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苏格拉底背后的故事(汇编19篇)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姓名：(美)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生卒：1732～1799

身份：大陆军总司令、美国首任总统

成就：实现美国独立

背后的故事

拒戴王冠

1781年10月，美军在由华盛顿指挥的约克镇战役中大败英军，迫使英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正视美国独立的现实。

和平即将到来了，但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却日益加剧。战争时期，大陆会议由于财政困难，经常拖欠官兵的薪饷。这使大家多有不满，但为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也由于华盛顿的竭力劝阻和设法筹措，最终得以化解。

现在，大家担心一旦和平到来，部队解散，政府拖欠他们的津贴、薪饷、抚恤金就会化为泡影。但大陆会议过于软弱，没有能力满足官兵们这合理合法的要求。人们希望有一个像英国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式的人物接管政府，对于这样的人，他们甚至愿意给他戴上王冠。

美国之父华盛顿的故事

1782年5月的一天，刘易斯·尼古拉上校寄给华盛顿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痛陈目前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军队和老百姓已经遭受的和将要遭受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现存国家体制造成的。并指出世界上的各个大国无不实行君主统治，从历史的角度看，王权统治也是唯一公认的统治形式。他希望华盛顿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责任。

华盛顿看过信后，十分震惊。他毫无贪恋权力的野心，况且，美国大多数人民主张共和，反对王权。如果逆民心而动，必遭人民的唾弃，而且很有可能把美国重新拉回到血泊中。

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了，当即拿起鹅毛笔，写道：“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那么，我恳求你，从你的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而且绝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人传播类似性质的看法。”

但是，对政府不满的岂止尼古拉上校一人。一些人见拥戴华盛顿不成，决定自己动手。他们一方面派代表向大陆会议递交请愿书，表示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部队将采取果断坚决的行动;一方面呼吁召开军官大会，要求“给政府颜色看”，一场反政府的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对此，华盛顿忧心如焚，为了缓解矛盾，他召开了军官会议。在会上他发表了真挚感人的演说，指出某些阴谋家企图利用军队的不满来剥夺美国的自由，将美国“淹没在血泊中”，希望军队不要玷污往日战争中赢得的宝贵荣誉。

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人，大家的眼睛湿润了，一场可能改变美国命运的反政府风波消散了。华盛顿对祖国的无限挚爱、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使他把金灿灿的王冠打落在地，将美国人民带上了民主共和之路。

刘国梁，1976年生。6岁开始学打球，1991年入选国家乒乓球队。他是中国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第一人。1996年奥运会上获男双(与孔令辉)、男单双料冠军，还是中国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大满贯”获得者， 2003年6月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

2003年，刘国梁27岁，他的恩师蔡振华从中国乒乓队金牌教练的位置上引退，退役不到一年的刘国梁出人意料地成为接班人，就任中国乒乓男队主教练。

“刘国梁凭什么上得这么快?”“超一流选手就一定能成为好教练吗?”质疑的声音很多，而他自己也心生忐忑。

两年后，中国乒乓队首次公开竞聘男女队主教练，男队主帅一职竟然只有刘国梁一个人报名。“男乒主教练的压力很大，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这样的压力”，已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乒羽中心主任的蔡振华毫不掩饰自己对刘国梁的器重，仍然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唯一并且理想的人选。

2016年4月16日，刘国梁将率队出征德国不莱梅世乒赛团体赛，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带领队员拿冠军，“我喜欢出征的感觉，喜欢比赛的刺激，当队员我是大满贯，当教练，我也要拿所有的冠军。”

“邋遢少帅”

相比于打球的时候，他黑了，也胖了，下巴上有些胡渣，添了一点成熟味道。他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因为穿着太随便，被媒体封了一个“邋遢少帅”

“运动服穿惯了，穿别的束手束脚。再说，在训练场边穿西装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友孔令辉揭发，他的邋遢不是一天练成的，“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洗衣服，每次穿完了就往床上一扔，实在没衣服穿的时候就拣一件稍微干净点的再穿……”

刘国梁不服气，写了篇文章反击他，“孔令辉特别好静，睡觉容不得半点声音，有一次我们洗手间的水龙头坏了，他硬是睡不着，爬起来在水池里垫了块毛巾，回来还跟我炫耀说他把问题解决了。”

做运动员时，他俩“同居”时间最长，有一阵队里把他们俩调开了，“说来也奇怪，那一阵我们俩的状态都很不好，后来教练只好又把我们换到一间房了。”

初当教练，一个人住的他常常会觉得有点孤单，“以前总是和小辉他们玩，当教练后总不能老往队员房间跑”。

他笑言当教练真的是比当队员累，“当队员的时候，自己调整好自己状态就行了，不像当教练，什么事情都操心”。

“老有人问我现在还打不打乒乓，一天训练八九个小时，教练还都必须站着，到晚上累都累死了，哪还有力气打球啊!再说了，我现在要是去打球，那不是不务正业嘛!”

