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的深厚历史文化【汇编19篇】

今年12月8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命名30周年。30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寿县人民团结拼搏，奋发努力，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古城保护日臻完善。为纪念古城命名30周年，抒发人们保护古城，建设新城、打造名城的生动实践，展示人们热爱家乡，为名城争光的家国情怀，特推出诗词咏名城征集活动。以寿为名，源远流长。以寿命名，古城荣光。诗言志，歌传情。让我们从字里行间寄托对古城的热爱，把智慧和汗水奉献给我们可爱的家乡—寿县。稿件请寄1065957706@qq.com。征稿截止时间：2016年11月10日。

寿县信息中心采编部

2016年10月10日

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张立勇代表提出要加快太极拳申遗，韩日等国已在抢注，尤其是韩国媒体甚至散布“太极拳创始人张三丰是辽东济州岛人，属于韩国”等言论为其助威。

太极拳及太极文化对我们影响实在太大，前些年便有人大代表呼吁加快太极拳申遗步伐，其实申遗工作一直在进行，之所以还未成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项，该规定对一般国家或许无大影响，但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就有点严苛了。第二，非遗关注的是“文化”，而非具体的人或物，根据这一规则，“太极拳”本身不具备申遗资格。换句话说，为成功申遗，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关于“太极拳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不过张立勇代表关注的显然不是上述两点，他是担心被韩日等国捷足先登。

近几年，韩国一些申遗成功的项目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端午”“拔河”“泡菜文化”……这些在我们国家都能找到历史根源的民俗文化却戳上了他们的印记。不少专家学者劝诫我们：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是官方认证，其他国家申请后，我们依然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不会产生任何“专利费用”。还有一些颇具考据精神的学者指出韩国申请的“端午”“拔河”等与我国存在区别，如他们的“端午”发端于朝鲜半岛萨满文化的“江陵端午祭”;他们的“拔河”规模、形式都比我们俗常玩耍的大得多。照他们看来，申遗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竞争，申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文化，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其历史和文化，尽管部分国家文化间具有同源性，却不妨碍彼此申请属于自己民族记忆的民俗，而无论最终哪个国家申请成功，对于全人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都是幸事。

这种意见只是蹩脚的精神胜利法，申遗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争夺战。当上述专家学者教导我们息事宁人时，韩国等国家却始终抱着极强的抢注意识。如韩国计划申报暖炕，其媒体直率地表示：“拥有火炕生产技术的中国有可能成为韩国申遗的主要障碍，为‘抢得先机’必须加快进程。”如果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韩国媒体为何要如此紧张呢?韩国对非遗抢注是否成功的关注度大大超出我们想象，当其申报的“泡菜文化”尚在审核阶段，不少媒体便在国内宣传“泡菜”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至于联合国不得不公开谴责和警告此类行为。每一轮申遗工作前，韩国政府都花费大力气搞宣传、做调查、整理资料，其争分夺秒的意识相当强烈，对其抢注行为，并非只有我们反感，像日本等国网友也常常在网络上对韩国此类行为嗤之以鼻。

申遗的确不是官方认证，历史上某种文化、民俗究竟源于何处自有公断，对韩国而言，申遗成功除了能提高本国文化影响力外，还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确如部分专家所言，韩国申遗的民俗与我国存在差异，但有差异就意味着不存在竞争关系吗?无论是韩国的泡菜还是我国诸多省份的泡菜、酱菜，在制作、食用方式上均存在相当一致的部分，当申遗成功使韩国泡菜成为一张世界级的吸金名片时，我们还能泰然处之地表示无所谓吗?

申遗就是一场争夺战，这本无需讳言。其他国家在争分夺秒抢注时，我们要做的是充分利用现有规则，提高申遗成功率，缩短排队项目等待时间，绝不能将本应到手的益处拱手让人。

在西方，不论是否基督徒，过圣诞节时都要准备一棵圣诞树，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圣诞树一般是用杉柏之类的常绿树做成，象征生命长存。树上装饰着各种灯烛、彩花、红黄彩球、玩具、圣诞钟、心型姜饼、星星，挂上各种圣诞礼物。圣诞之夜，人们围着圣诞树唱歌跳舞，尽情欢乐。说有一位农民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圣诞夜里接待了一个饥寒交迫的小孩，让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圣诞晚餐，这个孩子告别时折了一根杉树枝插在地上并祝福说："年年此日，礼物满枝，留此美丽的杉村，报答你的好意。"小孩走后，农民发现那树枝竟变成了一棵小树，他才明白自己接待的原来是一位上帝的使者。这个故事就是圣诞树的来源。

关于圣诞树，还有一个故事。

以前德国的亚尔萨斯，是出产圣诞树的地方。根据传说，有一位隐修圣人，他的名字叫弗乐伦亭，住在亚尔萨斯的一个树林当中，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有一年的圣诞节，他希望附近的小孩子，都能在一起快乐的玩，但是很贫穷，没有钱买孩子们喜爱的玩具和糖果，因此他为这件事很伤脑筋。

一天早上，弗乐伦亭在树林中散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棵小杉树，树上堆满了雪，枝上挂着许多小冰条，经过太阳一照射，闪闪发光，非常的漂亮。他就把那棵树弄了回来，种在盆里面。又在树林中，捡一些野果子，再和上面粉，做成一些十字架，或星星形状的小饼，挂在树枝上面。又用一些小蜡烛，插在树枝上，结果把那棵树，装扮着五光十色，非常的美观。到了圣诞夜晚，弗乐伦亭打起钟来，孩子们听到了，都跑到他的茅屋里去。大家围着那棵树，手舞足蹈的唱着圣诞歌曲，然后弗乐伦亭把糕饼分给孩子们吃，大家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以后，这个习俗流传起来。

