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英雄故事作文（汇集20篇）

淘气的小孩1988年，邹凯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加油机修理工，母亲是一名售票员。小时候的邹凯非常活泼好动，经常像只小猴一样上蹿下跳，每天在家时不时的给爸妈翻个跟斗，淘气至极。

被省队相中在姑姑劝说下，又考虑孩子好动，邹凯父母在儿子4岁时，把他送到泸州业余体校。在体校练了2年体操，93年邹凯参加省青少年运动会，一套高难度的完美动作，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裁判，随后被选入省队。

初露锋芒在四川省队，邹凯成绩逐渐提升。2001年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上，他出众的表现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2002年，邹凯顺利进入国家队。2008年，年仅20岁的他，竟一举拿下三块金牌。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孩子送去省队，孩子岁数太小不会自理，我们就每个月去看他一次，但即使那样还是会放不下心。”邹凯父母回忆说。

想要偷跑回家邹凯曾经有一次想从成都偷跑回家，“去成都之后，可能是不太想继续在那待了，他就想偷偷跑回泸州。他当时才8岁多，就知道自己去客运站买票回家，但是当时客运站的售票人员看孩子太小，就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员把他截住并通知了队里，我们也就知道了。”

得知儿子想偷跑回家，父亲一下就急了，“当时肯定很急，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坐车，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我们也怕孩子丢了。”邹小龙和妻子第二天马上就坐车赶到成都，狠狠把儿子批评了一顿，不过当时并没有动手打儿子，“孩子毕竟还小，不太懂事，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邹小龙说。

逐渐成长有过这一次的“偷跑”事件之后，邹凯就再也没有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在四川省队，他也逐渐成长起来，将那些原本比他强的队友一一超过。最终得到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被招收进了国家队，这又是邹凯另一个新起点。当初一直想要接儿子回家的朱世群，现在还庆幸自己没有狠下心来，“幸好现在孩子也很有出息，这是他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回报。”朱世群说。

邹凯从事体操这些年来，基本没有大伤，基本都是一些小伤小病。“邹凯他们国家队教练会教运动员如何保护，因此邹凯自己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

曾被甩出车外邹凯妈妈说：“邹凯跟着爸妈坐出租车去会亲戚，当时走在泸州市非常繁华的一条街道上，坐在出租车后座的邹凯，突然在一个转弯处被甩出了车外。原来不也知道什么原因，邹凯左侧的车门没有关严，这样在汽车转弯时，离心力把只有5岁的邹凯从车里甩了出去。”

体操救命不过最令她庆幸的，还是当初选择让儿子练体操，“邹凯小时候就协调性特别好，他甩出去的时候应该是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让他在落地时有了缓冲，这样摔得就不算太严重，等于练体操救了他自己。”

邹凯的母亲朱世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当初送邹凯去学体操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体弱多病的儿子锻炼一下身体。

邹凯妈妈朱世群：“我们不能跟乒乓球运动员去比，因为从事的项目不一样。我们觉得只要是他们都是奥运冠军，获得的国家奖励都一样就行，其他方面的奖励我们作为家长就不好评价。”

“最简单的来说，以前我们上街买衣服之类的，可能最多几百块一件，还得考虑考虑，毕竟我们夫妻都是工薪阶层。但是奥运会之后，现在再上街买衣服不太需要考虑太多，只要不是太贵，一、两千的衣服我们都能接受。”邹凯妈妈说道。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令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的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面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的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尾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的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道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的答应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黎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中念到:“五月二十二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手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读到这里，我为红军长征的壮举而自豪。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邱少云,1952年10月，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言。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林浩是汶川县小学二年级学生，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林浩和很多同学被压在废墟下。当他艰难的爬出废墟后，他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折回废墟把另外两名同学救了出来。后来有记者问林浩为什么要去救人，林浩挠挠脑袋，说：“我是班长!”今年6月，林浩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他是汶川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救人小英雄。

2008年8月8日晚8时，是我国奥运会举办的日子，精彩的节目表演完后，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入场亮相，晚11时15分，中国奥运会代表队在全场入潮水般的掌声中闪亮登场，小巨人姚明是中国代表队的一大亮点，而最让人们惊喜的，是姚明旁的那个灾区小英雄林浩。林浩穿着一件白色体恤，手上拿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奥运五环旗帜，林浩微笑着向观众们挥手致谢，丝毫没有怯场。

笑容是如此的亲切，他右边脑袋上还有一小撮头发没有张出来，“是小英雄林浩!”当场的观众惊喜地欢呼起来，“这算是奥运会开幕式带给我们的又一大欢喜!”

