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人物及人物特点汇集20篇

看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后，我几乎可以泪流满面了，一个个感动人物，一件件感动的事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个总为他人着想，又十分仔细细心、批改文件时总是一丝不苟，他对科学的热爱，他就是----朱光亚。他2011年逝世。他对以前充满遗憾，对未来充满向往。当我看到朱光亚的一幕情景之后，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直流着。

一个肝胆医生，不畏手术的风险，执意的来策划手术计划。当一个女孩生命垂危时，众多医生都不敢为她医治，而他却不管如何都要试试，进行了9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女孩已经好了起来;他还常常为别人着想，为病人们摆鞋怕病人晚上下地时找不到鞋……他就是吴孟超，把病人当做是自己的亲人一般对待，而且他要求的手术费是十分便宜的。

刘伟对未来的向往，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击破了他面前所存在的困难。他这种向往使他有了自己的天空。最后用脚弹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钢琴曲。

这三个人物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感动人物。不论是残疾人还是四肢完好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为别人所着想、为他人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吴孟超和朱光亚。而刘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坚持不懈闯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想。

是母亲孜孜不倦的教导呵护我们成长，是父亲默默无闻的关怀照料我们长大，当我们从懵懵懂懂、年少无知的少年成长为成熟的大人才会懂得感恩，但孟佩杰却与众不同，她在我们年少之时就一直担负着照顾继母的责任，她的生母弃她而去，她的生父又在车祸中丧生，她小小年纪就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孟佩杰，几经风雨，依然微笑。从小失去双亲的她，一直和继母生活在一起，3年后，养母瘫痪在床，8岁的她就承担起了照顾养母的责任，2009年，孟佩杰被距离家乡百公里外的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录取，不放心

养母的她决定“带着母亲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继续悉心照料着养母这一照顾就是12年，12年来，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帮养母衣服、刷牙、洗脸、换尿布、喂早饭，然后一路小跑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做饭、喂饭，给养母擦洗身子、活动筋骨、敷药按摩、洗漱更衣，换洗床单、被褥，再匆匆忙忙去上课;放学回来，匆匆赶回家做晚饭、做家务，服侍养母睡觉。每次全部收拾完都得到9点以后，然后她才歇下来做自己的功课。在这段期间，她不知吃了多少苦。暮然间，她长大了。

她是多么孝顺，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着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四千多个日子，可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他们说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孩，有着瘦削却有力的肩。年少的她，是母亲的手，是母亲的腿，是母亲头上的那片天。他们说那间陋室，四壁空空，只有真爱环绕在里面。年少的她，是黑夜里母亲床前的那盏灯，是寒风中母亲心头的那份暖。

与她相比，我们是渺小的，她用行动给了我们心灵一个深深的震撼，让我们明白，对母亲的爱是怎样的伟大，而我们，却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我们是在母亲的关爱，父亲的教导成长的，我们是在奢侈的情况下长大的，我们是温室里的花朵，看不到人世的艰辛，感受不到人生的坎坷，在我们眼里，世界是辛福的，到处洋溢着欢乐。但孟佩杰却与同龄的人截然不同，她起早贪黑，自己做饭，自己独自经历磨难，不让继母知道，自己经历着坎坷。她说，妈妈健康幸福才是最大的心愿。

孝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孟佩杰付出的是孝心，赢得的是尊重，一个感动中国的平凡女孩。

小小年纪，撑起几经风雨的家。她的存在，是养母生存的勇气，更是激起了千万人心中的涟漪。

一抹真情，带来感动;一份思念，传递关怀;一份温暖，捧出赤诚;一份坚强，凝聚力量。

平凡中的伟大，草根中的感动。孟佩杰的事迹，就像一抹阳光透过生活射入生命，在每次呼吸间烙上它最深的痕迹。在心头跃动的，是灵魂的音乐，是生命的音符。

我一直期待这《XX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播出，昨晚在央视这个节目终于播出。听着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我不禁泪流满面，但是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位是“变身”民工的“卧底局长”陈家顺。

在很多被陈家顺关照过的农民工眼里，“陈老师”好像什么都不怕。但陈家顺说自己有“软肋”，最怕的就是“老百姓说你们干部骗人”。

现年45岁的陈家顺，是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记者在演播室内见到他，腰板挺直，但身材明显单薄，脸上多少看得出知识分子气息。虽然在舞台上尽力放慢步伐，但他仍没法儿掩饰平日走路频率很快的习惯。

