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苏格拉底背后的故事【合集20篇】

我们都很欣赏成功后的卡耐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小时候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位非常心疼他的继母，更少有人知道，是继母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卡耐基9岁的时候，他父亲把继母娶进了家门。当时他们是居住在维吉尼的贫苦人家，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他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希望你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孩子，他可让我头疼死了，说不定会在明天早晨以前就拿石头扔向你，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坏事，总之，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孩子，而是最聪明的，但还没有找到发泄热情的地方的孩子。”

继母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滚落下来。就是凭着她的这一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谊；也就是这一句话，成为激励他的一种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成功和致富的光明大道。因为在继母之前没有一个人称赞过他聪明，他的父亲和邻居认定他就是坏男孩，但继母就只说了一句话，便改变了他的一生。

卡耐基14岁时，继母给他买了一部二手打字机，并且对他说，她相信他会成为一名作家。他接受了她的想法，并开始向一家报纸投稿。他了解继母的热忱如何改善了他们的家庭。来自继母的这股力量，激发了他的想像力，激励了他的创造力，帮助他和无穷智慧发生联系，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是的，卡耐基的力量，来自于继母的激励。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功都来自于家里人的鼓励和支持，哪怕是一句话的鼓励，也能够温暖我们的心。卡耐基的继母对他的鼓励和爱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卡耐基的继母改变了卡耐基一个人，而成人之后，卡耐基的28项关于成功的黄金法则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使他们走向成功之路。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其实，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是无穷的。

迪尔玛·罗塞夫生活经历丰富，她早期的探索之路充满了坎坷。1970年，迪尔玛被捕，遭遇了22天的酷刑，包括鞭刑、电击，在狱中度过将近3年时光后，于1972年年底获释。她的坚强使她赢得了巴西“圣女贞德”的称号。

1973年迪尔玛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南里约格朗德州联邦大学经济系，1977年毕业，进入州政府下属的经济和统计基金会工作。1978年，迪尔玛在州立坎皮纳斯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一时期，迪尔玛的人生观有了重大转变，她不再参加任何学生运动，而是专心思考真正救国治国的方式。她最终选择了投身民主政治，支持左派用合法手段获得执政权力。此后，随着军政府的下台和民主体制的恢复，迪尔玛和她的丈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参与创建巴西民主工党。1986年民主工党在市政选举中获胜，有经济学背景的迪尔玛受邀担任财政局局长，这是她的第一个公职。她的政治才华逐渐显露，果断、干练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等优点很快被发现并被赏识，迪尔玛终于踏上了人生的坦途。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传说在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恬带兵在外作战，他都要定期写战报呈送秦王。

当时，人们用竹签写字，很不方便，蘸了墨没写几下又要蘸。一天，蒙恬打猎时看见一只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血迹，心中不由来了灵感。

他立刻剪下一些兔尾毛，插在竹管上，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蒙恬又试了几次，效果还是不行，于是随手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石坑里。有一天，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毛笔，捡起来后，他发现湿漉漉的兔毛变得更白了。

他将兔毛笔往墨盘里一蘸，兔尾竟变得非常“听话”，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柔顺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支毛笔。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画家。他非常重视画人点睛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给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 说的画，一天画不像画两天，两天画不像画三天，一定要画像了为止。”

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精心作画，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再改。

渐渐地，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便继续用心琢磨，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这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竟然看呆了，说：“像了，像了，太像了，眼睛特别像呀!”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基利也撰文描述了这样一个群体："这类人渴望永远扮演孩子的角色而不愿成为父母。"这些彼得@潘们很爱玩也很好相处，但免不了也有不少孩子的弱点，如优柔寡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渴望被人接受又害怕被人拒绝等。因此他们的行为同年龄很不相称，大多数情况下这无伤大雅，但总有一天，等他们突然明白生活原来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称心如意时，已经太晚了。这些人就是"彼得·潘综合症"的患者，也就是一些不愿长大，拒绝成熟的人们。

1904年，彼得·潘诞生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他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银幕。彼得·潘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但这毕竟只能出现在童话中，不能为现实所接受。"彼得·潘综合症"患者就是现实中的彼得·潘。成年人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和残酷倾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不愿成熟起来。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被定性为一种心理疾病。

帮助患者摆脱"彼得·潘综合症"的最好办法是迫使他面对现实，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告诉他："没人有义务承担你所应担负的责任；你要是不去银行交费，没人会帮你交；你睡着了，没人会把你叫醒……"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先后任北洋军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国民军总司令，xx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xx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工长等职。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

