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精选20篇)

由于刘邦出身无赖，以行伍定天下，轻慢儒生，诛杀功臣，因而很少赢得历代正直文人的好感。历代文人更是耿耿于怀：“世无英雄，遂使胥子成名!”“原来刘项不读书”;“偶因乱世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在他们看来，刘邦平定海内，称雄天下，并不是靠品德和真功夫，而是由于他品性奸诈和历史提供的机遇。其实历史地看，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和领袖魅力，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企及。刘邦毕竟不是一位草莽英雄，前人对刘邦最终获胜，成为汉高祖的原因多有分析。刘邦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因时而动的精确的判断能力，能屈能伸、趋利避害、出生入死、大厦倾于前而不惊的大将风度，不拘一格的用人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纵观刘邦的一生，其成功的经验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从来都以为皇帝都是继承父业的，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的朱元璋聪明、可爱、坚强勇敢、坚忍不拔。这篇文章生动的描写了朱元璋的悲惨童年。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地主家放牛，地主不但不给吃的，还抽鞭子。在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风阳）遇上了百年大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几天过去后，一滴雨没见到，却迎来了一群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功夫，庄稼被吃了，人被饿死了，还流行着可怕地瘟疫。朱元璋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哥的大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仅仅只用了半个月，一家九口人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最后两兄弟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谋生活。可是，他的二哥放心不下朱元璋，最后，两兄弟之后挥泪分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终于找到了吃的东西，总算饱餐了一顿。

几年的漂泊时间，铸就了朱元璋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久了他强健的体魄。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义军见一人到城下，以为朱元璋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准备问斩。幸好郭子兴听到报告后，赶到了城下，见朱元璋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一副轻松、从容地样子，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老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天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非常喜欢他，最后才知道他来做义军，郭元帅大喜，收他做了一位步兵，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来帝王也有这样悲惨的童年，我和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呢？

李泉清回忆录《打鱼》

(李泉清)

那天，刚吃完午饭，韩光臣打来电话:“哎，老三，吃了没?打鱼去?”

“吃了，中啊，现在就走啊?”

“走啊”

“好，我在晒着被子，我拿了被子，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收拾好被子，穿上袄，出了门。

老远就看到韩光臣在道门口外，停着摩托车在等着我。

“上哪弄了辆摩托车?以前没见你骑过。”我问。

“去年他姨夫给我的，我说是我那摩托车坏了，捞不着去打鱼了，他说正好他那摩托车不骑了，没地方放，叫我骑。”

“这车还挺新，还是125，好车啊!”

“车还很好，他买来没骑几天，买了轿车，不骑了，天天在家扔着。”

“好使啊不?”我问

“很好使，就是难启动点儿，电瓶坏了，得用脚蹬，很难启动，没有二十脚起不来”

“电启动的?换上块新电瓶啊!”

“待两天着，”韩光臣一面说着，一面不停地蹬着启动杆。

终于，启动起来了。

韩光臣开车有些猛，随他的脾气，莽莽撞撞的。加上125车速又太快，风“呼呼”地从耳边飞过。

“慢点儿，开这么快咋?”我有些害怕。

“这还算快?这才跑多少啊?我自己一个人，像前面那些车，我超着当玩”

“不行，不行，慢着点儿，限速，限速40”

我劝阻他。

“好好，限速40”，他答应着，把车速减了下来。

过了牛头村不远，不再是几年前的样子了，以前是正直往北走的，现在却往西拐弯了。

“哎，路改了?”我问。

“早改了，这不是上大西环嘛!你天天在家里闷着，不出门，这都不知道!”

“自从修了大西环，没开到过这里”

跑在大西环上，感觉一切都很陌生。

以前去寇家坞，都是从牛头村一直往北走，没岔路，现在一改道，迷路了。不知道哪儿哪儿了。

车子三拐两拐，来到双皇城水库。

终于明白过来了。

双皇城水库，以前我还是来过的。

位置坐标渐渐清晰起来。

“这不是，南边是寇家坞，那是小寇家坞，那是李家坞”，韩光臣指画着。

“我知道了，来到这里我就知道了，双皇城水库，我以前来过，不过，自从修了以后我还没来过”

就他妈的二十来里路，居然还给弄懵了，丢人!

停好车，韩光臣换上雨裤，提着网进了水库周围的围挡里，我提着水桶跟了进去。

“不让进啊?”我问。

“这不用铁栅栏围着嘛，不让打，偷着”

“你以前常来啊?”

“来过几次，碰到有人来撵，就赶紧走”

头一网下去，居然就打了一条。鱼不大，大约有十来公分。不过，我俩都很兴奋。开门红嘛!

