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故事（汇总20篇）

邹市明是奥运冠军，中国男子拳击队48公斤级拳击运动员。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中国“拳神”邹市明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我们与他的经纪人李胜谈到钱的问题。没有什么比出场费更能说明一个拳手的地位与价值，“如果国内其他拳击手的出场费在这里的话”，李胜指着自己身前办公桌的位置说，“那么邹市明的位置在这里”，他把手举到齐肩的位置，比刚才那个位置大概高1000px。“国际稍微大牌一点的拳手出场费是百万级别，邹市明还差一点，不过他也快到了”，这个位置，在他的示意里，大约和头顶差不多。“至于那些最顶尖、最顶级的”，他笑了起来，“那就高高高……高到天花板喽”。

李胜并不愿意透露邹市明现在的出场费，不过这个数字并不难查询到：70万美元。而那个“最顶级”的数字，则可以参考今年5月，两位次中重量级拳王的世纪大战——梅威瑟对战帕奎奥，梅威瑟出场费1.8亿美元，帕奎奥也在1亿美元以上。1.8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把C罗、梅西、老虎伍兹这三位的2014年全年收入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拳击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这个赚钱机器一旦转动起来，它之后的效率与疯狂，简直让我们瞠目结舌。而我们的顶级拳击手邹市明，距离天花板的距离是——1.8亿美金减去70万美金，仍然约等于1.8亿美金。

在1.8亿这座大山之前，似乎70万美金的成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就像在喜马拉雅山的8848米之前，泰山的1532米，大约可以称之为平地。然而拔地而起制造一座泰山也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这里面有个人天赋，也有时代因素。所谓时也运也。

这篇稿件将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最具天赋的中国拳手，他是如何被国家选择，成为这个项目上无可争辩的第一人。然而他又是如何为了国家这个使命，放弃了更多可能性——他原本极有希望成为千万美元先生，但在此刻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迢迢而不可及，甚至连百万，都仍需要继续努力。

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让我们从一场失败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这是邹市明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比赛，时间是今年3月7日，地点是澳门威尼斯人赌场里的金光综艺馆，对手是泰国拳击手阿泰·伦龙。如果这场比赛获胜，邹市明将获得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条金腰带——金腰带是拳击这个行业的至高荣誉，唯有金腰带获得者，才有资格获封拳王。

这是一场被迫不及待策划出来的比赛，整个行业都在等待邹市明取得成功，获得拳王称号，然后他将唤起中国人在拳击这项运动上的民族热情，拳击将在中国迎来暴风骤雨式的快速发展阶段，金钱就此滚滚而来，再然后，理所应当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WBA(世界拳击协会,国际四大拳击组织之一)为了让邹市明早日参加这场比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邹市明的世界排名。拳击的排名并不像足球网球这样的项目，有着明确的排名计算规则，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其他因素的考虑也被计算其中。而邹市明的排名提高，在专业人士眼里，显然属于暗箱操作，国内《拳击与格斗》的执行主编贾春天就毫不讳言，“他在职业拳击中显示的实际成绩并不突出，还给得这么高，是对现有职业拳击规则的一种破坏，是完全的例外。”

邹市明的美国TOPRANK推广公司为了这场比赛也是煞费苦心。这是邹市明参加的第七场职业比赛，仅仅通过六场比赛就能获得世界拳王挑战权，同样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因为邹市明的中国奥运冠军身份，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预期，他前进途中的所有红灯，都被手眼通天的推广公司清扫一空。

对手同样也是精挑细选。在四大拳击组织的拳王里，WBA、WBO双料拳王埃斯特拉达，WBC拳王冈萨雷斯难度更高。IBF拳王阿泰·伦龙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与邹市明一样，也是从业余比赛转到职业比赛，拥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在过去两人的三次交锋里，邹市明输了第一次，赢了后两次。为了说服阿泰·伦龙参加这场人人希望他输的比赛，组织者付出了高额的出场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最著名的拳台主持人Michael Buffer被请到了现场，再次证明了这场比赛组织者的不惜血本。Michael Buffer本人就是拳击比赛重要程度的最佳代表，过去几十年里，拳坛所有的重要、经典时刻，他都在场。随着他那句带着颤音的已经被注册成商标的“Lets get ready to rumble(让我们轰然向前)”，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在双方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中结束。第二回合，邹市明主动出击，用一套组合拳蹭倒了泰国人。然而优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三回合面对邹市明的进攻，伦龙使出泰拳中的招式，用手肘夹着脖子将他凌空摔倒在地。尽管裁判随即提出了警告，观众席上也一片嘘声，但邹市明明显被摔懵了，这一回合结束后，他径直走向了对方的休息区，经伦龙提醒才面无表情地闷头走回去。

情况急转直下。一直到12回合打完，邹市明再也没能夺回主动权。对方经验老道，精于躲闪，让他的拳头无处可落，甚至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给他以反击。观众席上，“邹市明，揍他!”“邹市明，加油!”的喊声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急，然后渐渐沉寂——眼看胜利无望，不少拳迷选择了提前退场。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宣布邹市明以111：117的点数不敌对手，冲击金腰带失败。

那些仅仅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而观看球赛的观众，难免对这个结果有所意见。不过在专业人士眼里，邹市明这场输得并不冤枉。无论是数据还是场面，泰国人都牢牢占据着优势。

关于这场失利的后果显而易见。他的赞助商之一安踏早已经为他提前准备好了“我的时代”纪念T恤，因为他的意外失利，这些T恤全部积压无法销售，或是捐赠或是销毁，提前买好的报纸宣传版面也都白费了心机。

邹市明并没有迎来他的时代。

梦圆与梦碎

这大约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开头，英雄在距离他人生最璀璨的皇冠前止步倒下，而他通往这个皇冠的道路，本就是在商业之手操纵下的速成之路，这让这个故事听上去并不是那么光彩。

然而邹市明的人生故事，原本可以不是这个讲述方法。

在关于这篇稿子的周边采访里，记者向接触到拳击这个行当所有从业人士们提出过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拳击”?答案五花八门，经纪人李胜认为拳击就像哲学，而另外一个现担任WBO裁判的前职业拳手陶振东，则认为拳击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一个拳手必须不断的自我突破。

不过，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二十年前刚刚接触拳击的邹市明，他一准儿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拳击在国内被认为是一项过于残忍的运动，因此被禁了28年。直到邓小平在北京第三次接见世界拳王阿里，一句“多来中国带带徒弟”才让禁令解冻。在总书记的规划中，这次解禁兼具体育和政治意义：在奥运会比赛中，拳击有十几个级别的比赛，这意味着，这项运动有十几块金牌和几十块奖牌的可能性。

这是1986年，这一年邹市明5岁，他的拳击天赋尚未被发掘，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县城里，他是一个那么不起眼的小男孩，不仅生得瘦小，还性格懦弱，甚至经常被女同学欺负。他的父亲是一名技术人员，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深信棍棒教育的成效。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其他男孩一样追逐打闹，最好只是安安静静地学习读书，将来做一个文化人出人头地。她的期望很快就落空了，邹市明除了体育成绩不错之外，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为此邹市明没少挨打。在课堂里实在坐不下去的邹市明央求父母送自己去体校——对于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来说，这个选择几乎有着某种放弃的意味。

在体校里，他接触到了拳击，几乎是立刻就迷上了，“转到体校以后，我就觉得任何动作我都领会得比我的同伴要快，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比他们快。”训练条件差也觉得不是问题，他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痴迷的热爱。

二十多年后，邹市明坐在腾讯娱乐的记者面前，仍然感激自己当年与拳击的相遇。“我小时候非常瘦小，差不多可以说是弱不禁风。性格也比较老实，做什么都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妈经常说我，你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长大以后怎样怎样。接触到拳击以后，这给了我很多自信和快感。”他又补充道：“我现在回忆，我都热血沸腾，如果没有这份执着和爱，我不会20年每天都做一件事，坚持到今天。”

