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人物及人物特点（合集20篇）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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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观看了“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和“炎黄”张纪清。

朱敏才，是中国外交官一位风度翩翩的一位官员，他在地球奔波，工作期间到了不少的城市。等到他退休后，人们以为朱敏才会回到北京，像老人一样与老伴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机遇后，朱敏才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与老伴孙丽娜一起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他们一起在教师这个岗位坚持了十年，期间帮助了许多孩子，他们的出现，使许多孩子改变了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朱敏才老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他得了脑出血，倒在了教学的路上。幸运的是，在妻子和学生们的期待下，朱老师战胜了死神，可他清醒后，却还惦记着上课。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感动中国给予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宁愿为了乡村里的小孩子能学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住在丑陋的房屋，也不愿住豪华的房子……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让更多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取得好成就!

在某个城市里，“炎黄”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人的名称，但大家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出钱资助幼儿园、敬老院等机构。他使用“炎黄”这个名称来掩盖自己，自己却默默地资助他人。他的真名叫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中，他在暗地默默将自己的钱毫不吝啬地捐出，张老人一生也不知道捐赠多少人，多少个机构了。感动中国给予了他五个字：涓涓见沧海。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他们的事迹温暖着中国，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你我。

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草原的牧民们挥鞭赶着牛羊，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线的春秋牧场迁移到别处的夏季牧场。

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守边了半个多世纪，这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几个月前，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往边境方向走，魏德友扯着嗓子、一路小跑，在铁丝网跟前截住了他们，劝他们离开。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从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戍边。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刘京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几十年来，老两口很少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让他们过来住上几天。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住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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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如果不是在姥姥家看了会电视，我还不明白今日就演感动中国。

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当怎样办?应当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当有真的感触的时候，这些词句就不是空话和口号，不空洞也不高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闲，会觉得不知干什么好，好像找不到意义所在，而此刻，在刚看完感动中国人物之后的强烈感情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能够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以后忙完自我份内的事也不会觉得闲得慌，那就是：慈善。有时候我也会想，有什么好捐助的啊，他们有那么穷吗，再说政府干嘛去了?

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同情困难人群的感情基础，我没有见过那种场面，或者经过媒体看过几眼已经被岁月冲澹了，可是一旦把那个画面放到我眼前，我会被震撼，然后内心柔软的说不出话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成长环境艰苦的孩子长大了会更加惦念自我当初那种穷乡僻壤，会更加懂得同情困难的孩子，不是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心硬，而是他们没见过，没有那个触动。所以说，让所谓温室里的花朵去“体验生活”，体验苦，生活的苦，真的是有意义的。

今日晚上含着眼泪看完央视播出的20__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感受颇深!用他们的话说，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需要毅力，需要忍受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坚强，奉献，吃苦耐劳!我要净化自我的灵魂，向他们学习!在有生之年，为大家，为社会多做好事，作善事，做一辈子的好人!

如果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战争中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呢?美国记者——同时也是目前世界闻名的作家埃德加·斯诺就很好地为我们表现了出来。

斯诺将中国当时的事件记录了下来，一部分通过了别人的口述，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事件活着。在一九三六年这一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成为了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带着关于中国战争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好奇并且迫切地想要寻找答案。他也成功了，斯诺采访了众多参加过长征的在苏区工作、生活的、战斗的人，这些人里也包括红军的首领与干部，记录下了问题的答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斯诺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那一颗热情的心!

这本书中令我记忆深刻的章节是“苏维埃掌权人物”，这里写的是斯诺来到西北，找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__。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的地方还是半游牧区，那时的红军迁都到了那里。斯诺与__谈了许多夜晚，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口中知道了他的不少故事。__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但他却没有受过一次伤，实在是让人吃惊。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天生精明，生活上与共产党员们平等，却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才休息。通过这一章节我又了解了一些__，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阅读着这一本书，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通过这一张张薄薄的书页仿佛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仿佛看到了共产党员们流下的鲜血，仿佛看到了他们无私的品德。我走近了他们，一幕幕就如同放映着的电影一般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读书让人了解了历史，更加让人学会了思考。前辈们经久不衰的一腔热血感染了我，我要学习他们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我要学习他们为中华崛起克己奉公的无私，我更要学习他们在强大敌人面前不服输、勇敢克服困难的难得精神!我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尽自己的一份力守护祖国，守护这一来之不易的和平。

