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拜师学艺的故事汇编20篇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要在翻开的这本书里头寻找到什么呢？这个话题似乎要从我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起。当人生的这本书刚刚翻开，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又要寻找到什么呢？也许两者的答案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翻开一本书，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而世界又在哪里。

如果我不打开书，我会以为世界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样，有草原，有森林，有很多和善的人们。但是当我打开书才知道，《上下五千年》里有那么多的历史;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有好人、有坏人;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江苏、四川或者其他的地方怎么怎么样。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结果一个又一个少年该如同我一样，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你不会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概念，即便后来当你的年岁足够大了，当你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你竟然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陌生，因为早在白纸黑字上，早在字里行间，早在曾经翻开的一本又一本书当中，你曾经如此亲密地靠近过它，世界变得不再那么遥远，也不再那么陌生了。

说起来真的有意思，总有很多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当然是《新华字典》了。如果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起，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如果我不能翻开那些书，我的很多困惑、我的很多未知怎么能在我的面前陆续打开呢？成长是什么？成长不仅是年岁慢慢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心所累积的一个又一个问号慢慢地得到答案。

当你的答案越来越多，当你的问号开始慢慢地被抻直的时候，你就是在成长。最小的时候可能在读《十万个为什么》，获取一个又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些书，答案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永远像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葆有好奇，葆有问号，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能得到解答的话，成长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从你最初好奇的一加一等于二，到后来一加一等于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学题，而是人生，是大的哲学，是你如何去捍卫常识;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能喊出一加一等于三，甚至等于四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去坚持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了。从最初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学的数学题到后来与常识、与正义、与真理有关，如果没有那一本又一本翻开的书，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成长呢？总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说用几个“解”来回答你吧，它可以解惑，它可以解气，有的时候你有很多这种郁闷和生气，打开书看到有与你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古人甚至都提前把那种呐喊替你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挺解气的。

另外，还解决你的很多挣扎和困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答案，拥有了一种解决的方案，道路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千万别忘了，看书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有的时候还解闷。哪怕现在人们开玩笑连解手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累的书能陪伴你度过人生当中永远不会没有的这种时光。一天总是琐碎的，但是累加在一起却可能会获取很多知识，因此，我觉得一个能提供这么多“解”的书，会帮助一个又一个人更好地走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

在我们寻找的无数答案当中，最后一种答案可能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寻找到平静和幸福，我们可能都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是现代在物质大潮快速奔涌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稍微地变一变了，变成什么呢。

“中国之大，找到一颗平静的心简直太难了。”但是不平静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周围是乱的，自己的心里也是乱的，当你打开书想在书里找到平静的时候，最初几页是很难的。但是当最初的几页慢慢读进去了，你就觉得好书真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开始慢慢地升腾起来，把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都阻拦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你觉得那颗躁动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这个世界你似乎又可以在白纸黑字里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的声音，大自然仿佛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没有平静怎么可能幸福呢。

那么，幸福与读书、与平静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你的幸福指数才高。而读书与这三者紧密相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早已经慢慢消散了，那个时代也结束了。

早有调查显示，人们读书和知识获取的水平和你的工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想只有你的读书足够多了，你才会更有创意，才会更自信，你才会更有底气，才能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书读得多了，你在情感方面会是一个充沛的、获益很多的人，你的依靠会更充实，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会寻找到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千百年来并不是仅仅靠宗教来支撑的，它就在唐诗宋词当中，在爷爷姥姥讲给你的故事里，在《三国演义》里，在《红楼梦》里，在《西游记》里，在无数的经典书籍当中，至今依然被文人用那种美丽的方块字写在字里行间。

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

《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

法国作家雨果中学时代是个“诗歌迷”。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大摞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他视这些笔记本为宝贝，每当离开教室的时候，总要给抽屉上好锁，唯恐笔记本会“不翼而飞”。

在雨果读书的中学里，有两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一个是校长高底埃，另一个是数学老师德高特。他俩都反对学生写诗，认为这是“非分”的事。尤其是那个德高特，经常偷偷监视学生的行动。只要发现哪个学生稍有“不轨”，准要到高底埃校长那儿告上一状。

有一天晚上，雨果突然发现自己书桌的锁被人撬开，笔记本一本也不见了。他大惊失色，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事准是厌恶的德高特干的。

雨果果然没有猜错。第二天，他被人叫进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只见高底埃和德高特正襟危坐，脸色阴沉，桌子上放着一摞笔记本。没等雨果开口，德高特先质问起来：“学校曾三令五申，学生不准写诗。你怎样胆敢违抗呢？”