一八三七年，德国的海伦公主，同法国的一位公爵结婚以后，圣诞树也随着她传到了巴黎。一八四一年，维多利亚的丈夫，把一棵圣诞树，放在温德莎宫门前。这种风俗由皇家传到贵族阶层，而后风行到了民间。一八三○年，大批的德国移民到了美国。这些人有天主教友和基督教徒，大多散居在纽约、新英格兰各地。他们的圣诞树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及模仿，以后圣诞树便风行在美国各教堂、各家庭。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及澳洲各地国家，圣诞树成了圣诞节里面最热闹而可爱的装饰品，点缀着圣诞节的多采多姿。它启示了人们了解庆祝圣诞的意义，它象征着快乐与希望。因为救世主的诞生，带来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友爱。

每年圣诞节快要到的时候，与圣诞节有关的圣诞卡、圣诞节、圣诞老人、圣诞音乐等等都出场了。关于圣诞树的装饰，世界各地似乎大同小异。由于圣诞节是在冬季，所以圣诞树所采用的都是常青树。多半是四五尺高的小棕树、或小松树，栽在大花盆里面，树上布满五颜六色的小蜡烛或小电灯，再挂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与彩带，以及孩子们的玩具，和家人所送的礼物。装饰好了以后，放在客厅的一角。如果是放在教堂、礼堂、或公共场所，圣诞树则比较高大，而树的下边也可放礼物的。

根据圣诞节习俗的记载，第一棵圣诞树，是白冷城路边的一棵小棕树。在耶稣降生的头一天晚上，圣母玛利亚及圣若瑟，走到白冷城时候，非常的疲乏，圣母就在那棵树下休息了一会，那棵小棕树，好象受宠的样子，展开它的树枝，给圣母抵挡吹来的冷风。就在那个半夜里，耶稣基督诞生了。这时候，天上出现了一颗特别亮的星星，发出奇妙的光芒，直接射到那棵小棕树的头上，盘旋成了一道美丽的光圈。从此以后，小棕树在圣诞节中，就占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至于圣诞树风行到全世界，也只是十九世纪的事。中古时代，德国流行的宗教剧，在伊甸园的一场戏，天主造人以后，亚当夏娃背叛天主的时候，戏中用一棵挂满了苹果的棕树，代表着「生命之树」或「知善恶树」。后来信友把戏中的「生命之树」移到家中去，象征着救世主的来临。随着这个象征的发展，到了十五世纪，装饰圣诞树，就已经成了一个习俗。

由中央电视台、河南省纪委联合摄制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于2015年1月9日起至16日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朝代演进，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视野，以“廉”为核心，以“清、勤、慎”为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廉政文化的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全片共8集，即《兴衰之思》、《清浊之辨》、《清官之风》、《道德之择》、《文化之力》、《律令之矩》、《制度之重》、《千秋之评》。这是一部回望历史、展示中国古代廉政精华的作品。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在先秦典籍《周礼》中，古人就提出了“六廉”的概念，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辩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千百年来，百姓对清明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唤，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华文明史。

通过观看《鉴史问廉》节目，感触颇深，收益非浅。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全党必须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鉴史问廉》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考验，党员干部必须做到知畏、知足、知止，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知畏是支清醒剂，净化思想灵魂。“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南宋王十朋“勿谓天高鬼神远，要须先畏 自家知”传为佳话，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留得美名。敬爱的周总理“常怀敬畏之心，谨慎恐惧地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邓小平说得好：“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知畏首先畏法纪。“畏法度者最快乐”。不松廉政防线，不踩法纪红线，不违道德底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做到嘴不馋、耳不软、心不邪、手不伸、腿不懒，“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二要畏权力。“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正确行使权力，为人民谋福利，而不能将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三要畏人民。“天地之间，莫贵于民”， “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只有扎根群众沃土，才能茁壮成长，时刻牢记“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自己也是百姓”，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做利民之事。知畏并非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有所畏有所不畏。危难时刻显身手，关键之时敢担当，创造的业绩顺应民众期待，经得起历史检验。

知足是副心灵神汤，提升人生品位。知足能养心强身，“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能祛躁避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才能平安、快乐、幸福。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受贿6460万元、陕西渭南城建局一个科长6年敛财5000万元，皆因欲壑难填、永不知足，才步入犯罪的深渊。想想陈嘉庚“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倾其所有，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看看“草帽书记”杨善洲身后郁郁葱葱的大亮山，是否有更多的感叹?在名利面前多一份淡定，诱惑面前多一份坚毅，去留面前多一份从容。知足的真谛是在职级待遇上知足，不“汲汲于荣名、戚戚于卑位”;在学识能力上知不足，“恒兀兀以穷年”;在事业上不知足，“不用扬鞭自奋蹄”。

知止是把金钥匙，开启智慧殿堂。《大学》曰：“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世间万物行止各有其时，月盈则亏，水盈则溢，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知止就要留有余地，懂得放弃。范蠡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智以保身。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盛时须作衰时想”，“悬崖勒马免身亡”。知止就要活在当下，想得明白。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知止就要超然物我，保持禅心。大师黄永玉嬉笑怒骂皆文章、“一颗初心始为真”;百岁老人邵逸夫恬静简朴，“养就心中一段春”。领导干部“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既要行止有度、屈伸合拍，也要挺身而出、顺势而为。既要做“止己之不能行”的思想者，“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也要成为“知己之可行”的探索者，“行到水流处，坐看云起时”。

“知畏、知足、知止”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权、利益观的重要体现。“心有敬畏，行有所止”。知畏不是胆怯是理智，体现的是素养;知足不是消极是明智，表明的是心态;知止不是退却是睿智，彰显的是境界。面对四种危险、四种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细细体会，认真思考，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忧患意识，努力做到知畏不违，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这个暑假，妈妈要带我去西安，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激动，立马从网上寻找西安的资料。