1932年10月，他从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他的老部下佟麟阁（佟当时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张家口公安局长），商讨组织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因为冯突然而至，佟夫人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玉祥。佟麟阁说：“还是老样小米面窝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夸奖佟麟阁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农民的本色。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人类音乐界的巨星。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为人类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他是不甘平庸而自强不息的孤独者。他把温情、欢乐留给了世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是个感情上的不幸者，尤其在情场上，他是一个屡屡败北的失意者。

1795年，26岁的贝多芬开始熬受病魔的折磨，他的耳朵渐渐变聋了。与此同时，贝多芬经历了第一次热恋，也是一次全然惨败的热恋。已经被残疾折磨得日益虚弱的心灵，经受不了这狂乱情绪的冲击，在这苦闷绝望的边缘，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面对了命运。

六年之后，又一次更为炽烈的恋情在贝多芬心中产生，但又是一次更深切的伤痛。耳聋也越来越严重，贝多芬已变得益发狂傲，不修边幅，举止粗暴。

1801年，贝多芬认识了朱丽叶?琪察尔第女伯爵，这位年轻的姑娘曾给贝多芬带来短暂的欢乐。但她轻浮、浅薄、自私的本性，又常使贝多芬苦恼，他在与她的交往中格外感到自己的伤残，心中充满了痛苦。最后，朱丽叶还是背弃了他，嫁给了有钱的伽伦堡伯爵。贝多芬曾在热恋中写下了《月光奏鸣曲》，题赠给朱丽叶。朱丽叶本是一位平庸的女子，却因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的流传而得以知名于世。

1806年5月，幸福再次向贝多芬显现，他与泰丽莎˙勃仑施维克订了婚。泰丽莎是朱丽叶的表妹，贝多芬1796年认识了勃仑施维克一家，他也曾钟情于泰丽莎的姐姐约瑟芬。18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贝多芬在勃仑施维克家作客，他弹奏了巴赫的一支情歌，泰丽莎被他的歌与月光渗透了，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他们相爱了，并在泰丽莎哥哥的同意下订了婚。他们的婚约维持了四年，贝多芬享受了少有的温情与欢乐，他曾谱写了《热情奏鸣曲》献给她。但神秘的命运却以莫测的力量拆散了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命运注定要将他压伤，使他痛苦。她比贝多芬多活了34年，至死仍爱着他；他也在晚年时时以她的画像作为安慰，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跳仍和初次见到她时一样剧烈。然而，贝多芬还是没有得到她。

贝多芬再也没有如此疯狂地爱过。1811年到1812年，贝多芬曾和柏林的一位青年女歌唱家之间有过非常温存的友情，并因此影响了第七、第八交响乐的创作，但这段情谊也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结果。1816年后，贝多芬只和玛丽亚˙爱尔杜第保持着友谊，她也患着不治之症。从此，他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患了肝脏病。在他临终前突然风雪交加，雷声隆隆，似乎连上天也为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去世而哀悼！29日的下葬非常隆重，有两万多人自动跟随灵柩出殡，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里。

战国时，赵国宦者令缨贤的门客蔺相如，受赵王派遣，带着稀世珍宝和氏璧出使秦国。他凭着智慧与勇气，完璧归赵，得到赵王 的赏识，封为上大夫。

后来，秦王又提出与赵王在渑池相会，想逼迫赵王屈服。蔺相如 和廉颇将军力劝赵王出席，并设巧计，廉颇以勇猛善战给秦王以兵力上的压力，蔺相如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对赵王的一片忠心使赵王免受屈辱，并安全回到赵国。

赵王为了表彰蔺相如，就封他为上卿，比 廉颇将军的官位还高。 这下廉颇可不乐意了，他认为自己英勇善战，为赵国拼杀于前线，是第一大功臣，而蔺相如只凭一张嘴，居然官居自己之上。廉颇很是不服气，就决心要好好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到这个消息，便处处回避与廉颇见面。到了上朝的日子，就称病不出。

有一次，蔺相如有事出门遇到廉颇。廉颇就命令手下用各种办 法堵住蔺相如的路，最后蔺相如只好命令回府。廉颇就更得意了，到处宣扬这件事。蔺相如的门客们听说了，纷纷提出要回家，蔺相如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为您做事，是因为敬仰您是个真正崇高的君子，可现在 您居然对狂妄的廉颇忍气吞声，我们可受不了？”

蔺相如听了，哈哈一笑，问道：“你们说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将 军厉害？我连秦王都不怕，又怎么怕廉颇呢？秦国现在不敢来侵犯，只是慑于我和廉将军一文一武保护着赵国，作为赵王的左膀右臂，我又怎能因私人的小小恩怨而不顾国家的江山社稷呢？”廉颇听说后，非常惭愧，便袒胸露背背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

