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 20篇合集20篇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鲁迅

十分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资料。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取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之后最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18世纪，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实用通信系统。该系统由建立在巴黎和里尔230千米间的若干个通信塔组成。

在这些塔顶上竖起一根木柱，木柱上安装一根水平横杆，人们可以使木杆转动，并能在绳索的操作下摆动形成各种角度。在水平横杆的两端安有两个垂直臂，也可以转动。

这样，每个塔通过木杆可以构成192种不同的构形，附近的塔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表示192种含义的信息。

这样依次传下去，在230千米的距离内仅用2分钟便可完成一次信息传递。该系统在18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是亲人还是恋人，他们最需要的永远都是陪伴。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有关于陪伴的名人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1.春秋时期，俞伯牙是当时最善弹琴的人，但终日弹琴，无人赏识。一日，遇到钟子期，子期听到伯牙的琴声，激跃之处，便说浩浩乎志在高山；当听到琴声回转千叠处，便说荡荡乎志在流水。二人于是成为莫逆之父。后来，子期因病而死，伯牙悲叹没有了知音，便摔掉他珍爱的琴，再不弹琴。

2.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颖州。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室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摇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和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范仲淹来说，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此时此刻，也就一清二楚了。

3.《汉书·张冯汲郑列传》载：翟公曾经做过廷尉，当时，也可称宾客盈门了，可等到被罢免，门前却冷落到可张网捕雀。不久后，他又做了廷尉，那些宾客又想去巴结，翟公便在大门上醒目地写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只有在死生之间，才知道交情的浅深；在贫穷之间，才知道朋友的真实态度；在贵贱之间，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谊。”）

4.恩格斯与马克思。

恩格斯为了在经济上自主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惜违心地去帮助父亲经营他所厌恶的商业。当时他和马克思虽生活在同一城市，却几乎每天通信，在革命事业上互相鼓励，促进。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担任了整理占有遗稿的众人，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完成了战友的未竟事业。可见，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目标是建立友谊的基础。

5.管仲从小就和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个人才。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时候多分红，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知道他家里穷。管仲打仗的时候进攻后进，撤退先跑，鲍叔牙也不认为管仲胆小，知道他家里有老母。

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恒公让他推荐继任人，他没有推荐鲍叔牙。有人告诉鲍叔牙，鲍叔牙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当丞相会误事，管仲了解我啊！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他学问是靠母亲教导和自修得来。他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谅解与耐心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贡献。 “浪费，最大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时间办更多事情。”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助手脸红了。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我之前曾一直相信一句话：男人只会变老，而不会变成熟。可是当这话放到入行15年的光良身上时，却好像变得无法成立……

从1995年开始的“无印良品”时代，到2001年单飞后的光良时代，时间在光良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苍老的痕迹。我想，他是那种不需要经历叛逆，就一下子成长起来的人，在处女座的小宇宙里，游走自如。无论年纪大小，都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梦想。他是一个歌手，然而却很高兴桂纶镁称赞他的演技；他走在台前，却坚持自己撰写文案。人前，他如自己的歌一样温柔，而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该坚持什么。因此，多少年来，他能一直保持着安静优雅的形象，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情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便是他自己即将进入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光良，这个温暖的处女座男人，也依然想为大家唱情歌。

【情歌就是我的定位】

2008年度音乐先锋榜上，光良一人凭借《右手边》独揽三项大奖，媒体都惊呼“童话”传奇再次上演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只是说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需要情歌来抚慰心灵。如果真的要说，那情歌才算是人生中最美的童话，而这跟单身或者是已婚，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出口。