中国队出场，绕场走时，姚明不能牵着林浩，林浩是拽着姚明的运动裤。他拿着两面小红旗飞舞着，微笑着回报会场上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姚明突然俯下身子说：“林浩你多吃点饭吧，争取以后和我一样高!”林浩愣了一下说：“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林浩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向你学习。

红军，这个天下无敌的队伍在长征途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好不容易拿到了一袋干粮，却因在过桥时照顾伤员，不慎把自己的干粮掉进了河中。为了不连累大家，让战友有足够的粮食吃，她就偷偷地吃野菜充饥，直到身体虚弱地不行了，被护士长发现，大家才知道她吃野菜的真相。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与红军小兰长征途中的困苦比起来，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像她那样为别人着想，为集体着想，宁可苦着自己也不愿意拖累集体呢?

在家里，每天放学到家，爷爷奶奶总是备下好吃的，我是不是想到请他们也一起吃?是不是想到给辛苦工作还没有下班的爸爸妈妈留点?晚上爷爷奶奶睡觉了，我是不是想到脚步要很轻?

在学校，我们是不是认真听讲，以好成绩回报老师的辛勤教育?看见同学早早地来打扫卫生很辛苦，是不是不往地上扔纸屑?是不是时时刻刻注意以“洁”“齐”“美”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班级争光，为美丽的校园出力?

我想了很多，明白如果心里装着别人、集体，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河北省涞源县，位于河北西部，与山西交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之一。抗日英雄王二小就生长在这里、关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我就不多所说、

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剁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到在大石头上。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冲向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三位战士永远长眠在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当时来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写了王二小在反"扫荡"斗争中，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而自己壮烈牺牲的材料，报道给边区青救会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在1942年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很快在边区，直至全国传唱开来，这一唱就是六十多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秋日的太阳暖融融挂在天上，地里玉米，豆子熟了，柿子，核桃，苹果挂满枝头。山坡上羊儿成群，牛儿悠闲地甩着尾巴，一片平和景象。谁能想到六十年前，有一个东洋倭国贼寇窥我中华，在这条美丽的山谷中残杀我英雄少年。前事不忘，在歌声中永远记住十三岁的放牛孩子王二小。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王二小，广为人知的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斩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弱小的身躯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扑向流着鲜血的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大家把他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王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

小时候是从大人的口中了解长征的，所以，印象是粗浅而零散的。不久前，我读了《万水千山--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本书，随着书中的故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重“回”了红军当年的战场，重温了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长征在我心中终于鲜活起来。

茫茫长征路，途中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地蠕动……夜，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战士硬是咬牙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7天内走过了600多里的黑草地……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想想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危险!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每个人只有一块木版，木板架在铁链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爬过去，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汹涌的狂澜巨浪中。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却克服了重重险阻，正因为有这样的惊人的毅力，长征所以能胜利!

…………

长征的故事远不止于此。确确实实，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她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而这种精神已成为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激励我努力进取、勇于拼搏。我们要弘扬红军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一名初中学生，在学习中、生活中，我们要向红军战士那样遇到困难奋勇攀登，滑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困难最终会征服的。既不要因基础差而忧虑，自暴自弃;也不要因压力大竞争激烈而背思想包袱。要确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潜能，战胜自己的惰性，以饱满的热情、积极自信的姿态走进学习，磨练出良好的意志，取得优异的成绩，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长大后报效祖国。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主角是12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谢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说起年过八旬的曹桥街道严家门村三组陶宝荣，当年是威震敌胆、名扬全国的著名战斗英雄。而他的故事要从六十多年前说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名扬全国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保家卫国的故事，快来看看吧!

名扬全国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保家卫国的故事

海上激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51年，作为贫农的儿子，陶宝荣光荣入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海军战士，在东南海防前线保家卫国。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盘踞在东南沿海列岛，并不时以军舰、飞机和大炮袭击、骚扰沿海军民。陶宝荣和战友们凭借由缴获的敌登陆艇改装的舰船在海上护航护渔，与全套美式装备的敌舰周旋，战斗十分频繁。1952年，人民海军终于有了第一批自己建造的新型炮舰，陶宝荣被编入海军1372部队1中队531炮艇，并担任炮长，和战友们日夜巡逻、战斗在东南沿海最前线。

1954年2月，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将抵达厦门前线，国民党残余军队就更加紧了骚扰与破坏。2月25日凌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陶宝荣所在的531炮艇正巡逻在坞坵屿附近海域。突然，从无线电传来了“东南方向有2艘敌舰迎面驶来，要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的军区命令。果然，陶宝荣和战友们发现对面有2艘敌舰正全速朝他们驶来。当时我方仅是2艘50吨级的小炮艇，而2艘敌舰的吨位都在300吨以上，大有一口把我炮艇吞掉之势。陶宝荣和战友们沉着应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全速迎着敌舰冲去。

