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英雄故事作文（推荐20篇）

1、风再起，又是凉夜如水，寒风拂过，黄菊犹傲枝头；薄云遮月，冷光犹照朱栏；一杯浓酒，酝酿千古豪情；一曲琴声，氤氲万缕愁绪。胡尘里，遗民泪尽，北望王师又一年。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真渡黄河岸，鼎鼎清秋，志壮骥伏枥，心怀狐首丘。

2、刘胡兰，一个只有十五岁的文静小女孩，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其他革命同志忠心爱戴，对敌人的屠刀脸不改色心不跳，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当她昂首走向敌人的屠刀时，是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3、倔强的刘胡兰从小就有超人的胆量，革命前辈的一言一行给他在心中渐渐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自从当上儿童团团长，她更是舍身忘我的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勇敢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看到这儿，对刘胡兰的敬意从我心底油然而生。以前的一幕幕又在我眼前重现:那次妈妈让我一个人去街上买点东西，我不敢；班级工作中遇到困难，我就撒手不干；考试没发挥好就唉声叹气……丝毫没有刘胡兰那种坚强与勇敢。这也正是当代青少年缺乏的品质。我们真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了。

4、想到英雄少女刘胡兰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她经历了凄惨的童年，小小年纪就协助游击队镇压汉奸，积极向党靠拢，在危险的环境中临危不惧，英勇不屈，15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多么的让人震撼啊!

5、岳飞从小就有立志从军，报效国家的壮志，他的母亲在他背上特意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嘱咐他一生一世都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勇杀敌，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最后惨遭杀害，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深深地铭刻在世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桧等人，却被铸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墓前，被万世人民唾骂!

6、岳飞投军后，作战勇敢多次打败金军，屡建战功，威名传遍大江南北，声震河朔。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相继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大破金军精锐铁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乘胜进占朱仙镇，金军士气沮丧，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7、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永记孙中山。

8、他满怀着高昂的斗志要去收复北方迎回原北宋皇帝以及太上皇，但不料成为当今皇帝——赵构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他是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有着极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超群的指挥才能，但在政治上太缺乏经验，一心只为救回先皇，不为当今皇上考虑。他没有想过如果他真救回了先帝和太上皇那么宋朝将会有三个皇帝那赵构是什么?这才导致赵构对岳飞的担心，在赵构的指示下秦桧夫妇将岳飞陷害以某犯罪处决。一代天骄便如此去世。

9、年近十五岁的刘胡兰，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真理与正义，为了和平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无私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她的英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敬与爱戴，她不愧为是最勇敢、坚强、爱国的人，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永远是我们大家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是呀，心中只有装着祖国的人，她才会对她有一种伟大深沉的爱，每时每刻为她去奉献自己的一切。思绪将自己带入去年暑假中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10、虽然岳飞是被正统的士族所杀死，但后来南宋的数代王朝或者史学家们都给了他很正当的评价，比如紧接着宋高宗的宋孝宗一朝，就为他平反，以礼改葬，谥武穆。()到了宋宁宗时，岳飞更是被追封为鄂王。当然，岳飞个人精忠报国，也给后世的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在岳王庙前还跪着害死岳飞的四个奸贼的铜像，他个人也成为后世忠臣武将的榜样。

11、孙中山是一个关注环保的人，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之余，仍不忘在各种场合提出富含环保理念的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提倡植树造林，调节生态平衡；他重视治理江河，发展水利；他关注城市污染状况，改善城市环境。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的日子与植树节是同一天，这也是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万古长青的、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缅怀的人。

12、岳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应学习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在战场上可以临危不震，灵活运用的卓越指挥才能和他的文学造诣以及他正直，简朴，爱国爱民爱兵的良好精神和品质。

13、然而，这么优秀的刘胡兰竟被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给出卖了，看到这儿，我的心被揪成一团。他还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吗?这种懦夫不正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刘胡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吗?同时，我又为失去这样的英雄而万分痛心，一行热泪滚落在脸颊上。此时此刻，我告诉自己，要永远记住英雄的名字，以她的精神时刻鞭策自己前进。

14、“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殊伦。”“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你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临难不变，在我眼里，你是一个爱国志士，一个有勇有谋的智者。现实中，你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我心中，你仍然活着，仍然永远活在我心中。

