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英雄故事作文(精选20篇)

在抗日时期，有许多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英雄好汉。我最喜欢那位巾帼英雄是刘胡兰。

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胡兰于1947年1月12日被捕。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刘胡兰，逼迫她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字。可刘胡兰并没有被敌人的收买所诱惑，更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敌人见刘胡兰什么也不怕，便使出了更残忍的手段。他们当着刘胡兰和乡亲们的面，当场铡死了6个民兵，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可刘胡兰硬是咬着牙关，挺起胸膛说了句：“要杀要剐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最终，这位英雄少女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光荣地牺牲了，那年她才15岁。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过去的革命岁月里，有多少人为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那些普通的名字都含着不普通含义。像董存瑞、邱少云，他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些为祖国，为人们勇于献身的战士，哪里会有今天这美好的幸福和生活呢?刘胡兰热爱自己的祖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不说出党的秘密。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一定要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低头，好好读书，掌握各项本领，不辜负爸爸妈妈的哺育之恩，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在周末里，我看了一本书叫《将军们的故事》。这本书讲的都是将军的故事，封面上还写了一句话：“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我万千重。”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将军伟大的事迹，其中彭绍辉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彭绍辉是在与敌军战斗时重担而失去左臂，因为伤口非去臂不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没有麻 醉药，只能用铁锯锯开没用的手臂。在手术中，他说：“你们不是不知道关羽刮骨疗伤时还在下棋呢！我可以和你们说笑，等我割了臂后，就娶不到老婆了……哈哈！”

实际生活中，要是有彭绍辉这样坚韧不拔，就会变得更美好。想到这，我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栋梁。

其实生活中，没有人做不了的事，只有人做不了事。只要我们这里多几位将军，那就天下太平。有人说，“贫穷的人越珍惜未来。”也有人说，“富裕的人，越不珍惜未来，还用钱收买别人。”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将军的辛苦。贫穷，明白了做人要坚忍不拔，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赵登禹义愤填膺，决心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实现。这时冯部已改编为第二十九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军700余里，占据有利地形，亲率部队挥大刀迎敌，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日寇调集5000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日寇以为赵登禹将军已经阵亡，于是蜂涌而上。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博战。他一口气砍倒日军几十名，左腿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一直激战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死伤3000多人。

日军再也不敢进攻喜峰口，对赵登禹将军威名更是闻风丧胆。国民党政府统帅部给赵登禹颁发了勋章，并提升他为一三二师师长。

“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之后的1936年，赵登禹升为陆军中将。这年夏天，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被日本特工绑架，下落不明。赵登禹将军大怒，，用电话通知亲日派陈某，限两小时把人送回，超过时限，就把平津一带日本人杀光，然后下令部队集合待命。陈某吓得面色如土，急忙向日本人传讯，不过一个小时，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来。

1911年，张自忠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就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他投笔从戎赴东北。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张自忠，一代名将，生于“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1891年，别于抗战相持阶段之1940年，年49岁。

张自忠戎马近三十载，竭尽微忱。自抗战时起，命运起落无常。曾被污为汉奸，备受责难。又抱定“只求一死”之决心，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五战于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以一生之践行，换得了名中的一“忠”字

1937年7月7日，日晕悍然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日，赵登禹将军率部宣誓抗日，赴南苑作战，以手榴弹、大刀对抗日寇的飞机大炮，一口气将数倍于我军的日寇驱回一里路，毙敌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阵亡，赵登禹率军向大红门方向增援，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以示永久纪念。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

杨根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江苏省泰兴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过童工。1944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誉为“爆破大王”，被评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称号。