敌我双方在迅速接近，500米……300米，当敌舰一进入我方有效射程，“放!”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2艘炮艇的前后主炮一齐怒吼，迎头的那艘敌舰顿时冒出了浓浓的黑烟，马上扭头仓皇逃窜。另一艘敌舰发现苗头不对，也想转舵逃跑，但为时已晚，正被我们的2艘炮艇一左一右死死咬住，一阵连续几组的急促射击，使敌舰机舱中弹，顿时失去了动力，在海面上胡乱打转。但敌舰仍在作垂死挣扎，当陶宝荣和战友们更加勇猛地朝敌舰冲去时，一发炮弹打来，正落在主炮旁的甲板上，只听“轰”的一声，炮手小刘壮烈牺牲。在边上的陶宝荣头部、腰部也多处被弹片击中，他只觉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浑身的鲜血已把呢质的制服浸透。然而，战斗还在继续。于是，他顽强地站起来，挺立到炮位上，把一发又一发愤怒的炮弹连续不断地射向敌舰。艇长见他浑身是血，几次命令他立即下舱包扎。可陶宝荣却说：“不，我是炮长，我不能下舱!我一下舱，前主炮发挥不了火力，胜利就没有保障!”敌舰的火力终于被彻底压住了，可敌我双方也越靠越近，渐渐超出了火炮的射程。陶宝荣就当机立断，一把操起冲锋枪，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海上肉搏战。一连串的子弹，一连串的爆炸，敌舰开始渐渐沉没，敌人也在一片鬼哭狼嚎中纷纷跳海逃命……

一场战斗眼看就要胜利结束，身负重伤、流血过多的陶宝荣已几乎瘫倒在甲板上。可就在这时，战斗警报却再次尖厉地响起。原来在敌舰的紧急呼救下，2架美式F80敌机匆匆飞来助阵，虽然为时已晚，却更加疯狂地对炮艇实施报复。怒从心头起，陶宝荣又一次挺立起来，用火炮给敌机以猛烈的还击。

炮声隆隆，子弹呼啸，火光与浪花交相辉映。陶宝荣事后回忆，说他这个时候觉着自己特别冷静，凭着早已苦练而成的精湛的军事技艺，准确地发射出一发发炮弹，终于，随着半空中的一声巨响，打头的那架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进大海，掀起了滔天巨浪。战友们一阵欢呼，陶宝荣自己却也栽倒在甲板上，昏死了过去。

当陶宝荣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躺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7处伤口，取出了大大小小10多块弹片。但因伤势过重，不久又被转送到福州军区医院进行第二次手术。住院期间，陶宝荣受到了时任海军政委兼司令员叶飞的专程看望和亲切慰问。

北京表彰

坞坵屿海战大捷，我军以装备相对落后的小炮艇重创和击沉大吨位的敌舰各一艘，击落敌机一架，并俘虏敌舰长等37人，创造了中外海战史上罕见的以小胜大的战例。为此，陶宝荣所在的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自己则荣立个人二等功，也成了名扬全国的著名战斗英雄。那一年，陶宝荣23岁。当时的《解放军报》、《人民前线》和《人民画报》等全国性报刊先后登载了陶宝荣英雄战斗事迹的文章与图片。

1955年9月28日，陶宝荣作为战斗英雄代表海军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中央首长，并聆听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所作的《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和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为大会所作的闭幕词。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和我们一个个亲切地握手。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参加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一共有1527人。朱德委员长先后两次接见了我们。”说起这些六十多年前的往事，80多岁的陶宝荣依然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他那张苍老的脸上满是笑意和快慰。“在大会结束时举行的千人宴会上，当人们介绍到我就是击沉一艘敌舰、击落一架敌机的战斗英雄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起先是很认真地听着，后来他老人家就举着酒杯特意走过来和我碰杯……”

1955年的北京之行，从此就成为陶宝荣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而现在唯一能见证这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的，就是他手头那一本当时发送给他的、但如今早已被他翻烂了的有关这一次会议的资料汇编。从这本汇编中，很容易就找到了陶宝荣的名字。可北京之行后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似乎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乡间耕种

陶宝荣身负重伤后，虽然进医院动了两次手术，但他的身体总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身体上经常性的虚弱和难以根除的伤痛使他再难适应炮舰上的战斗生活。为了不给部队和组织添麻烦，朴实诚恳的陶宝荣主动申请退伍。

1957年，陶宝荣含着热泪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又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早被他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531号战舰，只带着他二等功臣的荣誉和深受7处重伤、近10块弹片的身躯，悄然回到了家乡。