别无所有，除了天赋。打拳的邹市明是另外一个人，体校和家之间是当地最热闹的马路，每天放学，他要么像燕子穿越丛林一样穿过人群，练习灵活的步伐和闪躲，要么坐在公交车里，把车窗上流动的影子视为假想敌，练习出拳的灵敏度。他不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挑衅对手，他果断坚毅，出拳迅猛，那个在小学教室里被女同学欺负的瘦小男生一去不返。

但光有天赋毫无意义——还得拥有被国家需要的价值，才可能得到发光的机会。1997年，他入选贵州省拳击队，1999年，他又被选入国家队——作为陪练。邹市明并没有接受自己陪练的身份，训练中他处处琢磨对手的特点，2000年全国拳击锦标赛预赛，邹市明一举击败由他陪练的种子选手，成为了国内48公斤级的“黑马”，也摆脱了陪练的命运。天赋成了使命，他逐渐成为了中国拳击冲击第一块奥运奖牌的希望所在。

身高1米64，体重48公斤。这个体重对于女性来说，都能算是维持得不错的身材。邹市明维持了这个体重很多很多年——拳击比赛的级别以体重区分，48公斤是奥运比赛的最轻级别，也是中国最容易取得突破的级别，于是邹市明被牢牢按死在这个体重上，和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一样，长期与自己成年男性的胃口以及体重秤做寸土不让的搏斗。

但别无选择。2004雅典奥运会上，邹市明得到了一枚铜牌。与此同时，他的天赋也被职业拳坛所看到，曾一手打造阿里、福尔曼、泰森、霍利菲尔德等世界顶级拳王的美国拳击最知名推广人唐·金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递到他面前，他看上了邹市明敏捷的出拳，“只要你签个字，我带你进职业拳坛，这100万就是你的了。”

哪个拳手能不向往职业拳坛呢?就像哪个演员能抵挡得住库布里克这样导演的召唤?哪个裁缝不想登上巴黎时装周?那是理想所在、激情所在，也是财富所在。但邹市明没签。他很清楚，必须用奥运金牌才能为自己从这个体制“赎身”，铜牌什么也不是。那年他23岁，他把所有赌注，都推到了下一个四年上。

从雅典回国后，邹市明和教练张传良双双将手机尾号换成了2008，包括他的车牌号。他披着金色的披风拍照，躺在金色的床单上入睡，还把金牌的照片下载到手机里，不时看一眼。

2008年8月24日，那个奥运金牌梦实现了，邹市明在领奖台上“哭得一塌糊涂”。

几天后，邹市明再次哭了。

在国家拳击队场前所未有的豪华庆功宴上，邹市明脖子上挂着中国的第一枚拳击奥运金牌，笑容满面地接受在场所有人的祝贺和敬酒，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准备好的致辞：“谢谢领导对我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我做到了，从今以后我可以放心地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了。”

但这番话胎死腹中。领导赶在他前面开了口：“市明呀，我们不能只在家门口拿一个冠军，要是下一届丢了就是昙花一现，我希望你再坚持一下——市明呀，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我们是中国的党员呀，我们还是党员。”酒杯送到面前，他来不及反应，条件反射地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偷偷别过脸去，“心情就完全没有了”。

梦圆与梦碎，就隔了几天的时间而已。

失败的习惯

那个时候，唐·金仍然在等他。从他23岁到27岁，虽然唐·金不无遗憾的认为，邹市明已经错过了一个职业拳手的黄金年龄，但仍然有一搏之力，未来仍然有机会摘取金腰带。

但……但，再一个四年?

差不多也是在那几天，隔壁的国家网球队，李娜向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给自由就走人。她在“出走”两年后被劝说归队，并在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单打第四名，这是当时中国网球在奥运会女单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为了避免顶级球员的流失，抑或帮助她们挖掘自身潜力(就像后来被证明的那样)，孙晋芳推出了石破天惊的“单飞”政策，允许李娜和其他三名球员在仍需为国家队和省队效力的情况下，自己找教练，并制定训练和比赛计划。尽管她们需要自行承担出行、训练和教练的费用，但仅需上缴个人收入的8%到12%，而非之前的65%。这被视为李娜挑战举国体制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邹市明从来都不是一个叛逆者。这个小时候就被女孩子欺负的拳击运动员，在拳击台之外的世界，性格都相当内敛与温和。作为贵州迄今为止唯一的奥运冠军，他沉默咽下了这个“再打四年”的指令，“我反过来一想，算是拳击改变了你的命运，国家给你这么多年的支持，才能有今天这样的舞台，所以说我再坚持一届，一届，四年。”但这个指令仍然让他郁郁寡欢，在其后的两年里没有参加任何世界大赛，只打了一届全运会和一届亚运会。他用这种沉默隐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甘。最终还是恩师张传良说服了他。“他说，如果你实在练得不开心，那就算了，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把你的技术打造得这么细致、这么刁钻，你突然不练了，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邹市明承认自己吃软不吃硬，“被需要”这一点打动了他。“我一咬牙，不就两年吗?第二天我就去跟领导说，我要做三件事：结婚，生孩子，拿金牌。然后我就结婚，生孩子，拿金牌。”两年后，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伦敦看到邹市明拿下了奥运金牌，“我觉得还蛮圆满的”。

那四年过得是如此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被全面监督着为下一块金牌奉献出全部，“我都31岁了，门口给装了个监视器，每天看我去哪儿了，10点钟回房没有。真的，这就是个牢啊。”在奥运会决赛的前一天，李胜去探班邹市明，他向记者回忆，“市明一看见我又开始说奥运完了要转职业，我说，你先把明天的金牌拿下来再说。”伦敦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现场见证了爸爸第二次成为奥运冠军。

从伦敦回来，邹市明立刻打了一份退役报告，想了想，又打了一份辞职报告——当时他还兼任贵州体工大队副队长的职务，如果不出意外，十年后也许会成为某地方体育局的局长，大部分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偶尔下基层视察项目。这些对于一个想要保持安逸又体面的生活的人来说相当重要，但对于一个从小搬着小板凳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梦想着拳王金腰带的拳手来说，根本什么也不是。“这是我的生活吗?这是我的工作吗?”邹市明不敢想象。他很清楚一个奥运冠军下面拉着多长的利益链，但他不想再这么活了。恰如在记不清哪一次庆功宴上，他抄起脖子上的金牌看了一眼，发现绶带上都起了毛球，往旁边一瞄，另一位奥运冠军的金牌带子已经从鲜红变成了绛红，他顿时觉得不能忍受：“揣个金牌到处骗吃骗喝，这种生活太没有意思了。”

半年后，邹市明和妻子冉莹颖一人一个行李箱，奔向拉斯维加斯。2013年4月7日，他击败了墨西哥选手瓦雷祖拉，职业首战获胜。这一年他32岁，创下了奥运拳手转职业的最大年龄纪录——阿里18岁成为奥运金牌获得者，同年角逐职业拳击;霍利菲尔德22岁拼得奥运铜牌，同年签了职业拳击合同;德拉霍亚19岁荣膺奥运冠军，同年迫不及待地踏入职业赛场。

推广公司知道该怎么说话才能引起中国这个并不热爱拳击的市场的关注，所以教练罗奇会说，“邹市明职业初期好于帕奎奥，我认为邹市明会成为下一个帕奎奥”，很巧，帕奎奥也是罗奇的弟子之一。有必要介绍一下帕奎奥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贫困家庭，少年的时候开始在马尼拉凭借打黑拳来养家糊口，在这个伤亡无数的地下世界里，帕奎奥活了下来，并且被美国经纪人发现，带到了美国，然后就是火箭般的崛起。他从最次轻量级(49公斤级)打到次中量级(69公斤级)，一共获得过8个级别的金腰带，创下了拳坛记录——拳击的含金量和体重成正比，体重越大，就意味着出拳更加有力，比赛更好看，选手也就更有商业价值。