几年前，陈家顺被派往浙江义乌，担任义乌劳务工作站站长。麻烦事接踵而来：此前劳务输出由乡镇、村负责宣传动员，但是乡亲出去后常说外面的情况和听到的宣传不一样。陈家顺成了乡亲们的“出气筒”，有打工者甚至想揍他一顿。

陈家顺辗转反侧，问题出哪儿了?为把真实的用工信息传达给乡亲，也为了更好地给乡亲们维权，他下了决心：以一个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去求职，实地体验农民工的生活工作。

不曾想，一“卧底”就是好几年。他几次进出工厂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过组装工、装卸工，看过仓库，当过“猪倌”。“你是农民工吗?”他说刚开始“卧底”时，别人常直截了当地问他，因为他的书生气与干活手势，看着十有八九是个“假民工”。去一家养殖场面试时，陈家顺特意摘掉了400多度的近视眼镜，厂方说他不像养猪人，他立马回应“别看我像不像，要看我是不是能干得下来!”

“最受不了难闻的气味，开始两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直到一周后才基本适应。每天早上起来最辛苦的就是清洗猪舍，刚开始时要花3小时才清洗完，后来熟能生巧，只花1小时就能干完了。”一个月后，陈家顺在重点收集了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等“情报”后辞职，推荐了几位乡亲来这里务工。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各行业信息，陈家顺逼着自己快速学习、上手。比如，刚学会养猪，又得适应工厂流水线上的作业。“卧底”打工时，但凡找到用工条件相对优越的，总会眼前一亮。他曾应聘到一家中等规模的饰品厂，待遇和条件很不错：保底工资不低，因工作需要加班，厂里会补发加班费，还有免费的工作餐。一个月后，他介绍了20多名老乡过来，事先郑重其事和老板谈好条件：报销工人过来的车费，每月的工资按时发，尽量给工人安排技术性岗位……

有人说他这样做太辛苦了，他却认个死理：“别总觉得老百姓抱怨多，其实他们讲究的就是实在和信任。你提供的用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指望大伙儿相信你?我们当官的，如果今天的事情都做不好，又怎么指望让老百姓相信你描绘的蓝图?”

陈家顺爱给自己找麻烦，很多农民工朋友都有他的手机号，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们再辛苦，终究背后是有组织依靠的，而农民工呢?他们漂泊异乡，无依无靠，那是真的辛苦!”随着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断增多，现在陈家顺“卧底”越来越难了，但他说，只要心里装着农民工朋友，即便换个方式，也可以为他们做事。

现在这个社会像陈家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真的不多了。

为了让山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好的教育，她坚守深山36载。学生们对她的称呼，从最初的“支姐姐”，到后来的“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

已经55岁的她，原本可以退休，离开山村颐养天年，但她不舍离去。“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她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乡村教师支月英。

“让山村的孩子也能接受好的教育”

记者驱车从奉新县城到澡下镇只需20多分钟，可从澡下镇到泥洋村白洋教学点却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实地走一遭后发现，当地的偏远程度仍超出想像。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第一次到泥洋村时，先坐了2个多小时的汽车，再徒步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

“这么偏的地方，就从来没想过要离开?”

“何尝不想呢?可是我走了，山里的孩子怎么办?”

山里的孩子也应该接受好的教育，这是支撑支月英留守深山的精神支柱。她明白教育对山区孩子的特殊意义，“山里的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掌握知识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支月英以校为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为了让山里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她50岁后开始学习制作课件，从网上下载丰富的学习资料。

“教学方法好，孩子们都听她的话，成绩都很优秀。”泥洋村村民李业美说，支老师常常利用傍晚的时间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早晨有的孩子喜欢睡懒觉，也被她从被窝里叫起来。

她的学生大都是留守儿童。为了解决隔代教育问题，支月英不厌其烦地家访，给爷爷奶奶们传授教育方法，帮助孩子们改掉坏习惯。

“总要有人作出牺牲”

中午12点，刚结束一上午的课程，支月英就匆匆到二楼的厨房做饭。三年级学生洪涛回家要走6里的山路，午餐便在学校和支月英一起吃。从学前班到现在，支月英没收过一分钱。

“村民们家里有事只要打一声招呼，支老师就管孩子们的午饭，有时十几个孩子一起吃，碗都不够。”被支月英的事迹感动，两年前义务到白洋教学点支教的志愿者李霞说，支老师从不收钱，家长过意不去，常常送些鸡蛋和蔬菜来，支老师盛情难却，她便不时地给孩子们买书包衣服。

2012年，考虑到支月英的身体，组织上再次决定调她下山到镇里的中心小学。此时，比泥洋小学还要远10多里的泥洋村白洋教学点没有老师，村民联名写信请她去任教，她被村民感动了!

