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优秀20篇

读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

其中，《掩耳盗铃》这篇小短文，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想偷一口钟。这人想把钟背上就逃跑，可是钟太重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钟砸碎，刚一砸就有很大的声音，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捂住。这样只会骗了自己，而不会骗了别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能让我们心静下来；会给我们一生照上诗意的光芒，是我们的一生都有一股温暖向上的力量相伴；能让我们的体悟到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信念……

我读过许多名人的故事，但有一个总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说的是，孔子30岁时，已是远近闻名的教师了，但他并不自满，仍觉得自我的学问并不渊博，于是，便从家乡曲阜赶到了洛阳，去拜访老子。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但从未放弃，最终走到洛阳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老子，急忙拜他为师。老子见他很有诚意，便收他为徒，孔子也在老子身边随时请教。

读了这篇故事，我感受很深，孔子为了拜师，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可见他毫不骄做傲自满、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而老子呢，也为孔子的一片至诚之心所打动，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也为后人所乐道。

是啊，我们应当象孔子那样谦虚好学，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宁愿受苦受累也不在惜，仅有这样，才能在学业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本著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就是一块钢铁。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贫苦的工人家庭。他从小丧父，十岁给地主放牛，继而当童工。生活的苦水洗亮了他的眼睛，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教育下，他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红军。

在部队，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由于头部、腹部受伤，他不得不退役，参加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无论来到哪里，都是拚命工作。修铁路、防洪抢险，他都不顾已经受伤的身体，以致全身瘫痪。接着，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发生了: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双眼失明!

躺在床上，什么都看不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丧失前进的信心，生活的信心，和献身革命的信心。他决定:要拿起新的武器—笔，继续投入战斗，“藉此把我送回全线进攻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

一九三O年，《钢快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开始写作了。身体瘫痪、双日失明的人，怎样动笔?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奥斯特洛夫斯墓躺在病床上，首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一章的每一细节想好。为了写好人物对话的句子，常常边背诵，边思索，好象自己同自己交谈一样。

有时，他口授，让人代写，因为他的手臂只有肘以下这一段能活动。有时，他白己写，办法是，先用纸皮做一个框子，然后用手摸着框子，在里面写，这样就能防止把两行字重叠在一起。框子是垫在一叠二三十页的自纸上的，这叠白纸用一个夹子夹着。

入夜了。被书中情节所激动的心潮还平静不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接连写下去。他一页又一页地写着，写好一页，左手从夹子上抽下这一页，到天亮，他的爱人一看，已经落了满地的稿纸，她连忙收拾起来。这时，她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嘴唇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这是为了抵抗病魔的折磨，他忍痛而咬出的。他就是这样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

一九三四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正式出版了。这部以整个生命写成的书，鼓舞了好几代的青年。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今天,我看了《绍兴名人故事》，其中的一篇“看白书”，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

“看白书”讲的是古代王充十八岁那年到洛阳求学时，看到了讲授经文的班彪知识渊博，讲学时广征博引，思想开阔，常常令自己感到才疏学浅，所以下决心以苦读来充实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于是他每天去书铺“看白书”。后来被店主感动，有了好书主动向他介绍，偌大京城，俨然成了王充免费的图书馆。后来王充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巨著《论衡》一书。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只要我想学习，妈妈哪本书不会给我买？而我呢，多余的时间总是出去玩，不肯多学点知识，总让妈妈生气。而王充在“看白书”的情况下，却成为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果不是靠他的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哪来这样的成就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好时代，如果现在还不好好学习，那么长大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有所改进了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

“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经将你永久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很多的出路吗？”在一次学术报告后，一名记者对数学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师的脸上充满微笑，用他还能活动的3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上面四段文字。

3根手指和一个能思维的大脑是霍金身上惟一能动的部件。这个人生的斗士，这个智慧的英雄，除了他超人的意志之外还靠什么？靠的是爱，还靠的是高科技。没有爱他的人的照顾，卢伽雷病是不会让他活到今天的，也许他在生病之初就与世长辞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不能动弹，但可以说话，才得以口述完成他的巨著。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都是著者在双目失明或双目视物不清的情况下全凭口述而“写”出来的。