罗奇的这句“好于帕奎奥”在中国媒体上被频繁转载，人们似乎真的开始认真期待起另外一个亚洲拳王的冉冉升起。不过，读者并没有同时获知，帕奎奥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的时候，才刚满16岁，20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人生第一条拳王金腰带。

年龄不是桎梏邹市明未来发展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习惯。有人把邹市明在职业拳坛上取得成绩的意义，等同于姚明在NBA，李娜在四大网球公开赛，或者丁俊晖在台球一样——这样的对比看上去相当合理，然而实际上则远远低估了邹市明的难度——无论是NBA还是CBA，奥运会网球比赛还是四大公开赛，篮球和网球的比赛有着一致的规则，胜负也有着统一的标准。姚明不会到了NBA之后，自己过去的经验完全被推翻，曾经被认为是杀手锏的技术动作变成了错误的坏习惯。但从奥运拳击到职业拳击，区别就是这么大，几乎是从“画圆形”变成了“画方形”。

对于一个拳击爱好者来说，奥运拳击几乎全无观赏性——比赛规则充分保护拳手，身上防护齐全，击中便可以算做得分，不用考虑有效重击和对手受伤害情况，只打三个回合而职业拳击最多可达十二回合。采访中，前职业拳手陶振东轻蔑地对记者说，“看奥运拳击还不如去看击剑比赛，不就是为了看谁的点快吗?”

在长达13年的奥运拳击手训练中，邹市明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习惯。这套习惯为奥运而生，由他的恩师张传良结合中国武术而设计，但对于职业拳击来说，这套习惯几乎是处处破绽。比如防守中，邹市明习惯于放低手架，以获得更为灵活的转身和步伐，但同时这也让他的头部更多地暴露给对手。同样出于得分的目的，他习惯于击打高位，对对手腹部、肋部的击打以及勾拳的使用频率非常低，防守架位也很高，这样的打法既没有杀伤力也影响身体的旋转，同样，不容于职业拳坛。

也许邹市明的确是一个天赋高到可以射下太阳的运动员，但他已经对着自家后院的那棵柿子树练习了13年的瞄准拉弓射箭，然后再来试图射日，这真是太困难了。

而他的确怀抱着那么强烈的射日梦想。过去、现在、未来，都是。

制造速成拳王

从体校接触这项运动开始算起，邹市明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在拳击上感觉挫败过。

转战职业刚开始的感觉还不错——那种整个世界都在加紧制造一个中国拳王的氛围，让当事人自我感觉甚为良好。2013年2月，乘坐TOPRANK公司安排的私人飞机和加长林肯，邹市明在“超土豪”的阵仗下抵达拉斯维加斯。“你想想，拉斯维加斯啊，整个城市都是灯火通明，晚上比白天还漂亮，我们飞得又低，哎呀。”邹市明眼角上扬，沉浸在回忆中，“觉得这就是梦想的地方”。在妻子冉莹颖的叙述中，这种幸福感还要更强烈一点，“从窗户往外看，那个星星就在你旁边，那么大一颗，好像伸手就可以抓住。”

未来的教练罗奇在酒店门口等他。罗奇是WBC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培养过多达 27 位世界冠军，好莱坞巨星米基·洛克和篮球明星大鲨鱼奥尼尔，想学拳击的时候也是拜入他的门下。这位神奇教练，是邹市明的公司为他尽快登基所开的支票之一。

两年后，罗奇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个中国弟子，“当我第一次接触邹市明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进步非常快，在与布赖恩·维拉利亚这样出色的选手对抗中，居然也可以压制、甚至主宰比赛，我甚至认为他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得冠军头衔。”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比赛，“所有业余拳击的东西、所有我想从他身上剥离舍弃的东西，全都回来了。不只是一半，而是这一切都回来。”

2013年10月，邹市明随帕奎奥前往菲律宾进了一次训练营，而他与教练的关系也到了紧绷阶段。“虽然翻译没译出来，但我能从他的表情、语气和手势感受到他的愤怒。”罗奇甚至对邹市明说过“go home”，妻子冉莹颖回顾，“这可不是让他回房间休息，而是让市明回中国算了”。经纪人李胜也记得，当他去菲律宾看望邹市明的时候，两人长谈到深夜，邹市明情绪低落到差点哭出来。

“邹市明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也训练过很多业余拳手，但是他们都没有像邹市明这样打过3届奥运会，所以他的很多习惯确实很难改变，不过从第一场职业比赛开始，他到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最柔软的时候，罗奇会这么说。最激烈的时候，罗奇会对邹市明说“fuck”，在邹市明的第六场职业赛里，因为邹市明无法贯彻教练要求他尽快KO对手的要求，老教练爆了粗口，这一幕被摄像机拍下。

连过去的吃饭习惯都不对——在国家队的时候，每餐饭只允许吃到半饱的邹市明可没有想过，这样的饮食习惯会成为他转成职业选手后的遗毒。如今他被要求补充营养，狂上强度，而他却咽不下蛋白粉，胃打不开，这导致了营养跟不上去，肌肉练不出来。至于像帕奎奥那样升重升级别?怎么可能。

邹市明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为了改动作，他在房间挂了一个弹力球，“半夜睡着，一想到动作，马上爬起来做”。这样的训练强度加上推广公司为他精挑细选的对手，他以火箭速度冲刺到金腰带挑战赛——梅威瑟成为职业拳手的时候才19岁，推广公司为他安排了18场比赛，经过充分的锤炼后，才让他走到金腰带挑战赛的位置。

但谁都知道邹市明时间不多了。TOPRANK的老板阿鲁姆一方面欣喜于邹市明在中国掀起的拳击热潮，“邹的比赛在中国有3亿观众，超过了超级碗在美国的观众三倍，围绕着一个民族英雄来推出一个项目，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深知时不我待，“我会请求邹再打几年，不过我猜肯定打不到20场比赛。”

所以一切不得不以速成的方式展开。

但速成或许可以造就一个拳击话题明星，却难以造就一个真正的金腰带拳王。

在邹市明输掉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场金腰带挑战赛之后，国内媒体出现了尴尬的沉默，但在国外，人们不留情面得多。著名拳击专栏作家托马斯·豪泽尔在《太阳报》的专栏里，标题简单直接地写道“邹市明被高估了”。

罗奇说，“我们没有对他的这种打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的比赛计划被强奸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体育馆，使邹市明变成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

但邹市明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他下一次挑战该级别世界冠军将是什么时间?对手是伦龙还是其他三大拳击组织的拳王?……要不，降级别试试?