别人都往山下调，她却往山上钻。这让担心她身体的丈夫真的愤怒了，他把她的行李都扔掉了。

“山里需要我!”支月英对丈夫说，“总要有人作出牺牲，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丈夫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在行动上支持她。每次开学，丈夫都会帮她把课本送到教学点，米和油吃完了丈夫总是及时送上山。

支月英的到来，给白洋教学点带来了新气象，校舍从土坯房变成两层的楼房，还新添了乒乓球台和游乐设施。很多家长当年就是支月英的学生，他们纷纷把已经在外就读的孩子转回白洋教学点。

“我要一直坚持下去!”

“吃过了吧!”“今天脸色有点不好啊，不舒服一定要上医院!”支月英端着饭在村里到处转，边走边吃，不时地和村民交谈。

白洋教学点周边两个自然村的几十户人家，支月英都串过门，没有一个村民她不认识。午餐和晚餐，她总喜欢端着碗到处走。一些不愿意吃饭的孩子，一听到她的声音，赶紧坐回桌子吃饭。

泥洋村的村民都是客家人，讲客家话。几十年在一起，支月英的客家话讲得很顺溜。村民更是把她当亲人看，家里有好菜总要叫她去吃。冬天，山里冷，村民把火炉生好，给她送去。

在山区从教数十年，支月英也落下了一身病：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一只耳朵的听力衰弱严重，嗓子经常痛得发不出声。另外，甲减和糖尿病让她每天不离药。

已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支老师的去留一直是村民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心情很复杂，既希望支老师能一直坚守，又担心她的身体。”李业美说，大家都觉得再挽留支老师，真的有点太自私了。

可支月英似乎还没把退休提上议事日程，她放不下山里的孩子，担心没有新的老师愿意来。“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支月英说。

王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集团董事会主席。在他的发起下，万科创立了万科公益基金会。垃圾的分类、回收、再利用，是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万科希望以社区为单位实现垃圾分类和回收，以此为日益突出的垃圾填埋和焚烧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探索一个可持续的解决之道。2010年5月，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零公里行动”。其中的珠峰清扫行动就清扫珠峰的南北坡垃圾3.44吨。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的110个社区相继开展了垃圾分类项目，平均每个社区的垃圾产量减少了13%，最佳实践社区的减少量更高达70%。

加强重症患者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亡率的关键，目前，全国已经调集x多名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汇集武汉，协同攻坚。今天(3月1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重症专家、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邱海波。

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邱海波一天内要跑三四家医院，巡诊危重症病例，给出有针对性的诊疗建议。刚到武汉时，他发现重症病例每天快速增长，但重症病房却一床难求。邱海波和专家组成员建议，增加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迅速扩充重症病床，这个意见很快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在重症病房，邱海波不仅是指导组专家，还是临床大夫。他和同事们在一个个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寻找着治疗的突破口和诊疗路径。

俯卧位通气是邱海波和同事们总结出来的对重症患者明显有效的一种呼吸治疗，目前已经写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但是要将插管的患者翻身，还要避免病人身上各种插管的脱落和损伤，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

白天临床治疗，晚上研讨诊疗方案，这是邱海波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节奏。

在专家组成员夜以继日地努力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经更新了六版，现在又即将更新第七版。

各地精锐医疗力量汇聚武汉，不同学科协同作战，邱海波奔波在各个重症医院间。在最近几天的巡查中，邱海波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在好转，ICU开始出现了“床等人”的现象。

以赤诚之心，换感动你我

昨天，学校里组织我们去看“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其中，我对其中三人的映象十分深刻。

第一个，是好医生吴孟平。对他的感动，源于他作为一个医生要拥有的医者人心"。他的颂奖词，是;六十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为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是呀!他都九十岁了，却仍在手术台前忙碌，设生处地为病人着想，全心全力拯救病人的生命。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虽然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医生的守则呀。不过，现在能有几个医生能做到这点呢?对病人冷言冷语，开药能贵则贵，真不知道他们的良心去哪儿了。

我又想起吴孟超的话：“作为医生，没有能力为病人治病，是一种遗憾。”这才是真正的医者啊!