可霍金只有仅仅3根能微弱活动的手指和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没有计算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思想；还能将他的智慧发挥出来吗？没有发达的医学，他仅仅能活动的3根手指如何总能动弹？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微弱的3根手指又如何能产生伟大的学问？成功的喜悦，胜利的光环，常常会令人忘乎所以，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

所以，这个如今完全可以骄傲地面对人生的人，他在回答完那位记者的提问后，又艰难地打出了第五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聂政是战国时代一位着名的勇士，因为杀了人，他带着母亲和姐姐从故乡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

侠累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大臣，也是韩烈侯的叔父，曾经担任过韩国的相国。韩国有个叫严仲子的，是个高官，因为和韩国宰相侠累有怨恨，害怕报复被杀，于是就逃离韩国。他怀恨在心，就到处找能够杀死侠累的人。

后来他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个勇士，就去找他。聂政一开始避而不见，后来看到严仲子诚心诚意，就见了他。

严仲子准备丰盛的酒席，宴请聂政和他的老母。席间，严仲子抬上百镒黄金(镒为古代计量单位，一镒约为二十两)，作为寿仪赠与聂政之母，聂政大惊，推辞不接受。严仲子屏退众人，然后对聂政说明来意。聂政说：“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还有老母要侍奉，不能将我的性命交付给你。”

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了，严仲子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去请聂政。聂政将母亲安葬妥当，便脱下丧服，自言自语道：“唉!我只不过是个卖肉的草民，严仲子这样的大人物，不远千里来和我结交，又拿出重金来给我母亲做寿。他如此待我，真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先前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是因为母亲还在世，现在母亲已去世，该是我为他效命的时候了。”

聂政到了严仲子府上，说：“我母亲已经去世，姐姐也已出嫁，可以为您效力了，谁是您的仇人?”严仲子见聂政愿意为自己卖命，精神为之一振，便告诉了聂政自己与侠累的恩怨，并道：“侠累是韩国的相国，又是韩王的叔父，所以他的府上戒备森严，我派人和您一起去!”聂政不同意，说道：“现在咱们要刺杀的是韩国的宰相，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泄密的危险，那样你在韩国就很难立足了，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聂政辞别了严仲子，一个人背着宝剑来到了韩国，他打听到相府的所在地，径直来到相府的大门口。当时，侠累就坐在堂上，府邸周围有重兵把守。聂政并无惧色，拔出宝剑，冲入相府!

侠累的侍卫们大惊失色，慌忙上前拦截，聂政大声咆哮，左杀右砍，连杀几十人，杀到侠累面前，一剑将侠累刺死!

聂政杀了侠累便欲逃脱，然而，侍卫越拥越多，难以脱身，他把心一横，用剑划破了自己的脸，毁掉了自己的容貌，并将双眼割掉，再剖腹而亡!

韩国人对聂政恨之入骨，韩国国君把聂政的尸体曝露在大街上示众，发下榜文，重金悬赏知情的人，

很久都没有人来认尸。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了这件事，怀疑是她弟弟，便急忙赶到韩国，到大街上示众的地方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弟弟!聂荣悲痛万分，无法自抑，扑到聂政的尸体上大哭，说道：“他就是我的弟弟聂政啊!”

有的人便问她：“你弟弟杀死了当朝宰相，这是天大的罪过，韩王重金悬赏知情的人，夫人您不知道吗?”

聂荣悲泣道：“我知道。可他是因为我还在世，怕连累我，才把自己身体毁成这个样子，让人家认不出他来。以前我们的母亲在世，聂政为了不让母亲担忧而放弃争取名爵的机会。如今我又怎么能因为怕死，而让我的好弟弟的英名泯灭了呢?”围观的人听了，都感到惊诧不已。聂荣又哭喊道：“老天爷呀!”便倒在了聂政的尸身旁自尽了。

聂政身怀武艺却甘愿为母及姐混迹于市贩中，对于严仲子国士之礼舍命相报，为免亲人受连累不惜毁容一死，他所求者，不过是那种知己相报的信念。而聂荣虽无惊人的武艺，却具有无畏的精神，为了信仰、亲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敢于挺身而出，其性格刚烈坚强，行事果决，重义轻生，也可称其为烈女呀!