邹市明甚至并没有回到体育馆——他来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几个月的时间内，五对父子辗转陕西、云南、新疆乃至澳大利亚的八个村庄，完成节目组设置的层层生存任务，并通过电视屏幕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他做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再打比赛，8个月过去了。

年轻的时候邹市明周末不用训练，在宿舍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幻想，如何给自己拿了金腰带之后设计一系列的庆祝动作，要酷，要炫，要帅气，要个性。

现在他说自己已经不太想了，“越靠近的时候，就觉得越难，可能是需要实现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邹市明并不承认，但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对于职业陷入困境的他来说是一种逃遁，然而这样的逃遁终有期限。节目中有一期，他与妻子冉莹颖都画了老妆，两个人执手相看泪眼的时候，邹市明再次提到了拳击，“也许我们多年以后，都老成这样，但我们也别忘了现在的追求，拳击也许是我的追求，我希望我的人生再去为它搏一次，我答应你，就一次。”

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

最壮丽与最残忍的运动

拳击的魅力到底何在呢?对于生活在中国这块拳击贫瘠土壤上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容易理解。但在欧美，这项运动的名人粉丝可真不少，福克纳与海明威一生都互相看不顺眼，然而他们都热爱拳击。诺曼·梅勒觉得这项运动里有一种文字所不能描绘的壮阔，他曾写道，“我一生中看到过很多壮景，而当一名拳击手挨到重拳却岿然不倒，溅起的汗珠和血滴瀑布水雾般从天而降，我彻底被这项勇敢的运动征服了，我现场见证了最壮丽的场面。”

不过这血色诗意，可能恰好是中国人难以接受它的原因之一。李胜总结，中国体育界长久以来有一个“隔网”的概念，隔着网的、不与人直接冲突的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总能出奇制胜，“刘翔100米跑不过别人，放两个跨栏在中间，拼技术，就赢了”，主要靠“斗心眼儿”的业余拳击也是如此——“孔夫子的性格决定了我们血液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DNA就是避免冲突”。职业拳击则不是，要的就是硬碰硬，180到200公斤的重拳打在人身上(健康男子一般情况下的出拳力量是40公斤，李小龙生前接受过测试，快速出拳的作用力是181公斤)，瞬间肿胀、出血、倒地，乃至再也爬不起来，扔出一条代表投降的白毛巾，胜者则高举双臂，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

而一个拳击手，要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用脑部去接受180公斤重拳的击打。每一次击打都可能会在45岁以后跳出来报复这具肉体：邹市明的偶像阿里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教练罗奇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亲戚，一名爱好拳击的体育老师，也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

始终无法爱上拳击这项运动的冉莹颖，一直活在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里。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她留下了脐带血，说万一邹市明将来帕金森了可以用。“哎，你说她想这个干嘛”，在曾经的采访中，他叹着气对记者说。

如果不是怀着巨大的热爱，这项运动很难坚持到底。然而在中国，哪怕是有着十二分的热爱，愿意为此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坚持这项运动仍然是太困难了。

“中国的职业拳击是脱节的，只有几个最顶级的选手，下面就没了”，李胜说。现在他和他的公司正在做一项叫做“拳力联盟”的职业比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很多好的拳击苗子有比赛可打，把这个体育项目做起来。”

“你是怀着责任感在做这件事吗?”记者问。

他一愣：“不，这是生意。”

但对于李胜来说是生意的事情，对邹市明而言，却是使命所在。他见过太多师兄、师弟、同辈迫于无奈放弃拳击，文化成绩好的考上公务员去做特警，更多人分散在超市、酒店、停车场做保安，挣着微薄的薪水。曾经的同行现在已经变成了两种人，“一种是羡慕我吧，自尊心强，不好意思。他们有做苦力的，有做打手身体冒险的，有灰色收入的，没什么尊严。练了这么多年，没打出来，只有卖一身力气。还有一种，会找我借点钱啊，请我去他们那边单位走一走，看几眼啊，那样他们就能在单位里抬起头来，少被欺负，有点地位。”邹市明告诉记者。

就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前一个月，他的一个师弟被人杀死了。师弟也是贵州人，退役后摆了一个路边摊卖凉粉，结果在夜晚的一场街头斗殴中丧生。

冉莹颖是趁邹市明不在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她说，在他面前“不能提”。“这个事发生以后，他跟我说，我能够实现什么?这个拳台上之前是没有中国人的，那我就代表我们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拿一个金腰带，让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人刮目相看。还要推广拳击文化，做一个连锁的拳击馆，让这帮师兄师弟们有饭吃，不用去看场子、当保镖、拿灰色收入，要让他们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过日子。”

“他转职业拳手之后，让很多人看到了一条路，这个市场开放了嘛，原来很多想放弃的或者已经退役了的选手，都回来打职业比赛了。”牛忠杰对腾讯娱乐记者说。

2006年，17岁的牛忠杰进入贵州省拳击队，在贵阳清镇市与国家队一起训练，偶尔能看到从训练馆走出来的邹市明。“那时候他已经拿到奥运铜牌和世锦赛亚军了，都是第一块啊，我们小孩子只有膜拜的份，一直膜拜到他拿了两块金牌。”

牛忠杰的业余拳击生涯算不上辉煌，只打过一些市级、省级比赛。体制内比赛选拔严苛，每省每个级别只能报一个人，换句话说，只有省队的第一名才有资格参加全运会，有机会拿奖牌、奖金、荣誉，其他人永无出头之日。

2013年再次落选全运会后，牛忠杰走了一条折中之路：他一边保留着队内身份，一边在上海帮朋友经营拳馆，打算“从拳台一线转向幕后推广”。直到“拳力联盟”在上海举办，他跑去看了两场比赛，感觉“这个市场好像起来了”，于是又回到了拳台，目前已经在“拳力联盟”超轻量级选手中排名第一，并且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正式采访。

被问及“接受采访的感觉如何”，牛忠杰笑了：“感觉挺好的。以前没有人关注我嘛，现在有机会出来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回忆，蛮好的。”他今年26岁。

非常艰难的，但仍然有一些人发芽了。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邹市明有关——无论是受他的奥运拳击生涯影响，还是受职业拳击生涯影响。

这是一个热爱牺牲故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重视意义的民族。记者将邹市明的故事说给身边很多人听，问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如何，答案基本可以分成这几类，“我不了解拳击，但我尊重邹市明在奥运会上给中国带来的荣誉”;“职业拳击在中国哪有什么人看，还是奥运金牌的意义大”;“我坚定的认为，如果不是邹市明获得了两次奥运金牌，那他现在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吗?那些所有的，理想、努力、牺牲、挫败?

邹市明可能没有想过这些。比起金腰带，如今他对自己职业生涯更大的期待是：安全落地。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你，没有跟你打招呼，不是我不尊重你，是我看不见你了。”

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

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

（宽容是做人的美德）

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忍再忍廉颇的寻衅羞辱，他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大境界，终使廉颇幡然醒悟，从而给世人留下“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三国时期，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称之为“如鱼得水”，而关、张兄弟却未然。在曹兵突然来犯时，兄弟俩便“鱼”呀“水”呀地对诸葛亮冷嘲热讽，诸葛亮胸怀全局，毫不在意，仍然重用他们。结果新野一战大获全胜，使关、张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诸葛亮当初跟他们一般见识，争论纠缠，势必造成将帅不和，人心分离，哪能有新野一战和以后更多的胜利呢？

刘秀大败王郎，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奉承王郎、侮骂刘秀甚至谋划诛杀刘秀的信件。可刘秀对此视而不见，不顾众臣反对，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帝业。这把火，烧毁了嫌隙，也铸炼了坚固的事业之基。

唐朝谏议大夫魏征，常常犯颜苦谏，屡逆龙鳞，可唐太宗站得高，以宽容为怀，把魏征看作是照见自己得失的“镜子”，终于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

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神舟十号：

你好，当我看到你成功着陆后，我的心情为你感到自豪。

因为你肩负着中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的重大任务，代表着中国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太空梦。中国神舟航天计划的第十艘飞船“神舟十号”将于6月11日发射升空。任务将是对“神九”载人交会对接技术的“拾遗补缺”。飞船将于2013年6月中旬搭载三位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飞向太空。

神十将首次开展面向青少年的太空科学讲座科普教育活动，这将是此次任务的一大亮点。专家介绍，科普教育是航天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利用载人航天这个平台向中小学生揭示太空微重力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和规律，能够激发青少年对科学探索的热情，也可以为未来充分利用空间站资源进行科普活动积累经验。实际上，这也是世界各国太空活动的重要内容。此外，看似简单的太空授课需要天地通信链路的支持，也对3名航天员之间的协同配合提出了挑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无论是从嫦娥、神舟系列的的发射，还是北斗卫星的组网等等，都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和自豪，所以神十的发射，我觉得是充满了自信的，这样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自己想做，并且认真地去做了，就绝对会成功的。这就在另一个方面对我们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现实社会中你努力了认真去做了付出了就会得到回报的，虽然这个回报可能和你自己预期的实际目标会有很大的出入，也或许即使你自己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

