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爱国故事作文初一(推荐20篇)

人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人认为这也太夸张了，读再多的书有什么用？可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的初一故事足以证明，读书真得有好处！

在小学时我的语文阅读很差。考试分数经常在70-80分之间徘徊。我渐渐觉得语文是枯躁的，是乏味的，我开始慢慢对语文心灰意冷。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止住了前进的脚步而且开始慢慢退缩。渐渐在这种消极的心态下我来到了初中的大门前。遇到了使我受益匪浅的人——语文王老师，她是极博学，和蔼，尽职的好老师。

来到初中我发现语文更难了，上课时王老师发现我老走神，回答问题也说不出重点，老师仿佛发现了我心中的迷惑。下课后和我说：“语文是不是没有意思啊？”我想了许久吭了一声：“嗯。”王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语文是很浪漫的，只要你开始热爱它。”我推荐你读《西游记》吧”我默默点点头。回到家后，我本来不爱看书，却让我读《西游记》，这就有点难为情了。我想：《西游记》不是天天都在电视上播放吗？不就是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吗？我都看过好己遍了。我怀着不耐烦的心情翻开《西游记》。可是，我看开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越看越有劲，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我读完一本又一本。

我爱上了语文，爱上了读书。在每晚的写作中我毫下犹豫地就把一些好词佳句就一大堆一大堆“吐”出来了。谢谢您，我的老师。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屈原真是太伟大了!

端午节的起源很早，夏朝的历法夏历中已经有五月五日的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夏小正》)五月是毒月，因为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蓄药以辟除毒气。《大戴礼》也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是兰草，要用兰草熬成的汤药浴。

到了战国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开始在端午节这一天纪念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少傅费无忌在楚平王面前进太子的谗言，伍奢挺身而出，为并无罪过的太子辩护。楚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做人质，让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招来，想一并杀害。伍尚应召而来，和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伍员不甘引颈受戮，开始了逃亡的漫漫长途。先投奔已经逃到宋国的太子，又和太子一起逃亡到郑国，太子被郑国诛杀，伍子胥继续向吴国逃亡。在吴楚边境，伍子胥被楚兵追赶到江边，江上有一渔父渡伍子胥过江。伍子胥解下价值百金的佩剑，感谢渔父的救命之恩，哪知渔父不屑一顾，说：“楚国悬赏，抓到伍子胥的人，赐粟五万石，封爵。我连这都看不上，哪里会要你仅仅价值百金的佩剑!”伍子胥最终逃亡到吴国，归附了吴王僚。

伍子胥和屈原：两个人的端午

# 昭关前的伍子胥。右为东皋公，中为与伍子胥长相接近的皇甫讷。一夜白头的伍子胥，正是在此二人的帮助下方才逃出关去。

吴楚交兵，伍子胥极力劝说吴王僚攻打楚国，公子光却说：“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国杀了，伍子胥只不过是想报私仇，而不是真的为吴国着想，不能听信他的话。”伍子胥因此知道公子光有异志，就进献了一个著名的刺客专诸给公子光。公子光趁吴王僚出兵伐楚，国内空虚的时候，宴请吴王僚。席间公子光借故离席，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腹中，端到吴王僚面前，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左右杀死。公子光趁机派伏兵杀尽吴王僚的随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此时，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即位。伍子胥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最大的心愿，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其后吴越争霸，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比屈原死年(约公元前278年)早了二百多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记·伍子胥列传》)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则明确载明东吴之俗，端午是纪念伍子胥而非屈原。

伍子胥之后二百余年，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的命运。

屈原名平，时任楚怀王的左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屈原第一次被放逐的经历：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原博闻强志，既能治乱，与楚怀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又辞令娴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井井有条，楚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嫉妒屈原，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发令，大家都知道，每一令出，屈原都自居为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不能为，哪里把大王您放在眼里。”楚怀王大怒，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屈原放逐到国都之外。屈原痛恨楚怀王偏听偏信，受谗言的蒙蔽，容不下自己这个方正之人，日夜忧愁幽思，写下了长达375句，2500字的抒情长诗《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慨叹，响彻了两千年中国文学史。

其后，日益偃蹇的国事已与屈原无关。楚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邀请，前往秦国，在拒绝了秦国要求割地的胁迫之后，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在放逐期间，仍然眷恋故国，心系怀王，几年间写下了大量诗篇，希望怀王终有所悟，重新把自己招回身边。这些诗篇传到了令尹子兰耳中，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又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再一次放逐屈原。这一次把屈原放逐到了更远的江南。