15、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爱恋的美神，而我心中的美神就是你——荆轲。“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你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临难不变，在我眼里，你是一个爱国志士，一个有勇有谋的智者。现实中，你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我心中，你仍然活着，仍然永远活在我心中。

赖宁，英雄少年。14岁(指被评为“十佳少先队员”时，下同)，四川石棉县人。他胸怀大志，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曾获省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一等奖，地区少年儿童绘画比赛二等奖和县儿童书法比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石棉县一中。

赖宁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生活无比热爱，他三次救火而不留姓名;他有着远大志向，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他坚持几年为家乡探险寻宝，利用节假日采集矿石标本，进行无线电实验。他求知若渴的进行学习，好追根寻底，有积极探求的进取精神。1988年3月13日，石棉县海子山突然发生山林火灾，为了扑灭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赖宁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赖宁的崇高精神，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做出决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杨根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江苏省泰兴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过童工。1944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誉为“爆破大王”，被评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称号。

1942年，杨根思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了基干队。1943年，区干部在羊货郎店召开秘密会议，放哨的杨根思发现了敌情，用手榴弹炸跑了敌人，保证了区干部安全转移。1944年2月，杨根思正式加入新四军，成为老一团一营3连的一名战士。1944年2月22日，参军后的杨根思首次参与作战，他用长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并缴获了第一杆枪。1945年6月上旬，在浙江，国民党军已占领新登、临安两城，并兵分3路向孝丰城进逼，杨根思奋勇当先，用两枚手榴弹炸掉敌人重机枪扼守的哨口，为新四军开辟了进攻道路。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的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纵身冲向敌群，英勇捐躯。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2009年9月，杨根思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杨根思是中华人民的英雄!他用他的鲜血和不怕死的精神赢来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雨来，一个平平常常的名字，但是，当我读完他的故事后，“雨来”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他的英雄事迹令我敬佩不已，直到现在，书里的情节还让我记忆犹新。

十二岁的雨来生活在晋察冀边区，是个活泼开朗、友善的小男孩，有一群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鬼子经常来村子里扫荡。有一天，雨来自己在家，交通员老李跑到雨来家的地道里躲藏。他刚藏好，鬼子就闯进来了，雨来撒腿就跑，结果还是被鬼子兵逮了个正着，被绑了起来。但是，即使随行的汉奸拿出糖块和金戒指来诱惑他说出真相，他也不屑一顾。鬼子几次被惹急，但雨来不怕被枪毙，临危不惧，坚决不出卖同志。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我敬佩，如果换作是我，早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有些大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何况雨来还是个孩子呢!

读完《小英雄雨来》这本书，我感到雨来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他不屈不挠、宁死不屈、有勇有谋，更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党、爱国的心，就像书中说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虽然战争已经远离我们了，但是爱国精神永存，我们的祖国有千千万万雨来这样的人，一定会变得更富强、更美好!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刘胡兰生下来的时候不叫刘胡兰，按她奶奶的意思，为了吉利，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富兰子。但是，他们家并没有因为叫她富兰子而富裕起来。

云周西村在山西省太原市的东南，汾水河绕过太原，一直流到这里。云周西村是个很不起眼的村子，现在叫胡兰镇。它的东面是太岳山脉，西边是吕梁群峰，这里是一马平川，盛产小麦、棉花，是个金不换的好地方。可是，在以前村东的好水地都让地主富豪霸占着，贫苦农民只能租种村西的贫瘠土地，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有时还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村东村西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刘胡兰的爸爸刘景谦，爷爷刘起成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干活，春天刨盐土，秋天打短工。刘胡兰的大伯在昔阳县一个杂货铺当勤杂工，奶奶是个过日子的能手，整日纺线织布，管家很严，谁要把小麻油灯的灯捻挑大一些，她就要说几句。全家人勤劳节俭，也只能勉强度日。