“神十”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它承载了中国着手发射空间站的关键任务。2011年9月29日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其实就是一个空间站雏形，其主要使命在于检测“神十”和定于今年稍后发射的“神十”系列飞船能否与其对接，以及航天员是否能短暂管理空间站。现在，“神十”已经完成了自动对接任务，只要预计在6月24日由航天员完成的手动对接任务也成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不同航天器之间对接的关键技术，并将朝向建设中国自身的空间站跨出一大步。

人们会以美国的成功例子说明，中国的航天技术只要能够成功转为民用，它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换言之，只要中国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是为了科技的发展，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称霸太空，其巨额投资应能获得更巨额的回报。

可是我想说的是：进军太空固然是长久之计，眼光是长远的

，但现在中国还有一亿的贫困人口，这正常吗?这问题要怎么协调是值得深思的，会不会太快了?看看那些农民看到神十升天时是什么心情，无非是看一下热闹，下次聊天拉下刘洋上天的家常，如果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那种心情肯定是不能比的。

神舟十号，虽然你的这次飞行计划已经结束了，不过，你带给我国航天史的影响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祝你们凯旋归来!

“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疫情，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困难，挺身而出是我的责任。”清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张春营坚定地说。连日来，清河县人民医院198人响应号召，主动请战。在他们的“请战”申请中，总少不了“我是党员”这一坚定理由。有着近20年党龄的张春营更是身先士卒，舍弃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投入到发热门诊的忙碌工作中。

2020年的春节，似乎注定就是那样的不平凡。不走亲，不聚会，不来往……这别样的节日气氛中，我们经历的其实太多。在这太多的故事、人物中，总有太多的感动，让人情不自禁地忆起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感慨：“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防控工作越来越艰巨，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是党员，我先上”依然是最响亮的口号，最豪迈的誓言。

为什么该是“我先上”，因为“我是党员”，这个因果关系显现出的是党员的本色。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的困难就是试金石。面对无情的“疫情”，从个人而言，谁都希望避而远之，但是，为了群众的平安，为了祖国的明天，党员干部们就应当冲锋在前，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给群众作出表率。就像新闻中讲的，全村30名党员喊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口号，村内126名群众被党员的奉献精神所感染，主动加入队伍，分别投入到志愿服务岗位。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前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党员干部，更随时都会面临千难万险。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是有了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才能取得前行路上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管是个人的人生之路，还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之路，都需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是党员，我先上”就是人生的高境界。

高尔基说：“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的享受，的喜悦。这是真理，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它会给你们无限的幸福。”是呀，这些主动“请战”的党员干部，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也许会付出许多意料之外的代价，甚至有被病毒感染的可能，但他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每天和数字赛跑、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这是另一场“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其中的无限幸福，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心中有他人的勇士，才能体会得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还困难重重，但是，有广大党员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请战承诺，有一线的科技、医务“勇士”们的不懈奋斗，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必将迎来“柳暗花明”。“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情怀，更是担当，唯有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和人民的人，在困难、危险面前才会说得出并做得到。同志们，行动吧!让“我是党员，我先上”蓄起“冲锋陷阵”的强大动力，伴随这飘扬的党旗奏响胜利的凯歌!

从前，有个叫秦半贯的秀才，读书不求甚解，识字只认半边，写文章狗屁不通，读了几年补习，乡试屡考不中。他一贯不务正业，靠吹牛皮拍马，也算在乡里混得不错。而每见同乡学子应试归来，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衣锦还乡，却不免有时乖运蹇，怀才不遇之感。碰巧这年县府里发榜招聘官员，新任县官求才若渴，亲自坐堂招贤。

轮到秦半贯上场，县官叫侍从带上。秦半贯上得堂前，磕头三下道：“不才半贯叩见父母恩官!小人愿爬到大人脚下，舔高足踩过的芳泥!”县官见其奴性十足，心头十分不悦，但还是想考考他的真才实学：“本官出题考你，好歹定夺。题目是《读书之人何以修身》。”秦半贯四书五经读不通，修身不晓得在哪本经，他抓耳挠腮，急得心直跳，汗直流，结结巴巴地说：“大人，修者长也，身者身体也。要身体修长就要当官，要当官就要有诀窍，上要有背景，中间有靠山，下有垫脚之人……”县官听罢，勃然大怒：“大马屁精，胡言乱语，到底做不做得出!”秦半贯慌忙答道：“大人，此题实在太难，一时做不出来，求再出一道，若写不出，情愿领罪!”县官忍俊道：“好吧，本官饶你一次，再出一个……”说话间，忽放一屁，半贯闻之大喜，马上以《放屁》为题，即兴高声朗诵：“伏惟大宗师高耸金臀，洪宣宝屁，远听依稀乎丝竹之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近听轰轰然金钟齐鸣，山鸣谷应，振聋发聩。仿佛春花之瑞气，兰麝之飘香，小人立于下风，不觉陶然而醉……”县官听罢，哈哈大笑。

秦半贯以为县官看中他的文章，正高兴间，忽听得县官正色道：“好个半贯秀才!正经文章不会做，放屁的文章偏做得好!本县封你一个看粪官!”说罢忙唤左右，将秦半贯押在衙门东街万人粪坑边，让他每天领略些“春花兰麝之香气”。

自称总扮演“收拾残局”角色的叶剑英，多次为周恩来、胡耀邦、习仲勋等人挺身而出，在诸多历史节点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他的50多位后人中，有从政位至副国级，也有从商、从艺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叶剑英的做出的贡献，欢迎查阅，谢谢。

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86年10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叶剑英诞生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当时革命潮流疾风骤雨般地不断发展着。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中国革命的关健时刻，面对危难，叶剑英忠贞不惑，洞察局势，无私无畏，机智果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剑英早年就在革命阵营的领导机构中工作，充分发挥了一个革命活动家的重要作用。1922年陈炯明政变，孙中山广州蒙难，他率部同叛军英勇作战，力保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汪精卫阴谋消灭贺龙、叶挺部队的密息，火速通知贺、叶等同志，使他们及时率部脱离九江，开往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随后，他又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主义，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紧要关头，他坚决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电令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能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xx集团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峻时刻，他又挺身而出，同中央政治局一起，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再次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疾风知劲草，极荡识诚臣。”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誉叶剑英，确实十分恰当。

叶剑英是我军有名的“儒将”，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在政治上、军事上以至文学上造诣都很深。而他的晚年，特别是年逾古稀之后，更是波澜壮阔，瑰丽辉煌。他在《八十书怀》中曾写了“老夫喜作黄昏颂，满日青山夕照明”。81岁时，又在题诗中写道：“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些气度非凡的诗句，如今已成为广为流传的格言。

一、莫言自述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现代名人小故事大全精选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王兰兰，女，50岁，昆明爱心食堂创办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幸福家园小区“爱心食堂”负责人。

十年前，王兰兰女儿因病去世，她一度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但发现女儿“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的遗愿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从此她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王兰兰下岗后靠政府低保补助和打零工为生，但她相信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事。

2012年，王兰兰发现身边小区内有很多独居老人，吃饭是一大难题，有了开办爱心食堂的想法。爱心食堂每天向老人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3元，有的老人连这个价格也承受不了，他们就免费。

三年来，爱心食堂为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提供中餐和晚餐，每餐有一荤两素一汤，每餐收3元钱，按当地物价，实际每餐成本5.5元，差额部分均来源于社会资助。2015年，爱心食堂运转困难，这个小区的8位大姐也加入到爱心食堂的义工队伍，她们没有工资，和王兰兰一起免费为老人们做饭、洗衣、陪护。周边学校、部分公益组织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前来食堂帮忙，为食堂义工减轻部分工作负担。

4月15日在达拉斯训练的周琦宣布参加2016年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选秀，他说：“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一直我的一个梦想，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是想去尝试一下，在这个更高的平台上去展示自己，更高的平台，对于自己也是一种挑战，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获得更多的锻炼。”

周琦的训练一般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每个时段各为两个小时左右。通常情况下半天是在训练师的陪同下去篮球馆做有球训练，半天是来到这个训练中心做器械和力量训练。从三月下旬来到这里，到现在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周琦的进步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他在篮下的动作速率和投篮出手的速度都有了不小的提升。而过去习惯用颠投方式投篮的周琦，如今在三分线以外都已经完全改成了跳投。同时周琦的身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当记者问他体重增长了多少的时候，周琦则开玩笑地反问了一句：“你看看有没有增长?”

