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英雄故事作文(最新20篇)

王二小，广为人知的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斩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弱小的身躯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扑向流着鲜血的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大家把他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王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

今天我们学习了《小英雄雨来》这篇课文，我感受很深。和我同龄的雨来，竟能干出这样伟大的事。

在晋察冀边区芦花村，有一个名叫雨来的孩子，雨来游泳本领高强，聪明机智又勇敢。鬼子来扫荡，他成功的掩护了交通员李大叔，自己却被敌人抓到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雨来没有屈服，宁死也不说出李大叔藏在哪里，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气急败坏的鬼子把雨来拉到还乡河边，要枪毙他，这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雨来陈鬼子不防备，扎到河里游到远处，逃出了魔掌时，这时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当我读到鬼子打的累了，雨来仍是咬着牙说：“没看见!”我想到了现在儿童的软弱，雨来是多麽坚强，勇敢无畏，要换做是我，估计连诱惑这一关都过不了。课文中反复出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时是女老师交给雨来的，这正是雨来掩护交通员李大叔，和鬼子做斗争的力量源泉和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雨来受到鬼子毒打时，表明雨来不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毒打威胁，他是雨来能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英雄”，最美司机吴斌，他用生命换来了乘客的安全;最美教师张莉莉，她用双腿换来了学生的安全;最美警卫战士高铁成，他三闯火场排险烧伤;最美妈妈吴菊萍，徒手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在事情发生之前，他们都只是荟荟众生中的，平凡普通甚至渺小。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位平民在危难关头，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壮歌。

我真想对雨来说，正想与你一起到还乡河游泳;真想与你一起在夜校里读“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真想与你一起和鬼子作斗争。可惜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你的精神传承下去，为祖国的富强而读书!

今天,我怀着澎湃的心情读了《革命先烈的故事》这本书，书里的那些为了抗日救国而牺牲自己的战士们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刘胡兰了，她面对敌人的威胁却临危不惧，始终都没有向敌人透露半点对党不利的信息。最终她为党和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虽然已经离去了，可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在天堂里为革命加油。读了这个故事。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多么坚强的一位女子，在敌人威胁面前的不屈不挠，更突出了她对党的信任和对敌人的仇恨，就连毛主席都被她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亲笔为她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碑文。

敌人可以摧残我们的肉身，但却不能打倒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不能打倒我们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更显出了他们铮铮铁汉的本色!在敌人面前，有无数的中国人倒下了，但他们都还活着，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而那些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兵，他们的结局必然是失败，他们必然会遗臭万年。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里去了……”听着这首优美而悲伤的歌曲，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后来呀，我还在从妈妈那里听到了一个让我热泪盈眶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小朋友叫王二小。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山上放牛，来了一群日本鬼子。日本鬼子要去打八路军，但是在山里迷路了，就叫王二小给他们带路。王二小假装很害怕，表面答应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把他们带进八路军的包围圈里。日本鬼子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就残忍地杀害了王二小……最后，英勇的八路军消灭了可恨的日本鬼子。

我听妈妈讲完故事，心里觉得酸酸的：虽然王二小在那么小的年纪就牺牲了，但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带着日本鬼子走进八路军的包围圈，保护了人民，也保卫了家园。

现在的我们不需要放牛，还能愉快的学习、玩耍，是多么幸福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现在的我们不需要与敌人战斗，还能安然的享受父母亲人的关爱，是多么美满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千千万万像王二小一样的人用生命换来的。

以后，我也要做像王二小一样坚强、勇敢的孩子，决不做困难面前的逃兵，我会加倍珍惜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幸福生活，努力把幸福快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杨根思,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他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待美军靠近到只有30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迅猛打退了美军的第一次进攻。接着，美军组织2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他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7班和第9班正面抗击，指挥第8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

美军遂以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后发起集团冲锋。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40多名美军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英勇捐躯。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是关于王二小的故事。

