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历史典故：悬梁刺股（汇总20篇）

朱元璋平定天下，登上皇位，论功行赏。开国功臣徐达被封为中山王。有一天，朱元璋同徐达在莫愁湖边的楼上下棋，朱元璋连输了三盘，就把这座楼连同莫愁湖赐给徐达，还赐名为“胜棋楼”。这徐达有点受宠若惊，他把这座“胜棋楼”跟莫愁湖一起圈进自己的中山王府，心里顿时感激这偶像级的皇上，多么厚道多么圣贤啊。

朱元璋呢，他当初输了棋，还算口服心服，真的把胜棋楼赐给徐达，后来却愈想愈不对劲：你徐达扶助我打江山固然不假，可也并非你姓徐的有三头六臂，若不是我姓朱的洪福齐天，能坐上这金龙交椅吗?嘿嘿，我封你为中山王，把你当作第一位开国功臣，给你脸你不兜着，跟我下棋，居然毫不留情，奥步尽出，逼宫太甚，害得我连输三局。我赐给你“胜棋楼”的雅号，只是秀一秀君王的雅量罢了，你竟然接过豆包当干粮，当真做了牌匾挂了起来。你这样做，明明是让人家想到：不止于下棋，如果我跟你真刀真枪地对阵，少不得我也是你的马前败将呢。好，我跟你徐达没完，君子报仇不在一时!

朱元璋的猜忌心日重一日，刑罚越来越酷。他立下个“瓜蔓抄”的名目，若是一位大臣犯了法，顺藤摸瓜，跟他稍有关系的亲朋全抄查株连。这么一来，徐达渐渐寒心啦，心想自己虽然为国尽忠，难免有结怨于人的地方，若是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言加害，如何是好?徐达越想越担心，便上了个奏本告老辞官。朱元璋不动声色，只是安抚徐达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可以在王府里享享清福，朝廷里有什么大事，我再找你来商议办理吧。”

再说徐达回中山王府养身纳福，很少过问朝廷大事。哪晓得过了一段时间，忽然间他后背生起一种毒疮，叫作背疽。年老气虚的徐达被折腾了半年多，也不知请了多少名医，才调治得渐有起色，能够起床走动，进些饮食了。

朱元璋原以为徐达年迈体弱，一定不久于人世。听说其身体渐渐好转之后，他把御医召来，问道：“生背疽忌食什么东西?”御医回奏道：“最忌吃鱼腥。”“哪一类鱼腥最厉害?”“一吃鲜鲤鱼准会丧命。”朱元璋听到这儿，脸一沉：“好啦，下去吧。回去不许多言!”

且说这一天，徐达正在“胜棋楼”上赏景散心，忽见皇宫的内监来到，口称皇上有旨，赐中山王佳肴美味。原来朱元璋叫内监送的是鲤鱼羹一盆，要他立即吃下。

徐达心中“咯噔”一下，差点儿惊叫出声：背疽刚有好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他强忍悲痛，口称：“叩谢皇上天恩!”挣扎着慢慢站起身来。内监从朱漆龙凤食盒里端出一只白玉盆，盆里装着热气腾腾的鲤鱼羹，连牙箸、银匙都一起带来了。徐达知道“君要臣死臣必死”的道理，只得忍气吞声，把一盆鱼羹连肉带汁和着眼泪，一股脑儿强咽到肚里，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后还得“谢主隆恩”!

可怜个中山王徐达，自恃功业显赫，何况一生奉公守法，从无犯上作乱之事，今日却受皇上这么软刀子一宰。直到临断气时，他也闹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哪门子罪。他哪里想到，就是为了楸枰上的一棋之仇，为了那座“胜棋楼”，才招来今日这盆鲤鱼羹!

范仲淹搭船到京里赶考，一路上赏识山水，蛮有味道。这日，在船上看到一条大鱼，浮在水面上不动，随口赞了声：“好鱼!”艄公听相公称赞，就把那条鱼捉上来，烧给范仲淹吃了。范仲淹吃着吃着，以为这鱼得来太轻易，有点希奇，问船上人：“鱼为啥不逃?”船上人说：“被麦钩钩住了。”“啥个叫麦钩?”“麦钩是一种竹片做成的钩子。用麦团涂在钩子上，鱼吃了麦团，竹片就弹开来，撑在鱼嘴里，鱼就逃不脱了。”

范仲淹一听，本来吃的是人家钩来的鱼，我怎么可以贪小利?他想给钱，哪里去找主人?想来想去，想起自家出门时，带来一条咸鱼，此刻还挂在船舱外头，就问船上人：“这一带的麦钩，都是一个人放的吧?”船上人说：“这一带的麦钩全是一个人放的。”范仲淹关照拣一只没有鱼的麦钩，把咸鱼的嘴剥开，让竹片在鱼嘴里弹开来。这么一来，咸鱼鱼就上了麦钩。

过了几天，苏州青门外有个鱼市场，这日围了很多的人，听一个老渔翁拎了一条咸鱼在讲这件稀奇事：“净水河里钩着一条咸鱼。”大家晓得这个老头子从来不说鬼话。一个说：“希奇，咸鱼出在海里，怎么跑到江河里来了?”大家正七张八嘴，突然一个老妇人头发乱，眼睛定起，鼻涕眼泪一把，嘴里吐起白沫来了，大家吓得倒退一步。有的人就说：“上身啦，上身啦!”那老妇人突然启齿了：“我啊，不是别人，是咸鱼王，昨日上了麦钩，显显威灵，各位替我造一只古刹，可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有个讨了老婆一直没养儿子的人，向老头子买一条咸鱼，用芦苇搭起一个棚棚，把这条咸鱼供起来，算是一只咸鱼庙了。那晓得烧香的人来得多，香火一旺，有了银钱，就为咸鱼王了造正式的古刹，又塑起一尊人头鱼身的泥像。每年逢到这一日，另有迎神出会。不少人在这上头花了银钱，有的人许了小愿不灵，还许大愿，弄得败尽家业。

三年后，范仲淹从都城回到苏州，看到苏州有个这么闹忙的庙，一打探。本来是自己挂在麦钩上的一条咸鱼，竟在这场所作孽作威，诈骗钱财，决定要把庙烧掉。

老黎民不愿。范仲淹一五一十拿事情讲明显，老黎民又不听，说烧了要作孽的，范仲淹说：“有我!”就叫官兵烧了。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各地节度使乘机割据地盘，扩大兵力，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儿子李适(音kuò)即位，就是唐德宗。唐德宗想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起了藩镇叛乱。唐德宗派兵讨伐的结果，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蔓延开来了。

公元782年，有五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兵势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唐境进攻。

五镇叛乱，使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说：“不要紧。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用不到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来。”

唐德宗问卢杞说：“你看派谁去合适?”

