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2020十大人物观后感经典20篇

当家家户户还沉浸在除夕夜与亲人团聚的欢声笑语中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在神州大地上弥漫开来，这场让大部分国人始料不及的疫情，正放肆地侵扰人们的生活。

面对这可怕的疫情，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各地的医生、护士，匆匆赶到疫情严重的武汉，马上投入到抗“疫”工作中。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也正在火速的建成中，举国上下，乃至多个国家也纷纷投入到这次援助中，口罩、消毒剂、防护服，陆续运往武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尽管这可怕的肺炎令人闻风丧胆，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不畏生死、不计报酬的英雄冲锋在前线，总有一些平凡而朴素的形象闪闪发光。

抗击“非典”的老专家钟南山来了。1月19日，他作为国家级最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亲自带着他的团队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十几年前中国爆发的那场“非典”，当他人闻“典”而惧时，钟南山院士立刻奔赴前线，在最危险的位置抢救病人，凭借自己丰富的医学经验，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消灭了那场可怕的“非典”。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卷土重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肺炎，他再一次来到疫情最前线。本来84岁高龄的他完全可以呆在家里颐养晚年，但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毫不犹豫地前往重灾区。疫情治疗难度大，他总是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但是无论再疲惫他都不会有半丝的懈怠。战胜疫情，保护人民，这是他心中支撑着他的信念。

白衣天使来了。他们手中没有枪炮，只有满腔与瘟神抗争到底的勇气，医院是他们的战地，病毒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冒着时时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危险，整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闷热和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工作。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甚至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们只得穿上了成人纸尿裤。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父母的儿女。但是只要祖国的一声召唤，他们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妻儿，穿上战袍冲向前线。那请战书上的一个个红手印，都在向人民彰显出他们的不惧生死的意志。

平凡而伟大的他们来了。在国家危难之时，平凡的他们不图名利，不计回报。一位83岁的拾荒老爷爷在得知全国疫情之后，主动到社区捐款1万元。1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都不算是小数目，更何况对于一个靠拾荒为生，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老伴儿的老人呢!多么的不容易，这可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啊!老爷爷的善举打动了人们，当地的网友们决定众筹1万元给他，可是老爷爷死活不接受，最后在网友们的强烈要求下，老爷爷好不容易接受了捐款，但之后他又把这1万元再次捐出，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考虑到老爷爷的家庭困难，婉拒了老人。可老爷爷太“倔”了，社区不收，他就直接选择银行汇款，他把这些钱汇入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这么无私的人是多么的可钦可敬!

武汉火神山医院顺利完工。一位全程参与建造的工人，拿到了工资。但是，他想全都捐出来。想想，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是最最普通的劳动者，在外面工地辛苦了干了一年，好不容易熬到过年，终于能回家和家人团圆几天。但是他们为了早点完成工程，为了让感染的病人有病房治病，他们不分昼夜的干活，就连年夜饭，也是一盒简单的快餐，站在工地上就吃了;多少次，由于太累，尽管寒风刺骨，但他们倒在工地上就睡着了。他们昼夜奔忙，不辞辛劳，而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拿到这点血汗钱，是要养家糊口的，他们却不要一点回报!选择了捐出，这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一位阿姨来到黄陂区滠口派出所值班室，匆匆放下两百只口罩，向民警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之后便转身离去，留下冬天里温暖的背影……

身残志坚，为盲人讲电影的“光明使者” 杜诚诚

女，30岁，中共党员，青山区新沟桥街蒋家墩社区残疾人协理员，曾先后荣获武汉市“五四”青年奖章、武汉市最美志愿者、武汉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武汉市五星级社区志愿者、武汉市优秀助残志愿者等荣誉称号，荣登湖北好人榜、中国好人榜。

身残志坚、奉献慧眼的“光明使者”杜诚诚，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一颗助人为乐的心，努力为黑暗中的盲人传递“光明”。她从2010年开始做“我是你的眼”为盲人讲电影志愿服务工作，从社区电影院到湖北资讯广播，再到带盲人走进电影院观看院线电影，杜诚诚共为盲人“讲”了近200场电影，为50多部电影写下近百万字的解说词，累计为7000人次的盲人服务。

感言：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给我帮助的善良的人，我对自己说，只要有机会，我也要将这份温暖和爱传递下去。

也许2020年先苦后甜吧。

——题记

2020，庚子年，我们本可以在家欢天喜地过大年。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因为一场疫情，让它再也不平凡。

病魔突袭武汉，它的全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简称“NCP”，罪魁祸首竟然是蝙蝠，因为蝙蝠身上有很多病毒，恰巧人们吃了它感染了这个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一般症状就是发热、干咳、乏力，慢慢感觉呼吸困难。它传染力极强,只要和带有这个病毒的人近距离接触，就可能传染。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有症状，和平常一样，可是几天之后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被传染后必须要隔离，以免传染更多的人。

面对疫情，谁都会害怕，害怕自己被传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如果每个人都害怕、担心，那这个病又由谁来治好呢?没错，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抛下恐惧，树立自信，奋斗在一线。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让疫情早点过去，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钟南山爷爷说过，不出门就是给国家做贡献，如果非要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回到家及时洗手。很多地方都封住了，为的就是不传染，减少出门次数。有一句话说得好:“只要还有一口粮食，还有一滴水，就坚决不出门。”

武汉有很多小朋友生病了，我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去武汉大学看樱花，还要吃武汉招牌美食——热干面。

