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市三国文化名人故事（通用20篇）

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这八个字，据说是孔老夫子叹惜他的学生颜回的。颜回英年早逝，几乎使孔子痛不欲生，连呼”天丧予，天丧予！“有跟随他的弟子问，老师你真的那么悲痛吗？孔夫子回答说，不为像颜回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不假思索地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他有怨气不发到别人的身上，也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英年早逝，现在再也没有像颜回那样好学的人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夫子自己最喜欢的，毫无疑问的就是颜回。

孔夫子为什么喜欢颜回？只要看看他是如何称赞颜回的，也就可知一个大概。

在孔夫子的弟子中，颜回大概是家庭比较贫困的一个。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贫苦，颜回却是自得其乐，对此，孔夫子就赞不绝口，连声说”贤哉回也“.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困的孩子，学习却是相当刻苦。孔子说：听我讲述而始终聚精会神不开小差的，大概就只有颜回一个（”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直到颜回去世之后，孔子还说：”死得可惜啊！我只看到他前进，从未看到止步。“颜回真可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典范了，这样的学生，大概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的，孔夫子当然不会例外。

孔子从教，注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反对死记硬背，此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在这一方面，颜回大概也做得不错。用子贡的话说，叫做”回也闻一以知十“.对于孔夫子的学问，他能够掌握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一以贯之，不仅仅是举一反三了。孔子所谓的学习，其实也不仅是读书。”学而时习之“的”习“,以我之肤浅理解，有实习或践行的意思。

一个”仁“字，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请孔子说得具体些，孔子就说了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说：我虽然愚钝，也要践行这些教诲。应该说，颜回确实做得比较到位。在他的同门中，几乎没有一个被孔子誉之为”仁“的，有人问了，孔子也答之以”不知其仁“.颜回却是一个例外，而且评价相当之高。孔子说其他人只是偶尔想到仁德而已，颜回则是长久不违仁德的，算得上是将一个”仁“字”落实到行动中，溶化在血液里“了。

对于孔夫子的学说，颜回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说：颜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说的话，没有不感到心悦诚服的。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褒扬颜回，大概谁都能够体会得出来。由此透露一个信息，对于孔子说的，颜回只会洗耳恭听，点头称是。孔夫子大概也感觉到这未必就是好事，所以曾经偷偷观察，发现他私下与别人讨论时，对孔子的话也很能发挥，于是说”回也不愚“.但也仅此而已，对孔子说的话，颜回绝对不会穷根究底，提出质疑，更不会像子路那样敢于表示不悦，甚至与之辩说，即使孔子说的话自相矛盾，也不会表示疑惑。

综上所述，都是孔夫子喜欢颜回的缘由，有的顺理成章，有的不很健康。《论语·子罕篇第九》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便是不随意猜测；毋必便是不主观武断；毋固便是不拘泥固执；毋我便是不自以为是。这”四绝“是有道理的，颜回也做得不错。()在孔夫子的弟子中，以德行著称的只有三人，颜回则排第一（其余两位是闵子骞和冉伯牛），甚至被称之为”复圣“.在孔夫子的眼中，颜回或许是完美无缺的。但以我之见，颜回最大的缺点，就是孔夫子说的”四绝“（尤其是”毋我“这一条）做得太好，”克己复礼“也”克“得太过，因此失去了自我，只能成为一个复制品。颜回去世时的年龄，有说三十一岁的，也有说四十一岁的，他之所以”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没有留下足以为人称道的业绩，除了英年早逝，这个因素也不可忽略。

根据《孔子世家》记载，老子赠言孔子，其中有两句是”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不知道这一记载是否可靠，也不知道孔子的”四绝“以及孔子喜欢颜回是否与这两句话有关，但我以为，人可以有缺点，却不可以没有自我。这一点，为人之师者尤当引以为戒。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片祥和的休假气息中，我对着车讯网总编辑一顿狂吼之后，开始写这份市场部布置的“作业”。

这份“作业”——介绍职场上的成功经验，多少让我心存忐忑。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在这一路上，不曾奢望成功，只能靠信念拼搏且从未放弃信念。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或者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女魔头”。如果工作狂是一种病，我已经病入膏肓。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在采访飞行，坐月子期间还在同时发稿；刚刚接触网络的转型期，曾有半年时间坚持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记得早年在腾讯打工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十二级。”自此，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孟浪而对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人的平等和尊重要来自天然和本性。

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公司政治上的“白痴”和鄙视导致我加倍工作狂起来。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起点和支撑点。

