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手黑的爱国故事(合集20篇)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

清朝的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还不到20岁，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当时有个叫吴三桂的汉军首领，因为为清朝夺取全国立了大功，被封为平西王，势力越来越大，后来又野心勃勃，以西南为基地发兵谋反，要与清朝争夺天下。他的军队人多，又得到了其他地方的支持，气势汹汹。当时清朝刚刚稳定下来，对吴三桂作战，兵力、财力有很多困难。有的大臣就劝康熙皇帝不要派兵镇压，而是议和为上，实在不行，就把长江以南的地区让给吴三桂，实行南北分治。如果真那样，就又要出现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了。

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说，不管有多大难处，也要派兵平定叛乱，南北分治是绝对不许可的。于是，他亲自调集各种军队，和吴三桂叛军较量，又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首要，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顶住了叛军的大规模进攻，继而开始反攻。

吴三桂没想到年轻的小皇帝这么果断坚决，而且他自己又是名声极坏的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仗越打越糟，最后自己先病死了，叛乱也被平定了。事实证明，康熙皇帝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是完全正确的。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文天祥(1236-1283年)，宋末元初人。蒙古族侵略南宋时，他曾率领兵士保卫京城临安。临安失守后，他转移到南方，与各将领抵抗敌人，保卫国家。后来兵败被俘，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终于壮烈牺牲。

文天祥的时代，正是蒙古族侵略南宋的时代。

1271年，元朝建立，派大军攻打南宋，临安危在旦夕。文天祥虽然是个文官，但他认为自己既然是国家的一分子，就应当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1275年，他毅然变卖了家产，招兵买马，购买军粮。百姓纷纷响应，加入他的抗敌队伍。

由于元军势力强大，文天祥和其他将领抵抗不住，不得不退守临安。1276年，朝廷派他去和元军讲和，元军将领反而逼他投降，甚至威胁要把他杀死。文天祥说道：“国家存在，我也存在;国家灭亡，我也灭亡。你们就是把刀、锯、油锅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怕!”元军将领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扣留起来，再押送到大都去。

途中，文天祥得到一个船夫的协助，乘机逃脱。他历经许多艰险，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方，重新组织抗元救国队伍，还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

1278年，文天祥在一次战役中，被元军俘虏了。元军主帅劝文天祥投降，但被文天祥一口拒绝。1279年，元军消灭了南宋的残余部队。文天祥知道国家灭亡了，伤心欲绝，于是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他以死报国的决心。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它的意思是：“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人不会死去呢?死要死得有价值，让我们把红心留在史册上吧!”

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在地牢里。元朝统治者劝文天祥说：“只要你投降，为我们出力，我们就让你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不管他们怎样威迫利诱，也无法动摇文天祥尽忠报国的决心。

文天祥在地牢里，受尽了折磨。1283年，元朝统治者知道无法逼他投降，就下令把他杀了。文天祥临死时，朝南方拜了几拜，沉痛地说：“我报答国家的机会，只能到此了。”

文天祥热爱自己的国家，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光辉事迹和伟大精神，至今仍然永垂不朽!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王二小的为国牺牲的故事，我读过后非常感动。

首先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他小小年纪就帮助八路军参加抗日。一次，他去山上放牛，看到了日本鬼子来围剿(jiǎo)，便把日本鬼子带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却丧命在日本鬼子的手中。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沫源县，年仅七岁的王二小非常勇敢，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保护乡亲和干部，于是王二小把敌人引到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内，只听到子弹打出的声音，于是敌人知道他们上当了，敌人就把他挑在枪尖上摔死在石头上。王二小就这样英勇的牺牲了。于是文艺战士方冰和很快创作了《歌唱王二小放牛郎》这首歌。

