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北漂”生涯的故事（精选20篇）

邹市明是奥运冠军，中国男子拳击队48公斤级拳击运动员。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中国“拳神”邹市明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我们与他的经纪人李胜谈到钱的问题。没有什么比出场费更能说明一个拳手的地位与价值，“如果国内其他拳击手的出场费在这里的话”，李胜指着自己身前办公桌的位置说，“那么邹市明的位置在这里”，他把手举到齐肩的位置，比刚才那个位置大概高1000px。“国际稍微大牌一点的拳手出场费是百万级别，邹市明还差一点，不过他也快到了”，这个位置，在他的示意里，大约和头顶差不多。“至于那些最顶尖、最顶级的”，他笑了起来，“那就高高高……高到天花板喽”。

李胜并不愿意透露邹市明现在的出场费，不过这个数字并不难查询到：70万美元。而那个“最顶级”的数字，则可以参考今年5月，两位次中重量级拳王的世纪大战——梅威瑟对战帕奎奥，梅威瑟出场费1.8亿美元，帕奎奥也在1亿美元以上。1.8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把C罗、梅西、老虎伍兹这三位的2014年全年收入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拳击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这个赚钱机器一旦转动起来，它之后的效率与疯狂，简直让我们瞠目结舌。而我们的顶级拳击手邹市明，距离天花板的距离是——1.8亿美金减去70万美金，仍然约等于1.8亿美金。

在1.8亿这座大山之前，似乎70万美金的成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就像在喜马拉雅山的8848米之前，泰山的1532米，大约可以称之为平地。然而拔地而起制造一座泰山也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这里面有个人天赋，也有时代因素。所谓时也运也。

这篇稿件将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最具天赋的中国拳手，他是如何被国家选择，成为这个项目上无可争辩的第一人。然而他又是如何为了国家这个使命，放弃了更多可能性——他原本极有希望成为千万美元先生，但在此刻看来，这个目标已经迢迢而不可及，甚至连百万，都仍需要继续努力。

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让我们从一场失败开始讲述这个故事。

这是邹市明迄今为止的最后一场比赛，时间是今年3月7日，地点是澳门威尼斯人赌场里的金光综艺馆，对手是泰国拳击手阿泰·伦龙。如果这场比赛获胜，邹市明将获得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条金腰带——金腰带是拳击这个行业的至高荣誉，唯有金腰带获得者，才有资格获封拳王。

这是一场被迫不及待策划出来的比赛，整个行业都在等待邹市明取得成功，获得拳王称号，然后他将唤起中国人在拳击这项运动上的民族热情，拳击将在中国迎来暴风骤雨式的快速发展阶段，金钱就此滚滚而来，再然后，理所应当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WBA(世界拳击协会,国际四大拳击组织之一)为了让邹市明早日参加这场比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邹市明的世界排名。拳击的排名并不像足球网球这样的项目，有着明确的排名计算规则，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其他因素的考虑也被计算其中。而邹市明的排名提高，在专业人士眼里，显然属于暗箱操作，国内《拳击与格斗》的执行主编贾春天就毫不讳言，“他在职业拳击中显示的实际成绩并不突出，还给得这么高，是对现有职业拳击规则的一种破坏，是完全的例外。”

邹市明的美国TOPRANK推广公司为了这场比赛也是煞费苦心。这是邹市明参加的第七场职业比赛，仅仅通过六场比赛就能获得世界拳王挑战权，同样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因为邹市明的中国奥运冠军身份，和对未来中国市场的预期，他前进途中的所有红灯，都被手眼通天的推广公司清扫一空。