“西安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省会，兼具现代感和历史感，因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西安、罗马、开罗、雅典)之一，西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非常厚重。西安周围有120多座帝王陵墓围绕，有着”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誉;兵马俑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为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遗迹;古城墙也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当我看到西安的介绍时，我对西安这个神秘的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了，我们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不是学习过《秦兵马俑》一课吗?我们来回顾一下课文吧：兵马俑规模宏大。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总面积达19120平方米，足有两个半足球场那么大，坑内有兵马俑近8000个。在三个俑坑中，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有14260平方米，坑里的兵马俑也最多，共有6000个左右。一号坑上面，现在已盖起了一座巨大的拱形大厅。走进大厅，人们无不为兵马俑的恢宏气势和高潮的制作工艺所折服。站在高处鸟瞰，坑里的兵俑，马俑相间，一行行，一列列，十分整齐，排成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军阵，看上去真像是秦始皇当年统率的一支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大军。

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

将军俑身材魁梧，头戴金冠，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昂首挺胸，站在队伍前列，像是在指挥身后的军吏和士兵行进。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沙场，肩负重任的高级将领。

武士俑高1。8米，体格健壮，体态匀称，身上穿着战袍，套着铠甲，脚上蹬着前端向上翘起的战靴，头发大多挽成了偏向右侧的发髻。它们有的握着铜戈，有的擎着利剑，有的拿着盾牌。个个目光炯炯，双唇紧闭，神态严峻，好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课文中的秦兵马俑真是写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啊!

西安正向我招手，西安，我来了!

此一类应重在“感悟”。例如刚刚结束的初三语文期中考试，作文题目是“我的经典阅读”，该题目要求同学们有一定的文学底蕴。什么是经典阅读?在读名著或是名家名篇的赏析中，掌握书中的“意象”，提取精华，是为“经典阅读”。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希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应当多读书读好书，体会名著、经典作品的魅力。避免阅读过多的网络小说，因为网络小说在描述中往往将生活理想化，过于空洞直白。

在阅读中要有足够的耐心，读书或者阅读文章力求做到“读透一篇文章，读好一本书”，深刻体会作者写作的意象，多角度把握作品，全方位联系生活。

不过我也深知同学们目前课业负担很重，很难拿出大块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我向大家推荐一个APP“喜马拉雅”。“喜马拉雅”中有很多经典的有声书籍，大家可以利用碎片时间(例如上学路上，放学的地铁里，洗澡时)听有声书籍，节约时间又能达到阅读经典著作的目的。

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早晨，露珠站在小院的花草上，而教学楼的喧闹，打破了这宁静的早晨。今天是去社会实践活动的日子，我们将要去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等待老师，然后带领同学去坐大巴车。

有着八百年的名胜古迹——大足石刻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那里有着许多的石像，有些雕刻着栩栩如生的石像。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来到大足石刻。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但前面雾太大，什么都看不清。先换上了相似古代的衣服，花色斑斓，然后就来到门口前，那里的石桌上都摆着一些东西。

我们先在门口前合了影，再去拜孔子。我学者前面的讲解员，两手相叠，向孔子鞠躬，看见桌上的毛笔、纸和书卷，就用毛笔写“人”字。接着就诵读经典弟子规，最后由老师为我们点朱砂，一个个头上都有着拇指大的朱砂印，就进入了门口。

上午我们学习了如何泡茶，而下午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参观石像及博物馆。

讲解员带领我们来到景点，那里的墙壁都雕刻着许多的佛像，每个佛像都不一样：有些石像小的像水桶；有些石像大的像树木；有些石像又高又廋；有些石像又胖又矮。我觉得这些石像的雕刻人一定很有智慧，把笨重的石头变成美丽的石像，栩栩如生，每个石像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接着又来到一座寺庙，我很好奇，走进去一看：“哇——”这尊佛像与众不同，是千手观音！每只手臂和佛像都是用金帛雕刻而成的，而每只手上都有一个法器，雕刻的这个人肯定花费了不是精力和心血，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绝不会有一点马虎儿。我细细端详着，看见有些地方都装修过，可能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连再好的材料都会溃烂，不堪入目。

最后来到了博物馆，参观了一些佛像及一些珍贵画，馆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无价之宝，那些残缺的佛像，更能体现出它的古老。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八百年历史的大足石刻让我感受到这里的古文明历史悠久，也让我明白在外出玩耍的时候务必文明参观，不许诋毁文物，做一个文明人。

上海巨鹿路888号。好城市、好地段、好门牌，这么个“三好”最近不太好。

坐落于此的一幢老洋房遭到新主人的拆除，引起舆论大哗。事情并没有随着拆毁终止而宣告结束，更多的声音在讨论：为什么如此缺乏人文关怀、为什么历史建筑不能让人敬畏?

的确，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建筑被毁，令人扼腕。可我想反问一句：如果被毁的不是洋房，而是贵州山区的一座百年老屋，还会有这么多人鸣不平吗?

以我小人之心揣度，恐怕一座乡间老屋不会引起知识精英们的义愤。同样是老建筑，洋房和农村老屋有何区别，我们为何要保护洋房呢?

晚清已降，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护航传入古老帝国，西风东渐，已垂百年。现代文明以西方为中心，近代开埠之通商口岸成为最早受到欧风美雨栉沐所在，租界内建起了造型不一的小洋楼，万国建筑博览馆南有申江，北有津门。

迩年，各地都在打造文化名片，曾经租界林立的城市多为晚近兴起的工商业都市，缺乏历史积淀，洋房成了对外输出城市文化的不二选择。

在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知识分子眼中，洋房有艺术美感、文化价值和城市自豪感。不可否认，租界内的生活方式超迈同时代的华界，今天国人海外疯狂抢购的冲洗马桶盖，早在70年前，租界里的上层社会已使用上了。

知识分子天然的彼岸存在感，令他们对过往和外来，无不保留着强烈依恋，概念不清的“民国范儿”不就是某些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吗?