王二小是一位抗日英雄，他不怕威胁，勇敢地与敌人搏斗。他为了保卫祖国，不惜自已，结果壮烈牺牲。他牺牲时才十三岁。我们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1910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每年募款达上亿元，并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感到事出有因，但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来往，私交甚好。他遂以南侨总主席名义，直接向汪精卫去电询问，汪坦承不讳。陈嘉庚给汪发长电两则，严词指出其主张极端错误，但汪称其和平主张为无上良策，甚至反过来还叮嘱陈嘉庚劝说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始终坚持顽固立场，无可挽救。考虑到此事系国家头等大事，应公之于众，以正视听。1938年10月28日，国内政坛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提案有三方面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最为著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样的电报提案，犹如一声惊雷，骤然在会场响起，不仅惊动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也震动了海内外。

这一电报提案，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力主抗战、反对和谈、反对中途妥协的爱国精神，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中国著名爱国人士、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著的《抗战以来》一书中，对其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并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障碍，到达延安，对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并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陈嘉庚曾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以褒赠。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创办《南侨日报》。

我怀着十分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红岩》这本书。〈红岩〉是一部中国-军事文学名著。它描写了众多革命英雄：成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许云峰英勇斗敌，舍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刘思扬出身豪门却投身革命;渣滓洞难友团结奋斗，敌人丧胆;白公馆志士奋勇突围，迎来黎明……所有这一切展现在我眼前，那是多么让恩激动、崇敬、悲愤、感叹的画面。

最令我难忘的是许云峰将要被特务匪徒密裁的那段描写：“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走!前面带路。”面对着步步逼近的鬼门关，许云峰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反而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即使海枯石烂、天崩地裂，也不会动遥江姐被粗长的竹签钉入指甲缝间的刺骨钻心的逼供，特务们为的是想从这位重要的共-产-党员口中套出有关地下党的重要机密，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试想一下，在那潮湿腐臭的渣滓洞、白公馆，近乎窒息的地牢，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咽着发馊味的残羹冷炙，拖拽着遍体鳞伤，强忍着旧脓新创袭来的阵阵裂痛……然而他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顽强地与反动派抗战到底!

对这些可敬可佩的战士，国民 党反动派只能给他们肉体上的折磨，却动摇不了他们精神上的丝毫，反而更使他们的斗争精神丰富起来!读到他们的事迹，我无法自已，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想起自己以前写英语作文，花了不少时间却只得低分，便泄气了;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或小挫折，便想到放弃。没有对学习、工作完全充满热情的我易被摧垮，总找借口说自己是个女孩。可如今，在红岩英雄的光辉形象前，我明白了：越是在铺满荆棘的路上，就越需要我们去开拓;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坚定不移的精神去克服。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 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这是解放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黎明的描写。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是无数位战士用鲜血换来的，血染红岩，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幸福的日子容易使人忘记了什么叫英勇、坚贞。安逸的生活，美好的享受，使人淡忘了血与火的历史，也使人麻痹了精神。我要感谢《红岩》，它为我树立了榜样，它使我对人生价值有了崭新的理解，它将促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英勇坚强的人!

[爱国名人故事读后感

钱学森是我国“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得意助手，也是他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待遇和优越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前两天，美国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明朝的时候，皇帝明成祖为了加强国际交往，决定派大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这支船队的正使，就是人称三宝(保)太监的郑和。

郑和经过充分准备，在1405年，率领水手官兵、医生、工匠等两万多人，带着许多中国的特产出发了。他们的海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可以坐1000人，造船技巧十分高超，还用指南针定向。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各国见了这样大的船队，都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

郑和在28年内，先后七次远航，到达了现在的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半岛，最远到了非洲的东海岸。他每到一地，都拜会当地的国王和首领，赠送礼品，表示友好，邀请他们访问中国。船队和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通有无，所以人们都把中国的海船叫“宝船”。

和西方有些探险家掠夺财物、抢夺奴隶的作法不同，郑和远航是为了友谊和交往。他和各国人交往时，总是彬彬有礼，精神抖擞，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现在的东南亚许多国家，还有以“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和其他地名。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是最早的，为祖国赢得了友谊和荣誉。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父亲在他童年就去世，由祖父抚养成人。

辛弃疾曾拜当时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为师，并和党怀英两人是刘瞻最得意的学生。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道：“孔子曾经要学生谈各人的志向，我也问问你们将来准备干什么?”党怀英回答说：“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学老师的样子写田园诗。”