因此才会有，每天不论是开车收听广播，还是在地铁上被大喇叭山寨手机刺激着神经，都有太多人唱着太多的情歌，悲到撕心裂肺，却又大多如同嚼蜡。然而光良强人之处，就是他写的一首首情歌，不论是给自己的《伤心地铁》、《第一次》、《若无其事》，还是为他人嫁衣之作比如《勇气》、《好久好久》，首首动听，首首必是KTV的热门曲。他常胜的武器很简单，因为他最懂情歌。“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喜欢的东西也不同，但一首能打动人心的情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两方都会被感动。所以我在选歌的时候，会从两个角度去看，只有这个词双方都能有感觉，我才会选择。在我看来，歌词是有性别的。选什么样的情歌，怎么去演绎，是我一直会思考的事情。”“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相信情歌是各种音乐风格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唱了那么多年歌曲，尤其在《童话》之后，我发现歌词非常重要，这是我现在对待情歌的态度。”曾经光良创作完一首曲子，等来填的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催泪弹般的效果，却生硬得让光良毫无感觉。“如果歌词不能打动我，那么制作成演奏曲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呢？之所以说歌曲，既要有好的旋律，又必须搭配很棒的歌词以供人‘歌’。”

“以前我常常被问，是否要尝试新曲风。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不要刻意去否定自己以及大家认同的东西。如果大家一想到情歌就会找来我的CD听，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而情歌就是我的定位。”光良就这么“认了命”。

可如今的乐坛，周杰伦红起来，歌手们一窝蜂地唱中国风；《两只蝴蝶》大赚彩铃钱，促使一大批“动物歌曲”诞生；因为陈冠希，有人唱《很傻很天真》……投机是当下乐坛主流的行事风格，光良如此踏实彻底地安分守己，让他成为这个乐坛的“异类”。

【难搞只因够认真】

早有传言，光良在当年签约滚石时，与刘若英、五月天阿信并称滚石三大“难搞”艺人。光良却连连摇头道：“那都是公司想出来的噱头啦。”

“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我们决定故事的结局……”如果你翻阅《童话》专辑的文案，便会发现文字下赫然签着光良的名字。其实早在这张专辑诞生之前，他就没和前东家滚石续约，恢复了自由身。变成独立制作人的光良，事无巨细地承担起包括创作、演唱、专辑制作的诸多工作。不仅和工作人员推敲宣传文案，创意企划、营销方案等我们看不到的唱片流程，光良也都一一参与。他成了“大管家”，做音乐人时，一心创作；计划销售又要综合专辑整体迎合度。正是这样，从《童话》开始，《约定》、《不会分离》，专辑一张比一张更加“光良化”。

聊到工作，光良就滔滔不绝起来，不仅向我们解说唱片销售中最麻烦的环节，还透露身边工作人员不好的习惯。“你这样还叫不难搞吗？”被将了一军，光良委婉一笑说：“不过是我对工作有要求，而每个要求都是为了能让工作更好。比如拍摄，我穿白色衣服时就需要更换背景，这样拍出来会比较自然，这就是要求。我发现有要求的人和有要求的人一起工作，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来。你可以把这当做难搞，也可以看做认真。我们是在做事情不是在搞人，如果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最容易‘搞定’啦，因为这个人很快就可以休息啦。”也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反而被传成难搞，光良很无奈：“这个行业有些人是来捣乱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为了一时的利益做了很多‘超过’的事情。你没办法控制他人，但自己就要有一个底线。”

【一定要向前看】

在乐坛摸爬滚打十多年，光良的事业也如过山车般惊险刺激。“无印良品”时代，他和品冠分享着唾手可得的鲜花与掌声；分道扬镳，两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谷，品冠没有找到合适的音乐定位，而光良则在理念上和公司产生了分歧。再出发时，光良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

尽管1970年出生的光良，即将进入所谓的不惑之年，但他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倒是没有太多迷惑。“李宗盛大哥曾说过，这个行业不是比你能爬多高，而要看谁走得远。”不可否认此话带着他作为乐坛中坚力量的一份骄傲与自负，可他确实有这个资本。

光良说，这世界上幸运儿太少，他已经拥有很多，不要苛求。刚出道时，很多前辈站在他眼前像座座巨山；如今面对新人，他已是前辈。“这是好事情，每个环境都要有新鲜的声音才会进步。不可能大家一听几十年，只有一个歌手不停地唱。我不会觉得新人会对我造成威胁，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将我留下的作品磨灭。”