“这是什么鱼?”我问。

“梭鱼，这里净梭鱼，没别的”

韩光臣在前面抡网，我在后面跟着。

接下来一连好几网，都是空的。

“今天风大，天冷，鱼不出来”韩光臣说。

“哄哄它，用砖哄哄它?”我提议。

“别，一哄都把它吓跑了，更没了，梭鱼跑得很快”

又是一连几网，还是没有。

继续往前赶。

“前面好像有雨群，你看前边，”韩光臣冲着前面嘟囔。

悄悄走近。

“哗”，鱼网像个张开的大伞，渐渐沉入水中。

韩光臣一边轻轻拖拽，一边轻轻抖动着鱼网。

“哎!有!”我看到一条白色的鱼渐渐露出水面。

“哎，好几条!”我惊喜。

“打着鱼群了!”韩光臣咧着嘴，喜得合不拢了，“这会还差不多。”

他从网里往外摘，我往水桶里放。

一条，两条，三条，……

十八条。

好吉利的数字。

“这一网还中，就算是不打了也中了，”韩光臣满脸喜悦。

后来又打了几网，只打了一条。

起大风了，地上的碱土和杂草被卷上了天空，胡乱地飞舞，电线被刮得“呼呼”直响，挺吓人的。

“不打了，回家”韩光臣说。

收拾好家什，往回赶。

一路上，风越刮越大，摩托车都感觉有些摇晃，不大走辙了，天很冷，扶着摩托车的手都冻僵了。

台湾著名主持人、知名作家蔡康永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是观众眼中不折不扣的魅力先生。他看似人畜无害，却有着特别任性与顽皮的一面。他是圈内公认的整人高手，常常乐此不疲地策划各种整人怪招。不少被他整过的朋友，也迅速被他传染，爱上了这种游戏，其中的某些朋友还反守为攻，冷不丁地整他一下……

这种无需成本，且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游戏，让他的烦恼和压力烟消云散，朋友关系也越来越铁……以下是他的自述——

整人让生活变有趣

我的整人爱好始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研究时。作为电视节目成功案例分析的，是日本一档叫做《Laugh & Funny》的节目。节目宗旨就是“整人”。比方说在一个下坡的最高点让一个直径足有两米涂上颜色乍看像个铁球的泡沫球滚下来，然后拍下路人们惊惶失措四处躲避的场面；或是假扮成门童殷勤地为客人拉开一扇门，门外边栩栩如生的街道其实只是一张画，客人会一头撞上去……

受这个课程影响，班里曾经涌起了那么一股热衷于整人以及被整的小高潮。可惜大家都没什么独特的创意，手段也乏善可陈，使用的无外乎市售的外型像口香糖，抽出来的时候会弹出一只蟑螂，或者索性就是一条只会在第一眼把人吓一跳、完全没有成就感和回味的橡皮假蛇之类的小儿科道具。所以，这股小高潮来得快去得更快，不到半个月，就再也没人去继续这种整人的行径了。

但这件事很对我的胃口，因为那时我正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无聊的极点。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无趣的，父亲近60岁才得我，简直是把我当宠物一样养大。我一路读贵族小学、中学，本科毕业后，还必须出国读一个好大学，因为世家子弟的小孩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呢？

基本上，去美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好玩，不懂得什么叫好笑。一个饿极的人会觉得菠菜豆腐汤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无聊透顶的人，会觉得整人是一种好游戏。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在整人的爱好上越走越专业的人。

当时，在班上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叫刘锴於的香港同学，他很荣幸也很不幸地成为了我整人处女作的被整对象。一个中午，我很神秘地跟他打赌，我说我在道上有人，只需要打个电话，半小时后他就会死得很难看。他对我这话表示怀疑，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连开水都不会烧的人，跟黑道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我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半小时后，让他死得很难看的人来了，一个穿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男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个食品袋，气场很足地对他说：“刘先生，你点的两套夏威夷风情披萨和蓝色梦幻饮料，一共30元！”

当然，我也没占到他什么便宜，春假的时候，他去欧洲旅游，给我寄来了一个对方付费的航空包裹，我付了50元邮资后，很开心地把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还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说，这块石头是他在芬兰最有名的桑拿浴场挑出来的，特地寄给我，以表达他对我的怀念。

然后，我跟刘锴於之间就变成一种亦敌亦友非常微妙的关系。但凡有可能，我就会琢磨如何整他一下，而他也经常保持一种战备状态，防止被我找回场子，以及留意一切可以乘胜追击再让我吃个暗亏的机会。

跟小S一起整大S

1990年，我学成归台，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当我最终决定做《康熙来了》的主持时，我给它的定位就是一定要做成一个以整人为乐的节目。一档不正经的节目，一帮不正经的同事，我可以将他们一一变做我的被整对象。

我跟小S的私交最好，所以她第一个在劫难逃。这个女人自诩为电脑高手，并以打击他人为乐，经常取笑我只会开机关机写文章看新闻，属于最低等的使用级电脑水准。所以，一次趁她离开电脑的时候，我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桌面按print键截屏截下来，并设置为桌面背景，然后把原来在桌面上的文件统统转移到一个内存盘的文件夹里。如此一来，电脑桌面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但不管她如何点鼠标，电脑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一连关机开机了十几次，问题仍然存在。