伍子胥和屈原：两个人的端午

#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详细记载了屈原之死：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这是《史记》中最著名，最感人的记事之一。屈原披发在汨罗江畔行吟，放逐的日子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你就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渔父说：“圣人不会被万物凝滞，而能够与世相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着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皆醉，何不一起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怀瑾握瑜，保持高尚清白的节操，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冠上的灰尘，刚沐浴过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以清净之身，去忍受肮脏的东西污染呢!我宁愿投入长流不息的水中，葬身鱼腹，又怎么能够以清白纯洁的品行，而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写完《怀沙》的绝笔之赋，抱着一块石头投汨罗以死。

屈原死的这一天，也是五月初五。

伍子胥和屈原的死法相同，即“定杀”之刑。《睡虎地秦简》释义为“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活生生地投到水中溺死，又称“沉河”，“沉渊”。只不过伍子胥是尸体被吴王夫差施了“定杀”之刑，而屈原，是自己给自己施了“定杀”之刑。

性格激愤的伍子胥，死后还要把眼珠挖出来看吴国之亡。而屈原却是绝望之后自沉于江，水波柔和地接纳了他，抚慰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颗心。质本洁来还洁去;水是清洁的，洗净他肉体的同时，也和他清洁的灵魂融为了一体。连尸体都不给世人看，因为世人是肮脏的。“逝者如斯夫”，水流的无常，映照出他的悲观主义。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在汨罗江的清清江水中，顾影自怜，高标自许，终于安静了下来。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这是一个深刻的提示：端午从来是民间的节日，只要专制尚未根除，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称许，更不会进入官方节日的谱系。恰恰相反，端午是民间对专制和国家强权的强烈抗议，在一年一度的浩大怀念中，这两个叛国者和流亡者身上，寄托着中国民间的全部心事。1925年鲁迅先生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端午恰恰是最大规模的对国家叛徒的抚哭。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民间的怀念遭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改写，甚至连“民间”这个词都被缩略为一系列风俗和乡间小调的集合体。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可惜，在伍子胥和屈原死后两千余年，端午精神彻底失落了，刚强、激愤、清洁的端午精神让位于身体媚术的大行其道，世间只余端午其形，而无端午其神了。只有当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端午原来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节日。但是，所谓“抢救端午”无非是和四大发明如出一辙的阿Q心理，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而中国呢?居然有专家建议政府出面和韩国联合申遗，这是对端午这一节日“民间性”的极大讽刺，“国家形象”成为“抢救端午”的惟一诉求。在这一争夺战中，没有人去追究端午精神到底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反讽的是，却并不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同时，反向地又是端午精神“民间性”的雄辩证明。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中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第 1大队任队长。曾参加支援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后与吴光浩等率部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次年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光山县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1929年和徐向前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指导边区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 3月起历任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第4军第10师第28团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第75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24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当时的一师是董必武、陈潭秋宣传进步思想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7月，受董必武的派遣与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汪奠川等黄安旅省青年利用暑假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消息，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0月进抵黄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至此，黄安党团特支由秘密转入公开，县党团特支办公所在地也由七里坪迁到县城。并于同年冬，指派共产党人吴焕先、吴先筹在箭厂河、四角曹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2月，黄安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4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息了反动红枪会的叛乱，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作用。5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战斗。6月，于农讲所结业，被党派回黄安工作，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兼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大肆屠杀革命者。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8月初，负责组织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计划，起草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暴动计划》，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潘忠汝等率鄂东军清除了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和黄安尹家河、八里湾等地的反动民团组织。同年12月5日，黄安县城失守，他同吴光浩等人于12月下旬来到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决定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他在黄安闵家祠堂集合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后参与开辟鄂豫边苏区。192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他任第七军党代表，与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7军领导核心。同年4月，率第7军一部重返黄安老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村民团，缴枪20余支。5月，他和吴光浩、曹学楷等与中共黄安县委领导人在黄安檀树乡清水塘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他进入柴山堡后，积极深入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上层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使第7军在柴山堡地区迅速扎下根来。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党代表。1929年，主持开办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和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参加并指挥了鄂豫边红军粉碎国民党连续发动的“罗李会剿”、“徐夏会剿”、“鄂豫会剿”作战。同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召开，他与徐向前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总结了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对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4月，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1师，任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红一师转战于鄂豫边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出击平汉路，连续取得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镇等战斗的胜利，全师由原来的800人，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25军75师在皖西成立，任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转战皖西地区，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黄作战计划。

1932年3月底，率部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此期间，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团结就是力量，五十六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关于民族团结，我有着满满的记忆。

还记得，上学以后，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中国人”慢慢又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强大”。