另一位，是张平宜。她是一个台湾人，却抛弃年薪百万的工作，来到海峡另一边深处——大营盘麻风村，只为履行自己的承诺，为这儿的孩子建一所学校。“蜀道难，蜀道难，台湾娘子上凉山。跨越海峡，跨越偏见，跨越怀疑，她抱起麻风村孤单的孩子，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她看起来无比坚强，其实她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她让麻风村的孩子看见了世界对他们的温柔笑容，让他们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

最后，是孟佩杰，她只二十岁，同样是“90后”。但是，她却没有同样出生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对物质的热切追求，对亲情的极度冷淡。“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着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了四千多个日子，可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不知为何，看着她灿烂的笑容，我的胸口总有种压抑之感，觉得这个姐姐太不容易了，心中淡淡的酸涩渐渐膨胀开来，想哭。她的笑容，很美丽，很从容，但也充满了艰辛。看着她，我心中那块最柔软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

那些无私的人啊，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我们良心的谴责，用他们那颗不为回报的赤诚之心，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感动之花。

有一种温暖，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叫感动；有一种力量，不求惊天动地，却足以令人震撼，叫感动。——题记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孙家栋、王锋、支月英、秦玥飞、张超、李万君、梁益建、郭小平、阿布列林、潘建伟等，并特别致敬中国女排。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都是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

中国女排很让我感动，2016里约奥运赛场上，中国女排姑娘们团结一致，一路力克强敌，时隔12年重夺奥运冠军！女排精神，再次激励了亿万中国人！

他们的颁奖词是虽然它不是颁给个人，但是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团队。绝地反击，上演惊天逆转。比的是实力，拼的是意志，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

他们衬托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放飞追逐着我们的中国梦。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心灵。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的百年期盼，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烘托我们美好的中国梦，支撑我们美好的中国梦。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收到了神圣的洗礼，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经过一点一滴，也能变得很伟大，在感动于眼泪的背后，我收获的不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语的那份震撼与动容。当他们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时，人们都为之感动，感动的不只是那优秀的品质，还有那无私的爱。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伟大的母爱总是超越一切世俗的眼光，让我们看到温暖和希望。

田惠萍，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

1988年，田惠萍留学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患有儿童自闭症，从此开始了走了上了研究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道路。1993年，田惠萍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服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3年来，田惠萍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推动自闭症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关注;她和她的机构，帮助了6000多个自闭症家庭，让这些父母逐渐掌握与自己孩子相处的方式方法。著名导演薛晓璐根据她的故事制作了电影《海洋天堂》， 2013年她登上央视《开讲啦》栏目，向国内公众普及自闭症知识。

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以为我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那纯粹是扯淡，查查历史吧哥们儿，我可是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很有点来头的，论能力，别说你小样了，曹孟德也敬佩我三分，孟德是谁，那可是一代枭雄呢，你也不想一想，那货都说我是英雄。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起初我是穷了点，卖草席的事就甭提了吧，但我有的是政治资本，我是皇叔，我怕谁，论关系，你小子连边都不粘，你说是论黑道还是白道，我有关羽和张飞俩磕头兄弟，不是吹牛，我要是活到现在，国务院我都敢承包呢，至于我哭，那是另有苦衷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你见识太少了吧，一句话，男人的柔情，你永远不懂。