在队里，跟他一块儿打过球的人习惯叫他“国梁”，而那些年轻队员则会恭敬地称他一声“刘指导”。以不同方式称呼他的人，他有不同的指导方式，像马琳、孔令辉这些老将，他了解且尊重，点到为止。言语不多，但非常默契，比赛中甚至一个眼神都能传递信息。而给那些叫他“刘指导”的年轻球员指导时，他说得特别多、特别细。

2003年他上任不到100天之后，马琳在江苏江阴世界杯赛上夺冠，这也是他出任主教练之后的第一个冠军，此后的历次大赛，除雅典奥运男单冠军之外，无一失手。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残酷，所有的付出最后都要通过比赛成绩来表现，有的人觉得这样太无情，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刺激，虽然压力很大，但还是很享受这个争夺冠军的过程。”

雅典奥运会男单冠军的丢失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看来，“女子运动只能代表女性，而男子技术才是竞技水平的最高体现，男单又是最重最难的一个。”

“我当教练绝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要当蔡指导那样的‘金牌教练’，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雅典失利愈发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北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太明确了，男单、男双两块金牌都要拿!”

年轻人狂一点没关系

因为自己曾经站在顶峰，在他眼中没有谁是不可战胜的，他把自己的这点“霸道”全传授给了年轻队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对手，你就要记住一点，中国队是最强的，而你是中国队的!”

巴黎世乒赛上，初出茅庐的邱贻可第二轮挑落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尔;其后福州中国公开赛，小将陈王己也爆冷击败了这位德国帅哥。两个小孩一下子名声大振，有人提醒刘国梁，不要让他们翘尾巴。刘国梁淡淡一笑，“他赢了世界第一，你还能不让他好好高兴一下?这个时候得意一下是应该的，树立信心嘛!”

中国第一个男子大满贯得主，16个世界冠军在手的他自信过人，也希望自己手下的队员有一股杀气和自信。“一个年轻队员你在平时可以严格要求他，但是到比赛之前，一定要给他信心，让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笑言，刚出道的小孩是最可怕的，“看见名将就来劲，打掉一个名将就名声大振，多有动力啊!这个时候的杀伤力是最大的!”王皓、陈王己这些小将上场之前，他都会对他们说同一句话，“上了场，你谁都不认识，什么世界排名现在都不算了，就是打!”

年轻队员能感受到总教练对自己的“纵容”，但是心里也明白，比赛场上可以狂傲，训练场上是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在许多年轻队员心中，刘国梁是总教练，更是心中偶像，代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高度。“他说的话，我们都特别能记住。”

老大哥跟他们交流的不仅是打球，还有做人。在新一代的球星中，刘国梁偏爱德国名将波尔，欣赏他的球技更看重他的为人，也常常拿波尔为例子教育年轻队员。“他比咱们的年轻队员也大不了两岁，但是你看他的为人和气度!输了球还照样给球迷签名，接受记者采访，非常豁达。他真是不错的一个人，其实打球和做人是一样的，人品好、心胸开阔的球员，他的球自然会比别人高一个境界。”

对年轻人鼓励爱护，对老将他则直言不讳，马琳十运会上因为过于保守而导致发挥失常，他的提醒毫不留情，“打个比方：现在好像有两个马琳，一个马琳A，一个马琳B。马琳A就像剑一样，锋芒毕露，让对手畏惧;马琳B一上来就等于没‘尖’了，就在那儿对付，谁都敢欺负他。我觉得马琳真该猛醒了。这么打下去的话，2016年也没什么戏了。一个直板选手，应该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下越能爆发，越能超水平发挥，这样才让对手觉得你可怕。”

多年的运动经历让他深味自我剖析的残酷，“需要你很坚强，敢于赤裸裸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拿出来剖析，但是如果你迈不过这个门槛，就找不到根治的药方。”

创新才能致胜

自容国团1959年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中国乒乓球队40多年来所获世界冠军将近130个，正是技术创新推动着中国队长期处于国际乒坛的领先地位。

据统计，截至2001年，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百年历程中，共有46项技术和打法的创新，其中27项属于中国，占总数58.7%。