因为工作狂，在管理风格上，我为人苛刻，锱铢必较，甚至脾气暴虐，强迫症一样的驱动自己和别人，曾经多次高喊“不疯狂，就死亡”。做我的直接下属，有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些人因此而背弃了我，而另一些人却习惯与我为伍，接受我的“虐待”和疯狂。

自然，我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背弃而停止工作狂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在职业的丛林里，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价值观趋同的人。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统一的价值观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沟通成本，提供快速成长的基本动力。从这一点上，我喜欢做个单细胞的动物，同时也喜欢和很多单细胞动物一起生存长大。

简单地说，职场是一个“噪音”工厂。这些噪音时常释放各种诱惑，各种纠结。（励志歌曲 ）属于我这类的单细胞动物+工作狂们只能听从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我们的内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功是给予努力者的奖赏。

三个月前，蒙实力雄厚的资方信赖，我接手了车讯网，希望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工作狂状态把车讯网打造成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三个月来，车讯网明确了“精明买车明白用车”的方向，流量已经翻了三番，在清华大学汽车实验室展开的“拆车坊”已经推进，同时稳定了自己首次购车用户和享乐型白领的用户人群，接下来，会继续在团购、用车和移动方向持续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很短，工作狂还在继续，希望在三年后，车讯网能够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成长为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路很长，工作狂们一直在路上。

在我曾经工作并喜爱的平面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最后想说，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的小城，8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辞世，母亲用坚强和隐忍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却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差。一次，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的坚强性格。渐渐地，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高三那一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然后，白岩松一天看每科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持之以恒，白岩松终于考上大学。

现在回想这些，白岩松感慨地说：“青春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你可以犯无数的错误，因为你有改正错误的时间，但是当中年这杯下午茶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赶紧做正确事，因为错了就没有改正的时间了。”

我之前曾一直相信一句话：男人只会变老，而不会变成熟。可是当这话放到入行15年的光良身上时，却好像变得无法成立……

从1995年开始的“无印良品”时代，到2001年单飞后的光良时代，时间在光良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苍老的痕迹。我想，他是那种不需要经历叛逆，就一下子成长起来的人，在处女座的小宇宙里，游走自如。无论年纪大小，都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梦想。他是一个歌手，然而却很高兴桂纶镁称赞他的演技；他走在台前，却坚持自己撰写文案。人前，他如自己的歌一样温柔，而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该坚持什么。因此，多少年来，他能一直保持着安静优雅的形象，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情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便是他自己即将进入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光良，这个温暖的处女座男人，也依然想为大家唱情歌。

【情歌就是我的定位】

2008年度音乐先锋榜上，光良一人凭借《右手边》独揽三项大奖，媒体都惊呼“童话”传奇再次上演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只是说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需要情歌来抚慰心灵。如果真的要说，那情歌才算是人生中最美的童话，而这跟单身或者是已婚，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出口。

因此才会有，每天不论是开车收听广播，还是在地铁上被大喇叭山寨手机刺激着神经，都有太多人唱着太多的情歌，悲到撕心裂肺，却又大多如同嚼蜡。然而光良强人之处，就是他写的一首首情歌，不论是给自己的《伤心地铁》、《第一次》、《若无其事》，还是为他人嫁衣之作比如《勇气》、《好久好久》，首首动听，首首必是KTV的热门曲。他常胜的武器很简单，因为他最懂情歌。“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喜欢的东西也不同，但一首能打动人心的情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两方都会被感动。所以我在选歌的时候，会从两个角度去看，只有这个词双方都能有感觉，我才会选择。在我看来，歌词是有性别的。选什么样的情歌，怎么去演绎，是我一直会思考的事情。”“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相信情歌是各种音乐风格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唱了那么多年歌曲，尤其在《童话》之后，我发现歌词非常重要，这是我现在对待情歌的态度。”曾经光良创作完一首曲子，等来填的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催泪弹般的效果，却生硬得让光良毫无感觉。“如果歌词不能打动我，那么制作成演奏曲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呢？之所以说歌曲，既要有好的旋律，又必须搭配很棒的歌词以供人‘歌’。”

“以前我常常被问，是否要尝试新曲风。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不要刻意去否定自己以及大家认同的东西。如果大家一想到情歌就会找来我的CD听，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而情歌就是我的定位。”光良就这么“认了命”。

可如今的乐坛，周杰伦红起来，歌手们一窝蜂地唱中国风；《两只蝴蝶》大赚彩铃钱，促使一大批“动物歌曲”诞生；因为陈冠希，有人唱《很傻很天真》……投机是当下乐坛主流的行事风格，光良如此踏实彻底地安分守己，让他成为这个乐坛的“异类”。