刘瞻听了很高兴，连连称好，认为他的志向很高洁。辛弃疾却回答 说：“我不想做官，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刘瞻听了大吃一惊，要辛弃疾今后不要再说这样荒唐的话。此后，辛、党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辛弃疾英勇地投身到抗金的民族战场上去，以爱国词人著称于世;而党怀英则混迹于金人统治集团，为金人作了一些帮闲乃至帮凶的工作。

金人南侵后，辛弃疾组织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故乡起义。后来，又率领队伍投奔济南府农民耿京组织的起义军。不久，起义军接受朝廷任命，与朝廷的军队配合作战，打击南侵的金军。但由于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弃疾后来曾长期闲居在江西上饶一带。1203年春，才被任命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这一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了。

绍兴西郊有一处地方叫三山，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在那里闲居。陆游比辛弃疾大十五岁，当时快八十岁了，他的爱国诗句早已为辛弃疾所景仰，因此辛弃疾到任不久，就去拜访了这位前辈，两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相见恨晚。陆游听了辛弃疾对形势的分析和统一、全国的设想，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希望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次年春天，宋宁宗降下圣旨，要辛弃疾到京城临安去，征询他对北伐金国的意见。”辛弃疾把这件事告诉陆游，陆游觉得这是辛弃疾施展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了鼓励辛弃疾发挥自己的才能，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赠给他。诗中写道，“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现在当浙江东路安抚使，实在是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鼓励他为恢复中原而努力，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志而介意。六十六岁那年，这位始终是被大材小用的爱国英雄，终于在忧愤中去世。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前期，因为蒙古族当权者和明朝政府有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关系疏远了，传统的贸易往来也停止了。这样，明朝不安宁，蒙古族百姓也得不到内地的产品，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重新和明朝和好，服从明朝的统一管理，蒙汉关系改善了。俺答去世后，他的夫人三娘子掌权，更是坚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在三娘子的促进下，蒙汉的互市贸易又恢复了。每当大集的时候，蒙古族百姓都到集市上购买和换取内地的丝绸、茶叶和各种生活用品，他们的皮毛等产品也是汉族商人喜欢要的。场面十分热闹。三娘子经常亲自骑马到集市上巡视，发现有纠纷的，都秉公处理，尤其注意保护汉族商人的利益。她还主动到宣化城，拜访明朝官员，交流情况，关系非常密切。明朝封她为忠顺夫人。遇上有的蒙古贵族想用武力侵扰内地，三娘子总是坚决反对，加以制止。

三娘子掌权时期，为蒙汉友谊做了许多好事，使双方好多年没动干戈，促进了民族团结。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甲午战绩：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担任致远舰管带，战中，连连击中日舰。致远舰以一敌四，后撞向日舰吉野号。致远舰被击中后，邓世昌坠海，拒绝相救，以身殉国。

提到甲午海战，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可能不是挪用海军军费的慈禧太后，也不是最终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而是那位用军舰撞向日舰、惨烈报国的邓世昌。除去后世对邓世昌当时的行为的争议，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只是希冀或许从悲剧中获得些许教训，得到些许警示。

1948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世界级的代数研究中心。

那一年，华罗庚把夫人和孩子们也接到美国团聚，潦倒奔波了半生，这是他第一次过上恬静的生活。

然而对于漂泊海外报国无门的游子来说，国外恬静安逸的生活无法抚慰内心时常涌动的报国之情。

1949年10月2日，华罗庚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宣告成立了!华罗庚手捧报纸，欣喜若狂，一遍遍地读着新中国建国大典的消息。新中国的成立使他振奋，他渴望着及早回到祖国的怀抱。华罗庚决定回国的消息，使在美的中国人惊讶，更让美国方面难于理解。美国数学界深刻认识到华罗庚的价值，他们不愿意放华罗庚走，提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试图挽留华罗庚。诸如可以加入美国国籍，增加薪金，建立先进的研究所。伊利诺大学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华罗庚为终身教授。华罗庚丝毫不为所动，他的一颗心早已飞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于是，1950年2月，他悄然离开了生活4年的西半球，乘上一条不大的邮轮，举家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