蔺相如知道后，连忙热情出来迎接。廉颇半跪着走到蔺相如面前，羞愧地说：“蔺丞相，都怪我一时冲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呀！请你用荆条打我吧，我甘受惩罚！”蔺相如连忙把廉颇扶起，说：“大哥快快请起，秦王之所以不敢攻打我们赵国，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你我这一文一武，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吧！”蔺相如接着说：“我愿跟大哥结为兄弟。”廉颇激动地说：“好！好！”蔺相如让家丁在后花园内摆放好香和酒，蔺相如和廉颇就来到后花园内。只见，他们同时跪下，大声说道：“我们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接着他们高举酒杯，一饮而进。就这样他们在后花园内结为了兄弟，并许下同生共死的诺言。

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好兄弟，同心协力保护赵国。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绘画方面，《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在天文学上，他对传统的“地球中心说”持否定的态度，他的观点提出早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物理学方面，达·芬奇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的原理;他还研究过解剖学和生理学，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达·芬奇把艺术和科学、理智和情感、形体和精神熔为一炉，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把艺术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亨利·大卫·梭罗(1817年-1862年)，19世纪美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

梭罗生长于波士顿附近，超现实主义思想运动中心的康科德村，父亲是小业主。20岁于哈佛大学毕业，曾任教师，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在学生时代与爱默生相识，在爱默生影响下，阅读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着作，研究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

梭罗曾因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令人奇怪的是，他却拒绝保释出狱。曾有朋友几次想保释梭罗出狱，都遭到了梭罗的拒绝。难道是因为他喜欢坐牢?这个问题可能太幼稚，只要是正常人，就没人愿意坐牢。且不说牢房里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是如何的差，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那是在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着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着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

原来，梭罗不愿出狱是为了写书，这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梭罗没有钱交人头税，但又不愿意欠别人的钱。以下这些资料可以证明，梭罗那时确实穷困潦倒。

1849年梭罗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此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学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1000多册，售出100多册，送掉75册，存下700多册。在书店仓库放到1853年后，全部退给了作者。梭罗还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900多册，其中自己着的就有700多册。”

可见，那时他在经济上确实很困难。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经济，交不起人头税，也好像不是梭罗的性格。因为他并不是不能赚钱，而是不屑于赚钱，在以下的这段经历中但能看出。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上并没获得优异的成绩。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叛逆者，梭罗并不十分敬重大学的教育，也很少对他们有过感谢，但同时，他确实在大学里受益匪浅。离开大学以后，梭罗和他的哥哥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但不久便辞职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由于梭罗相信自己制作出的铅笔能够比当时使用的更好，他在一段时间曾专注于铅笔制造。完成试验后，梭罗向波士顿的化学家和艺术家展示自己的产品。他的产品以其与当时伦敦制造的最好产品相媲美的优质表现，取得了专家们颁发的证书。满意地回家后，朋友们祝贺他找到了敛财之道，但是他却回答说，他将放弃铅笔制造。“我为什么要继续呢?我不会再做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他又重新开始了他无止境的漫游和混杂的学习。

虽然第一本书没有成功，但是第二本却让他赚足了名气与稿费。第二本就是《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150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他强调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热爱自然，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提倡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尽管第三本书的出版更加艰难，但就第二本书对他的影响，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位伟人。

对于，梭罗为何愿意坐牢也不肯被保出狱的原因，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他曾经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也许就是那种“自助”式的见解，令他进入牢房后，几次拒绝朋友的保释吧。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前不久，我读完了《名人故事》这本书。

《名人故事》带领我们与古今中外的名人近距离接触，去看看这些赫赫有名的人们背后的故事。全书通过一个个别致、风趣、经典的小故事，讲述了名人的生活习惯、理想抱负，使我从书中找到了众多榜样，向他们学习，取长补短，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当导游，带大家走进名人世界，去感悟名人的生活：一代“书圣”----王羲之，东晋人，我国著名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他自幼喜好书法，为写得一手好字，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在木板上写字，笔迹印到木板里面三分之深，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在衣服上比划着练字，日子久了，竟然连衣服都磨破了！他一直在家门前的池塘里洗毛笔和砚台，最后竟把一池清水给洗黑了，变成了“墨池”。

人民艺术家----齐白石，1863年出生于一户农家，十五岁那年，他做木工活，在某些家具上描画雕刻图样，就是从这时起，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开始做画。在这期间他画了一万多幅画，有一段时间专门练习画虾，为了能把虾画得活灵活现，齐白石在书桌上摆了个大海碗，养了几只小虾，每天都细致观察它们活动时的各种情形……天长日久，他的虾果然就画得栩栩如生了。最终成为了国画大师。