当她最后不得不决定放弃重启重装系统时，我才告诉她是我动了手脚，并快手快脚地帮她取消了桌面背景，把桌面文件夹还原后，电脑马上运行顺畅。

虽然是被我整了，但小S对我这个招数的创意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对这种耍阴谋看热闹的玩法兴致盎然。她飞快地被我拖下了水，成为我的同谋共犯。我俩联合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大S。我整人有一个宗旨，喜欢抓对方的弱点，我觉得只有攻其要害才能奏到奇效，而大S的致命弱点世人皆知——她是个购物狂。

一天下午，姐妹俩正在一起闲扯，我拎着七八个顶级名牌的包装袋包装盒满脸兴奋地去找小S，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我刚从香港回来，走了天大的好运，赶上太古广场做答谢会，顶级大牌低至一折，门都要被挤破了——从头到尾，除了最开始跟大S打了个招呼外，我没有对她多说一句话，仿佛跟她完全是巧遇。

当我离开她们10分钟后，小S打来电话，说大S得知了这个疯狂打折信息后，一分钟都没耽搁，带着包包就直奔机场而去。

1小时后，我让小S打电话把正准备登机的大S叫了回来——因为我根本没去香港，那些包装袋包装盒都是以前购物后搁在家里的空袋子空盒子，自然，太古广场的疯狂打折也纯属子虚乌有。

更高的高潮还在后面——

当大S气冲冲地来找我问罪时，我非常无辜地说我的确说了谎话，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整一下小S，没想到射兔子的子弹打中了鹿，小S没上当，她却中了招，完全是意外的无妄之灾。这个理由非常强大，尽管大S满腔怒火，却发不出来。后来，她非常不爽地走了，临走前恨恨地说要跟我“走着瞧”。

下挑战书的结果是，我给她来了招更狠的，鉴于上次合作愉快，我依然找了小S担任搭档。

我以赔罪为名，跟小S一起把大S约出来喝下午茶。刚刚落座，小S就面露痛苦之色，捂着肚子开始轻轻呻吟。大S问她怎么了，小S说：“我要吐！”然后就是“噢——哇——”一声。有洁癖的大S脑袋飞快地别了过去，趁此机会，我以极快的速度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罐八宝粥倒在了桌子上。等大S捂着鼻子将头转过来时，我拿起一把小勺，将桌上的东西舀了一勺喂进嘴里，边吃边说：“咦，你中午吃的花生？”大S当场脸色就变了，捂着嘴直奔洗手间……我和小S大笑着击掌欢呼！

整人比骂人更高效

屡次出手均大获成功，我喜欢整人也善于整人的名声就此传开。然后我就开始有了意想不到的“新业务”——越来越多的朋友把我视为援军，希望我能帮忙策划整人方案。

节目组一个女编导一次跟我说起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叫黄记的燕鲍翅精品店非常不厚道，老板娘做生意很黑，秤动过手脚，短斤少两得厉害。在她店里买二两燕窝，复秤只有一两六钱。

不过，因为没什么证据，去跟老板娘理论占不了什么上风，而且为了这点分量大动干戈似乎也犯不着，只是，这种哑巴亏让人心里很不爽，她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教训一下奸诈的老板娘。

办法当然有。第二天我就去了黄记，挑了三盏最贵的特等血燕放到秤盘上，老板娘麻利地在电子秤上按了几下，说：“一两八钱三，零头抹掉25200元，给25000元好了。”我慢悠悠地说：“多了点。”说完把最大的那盏血燕从秤盘上拿了下来。老板娘又按按秤，说：“一两四钱，19600，给19500好了。”我掏出5500元钱放下，带着从秤盘上拿下来的那盏最大的血燕一扭头走了。回头找了台电子秤一称，那盏血燕净重39克，价值10920元，以五折的价格光明正大地拿走，老板娘吃了亏还不能说。我觉得这比跟她理论和争吵要有效得多。

我有个作家朋友，多年都没写出名，偏偏找了个比较拜金的太太，热衷于名牌，因为作家先生满足不了她享受生活的要求，她最终失去耐心，先是暗地里转移了几乎全部婚内财产，然后提出了离婚，并以自己没有正式工作为由，使得法院判处他每个月支付给她12000元的生活费。

比较欣慰的是，离婚之后，这个作家朋友总算苦尽甘来，因为一部作品而跃升为畅销书作家，3年之内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并且娶了个爱他的年轻漂亮新太太。对他而言，每月12000元是小问题，但是想起这笔钱是花在前妻身上，他多少就觉得不那么舒心。一次偶尔谈起此事，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出个主意让他出一口气。

那时台湾刚刚兴起个性支票，只需支付一定的印刷费用，就可以将支票使用者的个性签名和照片印刷在支票上。我建议这个朋友成了个性定制支票用户，让他用自己的个性定制支票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支票的背景是他提供的照片——上面是他与年轻漂亮的现任妻子情意绵绵地在埃及金字塔下拥抱亲吻的画面……

一次做完节目，一个女嘉宾专门请我吃饭，她说她已经跟前任男友分手3个多月了，但对方始终纠缠不清，隔三差五就来找她。当初热恋的时候，她一时冲动在手腕上文上了那个男人的名字，每每当她被纠缠得无法摆脱叫非礼的时候，该无赖男人会一把抓起她的手腕给旁边的人看，证明自己就是她的男朋友。