刘胡兰的降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生气，反而给这个家庭添了一张嘴。后来，刘胡兰又有了一个小妹妹爱兰子，妈妈在月子里又得了病，一天比一天重。家里揭不开锅了，没办法，借了地主石廷濮3袋“驴打滚”的高梁。地主石廷濮害怕红军来了“共”他的产，就发话给向他借贷的穷人提前还债。刘胡兰的爸爸、爷爷没钱还债，只好到外地去躲债，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只有奶奶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只要院门一响，奶奶就心神不定的说：“怕是催命鬼又来了，这欺杀人的‘驴打滚’。”什么是驴打滚呀，4岁的刘胡兰一直闹不清。有一次，刘胡兰实在憋不住了，就脆生生的问奶奶：“什么是驴打滚呀?”奶奶给她解释说：驴打滚就是借财主家一升粮食，还的时候就要给两升。这次还不起下次就得还四升，越滚越多。刘胡兰一听，气的小脸一扬，说：“咱们不还他!”奶奶听了苦笑了一下说：“那还行，人家有钱有势，谁要是拖欠不还，不是把人扣到大庙村公所，就是用绳子捆到衙门，穷人谁惹得起啊?”。刘胡兰还不甘心，紧接着又问：“那红军也惹不起他吗?”奶奶想了想说：“肯定惹得起，要不石财主为什么一听说红军要来，就紧着催债呢”。“嘿，红军真好呀，红军来了就好了。”这时，奶奶侧耳听到西屋好像有什么动静，就吩咐刘胡兰：“怕是你妈又难受了，快去问问，她喝水不?”

妈妈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奶奶从一个紧口小瓦罐里掏出两个积攒下准备换盐换醋的鸡蛋，做了一碗蛋汤。妈妈端起热呼呼的蛋汤，刚送到嘴边，看见爱兰子眼珠紧盯着碗的样子，就把碗放下，难过地说：“富兰子，妈不想吃，你和爱兰子喝了吧!”刘胡兰赶快说：“妈，我不喝，我吃饱了。”“你吃饱了?”妈妈看了刘胡兰消瘦的脸颊，心里一阵酸疼!：“听妈的话，你喝两口，剩下的喂给爱兰子吧!”刘胡兰还是没喝，双手端着那碗蛋汤，看看妈妈，又看看妹妹，然后送到爱兰子的手上。

就在这时候，院子里一阵脚步响，石廷濮的狗腿子又来逼债了，奶奶为难的说：“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你叫我拿什么还债，富兰子她妈病成这样，也没钱冶……”不等奶奶说完，狗腿子贼眼珠一转，看见爱兰子碗里的鸡蛋汤，冷笑着说：“哼，装穷叫苦，这是什么?”说着，直冲爱兰子走来。爱兰子急忙用手护碗，蛋汤全洒了。爱兰子哇哇地哭了起来。刘胡兰实在气不过，把脸都憋红了，猛跑过去冲着石廷濮的狗腿子喊道：“你赔我家的蛋汤!”

一天下午，刘胡兰的妈妈忽然病重，又咳又喘，还直说胡话。家里只有刘胡兰一个人，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会儿给妈妈捶背，一会给妈妈擦汗。忽然，妈妈一阵猛烈的咳嗽，咳出一滩鲜血，刘胡兰吓坏了， 忙把大伯母喊来。大伯母把妈妈扶起来，往背后垫了一床被子。过了一会儿，妈妈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一些，她拉着刘胡兰的手说：“孩子，妈心里火烧火燎的，想吃点凉东西，给妈买几个梨来吧。” 刘胡兰在大伯母那拿了点钱，冒着寒风转遍了全村，一直跑到村外边很远，才买到了梨。刘胡兰手捧着梨，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妈妈跟前，心想：“妈妈吃了梨，一定会好的，”可是，当她慌慌忙忙推开院门时，听到的是一片哭声。她忙冲进屋，一看妈妈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妈妈，你要的梨买来了!”刘胡兰边哭边把梨塞到妈妈的手上，可是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她。

在抗日时期，有许多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的英雄好汉。我最喜欢那位巾帼英雄是刘胡兰。