问光良还可以唱多久，话才出口便知有些愚蠢，有哪个歌手不渴望风生水起呢？光良的回答却没有那么程式化：“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如果我还有音乐的想法，会一直做下去。但是要看还有没有听众想听。”他告诉自己，一直向前看，不要去猜下一秒会怎样，有些刺激生活更精彩。就像前不久举办的演唱会，以前每次都是他独唱《掌心》，在台湾那场品冠到场，于是光良临场即兴问他要不要合唱，圆了歌迷的梦，也验证了每次被问“无印良品”会不会重组，他总会说出的这令人玩味的四个字：“世事难料。”

1984年，历经辛苦的马云最后跌跌撞撞地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他的成绩是专科分数，离本科线还差5分，但恰好本科没招满人，马云就这样幸运地上了本科，并凭着满腔热情和一身侠气，当选学生会主席。

大学毕业后，马云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1991年，马云初涉商海，和朋友成立海博翻译社。结果第一个月收入700元，房租2000元，遭到一致讥讽。

在大家动摇的时候，马云坚信：只要做下去，务必有前景，翻译社开始卖礼品、鲜花，以最原始的小商品买卖来维持运转。

两年间，马云不仅仅仅养活了翻译社，组织了杭州第一个英语角，同时还成了全院课程最多的老师。如今，正如马云当年所愿，海博已经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省最大的翻译社。

“我一向的理念，就是真正想赚钱的人务必把钱看轻，如果你脑子里老是钱的话，务必不可能赚钱的。”初次下海的经历，给马云留下了深刻的体会。

1994年底，马云首次听说互联网;1995年初，他偶然去美国，首次接触到互联网。对电脑一窍不通的马云，在朋友的帮忙和介绍下开始认识互联网。当时网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资料，出于好奇的马云请人做了一个自己翻译社的网页，没想到，3个小时就收到了4封邮件。

敏感的马云意识到：互联网必将改变世界!

随即，不安分的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一个网站，把国内的企业资料收集起来放到网上向全世界发布。

此时，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马云已经是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教师，校长还许诺他外办主任的位置。但是，特立独行的马云挥挥手，放下了在学校的一切地位、身份和待遇，毅然下海。

此时，互联网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也刚刚开始发展：大洋彼岸，尼葛洛庞帝刚刚写就《数字化生存》、杨致远建立雅虎还不到一年;而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教授钱华林刚刚用一根光纤接通美国互联网，收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在这样的情形下，远在尚未开通拨号上网业务的杭州，马云就已经梦想着要用互联网来开公司、下海、盈利。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

“我请了24个朋友来我家商量。我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他们听得稀里糊涂，我也讲得糊里糊涂。最后说到底怎样样其中23个人说算了吧，只有一个人说你能够试试看，不行赶紧逃回来。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决定还是干，哪怕24个人全反对我也要干。”

“其实最大的决心并不是我对互联网有很大的信心，而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无论失败与成功，经历就是一种成功，你去闯一闯，不行你还能够掉头;但是你如果不做，就像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一样的道理。”

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力排众议的情形，马云依然为自己的选取而叫好。

1995年4月，马云和妻子再加上一个朋友，凑了两万块钱，专门给企业做主页的“海博网络”公司就这样开张了，网站取名“中国黄页”，成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3个月后，临近杭州的上海正式开通互联网，马云的业务量激增。在各企业纷纷忙着建立自己主页的时候，马云的先见之明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时，制作一张主页，中英文对照的2000字资料、一张彩照，开价就是2万元人民币。不到3年，马云就轻简单松赚了500万元利润，并在国内打开了知名度。

1997年，在国家外经贸部的邀请下，马云带着自己的创业班子挥师北上，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中国外经贸等一系列国家级站点。

这段经历对马云弥足珍贵。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前，我只是一个杭州的小商人。在外经贸部的工作经历，我明白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学会了从宏观上思考问题，我不再是井底之蛙。”

1999年初，开阔了宏观视野的马云回到杭州，进行二次创业，他决定介入电子商务领域。

采用什么模式当时全球互联网所做的电子商务，基本上是为全球顶尖的15%大企业服务。但马云生长在私营中小企业发达的浙江，从最底层的市场滚打过来，深知中小企业的困境。他毅然作出决断———“弃鲸鱼而抓虾米，放下那15%大企业，只做85%中小企业的生意。”