洋房经文化人的锦心绣口被描绘地无限美好，神圣不可侵犯。可惜，我们的精英只注重讲结果，忽略了过程，洋房是从哪来的?不论我们赋予它多少溢美，都不该忘记一个基本事实，这些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优雅、高贵、先进的背后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见证。

在我们宣介洋房、租界历史的时候，应该从源头讲起。高耸奇拔的哥特式、广远奇诡的巴洛克式背后，是一桩桩不平等条约、一次次割地赔款，完整的历史不该被碎片化理解。

诚然，很多知识精英是不大乐于这样看问题的。在他们看来，殖民带来了文明，带来了现代化。从结果看，这种结论不错，但是本末倒置。

以此类推，《赛德克·巴莱》中的高山族兄弟根本没有起义的必要。日本人为他们建起了医院、学校、邮局，让他们从山中的蒙昧人享受到现代化生活，这是在启蒙啊，为何要反抗呢?

这就涉及程序正义的问题，小洋楼的优雅不能掩盖一并带来的血腥和罪恶，文明只能自觉接受，不能强迫灌输。

看待历史要完整、客观，洋房的历史不仅有上流社会的衣香鬓影，曲水流觞，更有嗷嗷待哺的饥民，遭受无情压榨的底层劳动者。在口口声声“民国范儿”的先生们眼里，民国是黄金时代，心驰神往，无以复加。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只向上瞧，他们的“民国范儿”是官僚买办范儿、少爷小姐范儿、贵族名媛范儿，浑然不见饱受战火荼毒，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平民。从完整的视角看待民国，实在太不美好。

历史建筑的价值，无外乎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评价一个建筑物该不该被保护，就是从这两方面入手，而不是用土与洋区分。

如果不具备以上两层价值，那么年代久远的建筑被拆除并不值得惋惜。譬如，贵州山区的一座老屋危房被拆，盖起的是新房，各方面都比原先改善，我们是该欢呼山民生活质量提高，还是哀婉历史建筑多舛?

急声呼吁保护洋房，还有一层文化不自信、不自洽的心理在骚扰着知识精英。西学东渐的结果之一是摧毁了国人的文化自信，首先我要声明这种冲击很有必要，否则我们还沉浸在不切实际的自满之中。但是，一个有着世界性影响的文明会走入绝境吗?中华文明经过冲击，不应该是浴火重生，走向新的文明吗?

这种文化不自信、不自洽在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看歌剧就雅、看京剧就土;喝红酒时尚，喝白酒落伍;起英文名高端，起表字酸腐…….如此斑斑，不一而足。看看北京前几年盖起的一众新地标，这些西方建筑师在噩梦中得来的灵感试验品，过上若干年也是老洋房。如果它们被拆，我们的知识精英会不会也嚎啕大哭呢?

如果再有老建筑被拆除，我希望大家问一问它深层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而不是纠结于浅层、廉价的“人文关怀”。拆了一个民国年间的日式厕所也如丧考妣一般，精英们的精神状态真是令人隐忧。

导语：中国人有四字情节，从古至今，因为古人相信天圆地方，方则有四面，于是万事都把他往这四上去考，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优秀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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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悠久绵长的历史长河淘洗了无数的文化遗产。北京的长城，故宫，西安的秦陵兵马俑，郭煌的莫高窟，玉门关，江浙的同里，乌镇自不必说，即便是开埠百年的上海滩的万国建筑，城隍老街的弄堂石路，哪一样不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足迹?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就必须继承中国的文化，保护身边的文化足迹。记得央视的《实话实说》曾就一颗千年古榕该不该砍做过讨论，人们都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不能砍，唯独梁从诫先生说了一句：“想一想吧，它出生于李白的年代啊。”这句唯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待千年古榕的话不禁令人深思，冯骥才先生也说：“没有心思写小说。”当里弄胡同被“罗马花园”“澳洲别墅”吞没时，他投身城市文物拯救中，使天津的估衣街得以保存，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的文化复兴便在这点滴之间。

同时我们的眼光也要放远，西方文明同样使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也应传承。歌剧与京剧，卢浮宫和颐和园等，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必然向多元化发展，在承认不同时，更需要强调一个“和”字。一个现代人要了解各地的文化，进而尊重他人的文化，使筷子的握刀叉的互相尊重欣赏，这才是全人类的幸福。

当然，传承人类的文化遗产离不开人们的慎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粨，中国封建传统中的三纲五常，忠君思想，西方的唯心，主义霸权主义作为人类文化思想遗产的负面代表，是要不得的。

时代在发展，一味抱着文化遗产终无所成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终是不可得的，对待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我们仍需要创新，事实上，文化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创新过程，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时，必然受西方新思想的影响，新的文化便在我们手中诞生，历史是发展的，终有一天我们创造的也会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要让后人看到不断丰富的文化，我们不创新，更何待人?

我们必须明确，今天我们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是以现实与未来为目的的，过分脱离时代的文化终会被淘汰。

河南为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就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里曾孕育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李耳、庄子，政治家商鞅、李斯，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文学家韩愈，哲学家程颢、程颐，民族英雄岳飞以及吉鸿昌、杨靖宇、彭雪枫、邓颖超等历史名人1000多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中国七大古都河南就占有三个(洛阳、开封、安阳)。 在河南这片土地上，曾上演过一幕幕历史活剧，诸如武王伐纣、周公营洛、春秋诸侯争霸、战国群雄逐鹿、刘邦项羽对峙、光武刘秀兴汉、曹魏中原称雄、隋末瓦岗暴动、赵匡胤陈桥兵变、岳飞抗金鏖兵、李自成中原血战、京汉“二七”风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等……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光辉灿烂，从南召县云阳镇发现的古人类臼齿化石，连同渑池、许昌、安阳等地出土的各种旧石器，证明距今四五千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居住。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在新郑县境)，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渑池县境)，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迄今已发现千处之多。说明河南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已达到一定的高度。自有史以来，夏王朝在河南建都的地方有阳城(登封)、阳翟(禹县)、帝丘(濮阳)等地。商朝7次迁都，4次都在河南境内，安阳殷墟是著名的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西周以洛阳为东都，营造为王城和成周城，在河南境内分封的诸侯国有数十。春秋时期，境内属秦、晋、楚、宋、卫、郑、陈、蔡诸国。战国时属韩、魏、赵、楚之疆。秦统一中国后，设郡、县。河南分属三川、颍川、南阳、河内、陈郡、东郡和砀郡7郡。西汉承秦制，仍设郡、县两级，并实行分封诸侯王国与中央直辖的郡交错分布。为了加强对郡、国的控制，又将全国分为司隶校尉部及13州刺史部，实际是监察区。河南分属司隶校尉部及豫、兖、荆、冀4州管辖，设有弘农、河内、河南、颍川、汝南、陈留、南阳和魏郡及淮阳和梁国2个诸侯王国。东汉都雒阳(洛阳)、实行州辖郡、郡统县。河南分属司隶校尉部及豫、兖、荆、冀、扬5州管辖，设有弘农、河内、颍川、南阳、汝南、陈留、东郡、魏郡等郡及陈、梁2国。三国时河南属魏，先都许昌，后迁洛阳，仍实行州、郡(国)、县3级。设有12郡和梁国1国。西晋都洛阳，河南境内有18郡国。南北朝时，河南分属于北魏和南齐。北魏在河南设8州26郡;南齐在河南设3州12郡。隋统一南北后，在河南设20郡(州)。唐朝先都长安，后迁洛阳。河南分属京畿及河南、河北、淮南、山东南等道，领有21州郡及河南1府。

