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立志为国争光的故事(汇总20篇)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记者公布了昔日绝密的《1954年6月21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对代表团讲话纪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总理第一次以主角身份亮相国际舞台时的紧张心情、谦逊作风和人格魅力。

周总理说：“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在成绩之下，我们是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尚未掩盖成就，但如做得好，还可少些错误。有时自己急躁发了脾气，对熟的同志更容易这样，老年人最不好的事就是发脾气，也许我曾责备过不应责备的事，我不在此一一道歉，我总的请大家原谅。”

上个世纪初，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一天，周恩来和欧洲同学聚餐，一位德国同学乘着酒兴讽刺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属什么猪哇、老鼠哇!不像我们，都是金牛座、狮子座……真不知道你们祖先怎么想的?”一些贵族同学听完哈哈大笑，还互相碰杯。

不少中国学生一时没反应过来，坐着不吭声。只见周恩来站起身来平和地说道：“中国人的祖先是很实在的，我们的十二生肖两两相对，六道轮回，体现了我们祖先对国人的期望和要求。

“第一组是鼠和牛。

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智慧和勤奋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果光有智慧不勤奋，那就变成小聪明;而光是勤奋，不动脑筋，那就变成愚蠢。

“第二组是虎和兔。

虎代表勇猛，兔代表谨慎。勇猛和谨慎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胆大心细。

“第三组是龙和蛇。

龙代表刚猛，蛇代表柔韧。

所谓刚者易折，太刚了容易折断，-但是如果只有柔的一面，就易失去主见，所以刚柔并济是我们历代的祖训。

“接下来是马和羊。

马代表勇往直前，直奔目标，羊代表和顺。

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直奔目标，不顾周围，必然会和周围不断磕碰，最后不见得能达到目标。

“再接下来是猴和鸡。

猴代表灵活，鸡鸣声决定一天的开始，所以鸡定时打鸣，代表稳定。

灵活和稳定一定要紧紧结合起来。

“最后是狗和猪。

狗是代表忠诚，猪是代表随和。

一个人如果太忠诚，不懂得随和，就会排斥他人。而反过来，一个人太随和，没有忠诚，这个人就失去原则。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坚持的外圆内方，君子和而不同。”

解释完十二生肖，周恩来又说：“不知道你们那些宝瓶座呀、射手座呀、公羊座呀，体现了你们祖先哪些期望和要求?也希望不吝赐教。”

席间一时没有人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

最后，嘲笑的同学们都表示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祖先非常敬佩：“没有想到中国的十二生肖有这么多的寓意呀!”

周恩来面对德国同学的肆意挑衅，凭借其渊博的知识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十二生肖的深刻寓意，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驳斥了他们的无知和轻佻。表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和高超的思辨能力。

1934 年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 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 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 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 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穷莫过于志穷”，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外名人立志成才的故事，欢迎来参考！

1. 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人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2.（1）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2）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然后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3.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然后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然后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4.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然后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5.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然后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6.曹禺真读书假洗澡：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然后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7.张曜拜妻为师：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使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两位领导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做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一个见多识广、留过洋、主张跟西方进行务实接触的领导人——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他究竟是推动了“文革”还是踩了刹车?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击中了这一连串问题的要害。至少在公开场合下，他为周恩来解释了上述问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语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等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

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1976 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 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 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 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 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 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过了三年，再次翻出这本书，但封面上那五个烫金的大字还是那么耀眼，仿佛在诉说着书中的故事。书页也有些泛黄，但是书中的故事还是那么生动有趣，那么刻骨铭心。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伟人的成长。

这本书从“大鸾”出生一直到周恩来赴日留学，一共三十四章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十一章“鸿浩之志”。在这一章，魏校长问了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明礼而读书。”还有人说：“为了家父而读书。”而周恩来却说出了一句志存高远的话：“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里我似乎隐约看到了未来伟大的国家总理，优秀外交家的影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那时理想之远大。