有一天，王二小象以前一样上山去放牛，他听到村里有枪声，回到村里一看，有很多人抱着小孩往外跑，他问一个大叔，大叔说：“日本人来了，我们要逃命王二小故事读后感300字王二小故事读后感300字。王二小一听，急急忙忙的跑回家说：日本人来了，我们逃命吧。”哥哥说：爸爸病成这样，咱们向哪逃。爸爸说：去放牛吧，丢了谁能赔得起。这时一个炮弹从天而降，炸了半个房顶，砸死了王二小的爸爸。这时，鬼子进屋了，他们抓走了王二小的哥哥。王二小要把哥哥救回来，妈妈给他准备了很多吃的。他到了那，发现哥哥已经死了。他很伤心。可是更伤心的是他回到家里，妈妈已经饿死了，原来妈妈把吃的都留给他了。他想报仇，开始流浪，四处打听八路军的消息。

很快，他认识了一个人，成了儿童团团员，他表现很好，立了几次功。有一天他上山去放牛，遇见了一个日本中队，队长把他抓来，让他带路。他把日本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日本人发现上当后把他打死了。可是日本人也被八路军打死了。王二小死的时候才十三岁。后来有人为了纪念王二小，写了一首歌，很好听，这一听就听了60年。

我很喜欢王二小，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孩子们，今年是抗战胜利71周年，我们在这一天要“缅怀英雄”，学习英雄勇敢英勇的精神，更要自己学习更多的本领，茁长健康的成长，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今天小编就来分享抗战英雄赵登禹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抗战英雄赵登禹的故事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 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

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 同志曾高度评价 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英雄离我们有多远?只有一步之遥。——题记 How far is the hero from us? It is only one step away.--Inscription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吟诵诗仙李白这气势磅礴的诗篇，我不禁思潮翻滚，热血沸腾。在我心里一直以来，总有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在颤动，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魂。

岳鄂王啊，你满腔热血，满怀激情。想到母亲在你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你的热血在心中翻滚，弓弩在手中震响……

你岳家军名震天下，所向披靡。但好景不长，奸臣秦桧给你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皇上的十二道催命金牌，每一道都撕裂你的雄心壮志。奸臣们也都是“墙倒众人催”，与虎谋皮，一个个心里只想着算计，苟且偷生，醉生梦死，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无恶不作。他们只希望搜到民脂民膏。只有你，岳鄂王，恰悯百姓，顾及天下芸芸众生。但正是因为这样，你就被算计了。你掉进了离间的陷阱。我为您鸣冤!

你的忠让我让我很是欣赏。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清康耻，犹未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渴饮匈奴血，待人人乐，收拾旧河山，千秋功罪，谁与评悦!

风坡亭和西子湖见证着你的冤屈，一曲《满江红》唱尽了你的恨，秦桧这奸臣依然跪在你的跟前。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说得多好啊!在人生的轻舟刚刚起航的时候，我开始想望，以一颗赤诚的心，追逐那不屈的岳飞魂!

我家乡有一位既可爱又凶猛的抗日英雄他已经有八十几岁了，他是国民党，我以前对国民党的第一印象不是太好，我也不知道。每当我想起他我就会哭也会笑。哭是因为他已经牺牲了、笑是因为他是我心中的抗日英雄。前年去他家的时后，他就向我们提起了长征和抗日的这一段经历。

他先给我门讲了抗日。听他说他杀了好多的鬼子，他每杀一个鬼子都是勇敢、坚强、冲满仇恨的。他向我们提起他的父亲时他就回哭，他的父亲死的冤枉，是死在鬼子的刺刀下。他的父亲是某游击队的队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和自己的父亲吵了一次很大的架，他没有告诉我们，冲气去当国民党和他父亲对立。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啊。最后他听说他父亲死在鬼子的刀下。经过他反复的思考才知道自己错了。听说他的父亲特别的勇敢，每一次都是冲锋陷阵，因为冲前锋是特别危险的，每一次都是和鬼子实打实的交战。有一次在和鬼子打仗时双方的子弹都用完了，就并刺刀。在拼的时当、当、当，后来他父亲一不小心就给鬼子一个好机会。鬼子向他的父亲的胸口一刀，他的父亲就倒了下来，后来他的父亲又起来捅了鬼子一刀，鬼子当场自命。他的父亲的后面的鬼子趁他不注意，就捅他一刀。他的父亲叫了一声中华人胜利就英勇的牺牲了。所以他每杀一个够是充满仇恨的。