“如果把企业也分成富人穷人，那么互联网就是穷人的世界。因为大企业有自己专门的信息渠道，有巨额广告费，小企业什么都没有，他们才是最需要互联网的人。而我就是要领导穷人起来闹革命。”马云要做的事就是带给这样的一个平台，将全球中小企业的进出口信息汇集起来———“中小企业好比沙滩上一颗颗石子，但透过互联网能够把一颗颗石子全粘起来。用水泥粘起来的石子们威力无穷，能够与大石头抗衡。而互联网经济的特色正是以小搏大、以快打慢。”

就这样，1999年9月，马云的阿里巴巴网站横空出世，立志成为中小企业敲开财富之门的引路人。当时国内正是互联网热潮涌动的时刻，但无论是投资商还是公众，注意力始终放在门户网站上。马云在这个时候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在国内是一个逆势而为的举动，在整个互联网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被国际媒体称为继雅虎、亚马逊、易贝之后的第四种互联网模式。阿里巴巴所采用的独特B2B模式，即便这天在美国，也难觅一个成功范例。

网站注册成立一个月后，由高盛牵头的500万美元风险资金便立即到账。马云用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香港和美国引进超多的外部人才。这个时期，也正是马云对外宣称“创业人员只能够担任连长及以下的职位，团长级以上全部由MBA担任”的时候。彼时，12个人的高管团队中除了马云自己，全部来自海外。

1999年底，马云以6分钟的讲述获得有“网络风向标”之称的软银老总孙正义的赏识。两人进行了3分钟的单独谈判后，马云获得了孙正义3500万美元的投资。软银每年理解700家公司的投资申请，只对其中70家公司投资，而孙正义只对其中一家亲自谈判。

事实证明，无论是高盛还是孙正义，对马云的决定都是准确的。在电子商务领域，马云显示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预见性：创业当年，阿里巴巴的会员就到达8.9万个;2000年到达50万;在2001年互联网的严冬季节，依然实现了百万会员的目标，并成为全球首家超过百万会员的商务网站;目前的会员总数已经超过350万之巨。

《名人故事精选》里面写的都是名人们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我被高尔基的认真、钱学森的爱国与诺贝尔的奉献深深感动了。

高尔基是一个苏联作家，他的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它的人们》正在上演。导演没经他同意就擅自将结尾处改成布雷乔夫死了，观众们很激动，谢幕达二三十次，但高尔基，硬要导演改回去，原因是布雷乔夫根本没有死，导演没办法，只好改回去。这样一来，效果差多了。但高尔基很满意，因为他尊重了事实。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触很深，明明是结尾耶戈尔.布雷乔死了的效果好，高尔基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剧本，硬要导演改回去呢？也未免太认真了吧，这么认真干吗？但我又反反复复地读了几遍，改变了对高尔基的看法。对啊，是应该向高尔基那样尊重事实，如果人人都为了索取某种好的利益和效果，不分黑白，颠倒是非，那，世界就是虚伪的了。就如：两个学生，都是很聪明的。有一次考试，他们俩都考砸了，老师让同学们回家签字。其中一个同学对另一个同学说：“我们俩互相签字，告诉父母自己得了好成绩，就不用被父母骂了。”另一个同学说：“你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永远不可能多一分或少一分。”说完，就回家了。一个同学就让别人签了个字，他的计划成功了，父母带他出去吃了一顿；另一个同学被父母批评了一顿后，又帮他分析了错误，让他明白了错的原因，他心里十分充实。因为他没有象另一个同学一样，他尊重了事实。

“至精，至善，至诚，乃认真的最高境界。”我读了《名人故事精选》后，明白了这样一种精神。在社会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具有这样一种精神，那世界就会变的越来越美好

他是一个平凡的维吾尔族汉子，外出务工，以卖烤羊肉串为生。然而，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却用辛苦积攒下的10多万元，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这个汉子，就是来自新疆的“草根慈善家”——阿里木。

