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北漂”生涯的故事20篇

在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100个名人故事》。其中，另我最震撼的一位名人就是黄道婆。要想知道她的故事，得听我细细得道来。

黄道婆出生于一个穷苦的人家，由于样不活她，只能被迫卖给富人家。这家主人每天都让她干非常重的活—一天要拔几百个棉花球上的刺等一些脏物。有一天，黄道婆实在忍受不了这个重活。偷偷地溜出去，她跟随一位好心的船夫流浪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住在了一位好心人的阿婆家。她在阿婆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一个织布的架子。黄道婆虽然没有完全靠自己的灵感而想到了改进那种织布架已经是一个超群的女孩子了。她回到家乡后，制作出了不用手的织布架，还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织布坊。从此，她久远大名。

像黄道婆这种年名气十足的名人不止有一个，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希望同学们也看看这本书，一定会对你们大有影响。

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张骞在汉武帝初年做郎中时，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他们说敦煌（在今甘肃敦煌西）和天山当中有个月氏（ｒùｚｈī）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想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征求精明强干的人去联络月氏，张骞应征了。有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堂邑父，还有一百多个勇士都愿意跟着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公元前１３８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带着一百多人从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陇西外面就是匈奴地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终于给匈奴兵围住，做了俘虏，只好住在那边，一住就是十多年。别人都分散了，只有堂邑父跟张骞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匈奴人没有什么不同，匈奴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放松了。

有一天，张骞和堂邑父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时，骑上两匹快马逃了。他们要到月氏去，又不知道月氏在哪儿，只往西走。他们跑了几十天，逃出了匈奴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大宛（在今中亚细亚）的国家。

大宛在月氏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和苜蓿（ｍùｓù）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大宛人向国王报告，大宛王早就听到过在很远的东方有个中国，地方很富庶，吃的、穿的、住的讲究得没法说，金银财宝、绸缎布帛多得用也用不完，这会儿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连忙欢迎。

张骞见了大宛王，要求国王派人送他们去月氏。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月氏。张骞见了月氏王，说汉朝愿意跟月氏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匈奴。

可是，月氏王不想这样。原来月氏老王被匈奴杀了以后，月氏人立他的儿子为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和牲畜往西逃，一直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月氏人打败了大夏，就建立了一个大月氏国，月氏王不想再去跟匈奴作战，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汉朝使者。

张骞和堂邑父在月氏住了一年多，没法叫月氏王去打匈奴，只好离开了月氏回国，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和大宛，到了匈奴地界，又给匈奴逮住了。他们只好又在那边过了一年多。匈奴的太子和单于争夺王位，国内大乱。张骞同堂邑父就逃回来了。汉武帝见了十三年未见的张骞，拜他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还想再到西域去。他向汉武帝说：“我在大夏看见邛（ｑｉóｎｇ）山（在今四川）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大夏人说是买卖人从身毒（ｊｕāｎｄǔ）——天竺（今印度）买来的。大夏在长安西边一万二千里。大夏人从身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身毒离蜀地不远。我们要是从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儿，经过身毒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

汉武帝听了，打算用礼物和道义去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匈奴。他再一次派张骞为使者，从蜀地出发，带着礼物去结交身毒。这次，张骞把人马分成四队，从四个地点出发，走了两千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打回来，有的给杀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昆明，到了滇国（今云南南部）。滇国的国王原来是楚国人，很客气地招待使者，愿意帮助使者找道儿去身毒，但昆明人不让过，张骞只好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这次在南方结交了一个从没听到过的国家，也很满意。

后来西域一带有许多国家看到匈奴被汉朝打败，就不愿意再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张骞说：“匈奴西边有个乌孙国（在今新疆）。皇上不妨先结交乌孙王，跟他和亲。乌孙以西的国家，像大宛、康居、大夏、月氏，就容易结交了。”

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一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了。

到了乌孙，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把一份很厚的礼物送给他，对他说：“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边的土地封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这对咱们两国都有好处。”

乌孙王请张骞暂时休息几天，自己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商议了好几天，决定不下来。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们拿着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古代波斯）、身毒、于阗（ｔｉáｎ）（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许多使者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先回去，他借着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长安去探看一下。

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来见汉武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乌孙王送给他的几十匹高头大马，喜欢得了不得，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的那些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者陆续回来了。汉武帝非常高兴，他知道了西域有三十六国，他们害怕匈奴，只好把自己的奴隶和财富交给匈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国家交好，他们不必纳税，都很很乐意地跟汉朝结交。

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汉武帝就在那边设立了两个郡，一个叫酒泉郡（今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民勤东北）一年到头有官员和兵士守卫着，不让匈奴南侵。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朋友。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汉朝和西域的友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汉朝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西域各国从中国得到了丝和丝织品，学会了耕种、打井和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西域的这条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后来人们就叫它“丝绸之路”。