1942年，杨根思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了基干队。1943年，区干部在羊货郎店召开秘密会议，放哨的杨根思发现了敌情，用手榴弹炸跑了敌人，保证了区干部安全转移。1944年2月，杨根思正式加入新四军，成为老一团一营3连的一名战士。1944年2月22日，参军后的杨根思首次参与作战，他用长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并缴获了第一杆枪。1945年6月上旬，在浙江，国民党军已占领新登、临安两城，并兵分3路向孝丰城进逼，杨根思奋勇当先，用两枚手榴弹炸掉敌人重机枪扼守的哨口，为新四军开辟了进攻道路。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的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纵身冲向敌群，英勇捐躯。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2009年9月，杨根思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杨根思是中华人民的英雄!他用他的鲜血和不怕死的精神赢来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担任了南山堡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8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奉命向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大门——隆化城挺进。“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为什么打隆化如此困难?因为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周围筑有40多个永久性碉堡，由母堡、子堡组成碉堡群。在碉堡群周围，还设有很多副防御工事，如铁丝网、陷井、梅花桩、外壕等，各碉堡群之间都有火力联系，构成交叉火网。这些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的有利地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国民党认为隆化“固若金汤”。当解放军包围隆化之后，国民党军十三军军长石觉还在承德吹嘘：“共军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白送给他们。”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应该我去。”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伤心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指导员眼里含着眼泪说：“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其实他知道凶多吉少。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这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贵，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生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生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题记

在这寒风凛凛的冬天，正当人们怀着欣喜与期盼时，新型冠状病毒将魔爪伸向了武汉。一时之间，武汉这座人口达千万的城市，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而这场疫情也迅速地在祖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后，大街上不再是往日的繁荣，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大多是步履匆匆，神情紧张。小超市里、小区前，或多或少总站着测体温的人，大家都生怕把病患放进去，感染其他人。于是，整座城市一片死气沉沉，氤氲的只是寒气与寂寥。

但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阴雨之后，必是晴天——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疫情必会迅速远去，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广大人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的去当志愿者，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出一份力。更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他们也是这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个，他们有亲人，也有朋友，但这绵绵的情更坚定了他们义无反顾的脚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所有人都在努力着，每一个华夏儿女“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都尽自己所能去照亮自己与身边的人。

这份光芒中有着勇气，这份勇气中夹杂着不舍，这份不舍中蕴含着真情。他们掬着不舍，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用星星之火，照亮了绝望者的天地。

他们是谁?他们是医护人员，是党员干部，他们是抗疫战士，他们在为生命而战斗，这是大义与大勇。但在奉献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我们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或许，我们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亳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红日总会升起的，但在此前，我们不若化为萤火，照亮一方天地。待到英雄归来之时，中国必将光芒万丈。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距这个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战场数千公里之外，大后方的四川宜宾市翠屏山半山腰上，坐落着家乡人民为赵一曼建立的纪念馆，馆里保存着新中国开国将领陈毅元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7日生于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家乡求学时期接受“五四”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3岁的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永红看来，赵一曼幼时反对缠足，少年时不顾兄长阻挠坚持读书，成年后阅读《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追求平等自由，在那个年代注定了是一名奇女子。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内忧外患,国家风雨飘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个从四川坝上封建大宅门里走出的“大家闺秀”，和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道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里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女先锋。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她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务，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组织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秋，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日军为获得情报对赵一曼施以长达9个多月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用烙铁烙，烧焦其手指，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杨帆是宜宾赵一曼纪念馆的讲解员，7年来，赵一曼的故事她讲了上千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还是会流泪，被共产党人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录了赵一曼牺牲前的遭遇：“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廖永红说，赵一曼生前所写的这首诗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给唯一的骨肉一封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封160多字的短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虽然从未亲眼见过赵一曼，但在58岁的孙女陈红心中，奶奶的形象崇高而美丽：奶奶是一个女英雄，她为了祖国毅然抛头颅，洒热血，无畏地献出生命。但她还是一名妻子，一个母亲，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奶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陈红家里珍藏着一张2寸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奶奶和父亲仅存的合影。照片上，一位面容清秀，身着短袖旗袍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坐在藤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赵一曼就把儿子托付给亲戚，独身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在东北，她隐姓埋名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成年的“宁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的亲笔遗书。“父亲常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对不起你奶奶。”陈红说，每当遇到人生中的坎坷，她就会拿出奶奶的遗书看一看，每次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

