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 20篇（汇集20篇）

女作家丁玲的故乡在湖南省临澧县。她父亲早亡，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丁玲的母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觉醒的女性。丁玲受母亲的影响，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

丁玲十岁的时候，外祖母将她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丁玲懂事后，对这门亲事十分反感，她坚决反对到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媳妇。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是很不容易的。一纸包办的婚约，总是牵着丁玲的愁肠，使她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1920 年寒假，她回到家中，义无反顾地提出废除婚约。开明豁达的母亲支持女儿的行动，而舅舅却坚决反对，为此双方争吵起来。后来，矛盾愈加激化，丁玲迫不得已在《常德晚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舅舅“思想保守”、“脑筋顽固”……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终于，丁玲胜利了，婚约解除了。但是，当初订婚的两只戒指却丢了一只。丁玲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就千方百计凑足了一只戒指的钱，为女儿退了婚。

从此，丁玲像一只自由的小鸟，飞向广阔的天地。

在印尼居住时，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20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母亲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

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瓦特是世界公认的蒸汽机发明家。他的创造精神、超人的才能和不懈的钻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下文是为大家精选的名人故事：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瓦特改进、发明的蒸汽机是对近代科学和生产的巨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导致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极大的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附近的一个小镇格里诺克，他的父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祖父和叔父都是机械工匠。少年时代的瓦特，由于家境贫苦和体弱多病，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他曾经就读于格里诺克的文法学校，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但没有毕业就退学了。但是，他在父母的教导下，一直坚持自学，很早就对物理和数学产生了兴趣。瓦特从六岁开始学习几何学，到十五岁时就学完了《物理学原理》等书籍。他常常自己动手修理和制作起重机、滑车和一些航海器械。

1753年，瓦特到格拉斯哥市当徒工。由于收入过低不能维持生活，第二年他又到伦敦的一家仪表修理厂当徒工。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他很快学会了制造那些难度较高的仪器。但是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年后，他不得不回家休养。一年的学徒生活使他饱尝辛酸，也使他练就了精湛的手艺，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

1756年，当他的身体稍有好转，瓦特再次踏上了坎坷的道路来到格拉斯哥市。他想当一名修造仪器的工人，但是因为他的手艺没有满师，当时的行会不允许。幸运的是，瓦特的才能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重视。在他的介绍下，瓦特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当了教学仪器的工人。这所学校拥有当时较为完善的仪器设备，这使瓦特在修理仪器时认识了先进的技术，开阔了眼界。这时，他对以蒸汽作动力的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还为此学会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在大学里，他认识了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约翰·鲁宾逊等。瓦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理论知识。1764年，瓦特与表妹玛格丽特·米勒结了婚。

1764年，学校请瓦特修理一台纽可门式蒸汽机，在修理的过程中，瓦特熟悉了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并且发现了这种蒸汽机的两大缺点：活塞动作不连续而且慢；蒸汽利用率低，浪费原料。以后，瓦特开始思考改进的办法。直到1765年的春天，在一次散步时，瓦特想到，既然纽可门蒸汽机的热效率低是蒸汽在缸内冷凝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让蒸汽在缸外冷凝呢？瓦特产生了采用分离冷凝器的最初设想。

在产生这种设想以后，瓦特在同年设计了一种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按照设计，冷凝器与汽缸之间有一个调节阀门相连，使他们既能连通又能分开。这样，既能把做工后的蒸汽引入汽缸外的冷凝器，又可以使汽缸内产生同样的真空，避免了汽缸在一冷一热过程中热量的消耗，据瓦特理论计算，这种新的蒸汽机的热效率将是纽可门蒸汽机的三倍。从理论上说，瓦特的这种带有分离器冷凝器的蒸汽机显然优于纽可门蒸汽机，但是，要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上的东西，把图纸上的蒸汽机变为实在的蒸汽机，还要走很长的路。瓦特辛辛苦苦造出了几台蒸汽机，但效果反而不如纽可门蒸汽机，甚至四处漏气，无法开动。尽管耗资巨大的试验使他债台高筑，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怯步，继续进行试验。当布莱克知道瓦特的奋斗目标和困难处境时，他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一个十分富有的朋友--化工技师罗巴克。当时罗巴克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企业家，他在苏格兰的卡隆开办了第一座规模较大的炼铁厂。虽然当时罗巴克已近50岁，但对科学技术的新发明仍然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他对当时只有三十来岁的瓦特的新装置很是赞许，当即与瓦特签订合同，赞助瓦特进行新式蒸汽机的试制。