张继先奶奶，1966年出生，今年54岁了，医学硕士，参加工作三十余年。张继先医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刻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内科党支部书记。

抗击“非典”的故事。2003年“非典”时，37岁的张继先就是江汉区专家组的成员，每一天的任务就是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看病要问病人的住址、职业的习惯，也正是“非典”时期锻炼出来的思维模式，使她养成了对病毒敏锐的洞察力，对疫情高度的警觉性。荣获抗击非典战役“三等功”。

“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故事。去年12月26日上午，张继先奶奶接诊了家住医院附近小区的老两口儿，他们因发烧、咳嗽就医，拍出来的胸部CT片，虽然症状看起来像是流感或普通肺炎，但CT片的结果与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儿子的CT片，肺上也有特殊表现。同一天，还有一位华南海鲜市场商户，存在同样的发烧、咳嗽和肺部表现。28日、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3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景不对，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医院高度重视，立即决定上报。张继先的坚持上报，为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卫健部门拉响了警报。12月底，国家卫健委派出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调查病情，迅速应对处置。张继先成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继先奶奶“像救火队员一样”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在离新冠肺炎疫情最近的地方战斗。她从网上又团购了30件帆布衣服用作防护。至于为什么团购而不是让单位配发，她说：“如果医院配发的话需要订做，而网上买能够很快到货。”她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张继先的情绪不止一次崩溃。有的病人病情发展太快，手段用尽，还是走了，她大哭;有时防护服快没有了，口罩快用完了，她大哭……“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这一个月来，睡眠严重不足，体力严重透支，她说自我已竭尽了全力。

2月6日，湖北省给予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把最高的荣誉给医护人员!把最美的称赞给白衣天使!把最便利的条件给一线的战士!把最优厚的待遇给为这次抗疫做出贡献的人!

张继先奶奶在疫情面前，身经百战的，临危不惧，敢于担当，如今又一次冲在了战斗最前线。她是最美的白衣天使，也是一名抗击疫情的老兵，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值得我们每个小朋友学习，让我们向张继先奶奶致敬!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日常生活实际上也是由于真正与爱，而漂亮着的。宛如一首悦耳的歌在我的心里飘荡，那歌声缠绵而漫长，殊不知我，却清楚地听到，也在雨中

种子，坚持不懈，出芽

我今天种了一些种子，悲剧的是天地起了大雨，我刚开始认为他会被冲跑，想不到的是，过去了几日，我要去看时，它浮在了土表面，的身上仅有小量的土壤层来供它生长发育，但它还是出芽了。当我们举起它的情况下，它的的身上也有许多的小孔，由此可见它被鸡们啄过，但它没有舍弃生的希望。种子尽管在大雨的清洗下，可是它不象其他的种子，它比他人多了份坚持不懈，因此它成功了。

幼芽，坚持不懈，开花

在它之后的日常生活，雨自然是不能缺乏的，但它还是坚持不懈了，在坚持不懈的全过程中，它折了腰，断掉手，但它还是坚持不懈了出来。因为它搞清楚报剑锋从磨炼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仅有击败了重重困难，才有有美丽动人的芳香。大家也都了解仅有经历了艰难困苦，取得成功时的微笑才算是最璀璨。因为它来源于不容易，大家更会爱惜。花也是这般，它仅有经历了大雨的清洗，太阳光的烤制，风的摇荡，它才会开得更璀璨。这颗种子，它保证了，它最后绽放了，尽管没有玫瑰花那般的高雅，牡丹花那般的雍容，桂花那般的芳香。但它懂了坚持不懈了，才算是最美丽的。

开花，坚持不懈，凋零

这朵杰出的花，最后完成了它的宿命，但它不后悔。就在这时候一始料未及的大雨从天而降，告一段落它的生命。

请记牢它，一粒不值一提的种子，一颗顽强的小苗，一朵绽开生命的花，它的一生从雨里来，在雨中努力，在雨里去。一个雨中的故事，一个种子的出世发展身亡。在雨中完成了它的重任。

闻，那边有一阵香味在雨中飘扬。

同学聚会，自从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却默默无闻，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个家。我本不打算去，可禁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丈夫正在帮儿子复习功课，儿子就要上初中了，为了上一所好中学，这段时间丈夫没少操心，东奔西走，至今还没着落呢。儿子一眼，我走出了家门。

天安酒店是高级酒店，我走进包房的时候，同学们都已到齐。还没坐稳，一张张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军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望着服务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菜肴，我真感叹自己孤陋寡闻，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了。阿军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

大伙也没任何拘束，一轮接一轮地交杯把盏、海阔天空地闲聊。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不早，此次聚会该结束了。可究竟谁埋单，我看大伙好像都没有要慷慨解囊的意思。这时候阿军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然后说：小李，今晚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好！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埋单。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一旁的同学跟着哄笑起来。

