人能够守护着精神的乐园，不得不为这些人的举动所折服。”

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力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梁益建，男，主任医师，骨科硕士、神经病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骨科主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198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入围2016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他被称之为神医，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他也是患者心目中的"脊柱侧弯的男天使"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平庸的医者，是医人，是尽力为病人减轻痛苦。

而大医精诚，是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

大医精诚，止于至善。他以心为灯，愿作患者的守护天使。平庸的医者，是医人，是尽力为病人减轻痛苦。而大医精诚，是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多少个日夜为病人之痛而辗转反侧仿佛痛在他心。多少里路途为病人之急而奔波劳累仿佛急在他身。

他，是无数个驼背患者的筑梦者，给予他们端正的脊梁与逐梦的希望。

医生，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佩的职业。你们是感动的支点，曾经艰难险阻，仍对生命负责，你们让这个行业更纯洁。

“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

作为该专业的医者，梁益建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除了经常向医院申请减免患者就治费用外，还常常帮助拿不出钱来的患者筹钱。

对于梁医生而言，医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他让患者重生，挺直脊梁直面梦想。

他是我们的骄傲

他是那么的善良，是那么的谦和

得知梁益建入围“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后，护士长陈澜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发布到了科室微信群和个人朋友圈。“这是梁主任的荣誉，也是医务工作者共同的荣誉。”陈澜的声音里透着笑。

这几天，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可谓“全体动员”，“不只是我们科室，普外、脑外、神经内等科室的主任、护士长，都在转发梁主任入围的消息，发动身边人投票。”不过，梁益建本人依旧是查房、调支架、做手术，没有什么变化，“他从没提过自己入围的事情。”

这几天，有108人的“天自己的朋友圈里。”作为“天线宝宝”的音乐老师，龙音音从群里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点开链接投了票，“梁主任确实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我应该向他学习。”

市民说：这位医生有医术更有医德

市民张燕说：“自己有位朋友是脊柱畸形患者，他渴求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身高，四处求医但屡屡碰壁，即便有医院愿意收治，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眼见着这位朋友艰难的求医过程，张燕非常理解脊柱畸形患者内心经受的煎熬。“那是一种渴望治愈，又不得不放弃治疗机会的矛盾心理。当我把关于梁医生的报道讲给这位朋友听时，30岁的小伙子流泪了。”张燕说，自己虽然与梁医生素不相识，但被他想方设法救助病人的事迹深深打动了。

他带给我们的领悟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是梁益建医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医者的仁心。我们为他而感动，更希望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更加的和谐友爱。医生自是希望患者能够好起来的，他们每天或许会因为能力不足而自责内疚，不得不去面对死亡。似乎看上去已经麻木了，可表面上的冷漠并不代表他们的心就这样熄灭了。他们仍然坚持着，为医学事业更进一步而奉献着自己，甚至是到了生命尽头却又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以供医学研究。

那四点四秒，祖国失去了优秀的儿子。你循着英雄的传奇而来，向着大海的方向去，降落，你对准航母的跑道，再次起飞，你是战友的航标。

张超，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张超是“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优秀的三代机飞行员，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

2016年4月27日12时59分，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驾驶歼-15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他年仅29岁的青春永恒定格在壮阔海天，定格在舰载机事业上。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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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感动了中国，更为中国添了彩，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的每一个举动的代表着国家的荣誉都是全中国的骄傲!

在第二届东盟10+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上，一位80后的中国小村官用流利的英语向东盟9个国家的同仁分享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就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

2005年，20岁的秦玥飞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秦玥飞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双学士学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在美国从事高级白领工作而选择来到中国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基层村官，走上了实干的道路，用他的所学所长帮助那里的老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相关资料显示，在100多年前，咱们国家最早的留学生们，像詹天佑，像经济学家马寅初他们在毕业之后绝大多数都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这些对我们感触非常大，让我们也考虑向他们学习，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帮助国家建设、发展，帮助普通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秦玥飞说，刚来到贺家乡贺家山村的时候是担任村主任助理，第一年就帮助村民引进80万元现金，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三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了水渠，硬化了村路，建起了敬老院，引进了信息化教学设备……在2012年的基层人大选举中，他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了县人大代表，村民都亲切地称呼他“耶鲁哥”。