从1766年开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瓦特克服了在材料和工艺等各方面的困难，终于在1769年制出了第一台样机。同年，瓦特因发明冷凝器而获得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一项专利。第一台带有冷凝器的蒸汽机虽然试制成功了，但它同纽可门蒸汽机相比，除了热效率有显著提高外，在作为动力机来带动其他工作机的性能方面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说，瓦特的这种蒸汽机还是无法作为真正的动力机。

由于瓦特的这种蒸汽机仍不够理想，销路并不广。当瓦特继续进行探索时，罗巴克本人已濒于破产，他又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师兼企业家博尔顿，以便瓦特能得到赞助继续进行他的研制工作。博尔顿当时经四十多岁，是位能干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他对瓦特的创新精神表示赞赏，并愿意赞助瓦特。博尔顿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他是当时伯明翰地区著名的科学社团“圆月学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参加这个学社的大多都是本地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学者以及科学爱好者。经博尔顿的介绍，瓦特也参加了圆月学社。在圆月学社活动期间，由于与化学家普列斯特列等交往，瓦特对当时人们关注的气体化学与热化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他后来参加水的化学成分的争论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圆月学社的活动使瓦特进一步增长了科学见识，活跃了科学思想。

瓦特自与博尔顿合作之后即在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得到大力支持。瓦特又生产了两台带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由于没有显著的改进，这两台蒸汽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两台蒸汽机耗资巨大，使博尔顿也濒临破产，但他仍然给瓦特以慷慨的赞助。在他的支持下，瓦特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继续研究。自1769年试制出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样机之后，瓦特就已看出热效率低已不是他的蒸汽机的主要弊病，而活塞只能作往返的直线运动才是它的根本局限。

1781年，瓦特仍然在参加圆月学社的活动，也许在聚会中会员们提到天文学家赫舍尔在当年发现的天王星以及由此引出的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也许是钟表中的齿轮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他想到了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就可以使动力传给任何工作机。同年，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把活塞的往返的直线运动转变为齿轮的旋转运动。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火飞轮。由于对传统机构的这一重大革新，瓦特的这种蒸汽机才真正成为了能带动一切工作及的动力机。1781年底，瓦特以发明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获得第二个专利。

由于这种蒸汽机加上了轮轴和飞轮，这时的蒸汽机在把活塞的往返直线运动转变为轮轴的旋转运动时，多消耗了不少能量。这样，蒸汽机的效率不是很高，动力不是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增大蒸汽机的效率，瓦特在发明齿轮联动装置之后，对汽缸本身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他虽然把纽可门蒸汽机的内部冷凝变成了外部冷凝，使蒸汽机的热效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他的蒸汽机中蒸汽推动活塞的冲程工艺与纽可门蒸汽机没有不同。两者的蒸汽都是单项运动，从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他想，如果让蒸汽能够从两端进入和排出，就可以让蒸汽即能推动活塞向上运动又能推动活塞向下运动。那末，他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一倍。１７８２年，瓦特根据这一设想，试制出了一种带有双向装置的新汽缸。由此瓦特获得了他的第三项专利。把原来的单项汽缸装置改装成双向汽缸，并首次把引入汽缸的蒸汽由低压蒸汽变为高压蒸汽，这是瓦特在改进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通过这三次技术飞跃，纽可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瓦特蒸汽机。

从最初接触蒸汽技术到瓦特蒸汽机研制成功，瓦特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瓦特虽然多次受挫、屡遭失败，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百折不回，终于完成了对纽可门蒸汽机的三次革新。使蒸汽机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1784年，瓦特以带有飞轮、齿轮联动装置和双向装置的高压蒸汽机的综合组装，取得了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1788年，瓦特发明了离心调速器和节气阀；1790年，他又发明了汽缸示工器，至此瓦特完成了蒸汽机发明的全过程。

1785年，瓦特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14年，他被法国科学家学会接纳为外国会员。

1790年以后，优厚的专利税使瓦特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名人。

1819年8月5日，瓦特在希思菲尔德郡的家里去世，遗体埋葬在汉德沃尔斯郊区的教堂里。

瓦特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所以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曾经阻挠-筒蒸汽机和高压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还嘲笑别人用蒸汽机来驱动车辆的努力。