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4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胡兰于1947年1月12日被捕。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刘胡兰，逼迫她说出共产党员的名字。可刘胡兰并没有被敌人的收买所诱惑，更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敌人见刘胡兰什么也不怕，便使出了更残忍的手段。他们当着刘胡兰和乡亲们的面，当场铡死了6个民兵，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可刘胡兰硬是咬着牙关，挺起胸膛说了句：“要杀要剐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最终，这位英雄少女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光荣地牺牲了，那年她才15岁。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过去的革命岁月里，有多少人为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那些普通的名字都含着不普通含义。像董存瑞、邱少云，他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那些为祖国，为人们勇于献身的战士，哪里会有今天这美好的幸福和生活呢?刘胡兰热爱自己的祖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不说出党的秘密。这种坚强的意志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我一定要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在任何困难面前不低头，好好读书，掌握各项本领，不辜负爸爸妈妈的哺育之恩，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林浩是汶川县小学二年级学生，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林浩和很多同学被压在废墟下。当他艰难的爬出废墟后，他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折回废墟把另外两名同学救了出来。后来有记者问林浩为什么要去救人，林浩挠挠脑袋，说：“我是班长!”今年6月，林浩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他是汶川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救人小英雄。

2008年8月8日晚8时，是我国奥运会举办的日子，精彩的节目表演完后，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入场亮相，晚11时15分，中国奥运会代表队在全场入潮水般的掌声中闪亮登场，小巨人姚明是中国代表队的一大亮点，而最让人们惊喜的，是姚明旁的那个灾区小英雄林浩。林浩穿着一件白色体恤，手上拿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奥运五环旗帜，林浩微笑着向观众们挥手致谢，丝毫没有怯场。

笑容是如此的亲切，他右边脑袋上还有一小撮头发没有张出来，“是小英雄林浩!”当场的观众惊喜地欢呼起来，“这算是奥运会开幕式带给我们的又一大欢喜!”

中国队出场，绕场走时，姚明不能牵着林浩，林浩是拽着姚明的运动裤。他拿着两面小红旗飞舞着，微笑着回报会场上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姚明突然俯下身子说：“林浩你多吃点饭吧，争取以后和我一样高!”林浩愣了一下说：“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林浩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向你学习。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王天保，1926年11月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原宜村乡)丰阳村。家境贫寒的他读完小学后再无力上学，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1939年11月的一天，同村一个早年离家名叫王建平的年轻人突然从外地回到村里，一有空便找王天保谈话，讲外面的故事。原来王建平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副官，此次是专程奉命回老家来发展进步青年的。在他的影响下，不久，王天保及村中的几个年轻人便决定投身革命，一起奔赴延安。这年，他年仅13岁。

那时王天保太小了，别人都说王天保只有10岁。坐火车售票员都主动让王天保买半票。可王天保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们先到达了西安，王天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道，被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那时最小号的军装对王天保来说也显得十分肥大。1940年初，几经辗转，王天保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步行20多天，从西安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已经成长起来的王天保先后在延安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战火的熏陶使王天保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1945年，王天保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王天保转入部队，被送到东北航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3年后，他学业期满，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批飞机驾驶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动用了大量拥有先进装备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机群遮天蔽日，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宁静的朝鲜北部三千里河山上，许多城镇和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边境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野蛮轰炸。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全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5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八师接到任务：由24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驻扎在朝鲜铁山半岛一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王天保所在的4团出动战斗机群负责掩护。下午2时19分，9架“杜-2”型轰炸机和16架“拉-11”型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准时起飞。王天保的战机是执行掩护任务的战斗机群的带队长机。下午3时14分，混合编队飞抵铁山半岛海域上空时，美军34架新式“F-86”喷气式战斗机突然迎面飞来，试图绕过我军战斗机群，直接攻击我军轰炸机群。王天保看破美军意图，立即向战斗机群下达命令：“全力出击，我在轰炸机在!”“拉-11”战斗机群奋力迎战，一面以炮火吸引敌机，一面改变编队，从两翼编队转换成一字编队，在我军轰炸机群前形成一道屏障。当时我军拥有的“拉-11”战斗机系苏制螺旋桨驱逐机，时速最大极限是700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时速则可达到1100公里，我战机在升限、攻击能力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敌战机。况且，我军的16架“拉-11”战斗机都是服役多年的老飞机，面对如狼似虎扑过来的34架美军新式飞机，王天保没有退却，他以坚定的信念沉着指挥应战。