【难搞只因够认真】

早有传言，光良在当年签约滚石时，与刘若英、五月天阿信并称滚石三大“难搞”艺人。光良却连连摇头道：“那都是公司想出来的噱头啦。”

“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我们决定故事的结局……”如果你翻阅《童话》专辑的文案，便会发现文字下赫然签着光良的名字。其实早在这张专辑诞生之前，他就没和前东家滚石续约，恢复了自由身。变成独立制作人的光良，事无巨细地承担起包括创作、演唱、专辑制作的诸多工作。不仅和工作人员推敲宣传文案，创意企划、营销方案等我们看不到的唱片流程，光良也都一一参与。他成了“大管家”，做音乐人时，一心创作；计划销售又要综合专辑整体迎合度。正是这样，从《童话》开始，《约定》、《不会分离》，专辑一张比一张更加“光良化”。

聊到工作，光良就滔滔不绝起来，不仅向我们解说唱片销售中最麻烦的环节，还透露身边工作人员不好的习惯。“你这样还叫不难搞吗？”被将了一军，光良委婉一笑说：“不过是我对工作有要求，而每个要求都是为了能让工作更好。比如拍摄，我穿白色衣服时就需要更换背景，这样拍出来会比较自然，这就是要求。我发现有要求的人和有要求的人一起工作，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来。你可以把这当做难搞，也可以看做认真。我们是在做事情不是在搞人，如果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最容易‘搞定’啦，因为这个人很快就可以休息啦。”也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反而被传成难搞，光良很无奈：“这个行业有些人是来捣乱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为了一时的利益做了很多‘超过’的事情。你没办法控制他人，但自己就要有一个底线。”

【一定要向前看】

在乐坛摸爬滚打十多年，光良的事业也如过山车般惊险刺激。“无印良品”时代，他和品冠分享着唾手可得的鲜花与掌声；分道扬镳，两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谷，品冠没有找到合适的音乐定位，而光良则在理念上和公司产生了分歧。再出发时，光良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

尽管1970年出生的光良，即将进入所谓的不惑之年，但他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倒是没有太多迷惑。“李宗盛大哥曾说过，这个行业不是比你能爬多高，而要看谁走得远。”不可否认此话带着他作为乐坛中坚力量的一份骄傲与自负，可他确实有这个资本。

光良说，这世界上幸运儿太少，他已经拥有很多，不要苛求。刚出道时，很多前辈站在他眼前像座座巨山；如今面对新人，他已是前辈。“这是好事情，每个环境都要有新鲜的声音才会进步。不可能大家一听几十年，只有一个歌手不停地唱。我不会觉得新人会对我造成威胁，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将我留下的作品磨灭。”

问光良还可以唱多久，话才出口便知有些愚蠢，有哪个歌手不渴望风生水起呢？光良的回答却没有那么程式化：“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如果我还有音乐的想法，会一直做下去。但是要看还有没有听众想听。”他告诉自己，一直向前看，不要去猜下一秒会怎样，有些刺激生活更精彩。就像前不久举办的演唱会，以前每次都是他独唱《掌心》，在台湾那场品冠到场，于是光良临场即兴问他要不要合唱，圆了歌迷的梦，也验证了每次被问“无印良品”会不会重组，他总会说出的这令人玩味的四个字：“世事难料。”

李阳祖籍山西，出生于祖国大西北的新疆乌鲁木齐。其父母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志愿支援边疆建设。李阳中学的学习状况不很理想，高三期间因对学习失去信心曾几欲退学，自新疆实验中学勉强考入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大学一二年级李阳多次补考英语。

为了彻底改变英语学习失败的窘况，李阳开始奋起一博，他摒弃了偏重语法训练和阅读训练的传统，另辟蹊径，从口语突破，并独创性将考试题变成了朗朗上口的句子，然后脱口而出。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李阳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一举获得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李阳，绝对是高中学生学习英语的榜样。基础差不要紧，笨鸟先飞嘛，关键是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起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人家可以讲一口流利、纯正、地道的英语，我们也一定能！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几十年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叫“Hibbing”的矿区小镇上，人们过着简单而乏味的生活。男孩 Robert Allen Zimmerman 在这里长大，那时，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电台广播，那里间或会传来一些流行歌曲和彼时方兴未艾的摇滚乐。而当这个男孩第一次听到乡村音乐时，他的意识仿佛被抽离了片刻，在一瞬间他萌生了与此有关的巨大梦想。