“年轻人都想成功，但是成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它必须是要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去做才能够做到，很多人都问我，你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到农村去当村官是不是大材小用。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大材’，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至多是一个‘小材’，这样的小材到基层去，放在农村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下面，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上作为一个‘小材’大用。”

三年来，秦玥飞住的是简陋的乡村宿舍，干的是粗杂的农活，惦记的是整个选区农民百姓的生活，每个月不到1500的工资，锐减的体重和勤劳的付出，换来的是他和村民们紧紧相连的心。

“追求的可能就是一种成就感，就是农民的一种认可，这种认可实际上给你的能量非常大。我经常出远门，我的村民有的时候就会送给我一双鞋垫，左脚上写着‘平安’，因为村民希望我在外边给村民跑项目的时候可以平安，右脚上写着“幸福”，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此次参加第二届东盟10+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秦玥飞向东盟国家的村官们介绍他在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分享他三年来在农村创业、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村信息化平台的经历和感悟，他也希望自己这些年在基层经历能够让东盟及世界各国的农村工作者有所共鸣。

如今，他与湖南衡山的三年合约眼看就要到期，许多村民都担心“耶鲁哥”会离开村子，去追求更高的梦想。秦玥飞表示他不会离开农村，他的梦想，是和这片山区，和中国的农村紧紧相连的。

“我会留下来的，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公共服务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将来在更大的平台上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跟国家的进步一起成长。”

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留学。新中国成立后，程开甲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到中国，1960年，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消失20余年。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程开甲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

今天，我观看了感人肺腑的《2011感动中国》，我的心就像阵阵潮水般涌动。我想，其实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他们用朴实、善良、纯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

在杭州，一位平凡的妈妈用自己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一个2岁的孩子妞妞即将从10楼坠落的那一瞬间，她出现了。甩去脚下的高跟鞋，张开双臂。啪！孩子落在了她的左臂膀上，而她左臂膀也严重骨折。她就是誉为中国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为何说她是“最美妈妈”呢？因为她有着平凡而又真挚的母爱，有着朴实无华的真情，有着真实可亲的人格。她曾经用澹澹的语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当时就只想着去救人……”听，多么简单、朴实的语言，可它又是那么弥足珍贵，它折射出的是一颗金子般宝贵的心。在危急关头把自己的安危置身于外，却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爱的双手，救起了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孩子。

啊！吴菊萍，我会永远敬仰你！尽管你的身影娇小，可在我心中你却是那么的伟大。你让我深深感动。

孟佩杰，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在5岁那年，母亲也因病去世。寄托哺养孟佩杰的养母在三年后也不幸瘫痪。面对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孟佩杰没有退缩，8岁的她承担起家中所有的活：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帮养母做健身运动……她用自己弱小的身躯谱写了一支动人的歌，她也被大家称赞为“孝女当家”。

我总在想：“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这种不屈不挠，永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们当今青少年学习啊！

这两小时的《感动中国》令我思绪万千。它告诉我这个世界有着许多触及人心令人感动的事情，我们应该歌颂，更应该发扬，在被别人感动的同时，也能感动别人。

有这样一些融入年轮的人，我们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从容，彷徨的时候，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坚定，怀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叫相信。201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颁奖盛典将于今晚(2019年2月18日)20:00在CCTV-1综合频道播出，2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从2002到2018，感动中国走过17个年头。时代在变，感动不变，人们对善的向往不变，对美好的渴望不变。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如果问过去这十来年，中央电视台原创了哪些成功的电视品牌，我想《感动中国》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打造的一个“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的主旋律精神品牌栏目，多年来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彰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从“感动中国”收获了什么

《感动中国》是一种呼应，它呼应的是人们心里本来就有的向善之心。《感动中国》的两个多小时，对于每个普通的观众来说，可能意味着无法被擦干的泪水，或者是心灵的一次净化。但对于这个社会与时代来说，《感动中国》的走红意味着什么?