2020年很不平凡，它让我们懂得了：钱财买不来生命，身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向奋斗在一线的逆行者们致敬!向钟南山和李兰娟院士致敬!我相信这场疫情一定会过去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三入火海，舍身救人的王锋英雄事迹广为传颂，根据中央领导批示，从7月26日开始，中央、省直主要媒采访团深入南阳、北京两地，深入挖掘英雄事迹。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雷锋杂志社、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等中央及省市30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利用四天的时间，冒着酷暑在曾经救助王锋的南石医院、事发救火现场、王锋老家方城和如今救助王锋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北京304医院)进行深入采访报道，还原英雄壮举，挖掘英雄背后的故事，讲述南阳好人故事，弘扬社会正能量。

乡亲说王锋： 他话不多却是个热心肠

7月26日上午，在南石医院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来自中央、省市媒体记者通过采访参与救治王锋的医护人员，再现了王锋现场救人的事迹以及在南阳住院期间的治疗情况。当天下午，在火灾现场，王锋的房东、邻居及被他救出的老师向记者讲述了王锋救人的感人一幕，还原了他三入火海、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

7月27日，采访团赶赴王锋老家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采访了他的父母、邻居、老师、同学等。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还原了一个质朴、真实的平民英雄，王锋善良孝顺、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他爱家人、爱家乡的质朴情怀，深深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王锋这孩子，话不多却是个热心肠!”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姚金岭告诉记者，2013年4月，古城村小学改造房屋，教室不够用，有一个班30多个学生没地方上课。王锋知道了，主动腾出自家一楼的三间房子做临时教室，学生上课的时候，他还义务为师生提供开水。

“王锋很有爱心，积极参与班里的集体活动，和同学们相处也特别好，班上一个同学哥哥残疾，家庭困难，他就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约着用，把省出来的钱给同学用。与三入火海救人相比，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可能很小，但正是因为有这些小事，才会有火灾来临时王锋的英勇壮举。英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方城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王锋高三时的班主任王爱民说。

解放军总医院： 用英雄的精神救治英雄

在7月29日召开的王锋救治情况媒体通气会上，院方介绍了王锋自7月12日转院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后的救治情况。为挽救王锋的生命，医院迅速成立了由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教授领衔的专家救治团队，第一时间对王锋进行全方位会诊，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集全院专家的智慧全力抢救英雄。

据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介绍，王锋入院后已经进行了三次手术，病情有一些改善和好转，计划于7月30日对王锋进行第四次手术。如果一切顺利，再经过三到四次手术，王锋病情将有望趋于稳定，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后期的康复治疗工作。“目前王锋的病情属于病情危重，但危重之中又相对平稳。相信在我们的精准治疗之下，王锋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柴家科说。

“为了及时科学有效地调整王锋的治疗方案，医院经常会组织各科室主任进行会诊，手术采取了国际领先的植皮术，术前、术中和术后抗生素的使用，都会根据病情及时调整。同时为了及时了解王锋病情的发展，医院主要负责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微信讨论群，随时关注王锋的身体状况和医护落实情况。”全国三八红旗手、医院烧伤整形科护士长王淑君说。

“我们不仅会全力地对王锋进行救治，而且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未来能够让他在生活上各个方面得到最好的康复，要让他能够回归社会。我们将用英雄的精神救助英雄，并号召全院学习王锋精神。”解放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田鸥少将表示，王锋对生命的执着感动着每一个人，解放军总医院不会让英雄流血再流泪，将全力以赴救治王锋。

媒体记者惊叹：王锋是河南的骄傲是活着的雷锋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在连续4天的采访活动中，英雄王锋的英勇事迹，不仅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动了采访团每一位记者。

本次采访团领队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侯红路说:“王锋的事迹再次感动了我，感动着各位记者，我们采访团力争在本次采访中，细致了解、深入挖掘、好好总结，把王锋的感人故事呈现给全国人民，激励每个人，传递真善美。”

“王锋火海救人，源自于敬重生命的道德素养;他舍身救人，源自于奉献忘我的思想境界。他的这种英勇悲壮，也必将赢得中原儿女乃至全国人民的敬重!替他骄傲，为他点赞，给他加油!”光明日报记者宋红锦赞叹道。 “通过到王锋家乡深入采访，我对王锋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王锋瞬间救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这是其平时良好道德素养在关键时刻展现升华的必然结果。王锋的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宣传，他是南阳和河南的骄傲，也是青年团体的骄傲!”中国青年报记者潘志贤动情地说。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告诉记者：“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学习，我在现场看了他救人时奔跑的路线，听了邻居和被救人员的介绍，很让人震撼。我觉得他是新时代普通公民的榜样，他的这种精神在当前特别值得弘扬。”

《雷锋》杂志社记者夏一萌称赞王锋是活着的雷锋。她说，王锋与雷锋，名字仅仅相差一个字，二人的精神境界也是不分一二。雷锋精神倡导的是“为人民服务”，而王锋在救火时，用自己大爱和鲜血为人们活灵活现地彰显出这5个字的伟大。他用真实的自己告诉人们，雷锋依然活在今天，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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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播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当选者中，包括了重庆南开中学2005级毕业生秦玥飞，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主持人白岩松说：“提起村官，可能会浮现出一幅或几幅画面，提起国际著名高校的毕业生，您可能脑海里又会浮现几幅画面，如果一个国际著名高校的毕业生当了一名村官，你觉得这个画面搭吗?搭，很搭。”

他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

秦玥飞生于1985年，初中毕业于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于南开中学。据他的高中班主任回忆，论平时成绩，秦玥飞只能算中等偏上，但综合能力特强，在当学生会干部时，表现出极强的领导能力。他凭着托福满分的成绩和突出的面试表现，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11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并获得了文科学士学位。

毕业后，他没有像其他海归一样去跨国公司或大型金融机构做白领，而是选择了去基层做一名普通的村官。

当村官第一天就被“上了一课”

2011年，秦玥飞到湖南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来村里的第一天，天气炎热，早晨起床后全身都是汗，秦玥飞提着水桶去冲澡。却不想，这件事立即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他娇气，有人说他嫌农村脏，还有人说他浪费水。