《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从前未知的红色革命，这段历史是刻印在我的心中的，已经无法磨灭，红军们通过昂扬斗志为我们得到的美好生活，我绝不能够辜负。

1946年8月，程开甲赴英留学。新中国成立后，程开甲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到中国，1960年，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消失20余年。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程开甲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程开甲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准确性的核试验方案，设计和主持包括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平洞、竖井和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几十次试验。

本报去年曾发表长篇通讯《百年守望》，深情讲述叶氏家族的故事。通讯中说：“一百多年过去了，海峡中来来回回的船只在变，守塔的人在变，始终不变的，是守塔人的情怀。”

出生于1940年的叶中央21岁正式上塔，辗转守护过浙东海域半洋、花鸟、白节山、鱼腥脑、菜花、七里屿、太平、大排山上的近十座灯塔，用闪烁的光亮温暖了一个个航道。在绵延一个多世纪里，他的祖父叶来荣，父亲叶阿岳，儿子叶静虎，孙子叶超群，都登上岛山点亮光明，刻写灯塔世家的“百年孤独”。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牌栏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本次评选投票到2017年1月5日23：59截止。如果您被“宁波守塔人”的事迹感动，请登录央视网“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专题页面，为“宁波守塔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今天晚上中央一台8点播放的《2014感动中国》颁奖仪式，讲述了11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让人映像深刻。

其中让我映像最深的是第二个故事，一对高龄夫妇退休后去乡村当山村教师10年，省吃减用，细心地教孩子们学习，尽管裤子都破烂不堪，也不舍得换，省下来的钱都捐给了孩子们，就这10年他们就捐了100多万元，让许多贫穷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也因为长期被紫外线照射，和没有青菜吃，所以妻子孙丽娜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而丈夫朱敏才也应劳累过度而倒下，躺在医院的他，还时刻想着自己的学习，真是太伟大了!

在这一刻让我感受到教师的伟大，他们可以选择回家乡北京颐养天年，与自己的儿女在一起，但他们却选择去乡村当山村教师，山村环境恶劣，他们住的地方与小学厕所就隔一堵壁，夏天的时候，一打开窗就臭气熏天，招引来许多蚊子和苍蝇，冬天冷得没办法洗澡，几乎整个冬天都洗不了。但他们却忍过来了。他们也很少回家跟儿女团圆，一年才回去一次，每次都是急冲冲地，他们为了那些山村的孩子付出了许多许多，让我再次感受到他们的伟大!

这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水浒传》这部文学名著，每当我捧起这本书时，我都会热血沸腾、思绪万千。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鲁智深。因为鲁智深这个人物生性豪爽，行侠仗义，粗中有细，不愧是梁山好汉中的佼佼者。他有自己的鲜明独特的个性：

鲁智深行侠仗义。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只要遇见不平之事，他都要去管一管，即使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他也忍不住要插手。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点，在水浒108将中，除了鲁智深还有几个能做到呢？

鲁智深是个聪明的好汉，在三拳打死了郑屠夫后，他心里慌，却稳住神，沉住气，口气轻松地说“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为自己找了一个开脱的理由，这件事情上反映出鲁智深临危不惧、粗中有细的性格，为他的“逃跑”赢得了时间。

鲁智深是个细心的人，林冲发配沧州，高衙内令差人暗地杀害林冲，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以后，放心不下，索性一直护送到沧州，深恐途中有变。 沧州城外临分别时，一禅杖把松树打折，警告董超薛霸两人，免得他们又生歹心，鲁智深在这里可谓侠肝义胆，用心良苦。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当时宋朝的黑暗统治，已经被鲁智深所看透,鲁智深虽然生擒方腊，却心灰意冷，最后在六合寺圆寂。由此看到，宋朝由于朝纲混乱，奸臣当道，宋江等人的屈膝投荣，才引得象鲁智深等人心灰意冷，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