诗人顾城曾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有时是不是也该有点儿愤怒。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还很多，只有感动、愤怒都不够，我们必须擦干眼泪后行动，站到一个又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身后，然后愤怒才会真正减少。

看感动中国，最吸引我们眼球的还有里面的颁奖词，这些颁奖词语言凝练，富有文采，魅力十足;精华浓缩，内涵丰富，短小精悍。我们读之，品之，手不释卷。我们仿写，撰写，受益匪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呢。

感动，真的有用吗?

感动，无用!是的，感动不能改变什么，行动才有用。很多像《感动中国》一样优秀的电视作品，都在传递一个思想——利他，是境界的利己。

每一年，《感动中国》的那些年度人物，都带来一种启示、一种力量。今晚，谁将让你落泪，谁将动你心魄。感动中国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行动起来才能凝聚力量，向上，更好，创造未来!

有很多人，会对始终如一的爱情充满向往。然而现实残酷，有太多的变故，导致一对又一对深爱的情侣，各奔天涯。苏炳添就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爱情。苏炳添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恋同班的班花：林艳芳。那时候林艳芳长得极其漂亮，苏炳添却瘦瘦小小的，学习成绩也是倒数，林艳芳看不上他。上了初中，苏炳添始终不改对林艳芳的执着，每天都要缠着她。忽然有一天，苏炳添转学去了体校，没有人再给林艳芳上课扔小纸条，给她讲无聊的笑话。林艳芳觉得很寂寞，很想念苏炳添，所以答应了他的追求。

后来苏炳添起早贪黑训练短跑，林艳芳也要为了升学而努力，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两人从书信到手机，始终对彼此忠贞不渝。苏炳添也是个内敛的人，从市冠军到省冠军，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苏炳添始终如一，对林艳芳爱慕不已。苏炳添除了训练，每天向林艳芳汇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给了她很多安全感。林艳芳则成了苏炳添背后的女人，尽管很多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2016年，苏炳添26岁，却和林艳芳已经相恋16年。他们终于也结束了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8年，林艳芳产子，苏炳添却因为比赛，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林艳芳没有怪他，反而理解他的辛苦。

几十年的理解和坚持，也正是他们修成正果的关键。亦如苏炳添在赛场上的坚持，才使得他创造历史。

苏炳添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谦逊和持之以恒。

这是苏炳添展示给世界的，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有一位严格的妈妈，她---那双眼睛，似乎能一下看透我心中的秘密，那双黑黑的眉毛，只要一生气，就能拧成一个疙瘩，她的头发可能因为有了我，而又增添了几缕银发。我也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妈妈从不轻视我生活中的锁事。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二元钱，让我买豆腐，而我却偷偷买了贴画，回家后，本想撒谎的我看到了妈妈那双眼睛，它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里面充满了失望和希望。我有时和妈妈顶嘴，那一次，我可能也是气大了，竟拿起剪刀把电话线剪断了，妈妈二话没说，拿起尺子就打我的手，把我的手打得又红又肿，一气之下，我用铅笔在雪白的墙上画了好几个大叉。这一次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严格的妈妈”这个词的深刻含意。去年暑假，我有一天晚上发起了高烧，妈妈不好意思去叫别人，就自己一个人背我到了医院，又是验血，又是输液，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烧才退了，当我睁开迷蒙的双眸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面容憔悴的妈妈，她看到我醒后，慈祥的笑容立刻驱走了满脸的倦意，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这时，一股难言之隐悄悄涌上了我的心头，肚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真不是个滋味儿，这次，我又深深地体会到了“深深的爱”这个词的含意。