我们班上真可谓众星云集，有小诸葛赵明昊，疯狂的石头石竟成，但最令大家佩服的还是那黑旋风——王凯。

他呢！黑黝黝的皮肤，个子不是太高，但特壮实，特威猛。他行动还特别快，吃饭那叫风卷残云；走路那是脚下生风。怎么样？像黑旋风吧。

你别说，他的脾气性格真有点像李逵呢！那次我和他从厕所出来，正看见一个高年级同学将我班**撂倒在地。瞧那铁塔一般的身材，我犯怵了，可王凯却一个箭步冲过去，攥紧拳头直捣高个子。高个子怒目圆睁，随即飞起一脚。王凯顷刻倒地，慢慢挣扎起来，痛苦的捂着肚子。高个子大概以为他无还手之力吧，便放松了警惕。说时迟，那时快，王凯突然一转身，对着他屁股狠命踹了一脚。高个子摔了个狗吃屎，爬起来竟一声不吭就走了，我们都有点奇怪。听**说，高个子碰了自己，还嫌人家挡了他。我想高个子大概自知理亏，怕事情闹大才溜了吧。自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黑旋风成为全班的英雄。

黑旋风天生古道热肠、常常扶危济困。那天我上学途中，碰到他从书店出来，才突然想起今天要用资料的，可自己居然忘带钱了，怎么办呢？黑旋风也没多余的钱。他见我着急的样子，便站在路边，看见路过的只要是稍微有点面熟，就张口借钱。我觉得很难为情，他却若无其事的样子。等我们买好书跑到学校，铃已经响了，只能一起挨老师的训了。无独有偶，***没带早点钱，下自习后一个人坐教室里埋头看书，或许在书中寻找千钟粟吧，可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只见黑旋风拎着煎饼和羊肉串奔向教室，还笑呵呵的说要请客呢……

你瞧！有黑旋风为友，岂不幸哉？

他远看其实就是一团圆的，近看也是由一个个圆组成的，但确实是梨状的。顶着一个洋葱头，最顶端那地是高峰，是由一撮撮向顶端靠拢的头发组成的。

向下看是黝黑透红得皮肤了，那张脸正中是鼻子，没啥特色，望去也就是人群中不显眼得那种了，但是却不起眼地把他的五官连接地那么幽默。再向上点看吧，是对眼睛，眨时最富特色，总是在闭眼时把周围得肌肉都往那儿挤那么一挤才罢休睁开眼。这或许是他的眨眼习惯，也许是大家都那么眨，只是他得肉多以至于现象更明显罢了。

再瞅那嘴，肉感丰富，嘟起来比鼻子还长。隆重登场的是下巴和脸，一层层脂肪得堆积形成了现在的双下巴，肥嘟嘟的，走路时都一跳一弹的脸，说也奇怪，那脂肪奇乎地都往下沉，形成梨状，实属可爱。

连日来，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烈士的先进事迹经本报和其他媒体报道后，在海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官兵通过学习讨论、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多种方式，学习张超烈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外场机务楼、机关办公楼等醒目位置悬挂着“向英雄学习”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张超先进事迹和视频录像。“向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学习”誓师动员大会上，张超的战友艾群说：“我们一定会继承张超遗志，勤奋工作，刻苦训练，为航母舰载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感受烈士品质，激发奋进力量。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结合核潜艇精神大讨论活动，组织官兵收听收看张超先进事迹。南海舰队某基地利用网络、报纸、微信平台等媒体资源，开展“学英雄事迹、当精武标兵”体会交流。东海舰队某水警区开展“和张超比一比、自身差距在哪里”“英雄事迹怎么看、建功岗位怎么干”等群众性讨论，激发官兵岗位建功的强大动力。

学习烈士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在张超曾经工作过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多架战机连续进行长途奔袭对海实弹射击演练。曾与张超并肩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李光耀说：“向张超学习，必须把每次起飞当成战斗，绝不让祖国海空受到任何威胁。”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372艇发出倡议，号召官兵像张超那样练兵备战，在强军兴军道路上奋勇前行。

英雄牺牲，精神永存。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岛礁，从万里海疆到远海大洋，从海军机关到基层舰连，海军广大官兵决心像张超烈士那样，牢记强军目标，强化使命担当，奋力开拓进取，为建设强大海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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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的她，是目前仍然在世为数不多的长征老红军。她以百岁的壮丽人生，见证大国的崛起，并为伟大的时代讴歌!