这个男孩疯狂地练习演唱和乐器，他因此成了校园明星也轻而易举地俘获了女生的心。但他无法满足于眼下的生活，他心心念念着外面的世界，他要走出这里。中学毕业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那个小镇，和别人一起组成乐队，到处表演。不过很快，他就又厌倦了那种缺乏内涵的音乐。等到上大学时，他已经完全无心学业，醉心于弹琴唱歌。那时他还迷上了诗歌，甚至因为崇拜威尔士诗人 Dylan Thomas 而改了自己的名字，新名字叫作 Bob Dylan（鲍勃·迪伦）。

1961 年，从大学辍学的 Bob Dylan 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区的格林尼治村，这里聚集着大批的音乐人、艺术家，被称作民谣圣地。Bob Dylan 卸下心中的梦，安放在这个地方，他想在这里的酒吧演唱，去当一名真正的歌手。那时候，他身材纤瘦，头发微卷，说起话来略带羞涩，常常紧蹙眉头，背着一把吉他，提着破旧的行李箱。

Gerde’s Folk City 是格林尼治村里最著名的音乐演出场所。54 年前，Bob Dylan 的名字出现在这个酒吧演出的海报上，他要在那年 9 月 26 日为大家演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在这样正式的场合下公开演出。那天晚上，他的表演让台下掌声雷动，在场的观众中，坐着资深的乐评人 Robert Shelton 。三天后，纽约时报出现了关于 Bob Dylan 的文章。

“一颗闪亮的新星在 Gerde’s Folk City 的舞台上冉冉升起。”Robbert Shelton 赞叹道，“即便年轻得不像话，他也是这些天来，整个曼哈顿最独特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音乐弥漫着非凡的创造力，让人印象深刻。”

于是，整个格林尼治村，不，整个曼哈顿区，都知道了这个年轻人。那一年，他二十岁。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传奇的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Bob Dylan 和乐队有过 2000 多场演出，他个人获得了 10 次格莱美奖，甚至还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是名副其实的乐坛“活化石”。他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民谣歌手，他的作品被无数人传唱，他写下的歌词和旋律沁入到无数人的灵魂，让人们感受到自由。

1961 年的那个夜晚，让这一切有了个美妙的开始。现如今，格林尼治村人头涌动，各国游客成群结队地来参观拜访，可是人们怀念 60 年代，因为那时的午夜，走进一家昏暗的酒吧，或许能与 Bob Dylan 不期而遇。而他年轻的歌声，在风中飘扬。

牛顿，是一位闻名中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提出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取得了划世纪的成就，突破了平凡的17世纪。把手表当鸡蛋烧、忘了客人的存在。这些牛顿的事例无人不知，自从读了《牛顿的故事》后，我收益非浅。 牛顿在一身中，把全身都投入到了科学研究当中去，从来不分心，和罗丹。这样的人一样，具有着全神贯注的精神，这种精神才会使牛顿成为17世纪的顶峰人物。 有人问牛顿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牛顿说：“如果我看得比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一开始，我以为，巨人就是那魁梧高大的身材，使你两眼忘不到头的人，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牛顿所指的巨人指的是胡克、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这些在科学上有着突破性的人物，他们的科学知识，给牛顿的研究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学知识就是因为有了书本，有了身边朋友与亲人的劝告、教诲，才使我们拥有了巨大的智慧，我们就站在了教诲、劝告。的肩膀上，它们使我们更加出色。 牛顿还说过：“其实，我不过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几颗光滑美丽的贝壳。但那浩瀚的大海，却还在我的前面未曾被我发现。”从牛顿的这句话中，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不要仅仅有了一点知识和智慧，就炫耀，真正的知识是没有边境的，有个成语不是这样说吗：学海无涯。知识是没有边境的，它大得无法琢磨，千万不能有了半肚子墨水就晃啊晃，其实根本没有分量啊！ 看到牛顿有如此大得成就，是否忽略了他的童年？牛顿的童年，让你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牛顿出生是一个戏剧性的事情，伽俐略死于1642年，而牛顿出生也恰恰是这一年的万圣节，难道这就意味着牛顿有着伽俐略的才智？不是，小时侯，牛顿十分内向、老实，常常被人欺负。一个叫汤姆的孩子总爱欺负牛顿，牛顿因为愤愤不平，所以和他打了一架，这一架，是牛顿不甘屈辱的一架，他立下决心要让同学看看，他并不柔弱。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才会让自己更加前进，不服输，才会进取，会觉得要超过别人，不能柔柔弱弱，被别人比上了，也若无其事 。 牛顿这位17世纪的伟大人物，将永远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他是个倒霉孩子。

因为家里无法同时抚养5个孩子，于是很小的时候，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没有亲人，孤独无助的滋味可想而知，然而让他更痛苦的是为了生活，年纪还不算大的他就要在一家加工眼镜零件的工厂打工。