她去过文身店想遮盖掉，文身师傅说可以在名字上文个复杂的图腾给盖住，但她觉得这个方案比较消极，也问过她认识的彪悍朋友，其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在名字上文一个表示“下架”含义的条形码，但又太过艰深，她问我有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给她支了一个狠招。半个月后，那个男人再次来纠缠她时，她撸起袖子把文身亮了出来，对方顿时脸色灰白踉跄而去——她让文身师傅围着前男友的名字，文了个墓碑……

整人不仅可以娱人娱己，还可以为朋友排忧解难，这辈子，我势必要将这种好玩的游戏进行到底了。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 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 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步行 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 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 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

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 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 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 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 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

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

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外。红线外的我们一个个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样子，有的叹 气有的低声咕哝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 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阴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 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明年海淀 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

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 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 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 分。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学习了第五单元这一组关于生命的课文，我就想生命到底是什么？

有一年冬天，早晨还是阳光明媚，可是到了下午就寒风习习，雨连绵不断。妈妈早晨把一盆花放外面晒，中午回了二姨妈家，没法儿把花搬回去，我和妈妈在想这花一定必死无疑。但是一回去这盆花傲然挺立着。我想它能在没有阳光，只有风雨只有寒冷的情况下生长，它的生命力该多么顽强，这盆花的品质我们人类更应该具有。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玩，看见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动，我用一根手指摁着它的后面，它的前四条腿一直在快速的爬动，想挣脱掉这个“魔掌”，我“嘿嘿”的坏笑着，但是看它这样我忍不住的放了它。连小小的蚂蚁都有这种意识，我觉得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应该好好想想。

张海迪5岁时患病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为了学习张海迪每天坚持看“镜子书”。张海迪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针灸、英语······她被评为“五大杰出残疾人”，2001年被授予“环球二十位最具有影响世纪的女人。”张海迪虽然是残疾人，但是她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比我们正常人的成就还高。

以前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只想浪费就浪费，想好好使用就好好使用，从没管过。但是学习了第五单元看了他们，我下定决心好好是用生命。

在沉默的岁月中，唤醒五千年的记忆。像层层细沙，积淀已久。时光飞逝，斗转星移。一叠叠脚印，一缕缕阳光。谱写了一段无法重现的历史。

刚读完《中国古代历史常识》这本书。这本书好，不是因为它比其它历史书描写生动，只不过更详尽些。要单说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历史书都是用记叙的表达方式记录史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看完这本书后对历史的“感”。

“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很常见的一句话。我觉得，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例如：张骞出使西域，隋文帝统一南北，玄奘西游…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今天，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了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友谊，实现互利共赢。也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谈过历代伟人的做为，那我们又该如何呢？人为点，纵横阡陌为线，才构成了点线交织的历史画卷。所以比起伟人的作为，我们的责任才更重要。历史是一个厚重的话题，但我们要做的，就在点滴。就如同清晨的露水，一片叶子上可能不多，但每片叶子加起来，就会发出阵阵清香。

从现在，文明守信，遵纪守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所能的帮助他人。为历史担一份责任！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默默无语，却胜过千言。她的魅力，使人们多一份责任，也为人们添上了绚丽的色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思是：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老师，它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灵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引导我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在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比如哪怕自己过得在艰苦，也要为有困难的人付出不能让他们一生都以频繁为生。这是我在的雷莎修女的故事中学到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懈，才让一位临终者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在她八十七岁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祭奠她，我想这是她一生的报答。

有许多的科学家，在成名以前也是在受着别人的侮辱，许多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有的科学家可以面对这一切，而有些科学家却被活活逼死，我想着一定是对双方的损失，对人民来说失去了一个有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讲，失去了一次为国奉献的机会，事实就是事实，

书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大步。了解更多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里装满知识，让写作不在苦恼！

《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自称总扮演“收拾残局”角色的叶剑英，多次为周恩来、胡耀邦、习仲勋等人挺身而出，在诸多历史节点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他的50多位后人中，有从政位至副国级，也有从商、从艺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叶剑英的做出的贡献，欢迎查阅，谢谢。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xx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郑和，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出生于公元1371年，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他于明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因帮助燕王朱棣夺取皇位有功赐姓为郑，任命为内宫监太监，时称三保太监。

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智斗乡绅的故事流传很广。

郑和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马哈只是位当地很有名望的绅士，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曾到过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今麦加）朝觐，熟悉海外异地的情况，并富有一种敢于探险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和胆略，这对郑和的成长和后来出使西洋，有着重大的影响。

郑和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经书、诗词，他无所不读；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博览诸子百家著作，在当地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小才子了，很受邻里称赞。