他的脸瘦的像一个剥了皮的香蕉，嘴巴大的跟鲨鱼一般，头发白的和乳胶一样，他有很多的皱纹，皱纹跟大海的波浪一样，他手上的劲都一条一条的鼓了起来，他的手里经常拿着我爷爷给50年代给他的一根烂木棒，到今却成了他你宝贝。他经常包这他父亲的游击队发的一件游击队的军衣，是他父亲的遗物，他用父亲的遗物来唤起对父亲的怀恋。他的衣服是不断换这穿的，鞋是解放鞋。

虽然他和鬼子交战的时候厉害。东杀一个西杀一个的。但是和共产党交战的时候却害怕。我想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愿意伤害父亲的军队，也是和当时那个局面有关系，蒋介石的军队不断的被共产党打，蒋介石的军队开始腐败。每一次和共产党交战的时候就装死要不就打自己的军队。共产党还以为他是卧底就不杀他了，所以他才活到现在。

有一次他的军队和共产党交锋时，他的军队先是在后面做后盾，他高兴的跳了起来，心想我不用和共产党交战。后来是在前面的部队被公产党打的伤亡巨大，这时军长就派他的部队冲前，这时他的脸立马跨了下来。他上去就装死，他装死还有一本装死的秘籍。就是在自己的胸口放上一可真的子弹，假装被子弹打死了。就这瞒过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军队还赢了。原来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原来是想用搞的是车轮战来打他们一个绰手不及。就在他们在清理战场时，共产党的军队就从后面偷袭。他看见事情不对头，又用他常用的装死秘籍来装死。最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士气下降，知道是打不赢共产党。就趁他们不注意就跑了。

他就把他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我认真地阅读了《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王二小是个放牛郎，在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为了保护乡亲们，他不顾个人安危，把日本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最后八路军把所有的鬼子消灭了，而英雄王二小却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读完后，我被王二小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王二小机智勇敢，在貌似强大、凶狠的敌人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为了防止日本鬼子危胁到乡亲们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设计引鬼子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最后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要学习英雄王二小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坚决不当逃兵，努力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我还要学习英雄王二小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无私精神，热爱我们的班集体，维护我们班级的荣誉，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协助老师做好班级的各项工作。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不会永远都一帆风顺，我们会在挫折中慢慢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更要加倍珍惜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幸福生活，努力把幸福和快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今年67岁的陈德，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是陈怀民的哥哥陈天和之子。陈德告诉记者，他是听着父辈们讲述叔叔的抗战故事长大的。

“叔叔原名叫陈天民，参军后改名陈怀民，意即有所作为、爱国怀民。淞沪会战爆发后，年仅16岁的叔叔，与他的兄长、我的父亲陈天和一起投笔从戎。”

说起陈怀民的经历，年近古稀的陈德如数家珍：“从毕业到牺牲的2年多里，叔叔分别在淞沪、南京、台儿庄和武汉等地参加了5次重大战役，歼灭敌机8架，展示出非凡的空战天赋。”

1938年4月29日，日军36架“九六”战斗机和18架重型轰炸机杀气腾腾地扑向武汉。陈怀民所在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那一战，叔叔浑身是胆，作战十分英勇，开战不到5分钟就咬住了一架敌机。‘哒哒哒’随着一串猛烈的机枪扫射，炽热的弹头击中了敌机的油箱。‘轰’的一声，敌机燃起一团大火，一头栽向滚滚江涛……”讲到动情处，陈德沧桑的面庞上洋溢出自豪的神情。

“空中，叔叔的座机成了众矢之的，5架敌机将他团团围住。突然，机身一阵颤动，一发炮弹击中座机，叔叔的胸部也被一块灼热的弹片击中，殷红的鲜血不断涌出来。此时，飞机油料所剩无几，子弹也全部打光……”陈德揩了揩眼角的泪水，稍作停顿后激动地回忆道，“紧急关头，叔叔放弃了跳伞求生的机会，他驾驶冒着青烟的飞机，向上倒翻180度，猛地拉大油门，呼啸着扑向一架敌机……”

