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英雄故事作文【20篇】

“狼牙山五壮士”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军和伪满洲国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他们是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在战斗中他们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五.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五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经过连日奔袭，抗联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翌日早晨过河。十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露营河畔的部队燃起几堆篝火取暖，却被日伪特务发现。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伪军将露营的抗联战士包围。 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日军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在此危急时刻，冷云果断组织女战士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得更加猖狂：“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抗联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突围出来，多次组织营救，终因日**力强大未能成功。

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只有十三岁。

当年投江的八名抗联女战士和那个广场上晨练的女孩年龄相仿，但因为身处国难当头的时代，她们毅然决然地举起钢枪反抗外来侵略者，并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舍生取义。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担任了南山堡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8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奉命向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大门——隆化城挺进。“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为什么打隆化如此困难?因为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周围筑有40多个永久性碉堡，由母堡、子堡组成碉堡群。在碉堡群周围，还设有很多副防御工事，如铁丝网、陷井、梅花桩、外壕等，各碉堡群之间都有火力联系，构成交叉火网。这些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的有利地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国民党认为隆化“固若金汤”。当解放军包围隆化之后，国民党军十三军军长石觉还在承德吹嘘：“共军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白送给他们。”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应该我去。”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伤心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指导员眼里含着眼泪说：“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其实他知道凶多吉少。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这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贵，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生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生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在抗日时期，有许多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英雄好汉。我最喜欢那位巾帼英雄是刘胡兰。

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胡兰于1947年1月12日被捕。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刘胡兰，逼迫她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字。可刘胡兰并没有被敌人的收买所诱惑，更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敌人见刘胡兰什么也不怕，便使出了更残忍的手段。他们当着刘胡兰和乡亲们的面，当场铡死了6个民兵，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可刘胡兰硬是咬着牙关，挺起胸膛说了句：“要杀要剐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最终，这位英雄少女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光荣地牺牲了，那年她才15岁。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过去的革命岁月里，有多少人为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那些普通的名字都含着不普通含义。像董存瑞、邱少云，他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些为祖国，为人们勇于献身的战士，哪里会有今天这美好的幸福和生活呢?刘胡兰热爱自己的祖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不说出党的秘密。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一定要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低头，好好读书，掌握各项本领，不辜负爸爸妈妈的哺育之恩，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随即占领昆仑关和武鸣高峰坳两大要地，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困守南宁。当时驻守在广西的中国军队奉命攻克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总攻前，第16集团军170师奉命攻击武鸣高峰坳牵制敌军主力，防止敌人支援昆仑关。

中国军队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高峰坳就只有派出一支敢死队直接冲上峰顶摧毁掉日军的据点。战士们听到要组建敢死队攻击高峰坳，争先恐后的报名，很快350人的敢死队伍就满员成立。当时在腾翔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非常感动，他吩咐伙房做了一顿有鸡、鸭、鱼肉的饭菜，并将最好的酒端上了，让战士们好好吃，好好地喝。

敢死队队长冯和刚举起一碗酒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打下高峰坳，就是昆仑关的胜利，就是我军的胜利，让我们奋勇杀敌，为胜利干了”， 第二天，敢死队员每人领了两支手枪，6枚手榴弹后，便向高峰坳进发。

高峰坳地势高险复杂，从峰顶可直接看到山下，日军就是利用高峰坳地势高的优势，在坳顶及周边一带相连的重要山头挖战壕，建立碉堡群，并配上重炮机枪，企图以这样“坚不可摧”的防御阻击我军。

12月19日凌晨1时，敢死队穿山林、攀绝壁、越深涧慢慢地摸进大高峰坳顶日军堡垒的对面，在日军看不到的另一侧山头布置阵地。凌晨3时许，随着机关枪“达达达达”地声音响起，敢死队员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举起战刀，怒吼着冲向敌人前哨阵地。日军在梦中惊惶失措四处乱窜，趁着日军混乱，战士们的大刀狠狠地劈向敌人，经过近2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战士们占领了高峰坳碉楼附近的山峰。