“可谁允许你撬别人的锁？”雨果反问一句。

德高特简直不坚信自己的耳朵了，没想到小小的雨果竟敢和自己顶嘴。

“你想被学校开除吗？”“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高底埃和德高特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火冒三丈，但又不想把矛盾激化。“拿走你的笔记本吧！”高底埃无可奈何地说，之后，又讲了一套学生应当循规蹈矩的大道理。但雨果仍然认为，学生写诗是没有错的。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哲理：人的一生总该有自己的坚持，这是一种信仰，是生活给予的勇气。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孙武，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小名长卿，约出生于公元前534年，卒于公元前480年。孙武原不姓孙，祖籍在春秋时的陈国，陈国公子田完是他的祖先。公元前672年，陈国爆发内乱，田完避乱去齐国，做了一个管理百姓手工业的官。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官至齐国大夫。公元前526年，田书因讨伐莒国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于是，田书改叫孙书。他就是孙武的祖父。

孙武出身武将世家，代代率军打仗，所以家中男女老幼无不舞枪弄棒。孙武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从小自然也喜欢练武带兵。但是，他的爷爷田书却不愿让他习武。田书认为，习武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从他的先祖田完开始，代代戎马荷戟，冲杀疆场，虽然也得到了不少荣誉和封赏，但那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特别是到了他这一代，两个哥哥先后战死，自己的七个儿子有六个为国殉难，剩下自己和小儿子孙凭仍要征战，只要一天不告老还乡，生命就朝不保夕。田书还认为，历来都是“武将安邦，文臣治国”，武将靠的是力气，文臣靠的是嘴巴；就地位和权力而言，武将也一向不如文臣，因为武将在外征战，往往成年累月地不能回朝，稍有风吹草动，国君就会生疑；文臣则不然，天天在朝辅佐，靠近国君，深得信赖。就此一点而言，他田氏一家，已经受了文臣不少的气。基于上述这些经验教训，到了孙武这一代，又是独根一支，田书是坚决不让他习武了。于是，从孙武三岁起，田书就命专人向他传授诗书礼乐，并且令所有家人从这天起，谁也不准当着孙武的面谈武、习武，要给孙武创造一个学文的良好环境。开始，孙武也的确听话，专心学习诗书礼乐，加之他天资聪慧，一学即会，到五六岁时，不但对所学内容倒背如流，还能释其意，田书见了，很是欢喜。但是，他学文空闲也常常习武，只是不敢让祖父知晓罢了。

公元前526年，齐景公准备进攻莒国，在老将田书的陪同下到校场比武选将，应选将领百余人，唯独田书的儿子田凭连发三箭，箭箭正中靶标红心。景公高兴地称赞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啊！”田书听了，当然也是乐滋滋的。不料，齐景公又别有用心地对田书说：“听说你还有个小孙子，绝顶聪明，想必也很精通武艺吧！”田书笑着说：“孙子是有一个，名叫长卿，今年刚刚七岁。不过，对于武功，他是一窍不通，因为，我不让他再走我的老路。为此，从他三岁开始，我便让他练字学文，将来也好为大王输送一名治国相才。”

景公听了，心中更高兴，又对田书笑着说：“那好哇，田氏家族能文武兼备，那是本王求之不得的事；不过，将门之后，如果对武功一窍不通，却也可惜了！”谁知景公话音一落，孙武便从人群中钻出来高声说： “谁说将门之后对武功一窍不通啊！”田书没想到他的孙子长卿今天也来了校场，而且如此放肆，立即大声怒斥道：“大胆！还不与我退下！”然后急向景公谢罪说：“孙儿长卿未经大王批准，随意插言，且不知天高地厚，信口开河，罪该万死；这也是老夫管教不严之过。请大王看在臣下的面子上，念他年幼无知，赦他无罪。”

景公微微一笑说：“田老将军，我并没有说要治罪呀，何言赦罪二字？相反，我倒是很喜欢他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随后，景公又笑着对孙武说：“长卿，你过来！”

孙武经爷爷一训，也有些怕了，先望了望爷爷的神态，然后怯生生地走到景公跟前。

景公问：“长卿，你说你会武功，那我问你，都会使什么兵器呢？”孙武望了望爷爷，欲言又止。

景公说：“不要怕，有本王做主！”孙武这才低声说：“随便吧。”