妈妈呀，您把全部的精力给了女儿，我认为正确的教育方法最主要的应该是像妈妈这样的爱和严相结合的，母女之爱是人世间最神圣的感情，教育之爱，应比父爱更广博，比情爱更质朴，比其他一切亲情更纯洁，更细腻，更高尚。我此时此刻才真正了解到：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欢乐全浸透在柔密无间的母爱中。妈妈对我的爱护和关注在我的心灵上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而且妈妈使我在成长期不会误入歧途。我会正确感悟到“严格的妈妈，深深的“爱”，不管我将来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就，都应该饮水思源，应当记住是妈妈的爱为我的成长方向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为了让山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好的教育，她坚守深山36载。学生们对她的称呼，从最初的“支姐姐”，到后来的“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

已经55岁的她，原本可以退休，离开山村颐养天年，但她不舍离去。“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她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乡村教师支月英。

“让山村的孩子也能接受好的教育”

记者驱车从奉新县城到澡下镇只需20多分钟，可从澡下镇到泥洋村白洋教学点却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实地走一遭后发现，当地的偏远程度仍超出想像。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第一次到泥洋村时，先坐了2个多小时的汽车，再徒步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

“这么偏的地方，就从来没想过要离开?”

“何尝不想呢?可是我走了，山里的孩子怎么办?”

山里的孩子也应该接受好的教育，这是支撑支月英留守深山的精神支柱。她明白教育对山区孩子的特殊意义，“山里的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掌握知识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支月英以校为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为了让山里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她50岁后开始学习制作课件，从网上下载丰富的学习资料。

“教学方法好，孩子们都听她的话，成绩都很优秀。”泥洋村村民李业美说，支老师常常利用傍晚的时间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早晨有的孩子喜欢睡懒觉，也被她从被窝里叫起来。

她的学生大都是留守儿童。为了解决隔代教育问题，支月英不厌其烦地家访，给爷爷奶奶们传授教育方法，帮助孩子们改掉坏习惯。

“总要有人作出牺牲”

中午12点，刚结束一上午的课程，支月英就匆匆到二楼的厨房做饭。三年级学生洪涛回家要走6里的山路，午餐便在学校和支月英一起吃。从学前班到现在，支月英没收过一分钱。

“村民们家里有事只要打一声招呼，支老师就管孩子们的午饭，有时十几个孩子一起吃，碗都不够。”被支月英的事迹感动，两年前义务到白洋教学点支教的志愿者李霞说，支老师从不收钱，家长过意不去，常常送些鸡蛋和蔬菜来，支老师盛情难却，她便不时地给孩子们买书包衣服。

2012年，考虑到支月英的身体，组织上再次决定调她下山到镇里的中心小学。此时，比泥洋小学还要远10多里的泥洋村白洋教学点没有老师，村民联名写信请她去任教，她被村民感动了!

别人都往山下调，她却往山上钻。这让担心她身体的丈夫真的愤怒了，他把她的行李都扔掉了。

“山里需要我!”支月英对丈夫说，“总要有人作出牺牲，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丈夫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在行动上支持她。每次开学，丈夫都会帮她把课本送到教学点，米和油吃完了丈夫总是及时送上山。

支月英的到来，给白洋教学点带来了新气象，校舍从土坯房变成两层的楼房，还新添了乒乓球台和游乐设施。很多家长当年就是支月英的学生，他们纷纷把已经在外就读的孩子转回白洋教学点。

“我要一直坚持下去!”

“吃过了吧!”“今天脸色有点不好啊，不舒服一定要上医院!”支月英端着饭在村里到处转，边走边吃，不时地和村民交谈。

白洋教学点周边两个自然村的几十户人家，支月英都串过门，没有一个村民她不认识。午餐和晚餐，她总喜欢端着碗到处走。一些不愿意吃饭的孩子，一听到她的声音，赶紧坐回桌子吃饭。

泥洋村的村民都是客家人，讲客家话。几十年在一起，支月英的客家话讲得很顺溜。村民更是把她当亲人看，家里有好菜总要叫她去吃。冬天，山里冷，村民把火炉生好，给她送去。

在山区从教数十年，支月英也落下了一身病：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一只耳朵的听力衰弱严重，嗓子经常痛得发不出声。另外，甲减和糖尿病让她每天不离药。