敢死队必须在峰顶日军反应过来并采取行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峰顶日军据点附近建立防线并与日军交战。19日拂晓，在没有挖掘战壕的情况下，敢死队与日军一部发生遭遇，双方随即交火。日军占据高地优势，在山上架起以几挺机枪为主的火力防线，压制我军前进。将士们冒着弹雨、顶着炮火不断地向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猛烈地进攻，战况十分激烈，迫击炮和山炮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双方冲锋近战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很多战士负伤，满脸鲜血，但是依然紧绷着脸，举起手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凭借着矫健的身体，在山林里来回穿梭，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进敌军阵地。敌人始终不能往下走一步，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战士王乃英拿着手枪对着战士们说：“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哪个有种的就和老子冲上去把山头夺回来，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好有个伴!”将士们的热血一下就被点燃，纷纷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撕开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前面的战士刚倒下，后面的战士马上补上。敢死队员个个视死如归、十分勇猛，敌人心生畏惧狼狈地逃离战场，敢死队成功占领了高峰坳。而此时敢死队仅剩27名战士站在峰上，而且个个带伤，峰上四周的沟壑坡坳里布满了尸体，有敢死队员的，也有日军的。看到昔日的战友永远的躺下，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相拥在一起，恸哭不已。

高峰坳战役结束后，当地军民到山上收殓尸体时，看到有的战士牺牲时依然目瞪敌方，有的战士手里还紧握住大刀欲做劈砍，有的战士还压在敌人身上，双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喉咙。收殓队伍忍住哭声，慢慢地把323名牺牲战士收殓起来。

高峰坳战役是我军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日军借道武鸣支援昆仑关战役的希望破灭，为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泽东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1910-1974)，四川达县人，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毛泽东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实干、苦干、拼命干起来的，长征前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就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这部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艰难岁月的天时、地理、民风、我情、敌况，从每日行军的里数，到每次难忘的战斗;从身经百战的真实记录，到马背攻读的心得体会;从蒙冤受屈的抑郁心志，到庆祝胜利的欢快时刻，无不行云流水般地舒展于他的笔端，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领导工作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7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聂荣臻同志在书的序言中称：“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史料。”徐向前同志为这部书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

战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十二岁的放牛娃王二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贫，但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充满了温馨。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一声巨响，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睁睁的看着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惊恐得不知所措。

二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残酷杀害村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二小的哥哥石头和乡亲们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二小把乡亲们凑的几个黑菜饼送给工地上的哥哥吃，可恶的鬼子却一脚把菜饼踩进土里。愤怒的二小看到地上有一只蝎子，他用弹弓偷偷把蝎子甩进了鬼子的脖子里。不一会，鬼子被蜇得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鬼子端着刺刀刺向二小，一个乡亲举起铁镐砸死了鬼子。工地上一片混乱，乡亲们纷纷逃走，二小躲开了鬼子的追赶，却和哥哥石头跑散了。

又累又饿的王二小走了三天三夜，沿着公路，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八路军伏击鬼子的埋伏圈。

八路军吴连长担心会误伤二小，放弃了这次伏击行动。但一个掉队的鬼子却抓住了二小，吴连长策马追上鬼子，救出了二小。

二小被带到根据地，和边区的女干部柳老师住在一起。柳老师是大学生，她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习文化。她对二小既像妈妈又像姐姐，让二小感受到了温暖。

王二小一心想着要报仇，儿童团长铁柱却瞧不起二小。二小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的本事，从村里偷了两个地雷，要去炸鬼子，却在雨夜中迷了路。

吴连长冒着大雨找回了二小，他很欣赏二小的勇敢。柳老师却生气了，她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做无畏的牺牲。

鬼子向山里扫荡，二小因为淋雨而生病了。柳老师背着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迷迷糊糊的二小躺在柳老师怀里，听柳老师流着眼泪讲要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道理。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娘，也明白了柳老师一片苦心。

二小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懂得了，鬼子欠下的不仅是他一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债。他还懂得了，等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

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设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柳老师带着二小和孩子们又转移到了长城边上。太阳高高地照着，柳老师要教孩子们识字。一转身，她看见悄悄逼近的鬼子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柳老师一把将孩子拉到自己身后，枪声响了，柳老师倒下了。

鬼子来了。

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心里着急，他不能让鬼子追上了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放牛歌从山坡上走了出来，他要把鬼子引到另一条道上去。

鬼子果然抓住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大叫着要吴连长快开枪。此时才知道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了起来。

二小像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纷纷飘落下来。每一片树叶都像被二小的鲜血染红，满山遍野都是红叶。