三国时期，有一个正直的文人叫卢毓（yù），在魏国做大官。

一次宫中选拔人才，官员们推荐了许多有名的人，魏国的皇帝说：“让卢毓来选人，我不要这些只有名声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名声就像画在墙上的饼，不可以拿来吃。”

卢毓建议皇帝选拔和考试相结合。从此，皇帝根据个人的实际能力来任命官员。卢毓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成语“画饼充饥”就来自于皇帝所说的话。一开始，它指有名声而没本领的人。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以不切实际的空想来满足自己的人。

如果说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代表人物：张艺谋

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

他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张艺谋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张艺谋说：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无疑他是优秀的。

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新的人生命运再次开始。

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了他身上。

与张艺谋同期的另一个"人物"，是郑渊洁。

说到拒绝高考，他应该算得上韩寒的前辈。

据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已思维太发散完全不能适应考试而坚决不参加高考，而后又因为赌气说不参加高考也要混出点样子来给抛弃他的女朋友看，就开始了写作。

郑渊洁与张艺谋现在都是功成名就的人，很难说两人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不过张艺谋拍出红高梁的时候正是我只识看郑渊洁的年纪，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投郑渊洁一票。

而且，郑渊洁这件事是真挺有意思：

他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经历过高考，而是在老爸编织的童话故事里成长了。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70年代——代表人物：高晓松

"高考前本来我是被推荐去浙江大学的，我特别想去，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多好呀。开始我爸妈不知道，后来看我整天不看书才知道，我父母都是清华毕业的，我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上清华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退学的原因，我太想去远方了。后来他们让我选，如果要民主就去上浙大，但是学费自理，如果听他们的话就必须上清华，他们供我读到博士后也没问题。"……

"我们那会儿心理压力倒不大，家里都好几个孩子，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倾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上了清华，家里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辆自行车也没奖励我。唯一高兴的是拿分那天我们老师告诉我，我一向学得最烂的化学居然考了北京市最高分。"

这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虽然最近看起来似乎在韩寒处栽了个小跟头，但并不妨碍他在东方卫视"好男儿"的评委席上侃侃而谈。

在看了他的高考经历后，我想，嗯，太顺的人多摔几下才是好的。

80年代——代表人物：韩寒

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他曾经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成为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棋手，打破了“日本九段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亲创的“中国流”布局，现今仍流行于世界棋坛。这是他为众人熟知的一面——“棋王”。

他身患胃癌，在病床上与癌症斗争32年，并完成自传名作《超越自我》。这是他的另一面——“抗癌斗士”。

他就是“围棋教父”陈祖德。

2011年，陈祖德患胰腺癌并再次接受手术，在病房坚持撰写《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一书。2012年11月1日，病魔还是无情地将他带走，享年68岁。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1960年，他出生于台中市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公务员，还经营着一家舶来品店。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他，梦想着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著名歌手。但有着传统观念的父亲认为当歌手是不学无术的表现，因此他禁止儿子接触任何与音乐有关的东西。

但父亲实在太忙，根本没时间管他，母亲也沉溺于牌桌之间，这让他有机会去接触音乐。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跑到同学家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在熟悉了旋律之后，再改唱自己创作的词。

不久后，父母婚姻破裂，受到刺激的父亲脾气大变，动不动就毒打他，他只好经常逃家，一逃就是好几天，头两天跑去同学、朋友家住，之后住不下去了，就跑去车站、公园露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很多街头混混，并与他们来往密切。

父亲开始还骂他几句，久而久之，也就爱理不理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他出事了，因为喝醉了酒，他去帮别人追债，三更半夜踢人家的铁门，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抓住，判了三年刑，进了感化院。

父亲知道后气得要死，托信来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感到了绝望，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只是他觉得对不起姐姐。自从他进感化院后，姐姐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风雨无阻。在姐姐如水般的关怀下，他慢慢地恢复了斗志。有一次，姐姐把他带到他劳动的地方，指着一株鲜花说：“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梦想就好比是栽花，从播种到发芽再到开花，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你现在只是一粒种子，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播种，浇水，你必须学会坚持。”

为了激励他，姐姐还把当时颇有名气的李泰祥先生请到了感化院，在李泰祥的鼓励下，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感化院出来后，为了继续追梦，他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就去餐厅“敲门”，给顾客唱歌。他唱过的地方很多，有一天，他在翔声餐厅唱歌，唱了一首《你说过》，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你有没有兴趣出唱片？”当时，他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对方掏出名片，他才相信。