阿里木是一个身材壮实的新疆汉子，生活十分简朴，20元的土布褂子，8元的布鞋，他一穿就是好几年。他喜欢吃水果，为了省钱，却总是挑快烂了的买，削掉坏的再吃。阿里木的饭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经常是一个馕（或两个馒头）外加一杯水就能打发。

这样的生活，阿里木却过得很满足。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很不理解，阿里木反问：“有很多钱快乐吗？我不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物有所值。”

卖烤羊肉串的阿里木

“我读书不多，只会烤羊肉串，绝不能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和我一样。”

阿里木出生在新疆和静县的一个贫困家庭里，父亲是供销社职工，一家9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读到高二时，家里实在供不下去了，懂事的阿里木选择了辍学参军。

长大后，历经生活艰辛的阿里木十分尊重文化教育，他的心里存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人的命运。他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全部用作慈善。

据当地报纸不完全统计，10年来，阿里木卖烤羊肉30多万串，利润10多万元，其中近八成捐给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受他捐助的200多名孩子中，有10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阿里木和他资助的学生

“我喜欢卖羊肉串，我会继续卖我的羊肉串，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上学。”

如今，阿里木已经当上了“阿里木餐饮印象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开始谋划，要帮助家乡的年轻人创业、安家，让正宗的新疆羊肉串香飘内地。他琢磨着，用10年时间，在他生活的贵州毕节市建一所学校，让那里的留守儿童接受好的教育。

导语：名人之所以为名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可以从名人的故事中得到许多道理。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名人故事：杨澜的放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前不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时，邀请了原著名央视主持人杨澜给厦大学子开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当有人问她选择在事业的顶峰毅然去外国读书是不是一种心计时，杨澜讲了她所经历的一件事。

一年春节晚会，共有六名主持，多遍彩排之后，有一位主持的大姐，导演组突然决定不用了。但又没人去通知她。第二天，当那位大姐兴冲冲地拿着礼服来到化妆间时，化妆师告诉她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结果那位大姐黯然神伤地走了。当时杨澜就坐在一旁，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她通过这个主持大姐所遭遇的“命运”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那以后，那位主持大姐黯然神伤地离开春晚会场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杨澜的脑海里，她同情那位大姐。为台里那位导演不近人情的做法反感，因为她认为如果你觉得这位主持大姐不适合做主持，你可以通知到她并做好她的安慰工作，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这位主持大姐为台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曾主持过很多重要的节目，然而这么深重的伤害仍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杨澜怎么也想不通。她开始感到了世事无常，开始感到了来自生活的恐惧。她曾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她想，现在我正红时，人人都争着要我上栏目；如果有一天我走到才枯气竭的时候，我不是照样地任人挑来挑去难逃这样的命运吗？于是杨澜开始为自己躲避遭受那位大姐那样的伤害而积极地准备着一条退路。

选择放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她正处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杨澜在这之前工作是很顺利的，她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担任《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她从1990年一直做到1994年。在这个节目中，杨澜那种充满睿智清新的主持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主持人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同行都向她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然而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算自己能说服自己，可是父母会同意吗？朋友会理解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她内心一度十分矛盾和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杨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急流勇退。因为她深深明白：人要更好地生存就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不能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成长方向。于是她毅然地在自己最红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杨澜三年留学回来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并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2000年，她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阳光卫视”卫星频道，出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她的精彩表现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赢得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杨澜的发展来看，她选择在当红的时候离开央视是明智的，也正因为她勇敢地选择了放弃，她才有时间去苦练内功，才有了后来她发展的更大空间，才取得了现在骄人的成绩。其实放弃并不是简单地扔掉，而是为下一次出发积蓄更大的能量。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黄晓明是一个谜。2001年凭借《大汉天子》，开始为人所知，2005年前后，他开始跻身一线。而去年和今年，他主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有《匹夫》、《血滴子》和《大上海》，即将上映的有《中国合伙人》和《无问西东》，这些角色，或深情、或阴鸷、或刚猛、或霸气，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与多面。以《血滴子》中造型制作的蜡像，进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内地男星中，这是首位。而仅仅在电影中扮演大亨还不够，现实中，他涉足红酒、高尔夫球场等若干领域，获益颇丰。