“如果身上还保持着 外来气息 ，就难以真正融入农村。”这是村民给秦玥飞上的第一课。于是，秦玥飞减少洗澡次数，把印着英文字母的花哨T恤反过来穿，穿上解放鞋干活。渐渐地，村民开始信任秦玥飞，冬天送他军大衣，上门找他修电器……

贺家山村有条水渠，村里300亩良田全靠它引水灌溉。但10多年来，这条沟渠一直无人修理，且越堵越厉害。秦玥飞掌握情况后，便四处奔走寻求各方帮助，且每次的路费都是从自己每月1450元的工资里支出，他寻求各种社会资源支持贺家山村建设，共为村里筹集资金80多万元。

秦玥飞还为村里维修道路、安装路灯、扩建敬老院，并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与村民的相处也变得自然而融洽：村民路上碰到秦玥飞，会主动打招呼、握手。走在路上，有村民追着往他手里塞鸡蛋……

他召集高才生当起乡村创客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他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的好评。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晓川这样评价阿布列林：“他是焦裕禄的好学生，他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信仰来尊崇的。”

阿布列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践行“争当焦裕禄的好学生”的庄严承诺。40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都一直影响着他，成为他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精神动力。阿布列林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的31年里，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阿布列林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阿布列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被评选为2016 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这个荣誉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荣誉。荣誉是动力，作为一名受党多年培养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我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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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艾滋病毒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了，而依然有一种 病毒 在我们身边肆虐，那就是 歧视 ，但是总要有人去面对它，要带领我们消灭它，让我们一起结识这样一位校长。”1月14日，“感动中国”颁奖典礼录制现场，伴随着主持人白岩松深情的介绍，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的事迹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播出。

2004年，当时在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的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后来，在这里上学的艾滋病患儿越来越多。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郭小平建立了“红丝带学校”，为这些失去亲人、曾受社会歧视的无辜儿童重新建起了一个家，让他们可以安心治疗和学习。2011年12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纳入国民教育系列。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目前共有学生33人。作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的校长，郭小平十几年来把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些一出生就遭遇不幸的孩子们身上。他和这些孩子的故事让现场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视频播放结束，郭小平胸前贴着红丝带出现在颁奖舞台上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主持人敬一丹现场采访郭小平，询问了红丝带的象征意义以及他在办学校过程中遇到过的困难等问题。当敬一丹问郭小平十几年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感悟时，郭小平回答：“刚开始办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甚至觉得自己挺伟大，现在对孩子们的感情越深，这种想法越淡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我和孩子之间就是个 情 字。”

采访结束，白岩松饱含深情地宣读了“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郭小平的颁奖词：“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同时，“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也给予郭小平高度评价。“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雨露这样评价郭小平：“从医治人的身体，转向救助人的心灵，他投入更多的智慧和勇气。”

1936年 2月5日，《摩登时代》在纽约利沃里剧院首映。当时正置世界经济危机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普遍失业，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在如今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此影片仍然是一部很好的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影片，亦可看出资本家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不择手段的做法，拼命地压榨无产阶级工人。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部电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它让人们在笑声中看到资本主义黑暗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残酷、黑暗的现实，资本家无休无止的压榨，已使许多人民无法生存，流浪街头，沿街乞讨，连工人的吃饭时间都相剥夺，因此发明了吃饭机器，让工人在吃饭时能腾出手脚来继续干活种种做法的最终目的都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才识资本家最终想要获得的就是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影片开始的镜头里，先是羊群拥护在一起走过，紧接着是一大群工人拥护着走进工厂，形式接近，给人一生种想哑然失笑的感觉，同时又使人对那个造成“机械化”的社会形态的深深思索。暗喻工人的命运和羊群一样，而查理正是这千百个人中的一个。再如影片还通过豪华的碳化商店、幻想中花园别墅和现实中的破旧木屋，提示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监狱里，人虽失去了一切自由，但不用为失业、饥饿所困扰。在街头，人虽然获得流浪的自由，但要为无家可归、难以充饥而痛苦。在工厂，人虽能维持生计，但他却是机器的奴隶。卓别林以独特的视觉形象概括了摩登时代的矛盾本质。在卓别林自己评论来说：那部电影是从一个抽象的概念――批评我们的机械化生活方式――发展而来的。

我永远忘不了主人公查理被机器卷进卷出的镜头，以及被流水线弄得变成麻木机械的工具人，竟然想要在人的鼻子、钮扣上拧紧螺母的镜头。一开始的大钟内部齿轮运转的特写，便清楚描述了当时社会里的机械化的社会秩序。虽然其电影所叙述的历史背景，是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的时代，那个时代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低层阶级而言是苦不堪言的，面对机器时代的来临，他们只能感到无所适从。

“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集中发布活动，1月24日晚在武汉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授予武汉重点工程建设者群体和蔡常春、毛兰成、刘玉、梁望仙、许奎、叶明壮、余洪芝、肖文智、杜诚诚、涂晓珍等10人“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伴随着《不忘初心》歌舞，“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集中发布活动启幕，10位年度人物和6位武汉重点工程建设者群体代表先后亮相。

“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评选活动是武汉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2016年，全市各区各行业各单位深入挖掘、广泛推荐，评选了一批植根百姓、大众崇尚、事迹感人、影响广泛的时代楷模。此次集中发布的“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武汉精神的典范。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述永，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为“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