景公说：“好，那你也和其他人一样，用箭吧。”孙武点头同意，便去取弓箭。谁料他把弓箭拿在手中，掂了掂，又放下了。

景公问道：“怎么，拿不动吗？”孙武摇摇头说：“只是轻了些。”景公听了，心想，这孩子还真有点虎劲，遂令人抬过一套上百斤重的大弓箭。小长卿也的确够能耐的，只见他上前毫不费力地接过弓箭，对准靶标，拉弓搭箭，“嗖嗖嗖”连发三枝，皆中红心，惊得文武百官无不目瞪口呆。

景公高兴得拍手大笑道：“好，真乃将门虎子，名不虚传。”然后又亲切地问：“读过兵书吗？”孙武说：“爷爷不在的时候，偷着翻过一些他的兵书，也记住了一些。”

景公说：“说说看，都读了哪些兵书？”孙武说：“主要是黄帝大将风后的《握奇经》和姜太公的《六韬》。”景公也熟知这两部兵书，便立即选书中的重点部分提了几个问题让孙武回答。孙武对答如流，一字不差。景公听了，惊叹不已，连声“奇童！奇童！真是少有的奇童。”然后转过身来，对田书说：“田老将军，本王恭贺你有如此出色的一个孙子，这也是齐国之福啊！今后就不要强其所难了，既习文，又学武，文武全才岂不更好？”田书连声称是。接着，景公又把孙武拉到身边，摸着他的头说：“长卿，你虽明学文，暗习武，但今日看来，你的武功胜于文才，我就赐你名叫武，名副其实嘛！你看如何？”长卿跪地说道：“谢主公。”从此，长卿就改名叫武了。

田书带孙武回家途中，一语不发，他既为孙儿的才能惊喜，又为他明文暗武而生气。孙武了解爷爷的心思，便向爷爷赔罪说：“请爷爷不要生气，都是孙儿不好，不应该瞒着爷爷习武。但是，我习武并没有丢掉学文，如果真像大王说的那样，将来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你不高兴吗？”

田书说：“现在也只好如此了。不过，今后你要更加努力，可不要辜负大王对你的期望啊！”

孙武听后连连点头应诺。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英国著名政治家，他以“言而有信”获得了政界较高的赞誉。

当福克斯还是一个孩子时，有一次，福克斯父亲打算把花园里的小亭子拆掉，再另行

建造一座大一点的亭子。小福克斯对拆亭子这件事情非常好奇，想亲眼看看工人们是怎样将亭子拆掉的，他要求父亲拆亭子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小福克斯刚巧要离家几天，他再三央求父亲等他回来后再拆亭子，福克斯父亲敷衍地说了一句：“好吧!等你回来再拆亭子。”

过了几天，等小福克斯回到家中，却发现旧亭子早已被拆掉了，小福克斯心里很难过。吃早饭的时候，小福克斯小声地对父亲说：“你说话不算数!”父亲听了觉得很奇怪，说：“不算数?什么不算数?”原来父亲早已把自己几天前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老福克斯听到儿子的话后，前思后想，决定向儿子认错。他认真地对小福克斯说：“爸爸错了!我应该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于是，老福克斯再次找来工人，让工人们在旧亭子的位置上，重新盖起一座和旧亭子一模一样的亭子，然后当着小福克斯的面，把“旧亭子”拆掉，让小福克斯看看工人们是怎样拆亭子的。

后来，老福克斯总是说：“言而有信，对自己的言语负责，这一点比万贯家财来得更为珍贵!”

父母对自己的言行是否负责，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人品和性格。

不要轻易对孩子许诺，一旦许下诺言，就要尽可能照此执行。实在做不到，也应该给孩子解释清楚，有条件的话，尽快将此补上。这看起来像是小事，可如果父母总也不实现自己的诺言，孩子便不会再听信父母的话，因为他们会觉得父母在欺骗他们。

1、杨时的故事

远在北宋时期，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死后，又将杨时推荐到其弟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

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得其真传。

—天，杨时同—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请求学问，却不巧赶上老师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

醒来。—会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

直到程颐—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从此，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

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后人便用“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来赞扬那些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2.列宁的故事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3.钱不是最要紧的

李连杰初到好莱坞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好不容易有一家电影公司愿意请他出演，但片酬很低，只有100万美元，而且是演一个反派角色。李连杰犹豫不决，说自己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答复。但是，等他答应出演时，对方却改口了，片酬降为75万美元。