“世纪老人”----冰心，她七岁开始读书，九岁时，有了想写东西的欲望，向老师请教，让父母帮着修改，同时广泛阅读。成了书虫的冰心，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文学基础后，开始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后来，她的胆子越来越大，连续发表了许多散文和小说。不久，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这些名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平凡、朴实。但他们成功光环的背后，却付出了比常人多几十倍的艰辛和磨练！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俗话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名人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也鼓舞着我，用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奋斗，再奋斗！远远地，我望见了成功的彼岸，看见了胜利的曙光……

**战争那会儿，英国商人把**卖到中国，不仅赚取了大船大船的白银，还使很多中国人染上毒瘾。

林则徐妙用竹筷子因为吸**烟，中国人体质日渐衰弱，被洋人称为“东亚病夫”。

当时有个大臣名叫林则徐，他主张禁止**买卖，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他到广州去禁烟。

刚到广州，英国的大使便发来请柬，请林则徐到醉仙楼吃饭。

醉仙楼是广州当时最有名的酒楼，既有做中餐的名厨，又有煮西餐的大师。

话说林则徐刚刚坐下，英国大使就说：“林大人，难得你远道而来，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我们英国有一道甜点，味道甜美可口，象征甜蜜快乐的生活——请大人品尝。”

大使一挥手，英国厨师端上来一盘冰淇淋，他在英国大使面前放一套刀叉，在林则徐面前放一双竹筷子。

林则徐从没吃过冰淇淋，见它在冒烟，以为这东西肯定很烫，于是他把嘴巴凑近冰淇淋，使劲吹使劲吹，等冰淇淋不冒烟，就融化了。他用竹筷子挑了一点放进嘴里尝，发现它跟冰雪一样凉。

在场的洋人齐声大笑，嘲笑他说：“林大人，你不免太谨慎了。”

吃过冰淇淋，林则徐说：“我们中国人重视礼仪，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请你们吃一道甜点。”

林则徐把中餐厨师叫过来，吩咐他做一道福建甜点“芋泥”。

过了一会儿，中餐名厨端上来一盘“芋泥”，那“芋泥”看上去跟雪糕倒有几分相似，闻起来香喷喷的，只是不冒烟。

英国人一见芋泥，食欲大开，马上大口吃起来，没想到，那“芋泥”外冷内热，里面原来是滚烫的，洋大使被芋泥烫伤了舌头，呲牙裂嘴，忙不迭把芋泥吐了出来。

林则徐微笑说：“大使大人，你不免太心急了。”

吃过甜点，便要上正菜，林则徐让厨师做了一盆发菜，他向洋人介绍说：“这道菜是有名的海味，它的名字叫发菜，谐音‘发财’，意头很好，是广东人爱吃的名菜。”

发菜细细的，软软的，用筷子夹十分方便。

林则徐一夹一小把，吃起来津津有味。

洋人用刀子和叉子，无论怎么切、怎么叉，都不能把发菜弄到碗里，洋人手忙脚乱，忙得满头大汗，连一丁点发菜也吃不着。

“一道好菜讲究色、香、味三美，这发菜黑不溜秋，卖相不佳，即使味道鲜美，也说不上名菜。”英国大使说着，把洋厨师叫上来，吩咐他做一道大青鱼头。

不一会儿，大青鱼头烧好了，每人面前都摆上来一份，每一份都是一个圆骨碌的大鱼头，洋人用刀子切开鱼头，用叉子一块接一块吃，吃得得意洋洋。他们一边吃，一边想看林则徐出丑。

圆骨碌的大鱼头，用两根竹筷子，怎么吃呢？

林则徐拿起竹筷子，想了想，先挑鱼眼睛吃了，然后拿筷子从鱼眼眶戳进去，就这样他夹起了整个鱼头，夹得比洋人用刀叉还要稳当。

林则徐用竹筷子夹着青鱼头，慢慢地吃，稳稳当当地吃，他吃得很有风度。洋人讪讪地笑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拿着一本破旧的作业本问巴尔扎克：“大作家，你给我瞧瞧，这小子有没有天分，将来是不是块当作家的料?”

巴尔扎克接过作业本后，认真地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嗯，这小子天赋不高，灵气不多，凭这很难当作家。”

老太太听后，发自内心地笑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们当作家的什么都懂，没想到，你连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作文都看不出来!”

巴尔扎克也禁不住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竟是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老师。

巴尔扎克的判断显然是错了，因为他只看到了孩子的基础，却忽视了孩子将来的努力。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出世就名扬天下，誉满全球。巴尔扎克在成名之前，他写的那些文稿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困境，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是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便在桌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正是在这段最为失意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破费了700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鞭策自己的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正是这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座右铭，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后来，柳暗花明，他果然成功了，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巴尔扎克的作业和手杖，又一次证明了无数成功人士坚信的箴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成功就是一直在努力。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故事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