文明是一种美，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行为;还是一种高尚无比的品质……

在学校中，我是一个十分负责，乐于助人、勤俭节约的人。作为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科代表，我始终保持着“八分负责，两分严厉”的态度来做事：每天，我都能按时按量的为老师送去作业;如果有同学没有完成作业，我也从来不包庇，放学了我也会陪着他把作业做完，。老师叫我去登分时，即使我想和同学们出去玩，也依然会认真登记完再去，……也正是因为我负责认真的态度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他们才会在班级值日生竞选赛中让我全票通过，成为一名光荣的值日生。而我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更是让同学们对我的赞叹声不绝于耳。我从不与别人攀比自己的着装是不是名牌，不买多余而漂亮的学习用品;不乱花钱……同时，我也从不剩饭;利用废纸箱给小区里的流浪狗做窝;将只写了一面的纸订成了一本，用作草稿本……有一天，一位一年级的小妹妹在操场上被一个大哥哥撞到了，可是大哥哥若无其事只顾自己玩，没把那小妹妹扶起来，连说声对不起都没有就走了。真没教养，看着他仓皇而逃的背影，我结结实实的恶心了一把。“呜~呜~呜~……”此时此刻，那妹妹的眼泪就像两股清泉一样流淌着，哭声不断。我迅速的跑过去，将她扶起来，冲向医务室。还好，那小妹妹只是轻微擦伤，校医给她抹了一些药。我扶着她走回教室。我打心眼里不想告诉同学们这件事，可谁知道，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收获了同学们为我竖起大拇指，从此更多同学喜欢与我一起玩耍。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尊敬长辈的人，是邻里公认的好少年。在家里，我经常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日积月累，这些“功夫”我已经能熟练掌握了，邻里都夸我是好少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六楼住着一位老奶奶和一位老爷爷。当他们提不动菜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帮他们，当老爷爷爬楼到4楼就爬不动的时候，我会尽心尽力地扶他上楼;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帮老奶奶清理狗窝，给小狗洗澡……如果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我还会与对面那人家的小女孩分享呢!现在，一整栋楼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经常串门;经常在一起吃饭;有好玩的地方一起约着去……

在社会中，我是一个爱护公物，爱护环境的人。现在小黄车非常流行，给市民们带来了方便。可是，也有很多人不爱护，他们破坏小黄车，将将小黄车变成自己的私家车……看到这些现象，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震撼。每当有人在破坏小黄车时，我会刻不容缓地冲上去制止。除了这些，我还会制止那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摘花……不文明的行为。每次暑假回老家，我都会跟着爷爷去荒山上种树。由于爷爷的精心照料，我五岁时种的树已经比我大腿还粗了。植树造林是我的心愿，也是爷爷的心愿。每当我和爷爷看着茂盛的树苗茁壮成长，爷爷就会反复地说一句话：“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领悟此话的真谛，它已深入我的骨髓，我一定与爷爷一起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是株株幼苗，在学校这片沃土上茁长成长，明天，我们是祖国的栋梁，撑起祖国的大厦，使他更加繁荣昌盛!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一个文明的好少年吧!

今天，我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这里面讲了四个人物--刘伟、孟佩杰、刘忠、谢晓君。

先说刘伟：他在十岁时因触电意外的失去了两个胳膊。他坚强的开始练习游泳，最后却因患了过敏性鼻炎，不得不放弃游泳，又开始学习钢琴。他说过：要么赶紧死，要么就精彩的活。活着就值得庆祝。他让我们懂得了一个人只要努力就会获得成功。

再说孟佩杰：这个人我知道，以前曾在电视上看过。她五岁时被母亲送给刘芳英收养，三年后养母因病瘫痪。她用孝心和毅力支撑起了这个家。孟佩杰付出的是孝心，赢得的是尊重。他孝敬长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我最敬佩的还是胡忠夫妻了。胡忠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大草原，在孤儿学校里当一名志愿者。而他的妻子谢晓君也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两人很长时间不能见面。他最牵挂的是母亲和外婆。因为他要照顾孤儿，所以没有时间探望母亲。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像他一样为国家付出。他们让我知道：人最大的富庶，在于爱和信念的坚持。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有这样的精神真是不多了，所以我们要向胡忠、谢晓君学习。

毛相林，男，60岁，汉族，中共党员，初中文化，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的下庄村村委会主任。1997年，担任老下庄村支书的毛相林带领村民向绝壁挑战，历经7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天路”。2005年，改任撤并后的新村主任毛相林又带领村民脱贫攻坚，历经13年时间探索培育出“三色”经济。

当好村民修路的领头人，苦熬6年始终保持顽强拼搏的愚公精神。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老下庄村的真实写照。下庄四周高山绝壁合围，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几乎与世隔绝。全村4个社，96户、近400人住在“井”底。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井底”海拔仅200余米，与外界联系，只有3条小路。其中一条“大路”有3个大台阶，108道“之字拐”。由于条件所限，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下庄人过着苦种薄收的日常生计。

1997年7月，接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不久的毛相林，从县城参加完村干部培训班回来，坐在老下庄的“井口”之上，鸟瞰海拔1100多米的那个酷似天坑的古老村子，心底倒海翻江：改革开放都这么多年了，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样，如果再过些年下庄还是老样子，我这村支书就有愧百姓，简直就是白干了。

那时，毛相林下定决心，要努力改变下庄村的落后面貌。要改变，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修路。修通从“井底”到“井口”的乡村公路。

回家后的毛相林当晚便召开群众会，掷地有声地提议修公路。有人议论，有人摇头，有人怀疑一无资金二无机械，要硬生生在悬崖上抠一条路，当时的村民没这个底气和勇气。毛相林并没有泄气，他扳起指头给村民们算起了细账，告诉村民：“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通过反反复复的打嘴仗算细账，村民总算达成共识，同意修路。

1997年11月12日，下庄人终于在寒风刺骨的一个大雪天，在“鱼儿溪”畔炸响了第一个向封闭与贫困宣战的开山炮。

没有炮眼，放红绳凿;没有挖机，用双手刨……在峭壁悬崖上，不能爬行也不能站立。就腰系长绳，放到山间悬空钻炮眼，放一炮炸个“立足之地”。就这样，村民们在空中荡，壁上爬。分好几个施工班，多处开炮，在半山腰炸开一处处缺口，形成一个个石礅，然后“步步为营”向前推进。