瓦特为蒸汽机的推广使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这样写道：“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瓦特给它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小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举办了一次书会。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了不少毛笔字。

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了柳公权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几个字，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了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听到这话，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也写几个字让我看看！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就到华京城去看看吧。

第二天，小公权五更天就起床了，并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而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看到此情景，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了闻名天下的书法家。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节约的名人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粉笔诗》】

徐特立，字师陶，湖南长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传世。他注重品德修养，平生俭朴。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写过一首《粉笔诗》抄在黑板上，公布在校园里：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为余是算细人。

他在每天巡视全校时总是把别人抛弃的粉笔头捡起装在口袋里留给自己上课用。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又称稻田师范）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有些学生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太“小气”。因此徐特立特写诗教育学生。

【房梁挂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

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但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约也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欧洲文艺中，不得不提荧幕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其中最盛名的要属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生前处处算计，临死还不忘叫掐灯省油，真叫人欲罢不能！各位朋友，勤俭固好，但不必要的勤俭往往会造成人性上的缺陷，这是值得注意的。

【列宁的大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罗斯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俭朴伴随着他传奇的一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穿一件退色的旧大衣。在这件大衣上还留有三个弹孔。

1918年，列宁就穿这件旧大衣，去工厂演说，遭到反对势力的刺杀，在大衣上留下三个弹孔。伤愈出院后，他谢绝更换新大衣，将旧大衣补了再穿，一直穿到他1924年1月逝世。

他的格言：“节约每一分钱，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约翰洛克菲勒投宿】

有一次，美国大企业家约翰到纽约一家旅店投宿，要求一间最廉价的房间。

旅店的经理认出是洛克菲勒后，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廉价的小房间呢？您的儿子来这时，总是选择最贵的房间。”

“没错，”洛克菲勒说，“我儿子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我的父亲不是。”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可是，在他少年时代，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

他四岁失去父亲，全家就只靠他母亲一个人来维持生活。母亲不愿欧阳修失学，于是，自己当了教师。家里贫穷，买不起文具，欧阳修的母亲就想出了别的办法。她看到沙滩上有鸟兽走过的足迹，认为在沙子上面也可以写字。

于是，她就让欧阳修到沙滩上搬些沙来。她在家里选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挖成深坑，然后，把沙倒下去铺平。这样，小小的沙坑便代替了笔墨纸砚。学习的时候，他的母亲折断一根荻草，在沙面上画出一个生字，等欧阳修学会了，便用手把沙子弄平，再写一个。欧阳修也利用这个地方来做练习。

母子两人，一教一学，教的认真，学的起劲。后来，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许多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沙坑帮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件生活中的趣事：如何让他的两个儿子将蛋糕平分为两半？“我告诉他们，两个人都享有特权。一个人负责切蛋糕，另一个人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那半块。这样，切蛋糕的孩子肯定总是将蛋糕在中间线上笔直地切开，而挑蛋糕的人也占不到便宜！”

我不由叹服：“这个点子真是太完美了！”然后我问他是怎么想到的。

“是一个有关国际谈判的电视节目启发了我。”他笑着说。

其实，变得更具创造力也就这么回事儿。

但是，一个好的点子就像一只兔子，它“嗖”的一声跑出来，有时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所以，要抓住它，你必须做好准备。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名人时刻准备着行动，这可能就是他们和我们唯一的区别。

孙膑，幼时叫孙宾，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膑的祖先孙武被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演兵法，伐楚国，被封相国。但是，孙武无意做官，不久便辞官回乡，隐居僻处，专门研究战争。孙武著有兵法十三篇。孙武去世后，由于战争频繁，家址屡迁，孙武所著兵法失传。到了孙膑一代，家中虽无成篇兵法，但人人喜演阵法，个个舞枪弄棒。孙膑自幼天资慧敏，又经耳濡目染，自然不失家传，四五岁时，与邻里小儿便常以布阵为戏。不料，孙膑七岁那年，乱军波及乡里，家人四散奔逃，小孙膑从此失去父母兄弟，独自流落街头。孙膑年虽幼小，无以生计，却并不乞讨，常去深山射猎禽兽为食。

这一天，他听说山上有老虎出没，乡人都不敢再上山打柴。孙膑决心为民除害，以阵法捕捉老虎，但几次都没有成功。小孙膑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不断总结经验，继续设法捕捉老虎。