夫英雄者，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万物之志也。在政治圈里混，你不使点手段是不中的，什么你道义不道义的，都说我为了牟取那份政治暴利，机关算尽，厚着脸皮打了一辈子嘴官司。那是偏见，你说不打行吗？为了弄把龙椅坐坐，一生中我驰骋疆场，拼上老命，先后战胜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张鲁、马超等割据势力，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统一了北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嘿嘿！是个男人总得有点大志吧！你再看看现在那些所谓的文人，写几篇破文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弄的真象个作家似的，说白了，就是些被精美包装过的垃圾，说句心里话，那点小伎俩我还真没有放在眼里，看看我老曹的几首诗吧，你就知道什么叫纯文学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还是谦虚点吧小子，看看你那德性，嗯！

这两天，不少人都在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梁益建拉票，作为20位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梁益建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在我国，医术高超的专家比比皆是，梁益建凭什么入选?

今天，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梁益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遇到别人不愿意收的病人，我愿意收，遇到能够帮的病人我愿意帮一把。”就像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网页上对梁益建的介绍“四川爱心医生”，这就是他的上榜理由。

在我国，脊柱侧弯发病率为2%至3%，而在成都三医院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都是脊柱侧弯超过130度以上，也就是重度和极重度患者。很多患者都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求医无望后，找到了梁益建。

超过一定角度的脊柱重度畸形的矫治，曾经是医学上的禁区。为了那些信任他的患者，梁益建开始了向“禁区”的出发和挑战。

梁益建说不是因为我胆子大，是因为这些病人确实需要治病，很多病人是带着呼吸机来的，你想呼吸机一取是什么情况，他都会立即死亡，所以这些病人来了，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应该想到起能不能把他救下来。

当患者以生命相托之时，医疗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梁益建从一例例手术做起，逐渐攻克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禁区。今年21岁的瘫痪女孩吴佩，怎么也没想到，经过梁医生不到一年的治疗，她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不仅是吴佩，从2008年到现在，在梁益建的主刀下，1000多名脊柱重度畸形患者重新站“直”了。照理说，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但梁益建却愿意做得更多。对于脊柱重度畸形患者，一年的治疗费至少得10多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患者，梁益建又是联系公益组织，又是向亲朋好友募捐。

目前，梁益建已为近200位患者争取到500万左右的资助。得知自己成为2016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20名候选人之一，梁益建说很意外，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医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手术成功率向100%的成功率靠拢，让更多的脊柱重度畸形患者获得新生。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投票将持续到明年1月5日，评选结果将在春节后公布。让我们一起为梁医生加油，他是四川医生的骄傲。

吆喝声渐行渐远，一摞摞硬币，带着汗水的重量，沉甸甸地称量出你的高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网住善良，网住希望;倒地、跃起、扣杀，把拼博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临危受命，尽显担当，让中国女排屹立万国之上;呦呦之鸣，青蒿之音，是你将古老的技艺拾起，带领大家历经千百个日夜，拯救六百万余生灵;

铁马秋风、楼船夜雪，边关冷月、战地黄花，一滴水溶入大海，一树梅开在悬崖，而你作为一个兵，尽显芳华;每一次落刀，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千钧所系，大国利器，你用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千万里只为最后一声爸爸，千万里只为山里的娃娃，你是不灭的蜡烛，你是不倒的脊梁，孩子们熄灭了所有灯盏，而你在天堂将他们照亮;轻声的安抚，稳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肩上只剩下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你是伊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你是戈壁滩上引来的天山水，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弹了再弹，老支书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为救孤重返舞台，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含辛茹苦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黄昏和霞光，台上苍凉开腔，台下却给人间作了榜样;烽火连天，是谁驰骋千里战沙场，敌寇侵犯，是谁奋不顾身保家乡，七十年前的胜利化作右臂上扬，七十年后的荣誉只因我的信仰，挺直的脊梁，还原祖国最初的摸样，中华上下五千年，卫国战士，熠熠生光!