钱不是最要紧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电影市场，“李连杰”三个字早已是金字招牌，从“功夫皇帝”“沦落”到现在的境地，李连杰感到难以接受。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演，可是，没想到对方却又“落井下石”：“50万美元，不演拉倒。”50万美元，还包括律师、经纪人、宣传公司等各项费用，再扣完税，所剩无几。李连杰答应得很痛快：“我演。”

就这样，李连杰拍了他的第一部好莱坞影片《致命武器4》，虽然片中巨星云集，但在影片首映当晚，李连杰就获得7。5分，成为演员排行榜中的亚军。

第二天，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亲自上门，毕恭毕敬地说：“下一部片子请您演主角，如何?”当实力证明一切的时候，才能轮到李连杰说话，他的第四部好莱坞影片片酬就开到了1700万美元。

李连杰以退为进，成功地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他谈起往事，感触颇多，念了一首哲理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大丈夫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尊重现实，迂回前进。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罗杰·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3），另翻译为罗吉尔·培根，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着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

据说在十三世纪中期，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

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是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2006年以前，郭德纲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在相声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郭德纲迅速走红的同时，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不少人都说，你出名纯粹是靠‘炒作’出来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郭德纲不急不恼，从容应对。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一夜工夫。但这一夜之前我自己度过的漫长的十几年，又有谁能说出一二?中国说相声的人很多，大家可以任意挑选，我愿意花100万来捧他。甭说一夜，就一个月吧，看一个月时间内能不能把他炒成像我这样的，如果成，我立刻走人;如果不成，大家又将如何赔付?”

郭德纲继续说道：“打个比方吧。我经过十年磨炼，温度已经从0度升到999度了，再加上媒体的最后一把火，所以温度一下子就达到1000度。可是，如果没有前十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前面的999度的积累，媒体能把我从0度瞬间炒到1000度吗?”听了郭德纲这番生动形象的回答，在场的人都纷纷鼓掌表示肯定，那位记者也由衷地点头表示赞许。

人人都渴望成功，但是，成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郭德纲的回答，无疑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成功的真谛，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实力积累，加上百分之一的机遇垂青。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一、宋庆龄诚实守信

一次，妈妈给小庆龄讲了“自食其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重臣叫孟武伯，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因此，鲁哀公对他很不满。一天，哀公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孟武伯和哀公的宠臣郑重也参加这次宴会。孟武伯向来不喜欢郑重，在宴会上借机出郑重的洋相，便问道：“郑先生怎麽长得越来越胖了？”哀公听到后，便插嘴道：“一个人常常吃掉自己的诺言，当然会长肥呀！”在座的大臣一听就明白哀公并不是批评郑重，是在暗中指责孟武伯说话不算数。

妈妈的故事是教育她说话要算数，要谨守诺言。对此小庆龄铭记心间。

一个星期天，宋耀如准备带着全家去朋友家作客，孩子们大都穿好了礼服就要出发了，只有宋庆龄仍在钢琴前弹奏着那动听的旋律。

母亲喊道：“孩子们快走吧，伯伯正等着我们呢！”

听到妈妈的喊声，宋庆龄立即合上琴盖，跑出房间，拉着妈妈的手就走，刚迈出大门，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怎麽呀？”一旁的宋耀如看到庆龄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道。

“这天我不能去伯伯家了！”庆龄有些着急地说。

“为什麽不能去，孩子？”倪桂芝望着女儿说。

“妈妈，爸爸，我昨日答应小珍，这天她来我家，我教她叠花。”庆龄说。

“我原以为有什麽十分重要的事情呢？这好办，以后再教她吧！”父亲说完，便拉着庆龄的手就走。

“不行！不行！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呀！”庆龄边说边把手从父亲的大手里抽回来。

“那也不要紧呀！回来后你就到小珍家去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明天再教她叠花不也能够吗？”妈妈说。

“不！妈妈，您不是常说要信守诺言，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怎麽能够随意改变呢？”宋庆龄不停地摇着头说。

“我明白了，我们的罗莎蒙黛是一个守信用的孩子，不能自食其言是吗？”妈妈望着庆龄笑了笑，之后说：“好吧，那就让我们的罗莎蒙黛留下吧！”

宋耀如夫妇放心不下家中的小庆龄，在客人家吃过中午饭，就提前匆匆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宋耀如高声喊道：“亲爱的罗莎蒙黛，你的朋友小珍呢？”

宋庆龄回答说：“小珍没有来，可能是她临时有什麽急事吧！”