器材的研发也为中国乒乓提供了技术增长点，乒乓界有一个著名的“0.3毫米”：1960年，红双喜体育器材厂的一个技术人员，将常规1.5毫米厚的胶皮加厚到1.8毫米，就是这0.3毫米的增加，使得球性发生诸多转变，催生出几十个世界冠军。

右手直拍正胶快攻打法的刘国梁，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实践者和受益者，他出色的发球技术，结合新的.直拍横打及反面发球技术，使直拍打法获得了新生。

“我们的运动员都是世界一流的选手，在他们现有的水平之上哪怕长一分儿也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和进步，就得‘钻’到技术细节里，平时这样钻，比赛中看到他用出来了，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采访他的上午，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点拨队员的防守小技术，“心思都在球上，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点儿都不烦。”

他笑眯眯地说自己当教练才刚上路，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职业选择，“平常人的悠闲生活我也没过过，要是过了，可能也不会习惯的。我最怕闲着了，还是刺激点的生活过得来劲!”

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其意义极为巨大，但却没有多少人弄得懂。他自认为当时真正了解相对论的只有12个人。

为了解释他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曾作了许多有趣的解说。一位妇女曾问他：“你是否真的相信你的相对论是真的?”爱因斯坦回答道：“我当然相信，但要等我百年之后了。”妇人问：“那又会怎样呢?”他幽默地答道：“那时，如果我不错，德国人就会说我是德国人，法国人会说我是犹太人;如果我错了，德国人就会说我是犹太人，法国人就会说我是德国人。而这样一来，他们便在使用我的相对论了。”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请求爱因斯坦解释他那闻名于世的相对论。爱因斯坦很诚恳地用数学为这个人解释，但不幸这人不懂数学，于是爱因斯坦只好换一种方式，用极浅显的语言来说明相对论，但这人仍然不懂。最后，爱因斯坦问那人是不是有丈母娘，那人回答说：“有。”于是，这位天才科学家便很高兴的说：“那就成了。假使你刚度过两个星期的蜜月，到第三个星期你的丈母娘来了，在你那儿住了两个星期。这前后两个星期的时间虽然一样，而你的感觉却大不相同，这便是相对论。”

一位科学家去拜访爱因斯坦，当访客走进他的研究室时，爱因斯坦正匍匐于地，似乎正有所举动。这位科学家以为他正在检验相对论的原理，于是不惊动他，只留神地观看，那知爱因斯坦匍匐了一会儿，忽然向来客说道：“先生，你能帮助我吗?我的一张钞票丢了!”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讲课时，正值暑假放假前夕，一个学生问他最近有无新发现的学理，他被逼不过，只好说道：“我有一个发现，西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指暑假的开端到暑假的终点，请诸位善用暑假。”此话一出，全体同学哄堂大笑。

苏格拉底是单身汉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过了一段日子，朋友们一个个成了家，先后搬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每天，他仍然很快活。

那人又问：“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有很么多书哇，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了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是最差的，不安静，不安全，也不卫生，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臭袜子和杂七乱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间，也感到高兴吗？”

“是呀！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呵！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劲儿；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扣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花，种一畦一畦菜，这些乐趣呀，数之不尽！”苏格拉底喜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一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每天，他仍是快快活活。

那人揶揄地问：“先生，住七层楼也有许多好处吧！”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多着哩！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几次，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头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他问：“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呀？”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是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苏格拉底的遗憾》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前有一个不小的遗憾——他多年的得力助手，居然在半年多的时刻里没能给他寻找一个最优秀的闭门弟子。

事情是这样貌的。苏格拉底在风蚀残年之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想考验和点化一下他那位平时看来不错的助手。他把助手叫到床前说：“我的蜡所剩不多了，得找另一根蜡之后点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那位助手赶忙说，“您的思想光辉是得很好地传承下去……”

“但是，”苏拉格底慢慢悠悠的说，“我需要一位最优秀的传承者，他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务必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这样的人选直到目前我还未见到，你帮我寻找和发掘一位这样的人。”“好的，好的。”助手很温顺很尊重地说，“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寻找，以不辜负您的栽培和信任。”

半年后，苏格拉底眼看就要告别人世，最优秀的人选还是没有眉目。助手十分惭愧，泪流满面地坐在病床边，语气沉重地说：“我真对不起您，令您失望了！”“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苏格拉底说到那里，很失意地闭上了眼睛，停顿了许久，才又不无哀怨地说：“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坚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给耽搁、给丢失了……”话没说完，一代哲人就永远离开了他以前深切关注着的这个世界。