修路难，在悬崖绝壁上凿路难上加难。男男女女带着工具和干粮来到工地，以洞穴、岩壁作为安身落脚之处。为防止晚上睡觉翻身掉下悬崖，他们便在腰间拴根“保险绳”，绳子的一头拴在岩缝的老树根上。为鼓舞群众士气，毛相林与村组干部一起向群众发誓：不贪占便宜，誓死修通公路!公路在村民整齐的号子声中一尺一寸地向前艰难延伸。毛相林的担子更重，白天要翻山越岭到各个工地巡查安全，晚上还要在工地上总结安排工作。

为了修路，毛相林“挪”用了母亲700元的养老钱和妹妹寄存的3000元家具款，还以个人的名义向农村信用社贷款1万元;为了修路，毛相林不知磨破了多少双胶鞋，手上和脚上磨起的血泡鼓了破，破了又鼓。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县城打工的村民也自发回村加入筑路队伍，甚至有老人主动请缨到工地做饭。

尽管毛相林每天都把安全施工传导到每个工地，但在挑战悬崖绝壁时，先后有6位村民献出了宝贵生命。从不轻易掉眼泪的毛相林哭过，但他从未绝望过。他常说，我个人解决不了的还有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的还有上级在。1999年，巫山县委县政府将下庄路纳入全县重点工程建设，给予物资支持。

最终，历经七年鏖战，2004年初，悬岸绝壁间一条长达8公里的“抗争之路”通车了，几辈人渴盼的出山公路梦想成真。

2005年1月，两合村合并到下庄村，村民委员会换届时，毛相林被村民高票当选为村主任。从村支书到村主任，毛相林的工作角色发生了变化，但他不辜负组织和群众信任的初心始终未变。下庄的有形的、出行的路抠通了。但人民群众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下庄还要再修通一条致富路。

毛相林积极动员有富余劳动力的家庭外出打工。十年来，先后有百余村民外出打工，全村每年劳务收入200余万元。毛相林又动员村民种植纽荷尔，为把关技术，他挨家挨户地检查验收，手把手地教村民打窝种树。几年来，全村种下650亩纽荷尔，成立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500多亩已试花挂果，预计给村民增加收入200万元。毛相林还鼓励村民种植了几百亩的西瓜和南瓜。仅西瓜一项，村民年均收入3000多元。

细数村民的增收门路，毛相林将其概括为“三色”经济：蓝色(劳务输出)、绿色(西瓜)、橙色(纽荷尔)。正是在“三色”经济的催化下，村民的腰包鼓了。2016年通过贫困村脱贫攻坚验收。

下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写在村民脸上，甜在村民心里，也映照着毛相林花白的头发，更激发着他更深的思考。他以20年的执着坚守求证出自己的人生最大值——“成为一名群众身边的好干部。”

家住哈密市惠康园社区的低保户梁英，这几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本来想给从四川到哈密的亲戚介绍工作，却没想答应录用的工地老板却变卦了。此时难堪和尴尬的梁英想到了社区法律义务宣讲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社区法律大讲堂上讲的法律知识。通过与工地老板反复交涉，最终老板同意拿出600元钱作为补偿，梁英的亲戚踏上返乡列车。

生活在新疆哈密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一位普通的维吾尔族大叔，他也曾是一位肩扛正义的铁案法官。如今，他入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办案近千件 件件是铁案

退休前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哈密市司法系统是个闻名遐迩的铁案法官。工作31年的他，办理过近千件案件，把依法办案，准确定性，当作天职。他办过的案件件是有罪判决(铁案);他审判的案件，没发生过一次改判、重审、再审，全部维持原判(铁案)。

2005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而被告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相熟。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发动各种关系，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希望他在审判中能够网开一面。

可是，不管谁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只有一句话：保住他的命，没有任何可能。“按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我帮不了你们的忙。”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斩钉截铁地说。

把依法办案当作践行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公正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在一些不法之徒眼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公正执法，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处，他们怀恨在心，以各种形式报复他。

“在暗处扔黑砖，趁无人砸玻璃的事经常发生，当然也发生过你死我活的面对面较量。”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回忆，1996年5月的一天下午，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家正在家里准备晚饭，忽然“阿布列林你给我出来，你说我犯流氓罪，给我判了8年，我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见到8年前他审判的一个罪犯手持斧头，嚎叫着让阿布列林出来。见此阵势，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赶紧把家人安顿好，到大门口迎击歹徒，而妻子则翻墙出去报警。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大门口和歹徒紧张对峙了大约十来分钟，检察院的警车到了，歹徒落荒而逃。

面对这些，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很坦然。“我根本不会怕他们，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案。”

在“焦裕禄精神”中激励前行

在31年的时间里，把接手的近千件案件件件办成铁案?因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心中有个偶像——焦裕禄。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做焦裕禄的好学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1966年2月，正在读高一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读完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回到家，他向父亲说起了焦裕禄的事迹，父亲告诉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焦裕禄是个好书记，是所有党员干部的榜样，应该像他那样做人。从此之后，焦裕禄成了他心中仰慕的英雄，顶礼膜拜的偶像。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在他的心中萌发。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当时全国流行《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了不起的称号，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我虽然做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可以努力做焦裕禄的好学生。”

把焦裕禄视为偶像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2年后，专程到了焦裕禄曾经工作的地方——兰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在兰考，我亲眼目睹了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盐碱、战风沙、防风口、驱内涝给兰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焦裕禄的家，和焦裕禄的家人照了合影。”