第二天，他来到对方的公司签约，成了一名真正的歌手。之后，一首电影主题曲《就是溜溜的她》，让他一炮而红。

他就是齐秦。在回忆过去时，他不止一次提到姐姐的名字，他说：“就在我快放弃人生理想的时候，是姐姐拯救了我，她让我明白了坚持的重要。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因为各种挫折，没有去播种，所以结果只能沦为空想；有的人一直在坚持，所以才把自己开成了一朵最美的花。”

是的，给梦想一个播种的时间，你才能收获芳香一片。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江泽民在百忙中看望老师

江泽民同志只管工作很忙，但一直惦念着曾教导过自己的老师。1990年9月13日上午，江泽民同志乘车到当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去看望老师，牢牢握住严格教授的手说：“严老师您好!”并讯问了教师们的身材状态、工作和生活情况。学校的钟教授住院期间，他屡次到病院看望。1995年，当江泽民同志得悉老师沈教授逝世的新闻，心情非常悲哀，立即请沈传授的妹妹传达他对老师支属的亲热慰劳。江泽民同道访美时，在百忙中，带着可贵礼物，亲自登门去看望拜会他的老师顾教学及师母。

足见，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意大利的卢兹（1907-1982）并不是一位非常着名的心理学者，他只写过一本自传式心理学阐述性作品，将自己的经历与一些心理学观点结合起来。这本形象而有趣的小册子里，提到卢兹儿时的一件事：卢兹的母亲擅长烹制Pizza。卢兹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出现在饭桌上的是蔬菜Pizza。但不定时的，卢兹盘子里的那块Pizza下，会出现美味的腌肉，这是母亲偷偷留给卢兹的。卢兹回忆说那块薄薄的腌肉让平淡的童年充满期望和惊喜。

卢兹根据这个回忆，在自己开的餐厅内对顾客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试验。卢兹在每份Pizza里面都藏了一张写着祝福的话的纸条，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表现出惊喜，没有人质疑这张纸的卫生状况，而这种内藏了祝福话语纸条的Pizza被称为“卢兹Pizza”，并成为意式的一道文化大餐。

卢兹通过这些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表层心理”和“转折点”两个理论。所谓“表层心理”指的就是个体最初看到的事情或者物品的表面现象以及最直观的原因等，例如上面提到的Pizza。“转折点”指的是出乎意料出现的事物，并能够改变由表层心理带来的心理感受，即腌肉和小纸条。

在我们完成一张试卷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解答不出来的试题。绕过它们，我们会发现其他擅长的题目。如果绕不过这些，我们就会被表层心理迷惑：这么难啊！我一定做不出来的！完了完了，这次考试我肯定挂了！

在我们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小误解、小波折。如果绕不过去，它们将影响我们对一段感情的审视。

工作上也是如此。可能某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对心理产生很强烈的影响。说不定会自我否定得过早，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客户，以及一些提高自身的机会。

“表层心理”比较容易带给我们忐忑不安的情绪，不利于生活和工作。不少心理学研究者提出找出“转折点”这种自我调整的方法。即在“转折”出现的前后，为自己也给别人找一些理由。比如当发现笔下的试题很难做，我们不妨给自己找理由，有些地方复习得不好，但是只要认真做就没有问题啊！在感情和工作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想：“感情上的小矛盾两个人都有责任啊！”“虽然我有了失误，但是也许在客户的眼里不算什么！”这样，就很容易稳定我们的心理，并克服心理逆差。

叶公好龙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 lived in Chu a person named Chu

Zhuliang, who addressed himself as "Lord Ye".

Its said that this Lord Ye was very fond of dragons. The walls had dragons

painted on them. The beams, pillars, doors and the windows were all carved with

them. As a result, his love for dragons was spread out. When the real dragon in

heaven heard of this Lord Ye, he was deeply moved. He decided to visit Lord Ye

to thank him.

You might think Lord Ye was very happy to see a real dragon. But, actually,

at very the sight of the creature, he was scared out of his wits and ran away as

fast as he could.

From then on, people knew that Lord Ye only loved pictures or carvings

which look like dragons, not the real thing.