十五分钟不到，一个中年人就进来了，他账单，不禁皱了皱眉头，看来他身上的现钞也不足。他随即也拿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说：廖工吗我是马校长呀！你儿子要转学读我们学校的事，我今天就给你拍板定下来了不过我今晚请朋友吃饭，你过来埋个单好吗在天安酒店203包厢二十分钟后，有人敲了敲包厢的门，门被打开了。当我见到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丈夫站在门口时，我晕倒了

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廖工到了天安酒店203包厢准备买单，服务小姐递过点菜单说：先生您好！一共是玖仟捌佰捌拾捌元，如要刷卡请随我到楼下服务台。廖先生一听额头直冒汗，天呐！哪有吃个饭这么多钱的啊！我又没卡，又没带这么多现金，怎办呀！心里急着，脚步也不知不觉的随着服务小姐的牵引来到了服务台旁边。

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廖先生转身一看，原来是衣着华贵、满身名牌的李女士。李女士一见廖先生显得特别的兴奋：哎呀！亲爱的，你到这里吃饭也不通知我一声，真是讨厌。廖先生和李女士是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聊上认识的，李女士有的是钱，就是缺少廖先生这么腼腆、好玩的红颜知己，于是李女士就霸王硬上弓干脆把廖先生占为已有。

她说：你这么呆头呆脑的站在这里想干何事呀廖先生说：请朋友吃饭，没带足钱有点焦急。多少钱要9888元呀。就这么个小事就把你急的，真是的！李女士拿起手机也拨了一串号码嗲声嗲气地说：干爹呀，在哪呀我现在跟老同学吃饭忘了带钱，怎么办呢就在天安酒店203，你马上过来！不多，就两万块。什么呀你不过来我等下就上办公室找你！你看着办吧。

局长老吴挂了小三李女士的电话，无奈地走出会议室给派出所长阿军打了电话：我现在正主持《忠诚如山、感恩奉献》的主题大会，没办法走开，我有客人在天安酒店吃饭，你马上赶过去，203包厢，先把单埋了，不得有误！

导语：富有者并不一定伟大，贫穷者也并不一定卑微。上帝是公平的，他把机会撒到每个人的面前，卑微者同样拥有机会。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理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去参观梵高故居，在看过那张小木床及裂了口的皮鞋之后，儿子问父亲：“梵高不是一位百万富翁吗?”父亲回答：“梵高是位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

又过了一年，父亲又带儿子去了丹麦，到安徒生的故居去参观，儿子又困惑地问：“爸爸，安徒生不是生活在皇宫里吗?怎么他生前会在这栋阁楼里?”父亲回答：“安徒生是位鞋匠的儿子，他就生活在这里。”

这位父亲是一个水手，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的各个港口，他儿子叫伊东布拉格，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

二十年后，伊东布拉格在回忆童年时说：“那时我们家除了很穷以外，还是黑人，父母都靠卖苦力为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是父亲让我认识了梵高和安徒生，也是父亲让我认识到了黑人并不卑微，这两个人的经历让我知道，上帝没有轻看黑人。”

小故事大道理：富有者并不一定伟大，贫穷者也并不一定卑微。上帝是公平的，他把机会撒到每个人的面前，卑微者同样拥有机会。自卑是心灵的钉子，若不拔去，它就总是折磨人。

守株待兔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成语寓言故事，可是在农夫饿死前，神仙曾来过这里。

农夫快饿死之前，是非常后悔的，恨不得回到过去，将这件事的结果告诉好逸恶劳的自己，让他继续种庄稼，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免得遭受饥饿。神仙看到农夫迷途知返，心软了，决定再给农夫一次机会，于是下凡，给了农夫一家人一颗仙丹，让农夫在春天来临之际，去播撒种子，一定有一个好收成，说完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农夫非常的高兴，自己可以得到重新获救的机会。可是，农夫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认为有了丹药，自己的好运就会来了，于是又放弃了种庄稼，继续在那棵树下等兔子。回到家之后，妻子劝他，不能这样下去了，好运是不会再来的，只要踏踏实实种地，才是正途，农夫仍然不听劝说，一意孤行，并且大言不惭的说，有神仙保佑，不会饿死的，就算饿死，神仙会再一次来就我们的。妻子无奈，只有随他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农夫在树桩旁一天又一天的等下去，始终没有等到兔子的到来。到了收庄稼的季节，别人都满载而归，而农夫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后悔不已。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不劳而获的事情是不可能总降临在你的身上，知道自己错了，一定要及时改正，不要到了无法弥补的时候才后悔，这样的话，你终究什么也得不到。