兰考之行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步一个脚印，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检察院工作后，他总是在努力的研读努力研读、背诵法律条文，熟悉办案程序。短短2个月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

凡是公家钱 一分不能占

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记事本里，有这样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00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

1988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年迈的父亲想在生前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的阿布列林来说非常困难。为了把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他一点一点进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有人也对我说，张张嘴就会有人送，但我觉得清清白白做人，吃饭才吃得香，睡觉才睡得踏实。”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不仅自己廉洁自律，对亲属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妹妹吾尔也提曾经和哥哥公事。“哥哥来我们法院当院长，我心里很欣喜，但渐渐发现，哥哥除对我要求比别人更加严格外，并没有给我任何额外的照顾。”

1999年法院从普通干警中提拔干部，提拔的名单却没有无论是从资历或是能力都符合条件的吾尔也提，吾尔也提满腹委屈地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质问。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所以提拔你不合适。”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离开市法院的第二年，吾尔也提被提拔为行政庭副庭长。

如今，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客厅里，仍然挂着当年和焦裕禄家人的合影。“这张合影就象征着焦裕禄精神，它时时提醒我、激励我，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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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山县竹贤乡，大巴山深处，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绝壁天路”的崎岖山道。道路尽头的下庄村，四面被海拔高于千米的险峻大山包围，因其仿佛置身万丈深井中，而得名“下庄”。

在竹贤乡一带，毛相林被称为“当代愚公”。20多年前，时任村支书的他带领村民们在绝壁上开凿天路，改变了下庄与世隔绝的状况。

如今，这条路已被拓宽、加固，村里先后发展起柑橘、乡村旅游等产业，“绝壁天路”又成为村民的致富路。

不甘“坐井观天”

带领村民绝壁开路

记者近日乘车从巫山县城出发，在群山中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下庄村。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的天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连着绝壁，一侧临着深渊，颇为壮观。

不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再次见到毛相林，他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几年前，记者就曾来到下庄村，对毛相林绝壁凿路，带领村民“愚公移山”的事迹进行过深入报道。此次故地重游，毛相林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年轻时，毛相林最爱哼唱这首祖辈传下来的歌谣。正如歌谣中描述的一样，下庄村坐落于“天坑”之中，20多年前，这里不通公路，村民出村要手脚并用，翻过一道落差上千米的悬崖。

1997年，时任下庄村支书的毛相林坐在海拔1300米的山崖上，望着天坑中的下庄，心里腾起了修公路的打算。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计划时，村中反对声却不少，原因很简单——修路要钱，村里拿不出。

毛相林不甘心“坐井观天”，他偷偷挪用了母亲的700多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在其带领下，村民们东拼西凑，5天时间共筹集了3960元，再加上毛相林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的1万多元，下庄村民第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发起了挑战。

这年秋天，毛相林和村民们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大部分路段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将红绳缠在腰间，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填上炸药，劈山开石。

2004年，一条2米来宽、全长7.9公里的绝壁天路终于修通了，竣工那天，村民们买来长长的鞭炮，炸得震天响。

不甘落后

发展产业铺就致富路

“天路”改变了下庄人的命运。

有了这条路，下庄与竹贤场镇的距离由过去的一天缩短为1小时车程。随着与外界交流的逐渐频繁，下庄人发现，邻近的村庄早已依托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把下庄村远远甩在了身后。

光修路还不够，下庄的村民更盼着脱贫致富。在毛相林的带领下，不甘落后

“要我说，打通村民的致富路，丝毫不亚于在绝壁中劈山开石。”毛相林感慨，“流血流汗我们都拼过来了，还有什么能阻拦我们呢?”每次院坝会，毛相林都给村民们打气。

听说曲尺乡柑橘种得好，果农一年可收入好几万元，毛相林眼热了。他带着一波又一波的村民前去取经，一次又一次地请专家到村里论证，还发出号召，引导有文化、头脑灵活、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充当产业发展“排头兵”……

听说双龙镇钱家坝的西瓜供不应求，他心动不已。和村干部一起乔装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把“触角”直接伸到瓜田李下，见缝插针刺探“情报”、偷师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跑两次，脚板磨起了泡，他套双袜子又出门，直到把结满西瓜的瓜地“复制”到下庄为止……

与此同时，毛相林还鼓励村民种植南瓜、芝麻、小麦等农作物，配套开设了厂房，加工麻油和麦子面条，使下庄村形成以瓜果为主，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格局。

“刚回家时，我便被漫山的柑橘树深深吸引。在毛支书的带领下，这几年，下庄村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下庄村“电商达人”王石感慨道。21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下庄人，前年，刚刚中专毕业的他放弃沿海的工作机会返乡创业。他巧识商机，将村里的农产品放在网上销售，第一年就挣了十多万元，“尤其是村里的柑橘，每年刚一上市就成了网红‘爆款’，行情最好时，我一天共销售出200多单。”

在下庄村，这几年，像王石这样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为下庄发展注入了活力。去年，下庄全村人均纯收入达8000余元，比20年前增长了4倍。

打造民宿村落

实现效益叠加

一个绝壁中的“天坑村”，一条悬崖上的“天路”。

20多年来，全国各大媒体对下庄人战天斗地、绝壁开路的事迹进行了多次报道，“下庄精神”曾鼓舞了不少偏远贫困地区的群众。

2015年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巫山县委县政府利用帮扶资金对这条绝壁天路进行了硬化，并将路面宽度拓宽至4.5米。随着交通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城里游客将私家车开到了下庄村，慕名前来寻访下庄“天路”，感受“下庄精神”。

虽然已卸任村支书，但毛相林依旧闲不下来。这一次，他又萌发了打造民宿村落

“下庄村地靠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丰富，若能将村民家的农房改造成乡间民宿，将游客留下来，就能实现农旅融合的效益叠加。”毛相林盘算着。