1958年初春的今晚，刚完成一桩生意的李嘉诚怀着难得的好心情，独自驱车前往郊外。这几天，李嘉诚心里颇不平静，他在寻求新的发展。经营塑胶花为他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李嘉诚预测到塑胶花市场有限，只有几年黄金时间。该从何处着手呢?李嘉诚苦苦思索着。忽然，他眼前一亮：有了，进军房地产!他想起了连日来工厂的业主只肯签短期租约，每次续约，又得大幅度加租的情形。如果自己兴建一座大厦，不仅可以解决工厂自身的问题，而且可以做业主，将大厦空余的厂房租出。对，就向土地赚钱。直到今天，李嘉诚一直保留这种习惯，只要一有灵感，他就牢牢抓住，决不让它成为遗憾。

50年代末期的香港，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弹丸之地的香港成了名符其实的东方之珠。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香港如同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样，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香港，一下子变成了寸土尺金的地方。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12万平方米。而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香港的港岛和新九龙中心地段地价猛升。洞察先机的李嘉诚，统率长江先人一步跨入地产界，并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一支劲旅。

他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针订为：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尽管是小心翼翼，不劲易冒险，但他还是技高一筹地将经营塑胶花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经营上。

几年以后，由于香港局势的动荡不安，香港的房地产一次一次不由人意地显示了它大起大落的特色。

在这个人心浮动、百业萧条的大动荡中，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的才能：他一方面加紧稳固大后方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继续使之在塑胶工业中独占鳌头;一方面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用现金、用最低价格收购那些急于将牧业胶手，弃船而去的有识之士的地皮和楼宇。

李嘉诚充分掌握地产发展的大趋势，被人们赞誉为商业奇才，他总是能够因势利导地变逆境为顺境，既大展拳脚，又稳中求进，为他以后的蓬勃发展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走上集中经营房地产业务的轨道。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把握香港股市处于牛市巅峰的机会，将长江地产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向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酱是8400万港元，每股2元，升值1元，即以每股三元的价格开始公开上市发行。在香港股市处于巅峰期时正式挂牌的长江实业，一出台就受到股民的宠爱。

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经营方面显示了他的独创性之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超乎寻呼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行情看好，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用发行股票所吸收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4年5月，李嘉诚领导长江实业与实力雄厚、作风稳健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由李嘉诚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建立，不仅为发展中的长江实业引进大量现金，而且为长江实业在接下来的拓展海外、横向发展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潜力深远的高速公路。

1974年6月，长江实业更大开香港股在加拿大的先河：

在李嘉诚的创业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这一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20余年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帐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偻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最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昊碑，乃华资地产的光辉，值得开香槟庆贺，并一致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算得上三级超升。

1978年5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开盘，总价值约5.92亿港元的物业，于广告刊登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

1978年8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海富中心开始拍卖，交易总价为9.8亿港元，创造开盘售楼一天交投最大的记录。

耗资近2.5亿港元，以豪华、庄重、典雅的面貌呈现于香港人面前的华人行新大厦，雄踞于港岛中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带;并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联手合作，对半出资成立华豪有限公司，以全新的香港速度，重机关报创建华人行商业大厦，可以说是李嘉诚又一杰作。

1978年李嘉诚与包玉刚达成协议，他放弃对寻龙仓控制权的争夺，从而改善了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此为契机，他于1980年蛇吞大象式地收购了汇丰手下的和记黄埔，轰动整个香港并令股市狂升。香港新闻界轰动到极点，各报刊杂志纷纷用醒目的标题，形容李嘉诚这次蛇吞大象式的成功收购，有如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其石破天惊的能量，不仅轰动整个香港而且令股市狂升。

1986年，李嘉诚所统率的和记黄埔捷报频传。在李嘉诚的揉和中，在西方之精华的高科技管理之下，和记黄埔成为除银行业之外的香港最大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及贸易公司，是香港规模最庞大、获利最丰厚的桂冠集团之一。正如李嘉诚在1986年度和记黄埔的业务报告中所言及的：