如今，百岁高龄的她，脚步依然忙碌，还时常外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作了人们认为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做到的事。新年伊始，记者来到王定国位于北京北四环附近的家中，看望并采访了这位值得至深崇敬的百岁老人。

见到王定国老人时，她正在家中和子女打麻将。王老打牌，干净利落，落牌之声，清脆有力。闲时，王老爱打麻将，身边的人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记者不禁好奇百岁老人为何有如此之好的身体和精神，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道出“秘诀”：“我们老太太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对吃穿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开，没有任何要求，有时出门回家饿了，就吃包方便面，还不用水泡，就干啃。老太太常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

90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回忆长征路上的艰辛磨难，王老出奇地平静，“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2万5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就是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过往的艰苦岁月，王老不愿多谈，但长征在王老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母亲一直想去当年走过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区，看看当年的乡亲。我们知道母亲心底有重走长征路的心愿”，谢亚旭对记者说，2004年，王定国91岁，恰逢纪念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谢亚旭跟母亲商定了重走长征路的计划，“那段时间，母亲情绪非常好，很兴奋。但考虑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来的线路再走一遍，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她参加红军的地方、入党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岁的长征老战士，重新踏上了长征路。

王老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选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泸定县，红军长征时期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役就在这里发生。“到达泸定县，我们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铁索桥，那天的江水特别湍急，站在桥面往下看就直头晕。但母亲非常兴奋，站在铁索桥上不用人搀扶走了一个来回。站在泸定桥上，母亲把我们招呼过去，对我们说，‘长征中我走的不是这条路，但你们父亲是从这条铁索桥上过去的，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我这次带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让你们感受父亲他们当年的不容易’”。当时王老的三个儿子谢烈、谢云、谢亚旭陪在她身边，一起重走长征路，“像这样的话，母亲一路上说过多次，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父亲当年住过的房前，母亲也说过，并且要求我们做儿女的，要带自己的孩子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爷爷，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弹指一挥七十年，血染山河马列坚。立新革旧非常业，星火燎原乾坤传。七十年后又进川，心潮难平语万千。”这是王老200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诗。几十年来，她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军的灰军装、八角帽，最喜欢写的字是“红军万岁”，她还曾写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战火硝烟中，无数英勇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最后成就了伟大的胜利。从红军长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奋斗着。”

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才会永恒------”这歌词多么让人感动。是啊!一缕阳光让你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动万千。世界上无时无刻都在有人献爱心，温暖他人的心，也在感动着--中国。

春天是美丽的，人是受感动的。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了那首歌:“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才会永恒。”

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_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有为报答战友深情，几十年守护天山筑路士兵墓园的老兵陈俊贵;有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基层好干部山西村官段爱平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试飞员——梁万俊。

梁万俊是一名试飞员。一次，一架新型战斗机诞生了，梁万俊接受了这个任务。

半路上，战斗机突然发生状况，飞机失控了!飞机帽出了黑烟这时的梁万俊完全可以打开降落伞跳机，但这样的话，人是保住了可飞机却会坠毁。梁万俊心里也很清楚，一旦他跳下去了，这个科学家们辛辛苦苦制作出来的新型飞机就会坠毁，将会成为一堆废铁。为了保全飞机，为了保全国家财产，梁万军毅然决定迫降。但这样很容易机毁人亡------虽然梁万俊心里知道这一点，但他依然没有动摇这个决心。总部以为迫降做好了准备，梁万俊小心翼翼的驾驶着飞机着陆了，飞机在停机场上划了好久才停下来。算算看的话，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就用了八分钟!这紧紧握着一条火热的生命的八分钟啊!你又孕育了一颗生命种子。

公共财物是国家的财产，这是由许许多多的人创造出来的。梁万俊把战斗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他的不顾一切，感动了总部，感动了全中国人民，同时，也感动了——中国。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王定国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我原本以为《红星照耀中国》和《红岩》这本书差不多，但读了之后我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是美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

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红区，解决了世人心中的疑问。当我从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得知当时白区人民对红军的看法时，我不禁会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共产党何时抢劫百姓？何时烧毁房屋了？不过这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当时国民党百般刁难共产党，又怎会让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传入百姓耳中。

虽然陕西的苏区在开创时期特别艰苦，农民们被沉重的税钱压得喘不过气，但在陕西解放后，百姓与红军团结一心，这才使得红军得以在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中获得突围，当然，成功突围的原因还有红军详细而精湛的作战计划。