可是，农房改造需要资金，村民们没看到效益，都担心这是“赔本生意”。

于是，毛相林带头将自家房屋简单改造，办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民宿。“你看，以前白色的外墙被我涂黄后，更有乡村风味，室内用木条吊顶，凸显原生态气息……”毛相林领着记者在改造后的民宿中穿来穿去，兴奋地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

去年红叶节期间，毛相林的农家民宿平均每天能接待上百名客人，短短一个月，就为他带来上万元收入。

有了老支书带头示范，村民们积极性高涨。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初，县里也决定投入资金，帮助下庄村民实施民宿改造计划。目前，下庄村已改造19栋34户民宿，二期72栋88户民宿改造也已纳入规划，很快将启动建设。

“下一步，我们还将引入旅游公司，打造‘下庄古道’‘鸡冠岭’等旅游景点，并与巫山县博物馆合作，在村委会广场打造一个‘下庄精神陈列馆’，将‘下庄精神’融入到旅游开发中，让乡村旅游更有内涵……”如今，毛相林已很少吟唱那首古老的歌谣。站在“天路”的尽头，他心里还有着一箩筐打算。

“感动中国”节目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一群装扮有点像“天线宝宝”的少年，环绕着一个身穿白大卦的长者。“你最近长高了好多哦?”长者说话间，随手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软尺。在年轻人身上上下测量，“身高165厘米，比去年10月入院足足多出了17厘米!不错不错。”

其中一名少年名叫达瓦(化名)，来自西藏，患有极重度脊柱畸形(也称“驼背”)，他身上的东西叫头盆环，是矫正脊柱畸形的牵引设备。长者叫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他既是达瓦的主治医师，也是头盆环的专利发明者。

去年，西藏义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他们从此结缘。

事实上，每年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各地来找梁益建看病的人不计其数。在8年的时间里，梁益建从患者身上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他也逐渐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130度、150度、180度……超高难度的脊柱畸形患者被治愈，像是神话般让人惊叹。其中一例脊柱三维360度螺旋畸形的患者，堪称“世界最难”，梁益建通过手术，让患者的畸形得到完全矫正，增高30厘米。其术前术后改善明显的拍片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内同行的猜疑：“扭曲成这样都能被拉直，该不会是PS的吧?”

曾因治愈高难度病例

被同行质疑电脑合成

出生在重庆一个煤矿家庭，因矿难留下残疾的父亲，让梁益建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

1986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更好地学好骨科造福病人，梁益建先后6年自费在全国著名医科大学进修学习。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各种颈椎疾病，他2003年考取了攻读神经病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后，他被推选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世界脊柱协会主席汉森教授处学习脊柱外科。

在进行脊柱畸形矫正时，很多极端案例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梁益建则通过自己的钻研，发明了一种可以让脊柱牵引使脊柱畸形变小的外固定架——头盆环，也因此打破了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手术矫正的“禁区”。

由于难度大，多次挑战医学禁区，梁益建的一些高难度病例术前术后对比图，曾被同行质疑为电脑合成。南京小伙肖强因180度的角形脊椎后凸畸形，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2007年起，他跑遍北上广等地知名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手术太危险没法做”。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梁益建的病例，“有个跟我的情况很像。”

2012年10月，费尽周折，肖强在成都找到梁益建。梁益建坦言，像他这样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有两大手术难点：一是要截断脊椎骨，但脊髓碰不得;二是病人往往心肺功能很差，难以支撑手术。“手术可以做，但风险很大。”

确定请梁益建给自己做手术后，肖强回南京办医保手续，途中犹豫了一下，带着那组和自己情况相像的病例的术前术后对比图去找了一位上海的专家。这位专家看到表示：“不可能。这片子一定是电脑合成，没人做得下这个高难手术。”“但我没有出路，不做只有等死，做手术还有活下来的希望。”肖强决定放手一搏，于次月返蓉。

梁益建先用自己研发的“头盆环”给肖强做了一个月的前期牵引，这让他的脊椎后凸畸形明显改善，肺功能快速恢复。经过多次手术，一年后肖强康复出院。

就在本周，他在梁益建的脊柱畸形患者qq群里告诉大家，“我要去上海提亲了。”

事实上，除了肖强，截至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来自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有人甚至是背着呼吸机来到医院治疗。在这些患者中，大多患者都是极重度脊柱畸形，伴极重度混合性呼吸功能障碍，早已超过脊柱外科学上的手术治疗范围。

在茶馆筹款

帮患者筹集数百万善款

医者仁心，这句话用在梁益建身上更为贴切。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重度脊柱畸形这种病，就目前国内病人分布来看，城市大大少于农村，发达地区大大少于落后地区。通常情况下，到医院求治的病人，经济条件都不那么好。

医院的医生说，梁益建博士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钱从哪儿来?

“碰到生活中有钱的朋友，我会直接开口。”梁益建一脸地真诚。

身边经济条件稍微好的朋友，很多都收到过这样的“问候”：我们最近有个病人，没钱治病，你想不想行行善?“钱不在多，一分钱不少，上不封顶。”梁益建说，其实大多数还是愿意捐款，只是对钱的用途不明有些担忧。为此，所有朋友的捐款都是点对点直接交给病人，他从来不经手。

为了给病人筹钱，他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2009年，梁医生在凉山州木里县遇到一个年轻患者刘正富，当时即给他许诺，“你等着，我帮你找到钱就回来接你。”这一句诺言对当时的刘正富来说几乎不敢相信。为了应诺，梁益建每次到茶楼喝茶都会在墙壁上贴出患者照片，向茶友募捐。梁益建也联系了很多公益基金，寻求帮助。

1年后，梁益建驱车7小时，去木里县接刘正富，并为他实施了手术。回忆当初，刘正富有些哽咽，“当时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梁医生真的来接我了。”