繁琐，让人痛苦；简单，使人幸福。心态，越简单的人，那么拥有的快乐就会越多。---题记

厌倦了人情薄凉，看透了世间冷暖，以为炙热的心开始凉了，殊不知，不是心凉了，而是岁月磨历了心智，我们变得淡然了，学会了安静，学会了静静的在光阴似箭里，沉淀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不奢望繁华似锦，只求云卷云舒的清淡，似水一样的舒缓快乐，守一座可以让快乐的城池，让精神有所阪依，远离喧嚣，接近清宁。

习惯了随意的生活，随意但是不可以随便，随意是一种光阴深处的惬意。当有人问我过的好吗？我会笑意的说过的很好。好与不好，都要生活。事实生活本来就是一本书，放在不同的人手里，读出的`理解也会不同。

生活是过给自己来感受的，生活是一本大书，作者，读者，都是你自己，无须渴盼所有的人都能读懂，一生有那么一两个人认真读你，就是一种满足，一种幸福，毕竟朋友易得，知音难求。生活，不是过给谁来炫耀，亦不需要谁来怜悯的？别人羡慕你，别人同情，那只是一时半会的光景。炫耀久了，疼惜久了，都会麻木的。生活，终究是过给自己感觉的。一个人的人生，过的健康，平安，有亲人朋友的疼爱关心，有上天的眷顾就够了。

人生苦短，没有那么多的甘与不甘，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只要活着，就是自己的英雄。活着，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很多事情，很多人我们都想不开，那就不要想了，想也罢，不想也罢，这一刻无论多么美好，或者多么糟糕，终究都带不到明天的时光里，唯有的就是过好这一刻，不要浪费光阴，浪费生命，且行切珍惜。

让每一个今天，活出自己舒服的样子，绽放自己的精彩，活得踏实，活得自在。

今晚与很多同行聚餐，心里甚觉欢喜的。聚会，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除了忙生意，就喜欢一个人的安静，习惯了一个人蜗居在文字这片小小的天地，听着音乐，挥舞着笔墨，独自沉醉，独自享受。随意的抒发自己的感想，音乐是文字的情人，茶是文字的另一半。在文字里，感受惊鸿一瞥的美丽，在文字来一场自己与自己灵魂的温婉交流，美丽着一个人的风轻云淡，细水长天。

很久没有喝酒了，今天因为高兴，居然也开心的喝了一瓶啤酒，心是喜悦的，是丰盈的，情绪也是无限的饱满，因为我看到大家在一起没有拘束的，是随意交流的。此刻，都是一种简单的朋友，没有生意场上的较量，争锋，就这么一个简单温馨的聚会。而如今人与人之间，真的少了很多暖流，很多都是出于利益为前提的接触。

很是不喜欢这样的交流，一直是喜欢简单的，就如同今晚的聚会一样轻松简单，就好。不管别人怎么样看？于我，都是一次快乐的聚餐，至少我是用一颗纯简的心，来真诚，真心的赴宴，没有半点的虚情假意与私心杂念。当聚会散去，一路上，我在默默的想着，如果每一个人都如此简单的活着，没有勾心斗角，利欲熏心，纸醉金迷，那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该多么的幸福与快乐，轻松与自在！

对我而言，人活着，就应该让自己拥有一颗简单的心，简单到像一朵花，没有杂念的盛开着，在自己的世界，绽放成美丽模样，散发出自己独特味道。你赏与不赏，爱与不爱，你疼，亦或不疼，闻，亦或不闻，都依然用自己的方式盛开在属于她的季节。

在野陌，在田园，在路边，在花园，无论在哪里生根？只要有土壤，有阳光，有雨露，什么也阻挡不住我盛开的脚步，处处都有她简单快乐绽放的身影，立在风中，立在雨季，立在关注她人的心中。

“我们既是护士，也是母亲，当病区里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需要隔离护理时，我当起了临时妈妈……”今天下午，在团省委、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行的“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上，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护士刘胜芳用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再次将大家带进了难忘的抗疫日子。

今天下午3时许，团省委书记蒋小丽、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国胜一行来到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为重症科医生郭龙飞颁发“甘肃青年五四奖章”。随后又来到日间病房，为甘肃省优秀抗疫青年志愿者集体获得者——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抗疫青年突击队送上了锦旗。

之后，主题为“绽放战疫青春、彰显时代担当”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在省人民医院多功能厅拉开序幕，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甘肃省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蔡辉讲述了他与队员“心系陇原，情洒楚鄂”的故事，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代表郭龙飞、支援武汉第二批护理医疗队队长宋霞、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代表刘胜芬、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优秀青年代表王安奇、后勤优秀青年代表王润民、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马克文等一一分享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团省委书记蒋小丽说，近日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分别到我省14个市州，同步开展“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将荣获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和荣获甘肃省优秀团员、团干部、团组织称号的奖章、证书、奖牌送到获奖者所在单位、生产一线，并在基层广泛开展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代表、抗击疫情青年代表、脱贫攻坚代表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和座谈会，用身边的榜样引领和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生动实践，同时广泛听取青年意见建议。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是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小编收集了有关毛泽东的故事，欢迎阅读。