乡亲们得救了，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把鬼子全部消灭在山沟里。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 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 岁。

登山前，每人除了粮食外，还发了几个小辣椒。小董她们怕辣，不愿意带辣椒。当地的一位干部告诉她们：“实在感到发冷，就嚼一口辣椒增加点儿热度……”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雪下得更大，还夹杂着李子那样大的冰雹。越往上走越难受，小董只觉得头晕眼花，一阵阵恶心想吐。她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向导的话响在耳畔：“多累也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山上的风，“嘶——嘶——”地狂叫着，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和天上正下着的雪搅在一起，如同大海里的波浪，一个旋涡一个旋涡地卷动着。由于大家穿的都是单衣，有的同志还光着脚，雪打到脸上、身上，像铁沙子打得那样疼。头上好象带着一个大酒篓一样，头重，脚轻，身子直摇晃。军团的一位首长在风雪中使劲拉着小董，边走边吓唬她说：“小鬼，好好走哇!不能坐下，一坐下可就要在这‘天国里‘成仙啦!”

到了山顶，谁也不敢停，歪歪倒倒一股劲往下走。很多人陆续在积雪很厚的雪坡上往下溜，一溜就是几十丈远。小董一见，如释重负，往地上一坐就跟着人们溜了下去……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13岁的红军女战士小董，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胜利地随着大部队，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大雪山……

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小团员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

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演出过《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优秀节目，为宣传抗日做出了贡献。

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只有十三岁，他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地里敌人的据点。

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海娃的爸爸是民兵队长，他急匆匆地把一封信交给海娃，满脸严肃地说：“这里面是攻打鬼子炮楼的路线图，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消息，他拍拍胸脯说：“您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说着他就藏好鸡毛信，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海娃忙着赶路，没想到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心里想，要是鬼子搜身，搜走了鸡毛信可就麻烦了，这可怎么办啊?海娃冷静了片刻，看着羊群，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羊头”的尾巴下面藏了起来，鬼子小队长拦住了海娃，他们叽里哇啦地说了一会儿话，对海娃瞪着眼说：“你的，小八路的干活?”鬼子队长又命令两个小鬼子把海娃从头到脚搜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于是鬼子又打起了羊群的主意，要海娃给他们带路，并且想吃羊肉。

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到了深夜他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出了几里路，鬼子发现海娃跑了，很快就追了上来，他们用枪逼着海娃让他带他们上山，海娃把鬼子带到了一条靠近八路军埋伏圈的山路上，乘鬼子没有防备，拼命往山上爬去，愈爬愈远，身后响起鬼子的枪声，有一枪还打中了海娃的手。想到鸡毛信的重要，海娃忍着疼痛继续向山上爬，嘴里还高声喊着：“八路军叔叔，快打鬼子啊!”

张连长和八路军听到枪声和海娃的呼喊，很快冲了上来，把鬼子打了个落花流水，最终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张连长根据信上的情况。成功地捣毁了敌人的炮楼，击毙了猫眼司令，打了个大胜仗。

海娃也因为他的机智和勇敢成为抗日小英雄，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 们 一定要 铭 记 历 史 ，不 记 国 耻 ，发 愤 图 强 ，振 兴 中 华 !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把祖国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刘胡兰生下来的时候不叫刘胡兰，按她奶奶的意思，为了吉利，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富兰子。但是，他们家并没有因为叫她富兰子而富裕起来。

云周西村在山西省太原市的东南，汾水河绕过太原，一直流到这里。云周西村是个很不起眼的村子，现在叫胡兰镇。它的东面是太岳山脉，西边是吕梁群峰，这里是一马平川，盛产小麦、棉花，是个金不换的好地方。可是，在以前村东的好水地都让地主富豪霸占着，贫苦农民只能租种村西的贫瘠土地，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有时还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村东村西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刘胡兰的爸爸刘景谦，爷爷刘起成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干活，春天刨盐土，秋天打短工。刘胡兰的大伯在昔阳县一个杂货铺当勤杂工，奶奶是个过日子的能手，整日纺线织布，管家很严，谁要把小麻油灯的灯捻挑大一些，她就要说几句。全家人勤劳节俭，也只能勉强度日。