卢杞推荐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唐德宗马上同意。

颜真卿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响应，大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在抗击安史叛军中，立了大功。唐代宗的时候，他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颜鲁公。

颜真卿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写的字雄浑刚健，挺拔有力，表现了他的刚强性格。后来，人们把他的字体称为“颜体”。

颜真卿为人正直，常常被奸人诬陷排挤，只是因为他的威望高，一些奸人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宰相卢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忌恨颜真卿，平时没法下手，这一回，趁藩镇叛乱的机会，派颜真卿去做劝导工作，是成心陷害他。

这时候，颜真卿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许多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镇那里去，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带了几个随从就到淮西去了。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了，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叫他的部将和养子一千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刚开始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那些部将、养子就冲了上来，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住颜真卿又是谩骂，又是威胁，摆出要杀他的架势。颜真卿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朝着他们冷笑。

李希烈假惺惺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的养子退出。接着，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企图慢慢软化他。

过了几天，四个叛镇的头目都派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劝李希烈即位称帝。李希烈大摆筵席招待他们，也请颜真卿参加。

叛镇派来的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到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正好太师来到这里，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吗?”

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八十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

四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吓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

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颜真卿关起来，派兵士监视着。兵士们在院子里掘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对李希烈说：“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花招。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兵士们在关禁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火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拦住，向李希烈回报。

李希烈想尽办法，没有能使颜真卿屈服，就派人逼迫颜真卿自杀了。

大家都听说过玄奘和尚取经的故事，具体是怎样的呢？一起来了解下吧：

玄奘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叫陈袆（音ｈｕī），洛州缑氏人。十三岁那年，他出家做和尚，就认真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精通佛教经典，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错误很多，又听说天竺地方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到天竺去学习。

公元６２９年（一说６２７年）他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当时，朝廷禁止唐人出境，他在凉州被边境兵士发现，叫他回长安去。他逃过边防关卡，向西来到玉门关附近的瓜州（今甘肃安西）。

玄奘在瓜州，打听到玉门关外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相隔一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由兵士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官员已经发现他偷越边防，发出公文到瓜州通缉他。如果经过堡垒，一定会被兵士捉住。

玄奘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碰到了当地一个胡族人，名叫石槃陀，愿意替他带路。玄奘喜出望外，变卖了衣服，换了两匹马，连夜跟石槃陀一起出发，好不容易混出了玉门关。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准备继续西进。

哪儿想到石槃陀走了一程，就不想再走了，甚至想谋杀玄奘。玄奘发现他不怀好意，把他打发走了。

打那以后，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约摸走了八十多里，才到了第一堡边。他怕被守兵发现，白天躲在沙沟里，等天黑了才走近堡垒前的水源。他正想用皮袋盛水，忽然一支箭射来，几乎射中他的膝盖。玄奘知道躲不过，索性朝着堡垒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你们别射箭！”

堡中的人停止射箭，打开堡门，把玄奘带进堡垒。幸好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佛教的，问清楚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派人帮他盛水，还送了一些饼，亲自把他送到十几里外，指引他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

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听说玄奘是王祥那里来的，也很热情地接待他，并且告诉他，第五堡的守兵十分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就是一片长八百里的大沙漠了。

玄奘离开第四堡，又走了一百多里，迷了路，没有找到野马泉。他正要拿起随带的水袋喝水，哪知一失手，一皮袋的水都泼翻在沙土上了。没有水，怎么越过沙漠呢。玄奘想折回第四堡去取水，走了十几里，忽然想起临走的时候，他曾经立下誓言，不达到目的地，决不后退一步。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想到这里，他拨转马头，继续朝西前进。

大沙漠里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满天沙土，像暴雨一样落下来。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四夜五天，没有一点水喝，口渴得像火烧一样，终于支不住昏倒在沙漠上。到了第五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十几里，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个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今新疆哈密），到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王麹文泰也是信佛的，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十分敬重，请他讲经，还恳切要他在高昌留下来。玄奘坚持不肯。麹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行装，派了二十五人，随带三十匹马护送；还写信给沿路二十四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

玄奘带领人马，越过雪山冰河，冲过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一路顺利，通过西域各国进了天竺。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有一次，他在乘船渡恒河的时候，碰到一群强盗。他们迷信妖神，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祭神。船中的强盗看中玄奘，要把他杀了祭神，玄奘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说也凑巧，这时正好起了一阵狂风，河里浊浪汹涌，差一点打翻了船。强盗害怕起来，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放了。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还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呢。

天竺摩揭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叫做那烂陀寺。寺里有个戒贤法师，是天竺的大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了五年，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

摩揭陀国的戒日王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听到玄奘的名声，在他的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卡瑙季）为玄奘开了一个隆重的讲学大会。天竺十八个国的国王和三千多高僧到了会。戒日王请玄奘在会上讲学，还让大家辩论。大会开了十八天，大家对玄奘的精采演讲十分佩服，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戒日王派人举起玄奘的袈裟，宣布讲学成功。

戒日王接见玄奘的时候，说起他早就听说中国有个英武的秦王。玄奘告诉他，秦王就是现在的大唐皇帝。

玄奘的游历，不但在佛学上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公元６４５年，他带了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阔别十多年的长安。

玄奘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人民。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对玄奘的壮举十分赞赏，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奘。玄奘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作了详细的汇报。

在这以后，玄奘就定居下来，专心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他还和他的弟子一起，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在这本书里，他把亲自到过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听到过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地理情况、风俗习惯记载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著作。

由于玄奘取经这件事本身带有传奇色彩，后来，在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神话，说他取经路上，遇到许多妖魔精怪，这当然是虚构出来的。到了明朝，小说家吴承恩，根据民间传说作了艺术加工，写成优秀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那里面的故事，跟真正的玄奘取经事迹已经离得很远了。

[玄奘和尚取经的历史典故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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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5年10月，金朝大队人马向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逼近。吓得宋徽宗在年底就让儿子宋钦宗当上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

宋钦宗执政后，在抗金问题中，朝廷内部分成两派，即投降派和主战派。其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进士出身、当过太常少卿的李纲。最后，宋钦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抗金事务都由他负责。

李纲上任三天后，就把防守东京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他安排了精锐的部队埋伏在都城四周，各种守城的武器都布置妥当，做好了与金人随时开战的准备。