年龄小身体瘦弱的他很快成了工人们无聊时捉弄的对象。他们常常毫无顾忌地拿他开玩笑，还常常让他去干一些不属于他的工作。而对这一切他都逆来顺受，从来不说什么。有一次，寻开心的工人们把他的外套抢来，几个人围成一圈互相扔着玩。他跑向左边，左边的人就把外套扔到右边;他跑到前边，前边的人就把外套扔到后边。他越着急，这些人就越开心，跑着跑着，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忽然，他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这些捉弄他的人，努力控制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他的举动让那些人不知所措，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发火的时候，他却转身离开继续干起活来。这时候，一位老师傅看不下去了，走到这些人面前训了他们一顿，狠狠地把外套抢了回来给他重新披在身上。

他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又继续低头干活，老师傅怕孩子会受到什么刺激，就在旁边劝他。“您放心吧，我不会在意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输的，还在乎别人这点捉弄吗?”老师傅没想到这孩子如此懂事，心里一酸，摸了摸他的头，叹着气离开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捉弄他的人因为被教训而收敛了很多，但还是会时不时地揶揄他一下。对于这一切，他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只是埋头苦干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本领上。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根本不在乎别人捉弄的他因为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努力，已经成为了工厂里最出色的工人之一。当年那些处处捉弄他的人也不敢再捉弄他了，反而因为工作上经常需要他帮忙，从而对他格外客气和尊重。

有了多年的磨炼，20出头的他已经对眼镜制造行业非常熟悉。不久之后，他就萌生了开一家眼镜制造铺的念头。当身边要好的朋友们得知他的想法之后，都不同意他的打算，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他这样一个年纪轻轻阅历尚浅的人来说，做生意的困难和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了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一个好朋友天天跑到住处苦口婆心地劝他。

“你小时候过得那么苦，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一旦眼镜制造铺失败了，你就惨了!”他告诉朋友：“我从来就没拥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输掉的，所以我能够承担任何风险和后果。”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东西，他的心里特别放松，没有丝毫的压力和负担，反正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很快，他的眼镜制造铺就开张了。正是因为心态良好技术过硬，他的眼镜制造铺迅速接下不少生意，小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没有压力轻松上阵的他在商场大展拳脚，小小的眼镜制造铺在他的经营下，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眼镜制造商Luxottica集团，而他本人也成为了世界级的富豪。他就是莱昂纳多·德尔·维奇奥，在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他排名第71位，是眼镜制造行业里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如今的赵薇绝对是一位成功女性，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到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所向披靡。但是，当赵薇谈起自己的初恋时，她的心里都是遗憾与“挫败”。

赵薇在一次采访中说，相对于别人美好初恋来说，她的初恋用单恋来形容更为合适。在赵薇十八九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认为的一生至爱。对方是一位在赵薇的眼里成熟稳重又有才华的男人。那个时候赵薇还是无名小辈，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为了与心仪的人对话，赵薇强迫自己读不爱读的书，听深刻的音乐，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成长，而这一切只为与“大叔”找到共同话题。

虽然经常与“大叔”打电话、通信，但是在接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大叔”对赵薇并无爱慕之情。对于年轻赵薇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病态的幻想里面，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老是幻想整个恋情是多么美好。”即便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但是年少的赵薇还是会在幻想中完成自己的恋爱，“我会幻想我们曾经去过这里，我们去做了浪漫的事情，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挺有病的”。但是这段“有病”的初恋对赵薇是珍贵的。

“大叔”并没有直接拒绝赵薇，或者是出于对小女孩的爱护，他对赵薇很关心，却又保持距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这让赵薇沉浸在自己的单恋里，直到自己放弃这段“恋情”。

对于赵薇来说，她非常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对方有没有喜欢过她，有没有爱过她。这个机会直到赵薇出演《还珠格格》之后才有。那时候的赵薇已经出了名，这似乎给她无尽的勇气，在一次演出中，两个人相遇了，在赵薇的眼里，“大叔”依然是那么有魅力。或许少年时的单恋需要一个正式的结语，赵薇找到了“大叔”，她问：“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爱过我？”“大叔”回答：“对不起，小薇，我真的没有。”而对于赵薇来说，她也释然了。在得知自己只是单恋时，赵薇并没有过于伤心，因为年少时的单恋已是过往云烟，但是对赵薇来说，与其说恋上了“大叔”，不如说她恋上了那份才华，那份成熟男人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是赵薇不了解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人，为赵薇打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年少时，会生起莫名的情愫，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把爱恋寄予对方。年少时的爱恋，无论单恋、暗恋还是两情相悦，待到成长，再次想起，都会成为记忆里最隽永的一幅画。那是来自青春的印迹。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如果说 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林肯是美国的第15任总统，小时候，家里没钱送他上学，他只能想方设法借书读。