走过80年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山河破碎的中国，已在新生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历经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女英雄赵一曼仿佛从未离去，她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她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座公园、一条条街道。每年，来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参观者超过60万人次。一位参观者说，赵一曼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对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依旧不可或缺。

王二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英雄。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那天早上，那天漫天迷雾，一群敌人向李家台村准备进行扫荡时迷路了，被正在一边放牛一边放哨的王二小看见了，刚想跑掉，就被鬼子军官一把抓住，他拿起大洋刀对着二小的脖子，说道：“八路的干活，死啦死啦!”“我哪是八路军呀!再说了，这儿根本就没有八路。”二小假装非常诚恳地说。那鬼子放下洋刀，开始假装面带微笑，假惺惺地说：“嗯，开路开路的!皇军赏你大洋多多的!”王二小瞪了一眼他，想：“哼!你们这些小鬼子，我要把你们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圈里，让你们有来无回!”王二小走了很久，才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八路的长官看见有王二小，就迟迟不敢开枪，害怕误伤他。“咦，八路军怎么还不开枪?”，可过了很长时间还没开枪，王二小等急了，大声喊道：“鬼子来喽!快开枪啊!”把那些小鬼子吓了一跳，搞得他们气急败坏，鬼子军官凶狠地拿起洋刀，先割掉了他的五个手指头，又用刺刀穿透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疼的二小大哭起来。八路军实在看不下去了，一声大喊：“打死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小鬼子!为王二小报仇，冲啊!”一下子冲向了敌人，许多日本鬼子丧了狗命，一些还没死的日本鬼子就像一群受了惊的野兽一样，到处逃窜，最后，还是被八路军一个个子弹穿透了胸膛。不用一袋儿烟的功夫就把它们消灭了。

虽然这次胜利了，但我们的小英雄王二小热烈牺牲了，不，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日本鬼子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中国人，也深深刻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汉族，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副团长、团长等职。著名抗日英雄，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第69号)。本文是关于谢晋元的抗战故事，欢迎阅读!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随即占领昆仑关和武鸣高峰坳两大要地，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困守南宁。当时驻守在广西的中国军队奉命攻克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总攻前，第16集团军170师奉命攻击武鸣高峰坳牵制敌军主力，防止敌人支援昆仑关。

中国军队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高峰坳就只有派出一支敢死队直接冲上峰顶摧毁掉日军的据点。战士们听到要组建敢死队攻击高峰坳，争先恐后的报名，很快350人的敢死队伍就满员成立。当时在腾翔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非常感动，他吩咐伙房做了一顿有鸡、鸭、鱼肉的饭菜，并将最好的酒端上了，让战士们好好吃，好好地喝。

敢死队队长冯和刚举起一碗酒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打下高峰坳，就是昆仑关的胜利，就是我军的胜利，让我们奋勇杀敌，为胜利干了”， 第二天，敢死队员每人领了两支手枪，6枚手榴弹后，便向高峰坳进发。

高峰坳地势高险复杂，从峰顶可直接看到山下，日军就是利用高峰坳地势高的优势，在坳顶及周边一带相连的重要山头挖战壕，建立碉堡群，并配上重炮机枪，企图以这样“坚不可摧”的防御阻击我军。

12月19日凌晨1时，敢死队穿山林、攀绝壁、越深涧慢慢地摸进大高峰坳顶日军堡垒的对面，在日军看不到的另一侧山头布置阵地。凌晨3时许，随着机关枪“达达达达”地声音响起，敢死队员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举起战刀，怒吼着冲向敌人前哨阵地。日军在梦中惊惶失措四处乱窜，趁着日军混乱，战士们的大刀狠狠地劈向敌人，经过近2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战士们占领了高峰坳碉楼附近的山峰。