在某部小说里曾经看过两句话：“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急剧变化，国家时势动荡的时代，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自己所坚信不疑的信念，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会从亿万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人，追寻着他的脚步，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见识了少年周恩来那时的良好精神品质：独立、自强、好学、勤奋……生于这样的年代，内忧外患，清，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基层人民水深火热……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基层，明白基层人民的生活艰苦，感受到了曾今亲人所谓朋友的冷漠无情。所以，他知道指望他人来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周恩来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成为了一代伟人。

再看看我们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丰衣足食的家庭，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更是对学习不感冒。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和平是祖祖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学习机会也是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平等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识吗?知识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周恩来的爱国故事作文

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他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炽热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通讯中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导语：我们都听过周恩来爷爷的名字，但是你们知道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吗?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吗?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一：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

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父亲又远在他乡，不得不像成年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含着眼泪葬送了两位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当了出去换钱维持生活。东西当净了，又硬着头皮向亲戚借钱。可有的亲友在周家兴旺时常登门拜访，如今周家败落了，却没有一个人帮忙，世态之炎凉使周恩来很有感触，真是“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

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人民间的贫富之分，使周恩来认识到是社hui黑暗造成的，从此，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12岁那年，大伯周贻庚托堂伯周贻谦把他带到了沈阳。大伯父一直单身在沈阳，大伯母远在天津，周恩来来到沈阳，大伯父非常高兴。他喜欢喝绍兴黄酒，常常让侄儿陪他喝几盅。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 ，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

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一开始他从淮安到沈阳很不适应。冬天，那里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

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二：大米饭

鸡叫三遍后，周家花园传出朗朗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时，他望着把花花的大米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将妈妈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他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吃上这碗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的说。“是呀，这十多道关，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三：练字

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为止。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表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年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为了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起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当年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后加入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张若名作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张若名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疾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斗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她的党性一直受其他同志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才高气盛。

而周恩来认定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在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小超”有更多的优点。周恩来主动与张若名谈心，最终做出了自己慎重的选择，表明两人之间只谈友谊，不涉爱情。

1923年，和周恩来分手后的张若名从巴黎来到里昂，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最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接着，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着、看着，李峙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小超，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们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然后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当时，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4、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5、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7、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8、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9、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0、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1、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2、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一、能不能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

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工作人员想到他吃饭的费力，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

"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工作人员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二、巧拒老部下的礼物

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以“碍于情面”为由，欣然接受下属的“土特产”。周总理巧拒老部下礼物的故事，他们该好好学学。

有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三、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四、不许到小卖部买东西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工作人员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 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改革开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 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有一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伉乃如(1890—1947)是南开学校元老、功勋卓著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就读于直隶高等工艺学堂化学科，1911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聘为化学教员，后任校长秘书兼大学注册课主任。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考来，这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授课老师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多次对校董严范孙以及张伯苓说：这是个天才，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从此严范孙、张伯苓非常器重周恩来。

随后伉乃如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师生俩常常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容貌俊秀，身材适中，排剧时大多扮演女角。二人往来更加密切，感情也日益深厚。

到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时，伉乃如与他已情同手足，互称“乃兄”和“翔弟”(周恩来字翔宇)。随后周恩来在李福景父亲、南开校董李金藻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周恩来与伉乃如经常通信，信中无话不谈，甚至涉及恋爱婚姻等个人内心深处的话题。这时周恩来经济拮据，伉乃如的月薪仅30元，需要抚养一个大家庭，但依然给他先后共寄去数十元。

周恩来于1919年春天回国，南开大学正处于筹建中。在伉乃如的建议下，张校长聘周恩来为校长办公室秘书。这样让他既可以帮学校做些事务，又能有点儿收入。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被免试进入文科。

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周恩来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由于没有印刷条件，需要找寻一个敢于承印这份报纸的工厂。恰巧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在南市开办着一家印刷厂，经伉乃如奔波，做工作，伉聘卿终于同意承印这份进步报纸。报纸发行量极大，给社会带来强烈震撼。后因警方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伉聘卿也从此失业，张伯苓便将他安排到南开校内印刷厂工作。

1920年1月，周恩来、马骏等学生及教师马千里、时趾周先后被捕，伉乃如和其他教师设法营救，多次出入警察局疏通。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全体被捕者于7月17日出狱。教育厅令各校将被捕学生一律开除。张伯苓迫于压力，开除了周恩来、马骏等人。