这一天，孙膑又布下了一个阵，不一会儿，老虎落入阵中，被机关套住。孙膑高兴得大声呼喊：“捉住老虎了，捉住老虎了！”乡亲们闻声纷纷跑来观看。正当人们称赞孙膑时，不料那虎呼的一声挣脱，吓得人们四散奔逃。孙膑也吓蒙了，连腿也抬不动，见虎朝他扑来，只好闭目等死。紧急关头，呼的从树上蹿下一个人来，把孙膑突地揪起，回头嗖的一镖，那虎痛得长嚎几声，便倒地死去。孙膑睁眼一看，这才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他面前，微微笑着望他。他没来得及向老人感谢，也未问老人姓名，就急忙跑到老虎跟前，见镖准而有力，正中老虎咽喉；再用手一摸，虎已经没气了，这才又高声喊道：“老虎死了，老虎死了！”众乡亲听了，又半信半疑地返了回来，见老虎真死了，都欢呼跳跃起来。当人们回过头来，再找孙膑时，孙膑已跟老人走远了。

原来，就在人们欢呼跳跃的时候，孙膑回过头来向老人表示感谢，方才弄清老人姓王，名栩，隐居鬼谷山，号称“鬼谷子”，是世外高人。于是孙膑纳头便拜，恳求老人收他为徒。老人见孙膑小小年纪，便有舍生救众之德，已感惊奇；经过询问，得知他就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时，更是异常高兴，便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带他一同去了鬼谷山。

孙膑跟师傅入山学艺不久，鬼谷子又带了一位年轻人进山，给孙膑介绍说：“他姓庞，名涓，虽长你几岁，但因你先到此山，就做师兄，他做师弟吧！”而后对庞涓说：“这是你师兄孙膑，快来拜见。”庞涓不敢违拗，上前和孙膑见了礼。孙膑见庞涓身材魁伟，又比自己年长几岁，便处处尊重，从不以兄长自居；庞涓见孙膑年纪虽然幼小，但聪慧机敏，且事事谦恭谨慎，倒也非常喜欢。从此，他二人同在鬼谷门下学艺，互相尊重，关系十分亲密。

鬼谷子见他们师兄弟相处和睦，心中很是高兴。有一天早饭后，师傅将孙膑和庞涓同时叫到自己房内说：“你二人学艺已经一年有余，为了检查学习成绩，今天让你们同去山上砍柴，以百担为限，看你们谁先完成。”孙膑二人领命而去，各自行动。

先说庞涓。他望着孙膑那瘦小的身材，心中暗喜。他想，别说让师兄砍一百担，就是砍五十担，也非得把他累趴下不可。于是，他抱着必胜的信念，一到山中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就砍了二十多担。

再说孙膑，领命之后也不敢怠慢，急忙拿了绳子和砍刀来到山中，砍了半天，才砍了一小捆。庞涓看着孙膑那砍柴不得要领的费劲吃力的样子，越发砍得来劲，并且边砍边故作轻松的样子对孙膑说：“师兄，砍柴也和学武一样，不但要用心劲，还得用巧劲，看你平时学兵法那么聪明，怎么到砍柴时就用不上了？”

孙膑说：“是啊，我真是太笨了！”他好不容易又砍了一小捆，便索性放下砍刀不砍了，靠在一棵大树下看起书来。

庞涓一看，心中更加得意，抹了一把汗对孙膑说：“师兄，怎么不砍了？光看书可看不来百担柴啊！”

孙膑有气无力地说：“实在砍不动了。”

按说，这百担柴也的确来之不易，庞涓用他的平生之力，发挥最大限度的聪明才智，“苦干加巧干”，直到天黑才砍了九十九担柴，一担一担汗流浃背地挑到了鬼谷子面前，简直堆成了一座柴山。当他挑完最后一担的时候，才见孙膑也将两小捆柴，用一根小柏木扁担挑到了师傅面前。

鬼谷子见两个徒弟都回来了，先问庞涓说：“庞涓，你砍了多少柴？”“九十九担。”庞涓得意洋洋地说，他在等待老师的表扬。

鬼谷子又问孙膑：“你砍了多少？”

孙膑回答：“柏担。”

庞涓听后，哧的一声笑了，上前摸了摸孙膑的前额，指着孙膑那担柴说：“师傅，师兄不发烧吧，怎么当着您的面说开胡话了？明明是一担，却说成了一百担呢！”