有一次，妈妈让他去邻居家送木柴。告别的时候，林肯突然见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便再也挪不动步了。他站在邻居的书架前，入迷地读了起来。邻居见他这么喜欢这本书，就大方地借给了他，让他拿回家去读，还叮嘱他不要把书弄脏了。林肯感激地说：“我一定好好保管。”

林肯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看起来，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到妈妈催促他上床睡觉，还舍不得把书放下。临睡前，他小心地把书放在柜子上，上面还盖了一张旧报纸，这才安心地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他赶紧跳起来，扑向那本书。可是书已经被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淋湿了！他捧着书，伤心地流下眼泪。

第二天，他拿着书到了邻居家，局促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我把您的书弄脏了。可是，我没有钱赔给您，就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儿吧。”

邻居见到林肯诚恳的样子，就亲切地对他说：“算了，这本书就送给你了。”林肯高兴极了，连声道谢。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导语：成功的过程，是曲折的的。其实世间上有许多的成功，都是经过了不断地阻碍才能获得的。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放弃，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坚持便是进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现代名人励志故事，欢迎大家参考！

一、《邓亚萍》

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二、《欧尔·布里》

在巴黎举办的一场大型音乐会上，人们正如痴如醉地倾听着名的小提琴家欧尔·布里美妙绝伦的演奏。突然，正全神贯注的布里心一颤——它发现小提琴的一根弦断了。但迟疑没有超过两秒，他便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面带微笑地一曲接一曲地演奏。观众们和布里一起沉浸在那些优美的旋律当中，整场音乐会非常成功。

终场时，欧尔·布里兴奋地高高举起小提琴谢幕，那根断掉的琴弦在半空中很醒目地飘荡着。全场观众惊讶而钦佩地报以更为热烈的掌声，向这位处变不惊、技艺高超的音乐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面对记者的“何以能够保持如此镇定”的提问，欧尔·布里一脸轻松道：“其实那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我还可以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许多遭受不幸的人生，依然可以是美丽无憾的。”

布里睿智的回答与他卓然的表演一样精彩——“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向世人传递的是从容，是乐观，是洒脱，是心头不肯失落的信念，是命运在握的强者充满自信的宣言，是坦然前行的智者面对岁月中那些风雷电雨自豪的回应。

三、《何飞鹏》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四、《林肇泽》

林肇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不断创造“神话”：他45岁开始自学绘画，无师自通，短短几年时间，其炭精画作品在国内外“走红”;他到过100多所大专院校，开办讲座;如今虽年逾古稀，但壮志不减，立誓把自己创作的励志歌曲在全国唱响。

林肇泽今年已经72岁。1957年，年仅17岁的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家务农。他曾拉过船、抬过石头，还干过两年灶匠、8年木工、5年机修工……一次偶然的出差机会，林肇泽接触到了绘画。

1985年，林肇泽出差路过自贡，看见街边画摊上有人画炭精像，被深深吸引。回到南充后，他买了大量专业书籍，潜心研究。刚开始学画时，因为市面上买不到专门绘制炭精画的画笔，林肇泽就琢磨着做画笔。把毛笔涂上胶水，等自然风干后，用剪刀剪出大大小小的笔尖。没有大面积涂抹阴影的材料，他就在空笔杆里面塞上棉花，做成涂抹工具，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的绘画工具。

他无师自通，却很快创造出奇迹：1989年，林肇泽带着他的作品《肖像》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个体劳动者“光彩杯”书画摄影展，并获得了省级三等奖，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肖像》的特写。2000年，四川民间艺术协会授予他“一级民间艺术家(炭精画)”证书。随后，他在南充市街头摆起了画摊，专为别人画像，这一画就是8年。

林肇泽在巡回讲学和演讲中，从来不收讲义费。他和家人花费的车旅费、资料费、房租费等，将近20万元，全部是自费。他不仅把摆摊画画挣的钱全部用光了，而且连子女给他的生活费也几乎耗尽。如今，他和老伴依然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小青瓦房里，几间小青瓦房又破又潮湿，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形成巨大反差。在他家里，简单的几样家具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古董”，他的书桌也是两口木箱重叠而成，他的当家衣服还是在10多年前别人送给他的。

五、《杨佳》

她是一位漂亮而又富有才华的女孩。她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教师：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班;24岁在中科院教研究生。接着，她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顺风顺水，处处布满了鲜花和掌声。可是，在她29岁那年，上帝却突然关闭了那条通往幸福的大门，一下子把她推入到黑暗的深渊里。她的视神经发生了病变，双目失明。与光明一同失去的，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