起初，他并不被众人看好，他的相貌曾被视为他演艺生涯的缺憾，过于帅气的面容似乎成了一种原罪，人们谈论他时，很愿意忽略他的演技和努力。和相貌原罪配套的，还有他的性格问题，他永远面带笑容，永远善良温厚——我曾在一个颁奖现场见到他，和那些走下舞台就收敛笑容的明星不一样的是，即便在休息室，在无人注意的时刻，他依然面带微笑长达半个小时，笑容像是长在他脸上，是他皮肤的一部分。

这种性格，被视为他纵横娱乐圈的最大障碍，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领地，更因为，银幕需要的是一种非常的性格，影评人谈论他时，总觉得他“不够”，他欠缺伟大演员的戾气、深邃、疯魔劲。

自然要去寻找所谓端倪，所谓印迹。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相貌、运气之外的东西。赵薇宣传新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晓明拄着双拐出现，他和她的友谊，被人们概括为“有一种友情，叫赵薇黄晓明”；接受柏邦妮采访，他给她的印象是，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盯着对方，谈话中间，非常注意对方的情绪和细节——例如电话的响动，告别之后，他一直目送对方走到很远。在谈话中，他谈到自己更愿意看见别人的长处与优点，因为“见好”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能见好的人，是感性的人，是艺术家。能见坏的人，是理智的人，是企业家。既能见好，又能见坏的人，兼具感性和理性，是领袖，是政治家”。

好得不寻常，温和得有点妖异，而保持这种“好”的场所，是一个诡异迷离的名利圈。这是他伫立在我们视野里的原因还是答案？我们无从辨别。但显然，在重重的因果迷雾中，在荒莽人世间，他在无数选择中，选择了“见好”，而这个世界也以“见好”予以回报。

孙膑与庞涓斗智斗勇，本来按三局两胜，孙膑已经赢了。但，庞涓为找回点面子，坚持比赛，坚决要求鬼谷子出第三道题。

万般无奈，经不住庞涓的死缠硬磨，鬼谷子除了第三道题。第三道很简单，就是把鬼谷子从谷雨洞骗出来，谁把师父请出来，就算谁赢。

庞涓迫不急奈地抢先说：“我先来，我先来”。

庞涓说：“师父你快出来吧，外面很热闹，有吹笛笛的，有打鼓的，又敲锣的，有大姑娘坐花轿，娶媳妇结婚的。”

鬼谷子想：“骗人，热闹也不出去”。

庞涓见师父不出来，又说：“师父，你快出来吧，有只大老虎来了，要上山洞里吃你去”。

鬼谷子想：“你在洞口，有老虎也会先吃你”。

庞涓想了很多法儿，始终没把师父请出来，万般无奈，说：“孙膑你来吧，我骗不不出来，你也骗不出来，顶着咱俩比个平手”。

孙膑自言自语地说：“庞涓都把办法想绝了，都没把师父请出来，我也请不出来。不过，师父，我有办法，把你从洞口请进洞内。”

鬼谷子想：“你们没办法把我请出去，肯定也没办法把握请进来”。于是，就走出洞来，坐好，说：“请吧”。

孙膑微微一笑，说：“师父，我也没办法把你请进去，不过，我已经把你请出来了”。

鬼谷子顿悟，自己上当了。

1933年1月，希特勒一上台，就发布第一号法令，把犹太人比作“恶魔”，叫嚣着要粉碎“恶魔的权利”。不久，哥廷根大学接到命令，要学校辞退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纯犹太血统的人。在被驱赶的学者中，有一名妇女叫爱米·诺德（A。E。Noether 1882—1935），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时年5l岁。她主持的讲座被迫停止，就连微薄的薪金也被取消。这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女性，面对困境，却心地坦然，因为她一生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

诺德生长在犹太籍数学教授的家庭里，从小就喜欢数学。1903年，21岁的诺德考进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她听了克莱因、希尔伯特、闽可夫斯基等人的课，与数学解下了不解之缘。她学生时代就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25岁便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女数学博士。