孙膑也笑着对鬼谷子说：“请师傅仔细看看，就是柏担柴吗！”

鬼谷子拿起孙膑用的小扁担一看，当场宣布：“孙膑胜了。”

庞涓一听，急了，不高兴地说：“我砍了九十九担，而师兄只砍了一担，师傅怎么说他赢了？”

鬼谷子道：“你看看你师兄这扁担是什么木头的？”说着，把扁担递给了庞涓。

庞涓接过看了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柏木的。”

鬼谷子又说：“我说过，读书也好，做事也好，都要动脑，不能蛮干。就今天的事而论，孙膑虽然只砍了一担柴，却用柏木扁担担来了，这‘百’与‘柏’同音，不就是百担柴吗？”

庞涓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虽然无言以对，却悔恨不已。从此，他深知自己无论在智力和才干方面，都不是孙膑的对手，嫉妒之心油然而起，于是，一对关系十分密切的师兄弟，到后来却成了战场上的生死仇敌。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牛顿一六四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母亲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母亲种田过日子。母亲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母亲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母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舅舅看见。舅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舅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舅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舅舅竭力劝说牛顿的母亲，让牛顿弃商就学。在舅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诺贝尔是19世纪末的瑞典杰出化学家，一生贡献极大，但十分谦虚。一位瑞典出版商要出一部瑞典名人集，来找诺贝尔。诺贝尔有礼貌地回绝了。他说：我喜欢订阅这本有价值、有趣味的书，但请您不要将我收入。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得到这种名望，不过我厌恶过分的词藻。诺贝尔的哥哥想编一部家族史，请他寄一份自传。诺贝尔写道：阿道尔弗雷德·诺贝尔他那可怜的生命，在呱呱坠地时，差点断送在一位仁慈的医生手里。主要的美德：保持指甲的干净，从不累及别人；主要的过错：终生不娶，脾气不佳，消化力差；仅有的一个希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敬财神；生平重要事：无。哥哥反复劝说，并提出代为整理。诺贝尔执意不从。他说：我不只是没有时间，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能写什么自传。在宇宙漩涡中，有恒河沙粒那么多的星球，而无足轻重的我们，有什么值得去写？诺贝尔一生不愿意宣扬自己。他惊人的业绩与他不平凡的谦虚分不开。

生命的欺骗

办公室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大叶紫薇。

随着阳春三月渐近尾声，紫薇树旁边的大叶榕新长的叶子已是满眼翠绿，而那棵紫薇依然枯瘦萧杀，干巴巴的枝干上残留着数不清干枯龟裂的果子。办公室在二楼，两棵树的树冠恰好能够时不时映入眼帘。强烈的视觉对比常使人产生一种季节的迷惑，也常常让我怀疑那棵大叶紫薇是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是否真的被白蚁蛀蚀，在这个荡漾生命绿色的季节里，以毕剥的形态宣告自己的死亡？

隐约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紫薇已经纤细的躯体上已经铺满了浓浓的春色。还记得绿色遍身的紫薇不久后就绽放出惹眼的大片大片的红花，那个热闹和惬意常常使我对这株紫薇充满了难忘的期待。而今年，现在，莫非这株紫薇真的消亡了吗？

两天前，和岑老师站在楼道里聊天，还曾经面对着紫薇树唏嘘慨叹了好久。紫薇树的枯枝就伸展在我们的眼前，看上去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岑老师伸手捉住几根枝桠，稍一用力，树枝就在清脆声中断落在手中。我们细细看去，整个的枝茎中没有任何的潮湿和水分，更没有点点绿色。于是我们认为这棵紫薇真的枯死了，我还记得岑老师又弄断了很多的枯枝，准备用作少年军校学员们野炊时的引火燃料。

周一回到学校，暮春四月才刚刚开始。当钥匙插入了铁门，准备打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瞄了一眼旁边的紫薇。刹那，我的视线凝固了，身体也为之一颤：那棵两天前就已断定枯死的紫薇树的枝干上，竟然爬满了细微嫩绿的新芽。叶芽如此之小，在满眼枯黄之中显得如此单薄和宁静，在灰黑色的果子的遮掩之下，那一点点的绿色竟然勃发出无穷的力量。很长的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开门，学生在我身边陆续经过不断问好，我也竟然毫无反应。我似乎又依稀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艳艳的紫薇花，似乎又感受到了即将盛开的生命的颜色。