五代时，梁、晋、汉周4朝都汴(今开封)，后唐都洛阳。河南境内多数称州，少数称军、府。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河南境设有京东、京西、河北诸路，路辖有府、州，有些军、监也隶属于路。府、州、军均辖县。南宋南迁后以淮河与金为界，河南大部属金。元朝将中央辖区直属中书省，其他地区分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之制始于此。“行省”之下统路、府，府领州、县，也有府、州不隶路而直属省。时河南境内黄河以北地区属中书省，黄河以南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中书省在河南管辖的有大名、彰德、卫辉、怀庆等路和濮州。河南行省下属河南府路、汴梁路、南阳府、汝宁府、归德府。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司(省)下辖府、州，再下为县。明末，河南领有开封、归德、河南、南阳、汝宁、彰德、卫辉、怀庆等府和汝州直隶州及京师之大名府，山东之东昌府的一小部分县。共计府属州31个，县96。清朝恢复行省，省下为府，再下为州、县。终清之世，河南领有开封、归德、河南、南阳、汝宁、陈州、彰德、卫辉、怀庆等9府，郑、许、汝、陕、光5直隶州和淅川直隶所。府属州5，县96。民国初年，改道制。河南设有开封、河北、河洛、汝阳4道，5直隶州，100余县。1927年废道尹，实行省、县两级制。省下分设行政区(监察区)，区管县。

1946年河南分为12区，共108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河南省行政区划，北界止于黄河，有郑州、洛阳、陕州、陈留、商丘、许昌、淮阳、南阳、信阳、潢川等10专区和开封、郑州2省辖市、8专辖市，86县，省会设开封市。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平原省，将所属之新乡、安阳2省辖市及新乡专区及所属14县(区)，濮阳专区及所属7县，安阳专区及所属6县，菏泽专区的东明县划归河南省。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将旧属河南省在建国初期划入安徽省的永城县划归河南省。1954年，河南省府由开封市迁驻郑州市。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东明县划归山东省。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山东省之范县、寿张2县金堤河以南地区和范县县城附近划归河南省，取名范县。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将范县东部的9个公社划出，成立台前县。

上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走在时代前端的金融大都市，浦东，上海最大的金融聚集地，作为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区，其之繁华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人们纷至沓来，欣赏和感受金融大都市的魅力，当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的同时，在浦东的一些特色乡镇，独有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全面展现了老一辈上海人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浦东的特色文化城镇——高桥镇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千年古镇，在古镇西街上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其中高桥绒绣馆就是一个展示浦东特色手工艺的展馆。高桥绒绣因其精美的工艺闻名世界，这项技艺起源于欧洲，本是教堂里修女打发光阴、养心修身的劳作，后传入社会，成为贵族妇女消闲的女红，于19世纪末传入上海。到了中国，绒绣就不是消闲的游戏了，而是上海农村妇女补贴衣食的劳作，这就是开始最早的“来样加工”，浦东的农村妇女依样绣制坐垫、壁挂、包袋等生活用品，外国商人便将其带回国牟利。

高桥绒绣具有形象逼真、色彩丰富、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等艺术特点，绒绣艺术精品曾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的更作为礼物赠送外国元首，享誉国内外，已作为国宝陈列在世博会联合国馆的贵宾厅里，成为了浦东一项特色艺术形式的代表，向全世界展示了浦东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的技艺，也因其在传承上颇具难度，被列入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列，其价值极其珍贵。

另一个能展示浦东历史底蕴和民俗文化的景点是“高桥人家陈列馆”，其是当年高桥众多大户人家的缩影，这些民国初期的创业者们抓住上海城市快速发展的机遇，成为营造、航运、米粮业的领军人物，为上海城市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给古镇留下了50多座优秀历史建筑。馆内几百件展品大多古色古香，整体布局力求身临其境，其中西合璧的特点，展现了海派文化的地域特色。

这些历史文化产物见证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史实，折射出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与时俱进、敢闯敢拼的人文精神，使后代受益匪浅。身处现代化的大浦东，回望这些蕴含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仔细体会着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禁感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依附着深厚结实的历史基础，靠着年轻一代拼搏奋斗的精神和热情，上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必将走的更宽更远。

暑假的一天下午，常州下了一场小雨，炎热褪去，于是我和好友一起前往觅渡桥小学隔壁的瞿秋白故居和瞿秋白纪念馆。

瞿秋白故居原为瞿氏的私家祠堂，是瞿氏家族供奉和祭祀祖宗的宅院。故居分东西两院，地势逐进抬高，寓含步步高升之意。祠堂第二间，在“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屏风前面树立着古铜色的瞿秋白石膏像，身姿矫健，神采秀奕，表现的是青年儒雅、书生味正浓的革命家形象。东院为厢房，瞿秋白一家于1912年到1916年就住在东院，里面安放的100多件家具和用品。