一、少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小时候聪慧过人，而且助人为乐。上小学时，同学们中午来不及回家，都从家里带午饭。班上有个同学，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经常不能带饭上学。毛泽东就发现后就常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一段时间之后，毛泽东的母亲看到儿子每天的晚饭总是吃得很多，好像中午没吃饱似的，感到很奇怪。毛泽东把分饭给同学吃的事告诉了妈妈，从此，毛泽东每天都请母亲准备两份午饭带去上学。毛泽东助人为乐的行动感动了老师和同学，以后，大家都伸出了友爱之手帮助那个同学。

少年毛泽东胸怀大志，勤于独立思考，反对私塾里那种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认为只有多用脑子，才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学得扎实、记得牢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读了许多书之后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所学的课本及课外的故事书大都是歌颂帝王将相、圣人君子，而没有歌颂穷苦百姓的呢?这事他思考了很久，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些书都是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写的，而不是为穷苦百姓们写的，这种情况太不合理了，应当改变。

毛泽东幼年时身体很弱，经常生病。12岁时，还生过一场大病。他想：身体老是这样下去，以后怎么能为国家做事情呢?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在自家门前的池塘里游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在这以后，他又经常到湘江里去游泳，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游就是几个小时，除此之外，他还和同学一起在野外露宿和远足。这样做不仅仅锻炼了身体，还磨练了自己的意志，树立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都有力地帮助他后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领导革命，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以解救天下穷苦百姓为己任的壮志宏图。勤奋好学。

二、坚持锻炼身体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是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他主张一个人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担当中国和世界的重任。

毛主席从学生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锻炼身体，一辈子坚持锻炼身体，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里主要讲几个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刻苦锻炼身体的故事：

毛主席在12岁的时候曾经得了一场大病，开始体会到身体的重要，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并且把锻炼身体与磨练意志结合起来。

三、每天坚持冷水浴

第一师范校门口有一口水井。毛主席的老师杨昌济天天坚持在这里进行冷水浴，毛泽东也尽力仿效。每天，天刚蒙蒙亮，毛泽东就起床穿一短裤来到井旁，他一桶一桶把水吊上来，从头浇到脚冲洗全身，然后用毛巾擦干，擦了又淋，淋了再擦，直至擦得混身通红为止，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坚持。

毛泽东洗冷水浴坚持多年，解放后，他年岁大了，洗澡时还用温水，不用热水。他对人说："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便不会为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锻炼的确是重要的事情。"

四、毛泽东的小故事

毛泽东6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了。他常和几个小伙伴去放牛。小孩子贪玩，玩高兴了，就把牛忘了，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怎么才能又让牛吃得饱，又玩得好呢?毛泽东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子，一伙人割青草。然后，把牛集中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吃野果，做游戏，玩个痛快了。

五、韶山出了个毛泽东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上屋场。

韶山冲是个美丽的地方，群山怀抱，绿树翠竹;在一片松竹掩映的斜坡上，建有一座凹形的房屋，这种房屋当地称作"一担柴"式民居。房屋的墙都是用土砖砌的，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小半盖着稻草。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青瓦屋里。这里叫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有两个池塘，是夏天游泳的好地方。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毛顺生只读过两年书，17岁就当家理事，但继承的却是一大笔欠债，不得已去当了几年兵，回来以后在家务农。他聪明能干，善于经商，还作粮食和猪牛生意，很快就还清了债，赎回了15亩稻田，日子越过越好。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娘家离韶山冲只10几里地，与韶山冲只隔着一座云盘山，在湘乡县的四都唐家坨。文七妹中等身材，长得清秀，圆脸庞，宽前额，聪慧又善良，勤劳又俭朴，乐于助人，每逢灾荒之年，常接济穷人，深得乡亲们的赞誉。

毛泽东出生以后，父母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做"三朝酒"，专门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毛泽东"，字润之。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了外婆家。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说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让他作了个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外婆舍不得外孙，毛泽东就留在外婆家，一直到4岁。

毛泽东从小就聪明，人们都夸他长大了一定有出息，是个天才。

那是石三伢子4岁的时候。过年了，外婆给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喜欢跟孩子们逗着玩。他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吓唬小孩子们，说："不许你们在这儿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都吓得跑掉了，只有石三伢子站在那儿不动。白胡子老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呢?你不怕我割耳朵?"石三伢子一点都不害怕他，反而问道："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

白胡子老头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一本正经地说："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石三伢子一点也不害怕，也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做事要讲道理。老阿公，你讲不讲道理?你如果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要是没道理，我就扯掉你的胡子。"