作者又通过介绍红军在长征途中，渡过金沙江、大渡河与国民党作战的经历，体现了红军战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红军读书识字了，在当时，日本的飞机随时都会投下原子弹，红军与许多红小鬼却不害怕，他们照样读书，照样写字，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既不需要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也不需要时刻准备着为国捐躯，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经典的纪实文学作品。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日本捏造事实的行为使中国人民为之愤恨。埃德加·斯诺能在乱世中保持清醒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我尊重他本人，《红星照耀中国》传达给我们他的这一种清醒，真实、生动得使我喜欢。

量子之星潘建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

他27岁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31岁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32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1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6岁把世界首颗量子卫星送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的人生履历充满了无数惊叹号。这位超级大牛科学家，如果不是东阳人，如果不是几个月前还站在金华市文化中心报告厅的演讲台上，他的人生一定不会让金华人如此熟知，他的故事也就不会离金华读者这么亲近。其实，从教育思考者的角度来审视“别人家的孩子”潘建伟，满身都是给现今焦虑万分父母的教育启示。

记者从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和采访这位不断刷新自己的前沿科学家，知道他的一些成长故事和经历，这里例举一些，或许对金华家长来说会有一些启发。优秀的人总有一些共性，在平民化的科学家潘建伟身上，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其实，很多人的家里都正有个小小的潘建伟在悄悄地成长。

故事一：从小爱拆玩具

潘建伟生东阳市马宅镇雅坑村，小学读的是马宅镇雅坑小学，地地道道的农村学校。他的爸爸在城里工作，经常给他带回来一些玩具。这些玩具最后的下场总是支离破碎、首尾分家。父母并没有因此多说他，只是让他整理在一个大箩筐里放在床下。他拆烦了也会尝试着把玩具组装，或者重新组合，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启示：拆玩具的熊孩子挺多，就算现在的家长不会太心疼，不过能不因此骂孩子的父母还是非常少，能抽出点时间来一边帮孩子重新组装玩具，一边给孩子讲历史故事的爸爸更是非常罕见!

故事二：漫山遍野地玩

今年4月，潘建伟回母校，有几个东阳的小学生跑去看他，问他怎么走上科学之路的。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小时候住在山区，经常爬山，漫山遍野地玩，看到新奇的东西就捡回来当宝贝，尝过山里各种各样叶子和果子的味道。有一次看到一只冬眠的青蛙，感到奇怪的同时更为它担心，因为那时候并不是冬天，小男孩很怕青蛙在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就被经过的蛇啊猫头鹰啊之类动物的吃掉!直到他成年后，每当陷入思考的困境，也会去林间散步，喜欢捡掉在地上的树枝来闻一闻。留学的时候，他还喜欢在田野里挖野菜，回家做成菜给家人吃。

启示：从这个故事里你看到了那种在平凡的中国人身上缺少的好奇心了吗?都说玩耍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专家说了无数遍，可就是没几个家长真的相信，或是真的敢去执行。难道只有坐在教室里才算学习吗?孩子和大自然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但多数家长常常忘记，这也难怪，其实多数正在当父母的成年人小的时候也没怎么真正痛快地玩耍过，难解玩中滋味是自然的。

故事三：补课可以有

潘建伟读初中时进了东阳城，作文不会写，英语没学过，初中第一次写作文只得40分。爸爸妈妈心里有点着急，一边安慰儿子一边给儿子找老师补习。找的老师合适，只补了几次，小建伟就进步了。他在班里是班长，很想学好，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为了学好英语，就把同学约到家里来学，向老师请教，进步非常快。后来英语成绩一直在学校里领先。

启示：补课是可以有的，不过一定要对自己的症，不能跟风，不能简单地和人家的孩子比。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知道，不过做得好的没几个。如何补课，真是一门大学问。

故事四：把自己的棉衣送同学

潘建伟爸爸和不少媒体记者讲过儿子有一次回家太晚，为了不打扰父母休息就在门外坐到天亮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好多年前潘爸爸只讲给金华日报记者的：高中的时候，潘建伟是个热心肠，有一次，他把自己穿的棉衣脱下来送给了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发动大家一起凑粮票接济那个孩子。他家还有一张高中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做好事的合影呢。

启示：父母善良，孩子才会善良，这种品质虽说并非遗传，但完全可以传递。少年潘建伟情商挺高，不但赢得了高中女同学的爱情，还在后来的事业中凝聚起一支非凡的科研队伍——“梦之队”，在自己做好科研的同时，带领团队共同进步。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逆商。他的科研事业做得如此辉煌，队伍越来越大，连卫星都放了，真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能做到的。这里包含的学问，是不是藏着一点西方名校要求的那种神秘的“领导力”影子?