敢死队必须在峰顶日军反应过来并采取行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峰顶日军据点附近建立防线并与日军交战。19日拂晓，在没有挖掘战壕的情况下，敢死队与日军一部发生遭遇，双方随即交火。日军占据高地优势，在山上架起以几挺机枪为主的火力防线，压制我军前进。将士们冒着弹雨、顶着炮火不断地向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猛烈地进攻，战况十分激烈，迫击炮和山炮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双方冲锋近战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很多战士负伤，满脸鲜血，但是依然紧绷着脸，举起手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凭借着矫健的身体，在山林里来回穿梭，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进敌军阵地。敌人始终不能往下走一步，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战士王乃英拿着手枪对着战士们说：“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哪个有种的就和老子冲上去把山头夺回来，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好有个伴!”将士们的热血一下就被点燃，纷纷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撕开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前面的战士刚倒下，后面的战士马上补上。敢死队员个个视死如归、十分勇猛，敌人心生畏惧狼狈地逃离战场，敢死队成功占领了高峰坳。而此时敢死队仅剩27名战士站在峰上，而且个个带伤，峰上四周的沟壑坡坳里布满了尸体，有敢死队员的，也有日军的。看到昔日的战友永远的躺下，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相拥在一起，恸哭不已。

高峰坳战役结束后，当地军民到山上收殓尸体时，看到有的战士牺牲时依然目瞪敌方，有的战士手里还紧握住大刀欲做劈砍，有的战士还压在敌人身上，双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喉咙。收殓队伍忍住哭声，慢慢地把323名牺牲战士收殓起来。

高峰坳战役是我军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日军借道武鸣支援昆仑关战役的希望破灭，为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敬爱的叔叔阿姨： The loved uncle aunt:

你们好!我和你们未曾谋面，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的勇士，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英雄!

疫情就像冲锋号，你们抛下家中幼小的孩子、瞒着父母、依依不舍地和恋人分开，义无反顾地冲向疫情第一线。你们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是啊，我们可以不去武汉，你们不行!我们可以不去医院，但是你们不行!

“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与死神抢人罢了。”

在这几天的新闻上看到你们医护人员辛苦而憔悴的身影，听见你们嘶哑的声音，还有那被防护口罩勒肿的脸颊，泪水悄悄的在我眼眶里打转。

你们是英雄，是白衣战士，我相信病毒一定会很快被你们打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在这场战斗中，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用他们的感人事迹深深震撼着我们。战斗需要武器，而这场战斗的武器就是各种药物、各种口罩、防护服等用品，我们要向负责这块后勤保障工作的叔叔阿姨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正是你们没日没夜的生产医疗物质，废寝忘食地调配、运输物资，才能让这些“武器”能送到一线战场，让它们能保护好我们的白衣战士，帮助病人战胜病毒。

看到各地医疗物资纷纷告急的消息，国内外同胞心急火燎地想尽各种办法，把物资送到一线“将士”手中。因为你们知道，没有防护口罩、没有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犹如战场上赤手空拳的战士，在敌人面前只有送死的结果。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句，谢谢您!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们!

我还要感谢那些埋头待在实验室研发抗病毒药物的叔叔阿姨们，有了你们，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研发出超敏2019-nCov病毒的检测试剂盒，让更多的病人能及时发现并第一时间隔离。而抗病毒喷雾的研制成功，更将保护好白衣战士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打败病毒的药物一定会尽快生产出来，届时我们就能在这阳光下畅快的呼吸了!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向在抗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战斗中的勇士们、幕后的后勤保障、科研研发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祝你们安康!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今天，我读了《英雄人物》这本书，书中有段《王二小》的故事情节，深深的感染了我。

王二小是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自从他参加儿童团后，王二小是什么事都抢着干，大家都特别喜欢他。

1942年9月中旬，正是秋收的季节，鬼子来村庄抢粮食，二小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圈，敌人毫无防备，被八路军袭击，此时，鬼子中队长举起战刀凶残地刺进了二小的胸膛，霎时，鲜血染红了二小的衣衫，他慢慢摇晃着倒下了。

二小用13岁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抗日歌曲，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很值得我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