第四天，一队金兵计划对东京的宣泽门发动攻击。他们乘着几十只战船顺河而下，李纲选出了两千名精英，驻守城下。金兵的战船被精英们用长钩钩住，动弹不得。在城墙上埋伏着的士兵，搬起大石头向敌船狠狠砸去。

金兵不死心，向其他城门发动进攻。在李纲的指挥下，宋军勇往直前，把进攻的敌人多次击退。金军不仅没有获得胜利，还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

东京严密的防守，再加上金军攻城武器被烧，使金军主将失了信心，于是他派人向宋朝议和。懦弱的宋钦宗不理李纲的极力反对，还是答应了议和，给了金朝大量的黄金和土地。

宋朝各地援军在和谈之后到达东京，增强了宋军的实力。其中一个叫做姚平仲的宋军将领，在夜间独自率领一支部队去偷袭金军大营，想要将金军主帅活捉。不料却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归。

朝廷内的投降派抓住这次机会，让李纲承担了失败的所有罪责，并将李纲撤了职。

这个消息传到东京城的军民耳朵里，他们气愤万分。太学生陈东带领着大家把皇宫团团围住，要求让李纲复职。宋钦宗迫于无奈，只好答应。复职后的李纲，对东京的防备做了进一步的加强，金军见讨不到什么便宜就撤了兵。

金军一撤退，朝廷上的投降派又得了势。他们把各地援军解散，还把李纲也派到了外地。不久，金军再次发动进攻，很快东京就被攻陷了。金兵还俘虏了宋钦宗和他的父亲宋徽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

金兀术领着大军浩浩荡荡直奔黄河而来，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金兵很快就攻到了宋朝的都城。

宋钦宗见金兀术亲自围攻，大惊失色。这时候张邦昌向皇上建议：送礼求和。钦宗想不出办法来，只得同意。

张邦昌来到金营，见了金兀术大喊千岁，跪地求和。金兀术见张邦昌是个地道的奸臣，就收买了他，问他：“你能不能给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怎样才能得到宋朝的天下?”张邦昌很诡秘地回答道：“大王，你只要绝了宋朝皇帝的后代，就能得手。您可以提出要一位太子做人质才可以退兵。”于是，金兀术派两名官员跟张邦昌一同回去。

张邦昌把与金兀术商量好的话对宋钦宗说了一遍。宋钦宗很为难，就去找太上皇商议。宋徽宗听了，伤心得直掉眼泪，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只好叫你兄弟赵王去了。”赵王只有十五岁，宋徽宗不放心，就问众官员谁愿意送赵王去金营，新科状元秦桧主动应承下来。

秦桧带着赵王跟随张邦昌一道去了金营。金兀术手下有个叫蒲芦温的将士，长得很凶蛮，一脸的横肉。金兀术叫他带赵王进来，他却一把将赵王从马上揪下来。谁知这一揪，竟把赵王给吓死了。金兀术很生气，让秦桧留下来把赵王的尸体埋了。张邦昌一看事情办糟了，回去后谎称：赵王自己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死了。并且还说金兀术坚持要康王赵构做人质才肯退兵。宋徽宗只得派人护送康王到金营。

金兀术见康王长得很英俊，非常喜欢他，就对他说：“你不如拜我为父。我如果夺得江山，还让你做皇帝，怎么样?”康王没有办法，就勉强走上前，拜金兀术为父。

第二天，张邦昌对金兀术说：“为表示我对大王的忠心，我还要将徽宗、钦宗两位皇帝送给大王。”于是他阴险地一笑，上前对金兀术耳语了一番。金兀术非常高兴，叫他赶快去办。

张邦昌回城，见到两位皇帝，说：“金国人说康王只是个亲王，还要五代先王的牌位才行。”两位皇帝听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叫张邦昌拿走。张邦昌却说：“必须您二人亲自送去才行。”两位皇帝不知是计，就亲自捧着牌位出了城。

没想到他们一到金营就被抓了起来，成了俘虏。

金兀术派人将两位皇帝押送到金国去。因担心宋朝各省救兵赶来救援，金兀术让张邦昌守城，自己率军回了黄龙府。徽、钦二帝被押往五国城，囚禁在一口枯井里。

一二十天后，金兀术大兵回国，拜见父王说：“臣儿进军中原，势如破竹。”老狼主大喜。又传下旨令，命令官员分头前往各国借兵，约定来年新春一同二进中原。

再说当年宋朝代州雁门关，有个总兵，名叫崔孝，北方失陷后，他就一直呆在那儿，已经有十八年了。他善于医马，因此在金营里四下往来，与那些金兵将领个个熟悉，倒也过着悠闲日子。这天听说二帝被囚于五国城内，便拿了两件老羊皮袄子，烧了几十斤牛羊脯，又带了几根皮条，来到五国城，对那些看守说：“我的旧主，听说在这儿，望各位兄弟做个人情，放我进去见他一面，也尽我的一点忠心。”

众看守道：“如果是别人，哪里肯放他进去?因为是你，我们常有麻烦你的时候，就放你进去看看。但是一定要快出来。”崔孝道：“那是当然。”

一看守开了门，放了崔孝进去。崔孝一边走，一边喊道：“主公在哪里?主公在哪里?”叫了半天，也不见有人答应，自言自语道：“你看这儿有许多土井，叫我到哪里去寻找?”崔孝本来年纪就大了，加上从早上到中午这半天工夫，确实有些走不动了，腰也酸痛了，只得倒在地上睡了。忽然听得有人在叫：“王儿。”又听见一声：“王儿在此。”崔孝高兴地说道：“好了，在这里了。”便大声叫道：“万岁，臣是代州雁门关总兵崔孝。没有什么宝贝可敬，只有些牛羊脯和两件皮袄，愿主人龙体安康!”说完，便用牛皮条把衣服和食物捆好，送下井去。二帝接了，说道：“难得你一片好心。”崔孝问：“中原还有什么人?”二帝道：“只因张邦昌卖国，将赵王带入金国，途中从马上摔下跌死;只有一个九殿下康王，又被他逼来作人质。”崔孝道：“既然有九殿下在此，主公可写下一道诏书，给我带出去，倘若能相遇，好叫他逃往本国，起兵救主公回国。”二帝道：“又没有纸笔，叫寡人怎么写诏书呢?”崔孝急忙说道：“臣该万死，自认为主公可降一道血诏。”二帝听了，放声大哭，只得将白衫用力扯下一块，咬破指尖，血书数字，叫康王逃回中原即位，重整江山。写好后就捆在皮条上。崔孝吊起来，藏在夹衣内，哭了一场，辞别二帝。二帝哭道：“朕父子俩被关押在此，举目无亲，今日见到你如同见到了至亲。可刚说了几句话又要告别，岂不叫我伤心难过?”崔孝道：“主公保重龙体，臣如果在这儿，必定会常常来看陛下。”说完，赶忙别了二帝出来。

众看守见了，大喝一声，说：“崔孝，你干的好事!”命令小兵将他绑去杀了。崔孝大叫喊道：“老汉无罪!”看守道：“我念你医马有功，通情放你进去，为何到现在才出来?