刘胡兰的降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生气，反而给这个家庭添了一张嘴。后来，刘胡兰又有了一个小妹妹爱兰子，妈妈在月子里又得了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揭不开锅了，没办法，借了地主石廷濮3袋“驴打滚”的高梁。地主石廷濮害怕红军来了“共”他的产，就发话给向他借贷的穷人提前还债。刘胡兰的爸爸、爷爷没钱还债，只好到外地去躲债，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只有奶奶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只要院门一响，奶奶就心神不定的说：“怕是催命鬼又来了，这欺杀人的‘驴打滚’。”什么是驴打滚呀，4岁的刘胡兰一直闹不清。有一次，刘胡兰实在憋不住了，就脆生生的问奶奶：“什么是驴打滚呀?”奶奶给她解释说：驴打滚就是借财主家一升粮食，还的时候就要给两升。这次还不起下次就得还四升，越滚越多。刘胡兰一听，气的小脸一扬，说：“咱们不还他!”奶奶听了苦笑了一下说：“那还行，人家有钱有势，谁要是拖欠不还，不是把人扣到大庙村公所，就是用绳子捆到衙门，穷人谁惹得起啊?”。刘胡兰还不甘心，紧接着又问：“那红军也惹不起他吗?”奶奶想了想说：“肯定惹得起，要不石财主为什么一听说红军要来，就紧着催债呢”。“嘿，红军真好呀，红军来了就好了。”这时，奶奶侧耳听到西屋好像有什么动静，就吩咐刘胡兰：“怕是你妈又难受了，快去问问，她喝水不?”

妈妈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奶奶从一个紧口小瓦罐里掏出两个积攒下准备换盐换醋的鸡蛋，做了一碗蛋汤。妈妈端起热呼呼的蛋汤，刚送到嘴边，看见爱兰子眼珠紧盯着碗的样子，就把碗放下，难过地说：“富兰子，妈不想吃，你和爱兰子喝了吧!”刘胡兰赶快说：“妈，我不喝，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妈妈看了刘胡兰消瘦的脸颊，心里一阵酸疼!：“听妈的话，你喝两口，剩下的喂给爱兰子吧!”刘胡兰还是没喝，双手端着那碗蛋汤，看看妈妈，又看看妹妹，然后送到爱兰子的手上。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一阵脚步响，石廷濮的狗腿子又来逼债了，奶奶为难的说：“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你叫我拿什么还债，富兰子她妈病成这样，也没钱冶……”不等奶奶说完，狗腿子贼眼珠一转，看见爱兰子碗里的鸡蛋汤，冷笑着说：“哼，装穷叫苦，这是什么?”说着，直冲爱兰子走来。爱兰子急忙用手护碗，蛋汤全洒了。爱兰子哇哇地哭了起来。刘胡兰实在气不过，把脸都憋红了，猛跑过去冲着石廷濮的狗腿子喊道：“你赔我家的蛋汤!”

一天下午，刘胡兰的妈妈忽然病重，又咳又喘，还直说胡话。家里只有刘胡兰一个人，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会儿给妈妈捶背，一会给妈妈擦汗。忽然，妈妈一阵猛烈的咳嗽，咳出一滩鲜血，刘胡兰吓坏了， 忙把大伯母喊来。大伯母把妈妈扶起来，往背后垫了一床被子。过了一会儿，妈妈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一些，她拉着刘胡兰的手说：“孩子，妈心里火烧火燎的，想吃点凉东西，给妈买几个梨来吧。” 刘胡兰在大伯母那拿了点钱，冒着寒风转遍了全村，一直跑到村外边很远，才买到了梨。刘胡兰手捧着梨，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妈妈跟前，心想：“妈妈吃了梨，一定会好的，”可是，当她慌慌忙忙推开院门时，听到的是一片哭声。她忙冲进屋，一看妈妈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妈妈，你要的梨买来了!”刘胡兰边哭边把梨塞到妈妈的手上，可是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她。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出国留学网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在周末里，我看了一本书叫《将军们的故事》。这本书讲的都是将军的故事，封面上还写了一句话：“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我万千重。”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将军伟大的事迹，其中彭绍辉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彭绍辉是在与敌军战斗时重担而失去左臂，因为伤口非去臂不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没有麻 醉药，只能用铁锯锯开没用的手臂。在手术中，他说：“你们不是不知道关羽刮骨疗伤时还在下棋呢！我可以和你们说笑，等我割了臂后，就娶不到老婆了……哈哈！”