从小，我就为我能生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而自豪骄傲，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汇聚的56份热情;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种希望;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颗炽热(chì rè)的爱国之心!我知道，我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各族儿女都团结一心，共同推动社会繁荣的发展大国。所以，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似乎从来都不会担心会被遗弃，会被伤害。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中国很强大，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 56个民族56支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经济发展又快又稳; 中国在世界屋脊修建了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奥运会举办成功了。

祖国——意味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和世代相传的人民。千百年来，她牵系、造就了我们民族至高的美和至深的爱。无数的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她;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毫不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智慧、才华，艰辛地劳动是为了她!这是一种抵御外侮、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勇于拼搏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

滴水在大海中才能得到永生，生命在团结中才能绽放光芒。让我们每个人都投入到伟大的民族团结进步这一洪流中去，团结进取、弘扬正气、争做民族团结的楷模。就像歌中唱到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一样。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用心、用爱，去传承各族人民永远一家亲的传统，不断谱写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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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雷锋试的好少年”我深深的陶醉在这首歌。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这儿经过，肩上担着两大筐橘子那两筐橘子在老奶奶的肩前肩后晃来晃去的，弄得老奶奶汗流浃背的看上去很辛苦。这时老师的话在我的耳朵回响“我们要靠实际行动去帮助别人”于是我便跑上去说：“老奶奶我来帮你吧！”“闺女啊，谢谢你的热心但是你挑不动的。”“我挑得动不信你让我试试”我说着把老奶奶的担子接过来。“那就让你试试吧挑不动再还我”我高兴极了，心想：这点小事肯定难不倒我。橘子才刚离开地面我就快受不了肩膀直往下沉。老奶奶见了说：“不行了吧，还是我来。”“哪有啊，只是我没准备好而已嘛。”我硬撑着说就开始担了。才走了半楼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单我还是忍住了。终于到了老奶奶家了。那时的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我放下担子转身就走。“闺女，喝杯茶吧，别走啊我还没谢谢你呢……”

原来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事啊。虽然在帮助人时有些幸苦，但是这样做不但使别人开心，自己也开心一箭双雕多好啊！

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相信你们有兴趣!

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1863—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翡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臵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臶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

“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三、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臵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臵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的作文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明朝的时候，皇帝明成祖为了加强国际交往，决定派大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这支船队的正使，就是人称三宝(保)太监的郑和。

郑和经过充分准备，在1405年，率领水手官兵、医生、工匠等两万多人，带着许多中国的特产出发了。他们的海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可以坐1000人，造船技巧十分高超，还用指南针定向。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各国见了这样大的船队，都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

郑和在28年内，先后七次远航，到达了现在的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半岛，最远到了非洲的东海岸。他每到一地，都拜会当地的国王和首领，赠送礼品，表示友好，邀请他们访问中国。船队和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通有无，所以人们都把中国的海船叫“宝船”。

和西方有些探险家掠夺财物、抢夺奴隶的作法不同，郑和远航是为了友谊和交往。他和各国人交往时，总是彬彬有礼，精神抖擞，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现在的东南亚许多国家，还有以“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和其他地名。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是最早的，为祖国赢得了友谊和荣誉。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得意助手，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的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的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的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美国的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的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在我的记忆长河里有许许多多的感人的历史故事，其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江姐的故事。

江姐即江竹筠（1920—1949）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6月被逮捕。1949年11月14日被秘密枪杀。