瞿秋白纪念馆是一座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馆门两侧的墙壁上对称地各镶嵌一方铜雕，右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列宁，侧重表现的是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的瞿秋白。左边铜雕的主画面是瞿秋白与鲁迅，侧重表现的是文学家、翻译家和文化旗手的瞿秋白。展览大厅有瞿秋白生平事迹的照片、文字、实物和雕像，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并推出《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

瞿秋白白纪念馆正门外的广场上立有名为《觅渡，觅渡》的石碑，上刻有瞿秋白的文章。

乍一看，这里还是非常好的，古色古香，绿树成荫，文化底蕴十足，但是细细游览，我和好友的眉渐渐皱起。这里，尤其是故居，已是被现代元素充斥得“面目全非”，看得我俩那个心痛加无语啊。

故居的左侧硬生生地被剖开了一面墙，开了一家店，店门口还挂了块卖手抓饼的招牌，招牌上居然还写了一行字：“祖传手艺，绝对正宗。”我的个天啊，那位开店的大神，您到底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开这个店的。别告诉我手抓饼是瞿家发明的！

老宅中有随处可见的空调，院中停放着的一辆电动车，一间屋里甚至还有一台电视，“看来瞿秋白他老人家还挺富有的，晚清就用得起这些东西。”好友调侃道，眼里却流露出浓浓的悲哀之情。

工作人员推荐我们去洪深纪念馆看看，于是我们俩又去了洪深家，七拐八拐才找到，周边还在施工，砖头啥的还在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吓得我俩急忙窜进了大门。

到了洪深纪念馆我才发现瞿秋白故居的遭遇算好的了，洪深纪念馆才是最倒霉的。正厅大概好久未打扫了，桌上已是一层灰，蜘蛛在假山盆景上耀武扬威；厅后的小径上也已有了一层厚厚的青苔，像是许久没有人走了；厢房内也是一团糟，家具残破不堪，连本来的颜色都看不出来了。好歹是清代名士的家啊，怎么搞的跟个破庙似的。正想着，侧屋传来一声吼：“老头子！三缺一！快死过来！”

这里应该是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称、享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之誉的常州的骄傲才对啊，应该是人头攒动却又只有解说员一个人清晰的声音才对啊，应该有好多学生过来学习、感受文化的芬芳才对啊，但是现在，这里算什么啊。不但古迹被毁得面目全非，连最可贵的文韵都已消失殆尽，哪里还有半点文人之家的样子。难道我们就不能好好善待它们吗？

我要在这里大声呼吁：

1、派专人管理、维护，有必要的话可以制定相关保护条例；

2、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发挥文化遗存应有的作用；

3、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提高故居的知名度。

历史文化遗存，你们要好好的！等着我，我还会再来的。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文明中唯一赓续不绝、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习总书记讲话在已有“三个自信”基础上增加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意味着将我们民族的生活价值系统及其表达形式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滋养，获得活的灵魂。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四个自信”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把我们党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我们的自信不仅具有传统的和历史的根基，更是面向时代面向未来的。”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水乡古镇——千灯。

千灯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裕。沿着弯弯曲曲的街巷，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我们来到了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故居。顾先生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

走进顾先生的故居，一棵百年大树印入我的眼帘，树干十分粗壮，两个成年人都抱不住；树叶翠绿翠绿的，绿得发亮，密密麻麻地遮住了一片小小的天地。它就像故居的守护者静静矗立在这里，枝干伸向四面八方，就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站在客厅里，耀眼的阳光透过一扇扇窗，满满地照在“怡安堂”的匾额上。穿过客厅一条很长的走廊来到花园，只见亭子被花草树木簇拥着，不知名的红色藤蔓从空中垂下，如瀑布，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

参观完顾炎武先生的故居，又走过了延福禅寺，我们来到热闹的街巷。一股带着鲜、带着辣、带着麻的味儿钻进我的鼻孔，香香的、辣辣的，勾得我的口水充盈了整张嘴，吆喝声传入耳中：“香香的烤面筋，要不要来一串儿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小街两旁的店面一家挨着一家，街上、店里来来往往的人川流不息，各种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小街真热闹啊！

细觅千灯古镇，踏寻历史文化，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记忆深刻。

导语：个人的历史文化常识往往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了解和掌握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有利于提高个人文化素养，丰富个人知识储备。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不可不知的历史文化常识，欢迎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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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三大散文作家是：刘白羽 杨朔 秦牧

36. 高尔其的自传体三部曲是：《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37. 世界作品中三大吝啬鬼指：老葛朗台 夏洛克 泼留希金

38. 老舍小说《四世同堂》也是三部曲指：《惶惑》 《偷生》 《饥荒》

39. 我国古代有四个大城市称四京：东京-汴梁 西京-长安 南京-金陵 北京-顺天

40. 汉字的字音的四种音调叫四声指：平 上 去 入 现代则分为：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41. 元末明初吴中四杰：高启 杨基 张羽 徐贲

42. 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荆钗记》 《白兔记》 《拜月亭》 《杀狗记》

中国酒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上古时期。《史记.殷本纪》中便有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酒春，以介眉寿”的诗句，都以人类不同的社会活动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另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有关酒的起源，历史文献记述有四种各据理论的说法。

一、上天造酒说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

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二、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

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

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三、仪狄造酒说

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

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林”，高梁的别称。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

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推人制造的酒呢?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的。

【酒之典故】

欢伯：因为酒能消忧解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就被称之为欢伯。这个别号最早出在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坎之兑》，他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后，许多人便以此为典，作诗撰文。如宋代杨万里在《和仲良春晚即事》诗之四中写道：“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又，金代元好问在《留月轩》诗中写道，“三人成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杯中物：因饮酒时，大都用杯盛着而得名。始于孔融名言，“座上客常满，樽(杯)中酒不空”。陶潜在《责子》诗中写道，“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诗中写道，“忍断杯中物，眠看座右铭”。