秦玥飞生于1985年，初中毕业于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于南开中学。据他的高中班主任回忆，论平时成绩，秦玥飞只能算中等偏上，但综合能力特强，在当学生会干部时，表现出极强的领导能力。

他凭着托福满分的成绩和突出的面试表现，申请上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11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并获得了文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他没有像其他海归一样去跨国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做白领，而是选择了去基层做一名普通的村官。

2011年，秦玥飞到湖南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尽快融入村民的生活，秦玥飞入乡随俗，改变了很多。来村里的第一天，天气炎热，早晨起床后全身都是汗，秦玥飞提着水桶去冲澡。却不想，这件事立即在村里传开了，有的说他娇气，有的说他嫌农村脏，还有的说他浪费水。

“如果身上还保持任何‘外来气息’，就难以真正融入农村。”这是村民给秦玥飞上的第一课。于是，秦玥飞开始意识到，要想真正成为贺家山村的人，生活习俗就得和村民一致。为此，他开始减少洗澡次数，印着英文字母的花哨T恤，反过来穿，穿上解放鞋干活。渐渐地，村民开始信任秦玥飞，冬天送他军大衣，上门找他修电器，甚至找他帮忙干农活。

要想在贺家山村站稳脚跟，还需为村民做些实事。贺家山村有条水渠，村里300亩良田全靠它引水灌溉。但10多年来，这条沟渠一直无人修理，而且越堵越厉害，雨天不易排涝，干旱天引水不易进来。刚来贺家山村时，秦玥飞听到民怨最多的就是关于这条水渠。

秦玥飞掌握情况后，便上网查找国家相关政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每次的来来回回的路费都是从自己每月1450元的工资支出。他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支持贺家山村建设，共为村里筹集资金80多万元。

村官秦玥飞还为村里维修道路、安装路灯、扩建敬老院，并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从一个“陌生人”成为贺家山村的名人，他与村民的相处也变得自然而融洽：村民路上碰到秦玥飞，会主动打招呼、握手。走在路上，有村民追着往他手里塞鸡蛋……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他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2016年度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余秋雨对秦玥飞做了如此评价：一份份学历，很像一步步离开土地的台阶，但是这位高材生把全部的台阶反转成一次隆重的返回。

【颁奖辞】

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各地那些默默无闻地做出贡献，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他们感动了我和全中国的炎黄子孙。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名伟大的母亲！

那位伟大的母亲名叫陈玉蓉。她的儿子叶海斌患上了肝豆状核病变，必须移除全部肝脏。但一个人没有了肝又活不了，于是医生便提出让陈玉蓉把一半肝脏移到儿子身上。这位伟大的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医生对陈玉蓉进行检查时，却发现陈玉蓉的肝脂肪已经超标，若移到她的儿子身上，就会导致儿子死亡。但这位母亲没有放弃，而是每天坚持走十公里路，每天只吃拳头大的饭团，给自己减肥，她磨破了四双鞋，脚上长满了老茧，而且一坚持就是七个月。当这位．母亲有气无力地带着消瘦的身体走向医院检查时，医生惊人地发现陈玉蓉的脂肪肝没有了，并且成功地把肝脏植到了叶海斌的身体里。这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汗水给了叶海斌第二次神圣的生命，在场的所有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泪流满面。

儿童孤独症机构创办人田惠萍

田惠萍，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

1988年，田惠萍流血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患有儿童自闭症，从此开始了走了上了研究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道路。1993年，田惠萍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服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3年来，田惠萍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推动自闭症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关注;她和她的机构，帮助了6000多个自闭症家庭，让这些父母逐渐掌握与自己孩子相处的方式方法。著名导演薛晓璐根据她的故事制作了电影《海洋天堂》， 2013年她登上央视《开讲啦》栏目，向国内公众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创办人 理事长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曾与86-88年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因儿子杨弢被诊断患有幼儿孤独症，1993年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孤独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也是中国最早的草根NGO之一)，2005年倡导并启动了孤独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孤独症网络”。2008年从所长的位置推出，将“星星雨”的管理顺利移交至年轻的一代。1997、98年赴美国、加拿大参加NGO领导人培训，并多次在美国、日本、德国、香港、越南等地报告中国孤独症/残障人社会服务状况。