石三伢子边说边笑咪咪地望着白胡子老头，还把红风帽子的扣解开，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头大吃一惊，心想：一个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胆量和聪明，真是少见。

毛泽东在外婆家住的时候，他的八舅开了一个家馆教孩子们读书。4岁的石三伢子跟着去当"旁听生"。几个弟兄背书的时候，因为他们平时贪玩，一个个都憋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谁也背不下来。这时候，小小的石三伢子站起来，说："八舅，让我背吧!"八舅惊奇地说："你能背吗?""我能背下来，不信，你听!"石三伢子从容地"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一气背了下来，一个字不错。外婆听说这件事以后，高兴地说："石三伢子真是聪明，怕是天上的文曲星下了凡!"

石三伢子6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他常和几个小伙伴去放牛。小孩子贪玩，玩高兴了，就忘牛，不是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就是牛吃不饱。怎么才能又让牛吃得饱，又玩得好呢?石三伢子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一伙人放牛，一伙人采野果子，割青草。然后，把牛拴起来，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小伙伴们就可以做游戏，讲故事。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西汉时，有个名叫牵秀的读书人，年轻时就有些才气，也能说会道。后来被权贵看中，任为司空从事中郎，当上了皇帝的侍从官。

牵秀好说大话，常把自己夸得了不起。有一次竟对人说，他如果能居于督察百官的地位，就一定像冲除脏水、浮上清水那样除掉恶人，奖励好人；如果能担任军事要职，就一定会建立将帅的功勋。但是，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没有照这样去做。公元二九○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司马衷患有痴呆症，第二年起，皇族之间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当时牵秀担任尚书，但他对诸王专权、惠帝沦为傀儡，从不敢反对。相反，他见哪个有势力，就去投靠哪个。他先是为长沙王司马义效力，接着又投奔成都王司马颖，后来再投靠河间王司马。最后，牵秀在这场皇族大混战中，被司马颙的部下杀死，以致他根本就没有做到自己说的，像冲除脏水、浮上清水那样除掉恶人，奖励好人。

齐王嫁女

有一个名叫吐的人，经营宰牛卖肉的生意，由于他聪明机灵，经营有方，因此生意做得还算红火。

一天，齐王派人找到吐，那人对吐说："齐王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这可是大好事呀！"

吐听了，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连连摆手说："哎呀，不行啊。我身体有病，不能娶妻。"

那人很不理解地走了。后来，吐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奇怪，吐怎么这么傻呢？于是跑去劝吐说："你这个人真傻，你一个卖肉的，整天在腥臭的宰牛铺里生活，为什么要拒绝齐王拿厚礼把女儿嫁给你呢？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吐笑着对朋友说："齐王的女儿实在太丑了。"吐的朋友摸头不知脑，问："你见过齐王的女儿？你何以知道她丑呢？"吐回答说："我虽没见过齐王的女儿，可是我卖肉的经验告诉我，齐王的女儿是个丑女。"

朋友不服气地问："何以见得？"吐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就说我卖牛肉吧，我的牛肉质量好的时候，只要给足数量，顾客拿着就走，我用不着加一点、找一点的，顾客感到满意，我呢，惟恐肉少了不够卖。我的牛肉质量不好的时候，我虽然给顾客再加一点这、找一点那，他们依然不要，牛肉怎么也卖不出去。现在齐王把女儿嫁给我一个宰牛卖肉的，还加上丰厚礼品财物，我想，他的女儿一定是很丑的了。"

吐的朋友觉得吐说得十分在理，便不再劝他了。过了些时候，吐的朋友见到了齐王的女儿，齐王的女儿果然长得很难看。这位朋友不由得暗暗佩服吐的先见之明。

寓言启示：有些事情虽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但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吐不是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去举一反三地思考生活中的现象，那说不定就会要娶回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丑妻了。

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

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

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五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

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

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

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所以这天叫做元宵节。

穿岁月峰头，伴历史云烟。五四运动至今，一代代优秀青年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循火红足迹，经坎坷征程，一代代优秀青年紧跟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峰顶浪尖!青春不停步，“永远跟党走”!