当地有个乡绅，家中四个儿子，平时除了仗势欺人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本事；至于读书，学诗词，更是背了上句忘下旬；一首八句七言诗，学了半年，老大记住了两句，老二记住了三句，老三老四竞连一句也没记住，气得这位乡绅整天唉声叹气，骂他们不争气。然而，他们见郑和被称为小才子，却心中妒嫉，常常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云南有个滇池，方圆三百里，紧靠郑和的家乡。郑和经常和邻里的小朋友去池中游泳，当地百姓都称赞他的水性好。那乡绅听到后，心中更加来气，便对手下人说：“这人要是真有了名声，就是乞丐也说他讨饭有方！”

手下人一听，便出主意说：“靠咱这一边的湖面，归您管理，下个令，不让他游，还到哪里逞能去？”

乡绅一听，觉得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于是，就贴出告示说：“沿我乡一带滇池，受本乡统一管理，未经本乡绅批准，任何人不准私自下湖游泳。”

郑和见了这告示，对小伙伴们说，且不去管它，照游不误。但其他孩子的父母怕得罪乡绅，也就不让他们去了。所以，郑和只好一个人每天去游泳。为防乡绅使坏，每次游泳时，都要随身携带一根芦苇，以防不测。

乡绅知道后，果然狠毒，暗中派人跟随郑和，乘其不注意，一下将他推入湖中，接着过来一个大浪，竟将郑和打得没影了。

乡绅听到报告后，很是得意洋洋。

其实，郑和因为早有防备，所以并没被淹死。当他被推入水后，就将携带的芦苇衔在口中，伸出水面，悄悄地潜游到岸边回家了。

第二天，郑和照样去滇池游泳。乡绅听到报告，大吃一惊，急忙来到池边问郑和说：“听说你掉到池中被水怪拖走了，你是如何回来的呢？”

郑和边游边笑着说：“是的，是水怪把我拖走了。当水怪知道我是被坏人推入池中时，便拖着我去龙宫中见龙王。那龙王听了我的叙述后大怒，痛骂害我之人毒如蛇蝎，并让我转告那些想害我的人，如果再生歹心，定要把他全家拉到池中喂虾！”

那乡绅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陷害郑和了。

这件事情传开后，人们都说郑和福大命大，是被龙王送上岸的，不是凡童。

不久，燕王朱棣来到昆明，听到后大奇，便把郑和叫来询问。郑和不敢对王爷隐瞒，照实说了，燕王称赞他聪明有智，并把他带回宫中，让他做了一名贴身小太监，对他十分信任。

后来，燕王即位后，派他率船队下西洋，名义上是沟通西洋和明朝的联系，实际上是燕王怀疑他的侄儿明惠帝在他焚宫时并未被烧死，而是逃往海外去了，让郑和去寻找踪迹，以便斩草除根，巩固他那个篡来的皇帝宝座。

读了《名人故事》后我了解了许多不认识的名人。他们刻苦的学习和顽强的探索的精神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是一本讲述中外名人小故事的书。有伟大的孔子，修建长城的秦始皇，古代诗人李白，外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丹麦作家安徒生等许多名人。其中有我一个最喜欢的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的天才和伟大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苹果如果砸在我们头上，我们可能会一怒之下把它抛的远远的，或是一口把它吃掉，但是牛顿却没有，他想了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飞，而是往下砸。然而这个苹果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是一个科学巨人，但他很谦虚，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上捡贝壳的孩子。如果自己比别人高，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自从我读了《名人故事》后发现，这些名人都是仔细观察，发现奥秘后，才赢来的成果。在学习和生活中，因为我们常常受一点挫折就放弃，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一样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迎接挑战。

大灾大难面前，一大批共产党员彰显出了不辞辛劳

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本色。为了给全国人民筑上一道安全的防护墙，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这其中包含着一对对父子

一对对夫妻一对对师生……他们是亲人，是人生伴侣，是战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成为了战场上的最佳拍档。他们之中有医生护士，有公安干警，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自告奋勇组建起来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冲锋在前，为打赢这场保卫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疫情推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党员志愿服务队搭建起了心与心的桥梁，用爱心温暖人心。”在这场疫情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志愿者，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疫情发生后，她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她当过接送医务人员的司机，当过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当过搬运工，还是方舱医院的志愿播音员。在方舱医院，华雨辰通过播放音乐朗诵美文以及播报相关新闻，来平复患者的情绪。每一次，她都非常用心地去准备播报内容。她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患者能够早日出院，希望志愿者小伙伴都能平平安安的。我们一起相约，等到出门不用戴口罩的那一天，再重新认识彼此。

2月3日，武汉市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后，党员李自然便第一时间报了名，随后被分配至医疗队的驻点酒店参与工作。他每天负责对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一楼大厅的消杀负责物资的搬运工作，一天忙碌到晚上，他才发现全身已经湿透了。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他说“疫情期间，在武汉的国企责任重大，同时，我作为基层党员，更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把后勤工作做好做实，让医疗队员们休息好，他们才能更专注投入到患者救治工作中去，比起医疗队员的辛苦，我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你们街道人手够吗?是否需要志愿者?我作为党员也想出一份力!”党员杨叔飞同志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动请缨到湖北荆州沙市区公园社区疫情防控阵营中去，自愿担任疫情防控期间的人员出行控制生活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夜晚冒着寒冬坚持值守，并积极提出了许多有利于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的品质与形象。