田惠萍

田惠平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办人及所长。1989年,她不满4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孤独症”。由于当时在我国约有50万此类患儿,而却无专门为此类儿童设立的学校。于是，1993年，她辞去重庆大学的教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孤独症儿童早期教育、学前训练及家庭指导的社会服务和研究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与其他类似机构主要针对孤独症人提供培训不同，“星星雨”的主要培训对象是家长,培训内容包括情绪及指令的运用、强化物的选择与运用、语言训练等。 普及自闭症知识。

个人履历

工作简历：

1982—1985 四川外语学院教师

1986—1992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师

1993.3 创办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并任所长至今

学习、培训及考察经历：

1978—1982 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1986—1987 在联邦德国西柏林行政管理学院学习，人事管理专业

1996.2—1996.3 应德国外交部及德国联邦孤独症协会的邀请，到德国考察，

专题：德国孤独症人的社会康复体系

1997.3—1997.5 参加美国ELM培训，主题：“社会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及孤独症儿童的早期干预与康复”

1998.6—1998.7 应加拿大使馆邀请，赴加拿大参加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培训

2000.11—2000.12 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赴美考察，

主题：孤独症人的训练及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殊荣

1994 被美国 《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1995 获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

1996 被中国妇女报评选为“十大女性新闻人物”之一

1998 代表“星星雨”赴卢森堡参加“世界孤独症组织”成立大会，并作为创始成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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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阳光让你感到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感到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到感动。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他们不愧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祖国的花朵，祖国的骄傲!《感动中国人物》里的每一个人都让人非常温暖，因为他们做了自己人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如果你问我里面最感人的是谁，我会说：胡忠和谢晓君老师。 因为他们在一次看报纸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写着康定县塔乡一所孤儿院急需老师，胡老师和谢老师了解当地的艰难，就决定留在那教孩子们读书! 谢老师在音乐学院的一手弹琴，可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物理老师，数学老师，生活老师，三年里谢老师尝试了当四种老师，还表示一辈子要呆在这! 他们可以不叫藏族的孩子啊，可以自己创出但他们没有怎么做，因为他们很善良，在艰苦都教孩子们，他们，是高原上的怒放的雪莲!! 他们都在发扬传统--发扬爱。每个人的一生相对于漫漫历史长河是极其短暂的，但如果他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人生价值变得以充足!这些事迹已在我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伴随我的心灵共同成长。

我身边的“名人”——外婆

世界上的名人有很多，有足球类的明星；歌舞类的明星；演戏类的明星……但在我身边也有个“名人”。

她长着一头浓密的短发，乌黑的头发中有几缕白发，前额上有一丝皱纹，衣着朴素，却不失淡雅。她，就是我的外婆。

她很乐于助人。记得有一次，我去她家时，她正在做家务。

“来了，孙女！”她热情地说道。

“嗯，婆婆好！”我亲切地说道。

“这天想吃什么菜？”

“嗨！下午帮我接下孩子能够吗？”我刚想说话，却被邻居打断，“嗯！”婆婆爽快地回答。

“谢谢啊！”邻居高兴地说。

“婆婆，您为什么要答应帮她接孩子，你下午本能够睡会儿觉的。”

“没关系，生命在于运动，多走走没事的，你此刻帮忙人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到时候你有什么事情请人家帮忙，人家也会帮忙你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婆婆意味深长地说。

“我明白了。”我若有所悟地说。

还有一次，当我去外婆家时，看到外婆不在家，“奇怪了？外婆呢？”我十分疑惑，忽然听见隔壁传来小孩子的嬉笑声，“这部动画片多好玩呀！”是外婆的声音！我急忙走到门口敲了敲门，“哟！咱家孙女回来了！”外婆乐呵呵的笑着，“您——怎样不在家里。”

“我帮这家带下孩子，主人出去不在，过一会儿才回来。”天呐！又是帮人家带孩子，这就应是第无数次了吧！外婆你太……

我的外婆不仅仅外貌整齐，更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她就是我身边的“名人”。

“感动中国”节目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一群装扮有点像“天线宝宝”的少年，环绕着一个身穿白大卦的长者。“你最近长高了好多哦?”长者说话间，随手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软尺。在年轻人身上上下测量，“身高165厘米，比去年10月入院足足多出了17厘米!不错不错。”