只有十岁的江姐为了生活被迫去做工，由于她身材天生矮小，够不到高大的机器，只能坐在特制的高凳上，稍有疏忽就要遭到工头皮鞭的抽打。悲惨而又劳苦的童年使江姐深深体会到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吃人的本质，心中埋下了反抗这个人剥削人的社会的理想。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江姐啊！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感动的历史故事初一优秀作文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风和村人(即牛埠镇)，生于一九O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家境清贫，幼时读私塾，年长曾教私塾。一九二三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学习。喜读历史、军事书籍。关心国家大事，遂有效忠民族，献身人民之意志。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得以步步升迁。后保送至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作战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后晋升为团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时，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七十三旅旅长，曾先后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中条山战役、武汉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在平汉铁路沿线的漕河、彰德等战役中屡创日寇。尤以鲁南台儿庄战役，戴将军火攻陶墩、计取宋庄，为台儿庄大捷，作出重大贡献。其间中艾山之战，更使日寇丧胆。当时，戴将军守中艾山，日寇向我军阵地猛攻，达四昼夜之久，戴将军率部奋勇抵抗，坚守阵地，并一一击退日寇之进攻。一九三八年五月戴晋升为八十九师副师长，在师长徐庭瑶调(无为县人)领导下供职，一九三九一月，徐庭瑶调升为装甲兵团司令，戴安澜充任师长，后又调升中央军王牌第五军第200师少将师长。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率部在广西大明山区与日寇战于昆仑关(在广西南宁市东北宾阳县附近)。昆仑关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侵占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之主力第十二旅团，及后来增援的两个联队，由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在九塘指挥。杜部戴安澜将军率机械化师担任正面反攻，用火牛战术，冒着密集的炮火，爬向日军堡垒，冲毁敌军层层铁丝网等防御工事，重创日寇。戴将军亲赴战壕指挥，冲锋陷阵，首克同兴堡。昆仑关战役一个多月，歼敌六千余人，俘获甚多，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和联队长三木吉之助于九塘和昆仑关之间。战斗中戴将军身负重伤，仍奋勇作战，因此荣获国共两党联合颁发的三黄"宝鼎"勋章。戴将军初到昆仑关部署阵地时，即发出豪言壮语，说："中国古时有上无三鼓夺昆仑之佳话，吾拟元旦夺取昆仑关。"后来果然如期攻夺。此役戴安澜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横冲直闯，连陷香港、关岛、威克岛、菲律滨，侵占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军港。继之将其魔掌深入东南亚各国，进犯缅甸，西进印度洋上，直叩安曼群岛之门。驻缅甸英军，一路惨败，士无斗志。日寇步步北犯，致使我国西南边疆遭受严重威胁。一九四二年初，戴将军奉调率部西移云南，时有中国军队出国远征缅甸日寇的消息，戴将军闻之，常与人说;"如能出国远征异域，始偿男儿志愿!"后果接出国远征入缅之令，他兴奋异常，高唱《满江红》歌曲，抒发爱国之志，乃召集全师战士，宣讲诸葛武侯远征史迹，勉励部属务期扬威国外，立功异域，为抵御外侮，保卫祖国而英勇献身。

一九四二年初，我国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第五军和第六军从曼德勒向南推进，打击日本侵略军。三月十八日，戴将军率第五军200师担任过远征军先头部队入缅抗日，进驻缅甸南部的同古(东瓜)地区，同日寇第五十五师团展开激烈战斗，戴以孤军深入，奉命固守十天，以待援军。同古地区乃一片平原，无防守之地势，戴将军沉着应战，坚守东瓜阵地，布防完毕，即作好遗嘱，决心作殊死一战，气势轩昂，可吞山岳。日军来犯我军阵地，一经接战，其中尉、少尉各一人即被我军俘获，并缴获日寇重要文件若干，使我军得知敌军在缅甸之兵力及番号。后经十余日激战，敌军终于无可奈何，乃陆续增援，至兵力超过我军八倍。然其死亡人数亦超过我军八倍以上。戴将军率部苦战了十二天，掩护了缅军第一师的安全撤退，救出英军战车团，英军拱手作揖致谢。同时还救出了此后在意大利战场上颇为著名的哈罗德·亚力山大少将。此乃中国远征军对英军、缅军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也予以报道，表示赞赏。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远东战场上唯一的捷报。

戴将军完成固守东瓜，以待援军之使命已达，遂奉令突围，经一天一夜激战，进克棠吉据点。后因大批日寇由泰国、老挝边境窜入我军后方进行围攻，戴将军孤军作战，四面受围，形势危急，上级急令其突围回国，相机歼敌。戴将军率部突围，退入泰、缅老边区原始森林地带，无衣无食，以野草杂菜充饥，爬山越岭七十余日，备极艰苦。

敌军据险阻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大雨滂沱，戴将军在一个小平山坡上指挥夺取敌军阵地时，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肺部，血流如注，当时又无医无药，伤口发炎溃烂，进军至茅邦时，流尽最后一滴血，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四十分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七岁。全军闻之，无不泪下。当时缅境无木棺，将马革裹尸回国。途经保山，由于戴将军驻军保山年余，军纪严明，深受人民群众之爱戴，因之保山家家户户门前设祭。复经昆明、贵阳、柳州等地，至全州，将遗体安放于湘山寺内，沿途民众，隆重奠祭，无不怆然泪下，哀叹痛失英豪!