发现王天保是带队长机后，7架美军飞机向他包围过来。王天保上下翻飞，左冲右突。终于出现了战机!他发现前方距离最近的敌机只有200米，敌机上的座舱、炮口，甚至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准备开炮，但左后方的两架敌机死死地“咬”住了他，另4架敌机急忙转弯欲拦住他的去路。也许转弯太猛，4架敌机贴着他飞机的上方呼啸冲过。王天保发现冲过去的敌机又处在了他的前方，马上抓住战机，瞄准其中两架猛烈射击，将其笼罩在一片火力网中。遭受重创的两架敌机摇摇晃晃，拖着浓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打落前面两架敌机，王天保士气大振，他又猛地调转机头，与一直尾随在其后的两架敌机来了个“面对面”。敌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掉头逃窜。此举正中王天保下怀，他稳稳地瞄准一架敌机，40发炮弹呼啸着命中敌机，那架敌机也很快冒着黑烟坠入大海。

螺旋桨战斗机居然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敌机群慌了神，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那一刻，王天保突然感到：不怕牺牲、勇敢沉着的共产党员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敌机对抗，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使我军轰炸机成功地炸瘫痪了美军设在铁山半岛的空军设施，拔掉了美军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塞。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王天保在又一次空战中再次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创造了1人击落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辉煌战绩，随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记特等功，被中朝联合司令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王天保任空军第九师副师长时，还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省东海面上的一江山岛战斗，再次荣立战功。此后，王天保历任空军飞行副大队长、副师长、师长和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司令等职，直至1983年离休。

1999年海军建军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再次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说起年过八旬的曹桥街道严家门村三组陶宝荣，当年是威震敌胆、名扬全国的著名战斗英雄。而他的故事要从六十多年前说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名扬全国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保家卫国的故事，快来看看吧!

名扬全国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保家卫国的故事

海上激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51年，作为贫农的儿子，陶宝荣光荣入伍，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海军战士，在东南海防前线保家卫国。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盘踞在东南沿海列岛，并不时以军舰、飞机和大炮袭击、骚扰沿海军民。陶宝荣和战友们凭借由缴获的敌登陆艇改装的舰船在海上护航护渔，与全套美式装备的敌舰周旋，战斗十分频繁。1952年，人民海军终于有了第一批自己建造的新型炮舰，陶宝荣被编入海军1372部队1中队531炮艇，并担任炮长，和战友们日夜巡逻、战斗在东南沿海最前线。

1954年2月，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将抵达厦门前线，国民党残余军队就更加紧了骚扰与破坏。2月25日凌晨，东方刚露出鱼肚白，陶宝荣所在的531炮艇正巡逻在坞坵屿附近海域。突然，从无线电传来了“东南方向有2艘敌舰迎面驶来，要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的军区命令。果然，陶宝荣和战友们发现对面有2艘敌舰正全速朝他们驶来。当时我方仅是2艘50吨级的小炮艇，而2艘敌舰的吨位都在300吨以上，大有一口把我炮艇吞掉之势。陶宝荣和战友们沉着应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全速迎着敌舰冲去。

敌我双方在迅速接近，500米……300米，当敌舰一进入我方有效射程，“放!”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2艘炮艇的前后主炮一齐怒吼，迎头的那艘敌舰顿时冒出了浓浓的黑烟，马上扭头仓皇逃窜。另一艘敌舰发现苗头不对，也想转舵逃跑，但为时已晚，正被我们的2艘炮艇一左一右死死咬住，一阵连续几组的急促射击，使敌舰机舱中弹，顿时失去了动力，在海面上胡乱打转。但敌舰仍在作垂死挣扎，当陶宝荣和战友们更加勇猛地朝敌舰冲去时，一发炮弹打来，正落在主炮旁的甲板上，只听“轰”的一声，炮手小刘壮烈牺牲。在边上的陶宝荣头部、腰部也多处被弹片击中，他只觉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浑身的鲜血已把呢质的制服浸透。然而，战斗还在继续。于是，他顽强地站起来，挺立到炮位上，把一发又一发愤怒的炮弹连续不断地射向敌舰。艇长见他浑身是血，几次命令他立即下舱包扎。可陶宝荣却说：“不，我是炮长，我不能下舱!我一下舱，前主炮发挥不了火力，胜利就没有保障!”敌舰的火力终于被彻底压住了，可敌我双方也越靠越近，渐渐超出了火炮的射程。陶宝荣就当机立断，一把操起冲锋枪，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海上肉搏战。一连串的子弹，一连串的爆炸，敌舰开始渐渐沉没，敌人也在一片鬼哭狼嚎中纷纷跳海逃命……