收治的病人普遍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梁益建收治的病人，治疗效果却出奇地好。靠着口碑，梁益建收治的病人遍布全国。有些已经治愈的病人在火车上、在大街上看到类似的病人，都会主动向对方推荐，“成都的梁益建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梁益建帮助过的病人还有很多，他们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为了给这些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公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这种情感是很温暖的，作为医生，除了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富有爱心，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梁益建说。

自称“小医生”

每年要抽空下乡义诊

如今梁益建收治的患者已涵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年龄跨度从2岁到80岁。治疗的病例上千例，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

梁益建的病人多，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体力消耗多，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2013年5月23日，一张手术医生枕在两把小板凳支起的“床”上熟睡的照片感动了万千网民，图片中的主人公就是梁益建，当时他刚完成一台持续5个小时的脊柱矫形手术，因为太累，他就这样睡着了。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梁益建表示，因为常年完成世界级难度的脊柱矫形手术，手术时间会比较长，精神也需特别集中，所以经常会比较疲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常态。”

如今，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梁益建仍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医生”，“只是干喜欢的事而已”。他每天的三件事：治驼背、喝茶、打太极。他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周要安排四五台手术,但却依然能够精力充沛。

即便这样忙，梁益建每年都要抽时间去贫困山区、藏区义诊。很多次与病人的相遇，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今年6月份，我们还要去青海一趟。”关于未来，他透露自己还有个目标，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成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

52岁的梁益建一边说，一边着急地从办公室起身，“接下来还有一个手术，医生们都等起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看了下时间，此时是12点30分，他还没有吃午餐。“有时间就随便吃点，没时间就算了。”他摆了摆手，一头扎进了手术室。

9月26日至2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媒体集中报道了营山籍百岁老红军王定国的长征故事，在营山引起强烈反响。该县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精神，为营山建设有影响力的山水田园城市和川渝合作示范县作出积极贡献。

《人民日报》以《百岁老人王定国，是健在的最高龄女红军》为题，新华社以《百年红梅———记104岁女红军王定国》为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老红军王定国：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为题，《焦点访谈》以《走在人生的长征路上》为题集中报道了王定国的长征故事。此外，《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主要媒体纷纷刊载了关于王定国长征的稿件。通过王定国及其家人的回忆、讲述，让人们重温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再现红军当年奋战的英雄史诗，激励每一名后来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据了解，王定国于1913年出生在营山县安化乡爬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4岁时，她踏上革命征程，曾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辛，是长征精神在当代的代言人。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长期担任多项社会职务，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2012年初，她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2013年5月，又组建了王定国公益慈善专项基金。

多年来，王定国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2009年5月，她在营山县城北门河畔的亲水广场挥锹铲土，栽下了象征红军精神的黄桷树。2010年10月，她为“红军解放营山纪念碑”揭碑，为安化小学捐资2万元。2013年，她委托儿子谢亚旭，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王定国公益慈善专项基金的30万元捐赠给安化乡，支持爬山村的灾后重建。

“王定国是从安化乡爬山村走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我们的骄傲。”该乡党委书记敖红蔚说，安化乡人民将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畏艰辛，不怕困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把王老的家乡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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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力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的张桂梅在20年来，为了能让大山里的女孩得到高等教育，让女孩们走出大山，她四处奔波，身体也因过度劳累而患上23种疾病。回想我的老师们，也是这样不求回报，甘于奉献--在课上认真的为我们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课后耐心的解答每一位同学的疑惑。当自己疲乏时，依旧以热情面对同学。像这样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也将努力成为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回报我的祖国!

黄文秀，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毅然回到革命老区的爱国者，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的奉献者，用美好青春诠释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奋斗者。黄文秀的事迹感召着社会、精神鼓舞着人心。新时代下，我们要时刻向榜样看齐，向榜样学习，学习她一心为民的爱国精神、双脚走在泥土里的奉献精神、脱贫路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奋斗精神。

学习黄文秀一心为民的爱国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不一定是抛头颅、洒热血的波澜壮阔，也可以是黄文秀毕业回到百色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坚定，坚持做那个“要回来的人”。黄文秀驻村一年多来，团结村两委干部，建强党支部，通水铺路，发展特色产业，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应该像黄文秀一样，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而要把实现个人梦融入到民族梦之中，把爱国的思想付诸行动。

学习黄文秀双脚走在泥土里的奉献精神。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这曾是黄文秀扶贫日记中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在扶贫的“战场”上，她以一颗赤诚的初心，用沾满泥土的脚印，践行了她的理想信念，为在扶贫一线的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就应该像黄文秀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脚踏泥泞，从小事做起，从基层做起，埋头苦干实干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学习黄文秀脱贫路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奋斗精神。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黄文秀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在脱贫一线任驻村第一书记，埋头苦干，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用奋斗的青春书写了无悔的奉献。我们就应该像黄文秀一样，用迎难而上的信心和舍我其谁的奋斗热情勇往直前，攻克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人居环境、脱贫攻坚等一场场硬仗，用只争朝夕、久久为功的精神走过新时代的长征路。

启明人生，点石成金的创业导师 刘玉

女，59岁，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副院长。

创立了基于导师制的本科人才孵化站——Dian团队。Dian团队毕业四百多人，诞生了40家创业公司。刘玉还创立“创业红娘”工作室，义务为优秀创业项目与投资机构牵线搭桥。“创业红娘相亲会”自2015年3月启动以来，成功举办10期，推荐创业项目126个，成交10个，促成投资3300万元。

刘玉老师因在国外教学访问，由她的一位学生上台替老师领奖，当主持人问他，你觉得刘老师在什么方面改变了你的人生时，这位学生回答，把每件小事都做到极致的创业思维和执行力，我觉得这是刘玉老师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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