故事五：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1987年，潘建伟考入中科大，学的当然是物理。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对量子叠加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想的时间太多，太投入，都没好好听别的课，期中考试差点没考及格。从那时开始，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他开始自学量子物理，一学就是30年。他曾经对中科大的老校长朱清时说：“只要什么时候能把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搞明白，我马上就可以死，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可能还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想活得长一点，我想把它搞明白。”

潘建伟大学时代的宿舍墙上贴着爱因斯坦的照片，人家问他最崇拜谁，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爱因斯坦。1996年，26岁的潘建伟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初选的导师是一位诺奖得主，但最终改选了这位诺奖得主的弟子塞林格教授。塞林格教授当时只是一位普通教授，潘建伟认为他学识渊博，在新兴学科量子力学方面潜力更大。他对爸爸说，自己是要选准方向，选对导师，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而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他知道导师正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

前段时间，有年轻人问他如何选专业，他的回答是“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

启示：很多时候，孩子的任性中有着一股执著和自信，有的家长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好心给以纠偏，结果好心办了坏事，让孩子离自己的喜好越来越远。如果父母的家长意识在这时候弱化一些，或许反而能培养出更为优秀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共性，不少出身农家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等成功人士都有体现，可以对号入座。所以，孩子的强与弱，父母的弱与强，挺辨证，挺艺术，个中滋味，当家长的需要调动一点悟性方有体会。

另一点启示是：偶像和榜样，绝对可以有、应该有，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追星就要追对星。潘建伟追了爱因斯坦几十年，把偶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自己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科技明星。

故事六：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今年4月，潘建伟给金华老乡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记者当时问潘院士：作为成功的科学家，如何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当时，他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需要好好想一想，你给我发邮件，我空的时候回答。”后来他就一直没有空，量子卫星的事情过不了多少日子就有新进展，忙到家人都不敢给他打电话，邮件之约也就没了下文。但就在前些天，记者看到他在央视访谈中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感触良多：“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到阿尔卑斯山大峡谷去游历。一个大概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量子物理的。老太太问，你做量子物理的哪一方面?我说是量子信息、量子态隐形传输，就像时空穿越里面的东西。万万没想到，老太太说：我读过你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仍然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竟然自己跑去读艰涩难懂的科学期刊，这是一种天生的好奇!”这是不是个例呢?几年之后，潘建伟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一个手术，醒过来时护士站在床前。护士说：潘教授，你是不是研究跟时空穿越类似的东西?他说：是。护士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因为他当时鼻子里插着两跟管子，非常痛苦，只好说现在我讲不了，将来送给你点资料吧。这就是普普通通的欧洲人对物理学的好奇。”

在国内，潘建伟也做科普演讲，尝试用最生动的方法讲量子叠加态、量子纠缠，许多学生会说：老师，我很认真听了，但是听不懂。然后，他们就去自拍、刷朋友圈、玩游戏。到这里，这个学生和物理学的故事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因也许也在其中，对科学没有真正的好奇。

启示：好奇心!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潘建伟用自己的故事和遇到的故事很好地做了回答。

不过，也不要太灰心，尽管很多大人已经不太会提问了，但孩子们还没丧失这种能力。4月7日，“潘老师”讲完《神话、哲学、互联网与人类未来》之后，立即就有一群身穿院士服的少科院“小院士”把他团团围住争相提问，“小院士”朱学谦问的问题颇有深度，得到潘院士的表扬：既然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都在讲空间上的纠缠而很少有时间上的纠缠呢?潘院士回答：“也是有的。”接着耐心地讲解了10多分钟，最后还问“小院士”们是否听懂了，并给每一个“小院士”写了一句鼓励的话，签了名。如此看来，潘建伟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遇到了很多贵人，也成了很多人的贵人。我们做父母和老师的，甚至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年人，都应该努力去当孩子的贵人。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有为报答战友深情，几十年守护天山筑路士兵墓园的老兵陈俊贵；有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基层好干部山西村官段爱平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届90仍然坚持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了自己的想像。

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

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2013年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是他让我感受到了崇仁厚德！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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