本集团坚持不渝之目标是不断茁壮成为一家基础广大，而主要业务以及控股权利中心仍牢固植根于香港的国际性集团。

这一年，和记黄埔属下的和记电话，通过28处无线电发射，接受台通达全港各地，成为香港分区讯号系统式手提及流动电话的最大经销商。同时，早在1986年就着手收购的和记传呼有限公司，动用港币2亿港元收购香港20家传呼公司，成为占有率达4O%的全港最大的传呼公司。

1986年11月，李嘉诚部署和黄与长江实业重新组织一家公司，在欧洲发行总值港币7.8亿元的可兑换的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债券。通过这次变相批售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和记黄埔与长江实业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获利高达2.5亿港元。

1987年9月14日，大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之气势的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兴奋地宣布：其控制下的四家上市公司已经集资1O3亿元，并且动用其中的29亿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之股份，其余用于扩建第六、第七号码头，以及兴建四号码头货物分发中心。

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李嘉诚一改从前在香港所进行的长期策略性的收购活动，重新着眼自身结构与业务的整顿和进一步加重业务国际化的比重之有关政策。

首先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活动：1987年将港灯集团的非电力业务分拆成为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988年长江实业进一步将青州英坭私有化;1989年和记黄埔将属下的安达区大亚集团售予长江实业。

李嘉诚这一系列调整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等措施，不仅仅便于理顺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工和利润分配，而且也为今后新的投资创造条件。接下来，李嘉诚还通过加强对和记黄埔的货柜码头和电讯业务等方面的投资，促使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1986年，李嘉诚财团趁石油价格处于低潮时期，收购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控股权。其中李嘉诚家族占9%;和记黄埔和嘉宏国际各占互成权益的Union Faith占43%，共耗资3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进军北美能源业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欧洲能源市场。同年12月初，李嘉诚私人斥资港币1000万元，收购英国伦敦上市的克拉夫石油公司4，9%的股权。

1988年4月，李嘉诚联合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以及李嘉诚持有股份1O%的加拿大国际商业银行，在加拿大成立协和太平洋公司，获得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

1988年6月，李嘉诚将扩张的目标回首注目于腾飞之中的亚洲地区。

李嘉诚联合香港商界巨亨李兆基、邵逸夫、周文轩、曹文锦等，投标获得政局稳定、深具潜质的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的展览中心发展权。

1989年，李嘉诚统率和记黄埔成功收购英国 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成为和记黄埔通讯业务进军欧美市场的起点。

1990年6月，和记黄埔又以1.6亿港元收购美国通讯器材制造业AT&E集团的可换优先股。

李嘉诚流洒自如地挥舞着集资收购战的魔棒，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行动。

统率李氏王国内外并举、纵横驰骋的李嘉诚，为他呕心沥血的大半生所奠定的宏伟基业，在激动人心的全球大商战中进行着令人为之振奋的全面出击。

有这样一个人，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家里很穷，乳名叫“驴娃儿”，从小哪都没去过，10岁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每天要做的就是帮助父亲撒肥、锄地、浇水、养猪、放羊、割草、捡柴禾。虽然父亲一字不识，但他有一名贤明的母亲，母亲坚持让他上完了高小，但村里没有初中，母亲绞尽脑汁打算让驴娃儿的三姐领他来到北京的大姐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二姐的帮助下去香港读书。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且妒娃儿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做他的左右手，所以不愿放儿子走。但驴娃儿的母亲有更高的见识和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当年是1951年，空里太穷了，仅剩了一点粮食，母亲给驴娃儿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然后从未出过远门的驴娃儿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香港。

12岁的小驴娃儿到了香港，尽力克服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困难，读书也很刻苦，但他强烈思念在河南家乡的父母，母亲瞒着生活的艰辛和驴娃儿父亲患病的消息，来信劝慰驴娃儿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驴娃儿在刻苦攻读之下，1957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年19岁的他赴美国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美国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当年的驴娃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这个驴娃儿大名为崔琦，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1959年大跃进期间崔琦的父亲去世，母亲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之后9年，母亲依然独自忍受艰难，61岁高龄时还在茅草庵，都没有对儿说个“不”字，直至在艰难生活中寂寞离世。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去美国彩访了崔琦。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当时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当年的驴娃儿崔琦却说，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宁愿为父母抛弃现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也许父母就不会那么艰难……一席话，崔琦留下了热泪，杨澜和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影师也泪流满面。

孝心无价。崔琦甘为父母弃荣华，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也更加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