其中一名少年名叫达瓦(化名)，来自西藏，患有极重度脊柱畸形(也称“驼背”)，他身上的东西叫头盆环，是矫正脊柱畸形的牵引设备。长者叫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他既是达瓦的主治医师，也是头盆环的专利发明者。

去年，西藏义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他们从此结缘。

事实上，每年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各地来找梁益建看病的人不计其数。在8年的时间里，梁益建从患者身上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他也逐渐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130度、150度、180度……超高难度的脊柱畸形患者被治愈，像是神话般让人惊叹。其中一例脊柱三维360度螺旋畸形的患者，堪称“世界最难”，梁益建通过手术，让患者的畸形得到完全矫正，增高30厘米。其术前术后改善明显的拍片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内同行的猜疑：“扭曲成这样都能被拉直，该不会是PS的吧?”

曾因治愈高难度病例

被同行质疑电脑合成

出生在重庆一个煤矿家庭，因矿难留下残疾的父亲，让梁益建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

1986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更好地学好骨科造福病人，梁益建先后6年自费在全国著名医科大学进修学习。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各种颈椎疾病，他2003年考取了攻读神经病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后，他被推选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世界脊柱协会主席汉森教授处学习脊柱外科。

在进行脊柱畸形矫正时，很多极端案例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梁益建则通过自己的钻研，发明了一种可以让脊柱牵引使脊柱畸形变小的外固定架——头盆环，也因此打破了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手术矫正的“禁区”。

由于难度大，多次挑战医学禁区，梁益建的一些高难度病例术前术后对比图，曾被同行质疑为电脑合成。南京小伙肖强因180度的角形脊椎后凸畸形，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2007年起，他跑遍北上广等地知名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手术太危险没法做”。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梁益建的病例，“有个跟我的情况很像。”

2012年10月，费尽周折，肖强在成都找到梁益建。梁益建坦言，像他这样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有两大手术难点：一是要截断脊椎骨，但脊髓碰不得;二是病人往往心肺功能很差，难以支撑手术。“手术可以做，但风险很大。”

确定请梁益建给自己做手术后，肖强回南京办医保手续，途中犹豫了一下，带着那组和自己情况相像的病例的术前术后对比图去找了一位上海的专家。这位专家看到表示：“不可能。这片子一定是电脑合成，没人做得下这个高难手术。”“但我没有出路，不做只有等死，做手术还有活下来的希望。”肖强决定放手一搏，于次月返蓉。

梁益建先用自己研发的“头盆环”给肖强做了一个月的前期牵引，这让他的脊椎后凸畸形明显改善，肺功能快速恢复。经过多次手术，一年后肖强康复出院。

就在本周，他在梁益建的脊柱畸形患者qq群里告诉大家，“我要去上海提亲了。”

事实上，除了肖强，截至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来自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有人甚至是背着呼吸机来到医院治疗。在这些患者中，大多患者都是极重度脊柱畸形，伴极重度混合性呼吸功能障碍，早已超过脊柱外科学上的手术治疗范围。

在茶馆筹款

帮患者筹集数百万善款

医者仁心，这句话用在梁益建身上更为贴切。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重度脊柱畸形这种病，就目前国内病人分布来看，城市大大少于农村，发达地区大大少于落后地区。通常情况下，到医院求治的病人，经济条件都不那么好。

医院的医生说，梁益建博士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钱从哪儿来?

“碰到生活中有钱的朋友，我会直接开口。”梁益建一脸地真诚。

身边经济条件稍微好的朋友，很多都收到过这样的“问候”：我们最近有个病人，没钱治病，你想不想行行善?“钱不在多，一分钱不少，上不封顶。”梁益建说，其实大多数还是愿意捐款，只是对钱的用途不明有些担忧。为此，所有朋友的捐款都是点对点直接交给病人，他从来不经手。