周琦的经纪团队专门为他聘请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训练师，而他对于训练周琦也有着自己的规划，“你能够看出他有非常出色的天赋，他身高臂长、脚下的移动速度很快，并且有出色的手感，”训练师说道，“我需要让他能够应付更高强度的对抗，并且不断加快他的动作速率，只有这样他在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级别的对抗强度当中才能更加自如。”

“这段时间的特训，对于我未来参加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选秀，应该说是帮助很大的，”周琦说道，“它帮助我变得更加强壮，而且通过训练让自己的技术得到提高，信心方面也会相应得到一些进步。”

训练的闲暇时间，周琦抽空去小牛队的主场美航中心观看了一场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季后赛。站在小牛对面的雷霆，在那个夜晚没有给主队任何的面子，雷霆双少韦斯特布鲁克和杜兰特得分都达到了三十分，砍瓜切菜一般就将小牛轻松击溃。

砰砰作响的肌肉碰撞，电光火石般的速度，蝴蝶穿花似的闪转腾挪……这一切周琦都看在眼里，对于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这个平日里只能在电视屏幕里看到的顶级联赛，周琦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肯定是代表着世界篮球的顶级水准，速度更快，比赛的强度更强。”而当记者问周琦，他觉得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时候，周琦则笑着回应了一句：“更高、更快、更强……这个形容很贴切!”

在周琦看来，今年参加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选秀，对自己来说更多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动力，“这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一种激励，”周琦说，“这能够让我更大限度地提升自己，而且我是一名中国球员，所以也更加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为国争光，打出更好的表现。”

5月6日，NB中国男篮“大魔王”周琦的故事官网消息公布联合试训球员名单，周琦是名单中唯一的海外球员。文/韩永茂

有一条毒蛇因咬死了人，被陰曹地府的官吏抓到，送到判官那里。判官指着毒蛇喝道：“你伤害了一条人命，依照法律该判你重刑！”那条蛇向前爬了几步，申诉道：“判官，我知道我的确有罪，但是我也有过功劳，我的功劳足以赎我的罪过呀！”

判官问道：“你一条毒蛇，有什么功劳？”

蛇指指自己的身体说：“我身上有蛇黄，蛇黄可以治病，我的蛇黄已治活了好几个人，你看我不是功大于过么？你不应判我重刑。”

判官四处查访核实，证明蛇所说的是真话，便对蛇从轻发落了。

一年后，地府官吏又抓捕一头牛来审判。判官问过抓牛的原因后，斥责牛说：“你依仗个子大，用犄角触死了人，应该将你处死！”

牛连忙请求说：“判官，我身上有牛黄，牛黄可是宝啊，它能治病，曾经治活了好几个人，我的功劳难道不能抵偿一些罪过吗？你不能判我死刑啊！”

判官经过调查了解，证明牛所说情况属实，于是牛也得到了轻罚。

又过了一年多。一天，地狱官带上一个人来，对判官说：“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杀过人，可是在人世间他侥幸免死，现在也应该偿命了。”

那人一听，吓得直发抖，他连声说道：“判官，我的身上也有‘黄’啊！”“什么？他的身上也有黄？”几个地狱官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这一下，激怒了陰曹地府大小官员，判官大怒，指着这个人责问道：“蛇黄、牛黄都可以入药，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你是个人，哪有什么黄呢？”

于是判官命左右官员交 替着仔细查问，那个人狼狈极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实不相瞒，我身上没别的黄，只是羞愧惶恐而已。”

那个人企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假称自己像蛇、牛一样也有“黄”，可是假的毕竟是假的，他的欺骗、狡辩还是掩饰不了事实，在认真仔细的盘查之下，他也终究难混过关。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导语：《神笔马良》是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名著，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瑰宝。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神话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从前，有个叫马良的穷孩子，他天生聪敏，从小喜欢画画。可是由于家里穷困潦倒，他连买一支笔的钱也没有 他到山上打柴时，就折一根树枝在山坡上画;到河边割草时，就用草根蘸着河水在河边画;回到家里，就拿一块木炭在院子里画。

马良坚持不懈地画画，从没有间断过一天。但他常常想，如果自己能有一支画笔那该有多好呀 一个晚上，马良恍惚中感到窑洞里亮起了一阵五彩的光芒，这时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人，老人送给他一支金光灿灿的神笔。马良高兴地惊醒过来，原来是个梦!可他看看自己的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自己手里确实有一枝笔。他马上用笔画了一只鸟，鸟竟活了过来，展开翅膀飞了起来，他又画了一条鱼，鱼也活了起来，活蹦乱跳。马良有了这支神笔，天天替村子里穷苦善良的人家画画，谁家缺什么，马良就给他们画什么。

邻村的一个贪婪、为富不仁的大财主听说这件事以后，马上派人将马良抓了过去，逼他为自己画画。无论财主如何哄他、吓他，他就是不肯画。财主把他关到了马厩里，不给他饭吃。傍晚下起了鹅毛大雪。财主见马厩的门缝里透出红色的亮光，还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就向门里看，马良在里面烧起了一个大火炉，边烤着火，边吃着热烘烘的饼子。这火炉和饼子都是马良用神笔画出来的。财主顿时怒火中烧，打算把马良杀死，夺下他的神笔。这时马良攀上一架梯子，翻墙走了。财主急忙攀上梯子去追，刚爬了两步，就摔了下来。原来，这梯子也是马良用神笔画的。财主还没爬起来，马良已骑着一匹用神笔画的骏马飞奔而去。

中国故事，根系于我们绵延的历史，又在我们生机勃勃的当代实践中闪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围绕“中国故事”主题，可从不同侧面讲述中国各领域发生的丰富鲜活的动人故事，传递正能量，描绘中国梦——

◎“中国奇迹”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中国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奋斗故事，中国人的奋斗历史就是中国发展的写照，是中国人勤劳、勇敢、奋进、好学的缩影。

◎每一位中国百姓的故事里都能映照出当代中国前进的步履，以细腻的笔触捕捉、记录它们，就是在为今天的中国立言、立行。

◎讲好中国故事，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而应成为中国故事的积极创造者。中国故事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中国故事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

总之，讲述中国故事，既可写“高大上”的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城市的、乡村的等宏阔主题，也可关注“细小实”的个体视角，讲述普通人对家国梦的追求故事，展示了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讲述中国故事，既可讲大故事、也可讲小故事，既可讲老故事、也可讲新故事，既可讲事物、也可讲人物……

1.渔民老周的“年味”鱼干

周金玉快60了，21岁起，就在鱼场工作。1993年，周金玉承包了鱼种场，到走了改革开放的潮头。如今他的毛林风鱼干已经成为双浦家喻户晓的品牌。

2.零下28度的坚守：一名环卫工的故事

今年58岁的刘宝生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环卫处的一名环卫工人。他一天在室外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每天走路近25公里，没有节假日更没有周末，这样的生活刘宝生和爱人刘德燕坚持了12年，按每年工作200天计算，12年间他们走过的路达6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4周……....