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抗战疫情的道路上，他们冲锋在前，伴随着恐惧，他们坚定信念像骑士一般保持着必胜的信念。他们用双手架起了老百姓的生命之桥，用双肩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楷模。用行动扛起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向他们致敬——可爱的斗士。

有一个犹太男子，想和妻子离婚(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私生女)，妻子不同意。男子说，我迟早会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同意离婚，我将来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归你。妻子当即同意并办理离婚手续。17年后，那男子果真获得诺贝尔奖，奖金果然由妻子获得。

这名男子名叫爱因斯坦，妻子名叫米列娃。

以尚未获取的诺贝尔奖金为筹码，诱导妻子离婚，爱因斯坦可能是全球男性第一人。

相信丈夫迟早会获得诺贝尔奖，并同意以获取诺贝尔奖金为条件离婚，米列娃可能是全球女子第一人。

相信丈夫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依然和丈夫离婚，米列娃是怎么想的？她认为倘若自己不和丈夫离婚，不称心如意的丈夫就无法顺利发现相对论。

令人称奇的是，17年后，丈夫真的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令人称奇的是，丈夫竟然一诺千金地兑现诺言，将诺贝尔物理学奖巨额奖金真的付给前妻。

假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或妻子一方图谋离异，另一方不从。离异的那方说我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和我离异，将来诺贝尔奖金全归你，配偶会同意吗？答案不乐观。

所以我们鲜有大师。

毕生与贫困相伴的作曲家，莫过于舒伯特了。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于1797 年1 月3 日诞生在维也纳近郊赫田塔尔。父亲是一位教师，也略懂一些音乐知识，会演奏一些乐器。他常常在业余时间里聚集一群音乐爱好者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和家人一道演奏，以消遣自娱。舒伯特因此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薰陶。在家人的演奏中，小舒伯特还要随时纠正父兄的错误。

家里子女众多，生活困难。舒伯特11 岁时，投考了食宿免费的康维特宫廷歌手学校。入校不久，舒伯特就担任了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有时还代理指挥。1812 年，又开始从著名作曲家萨利埃里学习理论。

舒伯特在寄宿学校时，名为免费，其实度日极为艰难。隆冬时，房内没有火炉，每日两餐也难以为继。舒伯特受冻挨饿，更没钱买谱纸用来作曲。多亏同学斯邦慷慨相助，才为他解了难题。

在校期间，舒伯特的作曲长进很快，1813 年为学校乐队写出《第一交响曲》，但不幸即在同年因变声离开了学校。为了分担父亲的家累，舒伯特来到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刻板的教书生活令舒伯特十分厌烦。他希望能辞去工作一心作曲，但辞职后便无以为靠，因此，只好勉难为之，为小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耐着性子讲解拼音、文法。即使如此，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仍然硕果累累，这时他又有四部交响曲告竣。1817 年，舒伯特终于铤而走险，毅然辞职，只身来到维也纳。

年轻天真的舒伯特哪曾想到，此时正值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后最黑暗的年代，维也纳的奥地利梅特涅政府更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那里暗探密布，军警如云，稍有不慎，动辄获咎。舒伯特于一文不名中来到维也纳，无依无靠，只好做家庭教师谋生。不觉之中，结交了一群朋友。

舒伯特这般朋友都是具有民主思想、憎恶黑暗统治、热爱艺术的贫困青年。他们出入相随，在一起无所不谈。对于反动统治当局，更是大加抨击，毫无顾忌。舒伯特才华出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深遭梅特涅政府忌恨。舒伯特与这些穷朋友，他们有饭同吃，有屋同住，不分彼此，相濡以沫。舒伯特是近视眼，11 岁起就戴起了眼镜，眼镜盒也是随身携带，须臾不离。有一天，突然发现眼镜盒失踪了，仔细一找，原来一位朋友拿去改成了烟斗，正用来吐雾喷云。

朋友之中有位画家，他的画室内有台钢琴，答应舒伯特可以使用。但画家本人也要在画室作画。为了互不干扰，俩人约定，凡画家不作画时，便张一面白布窗帘为号，舒伯特始得入内用琴。不想画家灵感一来，常把舒伯特的事情置诸脑后；或者虽未作画，也不免忘记践约。舒伯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只好踟蹰街头，磨炼自己的耐心。

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条件的窘迫，都未能阻遏舒伯特坚持音乐创作。有关舒伯特写作歌曲的几件轶闻，似乎都与小酒馆有关。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够想到，小酒馆正是舒伯特和朋友们常爱光顾的好去处。