一声巨响过后，两团烈火飘坠长江。一个月后，陈怀民的遗体才从长江中被打捞上来。追悼会那天，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为他敬献了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然而，比起家仇国恨的血泪心结，陈家人更愿意诉说他们对和平的呼唤。陈德告诉记者，陈怀民驾机对撞的日本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后来，人们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他妻子美惠子写的亲笔信和一张照片，字里行间流露出美惠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怨恨。

“看到美惠子写给高桥宪一的信后，我们陈家人感到大家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陈德介绍，他的姑姑(陈怀民的妹妹)陈难亲笔给美惠子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希望化解日本普通民众因受军国主义欺骗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后来，这封信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传播。

陈德说，世人应当从残酷的战争中得到警示，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1940年的一天晚上，杨靖宇带着十几名战士向濛江东边大森林进发，但不幸被叛徒告密，陷入了日寇的包围圈里，与敌人周旋五天以后还没突围，这时情况危急，杨靖宇果断的叫大家分开走。杨靖宇把战友安顿好后，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只身一人与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23日凌晨，杨靖宇不幸被敌人的坐探发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靖宇丝毫没有动摇，杨靖宇负了重伤，他毅然决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了。杨靖宇虽然倒下了，但他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优秀的中华儿女走向抗日前线。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1951年3月,邱少云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来到朝鲜，看到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对朝鲜人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目睹朝鲜儿童遭受自己童年时代一样的苦难，倍加激起邱少云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仇恨。要为打败美国侵略者贡献自己的一切。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连队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消灭盘踞在平康和金化之间的三九一高地的美李匪军，把战线向南推进。然而，我军阵地到三九一高地之间，有着三千米宽的开阔地，这是敌人的炮火封锁区。要在这样长距离的炮火下冲击，确实是件不

容易的事情。因此，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出奇制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我军决定在发起总攻击前一天的夜里，把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的前沿。

在金化以西三九一高地的反击战中，出现了一位为着胜利、保全整体而牺牲自己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十月十一日，邱少云和他的战友奉命到离敌人阵地很近的地方去潜伏，等到第二天傍晚发起战斗，以便突然地去消灭敌人。

他们潜伏的地方是在敌人盘踞着的三九一高地的山坡上，又没有荫蔽身体的地形和树木。昨天，从这里飞起一只野鸡，还惹得敌人打了半天枪炮呢!现 在要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荫蔽二十多个钟头，不让敌人发现，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在战士们出发以前，部队首长特地对他们讲："你们这次去潜伏，要靠巧妙的伪 装，要靠沉着，更重要的是要遵守潜伏纪律。那怕有人被敌人子弹打中了，也不能暴露目标。"战士们同声回答说："请首长放心，为了祖国，为了胜利，为了中朝 人民，在任何情况下也要潜伏好，完成战斗任务。"

天黑以后，战士们秘密地摸到了潜伏地。他们三个一组，四个一组的分散开来，潜藏在茅草中。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插上了野草，伪装得像山坡上的草一 样，凉风吹过，人身上的草和地上的草一同摆动，显不出一点儿痕迹。他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地堡枪眼里伸出来的敌人机枪筒和了望孔缩头缩脑向外张望的面孔， 有时，敌人讲话的声音也能清楚地听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第二天十一点钟的时候，敌人盲目发射的一颗燃烧弹突然落在邱少云身边，并且烧着了他身上的野草。这时，他要站起来是完 全可以扑灭身上的火苗的。但是，邱少云深切的懂得，要是这样做，就会被山顶上的敌人发觉，潜伏在这里的几十位战友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原定的战斗计划也就不 能完成。我军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潜伏地冒起了烟火，连忙命令炮兵向敌人轰击，扰乱敌人的注意力。这时候，邱少云还是没有爬起来扑灭自己身上的火焰。火焰已 经延烧到了他的头上。在这个生死关头，邱少云紧握着压满子弹的冲锋枪，看看前面不远的敌人，很想冲上去和敌人拚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烈火继续在燃烧着， 烧烂了邱少云的皮肤。邱少云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肉体痛苦，咬着牙，把两手深深地插入泥土。然后猛地抬起头来，用微弱的声音向离他最近的战友李士虎说："胜利 是我们的，但是我不能完成爆破任务了，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吧!"说完，他又痛苦地把被烈火烧着的身体更紧地贴到地上，一直到牺牲时，也没动一下。