一场战斗眼看就要胜利结束，身负重伤、流血过多的陶宝荣已几乎瘫倒在甲板上。可就在这时，战斗警报却再次尖厉地响起。原来在敌舰的紧急呼救下，2架美式F80敌机匆匆飞来助阵，虽然为时已晚，却更加疯狂地对炮艇实施报复。怒从心头起，陶宝荣又一次挺立起来，用火炮给敌机以猛烈的还击。

炮声隆隆，子弹呼啸，火光与浪花交相辉映。陶宝荣事后回忆，说他这个时候觉着自己特别冷静，凭着早已苦练而成的精湛的军事技艺，准确地发射出一发发炮弹，终于，随着半空中的一声巨响，打头的那架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进大海，掀起了滔天巨浪。战友们一阵欢呼，陶宝荣自己却也栽倒在甲板上，昏死了过去。

当陶宝荣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躺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7处伤口，取出了大大小小10多块弹片。但因伤势过重，不久又被转送到福州军区医院进行第二次手术。住院期间，陶宝荣受到了时任海军政委兼司令员叶飞的专程看望和亲切慰问。

北京表彰

坞坵屿海战大捷，我军以装备相对落后的小炮艇重创和击沉大吨位的敌舰各一艘，击落敌机一架，并俘虏敌舰长等37人，创造了中外海战史上罕见的以小胜大的战例。为此，陶宝荣所在的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自己则荣立个人二等功，也成了名扬全国的著名战斗英雄。那一年，陶宝荣23岁。当时的《解放军报》、《人民前线》和《人民画报》等全国性报刊先后登载了陶宝荣英雄战斗事迹的文章与图片。

1955年9月28日，陶宝荣作为战斗英雄代表海军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中央首长，并聆听了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所作的《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和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为大会所作的闭幕词。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和我们一个个亲切地握手。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参加大会的青年积极分子一共有1527人。朱德委员长先后两次接见了我们。”说起这些六十多年前的往事，80多岁的陶宝荣依然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他那张苍老的脸上满是笑意和快慰。“在大会结束时举行的千人宴会上，当人们介绍到我就是击沉一艘敌舰、击落一架敌机的战斗英雄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起先是很认真地听着，后来他老人家就举着酒杯特意走过来和我碰杯……”

1955年的北京之行，从此就成为陶宝荣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而现在唯一能见证这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的，就是他手头那一本当时发送给他的、但如今早已被他翻烂了的有关这一次会议的资料汇编。从这本汇编中，很容易就找到了陶宝荣的名字。可北京之行后的战斗英雄陶宝荣，似乎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乡间耕种

陶宝荣身负重伤后，虽然进医院动了两次手术，但他的身体总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身体上经常性的虚弱和难以根除的伤痛使他再难适应炮舰上的战斗生活。为了不给部队和组织添麻烦，朴实诚恳的陶宝荣主动申请退伍。

1957年，陶宝荣含着热泪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又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早被他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531号战舰，只带着他二等功臣的荣誉和深受7处重伤、近10块弹片的身躯，悄然回到了家乡。

“刚回到家的那几天，我几乎把村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走到了，突然间，我感到自己浑身又有着使不完的劲。”陶宝荣笑着回忆道。

而当有人小心地探问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时，陶宝荣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本来就是个农民，还是在这田里做吧。”而且说干就干，他很快就挽起裤管下了田。

回村不久，陶宝荣担任了村党支部委员，并兼村里的治保委员，始终保持着的共产党员本色和再难改变的良好的军人作风，使他自觉地把所有的工余时间和整个身心全部扑在了社会治安和调解工作上。为了社会安宁，他多少次组织民兵和青年日夜巡逻，加强防范，确保一方平安。为了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他更是无数次上门苦口婆心调解纠纷。1984年，因年龄关系，陶宝荣离开了村干部的岗位，但早已是习惯成自然，他还是那样热心地帮助村里做好村民的各种调解工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历代仁人志士所共有的壮烈情怀。但从战火中浴血生还的战斗英雄陶宝荣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居功不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在解甲归田后近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中，除了偶尔的几次他被请去作英模事迹报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面朝黑土、背对青天的辛勤耕耘着。而对以往的战斗经历，他从不主动说起。他更多的是选择沉默并乐此不疲地与泥土打交道。