第一件事是说舒伯特独自出行，饥肠辘辘之下，不觉进了一家酒馆。就座后，他才忽然悟到自己身无分文，正要离去，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报纸，随手拿来浏览。不想报上有一首小诗清新优美，动人心弦。诗中写道：“睡吧，我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抚着你??”。舒伯特心中的旋律随着诗句飘逸而出。他掏出纸笔，顺着思路，一气呵成。他坐在那里，反复吟唱，已浑然忘我。酒馆老板忙乱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歌声，寻声而至，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在作曲。老板很喜欢这首新歌，希望青年人抄一份给他。舒伯特提出交换条件：一盘烧土豆。双方痛痛快快达成协议。谁能料到，这份用一盘土豆换来的手稿在舒伯特百年之后竟卖到四万法朗！

另一件事是说他和朋友在郊外一家小酒店聚会。一位朋友随身带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舒伯特便顺手拿来翻阅。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他已沉迷于诗句之间：“听、听、云雀在天空唱，太阳之神升起。他的马群在泉边饮水，泉边铺满了鲜花??”见诗生情，旋律悄然而至。舒伯特不禁说道：“多美的旋律，可惜没有谱纸！”一位朋友闻声便在菜单上画上五线，递给舒伯特。于是，一首优美的歌曲写成了。它就是当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听、听、云雀》。也有人说这次写的是另外一首歌：著名的《小夜曲》。既是传说，不深究也罢。

关于《鳟鱼》这首歌也有轶闻。

据说这首歌是他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构思的。当时，他推敲已定，未及点灯便立刻探身起来，不料在黑暗中将墨水洒在谱纸上。这首乐谱的原稿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上面还留着当年的大块墨水痕迹，可为佐证。

舒伯特一生作品颇丰，其中歌曲多达600 多首以上。他是18、19 世纪以来的第一位以优秀歌曲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他在歌曲中所表现的对被欺骗、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正和当时处在封建复辟巨大压力下的维也纳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这些歌曲又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当地民间音乐的特性，所以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很快在维也纳广为流传。舒伯特的歌曲感情真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词、曲、钢琴伴奏三者水乳交融、配合密切，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称舒伯特“歌曲之王”，毫不过誉。他还写有许多其他作品，包括9 部交响曲。因为作曲家过于贫困，这些交响曲在他生前一直未能有演奏的机会。

舒伯特与贝多芬都住在维也纳，长达30 年。贝多芬长舒伯特27 岁，舒伯特在宫廷歌手学校就读时，贝多芬早已名及遐迩，成为一代大师了。舒伯特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前辈，但碍于腼腆，一直未敢登门拜望。后来，为了使作品出版顺利，出版商鼓动他去请贝多芬出面推荐。生计要紧，舒伯特终于壮胆而去。但时值贝多芬外出，他只好留下带去的作品怏怏而归。贝多芬在病中看到了这些作品，高兴地说：“这里有天才在闪光！”舒伯特闻讯后，大喜过望，连忙去拜见贝多芬。贝多芬这时已心力交瘁，极度虚弱，他握住这位年轻作曲家的手说：“我的灵魂属于你！”说完，便溘然而逝。在贝多芬的送葬队列中，有一位青年手持火把走在前面，因巨大的悲痛而不能自已。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贫苦作曲家舒伯特。

翌年，即1828 年的11 月19 日，年仅31 岁的舒伯特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间。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身旁，墓碑上刻道：“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贫苦为什么总是与才华结有不解的缘份呢？

旧历2002年的大年廿九，在网易股价的一路飙升中，春风得意的丁磊驾着大切诺基风尘仆仆赶回老家奉化，参加奉化中学89届(2)班同学会。

按约定，这个聚会的时间是晚上8点， 到10点多时，丁磊才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班主任江老师向这个中国大陆首富要300块钱的活动费。丁首富搜遍全身竟然也找不出300元现金，他说他身上只带信用卡。这笔钱到第二天才交。

这算是这个首富荣归故里时发生的唯一一个够得上故事的素材。别的，怎么看都显得平淡。

奉化和首富

首富的光环太耀眼了。2003年，秋风送爽的10月，胡润和《福布斯》不约而同地把“大陆首富”的帽子扣在了奉化人丁磊的头上。从此，这个30出头的后生与“奉帮裁缝”、溪口胜景一起，成了奉化的又一张名片。

从宁波火车站出发，沿鄞奉公路驱车半个多小时，就进入奉化市区。远处的天台山脉和四明山脉宛转绵延，将小城奉化呵护在环抱中，勾勒出奉化“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

惠政西路是奉化市内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这里，老人们安享地坐在店铺门前晒春阳，闲扯;孩子们在不远的中山公园里躲猫猫，嬉戏;沿街的店铺里总有行人进进出出。

浙江省奉化中学现任政教处主任江鸿老师是丁磊中学时代的要好哥们，他告诉我们：丁磊的老家就在惠政西路这一带，自折桂百富排行榜之后，丁磊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接父母离开奉化，去了广州。

“你要找的就是那个70亿的丁磊啊!”在惠政路上做小生意的赵大伯一脸的自豪，虽然他并不清楚口中这个叫丁磊的年轻老乡在外面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赚那么多钱。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网游”这些词条，他也不清楚纳斯达克是什么意思。