倘若被狼主知道，岂不连累我们?”崔孝道：“里面陷阱太多，没处寻找。况且老汉有了些年纪，行走不动，因此耽搁了点时间。望看守饶罪!”看守念在崔孝的旧情分上，饶恕了他。崔孝飞跑回去。以后崔孝每天仍往各营中去看马，留心打听康王消息。

到了七月十五日，金兀术传令搭起芦棚，宰杀牛羊祭祖。众王爷早已齐集到这儿侍候。只见金兀术坐了火龙驹，后面跟着一个王子，崔孝也跟在后头，因为崔孝早已打听到这位王子就是康王。

金兀术望北遥祭完毕，众人回到营中摆好酒宴，席地而坐，吃起酒来。可九殿下坐在下面，独自流下泪来，心想：“这些蛮人，尚有祖先。独我二帝蒙尘，宗庙毁坏，岂不伤心?”金兀术见那康王眼含着泪，不吃不喝，便问道：“王儿为何不饮呢?”崔孝听见，连忙奏道：“陛下一定是因刚才路途遥远，感觉疲劳，所以不想喝。”金兀术道：“既然如此，你扶殿下到后营休息吧。”崔孝领命，扶了康王回到本帐中，低声说道：“二帝有旨。”崔孝迅速在夹衣内拆出二帝的血诏奉上。这时有小兵来报：“狼主来了。”康王慌忙将血诏藏在贴身处，出营来接。金兀术进帐坐下问道：“王儿好了吗?”

殿下忙谢道：“父王，臣儿感觉好些了，多谢父王挂念。”正说话间，只见半空中一只大鸟落在对面的帐篷顶上，朝着营中叫。康王道：“这是一种怪鸟。我们宋朝常有，见到它就不吉利。它好像在那里骂父王。”金兀术怒道：“我将它射下来。”康王道：“父王就赐予臣儿射下它吧。”金兀术道：“好，就看王儿箭法如何?”康王站起身，拈弓搭箭，一箭射去。那鸟被射中，带了箭就飞。崔孝忙把康王的马牵过来，叫道：“殿下，快上马追去。”

这康王跳上马，随了这鸟追去。崔孝执鞭赶上，跟在后面。等金兀术反应过来，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康王终于在第二年的春天逃回了中原。不久，康王正式继承了大宋的皇位，史称宋高宗。

导语：在中国文明五千年和汉语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成语故事璀璨夺目，蔚为壮观，它是文明的积淀，汉语的精华，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以下是语文迷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关于沙丘的阴谋，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随他一起去的，有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他的小儿子胡亥要求一起去。秦始皇平时挺喜欢他小儿子，当然答应了。

秦始皇渡过钱塘江，到了会稽郡，再向北到了琅邪(今山东胶南县)。从冬季出发，一直到夏天才回来。回来的路上，他感到身子不舒服，在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都不见效。

到了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的时候，秦始皇病势越来越重。他知道病好不了，吩咐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赶快回咸阳去。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

信写好了，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秦始皇已经咽了气。

丞相李斯跟赵高商量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二天能赶到。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了开去，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道理。”

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什么人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胡亥、李斯、赵高和五六个内侍外，别的大臣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车队照常向咸阳进发，每到一个地方，文武百官都照常在车外奏事。

李斯叫赵高赶快派人把信送出去，叫公子扶苏赶回咸阳。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蒙恬一家有冤仇。他偷偷地跟胡亥商量，准备假传秦始皇的遗嘱，杀害扶苏，让胡亥继承皇位。胡亥当然求之不得，完全同意。

赵高知道要干这样的事，非跟李斯商量不可，就去找李斯说：“现在皇上的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里，要决定哪个接替皇位，全凭我们两人一句话。您看怎么办?”

李斯吃了一惊，说：“您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来?这可不是我们做臣子该议论的事啊!”

赵高说：“您别急。我先问您，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跟扶苏的关系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楞了一会，才说：“我比不上他。”

赵高说：“要是扶苏做了皇帝，他一定拜蒙恬做丞相。到那时候，您只好回老家。这是明摆的事儿。公子胡亥心眼好，待人厚道。要是他做了皇帝，您我就一辈子受用不尽。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赵高连哄带吓地说了一通，李斯怕让扶苏继承皇位以后，自己保不住丞相位置，就和赵高、胡亥合谋，假造了一份诏书给扶苏，说他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又说将军蒙恬和扶苏同谋，都该自杀，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接到这封假诏书，哭泣着想自杀。蒙恬怀疑这封诏书是伪造的，要扶苏向秦始皇申诉。扶苏是个老实人，说：

“既然父皇要我死，哪里还能再申诉?”就这样自杀了。

赵高和李斯急急忙忙催着人马赶路。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没有多少日子，尸体已经腐烂，车子里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赵高派人去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放上一筐。车队的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他们到了咸阳，才宣布秦始皇死去的消息，举行丧葬，并且假传秦始皇的遗诏，由胡亥继承皇位。这就是秦二世。

二世和赵高葬了秦始皇以后，做贼心虚，怕篡夺皇位的事泄露出来。赵高撺掇胡亥杀害自己的兄弟和大臣，把十二个公子和十个公主都定了死罪，受株连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过了一年，赵高又用诡计唆使二世把那个同谋的李斯也逮捕起来杀了。赵高自己当了丞相，独掌大权。

长征虽然结束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没有结束，在红军战士们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下，中国革命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回首长征，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使红军领导人带领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

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是的，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使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涌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矗木黄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近八十天的艰苦转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了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胜利会师。

此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万分喜悦，为了成功和同志相会而兴高采烈。随后，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

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蜀王本记》（汉扬雄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

秦惠王知道蜀王杜宇贪财好色，一方面以献石牛打开蜀道；另一方面又献五美女给蜀王。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派丞相张仪等伐蜀。蜀灭。

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见示题洋州崔侍郎宅双木爪花，倾接侍郎同舍，陪宴树下，吟玩来什，辄成和章》诗。“金牛蜀道远，玉树帝城春。”

导语：历史典故：二五耦讲得是什么呢？今天小编就整理了这个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拼音】èr wǔ ǒu

【典故】二五耦。 春秋·鲁·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释义】耦：两人耕地，比喻朋比为奸。比喻狼狈为奸。

【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口语

【结构】偏正式

【同韵词】仗气使酒、由来已久、永存不朽、捉衿见肘、摧枯振朽、旷日引久、轻言肆口、关门打狗、无所措手、嘤鸣求友、......