生命的欺骗我兴奋地把我的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岑老师，感叹着紫薇的生命竟然如此坚强，竟然如此充满了欺骗。记得那天我还和岑老师商量着紫薇树的“后事”，讨论着该为这片即将空置的土地上种植哪种树木。而今天，紫薇就以点点的绿色嘲弄了我们的浅薄与悲观。

也许错不在我们，也许学校很多的师生如我们一样，在期待中渐渐麻木，在期待中放弃了希望。难道我们能怪罪那棵依然安静的紫薇，怪罪它以时间和外表掩饰生命的光辉？

行文至此，我恍然顿悟：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欺骗。之所以被蒙骗，恰恰是我们充满了对紫薇树当下的期待，在于我们太相信表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每年，我都记得那棵紫薇会缀满绿叶，会绽放花朵，但是却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于是，春暖花开，满眼皆绿的时节，眼中就容不下紫薇的枯黄依旧，就断定它已然死亡。难道，我们对所有的植物，都是必须充满相同的期望？

从折断的树枝上，我们没有窥探到一丝丝活着的证据，于是断定它已死亡。难道眼见必然为实？难道紫薇就不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注释它特别的生命特征？

我们是否也在以这种眼光审视世间的一切，是否也以此种浅薄和呆板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生命？

假如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行动，我们是否也在意识当中慢慢否定孩子，是否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草率地添加上一个句号？如果孩子表现出种种不理智、不合常规的所谓“问题行为”，我们是否曾经轻狂地在心中说过：“这人完了！”

是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欺骗，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显露出太多太多的假象。有时未必是孩子的本意，有时却又是孩子无意识中对生命的呐喊与对抗。而作为教育者，必须对孩子充满期待，必须在心中为孩子勾画美好的生命未来。

可以想见，紫薇树上淡淡的新绿会逐渐蔓延和传染，紫薇花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吐露芬芳。而我，依然可以在疲劳和烦闷的时候，感受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一个个在小学从事着平凡工作的普通教师，能否透过了生命的假象，撇去刻意的欺骗和掩饰，永远是充满期待与希冀地对待一个个勃发内在生命秩序的鲜活生命？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那天看中央电视台《人生采访》年底大戏《温暖2003》，被大导演许鞍华打动。我想象的许鞍华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子，一个领导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大导演能不是这样的女子吗?但她走上台来先是羞涩地笑，再是孩子气地说自己胖，新年的愿望是减肥，一点不像五十五岁的女人，那样孩子似的可爱和单纯，不能想象她居然拍了那么多好电影。接着胖胖的智慧型主持人张x问她觉得不觉得自己特别出色，因为后来香港那些大导演开始都是跟她做助手的。她笑着说，出色?我很自卑呢。这样出色的女人会自卑?我疑惑起来。她笑着说，孩子似的说自己的不足：我长得这么不好看，分不清左右，学不会开车，常常把刹车当油门，而且我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在生活中几乎是一个废人，人多的时候我还不会讲话……所以，我常常很自卑，自卑的好处是我得加倍地努力，结果我终于有一样出色了。在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没有考过第二名。

后来我出来工作，能感受到电影的美好，能捕捉那些美丽的瞬间，但这时我还是自卑的，因为我总是留下了遗憾，超越不了自己。她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她的谦逊，因为她的自卑，因为她说，自卑，其实是一种美德，可以让自己更奋进，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找到长处。因为她的一番话，让我那么喜欢着许鞍华。现实中的我们，总是如孔雀开屏，看到的多是自己的优势和强项，于是责怪着生活待我们不公。去找工作不满意，就说用人单位有眼不识珠;恋爱失败了，觉得对方一定是不明白自己。从来想的都是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好，不曾想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缺陷与瑕疵，所以，不思进取;所以，挑剔着生活。没有一颗自卑的心，没有对生活的感恩。自卑，不是低下头委屈自己。许鞍华的自卑，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哪里长哪里短，还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命运在哪里发生转变。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它可以让我们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短处，感觉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变成生命中最强的一股动力。没有那种刻骨的自卑，也许许鞍华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或者还不如平常人，因为她不会煮饭不会熨衣服，她分不清左右，但她知道自己要另辟蹊径，所以，会成为一代名导，会在五十五岁时那样美丽而智慧，然后笑着告诉我们，自卑，是一种美德。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祝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有快乐才能飞翔。

她197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漓江的柔美，象鼻山的意趣，大地的青翠蕴涵着江南的灵秀，也塑造了她一身的灵气。于是，从小她就显示出一种天生的乐观和逼人的才气。

上小学时，每次考试之后，总有几个成绩不理想的女孩哭得一塌糊涂，急得周围的同学们搜肠刮肚地想法子劝解。她却是个例外。成绩一向突出的她即使偶尔失手，大家也丝毫看不到她的失落和难过，挂在她脸上的始终是开心爽朗的微笑。时间一久，班里的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难道她就没有失落的时候?