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在花海灿烂夺目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102周年。

弹指一挥间，人类已昂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战胜了衰落，走向振兴，挣脱了屈辱，走向奋起，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然而，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民族救之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会忘记那举起民族救之旗帜，开创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新纪元的先驱者，不会忘记革命战争的峰火硝烟，更不会忘记，为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地传到我们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靓丽的季节，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字眼，我们要去追回与你同行、释放自己青春的能量。

青，是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春，是季节，是成长的季节，青春就浊出成在成长季节的那片生命的绿色，是阳光下那片灿烂的笑容。

青春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它也许是你人生的一处驿站，不过请记住，即使它象一颗流星，我们也要努力让它成为一次辉煌的闪现，不惧艰难困险，敢于拼搏，志比云天。

中学时代，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得强壮，挫折会使我们变得坚强。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面对山峰，去欣赏它的风光，面对未来去争创人生的辉煌，这样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青团留下了英勇奋斗的足迹，做出了无愧于历史的贡献。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世纪，中国共青团，将以新的面貌，面向新世纪，以新的作为开创新的事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继续谱写光辉的篇章。

我们缅怀“五四”先驱们的业绩，回顾中国人民和青年在整个世纪，走过的历程，作为当代青年团员应当秉承民族精神，高举“五四”火炬，肩负时代责任，让我们用知识加汗水，以满腔热情，去开拓、去创造、去拥抱新希望，来迎接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吧。

青春是什么?青春可以是携子之手，浪漫而温馨地漫步于桃红柳绿之中;青春可以是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跳千奇百怪的街舞;青春可以是无休止地泡吧，疯狂地蹦迪，如果还嫌不够刺激的话，那就去蹦极，开飞机。难道，难道青春仅仅就只剩下这些了吗?青春也可以是潜心于科学研究，十年磨一剑;青春还可以是扎根于边疆，一心谋发展;青春更可以是手擎炸药包炸碉堡时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声。青春是整个人生旅程中最绚丽的一站，最奇妙的一站，最灿烂的一站。青春孕育着无穷无尽的能量等着我们去开采，去挖掘，去释放。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诠释，乃至于实现，而青春正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黄金时期。青春需要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朋友们，不，战友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在向我们召唤，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我们的身影，前进吧，前进吧，让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点燃创业的梦想。

翻开照片，回忆过往，满是幸福，满是难忘。照片记载了那一瞬间的美好，幸福就在那一刻停留。

照片上是我、妹妹、哥哥和奶奶，那是我才上一年级，哥哥上二年级，是爸爸带我们去湿地公园玩时拍的。

那时候小，只要能出去玩就很开心。爸爸知道我们的心思，便总是在天气晴朗的周末带我们出去玩。红的花，绿的草，天上飞的鸟，地上爬的虫，公园里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好奇，总是忍不住问几个问题，却也总是乖巧地跟在大人身后。慢慢的，我们三个玩开了，脱开大人的手在草地上撒欢。你追我赶，微风拂过我们的脸庞，把银铃般的笑声带到每一个角落。哥哥走到水边，拾起石子扔到水中，水面泛起了一阵阵涟漪，笑容也在我们的脸上荡漾开来。也许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这时爸爸走过来，捡起了一块扁平的石头，斜着身子将石头往水中掷，石头就像鱼儿一般在水面上弹了几下，才最终沉下去。我们的好奇心终于按捺不住了，也拾起石头像爸爸一样扔向水中，但石头好像不听我们的话，只是“咚”的一声便沉下去。就这样乐此不疲的扔着，有时石头溅起水花，水溅到脸上，我们便“咯咯”的笑起来。

玩累了，我们坐在石阶上休息，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这是，爸爸掏出手机，我们也默契地站了起来，“咔嚓”一声，童年的美好定格在一瞬间。黄昏下的我们散发出最天真，最快乐的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定信心”位于十六字总要求之首，贯穿抗疫始终。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信心”二字，为大家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在困难面前，乐观自信比黄金还珍贵。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始终坚信只要从容不迫、信心如磐，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就没有越不过的坎。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突然、来势汹汹，恰逢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前后，大规模人员流动使得疫情短时间快速蔓延，中国人民在疫情笼罩下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平静祥和的生活一夜之间被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恶魔打破，难免引发人民群众的心理恐慌和焦虑不安，但党中央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部署作出后，全国人民迅速定下心神，抱着必胜信念从容不迫地投入到抗疫斗争中。一时间，无论是身处疫情救治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坚守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无论是居家自我防护的健康公民，还是因感染而入院治疗的患病同胞，大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递信心、加油鼓劲。护目镜下坚毅专注的笃定眼神，互联网上暖心提气的跟帖留言，新闻镜头里受访者的胜利手势，方舱医院里优美的广场舞姿……乐观坚强自信成为疫情阴影下中国人民最强大的免疫力。人民群众自觉保持抗疫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增强对国家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充分信心，把积极乐观的好情绪转化为做好每一个防控细节的催化剂，不因疫情防控形势好转而盲目乐观，坚持做好疫情期间个人心理调适，充分彰显了从容不迫、信心如磐的新时代乐观精神。

乐观自信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进入新时代，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更加需要我们大力发扬从容不迫、信心如磐的伟大精神，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雄心继续奋斗，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有一个故事，说一位犹太教的长老，酷爱打高尔夫球。

在一个安息日，他觉得手痒，很想去挥杆，但犹太教义规定，信徒在安息日必须休息，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位长老却终于忍不住，决定偷偷去高尔夫球场，想着打9个洞就好了。