已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支老师的去留一直是村民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心情很复杂，既希望支老师能一直坚守，又担心她的身体。”李业美说，大家都觉得再挽留支老师，真的有点太自私了。

可支月英似乎还没把退休提上议事日程，她放不下山里的孩子，担心没有新的老师愿意来。“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支月英说。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

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

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记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红星照耀中国》是由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危险。进行实地的采访。那里面记录的都是红军真实的情景，那里面反映出了红军的条件，红军的纪律，红军的所作所为，向全世界报导了红军的所有情景。

红军是我们所有人都明白的，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是我们所拥戴的一个党。可是对于红军的真实情景，我们大家都是鲜为人知的，在埃德加·斯诺的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红军的情景是多么的艰苦和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情景下，红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这种造成这种的原因就是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是为人民而着想的，它为人民做出的所作所为才换得了人民的信任。

一个人只要去为他人着想，才能换来他人的信任。红军之所以发展的壮大，就是凭借着人民对它的信任。

红军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可是依然不会忘记人民，他们会尽力的接济于人民，哪怕自我是再苦再难都不会忘记他们。红军虽然自我几天几夜没有吃的，可是他们对人民的态度依然是十分好的，他们在人民的心中是十分伟大的，是十分能够值得信赖的。

红军在人民的心中份量是不可低估的，因为是他们换来了抗战的胜利，是他们换来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红军的这种不怕苦，不怕累，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

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我们都不能忘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时刻的记住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自我的性命换来的。我们应当为祖国增添更多的荣耀，为祖国贡献自我的一份力量，让中国这个大家庭永驻下去。

像过去的18天来一样，李兰娟院士上午8时30分准时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国家医疗队指挥中心，准备查房。这一次，记者获准独家跟随李兰娟见证全程。

自2日凌晨率医疗队抵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开启固定作息模式：赴东院与其他医院会诊、回驻点撰写文字材料及远程指导实验室工作。

2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重症ICU病房查房，了解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疗情况。图为李兰娟院士走进更衣室前。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20日，73岁的李院士要进入“红区”重症监护室(ICU)，探视8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病情。

工作人员按铃打开更衣室大门后，李兰娟第一个走了进去，待记者再次见到她已是缓冲区内。

她全身被白色防护服裹严，仅露出护目镜下的双眼。助手在其防护服前胸和后背用马克笔写上姓名帮助辨认。为鼓舞同事士气，她建议在后背名字下方添上“加油”二字及感叹号。这天正巧是其团队成员张园园生日。李兰娟拿过笔来，特意在她衣服上写下“祝园园生日快乐”。

戴上两层手套扎紧袖口、撕开防护衣胸前封条粘紧缝隙、盖上防护面罩……10多道措施检查完毕，李兰娟的防护达到“红区”查房标准。

隔着“红区”玻璃窗及监视器，记者看见李兰娟走进第一间病房。站在床旁，她同病患做手势沟通、给予鼓励安慰，与同事了解人工肝治疗及病人情况，并观察治疗设备显示仪。

大约十分钟后，李兰娟出来再沿走廊一间间进行查房。有病患注意到李院士前来查房，向其表示由衷感谢。

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目前有患者700余人，其中大多为重症及危重症病患。据院长肖红军介绍，目前对这些病例治疗趋势整体向好。院士团队用人工肝等技术进行积极治疗，有8例病人已从危重症向重症转移。李兰娟团队将应对其他疫情总结的“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案应用于武汉。

“有几位病人经人工肝的治疗已明显好转，其中一位估计明天就能转出ICU。”李兰娟结束查房后透露，之前已有3位病患转出ICU;病区内还有4至5位病况均出现好转、程度不一，2位危重患者尚未脱离危险期、炎症明显。“当前最重要是争取时间。”