他的精神和业绩，在当时曾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和美英盟国在内的各方面的高度评价，称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中“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的“第一人”。

美国官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戴将军万里出征，为国捐躯，深受各族人民之敬仰和悼念。一九四二年秋季的一天，在国民党第五军留守处的广西省全县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会，大会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主持。在戴安澜烈士的遗像前，放满了花圈和挽联。

蒋介石的挽联是:

虎头食肉负雄资，

看万里长征，

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酹壮志，

惜大勋末集，

虚予期望痛如何?"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都题赠挽联以悼念，悼词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毛泽东敬挽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周恩来敬挽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朱德、彭德怀敬挽

海鸥将军千古

气壮河山

――邓颖超敬挽

一九四七年秋，戴将军灵柩由广西全县运回芜湖赭山公园的小赭山南麓，安徽省各界人士为纪念戴将军为中华民族英勇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将灵柩安葬于芜湖市风景如画的小赭山之阳，并筹建陵园。戴将军的老同事杜聿明、徐庭瑶等专程来芜主持葬礼，并致哀悼。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在戴安澜去世后，向他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罗斯福在签署颁发勋章的命令中写道：“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国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似南京忠烈祠。

为了纪念戴安澜烈士的抗日英雄业绩，由安徽各界名流徐庭瑶、朱子帆等人发起，筹资创办一所工业职业学校，取名"安澜工业职业学校"。聘请戴将军之堂弟戴子庄为校长，校址定在芜湖市环城北路(即今芜湖市第二中学校址)。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戴安澜将军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以褒彰将军，并致慰遗属。

为纪念戴安澜将军，芜湖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树立了石碑。左碑铭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先辈当年题赠的挽诗挽词挽联;右碑是将军生平简历;中碑是王昆仑所题“戴安澜烈士墓”。墓区林木茂盛，松柏长青，瞻仰的人们，终年不绝。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又一天

不知不觉的又是端午节

不知不觉的又是怀念屈原的日子

采一把艾香抱一包粽子

艾香浓浓的勾起我对你的爱

粽子鼓鼓囊囊的包裹着

我对你深深的情

远去的是一个节日

留下的是记忆的爱

一年又一年

不变的是一个端午节

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

五千年的历史随着我的思念远去

远去的不是历史

而是一个民族魂

一种不屈不挠民族精神

端午节想你

我把一首诗歌鸣唱

我把一个故事传诵

有水的地方就有古乐龙舟

有人地方就有醉人的艾香

就有甜蜜的粽子

你一口我一口

甜了我饱了你远离了他

屈子颂

掬一捧汨罗水，

她甘甜清凉，

溢满粽香。

生生不息的龙子龙孙，

聚拢在端午时光，

祭奠不朽的屈子，

到处是凝泪的面庞。

手捧滚烫的角粽，

包进去的是一腔悲壮!

掬一捧汨罗水，

她醇如琼浆;

柔似雄黄，

那是诗人屈子留下的华美篇章。

刚直不阿的屈子，

忧国忧民的屈子，

你的眼里充满了悲伤，

你的《离骚》演奏出唯美绝唱;

你的《天问》和《橘颂》，

你的《九歌》与《九章》，

都是文学史上非凡的标榜!

奔流不息的汨罗江，

在中华大地上荡气回肠，

深吟浅唱的汨罗江，

你接纳了数不清的角粽，

你承载了道不尽的画舫，

不知道，

你能否让屈子的心，

不再哀伤?

拿起笔吧，

让屈子的情感穿越时空，

引领我们奔向希望，

在诗人的节日里，

尽情张显诗的力量!

楚国的天空太小，盛不下你驰骋的思想，汨罗的江水多情，拥抱了你浪漫的失魂。诗人的忧愤太多，忧国忧民，忧楚国的江山社稷，忧黎民百姓的苛苛命运。于是愤怒的忧愁，如火山般爆发，化作《离骚》，化作天问,化作《九歌》，化作一首首滴血的诗篇。天地有情，有情的天地倾听你泣血的呼唤；黎民有爱；仁厚的黎民发出一声声叹息，汨罗有幸，有幸的汨罗收留了你无所栖息的灵魂。端午的米粽呦，千年万年呼唤着你的精魂，遥祭着你的英灵。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又是一年艾草青青

时光悄悄走近端午

小儿手臂上的五彩丝线啊

有爱国诗人的灵魂

在翩翩起舞

家家户户缠着米粽

遍地飘香喜气洋洋

不知有多少人

还能知晓当初

屈老夫子壮怀激烈

以身殉国魂归何处

人声鼎沸呐喊助威

百舸争流龙舟飞渡

此起彼伏里蕴含着

多少凄婉的楚辞歌赋

叹那楚君昏庸无度

亲小人远贤臣

拒听良言

将诗人远远的放逐

纵使有满腔热血奔涌

却是报国无门

悲愤难以倾诉

无奈国破家亡秦吞楚

五月五汨罗江

成为诗人爱国明志的归宿

佳节端午

这千载悠悠的习俗

不仅仅是我们怀念的节日

更是啊擂响我们

爱国斗志的铮铮战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