为了给病人筹钱，他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2009年，梁医生在凉山州木里县遇到一个年轻患者刘正富，当时即给他许诺，“你等着，我帮你找到钱就回来接你。”这一句诺言对当时的刘正富来说几乎不敢相信。为了应诺，梁益建每次到茶楼喝茶都会在墙壁上贴出患者照片，向茶友募捐。梁益建也联系了很多公益基金，寻求帮助。

1年后，梁益建驱车7小时，去木里县接刘正富，并为他实施了手术。回忆当初，刘正富有些哽咽，“当时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梁医生真的来接我了。”

收治的病人普遍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梁益建收治的病人，治疗效果却出奇地好。靠着口碑，梁益建收治的病人遍布全国。有些已经治愈的病人在火车上、在大街上看到类似的病人，都会主动向对方推荐，“成都的梁益建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梁益建帮助过的病人还有很多，他们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为了给这些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公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这种情感是很温暖的，作为医生，除了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富有爱心，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梁益建说。

自称“小医生”

每年要抽空下乡义诊

如今梁益建收治的患者已涵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年龄跨度从2岁到80岁。治疗的病例上千例，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

梁益建的病人多，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体力消耗多，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2013年5月23日，一张手术医生枕在两把小板凳支起的“床”上熟睡的照片感动了万千网民，图片中的主人公就是梁益建，当时他刚完成一台持续5个小时的脊柱矫形手术，因为太累，他就这样睡着了。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梁益建表示，因为常年完成世界级难度的脊柱矫形手术，手术时间会比较长，精神也需特别集中，所以经常会比较疲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常态。”

如今，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梁益建仍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医生”，“只是干喜欢的事而已”。他每天的三件事：治驼背、喝茶、打太极。他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周要安排四五台手术,但却依然能够精力充沛。

即便这样忙，梁益建每年都要抽时间去贫困山区、藏区义诊。很多次与病人的相遇，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今年6月份，我们还要去青海一趟。”关于未来，他透露自己还有个目标，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成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

52岁的梁益建一边说，一边着急地从办公室起身，“接下来还有一个手术，医生们都等起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看了下时间，此时是12点30分，他还没有吃午餐。“有时间就随便吃点，没时间就算了。”他摆了摆手，一头扎进了手术室。

我一直期待这《XX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播出，昨晚在央视这个节目终于播出。听着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我不禁泪流满面，但是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位是“变身”民工的“卧底局长”陈家顺。

在很多被陈家顺关照过的农民工眼里，“陈老师”好像什么都不怕。但陈家顺说自己有“软肋”，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说你们干部骗人”。

现年45岁的陈家顺，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记者在演播室内见到他，腰板挺直，但身材明显单薄，脸上多少看得出知识分子气息。虽然在舞台上尽力放慢步伐，但他仍没法儿掩饰平日走路频率很快的习惯。

几年前，陈家顺被派往浙江义乌，担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麻烦事接踵而来：此前劳务输出由乡镇、村负责宣传动员，但是乡亲出去后常说外面的情况和听到的宣传不一样。陈家顺成了乡亲们的“出气筒”，有打工者甚至想揍他一顿。

陈家顺辗转反侧，问题出哪儿了?为把真实的用工信息传达给乡亲，也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维权，他下了决心：以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求职，实地体验农民工的生活工作。

不曾想，一“卧底”就是好几年。他几次进出工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组装工、装卸工，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你是农民工吗?”他说刚开始“卧底”时，别人常直截了当地问他，因为他的书生气与干活手势，看着十有八九是个“假民工”。去一家养殖场面试时，陈家顺特意摘掉了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厂方说他不像养猪人，他立马回应“别看我像不像，要看我是不是能干得下来!”

“最受不了难闻的气味，开始两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直到一周后才基本适应。每天早上起来最辛苦的就是清洗猪舍，刚开始时要花3小时才清洗完，后来熟能生巧，只花1小时就能干完了。”一个月后，陈家顺在重点收集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等“情报”后辞职，推荐了几位乡亲来这里务工。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行业信息，陈家顺逼着自己快速学习、上手。比如，刚学会养猪，又得适应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卧底”打工时，但凡找到用工条件相对优越的，总会眼前一亮。他曾应聘到一家中等规模的饰品厂，待遇和条件很不错：保底工资不低，因工作需要加班，厂里会补发加班费，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一个月后，他介绍了20多名老乡过来，事先郑重其事和老板谈好条件：报销工人过来的车费，每月的工资按时发，尽量给工人安排技术性岗位……

有人说他这样做太辛苦了，他却认个死理：“别总觉得老百姓抱怨多，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实在和信任。你提供的用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指望大伙儿相信你?我们当官的，如果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好，又怎么指望让老百姓相信你描绘的蓝图?”