【年代】古代

【历史典故】

晋献公时期，晋国内部矛盾很尖锐，斗争很激烈。晋献公的妾骊姬勾结献公所宠幸的梁五和东关憵五，替自己的儿子夺取君位。当时人称之为"二五耦"。

《左传》记载:春秋时，晋献公娶了六个妻子，生了五个儿子，齐姜生了太子申生，戎国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她妹妹小戎子生了夷吾，骊戎族人许配了骊姬给晋献公，她生了奚齐，她陪嫁妹妹生了卓子。当初，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他算了两次命，第一次结果不吉利，第二次吉利。献公决定按照第二次的结果办事。

晋献公晚年，骊姬受到晋献公的宠爱，她希望立奚齐为太子，让他继承君位。她贿赂晋献公宠信的大夫梁五和东关憵五，使他们说服献公传位给幼子奚齐，并迫害献公的大公子夷吾和重耳。后来夷吾逃到了梁国，重耳逃到了秦国。前651年九月，晋献公逝世，立15岁的奚齐为国君，让荀息当国相为他鼎力相助。十月，晋国大夫里克杀了刚刚即位的奚齐，当时晋献公还没有安葬。荀息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主。十一月，里克又杀了卓子，荀息悬梁自尽。里克迎接重耳回国即位，重耳谢绝，所以里克只好请夷吾登上宝座，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登位后，诛杀了骊姬以及梁五、东关憵五二人。从此，对于机关算尽，还是丢了性命的梁五、东关憵五二人，晋国人嘲弄地把他们称为"二五耦"，意指他们二人虽同心协力地像耕地一样为骊姬卖力，终于不得人心，身败名裂。"耦"是指古时双人共同执耜耕地。

[历史典故：二五耦

选贤任能一定要坚持正直原则。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变了齐国的落后面貌，富国强兵，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由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怎样选拔人才，齐桓公并没有不十分明确标准。

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事都不是轻松!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养马人回答说：“以前我也养过马，依我看，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备用的木料往往有弯的也有直的。如果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很重要，下第一根桩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如果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弯曲的木料之后紧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料，那些笔直的木料就难以派上用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其实，选拔人才同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在起初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今后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听了管仲的这一番高论，齐桓公深为佩服，确定了以正直作为国家选拔贤才的标准，世代相传。

赵云，三国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字子龙。初从公孙瓒，后归刘备。

赵云的事迹很多很多，其中最最出名的，是他两次救主，保住刘皇叔的血脉!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赵云两救阿斗的故事。

为何有赵云救阿斗情节呢?

新野一战，刘备以少胜多打败曹操，曹操引五十万大军前来报仇。刘备的三千人马走到当阳县，突然被曹兵截住，战到天明才摆脱曹兵的追赶，护卫刘备家小的赵云发现不见了刘备，走散了糜夫人母子，急集三十骑，又杀回乱军中寻找。赵云在一位大嫂的指引下，在一截断墙后面的枯井旁找到糜夫人母子。

糜夫人说："见到将军阿斗有救了，……我死而无恨!"说完，趁赵云不注意跳井身亡。这时曹兵向这边杀来，赵云含泪推倒土墙埋了夫人，急忙抱起阿斗往外冲。

曹将杀来，战三回合，被赵云杀死。没走多远，又碰上曹将张郃，战十余回合，赵云夺路而走，不料连人带马落入陷阱。张郃挺枪来刺，忽然赵云的马平空一路，跳出陷阱，张郃吓得一个劲后退。赵云力战众将，威武勇猛。正在山上观战的曹操见赵云势不可挡，传令一定要活捉。赵云利用这个机会冲出包围，连杀50员曹将，终于将阿斗交给了刘备。刘备却将阿斗摔在地上说“为此孺子几乎损我一员大将”，赵云为之感泣。

后来，当刘备已经占据荆州，并且领兵进取西川之时，阿斗再生险情。有人给孙权建议可以乘机进攻荆州。不想他们的商议被吴国太听到，吴国太说她就一个女儿，你们进军荆州，她女儿的命不就没有了?并说孙权一点不念骨肉亲情。

谋士给孙权出注意，派人到荆州偷偷把 孙夫人接回来，然后再进攻荆州。孙权就派了个叫周善的，带领五百人，扮做商人，乘五条船走水路，去接孙夫人。

扁身撅嘴，拱起的背，尖尖的头，带斑点的圆尾鳍，爱吃鱼的吃货们看到这些就会知道，这是一条鳜鱼，也叫桂花鱼。桃花流水鳜鱼肥，许多诗人都盛赞过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鳜鱼，安徽人除了喜食鲜鳜鱼，更爱臭鳜鱼。他们选三四月间最肥美的活鱼，宰杀去除内脏，一层鱼一把盐的码放在杉木桶里，上面再压上重物，每天上下倒一回，20度左右的气温下，经过5-6天的等待，风味独特的臭鳜鱼就腌好了，此菜成名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这道菜更是名扬四海。

安徽臭鳜鱼的来历要追溯到200多年前了，那时每年入冬以后，沿江一带的鱼贩就把鳜鱼用木桶装起来，贩运到徽州山区。为了防止鳜鱼在运输途中变质，鱼贩们就用一层鱼撒一层盐，途中还要经常翻动鳜鱼，大约要过七八天才能抵达。等鱼贩把鳜鱼运到徽州山区时，鳜鱼的鱼鳃仍然是鲜红色，而且鳞不脱质不变，就是会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人们把这种鳜鱼洗净后做成菜，结果发现不但没有臭味，反而比新鲜的鳜鱼更加鲜香好吃。于是这种做法就慢慢流传下来，直到现在依然是盛誉不衰。

但事实上，这款美食还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很多人听了都说，这明明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安徽臭鳜鱼真正成为一道名菜大约是在100年前，这与一段历史典故有关。