“没有来，那我的小罗莎蒙黛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呀！”倪桂芝心疼地对女儿说。

“不，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宋庆龄辩解道。

听了小庆龄的话，宋耀如夫妇满意地点了点头。

二、从留意怀祖国

1908年，宋庆龄15岁。这一年，她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进了佐治亚洲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宋庆龄是个文静而爱沉思的女孩子。她学习十分勤奋，尤其是想到将来要为穷苦的祖国人民做事时，她就更加刻苦地学习。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礼貌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期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那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具有五千年礼貌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状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期望!”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时韩国人，我国古代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韩子”、“韩非子”。他博学多能、思维敏捷、善于着述，堪称当时的大手笔，但他不善言谈，这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制约个人发展的阻力。

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韩非忧国忧民，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但都不被采用。于是他发奋着书立说，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文中，他比较了各国变法的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在研究着述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观，并且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的思想理论经后人编辑整理，辑成《韩非子》一书，流传至今。

在《韩非子》一书中，寓言故事非常丰富，达340多个，风格幽默，语言浅近而意蕴深刻，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展示，这也是韩非寓言的一大成就。

后来，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得到韩非，秦国发兵攻韩，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秦国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将其下狱。不久，韩非被毒死狱中。

马援(前14-后49)是汉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兄马况抚养成人。他从小胸怀大志，眼光高远，深为其兄器重。王莽时期，马援在军队里当个小军官。一次上司派他率队押送一些犯人，在途中，马援看到犯人们哭得挺伤心，不由动了侧隐之心，便把犯人们都放了。私放犯人是大罪，马援只得逃亡到北方的边境上，躲避朝廷的追捕。

碰巧时间没多长，赶上朝廷大赦，马援也得以免罪。之后，他就在那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心胸宽广，乐于助人，为人忠厚而有远见，没几年功夫，来归附他的人竟有好几百。他常对身边的人们说：做人不能因为贫穷潦倒而丧失志气，不能因为年纪老迈而颓唐，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不几年，马援有了几千头牛、羊和马匹，几万斛粮食，家产多得花不完用不尽，但他不为物累，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财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帮助人；要不然，做个守财奴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怀着高远志向的马援果然把财产分给了他的本家和亲友，自己空身外出投军谋事，后归附了汉光武帝刘秀，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假期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其中李四光爷爷小时候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88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教师家庭了。上学以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用功，连年都是全校第一。放假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忙忙碌碌地跟泥土、石头打交道。1905年，李四光成为了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有人问他：“你年龄那么小，能为革命干什么工作呢？”李四光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大家都说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成为我国功勋卓绝的地质学家和“地质力学的创始人”。

读了李四光爷爷的故事后，我感到十分羞愧。想想自己：不爱写作业，上课开小差，一到放假，每天想着吃喝玩乐，早把作业抛到脑后，有时还跟妈妈撒娇，浪费了大好时光，周恩来爷爷从小都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所以我要向他们学从小立志，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病人远离病魔的摧残，让人们健康幸福地生活。

在一座寺中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清晨，他要去担水、洒扫，做过早课后要去寺后很远的市镇上购买寺中一天所需的日常用品。晚上还要读经到深夜。

有一天，他发现，虽然别的小和尚偶尔也会被分派下山购物，但他们去的是山前的市镇，路途平坦距离也近。于是，小和尚问方丈：“为什么别人都比我自在呢?没有人强迫他们干活读经，而我却要干个不停呢?”方丈只是微笑不语。

第二天中午，当小和尚扛着一袋小米从后山走来时，方丈把他带到寺的前门。日已偏西，前面山路上出现了几个小和尚的身影，方丈问那几个小和尚：“我一大早让你们去买盐，路这么近，又这么平坦，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几个小和尚说：“方丈，我们说说笑笑，看看风景，就到这个时候了。十年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啊!”

方丈又问身旁侍立的小和尚：“寺后的市镇那么远，你又扛了那么重的东西，为什么回来得还要早些呢?”

小和尚说：“我每天在路上都想着早去早回，由于肩上的东西重，我才更小心去走，所以反而走得稳走得快。十年了，我已养成了习惯，心里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了!”方丈闻言大笑，说：“道路平坦了，心反而不在目标上了。只有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能磨炼一个人的心志啊!”

这个当年的小和尚就是后来著名的玄奘法师。在西去取经的途中，虽艰险重重，他的心却一直闪耀着执著之光。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