实际生活中，要是有彭绍辉这样坚韧不拔，就会变得更美好。想到这，我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栋梁。

其实生活中，没有人做不了的事，只有人做不了事。只要我们这里多几位将军，那就天下太平。有人说，“贫穷的人越珍惜未来。”也有人说，“富裕的人，越不珍惜未来，还用钱收买别人。”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将军的辛苦。贫穷，明白了做人要坚忍不拔，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淘气的小孩1988年，邹凯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加油机修理工，母亲是一名售票员。小时候的邹凯非常活泼好动，经常像只小猴一样上蹿下跳，每天在家时不时的给爸妈翻个跟斗，淘气至极。

被省队相中在姑姑劝说下，又考虑孩子好动，邹凯父母在儿子4岁时，把他送到泸州业余体校。在体校练了2年体操，93年邹凯参加省青少年运动会，一套高难度的完美动作，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裁判，随后被选入省队。

初露锋芒在四川省队，邹凯成绩逐渐提升。2001年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上，他出众的表现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2002年，邹凯顺利进入国家队。2008年，年仅20岁的他，竟一举拿下三块金牌。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孩子送去省队，孩子岁数太小不会自理，我们就每个月去看他一次，但即使那样还是会放不下心。”邹凯父母回忆说。

想要偷跑回家邹凯曾经有一次想从成都偷跑回家，“去成都之后，可能是不太想继续在那待了，他就想偷偷跑回泸州。他当时才8岁多，就知道自己去客运站买票回家，但是当时客运站的售票人员看孩子太小，就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员把他截住并通知了队里，我们也就知道了。”

得知儿子想偷跑回家，父亲一下就急了，“当时肯定很急，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坐车，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我们也怕孩子丢了。”邹小龙和妻子第二天马上就坐车赶到成都，狠狠把儿子批评了一顿，不过当时并没有动手打儿子，“孩子毕竟还小，不太懂事，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邹小龙说。

逐渐成长有过这一次的“偷跑”事件之后，邹凯就再也没有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在四川省队，他也逐渐成长起来，将那些原本比他强的队友一一超过。最终得到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被招收进了国家队，这又是邹凯另一个新起点。当初一直想要接儿子回家的朱世群，现在还庆幸自己没有狠下心来，“幸好现在孩子也很有出息，这是他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回报。”朱世群说。

邹凯从事体操这些年来，基本没有大伤，基本都是一些小伤小病。“邹凯他们国家队教练会教运动员如何保护，因此邹凯自己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

曾被甩出车外邹凯妈妈说：“邹凯跟着爸妈坐出租车去会亲戚，当时走在泸州市非常繁华的一条街道上，坐在出租车后座的邹凯，突然在一个转弯处被甩出了车外。原来不也知道什么原因，邹凯左侧的车门没有关严，这样在汽车转弯时，离心力把只有5岁的邹凯从车里甩了出去。”

体操救命不过最令她庆幸的，还是当初选择让儿子练体操，“邹凯小时候就协调性特别好，他甩出去的时候应该是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让他在落地时有了缓冲，这样摔得就不算太严重，等于练体操救了他自己。”

邹凯的母亲朱世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当初送邹凯去学体操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体弱多病的儿子锻炼一下身体。

邹凯妈妈朱世群：“我们不能跟乒乓球运动员去比，因为从事的项目不一样。我们觉得只要是他们都是奥运冠军，获得的国家奖励都一样就行，其他方面的奖励我们作为家长就不好评价。”

“最简单的来说，以前我们上街买衣服之类的，可能最多几百块一件，还得考虑考虑，毕竟我们夫妻都是工薪阶层。但是奥运会之后，现在再上街买衣服不太需要考虑太多，只要不是太贵，一、两千的衣服我们都能接受。”邹凯妈妈说道。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雨来，一个平平常常的名字。但是，当我读完他的故事后，“雨来”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英雄事迹令我感动万分。