陈家顺爱给自己找麻烦，很多农民工朋友都有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再辛苦，终究背后是有组织依靠的，而农民工呢?他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那是真的辛苦!”随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断增多，现在陈家顺“卧底”越来越难了，但他说，只要心里装着农民工朋友，即便换个方式，也可以为他们做事。

现在这个社会像陈家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真的不多了。

是不是年纪越大就越爱回忆，大脑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居然能够储存那么多的信息，这天晚上突然想起了外婆，虽然她老人家走了好多年了，但在我记忆里依然还是那么清晰。她的样貌，她的无私和大爱。

小时候就个性盼望过年，因为年一过完就能够去外婆家玩上几天，美其名曰拜年，带上几包果子玩上大半个月，那个时候流行一种民谣说的很贴切，一包果子一包烟，嘻到元宵边。那个时候外婆还是很健朗，个性勤劳，记忆中没有看到她休息的时候，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拼命往我碗里夹肉，盛情难却，又加上小时候的我十分內向，都不敢说自己不吃肥肉的，就明白捧着碗边吃边转悠，转悠到没人的地方偷偷的扔掉。此刻想来真的是暴敛天物啊。回家的时候，外婆总是趁舅妈不在的时候把糖果花生塞满我浑身上下的口袋，一边塞一边使眼色，弄的我不敢出声拒绝，我明白她是怕舅妈，其实舅妈也不坏，听大人们说她有点心火，类似于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吧，很少很少帮忙做家务，喜欢穿新衣服，这都不算啥，最要命的就是喜欢骂人，找架吵，每一天都会大吵大闹几次，在我记忆中外婆家好像没有过清净的日子。唯独对我表弟，她的独生儿子不敢吵。也只有他才能够和她对骂，当然对我们这些客人和邻居还是很热情的，只是觉得任劳任怨的外婆活的有点憋屈，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老人家一手操劳还没落的一个好脸色。外婆的心态很好，从来没有抱怨什么，总是一声不吭默默的承受。令我欣慰的是我表弟每次都站在奶奶一边和妈妈抗衡。尽管

舅妈把儿子像宝贝一样的疼。

外婆是九十三岁走的，去世前几天还是照常辛勤做家务，从来都舍不得歇着，从来不懂什么养生，什么叫做享受，除了有点耳背，没有其它一点点毛病。也不明白她有点什么爱好，那些年农村春节期间都会演几票戏，就是那种咿咿呀呀节奏很慢的那种叫赣剧的舞台戏，我们就会把她老人家接来住上一段日子，为了陪外婆看戏我也渐渐喜欢上了那种戏剧。

不明白干活儿是不是也是一种爱好。爱干活的外婆在我家也是闲不住。补衣服，做饭，印象深刻的是把口袋当成破洞给补上了，还有一次做米粉白菜糊的时候把抹布掉进锅里也不明白，哥哥夹起一大片的时候还纳闷是大白菜没切断呢。那一顿饭我们都笑翻了，同时感觉外婆也老了，手脚没有那么利索了，耳朵也开始有点背了，过路的邻居老远处就打招呼，外婆你啥时候来的啊，外婆说，我今年八十多了，也有人问你今年高寿啦，她说我来了好几天了，这就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一种热情，这就是一种自信。听不清了，就算猜的也会及时的大声的笑容满面的回应对方。如果一向追问对方你说啥？你说啥？这样似乎显得不太礼貌还惹人嫌，我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喜欢亲近的老人，健康、乐观、心地善良、任劳任怨、永远为身边人着想的人，一个实实在在持续中国传统美德的人。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 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 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 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 年 12 月 10 日，35 岁的杨振宁和 31 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 15 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