话说100年前在黄山西南麓的黄山区郭村乡有家扁担铺，话说某年某月有一姓苗的酷吏调到徽州当知府，此人嗜鱼成性且专爱吃鲜鱼，尤其是喜欢吃活蹦乱跳的鲜鳜鱼。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小二的衙役，每当天气转凉时就负责给知府运送鳜鱼，结果有一次运到半路上天气突然热了起来，原本鲜活的鳜鱼开始慢慢死去。王小二只好催着挑夫们日夜兼程的赶路，这天就来到了扁担铺准备住下来歇歇，此时发现大多数鳜鱼都死掉了，而且鱼身散发出一种臭味。王小二急忙让挑夫把鱼杀好，然后用细细抹匀腌上杀杀臭味，并找了一个厨师让他烧来尝一尝。等厨师用佐料做好红烧鳜鱼后，大家吃了都说别有一番风味。王小二于是心中大喜，让挑夫们尽快把发臭的鳜鱼挑到徽州。发臭的鳜鱼运到徽州后，王小二并没有去向知府复命，而是请来许多厨师烧制这些发臭的鳜鱼，并写了一条“徽菜珍品风味鳜鱼应市，本店免费品尝”的横幅吸收顾客。结果，凡是吃过这种“风味鳜鱼”的客人无不称赞。此时，王小二才放心的把做好的“风味鳜鱼”送到了知府面前，苗知府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到鳜鱼，早就被鳜鱼馋坏了，顾不上多问就吃了起来，边吃边称赞说“风味鳜鱼，名不虚传!”从此，苗知府再也不提非要吃鲜活鳜鱼的事情了，臭鳜鱼也从此成为声名远扬的徽州名菜。

一行人坐下，喝酒的喝酒，划拳的划拳。这道名菜“臭鳜鱼”被端上桌的时候着实让人吓了一跳，一桌子人无不呲牙咧嘴，掩耳捂鼻。不知是哪个胆大的先动了筷子，抱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精神为我们试菜。闭着眼先牛刀小试一口，吃起来倒有一种独特风味，再夹一筷子细细品尝一番，果真是上乘菜肴，不辜负了鳜鱼这种昂贵食材。吃过两口之后才有闲情雅致观察这道菜系，只见鱼肉白里透红，纹似没有腌鱼的不上相，反倒呈现出一种如石膏般的艺术感，果真应了那句话“席上有鳜鱼，熊掌也可舍”。

而要说这臭鱼的做法，古人可就比我们会吃多了。早在《齐民要术》中便记载：取石首鱼、魦 鱼、鲻鱼三种，肠、肚胞齐净洗，空著白盐，令小倚 咸。内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 日，冬百日，乃好熟。食时下姜、酢等。名谚说，臭鱼不可臭肉。带有臭味的鱼制品吃进肚子中是无伤大雅的，红烧的臭鳜鱼带有一种腐乳的味道，要加入干红辣椒和姜蒜调料才可相得益彰。这样制作出来的臭鳜鱼一点也不输给新鲜鱼菜呢!

油炸下酒不错，红烧佐饭更佳。闻起来似臭非臭的特殊感觉像是在大热天享受了一杯黑啤一样爽朗，色泽红亮的鱼肉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近乎粉色的肉感。若是把它当做新鲜鱼肉一般看待，那倒也不稀奇了，当然吃这臭鳜鱼性情急不得，以慢挑细啖为妙，初尝时舌尖微微有鲜咸之感，吞到喉咙底部才吃出那种久违的鱼香。这种清香是在许多河鲜中不曾有过的，可以称得上一项了不起的创作。

先天下之忧而忧告诉我们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有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只是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他这种生活为“断齑（ｊī，指咸菜）划粥”，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

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

范仲淹青年时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陕西，前去抗击西夏。

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官员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带兵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时，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先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即改变做法。他把延州的一万八千军队，分给六个将领带领，每将三千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他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

西夏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

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延州外，还驻过庆州（今甘肃庆阳）、州（今陕西彬县）等地，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做“龙图老子”。

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

那时候，北宋政治非常****，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

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副宰相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

宋仁宗正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监察官），到全国各地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的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

有一次，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ｂì），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

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北宋的政区名称）的百姓哭好啊！”

富弼听了，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

新政在推行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结成朋党。

宋仁宗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跟着失败了。

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不变。不久，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时，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岳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答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着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去当地方官。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了。

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待人却很亲热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族的人。所以，他死后，人们都很悲痛。

主人公简介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郭象中国西晋时期玄学家。

典故

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

郭象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他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于事情也常常能有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深刻的理解。

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了，到朝中做了黄门待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象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

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橡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故事延伸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他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著有《庄子注》。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箱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

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

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赵普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俶(音chù)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

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了下来。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

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宋太祖还是撤了赵普的宰相职位。

10月中旬，驻扎在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中的红一师师部即将转移，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内心极不平静。夜里，他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河边沉思。

哗哗的流水声衬托得寂静的夜晚更加安静，空中高挂的一轮明月给大地蒙上一层轻纱。在这样美丽的月夜，谭政的心却无法平和下来，呆呆地看着波涛翻涌、银光闪闪的绵水河，滔滔的河水在月色的映照下滚滚流过，他不禁思绪万千。

多年来，在苏区根据地的生活早让他们与当地的人民情深似海、血肉相连，这一走，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如何向一直支持着红军的乡亲们开口道别?

这片土地上染着多少革命战士的汗水与血水，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又如何能割舍得下?军队一离开，这些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很可能又要回到受地主恶霸欺压、受反动派压迫的苦难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这些，谭政的心中就像着了火，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但他深切地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做通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不能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低落。

一走进会场，谭政心中一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常谭政还从未见过战士们这种样子，他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决心要从思想状态上为红一师鼓舞士气。

“抬起头来，同志们!”谭政提高了嗓门，大声说着。可是同志们依然低着头，哭丧着脸，没有一点精神。

“怎么啦?这是怎么搞的?”谭政不由得有点恼火。

会场内一片沉寂，突然一位营长站起来，大声说：“谭主任，我想先给您提一个问题。”

“你问吧!”谭政也大声说，声音有力而干脆。

“我想知道，在敌人这么凶狠地进攻我们苏区的时候，为什么上级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狠狠地反击，却是什么‘准备转移’，我想不明白!”随着这位营长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其他战士也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疑惑。

谭政一看会场的气氛渐渐热烈，大家都不再垂头丧气，就顺着大家议论的话题说：“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保存下革命的火种重要呢，还是在敌人进攻最凶狠的现在把我们最后的力量拼个精光，让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死在这里重要呢?”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谭政的问题正是干部们质疑的关键，这些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很快领会了主任的意思，他们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投入对转移的具体任务分工的讨论中。

散会后，同志们分头去做各级战士的思想工作。谭政看着这些高水平的好干部，心中的愁云也一点点地散开。

第二天黎明，红军的部队整齐列队、整装待发。当地的村民早就聚集在村口送即将转移的红军战士。

本来，这是一次十分仓促的紧急转移，主要是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在指挥，包括政治局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开会研究，都不了解转移的计划，只是听命令行动。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红军要走了。

许多战士甚至来不及通知家属，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还是在路旁排成了队伍为他们送行。许多老百姓、红军家属和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都来了，有的还提着鸡蛋、鞋子和衣物，喊着：“早点打回来啊!”