她要学习盲文，她要回到自己的知识领域里去。可是，这一年，她已经30岁。30岁的女人当然不能再上盲人学校啦。因此，她只好自学。她开始“看”盲文。当然，她是用手指“看”的。她只能用手指摸来替代眼睛看。她摸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大白菜，字母为c-a-b-b-a-g-e，这7个英文字母，她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可是，她到底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单词就是“大白菜”。当父亲告诉她答案的时候，她哭了。她为自己的笨拙而流泪。她是中科院的英语教授，居然不认识“大白菜”这个英文单词。而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目十行啊!

她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被一棵“大白菜”给绊倒了。她要活下去，她要站起来，她要做一棵能够飞翔的大白菜，重新翱翔在知识的天空里。她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她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练习，一遍遍地摸字，一遍遍地默记。然后，她再把学会的东西背诵给父亲听。一次，父亲在听取她背诵的时候，发现盲文字块儿上满是殷红的血。等她背完，父亲一把拉过她的手，这才发现她的十指都已经磨破。父亲把她的双手攥在自己的手里，禁不住号啕大哭。父亲说：“女儿呀，咱不学了。爸爸有工资，爸爸可以养活你一辈子。”她没有哭。她反而笑着安慰父亲说：“爸爸，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我能行!”

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偷偷地跑出了家。父亲很着急，四处寻找。最后，父亲在她工作过的教室里找到了她。学生已经放学。教室的灯光已经熄灭。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反复地用手丈量着黑板。她终于重返讲台。一切都与生病前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学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已经双目失明了。终于，有同学发现她拄着盲杖在校园里行走，同学们这才知道了她的不幸，这才知道她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同学们感动得哭了，而她却笑了。她笑着讲述一棵大白菜的奋斗历程，鼓励同学们珍惜时光。

她的名字叫杨佳。杨佳学会盲文后，利用电脑盲文软件，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她以盲人的身份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zf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并获得了哈佛MPA学位。现在，杨佳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副主席。

六、《克利斯帝·布朗》

他生长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刚出生时四肢健全，但严重瘫痪，让他无法移动。他患了非常严重的脑性麻痹，发音不准，全身上下只有左脚能动。7岁那年，他坐着轮椅，和家人到公园玩。几个小朋友正在比赛画画，他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他们，“啊啊”地叫着，不肯离开。一个小朋友似乎看懂了他的意思，大声笑道：“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谅你也画不出好东西来!不要吵着我们啦!”

他伤心地离开了，回到家，为了让姐姐了解自己的意思，他用左脚从她那里抓来一支粉笔，试着画呀画，可就是画不好。姐姐陪在他身边，鼓励他说：“我相信你能画好，上帝只不过暂时解除了你的武装，让你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画画，但只要肯花工夫练习，一定可以画出精彩的画来。只要敢梦想，什么都做得到。”

他渐渐长大了，一直很勤奋地学习用左脚画画、写字。他的家人坚信他的智力没有障碍，只是无法与人沟通。家人下定决心要让他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于是把他放在推车里，拉着他到处跑，让他多认识外面的世界。他的左脚练得越来越灵活，他竟然学会了游泳。在家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练习画画，也开始学写作。他的脚趾常常被磨破，但他忍着疼痛继续练;他写的稿子退稿很多，但他没有灰心。他从一个失败前进到另一个失败，但他的热情不减。他告诉自己再多撑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再多撑一年吧，慢慢地，他发现他又有了极大的热情。当他的画作在全市获奖，处女作《我的左脚》经历多次修改也得以发表时，他感觉眼界被打开了，原来，人生充满了可能性，他相信，前方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日子。

他品尝到了写作和画画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虽然每画一幅画，每写一篇文章，他都很吃力，脚被磨出了血泡不说，他还常常收到退稿，但他从来不肯放弃，他要拥抱每一个机会。

他的妈妈通过一位医生的协助，将他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他获得了很好的治疗。他特别尊敬这位了不起的医生，这位医生后来不仅为他和其他脑性麻痹人士创办了一家医院，而且把他引入文坛。几位爱尔兰知名作家鼓励他创作，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27岁时，他花了很多心血写了小说《那些低潮的日子》。令人兴奋的是，小说一经发表就荣登畅销小说榜第一名，并被改编成电影，由丹尼尔·戴·路易斯主演，戴·路易斯也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后来又出版了六本书，另外，他也是一位积极创作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克利斯帝·布朗，听说只有左脚能动、只能发出几个声音的他成了知名作家、诗人和画家，很多人非常惊讶。克利斯帝在日记中写道：“正像姐姐曾教我的那样，只要功夫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在风雨中，要勇敢坚定;在黑暗中，要咬紧牙关前行;面对沙漠，心中要充满绿洲。只要像蝉一样，经历苦痛，决不放弃，一定能一飞冲天!轮椅上的孩子都应该去尝试每一件事!”