那位助手十分后悔，甚至后悔、自责了整个后半生。

哲理：只有自信，才能应对人生的艰辛，岁月的苦楚，抹去你悲伤的眼泪，燃起期望之火，用整个身心趟出一条成功的路。

1

小敏在年初给自己买了10本书，定的目标是读完这些书，并输出10篇读书心得。

可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第一本才翻了一小半，其它九本连包装都没扯开。

半年看一本书的速度，也确实是很让人郁闷了。

小敏说，她每次捧起书，看一会儿，手机声音一响，就不由自主地打开了。

有时候也就是看个时间，就忍不住要打开手机刷个朋友圈，看到朋友圈里闺蜜发的漂亮照片，就还想去网购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打开电脑，一边网购，一边点着右下角的八卦弹窗……

或者是想起还有电费没缴，阳台上的花没浇，书就被放在一边了。

所以，她从来没有哪一次认真阅读超过十分钟。

看似一些不花时间，动动手指的小事，其实是消耗专注力的“黑洞”。

在阅读时，我们需要高度专注，才能进入深度思考的状态，久而久之，注意力集中了，看书的效率才能上来。

如果我们总是惦记着杂事，结果一定是时间花了不少，却收获甚微。

有段时间，我也很 “贪心”，每天总想着完成尽可能多的事情。

写完1个小时的稿件，又想着读会书，读了半小时，又想着英语单词还没背，一天下来的我，不但被“多任务状态”弄得身心疲惫不说，且毫无充实感，感觉什么都做了，但什么也没完成。

想做很多，但每件事情都是蜻蜓点水，缺乏专注完成小事的能力，是我们很多人的通病。

一旦你习惯了把时间切成碎片，就很难对一件事情专注了。

所以，即使有时候你在做事的时候放在一边的手机没响，你也会忍不住要开锁。

2

前几天看了一部纪录片，很有感触。

纪录片讲的是一位古钟表修复师的故事。

王师傅的专长是修复文物钟表，他曾遇到过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修复“变魔术人钟”。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它的内部结构有如迷宫一般复杂；而且仅此一件，许多零件只能修不能换；甚至有的微小的部件只有一毫米长。

这项不可思议的工作在王师傅的专注下，顺利完成了，整整耗时一年。

王师傅十六岁入行，从事钟表文物修复事业四十多年。

记者问如何才能四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一件事，王师傅是这样回答的：

干的时间长了，慢慢就磨出来了；

要是真坐不住那你就得改行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得喜欢它，喜欢才能长久专注。

实在觉得烦躁，出去走几圈再回来干。

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行家；重复的事用心做，你就是专家。

他用自己的专注，成为了时间的修复师。

你有多专注，就有多专业。

有时候并不是你水平太业余，而是你太贪心，精力太过分散，耗掉了你通往专业的潜力。

李小龙曾说：我不怕练一万种招式的人，只怕一种招式练一万遍的人。专业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往往这就需要枯燥地重复，和漫长地等待。

工匠精神就是专注一件事，并做到极致。

3

一件事无论你觉得多枯燥，一旦投入，立刻会变得生动起来，愉悦也就随之而来。

心无旁骛能加快你前行的速度，只要你敢专注，再遥远的目标都能实现。

网上一位家庭主妇，每天花上8小时刺绣，坚持了5年。她专注于出品美食刺绣，现在的作品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一针一线都十分精美。

她也为此收获了大家的喜爱，甚至还被某世界品牌挑中，以艺术家的身份受邀参加展览。

这个时代让专注能力越来越稀缺，所以掌握它的人就越容易脱颖而出。

之前被大家盛赞的名牌大学保安也是如此。

他中专毕业，为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便一路过关斩将，考大专，攻本科，考研，花了将近10年时间。

如今成为了一名大学法学副教授，同时还出版了2本法学教材，深受学生的喜爱。

我还记得他在采访中说的那句话：专注很重要，因为它我才能不断坚持。

什么是最难的事情？大概是沉下心做一件事，并且一做就是一辈子。

保持专注，这个世界才会为你让路。

1966年11月，前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市某中学校运动会拉开了战幕，女子马拉松正在进行。

其中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奥通巴耶娃，她身材中等，体形稍瘦，是三名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大家对她很期待，许多同学热情地支持她，并且在沿途设置了蓄水点，以便她可以及时补充能量。

比赛开始了。三名运动员马上分出了高低，奥通巴耶娃体力好，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同学，在跑到2/3距离时，她已经领先第二名100余米。但是在离终点还有两公里时，她感觉自己的体力下降得厉害，脚下如灌了铅般沉重，意识告诉她，今天后半程的状态欠佳。正在此时，后面的一位同学超越了她，她鼓足力气跟了上去。但还是与对手差了半臂距离。