乡亲们一边恋恋不舍地跟着红军队伍走，一边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饭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这些鸡蛋可是他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们倾其所有，表达着对红军的无限感激与深深情意。许多村民一边流着泪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

许多曾经受过村民照顾的红军战士也泪流满面，拉着乡亲们的手感动地说：“大娘，别送了。”

“大叔，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孝敬您。”

……

一时间，红军的队伍成了军民混合的人流。

和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红军战士也在担忧着红军走后中央苏区人民的安危。谭政和几名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后，不停地提醒乡亲们注意安全，劝乡亲们不要再送。这样的场面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极为常见，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割不断的。

乡亲们不仅仅在背后支持红军长征，从长征开始的第一步，红军队伍就没离开过人民的帮助。红军战士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百姓也各尽所能帮助红军，这才是军民互敬互爱的似海深情。

迢(tiáo)迢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渔民李声仁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最佳证明。

李声仁出生在于都，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漂泊在河上。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多人的队伍集结在于都河南岸，准备渡河进行长征。十月十六日，恰逢重阳节。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过门的妻子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几个红军战士将他叫到岸边，请求他们：“老乡，我们要过河去打白狗子(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

李声仁夫妇听说是要过河打他们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立刻回家动员其他老乡帮忙。

下午五点钟，李声仁夫妇如约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许多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一个小时后，渡河开始了。大船每次可以坐十个人，小船每次只能坐五人，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来回一次大约要用二十分钟。

李声仁夫妇同撑一条船，丈夫在船头撑船，妻子在船尾掌握方向。六百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晚上，四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此时天公也不作美，河面上刮起大风，河上波涛汹涌，小船在波涛上飘摇不定，稍微不小心就会翻船。

由于需要运送的战士非常多，船只又特别少，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忙忙碌碌，不停地工作，直到天色渐渐泛白。当这对善良的夫妻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时，他们手上已磨出了许多血泡，但他们没有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0月18日晚上，另一批红军到达了于都河边，也要赶着渡过于都河。只休息了一天的李声仁又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运送这批红军。

这一次渡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河上早就一片漆黑了。一片片乌云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倾泻下皎洁的光芒。借着这一点亮光，李声仁夫妇整整送了一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中充满着骄傲与自豪，为自己能帮上红军的忙而感到万分喜悦。

分别的时候，过意不去的红军给李声仁夫妇留下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亲切的承诺：“感谢你们，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你们!”

两个晚上，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用打渔的小船运送了几百个红军，这是多么深厚的鱼水情谊啊!

红军渡河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送红军渡河的渔民，李声仁等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等地，直到很久之后才回到故乡，连他的大儿子都是在异乡的船上出生的。

解放后，人民的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些渔民乡亲，成立渔业合作社，让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过上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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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一中国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叫乾隆帝)在位的时候，国力强盛，财政富裕。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也就是文化和武力的统治)，在这个时期都达到鼎盛的程度。公元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又名布那敦)、小和卓木(又名霍集占)兄弟逃回新疆天山南路，起兵反清。乾隆帝又派兵征讨。大小和卓木在当地残酷压迫人民，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痛恨，纷纷起来支持清军。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公元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音yún)等人。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

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隔二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奉天、(今沈阳)杭州、镇江、扬州(其中三部后来在战争中被烧毁了)。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有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年)的一天上午，大宋都城汴京的宰相府里大摆宴席，宰相府门前则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京城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带着厚礼前往宰相府。原来今天是新任宰相寇准43岁生日，此时的正寇准端坐在太师椅上，春风得意，喜气洋洋。

突然，一个家人来到寇准身边，附在寇准耳边轻声说道：“老爷，门外有位老太婆，自称是老爷家的老奴刘妈，说有话要对老爷讲。”

“刘妈，”寇准心里一怔，“十多年不见了，这般时候她来干什么?不……”“见”字还没说出口，寇准就觉不妥。刘妈虽是个仆人，但在寇家多年，忠厚老实，曾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多年，我怎么能不见呢?于是改口说道：“请刘妈到大堂上来。”

工夫不大，就见老态龙钟的刘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寇准面前，说了声：“老爷，您好!”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捧出一个卷轴。寇准连忙走到刘妈身边，双手扶起刘妈，接过卷轴问道：“这是什么?”刘妈答道：“这是太夫人生前给老爷留下的一幅画。”

“既是太夫人遗物为何到今天才送来?”

“太夫人曾嘱咐老奴，一定要等适当时机再给老爷，老奴不敢违背。”

寇准闻言，默默地打开卷轴，刚看了一眼，立时打了个激灵。只见整个画面狂风怒号，大雪纷飞。画的正中间有一间破茅草房，屋内昏黄的油灯忽明忽暗。油灯 左边的母亲一边织布，一边看着旁边的儿子。一旁的儿子正在油灯下专心致志地读书。画的右上角是母亲亲笔题写的“寒窗课子图”五个大字。左下角则是母亲亲笔 书写的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画还没有看完，寇准早已泪流满面。

原来，寇准自幼丧父，全凭母亲纺线织布养家糊口，家境十分贫寒。日子虽然过得非常艰辛，但寇母并没有忘记教子的责任，她常常夜里一边纺线织布，一边教小寇准读书。在她的严格要求下，聪明的寇准学业进步很快，19岁便考中进士，是当时最年轻的进士。

就在寇准考中进士这一年，寇母不幸重病在身。临终之时，寇母将自己亲手画的一幅《寒窗课子图》交给了身边的刘妈，并叮嘱说：“日后寇准做了官，等他有错处时，你再将这幅图交给他。”说罢，劳累了一生的寇母终究像一盏耗尽油的灯一样熄灭了。

寇准为官之初，尚能做到廉政节俭，后来慢慢地开始讲排场，比阔气。见妈见时机已到，遂趁寇准大过生日之机将遗画交给寇准，希望能对寇准起到教育作用。

看罢母亲的遗画，寇准不由想起了他母子当年所受的痛苦，尤为母亲“遗画教子”的良苦用心所感动。想到这里，他立即下令撤去寿宴，退还寿礼。从此，寇准牢记母亲增教诲，勤俭持家，勤于正事，终成一代贤相，一代名相。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决定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派出重兵，从四面八方堵截红军，扬言要把红军消灭在长江边上。