3.春运中的铁路线路工

春运，有这么一群铁路人，他们默默地藏在光鲜舞台的幕后，极少被关注，却又是春运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

4.春节留守儿童的团圆梦

在2015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当所有的儿童在欢度期盼已久的春节时，这群来自垫江县大石镇的留守儿童，跟2014年一样，选择了这样一个的方式，与在重庆主城打工的父母团聚，度过这个春节。

5.解密“中国速度”：探访高速动车组生产线

当外国人谈论“中国速度”时，他们在谈论什么?十年前可能是刘翔留在奥运会田径赛道上的12秒91，五年前可能是中国10.4%的GDP增长率。今天，一定是在谈论屡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速度纪录的中国高铁动车组。

6.镇江父女连续35年同地点拍照留影见证时代变迁

35年前，华允庆26岁，他的女儿华华只有1岁，两人在镇江金山塔影湖边留下来第一张合影;此后，除了1998年因女儿出国没能拍照外，父女俩每年都会在老地方合影。

家庭合影，见证小家团圆幸福的珍贵印记。或许自从相机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产生。任时光如何流淌，总在岁月的流失中，沉淀下每个小家庭的欢乐、幸福、快乐与团圆。

7.乡村年集今夕变迁

“赶大集”，是中国北方特有的一种民间商贸形式，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中尤其年集最为红火，年集上大红的春联、灯笼、年画、香烛、干果、服装、被面、时令小吃，都是市民过年的必备品，到年集上吃上一次过年才有的小吃是众多孩子的新年愿望，到年集上剃个过年头是很多老人的传统习惯。

8.都市里的最后渔民——雾霾中捕鱼

他们原先生存的村落并入市区之后面临着即将被拆除甚至已经被拆除的局面，河道里将禁止捕鱼。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河道被污染，捕获的鱼货也没有以前那样新鲜、可口。因此，这些祖祖辈辈靠捕鱼谋生的历史将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结束。

“作为一名老党员，疫情面前就要冲在前、干在前。疫情一天不结束，我绝不下战场。有我在，我一定守护好咱们的村口大门!”大年初三，年近七旬的老党员__。

__同志担任过10多年的大北窑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他领导和参与了全村抗击“非典”战役。在这场阻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战场上，他第一时间向村党支部报到，肩负起了一线抗“疫”的职责。日日守护在村口站点，守护全村村民的平安与健康，成为了他的常态，也诠释了他奉献、责任与担当。

“我的老父亲，是我的榜样。我必须回到村里，与父亲并肩战斗，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张海霞对家人说道。

张海霞是__的女儿。已经43岁的她，在17年前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役。那年，身为村医的她，在一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7年后，听到党组织的召唤，父女俩再一次走向战“疫”一线，并肩战斗。这是历史的重演，更是使命的必然。

舍小家为大家。战“疫”场上的“父女兵”，面对疫情，全心全意投身于疫情防控阻击战，日夜坚守在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第一线，保护身后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疫情宣传、入户排查、卡点值守……连续奋战十多天，身体疲惫，但他们没说一个累字，依然在第一线坚守坚持着。

一个帐篷、一个口罩，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像__父女一样的党员同志奔赴到了抗“疫”一线，坚守在村庄路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领人民群众筑起了疫情防控的一道道防线。向群众展示了危难关头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兑现着入党时“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

有一个老人家，在他自己的门前栽了一棵树。他每天守护着它，抱着种种的期待。

他希望这棵树长得像一把大雨伞，那么他可以欣赏一种好风景，又可以乘凉。可是他也希望它长成为一种有出息的栋梁大材，那么他可以用来建造一座大楼房，又美观，又牢靠。然而他又很想要它长得又高又直，像桅杆一般，因为他的孙子已经在念书，将来中了状元，少不了要在门前竖旗杆的。不过，他也已经定好计划要造桥梁，做一件有益于人家的好事。此外，他还要制办床榻台几和一切木器;而最后，他就想到了自己年事已高，先做好一具寿材是刻不容缓的了，而这株树正是最适用的。

这个老人家，拿这棵树简直派了无穷尽的用场。而他都不是白派的，每次想到了一种用场的时候他就去抚摸一回，浇一回水，每天都如此。而这棵树呢，它也很想不辜负老人家的希望;可是，它不但喝得太多，而且精神负担也实在太重，这样，很不幸，不久它就死掉了，虽然它还很年轻。

从前有个人，住在太行山一带。他打算到楚国去。楚国在南方，按理说，应该向南走，可是他一坐上车就命令车夫朝北进发。车夫扬起鞭子，马儿撒开四蹄飞一般地向北狂奔。

路上，他碰到了熟人。熟人问他：“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我要到楚国去。”

“咦，楚国在南方，您为什么反而朝北走呢?”

“没关系，我有一匹上等的好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不管您的马跑得多快，朝北走，总不是到楚国去的路。”

“没关系，我还准备了充足的旅费，走多远，也饿不着。”

“旅费虽多也无济于事，朝北走，无论如何也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最出色的车夫，他赶起车来又稳又快，谁也比不上他。”

说罢，他一声令下，车夫又扬鞭驱车朝北疾驶。他哪里想到，他的马跑得越快，他的路费越多，他车夫的技术越好，只能离开他的目的地——楚国越远。

[提示]

走路要辨清方向，否则，到不了目的地。学习和工作也要辨清方向，否则，对社会，对人民，非但无益，甚至有害。当我们在学校里刻苦攻读的时候，当我们在社会上努力工作的时候，要经常辨识方向，以那个“南辕北辙”的人为戒。

[原文]

魏王欲攻邯郸①。季梁闻之②，中道而反③，衣焦不申④，头尘不去，往见王曰：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⑤，方北面而持其驾⑥，告臣曰：‘我欲之楚⑦’。

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⑧?’

曰：‘吾马良。’

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用多⑨。’

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

曰：‘吾御者善⑩。’

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11)，举欲信于天下(12)，恃王国之大(13)、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14);王之动愈数(15)，而离王愈远耳(16)，犹至楚而北行也(17)。”

——《战国策》

[注释]

①邯郸(Hándān)——国的国都。

②季梁——魏国的臣子。

③中道——一道中，半路上，反——同“返”。

④衣焦——衣服上的皱折。申——同“伸”，展开。

⑤大行——即太行山。

⑥方北面而持其驾——正驾着他的车马朝北去。方，正在。北面，面北，朝北。持，拿看，这里是驾着的意思。驾，套好的车马。

⑦之——至，到、去。

⑧奚为——何为，为什么。

⑨用——费用。

⑩御看——驾车的人。

(11)动——一动，动不动。

(12)举——跟“动”同义。信于天下——取信于天下，就是让天下信任自己。

(13)恃(shì)——依仗。

(14)广地尊名——扩大领地，尊崇名望。

(15)数(shuò)——次数多。

(16)王(Wàng)——这里作动词，统一天下而称王的意思。耳——而已，罢了。

(17)犹——象。

根据1988年汇编的《中国地震简目》，中国历史上从周幽王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730年间，在可评定参数的地震记载中，共发生2289次破坏性地震。其中，属于大地震和特大地震级别的就有111次(其中19次在台湾)之多。在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段(公元1271-1949年)共计678年间，集中了历史记载和仪器纪录以来的中国历史上16次8级及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

中华民族的先人对于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早就予以密切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就蕴藏着大量的地震史料，其内容之丰富、时限之长远，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在地震的观察和研究中，我们的祖先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1.张衡与地动仪