几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里问过她：“你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不伤心啊?怎么就没看见你哭过鼻子呢?”她脸上仍旧挂着甜甜的微笑：“谁也不能时时刻刻都出类拔萃，只要我尽力做到了最好的自己，那就够了。全力以赴地付出过，剩下的就是乐观地面对生活。”

这种乐观一直支撑着她的成长，甚至后来她父亲身患重病去世了，家里的生活一度拮据到了极点，有时候一天只能用一个面包勉强充饥，她也擦干眼泪面带笑容继续生活，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2岁那年，她大学毕业，上海电视台到学校选人，尽管她长相并不出众，但台长亲自拍板，说：“她的内涵会给新闻节目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后来的事实证明，台长的预言没有错，凭借亲和、不做作的主持风格，她迅速得到观众的喜爱，并迅速播报上海台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成为当家一姐。

20xx年，中央电视台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她毅然选择了北漂。当时，在上海台，她是正式员工，收入稳定，还买了房子。而在央视，最初她只是一个连进门卡都没有的“临时人员”。初到北京，她住在一套40平方米、没有暖气的老式居民房，而且北京很干燥，总需要开加湿器;家里的菜是酸辣风格的，但在北京，一吃辣就咳嗽。

更大的考验来自工作，北京的工作强度比上海高很多，而且最初她很不适应，因为压力过大，最初的几个月里，她的身体频出问题，经常要到医院打吊针。那是她人生最低落、最压抑的一段日子。在那段最苦最难的日子里，她没发过一句牢骚，也没有丝毫的抱怨。她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已经尽全力做到最好的自己了，如果不能成功，也该轻松快乐地去面对。她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大家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力所能及地多给她一些帮助。

努力终有回报，她很快便在央视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她俏皮的语言、乐观的性格、专业的主持能力，给越来越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xx年起她连续4年获得央视十佳主持人，并于20xx年获金鹰节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奖，她主持的节目《第一时间》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电视主持作品奖”。

她叫欧阳夏丹，现在主持的节目是《共同关注》，每天都会微笑着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在谈到自己的乐观时，欧阳夏丹有自己的秘诀：“气球里充满了比空气轻的氢气，所以才能飞上天空;我一直都让自己身体里充满快乐轻松的生活元素，所以我也才能飞翔起来!”如此理念，也能传染给人快乐飞翔的感觉。

惊艳无比的美国好莱坞影星海迪·拉马尔在晚年的时候，心情一直不够舒畅，她为自己过去的美丽而耿耿于怀。

她对《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我不美丽，也许现在会有更多的人记着我。”

海迪·拉马尔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人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同时她又是一位在电子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发明家。

她曾和一位钢琴家合作发明了“秘密通讯系统”，可以应用于军事，防止信息失密，甚至系统还可以干扰入侵国家的导弹。这项发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兴趣，认为这是极具有应用性的。但是，由于系统体积庞大，美国军方不得不舍弃。

20年后，晶体管问世了，拉马尔试着把机器中的电子管改成晶体管，系统的体积缩小了。这套系统被军方采用，首先用到了军舰上。为此，她获得了美国电子科学基金会授予她的荣誉奖章，成为美国“光谱扩展”学科中坚研究人员。

但是，她的这一巨大的成绩却被美丽所掩盖。她所到之处，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位科学家，在人们眼里，她只是一位美丽的影星。即使在气氛严肃的研究院里，许多男子也为她的美丽而想入非非。

现在，许多科学家回顾“光谱扩展”技术，都认为拉马尔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可惜的是，人们都没有把“光谱扩展”和美丽的拉马尔联系起来。

拉马尔说：“美丽是不长久的，它只会误人。”这样的感悟在眼球经济时代，似乎是多么的经不起推敲。但拉马尔说：“总有一天，那些美丽女子会有和我一样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