七、《乔治·赫伯特》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着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八、《杨宗纬》

杨宗纬的求学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小学是在内坜国小读的，之后在自强国中读的中学，高中是在中坜高中念完的，之后他考上国防大学法律系，大三时因为总是忙于演出而耽误了太多的课程而被迫退学。

之后他去部队服役两年，当兵回来之后，同时考上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和彰化师大谘商与辅导学系。当时他一时无法决定哪一个校系比较适合他，因此决定向彰化师大那边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先到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就读。

2007年杨宗纬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虽然没有获得比赛冠军，但是观众还是记住了他的歌声。节目主持人陶晶莹封他为“催泪歌神”，歌声阳刚而细腻，富含感情，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特别是演唱抒情歌曲，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抒情歌曲，经过他重新诠释之后，常常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因为年龄问题退出比赛，可是杨宗纬仍然受到比赛主办单位华研唱片的器重，华研唱片是“超级星光大道”的主办单位，杨宗纬与之相处融洽，原拟与之签约合作，未料却爆发合约纠纷，由于台北市的黑道帮派“中联集团”的老大“空董”张忠信的强力介入，杨宗纬被迫离开一路栽培他照顾他的华研唱片，转让给他不熟识的经纪人许安进。

第一次合约纠纷暂时告一个段落之后，杨宗纬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成为台湾2008年上半年度的唱片销售冠军，并创下新人最快在台北小巨蛋开个人售票演唱会的纪录，然而短暂地辉煌灿烂之后，还没来得及到内地替专辑做宣传，就由于经纪人不断违约而爆发第二次合约纠纷，杨宗纬遭到雪藏，演艺事业停滞两年多。

两年的时间内，杨宗纬没有安排任何工作，和他一同在星光大道走红的林宥嘉和萧敬腾早已红遍大陆港台，可他甚至没有权利发行自己的一首新歌。谈起那段心酸的经历，杨宗纬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像他的歌声一样，安静之中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两次合约纠纷结束之后，杨宗纬与知名经纪人葛福鸿签约，并且得到台湾音乐教父李宗盛的赏识。2013年2月1日，杨宗纬空降《我是歌手》，取代黄贯中出场，被寄予厚望的杨宗纬重新编曲《矜持》，从一首纯女人的表达，变成一个原生态感觉。很多人称赞他是歌手中的“许三多”，不抛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放弃自己的音乐坚持。

不管前路多艰辛，外界多少质疑，他都能够勇往直前。不要忘记自己热爱音乐的初衷，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流言飞语都会随时间淡去，唯有音乐与爱留下来，这是杨宗纬写在自己的部落格里面的一段话，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才会有这般的洒脱和平淡。

米勒是19世纪法国着名的作家。他生于农家，年轻时跟人学画，因为不满其老师浮华的艺术风格，便离开了他的老师。后来，他在巴黎以画裸体画糊口，渐渐地他对此种艺术感到厌倦，但其他题材的画也卖不出去，因此，一度陷于贫困、苦恼和绝望的深渊。为生活所迫，他只好离开巴黎，住到乡下。在农村，他依然未能摆脱贫困，但美丽的大自然、淳朴的农民和农家生活，激起了画家的创作激情。他忍受了一切艰难，坚持创作，创作出了许多着名的作品，如《播种者》等。

分析：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千辛万苦，甚至疾病、死亡。不怕困难、挫折，努力奋斗，定能书写辉煌的人生。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子以为吴起会赶回去奔丧，谁知第二天吴起若无其事照常来上课，曾子惊讶地询问吴起，吴起满不在乎地回答：“母亲既然已经死去，赶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继续追求学问。”这让曾子很看不起，便与他断交了。

吴起被曾子赶走后，来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当时齐国攻鲁，鲁国打算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表示出怀疑的意思，吴起了解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妻子杀掉，于是鲁国用吴起大破齐军。吴起杀妻的行为并不为世人所认可。当年齐桓公威震天下时，易牙杀子烹成美食取悦桓公，管仲认为这种违反人伦的举动十分可疑，以为“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桓公不信，继续信任易牙。管仲死后，桓公有病，易牙作乱，桓公求一饮一食而不得，病死。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