奥通巴耶娃感觉口干舌燥，一位同学送给她一瓶水，她喝了几口后，准备扔到地上，这也是长跑运动员的一种习惯姿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竟然将那瓶水递给了跑在她前面的同学，一切发生在瞬间。

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个同学由于及时补充了能量，破天荒地打破了校马拉松的运动会纪录。

同学纷纷责怪奥通巴耶娃不该送那瓶水给对手。她在接受校杂志采访时说：我已经体力不支，即使是补充水分也不可能战胜她，我想帮助她打破纪录，要知道，这个纪录已经20多年没被打破了。

这个叫奥通巴耶娃的女孩子，毕业后踏上政途，她先后担任过古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反对派领导人，并且领导过“郁金香革命”。“视对手为朋友”是她一贯坚持的原则。这让她无论在朋友中间还是在对手中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010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发动骚乱，奥通巴耶娃临危担任吉尔吉斯斯坦过渡时期总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名副其实的掌门人。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名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他们同样有过多彩而快乐的童年，同样经历过痛苦和挫折的考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向着成功的目标前进。

大家都知道孔子吧！下面我来讲讲孔子的故事吧！孔子三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读书写字。有一天，母亲问孔子：“你能把我所有教的字，都背出来吗？”孔子说：“今天不行，明天再背。”晚上睡觉时，孔子虽然上了床，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问旁睡的哥哥：“明天娘要考了，你都会了吗？”哥哥说：“娘教的那些字都很简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孔子说：“我在你肚皮上写，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好吗？” “好”，哥哥回答。当孔子通过时，孔子才安心睡觉。第二天一早，母亲考他，孔子一下就通过了考核。母亲惊奇地说：“孩子你真聪明！将来一定会做个大官。”看到母亲那么高兴，孔子心理也喜滋滋的。

看了孔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孔子是一个自幼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也正因为严格要求自己，才有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称号。

名人，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勤劳、勇敢、顽强等各种优良品质。他们像一颗明珠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他曾经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成为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棋手，打破了“日本九段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亲创的“中国流”布局，现今仍流行于世界棋坛。这是他为众人熟知的一面——“棋王”。

他身患胃癌，在病床上与癌症斗争32年，并完成自传名作《超越自我》。这是他的另一面——“抗癌斗士”。

他就是“围棋教父”陈祖德。

2011年，陈祖德患胰腺癌并再次接受手术，在病房坚持撰写《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一书。2012年11月1日，病魔还是无情地将他带走，享年68岁。

选贤任能一定要坚持正直原则。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变了齐国的落后面貌，富国强兵，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由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怎样选拔人才，齐桓公并没有不十分明确标准。

管仲选才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事都不是轻松！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养马人回答说：“以前我也养过马，依我看，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备用的木料往往有弯的也有直的。如果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很重要，下第一根桩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如果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弯曲的木料之后紧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料，那些笔直的木料就难以派上用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其实，选拔人才同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在起初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今后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听了管仲的这一番高论，齐桓公深为佩服，确定了以正直作为国家选拔贤才的标准，世代相传。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前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前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前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前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周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1942年1月8日，斯蒂芬·霍金诞生于英国的牛津，这天恰好是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又是牛顿诞辰三百年的纪念日。

虽然霍金生长在战争年代，但他的父亲还是让他接受了正规的教育。从小，霍金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聪明才智，他喜欢弄清楚所有事情的缘由，探索世界的奥秘成了他毕生的兴趣。

霍金十七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物理，二十岁进入剑桥大学读研究生。然而，就在进入剑桥大学的第二年，病魔无声无息地降临到霍金身上。霍金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不灵活，有一次竟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甚至差点失去记忆。霍金被送到医院之后，医生诊断他患了运动神经细胞方面的病，医生断言霍金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这个噩耗对霍金的打击很大，然而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开始和病魔作斗争。霍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双腿无法再走路，必须使用轮椅，而且日常生活和研究也必须依靠助手的帮助。但是霍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他还是继续研究宇宙学的奥秘。1973年，霍金和朋友一起合作出版了着作《宇宙的大型结构》，时至今日，这本书依然被视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经典之作。

1985年，霍金因罹患肺炎而做了手术，他接受了气管造口手术，也因此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他凭借顽强的斗志，很快就学会了用发音合成器来交谈和演讲。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霍金完成了优秀的天文学科普巨着——《时间简史》。目前，这本巨着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万册，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征服了全世界三千万读者。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霍金依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直到现在，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为科学事业作贡献。

霍金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凭着顽强的精神战胜了命运，赢得了成功。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品质，那么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来源：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来源：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xx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