由于在那次战斗中陶宝荣的头部中弹较深，他从此患上了永久性头痛病，止痛药片至今从未中断，每逢季节变换和阴雨天气，陶宝荣就更要大把大把地吞服药片，每年花去的医药费也总在上千元。然而在他能自食其力的那几十年里，陶宝荣除了与所有的退伍军人一样每月只拿津贴外，他从未向组织有过另外的要求，也没有报销过分文医药费。在满身伤痛而又生活艰难的那些岁月里，憨厚朴实的他几乎不知道残疾金、抚恤金和补助费为何物。多年前，一位当年和陶宝荣一起在531炮艇上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来看望他，在了解了他的身体与家庭情况后，主张他应该找组织提一些如实的要求。但陶宝荣依然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如果大家都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去找组织照顾，那会给组织带来多少麻烦。生活上的事，能扛的还是自己扛着，这样心里也踏实。”与陶宝荣朝夕相处的村里人也经常这样劝他：“凭你的身份和功劳，完全有理由得到一些应有的照顾。”可陶宝荣也总是淡然一笑说：“相比牺牲的战友，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这镰刀、锄头什么的，我现在拿在手上还觉得很顺手，我凭什么要求照顾?”就经常的听到有人说他傻，可有越来越多的人又对他更显敬重。

如今，陶宝荣有1个儿子、2个女儿，他和老伴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有时候，还经常到自家的3亩2分承包田看看，免费乘车去镇上吃茶休闲，过着其乐融融的晩年生活。

距这个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战场数千公里之外，大后方的四川宜宾市翠屏山半山腰上，坐落着家乡人民为赵一曼建立的纪念馆，馆里保存着新中国开国将领陈毅元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7日生于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家乡求学时期接受“五四”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3岁的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永红看来，赵一曼幼时反对缠足，少年时不顾兄长阻挠坚持读书，成年后阅读《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追求平等自由，在那个年代注定了是一名奇女子。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内忧外患,国家风雨飘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个从四川坝上封建大宅门里走出的“大家闺秀”，和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道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里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女先锋。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她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务，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组织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秋，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日军为获得情报对赵一曼施以长达9个多月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用烙铁烙，烧焦其手指，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杨帆是宜宾赵一曼纪念馆的讲解员，7年来，赵一曼的故事她讲了上千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还是会流泪，被共产党人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录了赵一曼牺牲前的遭遇：“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廖永红说，赵一曼生前所写的这首诗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给唯一的骨肉一封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封160多字的短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虽然从未亲眼见过赵一曼，但在58岁的孙女陈红心中，奶奶的形象崇高而美丽：奶奶是一个女英雄，她为了祖国毅然抛头颅，洒热血，无畏地献出生命。但她还是一名妻子，一个母亲，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奶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陈红家里珍藏着一张2寸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奶奶和父亲仅存的合影。照片上，一位面容清秀，身着短袖旗袍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坐在藤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赵一曼就把儿子托付给亲戚，独身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在东北，她隐姓埋名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成年的“宁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的亲笔遗书。“父亲常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对不起你奶奶。”陈红说，每当遇到人生中的坎坷，她就会拿出奶奶的遗书看一看，每次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

走过80年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山河破碎的中国，已在新生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历经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女英雄赵一曼仿佛从未离去，她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她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座公园、一条条街道。每年，来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参观者超过60万人次。一位参观者说，赵一曼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对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依旧不可或缺。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红军，这个天下无敌的队伍在长征途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好不容易拿到了一袋干粮，却因在过桥时照顾伤员，不慎把自己的干粮掉进了河中。为了不连累大家，让战友有足够的粮食吃，她就偷偷地吃野菜充饥，直到身体虚弱地不行了，被护士长发现，大家才知道她吃野菜的真相。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与红军小兰长征途中的困苦比起来，不知道要好上几百倍、几千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像她那样为别人着想，为集体着想，宁可苦着自己也不愿意拖累集体呢?

在家里，每天放学到家，爷爷奶奶总是备下好吃的，我是不是想到请他们也一起吃?是不是想到给辛苦工作还没有下班的爸爸妈妈留点?晚上爷爷奶奶睡觉了，我是不是想到脚步要很轻?

在学校，我们是不是认真听讲，以好成绩回报老师的辛勤教育?看见同学早早地来打扫卫生很辛苦，是不是不往地上扔纸屑?是不是时时刻刻注意以“洁”“齐”“美”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班级争光，为美丽的校园出力?