周恩来被开除后生活困顿，严范孙随即设置“范孙奖学金”，与李金藻共同资助周恩来、李福景赴欧留学。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在伉家。

1924年周恩来回国，1928年秘密来津，从事地下活动。他经常化装到伉家，连敲门都设有暗号。伉乃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抗战时期，南开的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长驻重庆，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教师宿舍区津南村。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家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1938年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和南开校友中的国民党人士吴国桢常常发生激烈争论，在这种时刻，聪明机智的伉乃如便过来劝解，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伉乃如一家也住在津南村，周恩来成了伉家的常客。那时伉乃如长子伉铁儁正在热恋，女友顾钧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天，周恩来来到伉家，顾钧第一次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免又兴奋又激动，在拌饺子馅时竟错把醋当成了酱油。当第一锅饺子端上饭桌的时候，周恩来一尝便说味道不对头，此时顾钧感到十分难为情，大家便一笑而过。1941年伉铁儁与顾钧举行婚礼，张伯苓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出席，在来宾旗上签名留念，即席讲话祝福新人，并风趣地嘱咐新娘，日后要注意饮食作料……令人们大笑不已。

不久，伉乃如的二女儿伉铁佩出嫁，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没能出席，便派人送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礼券。1944年伉乃如的长孙大器出世，这是伉家的大喜事，周恩来亲莅祝贺。他非常高兴，抱起婴儿在屋里优雅地跳了一圈华尔兹……15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总理赴津请伉家人吃饭，饭后去了干部俱乐部。在同顾钧跳舞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个曾与自己共舞的男孩，问道：“怎么没把小家伙带来?”

当“皖南事变”形势紧张时，周恩来、邓颖超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一天夜晚，邓颖超将一些私人重要物品送到伉家，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些东西就请你们代为保存吧。”

物品中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瓷盒。她告诉伉乃如，瓷盒是周恩来从日本带回来后送给她的，盒内有一枚勋章和一块手表，勋章是周恩来获得的，手表则是她母亲的遗物。伉乃如把这一重托视为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以后每次跑警报，顾钧都把东西抱在怀里钻进防空洞。形势好转后，邓颖超将物品取走，专门把那个瓷盒留给伉家作纪念。伉家人一直将这件珍贵物品精心保存。“文革”中小瓷盒被抄，后来伉铁儶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归还。1998年他将瓷盒献给了天津周邓纪念馆。

1946年伉乃如将回津主持复校工作。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到津南村与他告别，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两位挚友的诀别。伉乃如早就患有胃病，返津后工作十分劳累，宿疾发作。患病期间，他得知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受党组织安排，秘密运送物资，因邻居告发而被捕。他十分着急，竟拖着重病之躯亲自和南开校友常策欧一同到警察局出面担保。几个月后，周恩寿获释。当他到伉家致谢时，伉先生已于1947年10月28日病逝，年仅58岁。营救周恩寿，是伉乃如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为自己一生画下的一个无比悲壮而完美的句号。

伉乃如逝世，报上登了消息。此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得知噩耗，因工作繁忙，只能将深重的悲痛藏在心底。1950年6月2日他给伉家写信：“铁儁世兄：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令慈及嫂夫人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敬请夏安!”

1959年5月周总理来津视察，两次宴请伉家人。因当时伉铁儁正在北京开会，没能见到，所以6月2日周总理又派邓颖超代表自己来看望伉铁儁一家。邓颖超当即决定资助伉乃如遗孀及两个最小的儿女每年500元，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她又鼓励已经读中学的大器说：“努力学习，把身体锻炼好!”伉铁儁说儿子很淘气，邓颖超笑道：“听接生的俞霭峰大夫说，他出生时就不老实，不听话。”邓颖超很幽默，她指的是大器降生时，因母亲体内有一瘤，俞大夫便用产钳将他夹了出来。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那天邓颖超在伉家谈得很晚，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一直通过秘书赵炜与伉家保持联系。80年代，她每次来天津都要去看望伉氏家族，叙家常，谈往事，勉励后人。如今伉家后代个个学有所成，没有辜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期盼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