但是，首富和奉化之间并未因此而少了一层联系。生于奉化、长于奉化的丁磊，身上有着太多浙江商人的特质：性格朴实而稳健，行事低调而务实。这个长着一张笑嘻嘻的娃娃脸的财富少帅，在很多场合都承认，是家乡的土壤给了他商业的头脑。

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技术偏执狂

当然，学业平平的丁磊也有锋芒显露之处，他在中学时代的行为癖好就强烈地表现出技术“偏执狂”的特征。

丁磊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初一时，他第一次成功组装了一台六管收音机，那在当时是一种最复杂的收音机，能接收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此时的丁磊认为自己将来最骄傲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电子或者电气工程师。

江鸿回忆：“他很爱动手，每次到他家里去玩，总看到他在拆这个闹钟，解那个收音机。他的父亲是当时国营奉化食品厂的技术副厂长，可能是遗传的因素，他从小对技术充满了兴趣，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钻研。”

所幸的是，当时的奉化中学已经是浙江省内一所着名的重点高中，有一定实力让学生接触到先进技术。那时候，奉中有几台苹果机，学校借此成立了一个电脑兴趣小组，丁磊想都没想就跑去参加了。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触摸计算机，至于有没有因此种下对计算机技术的迷恋情结，我们不得而知。

不善交际

小时候的丁磊，不仅学业一般，朋友圈子也不广，而且大都只是泛泛之交，江鸿说他甚至没有一个铁哥们。因为江的父亲也是食品厂员工，有父辈是同事这层关系，他俩才走得比较近，他比其他同学更有机会了解丁磊。

“中学时的班级常常会随个性、兴趣的相投形成几个小团体。农村来的学生因为住校自然有自己的圈子，市区的同学通常表现得活跃些，经常会在一起打打球。但丁磊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在班内也不任一官半职，对体育也不热衷，交际不是他的特长。”

可能是因为对技术用情太专了，以致在人际交往中，丁磊给人的感觉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在做企业时，丁磊要退居幕后，架构技术，中学时代的丁磊同样喜欢一个人钻在自己的兴趣中。

然而，丁磊是平和的，江鸿印象中的他很容易相处，同学有忙请他帮，他也很热心。98年的时候，有个老同学南下求职，已在广州开始事业的丁磊帮着同学联系工作，安排住宿，俨然一幅好事者心肠，丝毫不把同学当外人看。

对母校许下心愿

2001年9月，奉化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母校给丁磊发了请帖。不巧的很，此时的丁磊俗务缠身，被股价狂跌和财务问题烤得焦头滥额，苦于分身无术，当然他也没心情参观占地250亩的奉中新校园。

一年多后的同学会上，一不小心成了首富的丁磊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表示将在3-5年内，在奉化中学设立一项奖学金，用于鼓励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学生。

但是，1971年出生的丁磊清楚自己毕竟太年轻了，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互联网的变数太大，网易和自己远没有到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一贯稳健务实的“丁首富”不想让自己被浮华和作秀笼罩了。

把财富高高挂在纳斯达克交易墙上的丁磊坦言对钱早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其实，他对友情、对乡情，何尝不怀着一种“君子之交淡于水”的胸襟!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生活画趣

作者:陈卫卫

漫画家是离不开幽默的，丰子恺的漫画，一向以富有诗意和哲理著称，生活中的丰子恺为作画，也曾遇到很多趣事。

丰子恺总是带着速写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他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她们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兴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正当他画得入神时，竟被其中一位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

“你画我们作什么?”

“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的吧?”

其中一位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

“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

那些女人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村里的一位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在谢过了那位好心的老人之后，丰子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速写本查看，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

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觉得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观察他，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是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之下只好将错就错地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他不喜欢做名人，他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还曾因给家里的自鸣钟改头换面而引出一段趣闻。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台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里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对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客厅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附近的人几乎全知道了，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人们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到江苏淮阴旅游的人，大都忘不了参观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故居射阳簃。据那一带的老人们讲，吴承恩小时候家里挺穷，常常连买纸张的钱也挤不出来。

吴承恩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了教孩子读书写字，可没少花了心血。有一天，他从湖边经过，发现一堆被农民扔掉的蒲根，便拾了几根带回家，先是洗净，晒干，然后把它剥开，铺平，叫小承恩在上面写字。

吴承恩撅起小嘴，不高兴地说：在蒲根上写字，多难受啊!

父亲见承恩老是不想动笔，便心平气和地说：你还记得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事吗?他小的时候，家境比咱更难，连笔墨都买不起。他母亲就叫他用芦柴棒子在地上学着写字。还有抗金英雄岳飞，小时候也是用树枝在沙上练字的。现在，你能用笔墨在蒲根上写字，难道还不该满足吗?

听了父亲的话，吴承恩深受感动，当即惭愧地承认了错误。从此，他一有空儿就到湖边抱回一堆蒲根，学着父亲的办法整理好，然后在根片上一笔一画地写啊，写啊，不知不觉，用过的蒲根就堆了一人多高。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承恩通过勤学苦练，不但把字儿练得超群出众，而且练出了一手人人叹服的好文章。他成年后，还创作成功了妇幼皆知的不朽名着《西游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