“刚回到家的那几天，我几乎把村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走到了，突然间，我感到自己浑身又有着使不完的劲。”陶宝荣笑着回忆道。

而当有人小心地探问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时，陶宝荣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本来就是个农民，还是在这田里做吧。”而且说干就干，他很快就挽起裤管下了田。

回村不久，陶宝荣担任了村党支部委员，并兼村里的治保委员，始终保持着的共产党员本色和再难改变的良好的军人作风，使他自觉地把所有的工余时间和整个身心全部扑在了社会治安和调解工作上。为了社会安宁，他多少次组织民兵和青年日夜巡逻，加强防范，确保一方平安。为了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他更是无数次上门苦口婆心调解纠纷。1984年，因年龄关系，陶宝荣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但早已是习惯成自然，他还是那样热心地帮助村里做好村民的各种调解工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历代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壮烈情怀。但从战火中浴血生还的战斗英雄陶宝荣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居功不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在解甲归田后近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中，除了偶尔的几次他被请去作英模事迹报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面朝黑土、背对青天的辛勤耕耘着。而对以往的战斗经历，他从不主动说起。他更多的是选择沉默并乐此不疲地与泥土打交道。

由于在那次战斗中陶宝荣的头部中弹较深，他从此患上了永久性头痛病，止痛药片至今从未中断，每逢季节变换和阴雨天气，陶宝荣就更要大把大把地吞服药片，每年花去的医药费也总在上千元。然而在他能自食其力的那几十年里，陶宝荣除了与所有的退伍军人一样每月只拿津贴外，他从未向组织有过另外的要求，也没有报销过分文医药费。在满身伤痛而又生活艰难的那些岁月里，憨厚朴实的他几乎不知道残疾金、抚恤金和补助费为何物。多年前，一位当年和陶宝荣一起在531炮艇上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来看望他，在了解了他的身体与家庭情况后，主张他应该找组织提一些如实的要求。但陶宝荣依然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如果大家都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去找组织照顾，那会给组织带来多少麻烦。生活上的事，能扛的还是自己扛着，这样心里也踏实。”与陶宝荣朝夕相处的村里人也经常这样劝他：“凭你的身份和功劳，完全有理由得到一些应有的照顾。”可陶宝荣也总是淡然一笑说：“相比牺牲的战友，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这镰刀、锄头什么的，我现在拿在手上还觉得很顺手，我凭什么要求照顾?”就经常的听到有人说他傻，可有越来越多的人又对他更显敬重。

如今，陶宝荣有1个儿子、2个女儿，他和老伴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有时候，还经常到自家的3亩2分承包田看看，免费乘车去镇上吃茶休闲，过着其乐融融的晩年生活。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电影《长征》向现代人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感人情景，其中有几个片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德怀:‘何止我们在饿肚子啊!主席也断了粮昏迷中的恩来同志也没有吃的......彭德怀的这句话道出了千千万万红军的苦，生活艰难，连最基本的粮食都没有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倒下，没有物质就用精神食粮来弥补。他们靠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对全国人民的关爱，对人民的责任支撑着自己，他们告诉自己，要坚持!他们一直撑到最后，一直撑到革命胜利了才终止。

“彭德怀猝然拔出手枪，对准战马扣动了扳机。”没有粮食了，为了救战士们，彭德怀把目光投向了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他想用战马来挽救战士们的生命，终于他横着心，对准自己心爱的战马扣动了扳机。战马倒下了，战士们又重新站起来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胜利。

......

看着这部感人的电影，读着这篇感人的文章，就如同走一走长征路，就会更加理解长征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珍惜这靠无数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生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读一本好书，犹如交一个好朋友。前几日，我读了一本由管桦写的小说《小英雄雨来》，我深深地被雨来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了。

《小英雄雨来》讲述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里自尊自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歌颂了抗日根据地儿童热爱祖国、勇敢机智地和敌人斗争的品质。

书中有一段落，看完后令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小小年纪的雨来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无所畏惧。尤其是当他看到书上那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后，更加坚定了要保护交通员李大叔的决心。我心想，这么危险的情况下，雨来还能做到临危不惧，冷静地思考面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雨来，我真佩服你!面对凶恶的敌人，你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宁可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要救李大叔。你的所作所为令人称赞!

可我呢，相比之下，我不禁有些自惭形秽了。但凡遇到一点困难，我就胆小地躲在后面，在父母的羽翼下躲避风雨的侵袭，不敢直面困难，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安逸生活，当起了缩头乌龟。如今，雨来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我应该学着自己长大。雨来，谢谢你，你让我学会了不屈不挠、勇敢坚强的品质。我一定会把这种可贵的精神传承下去的!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雨来那样拥有可贵的品质，坚强不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