金波：因酒色如金，在杯中浮动如波而得名。张养浩在《普天乐·大明湖泛舟》中写道，“杯斟的金浓滟滟”。

秬鬯：这是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据《诗经。大雅·江汉》记载，“秬鬯一卣”。〔传〕：黑黍也。鬯，香草也，筑煮合而郁之曰“鬯”。「笺」：秬鬯，黑黍酒也，谓之鬯者，芬香条畅也。王赐召虎，以鬯酒一尊，以祭其宗庙，告其先祖。

白堕：这是一个善酿者的名字。据北魏《洛阳伽蓝记·城西法云寺》中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曰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因此，后人便以“白堕”作为酒的代称。苏辙在《次韵子瞻病中大雪》诗中写道，“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

冻醪：即春酒。是寒冬酿造，以备春天饮用的酒。据《诗·豳风·七月》记载，“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传】：春酒，冻醪也。宋代朱翼中在《酒经》写道，“抱瓮冬醪，言冬月酿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薄”。杜牧在《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中写道，“雨侵寒牖梦，梅引冻醪倾”。

壶觞：本来是盛酒的器皿，后来亦用作酒的代称，陶潜在《归去来辞》中写道，“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白居易在《将至东都寄令孤留守》诗中写道，“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

壶中物：因酒大都盛于壶中而得名。张祜在《题上饶亭》诗中写道，“唯是壶中物，忧来且自斟”醇酎这是上等酒的代称。据《文选·左思》记载，“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张载在《酃酒赋》中写道，“中山冬启，醇酎秋发”。

酌：本意为斟酒、饮酒，后引申为酒的代称;’如“便酌”“小酌”。李白在《月下独酌》一诗中写道，“花问、壶酒，独酌无相亲”

酤：据《诗·商颂·烈祖》记载，“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传」：酤，酒。醑：本意为滤酒去滓，后用作美酒代称。李白在《送别》诗中写道，“借别倾壶醑，临分赠鞭”。杨万里在《小蓬莱酌酒》诗中写道，”餐菊为粮露为醑”。

醍醐：特指美酒。白居易在《将归一绝》诗中写道，“更怜家酝迎春熟，一瓮醍醐迎我归”。

黄封：这是指皇帝所赐的酒，也叫宫酒。苏轼在《与欧育等六人饮酒》诗中写道，“苦战知君便白羽，倦游怜我忆黄封”。又据《书言故事·酒类》记载，“御赐酒曰黄封”。

清酌：古代称祭祀用的酒。据《礼·曲礼》记载，“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

昔酒：这是指久酿的酒。据《周礼·天宫酒正》记载，“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贾公彦注释说：“昔酒者，久酿乃孰，故以昔酒为名，酌无事之人饮之”。

缥酒：这是指绿色微白的酒。曹植在《七启》中写道，“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李善注：缥，绿色而微白也。

青州从事、平原督邮：“青州从事”是美酒的隐语。“平原督邮”是坏酒的隐语。据南朝宋国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术解》记载，“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从事”、“督邮”，原为官名。宋代苏轼在《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中，写有“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的诗句。

曲生、曲秀才：这是酒的拟称。据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记载，“唐代道士叶法善，居玄真观。有朝客十余人来访，解带淹留，满座思酒。突有一少年傲睨直入，自称曲秀才，吭声谈论，一座皆惊。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以为是妖魅，俟曲生复至，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坠于阶下，化为瓶榼，美酒盈瓶。坐客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后来就以“曲生”或“曲秀才”作为酒的别称。明代清雪居士有“曲生真吾友，相伴素琴前”的诗句。清代北轩主人写有“春林剩有山和尚，旅馆难忘曲秀才”的诗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八大王》一节中，也写有“故曲生频来，则骚客之金兰友”的词句。

曲道士、曲居士：这是对酒的戏称。宋代陆游在《初夏幽居》诗中写道，“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黄庭坚在《杂诗》之五中写道，“万事尽还曲居士，百年常在大槐宫”。

曲蘖：本意指酒母。据《尚书·说命》记载，“著作酒醴，尔惟曲蘖”。据《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后来也作为酒的代称。杜甫在《归来》诗中写道，“凭谁给曲蘖，细酌老江干”。苏拭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曲蘖有毒，安能发性”。

春：在《诗经·豳风·七月》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故人们常以“春”为酒的代称。杜甫在《拨闷》诗中写道，“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

茅柴：这本来是对劣质酒的贬称。冯时化在《酒史·酒品》中指出了，“恶酒曰茅柴”。亦是对市沽薄酒的特称。吴聿在《观林诗话》中写道，“东坡‘几思压茅柴，禁纲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在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中，有“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的记载。

香蚁、浮蚁：酒的别名。因酒味芳香，浮糟如蚁而得名。韦庄在《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韵》诗中写道，“闲招好客斟香蚁，闷对琼华咏散盐”。

绿蚁、碧蚁：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被作为酒的代称。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谢眺《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中写道，“嘉鲂聊可荐，绿蚁方独持”。吴文英在《催雪》中写道，“歌丽泛碧蚁，放绣箔半钩”。

天禄：这是酒的别称。语出《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子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相传，隋朝末年，王世充曾对诸臣说，“酒能辅和气，宜封天禄大夫”。因此，酒就又被称为“天禄大夫”。

椒浆：即椒酒，是用椒浸制而成的酒。因酒又名浆，故称椒酒为椒浆。《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写道，“奠桂酒兮椒浆”。李嘉**在《夜闻江南人家赛神》诗中写道，“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浆本来是指淡酒而说的，后来亦作为酒的代称。据《周礼.天官，浆人》记载，“掌共主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邂逅，又复得欢伯;欢伯属我歌，蟾兔为动色”。

忘忧物：因为酒可以使人忘掉忧愁，所以就借此意而取名。晋代陶潜在《饮酒》诗之七中，就有这样的称谓，“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犹进，杯尽壶自倾”。