我想了很多，明白如果心里装着别人、集体，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有"双枪黄八妹"雅号的她，在江浙一带组成抗日游击队，多番重创日本部队及击沉敌艇，日军虽千方百计但始终无法将这各响当当的传奇女子打败。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0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

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份，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拼，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女儿，部属中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胁黄八妹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机枪屠杀清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进攻。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的支援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精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脱险逃生。

日军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家乡。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是游击队伍中的巾帼典范。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方志敏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800余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没有跟上来。作为主要领导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另一位负责人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

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人马，可是，大队人马已经被敌人的14个团重重包围着，情况万分危急，敌人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房就烧。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野菜也采集不到了，只得忍饥挨饿一次次突围。

部队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只剩下了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住。他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

突围无望。天亮的时候，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有些灰心，方志敏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有个战士建议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摇摇头。

1935年1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方志敏，认为是“剿共”的一个重大胜利，要在上饶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敌人把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正气浩然。上饶的劳苦大众看着不幸落在敌人手中的方志敏，都心情沉重，许多人低下了头去，暗暗落泪。

敌人军官气焰嚣张，在台上喊起了反共口号。但台下无人响应，这激怒了那个军官。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怒吼着：“谁不喊就抓起来!”台下仍然一片沉默。方志敏这时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老百姓心向着革命。“庆祝大会”草草收场了。

敌人要把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中要经过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敌人又要在弋阳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愤怒的几千名弋阳百姓，个个手拿锄头、木棍、扁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他们敬爱的领袖方志敏。敌人还哪敢开什么大会庆祝，慌忙把方志敏押进装甲车，惊慌逃走。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敌人又要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公园里军警如林，警备森严。方志敏戴着手铐脚镣，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说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敌人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庆祝大会”竟然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赶紧下令：“快!快把他拉下去!”

方志敏趁着敌人手忙脚乱，继续大声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从上饶到弋阳，又到南昌，敌人的三次“庆祝大会”都没开成。

反动头子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抓到了，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头子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

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

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

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降不成，敌人军法处处长又来与方志敏“谈话”。

他喊手下搬一个凳子，又说不好，又换来一把椅子。

军法处长好像推心置腹地对方志敏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

方志敏打断他的话，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

“方先生，信仰要实现，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

军法处长见方志敏没有吭声，又把话锋一转，说：“方先生，你知道你们那个孔同志吧!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少将参议，春风得意着呢!”

方志敏一听姓孔的，非常愤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他是无耻的叛徒，我决不会像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弋阳县长，还有教过方志敏的一个乡绅，也都找过方志敏，带着水果、点心来劝降。方志敏回答他们：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残酷的折磨方志敏。

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敌人还不断的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

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对付方志敏了，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

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大功夫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的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

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

就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传世之作：《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

有一个狱卒非常佩服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办法，方志敏就求这个狱卒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狱卒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这一天，南昌城里军警满街，交通中断，小商小贩也都被赶走了。

看守端来了早饭，不是往日的霉米饭。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方志敏吃了个饱，他太饿了。

要上刑场了。方志敏最后看了一下牢房，挨个和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

难友们含着热泪说：“永别了，方志敏同志。”

方志敏微笑着说：“同志们，永别了，早日出去干革命!”

天下起了雨，天也有情啊!

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挥了挥手。有人认出戴着手铐脚镣的是方志敏，不禁掉下了眼泪。刑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方志敏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方志敏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

刽子手的手哆嗦了，扳不动枪机。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一眼看了看他可爱的中国大地，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他年仅35岁。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担任了南山堡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8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奉命向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大门——隆化城挺进。“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为什么打隆化如此困难?因为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周围筑有40多个永久性碉堡，由母堡、子堡组成碉堡群。在碉堡群周围，还设有很多副防御工事，如铁丝网、陷井、梅花桩、外壕等，各碉堡群之间都有火力联系，构成交叉火网。这些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的有利地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国民党认为隆化“固若金汤”。当解放军包围隆化之后，国民党军十三军军长石觉还在承德吹嘘：“共军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白送给他们。”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应该我去。”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伤心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指导员眼里含着眼泪说：“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其实他知道凶多吉少。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这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贵，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生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生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