东汉伟大的科学家张衡早在公元132年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指示地震方向的地震仪器——候风地动仪，开创了人类用仪器观察地震的历史。地动仪由青铜铸成，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器内部中央立着一根铜质都柱;仪体外部周围铸着八条龙，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布列。龙头和内部信道中的发动机关相连，每个龙头嘴里衔有一粒小铜珠。地上对准龙嘴处，蹲着八个铜蟾蜍，昂着头，张着嘴。当某处发生地震，都柱便倒向那一方，触动牙机，使发生地震方向的龙张嘴吐出铜珠，落到铜蟾蜍嘴里，发出“当啷”声响，人们就知道哪个方向发生地震。

汉顺帝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地动仪的一个龙机突然发动，吐出了铜球，掉进了那个蟾蜍的嘴里。当时在京师(洛阳)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的迹象，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纷纷，责怪地动仪不灵验。没过几天，陇西(今甘肃省天水地区)有人快马来报，证实那里前几天确实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开始对张衡的高超技术极为信服。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比较高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75年，我国也曾经成功地预报过当年的海城地震，避免了惨重的人员损失，这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但因为引发地震的机制十分复杂，地震短期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2.趋势预估

海城大地震发生在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强度是里氏7.3级。早在1970年，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曾确定辽宁省沈阳一营口地区为全国地震工作重点监视区之一。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趋势会商会，提出渤海北部等地区一二年内有可能发生5一6级地震。不久，国务院就批转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对7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地震中期预报。1975年1月下旬，辽宁省地震部门提出地震趋势意见，认为1975年上半年，或者l一2月，辽东半岛南端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地震局也提出了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

3.时刻关注，积极防备

1974年6月国务院转发的中科院的69号文件中，锁定了几个可能发生地震的地区，京、津、唐、渤、张，“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

此后，营口地区不断出现地震前的征兆，当地的地震工作者一再推测和锁定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1975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地震情况通报：丹东、营口、旅大、盘锦地区有发生五六级地震的可能。

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根据2月1—3日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的小震活动特征及宏观异常增加的情况，向全省发出了带有临震预报性质的第14期地震简报，提出小震后面有较大的地震，并于2月4日6点多向省政府提出了较明确的预报意见。4日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出电话通知，并发布临震预报。

由于震前作出了中期预测和短临预报，省政府和震区各市、县采取了一系列应急防震措施;因而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比如，营口县政府在震前采取四条应急预防措施：①城乡停止一切会议;②工业停产，商店停业，医院一般患者用战备车送回家，少数重病思者留在防震帐篷里就地治疗。城乡招待所、旅社要动员客人离开;③城乡文化娱乐场所停止活动;④各级组织采取切实措施做到人离屋、畜离圈，重要农机具转移到安全地方。上述防震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各街道、乡一方面用广播喇叭，另一方面派干部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危险房屋，有的还在露天放映电影，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如处于地震烈度9度区的大石桥镇，共有居民72000人，震时房屋倒塌67%，但只死亡21人，轻伤353人。再如，一个当地驻军，震前正同鞍山市春节慰问团举行军民联欢会，与会人员上千人，当接到紧急防震通知后，决定联欢会只讲话不演节目。结果人员刚刚撤离，地震就发生了，礼堂倒塌，只伤了一个最后离开的战士。

4.大胆推测

1975年2月3日，工作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李志永在结束了对沈阳水库一个月的观测后，到营口探亲。2月4日早，营口发生了有感地震，出于“地震就是命令”的责任感，他赶到营口市科技局和地震办，参与工作。在对地震台源源不断报上来的数据绘制出图表后，他在2月4日中午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测，在2月4日晚12点左右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

从2月1日开始，营口地震台地震仪的指针开始摆动，到2月3日，小震增强。2月4日凌晨，辽宁省革命委会地震办公室发布简报称，即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2月4日早晨7点50分，一场4.8级的地震发生了。这场地震让李志永和近一个月在水库的观测结果以及6年前在邢台地震中所取得的重要经验联系起来。“可能因为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还有我的工作单位等，他们都把我看成专家了。”李志永后来推测说。他把这一推测结果和图表往3位局长面前一摆，阐述了自己在邢台地震期间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套推论：“现在形势非常紧急……”局长听完，就往市里走，下午市里有个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李志永的这个推论被在会议上传达，并通过街道办等基层组织传达给市民。许多人证实，在海城地震发生之前的那天下午，居民被通知，晚上可能有大地震，必须做好抗震准备，睡觉不能关灯锁门，有的地方甚至通知放映露天电影，建议居民不要进屋睡觉等。

下午的会议开完后，有群众打电话说有地气涌出地面，李志永和地震办的人驾车去看，在回头的路上，大地震就发生了，“我看见火球从地面上冒起，大地在不停地喷砂喷水，亲历这种场面和别人的描述感觉完全不同。”根据邢台地震中的经验，他初步判断地震级数为7.4级，并把数据提供给军方作为抢险救灾的依据。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在世界历史上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尚属首次。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

因为我跟贸易访华团无关，所以我排在最后。周总理同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话问：“会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不会。”第二句用法语问我：“会说英语吗?”我讲：“英语会说一点儿。”然后他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语，使我吃惊。他说完哈哈笑了一声。我并没问他会不会日语，他自己用日语这么说的，其后我问他会不会广东话，他就笑着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当然他是会说广东话的。

当时，我父亲站在周总理身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尊敬、最喜欢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交谈，我父亲那带点儿羞涩的天真的脸，说实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要我请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总理对我说：“你父亲自己不会说，他为我们，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对他是怎样评价的，所以我来替他说一说。我非常依赖你父亲，这种信任体现在牺牲自己利益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之中。你父亲为了日本和中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所以我们非常信任他。”

当时我30多不到40岁，可算是青年人，因为平生见过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国外如总统，在美国也见过国务卿等人，可是周总理却是和那些人不一样，首先他不给人以威力，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柔和的视线，他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亲切。毕竟是12亿人口中的拔尖人物，与众不同。

晚上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会上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那次讲话，对我来说是影响深远的讲话，因为它成为我了解中国的基础。这个讲话概要地说是这样的：日中邦交的历史，在史籍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没有记载的恐怕更悠久。

我从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于中国文化。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后，使我认识到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天理。

我父亲对我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圣人：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而周总理应列入圣人之中。我父亲这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圣人中有两个是中国人，可能别人会有意见的，只好委曲一下孔子，把这个地位让给周总理。

我听父亲说：他和周总理的正式会谈就有18次，但非正式的会见不计其数。有时候还到周总理的办公室去会见。正式会谈时周总理穿着笔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时，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从此我父亲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纪大了以后衣服显得肥大，但他照样穿着旧的直到去世。我想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周总理的缘故吧。我母亲看着父亲那肥大的衣服，几次劝他做新衣服，可他怎么说也不听。

我父亲经常说，人一般来说，得到权势后，不管这个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总不免在某些方面会流露出傲慢来，表现在态度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地位高了就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在周总理身上半点儿都找不出来。

我父亲是1989年发病住院后8小时安然去世的。整个葬礼结束后，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们几个弟兄围坐在一起交谈时，我母亲就说：“不太悲伤。”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我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父亲活到了92岁，又能到周总理身边了。我倒是高兴他能够去周总理的身边，这怎能说是悲?是高兴。”

当时我忘了是谁提醒的，反正不约而同的，将周总理相片放在父亲遗体的胸上，送去火葬场。因为我父亲平时总是把周总理的照片随身带着。骨肉之死当然是悲痛的，但想到我父亲到了周总理的身边，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们在天上保佑着我们，这样，心情缓和了许多。

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在淮安，在周总理的故乡，有我父亲留下的字迹。写的是：“访问周总理的故乡泪流不止。”落款是：“弟冈崎嘉平太。”

那里常有很多中国友人去采访，常常问起，周总理哪来日本的弟弟，我也尽力作些说明。其实，我父亲比总理的年龄要大一些。

但是从人格来说，他认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总理面前的我的父亲，只能认自己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没白活在世上。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汤显祖泪著《牡丹亭》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