我由衷地赞叹他那勇于面对危险，沉着冷静的心态。记得有一次，雨来为了掩护交通员李大叔，无论日本鬼子怎样诱供，雨来都不说出李大叔的下落。鬼子看软的不行又开始对雨来实行暴打，把雨来的脸扭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还用刺刀对着雨来的头作出要劈死雨来的动作，以此来吓唬雨来，妄想着雨来能供出李大叔，可是雨来就是坚决地回答“不知道”“没看见”。气急败坏的鬼子就把雨来拉到河边准备枪毙。雨来趁鬼子不注意的时候，一头扎进河里游走了……

我更赞叹他机智、英勇的爱国主义精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一次，日本鬼子来攻打雨来所在的村庄，村兵们都忙着埋地雷，不让雨来帮忙，但雨来一再央求，最后允许埋假地雷，雨来认真工作，就像在埋真的雷一般。鬼子终于来了，面对密密麻麻的地雷阵，连一步都不敢跨了，雨来为探索情况不幸被抓到带路，他聪明的把鬼子引进了地雷阵，自己假装被河水冲走趁机逃生，只听“隆隆”几声，鬼子吓的不轻，一大半都被炸死了。

在生活中，我有时却不能像雨来那样遇到困难不退缩。有时，我会因为肚子小小地痛了一下就不想去上学，真是让我感到羞耻。看了这本书后，我决心要克服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困难，勇敢地面对这些困难，认真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建设祖国，报效祖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是一本令我回味无穷的书，书中雨来的精神品质给了我很大地震撼，让我在今后的道路上，无惧困难，勇往直前。

今晚我在河南卫视的《都市报道》节目中看到了一则报道，这则报道使我深受感动。

报道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叫韩远志的小学老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却在一个平凡的一天----10月10日上午，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这天刚刚起床就听到了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抓小偷，抓小偷呀!这时的他顾不上多想，飞快跑出门外，连托鞋也没有换，就这样急急忙忙地去追那偷车贼。勇敢的韩老师，很快就追上了偷车人，三个贼正在推着偷来的四轮拖机往前跑，见到韩老师跑来来，上前就是一脚，可韩老师站起来勇敢地扑向去不让他们跑，可他们三个人见挣脱不开，一个人拿起刀子狠狠地向韩老师的腹部猛刺，随着后面跑来的村民的叫喊声中，小偷纷纷向远方逃窜。眼下韩老师躺在血波中，事后被家人送到县医院，可罪犯还没抓到，我们的英雄还在医院，还要面临巨额的医药费，一家人愁得哭起来。看到这场景，我的心不时吃惊着：为了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件，居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和罪犯搏斗，我一直想那是电影和小说，没想这就发生在眼前。面对巨大的医药费记者说：能让我们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吗?

这时我想到了韩老师的妻子和三个凶恶的歹徒的感受，还有韩老师的们的感受。韩老师的妻子肯定后悔，自己没起来阻拦着他，他可是她们家的顶梁柱呀!那三个歹徒，特别是那个捅韩老师的人，一定此时此刻看这新闻报道后，一定会后悔不该捅韩老师，因为他是无私奉献的好人。韩老师呢，我想，他一定不会后悔，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用自己的行动来见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英雄。可是当前这样的英雄太少了，面对突袭的场面，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英雄的出现了!

通过这篇报导，我感受到了韩老师的那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舍己为公的高尚品质，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韩老师这样的勇于帮助别人的人。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董存瑞1929年生于河北省怀来县的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25日，解放军攻打中华民国政府军驻守的隆化城。董存瑞所在连队负责守军防御重点隆化城，据说，在冲锋时，遭到一个桥型暗堡的猛烈火力封锁。董存瑞便抱起炸药包，准备进行爆破。冲至桥下后，发现桥型暗堡距地面过高，也没有地方可以旋转炸药包。董存瑞便用手托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与暗堡同归于尽。他的行为，使得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的著名战斗英雄。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有董存瑞的墓地和纪念碑，碑上刻着朱德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赵一曼1905年出生四川，原名李坤泰。1926年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与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为“瘦车”、“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也为之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因养伤而不幸被捕。1936年8月2日，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远离家乡的白山黑水间。被捕期间，敌军对她用尽了酷刑，也没探露出半个字!赵一曼的精神永垂不朽!

……

逝去的不会再回来。点燃一支蜡烛寄托随风飘去的思念。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数革命行列，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直到战争的胜利，永远长眠在我们脚下的热土上。先烈用自己的身躯铸就了中国的铁长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因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我们的祖国做出贡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 个人被迫着发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感慨!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你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