由于安息日犹太教徒都不会出门，球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因此长老觉得不会有人知道他违反规定。

然而，当长老在打第2洞时，却被天使发现了，天使生气地到上帝面前告状，说某某长老不守教义，居然在安息日出门打高尔夫球。上帝听了，就跟天使说，会好好惩罚这个长老。

第3个洞开始，长老打出超完美的成绩，几乎都是一杆进洞。长老兴奋莫名，到打第7个洞时，天使又跑去找上帝：上帝呀，你不是要惩罚长老吗？为何还不见有惩罚？上帝说：我已经在惩罚他了。

直到打完第9个洞，长老都是一杆进洞。因为打得太神乎其技了，于是长老决定再打9个洞。天使又去找上帝了：到底惩罚在那里？上帝只是笑而不答。

打完18洞，成绩比任何一位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手都优秀，把长老乐坏了。天使很生气地问上帝：这就是你对长老的惩罚吗？

上帝说：正是，你想想，他有这么惊人的成绩，以及兴奋的心情，却不能跟任何人说，这不是最好的惩罚吗？生活需要伴侣，快乐和痛苦都要有人分享。没有人分享的人生，无论面对的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一种惩罚。

原来当快乐不能分享时，竟然会变成一种惩罚。快乐如果能够分享，快乐会加倍，痛苦如果能够分担，痛苦会减少。一个很有名的人举了一个例子，他用物理的公式来传达这个想法，他说：压力公式P=F/A，压力的大小等于外力除以接触面积，换句话说，当外力都是一样的时候，如果接触的面积大，压力就会变小。我们心里会有压力，一定有什么事情困扰着我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但要让心里的压力减小，我们可以跟其他人倾诉，让受力面积扩大。当然你要记得，不是只有痛苦才找人分担，快乐也要跟人分享，否则以后大家看到你就躲得远远的。最后，你也可以想想，如果你愿意当那个分享人家快乐的人，或是分担别人痛苦的人，我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很多人会很感激你的。

一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他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决不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决非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

快乐与人分享，会变成两份快乐；痛苦有人分担，就只剩下一半。快乐是一种心绪，是情感上的愉悦；快乐是一种体验，是发自内心的快活。快乐是一只吉祥的鸟儿，能在心灵的枝头唱出婉转优美的歌；快乐是一支悠扬的乐曲，会在心田深处舒缓地淌过。

人生感悟：

快乐简不简单？与其说追求快乐，还不如说拥有快乐，因为它本来就在我们身上。说穿了，快乐是一个观念的拥有，但它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那就是分享。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垂钓，是一项独具魅力的娱乐活动，古往今来，不少名人乐此不疲。

✦ 说道古代钓鱼名人，当然是首推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已是流传千古。

晋人诗人陶渊明隐居时，垂纶养性，怡然自得。有一次，他得知好友郑次都钓鱼去了，便立即赶了去，拿起鱼竿垂钓，并赋诗曰：“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官究微。”

唐代大诗人李白喜欢钓鱼，他常“闲来垂钓碧溪上”。一次，他到安徽贵池游览，钓兴大发，坐在河畔江祖石上，垂纶碧流，潇洒脱俗，怡然自得。相传，著名的太白钓台正缘于此。

唐代诗人张志和被贬官隐退时，垂纶江湖之上，相传十年不归，自称为“烟波钓徒”，正如他在《渔歌子》中所流露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是位垂钓高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几笔，勾画出了一幅寒江独钓的画卷，表现出诗人浓厚的钓鱼兴趣，可谓是垂钓近痴的写照。

宋代的陆游晚年一直以垂钓、创作为乐，一生作钓鱼的诗词有七百多首。他是一位夜钓高手，时常“江边有月夜投竿”。陆游还谙熟傍晚和雨后钓鱼，有诗曰：“日落苔矶闲把久，雨余篷舵乱堆蓑。”

明太祖朱元璋爱好钓鱼，不过钓技太差。一次，他携才子解缙去钓鱼，可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一条鱼上钩，朱元璋面露愠色，解缙灵机一动，献了一首诗曰：“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钓抛云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顿使朱元璋由嗔转喜。

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是一位寄情烟波的钓客，从他的作品中便可见一斑，“烟水孤篷足寄居，日常能办一餐桌。问渠勾当平生事，不弄纶竿便读书。”

清代乾隆皇帝爱好旅游和垂钓。他下江南时，曾先后在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钓过鱼。至今，瘦西湖中还留有乾隆皇帝的钓鱼台。

叶剑英元帅与钓鱼有着不解之缘，曾留下“轻波垂钓叟，昔日弄潮童”的名句。一九八三年，中国钓鱼协会成立，叶帅担任了协会名誉主席，为推动我国钓鱼运动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