烈火烧了二十多分钟，直到邱少云牺牲后，烈火才熄灭了。

我们的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样地以超人的意志力，为祖国、为整体、为胜利而忍受了肉体的苦痛，以至到最后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任常伦1938年就加入了胶东抗日自卫团，参军后，他先后参加过120多次与日伪的大小战斗，9次负伤。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痛，一直坚持战斗到底。因战功卓着，1944年8月，任常伦被胶东军区授予“一等战斗英雄”称号。

1944年11月17日，在山东海阳长沙堡，5连的前身——胶东军区主力第14团5连随团参加了对日伪的伏击战。

这时的任常伦刚刚参加完山东军区英模大会，当时还没有给部队作传达报告，再加之他身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肩膀里还嵌着弹片，部队领导不想让他去一线，但任常伦坚决要求参战。

战斗中，大股的日军向14团指挥所附近的5连阵地扑过来，5连迅速截住敌人，与日军展开激战。团指挥所设在5连左后方，由于通信员来回奔跑，指挥所位置暴露，敌人组织起两个小分队，向团指挥所袭来。5连3排立即组织反击，激战中排长负伤，情况十分紧急。这时，任常伦站了出来，他把第九班编成两个组，向日军两翼迂回发起攻击，在连续打退日军4次冲击后，全排弹药用尽，望着蜂拥而来的日军，任常伦端起刺刀带头冲向日军，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连续刺杀5名日军后，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任常伦的牺牲激起了战友们满腔怒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官兵们发起反攻，从不同方向夹击日伪军，敌人最终仓皇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258人，俘虏12人，缴获武器、物资一大批。这是日军侵占胶东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得知任常伦牺牲的消息后，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悲痛万分。这一天，他汤水未进。为了纪念任常伦，许世友司令员亲自组织召开胶东军区扩大会议，授予任常伦所在5连为“任常伦连”，确定英雄牺牲当天11月17日为建连纪念日，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奋勇抗敌、坚持到底。

胶东军民将任常伦的事迹谱写成《战斗英雄任常伦》之歌，这首歌成了5连的连歌，长沙堡战斗中，任常伦用鲜血铸就的“轻伤仍杀敌、重伤不叫苦、舍命杀顽敌、坚持干到底”的“任常伦精神”成为连队的连魂。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5连官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保持着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前头的优良作风，不断努力前进。

1948年10月，在举世闻名的塔山阻击战中，5连担负一线守备任务，官兵在阵地上打出“寸土不丢、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地堡打塌了，跑到战壕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打，打光了手榴弹就拼刺刀、拼石头，最终将国民党最精锐的独95师打得溃不成军，用生命扞卫了“任常伦连”的荣誉。战后，5连分别被纵队和师授予“英勇善战连”和“英勇顽强”锦旗，并荣立纵队集体一等功。

进入新时期以来，5连官兵先后参与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支援国防光缆施工、98抗洪、2008年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等大项任务，他们像任常伦一样，用血肉之躯扞卫着祖国的疆土，用牺牲奉献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用行动践行着人民军队的崇高宗旨，连队再次被集团军授予“攻如猛虎”锦旗，并先后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2009年，任常伦被中组部等11个部委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这一喜讯让连队官兵倍受鼓舞，给连队全面建设增加了新的动力，2009年以来，连队先后5次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连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村团支部书记，在家乡积极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帮助下，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她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成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9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进行党的秘密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32年秋到哈尔滨，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曾参加领导1933年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任中共珠河(今尚志)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工人农民成立反日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民族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贞不屈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