脱掉防护装备，李兰娟面部的压痕清晰可见。她说，ICU集中了全院病情最严重的病人，进入“红区”查房、面对面交流是增加他们信心的一种方式。“这也有利于我直接了解他们的情况，更好地与同事们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据其团队成员、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汤灵玲介绍，院士每天行程满档，“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最近已连续几天凌晨2点睡觉了”。

据通报，武汉市19日新增确诊病例615例，湖北全省经核减确诊病例新增349例，两项数字相较近期出现较大下降。李兰娟对此指出，当前各级政府控制疫情措施的力度是很大的。按照此趋势下去，不用太长时间，武汉的疫情是能够控制下来的。

肖红军表示，从东院近期治疗情况亦能感受疫情向好的趋势。该院发热门诊人数日趋减少，19日仅17例;病患向重症、危重症发展趋势得到控制;轻症患者核酸检测转阴数量增多，目前有100多例转阴及出院。

李院士还称，出院人数逐渐增多是各方辛苦努力的结果，我们的诊疗效果正开始显现。

不过，当前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接受中新社记者数次专访，李兰娟均提及“传染源发现和控制”的重要性：武汉应继续保持社区排查力度，控制人传人，防止病患疏漏，保证“外面的安全”。“底牌要清，否则(疫情)还会蔓延。”

“如果所有的感染病人都找出来了，那才是‘拐点’到了。”在李兰娟看来，不能仅从确诊、疑似病例等数据下降来判断疫情。不把传染源彻底、仔细找出，“谁都难说‘拐点’”。

回到指挥中心已过中午12时，换回棉袄的李兰娟走到洗手池旁再次将双手清洗、消毒。查房完毕，她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阿姨，您别下床了，卫生间我去收拾!”“谢谢!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在火神山医院的病房里，洗消护士吴昊步履匆匆，像这样与年老体弱患者的对话，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吴昊负责清洗消毒的病区，是火神山医院收治患者的首个病区。当时为了尽快让病区达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要求，吴昊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全力配合施工单位和设备调试人员，收拾各种建筑垃圾和设备器材的外包装。作为洗消护士，她毫不犹豫当起了病区保洁员，一个病房接一个病房捡拾垃圾，一袋接一袋往病房外扛垃圾。

首次“突击”，吴昊一干就是一天多，手磨破了，眼熬红了，但她依然坚持战斗。因为她知道，首批新冠肺炎患者接收之前，她必须按标准把整个病区打扫干净、消毒完毕。那一夜，她几乎通宵达旦，直到首批患者住进病房，她才松了一口气。

腰酸背痛的她，晚上乘公交车返回宾馆的时候，歪着头靠着车窗睡着了，公交车驶到宾馆，战友们发现她没下车，返回车上一看，她还没睡醒。“她可能太累了，让她再睡一会儿吧。”公交车司机说。

这些日子，她出现好几次这样睡着的事，但从来没有叫一声苦、说一句累。一天晚上11点多，几天没给家打电话的吴昊，突然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问她在火神山医院的情况。

“就跟以前一样，就是照顾患者，一点都不累!”她忍着全身酸痛这样告诉家人，说完“美丽的谎言”，吴昊的眼泪不由流了下来。

抗疫当前，战斗在火神山的吴昊和战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忘我战斗着。50多岁的护士长陈红，白天往污染区搬运了x床新被褥;每天去病房为患者输液的护士姐妹们，透过满是雾水的护目镜，为患者输液;下夜班的姐妹们，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长期挤压留下深深的压痕……

每天，吴昊都要进入污染区打扫病房卫生，为每一个房间喷洒消毒剂、扫地、拖地、收拾垃圾，一个病房至少需要10分钟，整个病区收拾消毒完，需要两三个小时不停歇。往往还没有忙完，吴昊已是汗流浃背。

病房的患者看着吴昊每天去打扫房间、收拾卫生间，都很心疼她。不少患者称赞她是“天使保洁员”。“小吴，等我好了，希望能留下来做义工帮你分担点儿，你太辛苦了!”一名患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