扫愁帚、钓诗钩：宋代大文豪苏拭在《洞庭春色》诗中写道，“要当立名字，未用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因酒能扫除忧愁，且能钩起诗兴，使人产生灵感，所以苏轼就这样称呼它。后来就以“扫愁帚”、“钓诗钩”作为酒的代称。元代乔吉在《金钱记》中也写道，“在了这扫愁帚、钓诗钩”。

狂药：因酒能乱性，饮后辄能使人狂放下羁而得名。唐代房玄龄在《晋书·裴楷传》有这样的记载，“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石崇)酣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唐代李群玉在《索曲送酒》诗中也写到了“廉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的涉及酒的诗句。

酒兵：因酒能解愁，就象兵能克敌一样而得名。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与兄子秀书》有此称谓，“故江谘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唐代张彦谦在《无题》诗之八也有此称谓“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的诗句。

般若汤：这是和尚称呼酒的隐语。佛家禁止僧人饮酒，但有的僧人却偷饮，因避讳，才有这样的称谓。苏轼在《东坡志林·道释》中有，“僧谓酒为般若汤”的记载。窦革在《酒谱·异域九》中也有“天竺国谓酒为酥，今北僧多云般若汤，盖瘦词以避法禁尔，非释典所出”的记载。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对甘肃皇台酒的题词“香醇般若汤”，可知其意。

清圣、浊贤：东汉未年，曹操主政，下令禁酒。在北宋时期李昉等撰写的《太平御览》引《魏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晋代陈寿在《三国志·徐邈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渡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因此，后人就称白酒或浊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唐代季适在《罢相作》中写有“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的诗句。宋代陆游在《溯溪》诗中写有“闲携清圣浊贤酒，重试朝南暮北风”的诗句。

自从上了初中，历史这门学科就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我非常喜欢历史；所以，我在寒假期间去了趟北京，走进历史。

出于自身对历史的喜爱，在放假的第二天，我和我的家人就踏上了这段北京之旅。三天后，我们到达了北京；迫不及待的我拉着家人直接坐上了前往此行的目的地“中国历史博物馆”。不负众人所托，两个小时后，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远远望去，给人一种气派庄严的感觉。那就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我怀着一种兴奋地心情走进了博物馆，哇！我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四面几根打柱子冲天而起，支撑着整座博物馆。

我们走进了博物馆的甲骨文专区，专区的标示牌上写着甲骨文样的文字。看着这些文字，让我陡升一种民族自豪感：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的民族，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二感到自豪。

走上宽阔的甬道，只见两旁的玻璃上镶着一块块仿制的甲骨，上面刻着一个个象形文字。我便好奇地趴在上面，辨认了起来，虽然我不认识。后来，我们转到了它们的背面。哦！原来后面是前面刻着的甲骨文译文。我这才知道，这些文字主要记载的是当时人们的狩猎方式和文化传统。

走进博物馆的主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一人多高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两个鲜红的大字：论语。论语是中国文明礼仪的代表作。作者孔子的思想贯穿其中，名扬海内外。

中午，我们在馆外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又进入馆内浏览馆内的文物。

在我的前夫、强烈要求之下，我们来到了“八年抗战专区”，专区门口；有一尊八路军铜像。他手握钢枪，用他那坚定地眼神注视前方。在铜像商贩有一行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宽敞的展厅中，易复发栩栩如生的油画展现在我眼前。我观察过，从第一幅到最后一幅，刚好重头到尾的诠释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在油画的旁边，配有一篇篇动人的小故事。当我从最后一幅图的最后一个符号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是泪眼朦胧。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出了一个个高大的形象。是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不向敌人屈服，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敌人打来的枪林弹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了祖国的和平；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不正应正了一句话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在一天的阅览中，我感觉我并不是在欣赏文化；而是在感知文化；用心的感知，我们的文化。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一个个子曰当中串起来的是孔子儒家的经典学说，是流芳百世的为人处事之道。

自秦始皇时期，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推崇儒家学派，这期间的光阴岁月将儒家学说冲洗得愈发光彩照人。春秋时期，孔子开坛讲座，将儒学推入鼎盛，《论语》便在这无数次的锤炼之中如同蚌壳里的珍珠一般诞生。

《论语》全书一共二十篇，字字珠玑，围绕着一个“仁”字展开论述。哲学，政治，教育，伦理，文化等方面，无一不渗透着“仁”在其中的深刻内涵。我想，这便是儒家吸引众多学子，拥有众多拥戴者的原因吧。

那么何为“仁”呢？孔子认为，“仁”是自身的一种品质，是君子不可缺的精神，而要称得上是仁德的人，更是在各个方面都要谨言慎行，匡正自己。像“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不器”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只不过是千万品质中的九牛一毛。

现实生活中，我认为称得上君子的人几乎没有，因为君子已经相当于一个完美的存在，而人都是有瑕疵的，就像玉一样，没有人能说这块玉是绝品，只能说为精品，所以我们所谓的君子就像是反比例函数一样，只能无限靠近x，y轴，却永远也不会重合。但是难道永远不重合就干脆连靠都不靠了吗？显然不是的。开口向上和向下的二次函数代表了两个不一样的人生。开口向上明明知道永远延伸到不了尽头，但是却拼命的努力上进着，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人生，开口向下的，却一味地堕落，所以最后连起点也够不到。

除去仁之外，孔子也尤为重视孝道。对父母。“父在”要“观其志”，“父没”要“观其行”，并且“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样就算是孝道了。全书中关于孝道从不同方面做了很多论述，在我看来，“孝”这个字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不简单。一个“子”上面加个“老”的上部分，构成“孝”，如果你认为“孝”就是每个月甩给父母几千块钱，美其名曰是报答父母，还不如说是在还债。而早在几万年前的孔子都知道，“事父母”要“能竭其力”也就是要用心，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正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子女们缺少的。

《论语》是千年精华的荟萃，它就像天上的太阳，在很久以前就指引照亮着人们，千百年后依然光辉闪耀，不曾被岁月所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