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根据情况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渡赤水，把敌人甩开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云南行进，使国民党滇军的主力不敢离开昆明，更没有兵力半路阻截。而后面的追军被远远甩在身后，无法及时赶到。

因此，金沙江沿线防守空虚，敌人暂时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中央军委抓住这次时机，当机立断地决定让红军大部队向金沙江前进，准备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派出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装作要进攻昆明，给敌人以错觉，好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队同时急速向金沙江边推进。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道天险，它穿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深山和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tuān)急，难以架桥，更难以涉(shè)水而过。如果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围堵在江边的深山峡谷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渡江任务十分紧急。

随着大军向金沙江边靠近，国民党反动派心中的疑云也终于散去。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终于恍(huǎnɡ)然大悟，明白红军主力的动向是要北渡金沙江，于是立刻下达命令，占领了长江上所有主要的渡口，搜光了所有船只，并严令封锁江面。

在红军抵达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所有的船只都已运到江北，国民党派飞机每天侦查轰炸，企图吓阻红军。

经过侦察，红军决定在一个叫皎(jiǎo)平渡的地方过江。这个渡口位于四川会理县与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

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周恩来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进行部署，而且由善于指挥战斗的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由第三营担任先遣营。

1935年5月3日，接到任务后的先遣营同志们二话没说，按照刘伯承司令的指挥，都化装成敌人的样子，翻山越岭，不眠不休，足足走了一百八十多里，当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

在离皎平渡口五六十里的地方，红军抓到了一个敌军的奸细。这家伙肥头大耳，胖墩(dūn)墩的，一看到红军战士还以为是自己人，立刻上前搭话。

红军战士用枪指着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大胖子有点害怕，哆哆嗦嗦的回答：“自己兄弟，别动刀动枪的。我、我们团总让我到江边传达命令。”

红军战士瞪了瞪眼，把大胖子吓得直往后退。

“说!让你传达什么命令?”

“团、团座让把江边的渡船都烧掉，一条也别留给共匪。”

战士们听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必须尽快向上级反应。于是大胖子被送到了营部，由刘伯承司令亲自进行审问。刘伯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问道：“你说你是来传达命令的?都传达给谁了?”

大胖子摸不清头脑，只知道这是个长官，马上敬了个军礼。

“报、报告长官，我刚刚坐船从对岸过来，还没来得及通知下去。团总说不能给共匪留下一条船。”

得知命令还在大胖子手里，船还没有都烧掉。刘伯承稍稍放下了心，然后严厉地说：“我们就是红军!渡船如果少了一只，拿你是问!”

大胖子一听是红军，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刘伯承让一个战士把他带下去看管起来。

按照奸细的交代，又经过详细地侦察，红军进一步了解到：金沙江对岸驻守的敌军只有一个厘金局(税务局)和一个保安队。一共有几十条枪，并没有正规部队。而且在对岸的河边还停着两条木船，可以抢过来渡江。

刘伯承前思后想，决定好好利用这些情报。先派一个连的战士强行渡江，将对岸的敌人收拾了之后，其余的两个连和工兵连再迅速过江。这样就可以控制皎平渡两岸的渡口，有利于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渡江。

半夜十二点，先遣连在渡口找到了送大胖子过来的船，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派出的探子回来了，没有盘问一句就放行了。

先遣连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放倒了几个哨兵，缴获了停在岸边的木船。随后用缴获的两只木船将两个排的红军运过了江，留下一个排警戒。

先过来的两个排立刻采取行动，分别去收拾厘金局和保安队的敌人。敌人都没有想到红军那么快就过了江，还没来得及盘问就当了俘虏，被红军战士们缴了枪，垂头丧气地缩成一团。

第一排的红军迅速攻到保安队，敌人的哨兵喝道：“谁?”

刚抓来的一个俘虏回答：“是自己人，保安队的!”

话音还没有落地，哨兵就被红军战士勒(lēi)住了脖子。十几个红军战士冲到屋里大喊：“缴枪不杀!”

哪里用得着红军缴他们的械?屋里的敌军没有一点战斗的意思，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满屋里气味难闻，烟气腾腾，敌兵拿着大烟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了降。有几个敌兵还把大烟枪递给红军战士，以为让上交呢!

第二排的红军战士打到了厘金局，屋里的敌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吆喝声、叫喊声、笑骂声、麻将的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十分混乱。红军战士装扮成交税人混了进去，趁敌人玩得忘我，将他们一网打荆不费一枪一弹发了一笔财——没收了牌桌上的5000元大洋。

就这样，红军战士们干净利索地占领了皎平渡口，无一伤亡。然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来四只小船，连缴获敌人的三只，一共七只船，拉到渡口。从五月三日到五月九日，日夜不停把红军大部队从容地运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些船工因为帮助了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红军走后，国民党兵重新占领了皎平渡地区。很多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都受到迫害，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一点都不后悔曾帮助红军渡江。

与此同时，担负牵制敌人注意力任务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直在贵州西部绕圈子，与敌人捉迷藏。他们牢记中央军委的嘱托，时而东时而西，忽然向南又忽然向北，有时候在深山老林中停留几日，让敌人伤透了脑筋，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为大部队过江赢得了时间。

五月六日，他们也来到金沙江边，并于五月九日在树节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渡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江边，但这时候渡江战役早已结束，红军早已毁船离去，无影无踪了。

渡金沙江的过程主要是两个字：“巧”和“神”。

先遣连碰巧抓住了敌人的探子，这才能凭借巧计顺利夺船强渡;而对被轻易俘虏的守江敌军来说，突然出现的红军战士就像天降神兵。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红军是怎样迅速过江的。但对红军战士而言，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任何难题都可以成功解决。

中央红军顺利地北渡金沙江，除了在江边与敌人缠斗的战士略有伤亡外，其他战士伤亡很少。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中说“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场胜利的确可以说是革命形势解冻的先兆。

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本是祭祀地官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天官生日，故定为上元节(即元宵)，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水官生日，故定为下元节。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 《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左传》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混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子产，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基督教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汤一介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搞怪，有的猥琐，有的凶残，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阮瞻的人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郑玄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老东西，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老东西”，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对《幽明录》里一个故事的概括：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他的更牛，威胁说如果不给，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牛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甚至斗争。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让何其芳等人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干宝《搜神记》中著名的《宋定伯捉鬼》更是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这里讲一个大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西窗都成了此生的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20世纪诗人聂绀弩，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小玉、聂小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宁财神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毛泽东说《聊斋》一书是“借鬼狐说教”，这一评价可谓吃透了古人，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干宝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晋纪》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理性化”。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孔子的“敬而远之”，毛泽东的“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敬而远之”的基础上还应该“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