诺德在微分不等式、环和理想子群等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她连讲师都评不上，在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强烈支持下，诺德才由希尔伯特的“私人讲师”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名女讲师。接下来，由于她科研成果显着，又是在希尔伯特的推荐下，取得了“编外副教授”的资格，虽然她比起很多“教授”更有实力。

诺德热爱数学教育事业，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她终生未婚，却有许许多多“孩子”。她与学生交往密切，和蔼可亲，人们亲切地把她周围的学生称为“诺德的孩子们”。我国代数学家曾炯之就是诺德“孩子”们中的一个。

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诺德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去了美国工作。在美国，她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样有她的“孩子们”。1934年9月，美国设立了以诺德命名的博士后奖学金。不幸的是，诺德在美国工作不到两年，便死于外科手术，终年53岁。她的逝世，令很多数学同僚无限悲痛。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悼文说：“根据现在的权威数学家们的判断，诺德女士是自妇女受高等教育以来最重要的富于创造性数学天才。”

男孩出生在纽约皇后区，六七岁时就有个梦想——到NBA打球。虽然这个理想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可它在男孩稚嫩的思想里一点点成长着，一天天壮大着。小时候，男孩曾梦想过牵着父亲的手，跨过青草地去球场嬉戏，做各种动作：腾空，跳跃，疾驰，突破，空投，站在他身后高大的父亲，会欢快地鼓掌，为他加油。

可这一切只能在男孩的梦境里出现——他父亲是个瘾君子，几乎没有照顾过他。男孩走不进父亲的世界，父亲的思想与他完全隔绝，他和父亲就像两条平行延展的生命，没有交集。缺少了父爱，男孩多多少少有些任性，全凭自己的意识行动，不管对与错。当然，这也使男孩变得坚强，把他的意志磨炼得愈加坚韧。在没有父亲搀扶的状况下，男孩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努力做好自己。

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男孩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体谅母亲的辛劳，渐渐成熟起来。可在男孩12岁生日的烛光还没来得及点燃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墙角哭泣，独自去应对未来的风风雨雨。唯一的家庭支柱轰然倒塌，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之后，是外婆收留了男孩。可这位76岁的老人连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无法正常料理，哪里谈得上照顾他？男孩明白，那里是避难所，是暂时的港湾。在这个老少重组的家庭，男孩奇迹般地顽强生活着，他开始接触社会，关注人生的理想，与命运抗争。他明白，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务必努力，一切只能靠自己。

男孩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疯狂地在球场打球，不分昼夜。只有在球场，他才能找到自信，找到快乐，才能迸发出与生俱来的力量。没有父母管教，没有约束，男孩把球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如行云流水。在曲曲折折的打拼路上，上帝最后眷顾男孩——他加入了NBA。但是，在高手如云的NBA里，他如一粒滑向海滩的沙子，迅速被湮没了。别人有经验，有成绩，而他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没有气馁，努力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打球，练球，配合，提升。

可还没等时间来证明一切，噩耗传来——外婆与世长辞，他悲哀欲绝，再一次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也许上天有意作弄，三年后，在他还没从当父亲的喜悦中醒来时，他六个月大的儿子就离他而去，丧子的悲痛使他一度心灰意冷，看不到未来。还有什么比精神重创更可怕的呢？可悲痛远没有结束，儿子的葬礼没过去多久，他在老家附近遭遇歹徒持枪袭击，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没几个月，他又遭遇车祸。在紧之后的那个赛季里，队友们如火如荼地拼抢着，而伤痛却让他成了看客。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他没有放下，总是勇敢地去应对，在挫折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而一般人可能没法挺过这些困难，尤其是在精神上。有的人会把这些事情当成他们放下生活、停止战斗的借口。但是，这么多的困难，并没有将我击倒，因为一旦我倒下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没有成为NBA最好的球员，但是他用心乐观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从容走出阴影的豁达。虽然三十而立的他，已在湖人打了六个赛季，但他至今都未获得一项个人荣誉，不论是“全明星”，还是“最佳第六人”。应对别人友善的批评或不怀好意的指责与抱怨，他总是笑笑：“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我的人生是快乐的。”

他就是湖人队全能前锋拉马尔·奥多姆。2010年6月18日，经过长达9个月的鏖战，奥多姆和队友们奋力拼杀，在总决赛的“抢七大战”中，湖人以83比79击败凯尔特人队，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夺得2009——2010赛季NBA总冠军。

在湖人队，奥多姆没有科比那样光芒四射，没有加索尔那样咄咄逼人，也没有阿泰斯特那样疯狂至极，但他用独特的个性抒写着自己的传奇。有人评价说：因为有了奥多姆，洛杉矶这座城市更加光怪陆离；因为有了奥多姆，湖人这支球队有了更多娱乐元素。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奥多姆自豪地背诵着他们的格言：“即使你被所有人众星捧月，寄予厚望，即使你嘴里含着金汤勺，甚至即便已经戴上了总冠军戒指，你也得每分每秒都拼尽全力。”

开创印象派画风的伟大艺术家毕加索。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推崇，他所作的画是世界各地人们趋之若鹜的珍藏品。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无限风光的大画家，也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岁月。

毕加索初到巴黎，谁都不认识他。在巴黎夹着一块画布为生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而画店的老板却大多数只是附庸风雅，在大堂中摆放当时的名家名作。尚未成名的毕加索四处碰壁，贫困潦倒。

他身边只剩下了15个银币。如果再不能卖出自己的画，那他只能离开巴黎回到老家。在巴黎最后的日子里，毕加索孤注一掷，做出了他人生之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策划。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中，整个巴黎的画廊老板都快发疯了。每天至少会有一两个人来画廊转悠，左看右看，却什么都不买。可是临走之前，他们都这样问道：“请问，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

“请问，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无数次的询问，使得毕加索的名字犹如明星般在画商的圈子里炸开了。“谁是毕加索?有谁看过他的画?”人们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四处打探着。直到一个月之后，毕加索带着他那些许久无法卖出的画出现了。

他的出现好比是一场旱灾之后的及时雨。画商们很快将他的画一买而空——于是，这个被巴黎主流画界一直拒绝于门外的艺术家一举成名。

原来，毕加索用那15个银币雇佣了几个大学生，成功地将自己生涩的身份进行了掉转，从而使人们更早地欣赏到了他那天才般的艺术才能。

然而，另外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却苦苦地等待主流画界的接纳，而不得不在饥寒交迫的岁月中向自己开了枪。他的作品，一直到他死后才慢慢地开始大放异彩。

你能说梵·高的作品不及毕加索吗?如今，热爱艺术的人们对这两位大师都投以崇敬而热切的目光，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最精彩的答卷。可是，我们不能不说，毕加索的人生策划，真正地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1

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妈妈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妈妈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在读书方面，钱惟演确实是一个奇人。在洛阳为官时，钱惟演曾经告诉欧阳修等属官：“平生最爱读书。坐的时候经史，卧的时候读小说，上厕所的时候看小词，手中一刻也没有放下书卷呢。”钱惟演的话说的很好，读书不仅仅要勤奋，对待不同门类的书还需要不同的态度。经史乃是先贤所言，是经过治世的大道，只有端坐才能静心阅读，才能体现对先贤的尊敬。小说诗词则可以随意一些，躺着读也可以，上厕所读也可以。一个人若仅仅为了工作，为了升职加薪而读书，未免乏味，失去了读书的乐趣。

欧阳修很欣赏钱惟演的读书观，多年之后，欧阳修也成了文章大家，文坛领袖。当人们问起欧阳修成功的秘诀，欧阳修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大都在‘三上’。所谓马上、枕上、车上啊。”白天要上班，要处理公务，自然没有时间考虑写文章写诗词，只有利用一点点滴的时间。宋代入朝多骑马，于是马上构思。睡觉前回顾下一天所得，也可以构思。上厕所时反正也不能处理公务，写诗作文，正是充分利用。可以说，欧阳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堪称北宋最勤奋的读书人。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2

牛顿一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妈妈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妈妈种田过日子。妈妈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妈妈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妈妈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大舅看见。大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大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大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大舅竭力劝说牛顿的妈妈，让牛顿弃商就学。在大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3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

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因此，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