对手同样也是精挑细选。在四大拳击组织的拳王里，WBA、WBO双料拳王埃斯特拉达，WBC拳王冈萨雷斯难度更高。IBF拳王阿泰·伦龙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与邹市明一样，也是从业余比赛转到职业比赛，拥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在过去两人的三次交锋里，邹市明输了第一次，赢了后两次。为了说服阿泰·伦龙参加这场人人希望他输的比赛，组织者付出了高额的出场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最著名的拳台主持人Michael Buffer被请到了现场，再次证明了这场比赛组织者的不惜血本。Michael Buffer本人就是拳击比赛重要程度的最佳代表，过去几十年里，拳坛所有的重要、经典时刻，他都在场。随着他那句带着颤音的已经被注册成商标的“Lets get ready to rumble(让我们轰然向前)”，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在双方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中结束。第二回合，邹市明主动出击，用一套组合拳蹭倒了泰国人。然而优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三回合面对邹市明的进攻，伦龙使出泰拳中的招式，用手肘夹着脖子将他凌空摔倒在地。尽管裁判随即提出了警告，观众席上也一片嘘声，但邹市明明显被摔懵了，这一回合结束后，他径直走向了对方的休息区，经伦龙提醒才面无表情地闷头走回去。

情况急转直下。一直到12回合打完，邹市明再也没能夺回主动权。对方经验老道，精于躲闪，让他的拳头无处可落，甚至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给他以反击。观众席上，“邹市明，揍他!”“邹市明，加油!”的喊声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急，然后渐渐沉寂——眼看胜利无望，不少拳迷选择了提前退场。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宣布邹市明以111：117的点数不敌对手，冲击金腰带失败。

那些仅仅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而观看球赛的观众，难免对这个结果有所意见。不过在专业人士眼里，邹市明这场输得并不冤枉。无论是数据还是场面，泰国人都牢牢占据着优势。

关于这场失利的后果显而易见。他的赞助商之一安踏早已经为他提前准备好了“我的时代”纪念T恤，因为他的意外失利，这些T恤全部积压无法销售，或是捐赠或是销毁，提前买好的报纸宣传版面也都白费了心机。

邹市明并没有迎来他的时代。

梦圆与梦碎

这大约是一个令人难过的开头，英雄在距离他人生最璀璨的皇冠前止步倒下，而他通往这个皇冠的道路，本就是在商业之手操纵下的速成之路，这让这个故事听上去并不是那么光彩。

然而邹市明的人生故事，原本可以不是这个讲述方法。

在关于这篇稿子的周边采访里，记者向接触到拳击这个行当所有从业人士们提出过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拳击”?答案五花八门，经纪人李胜认为拳击就像哲学，而另外一个现担任WBO裁判的前职业拳手陶振东，则认为拳击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一个拳手必须不断的自我突破。

不过，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二十年前刚刚接触拳击的邹市明，他一准儿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拳击在国内被认为是一项过于残忍的运动，因此被禁了28年。直到邓小平在北京第三次接见世界拳王阿里，一句“多来中国带带徒弟”才让禁令解冻。在总书记的规划中，这次解禁兼具体育和政治意义：在奥运会比赛中，拳击有十几个级别的比赛，这意味着，这项运动有十几块金牌和几十块奖牌的可能性。

这是1986年，这一年邹市明5岁，他的拳击天赋尚未被发掘，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县城里，他是一个那么不起眼的小男孩，不仅生得瘦小，还性格懦弱，甚至经常被女同学欺负。他的父亲是一名技术人员，母亲则是一名教师，深信棍棒教育的成效。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其他男孩一样追逐打闹，最好只是安安静静地学习读书，将来做一个文化人出人头地。她的期望很快就落空了，邹市明除了体育成绩不错之外，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为此邹市明没少挨打。在课堂里实在坐不下去的邹市明央求父母送自己去体校——对于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来说，这个选择几乎有着某种放弃的意味。

在体校里，他接触到了拳击，几乎是立刻就迷上了，“转到体校以后，我就觉得任何动作我都领会得比我的同伴要快，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比他们快。”训练条件差也觉得不是问题，他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痴迷的热爱。

二十多年后，邹市明坐在腾讯娱乐的记者面前，仍然感激自己当年与拳击的相遇。“我小时候非常瘦小，差不多可以说是弱不禁风。性格也比较老实，做什么都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妈经常说我，你是个没出息的孩子，长大以后怎样怎样。接触到拳击以后，这给了我很多自信和快感。”他又补充道：“我现在回忆，我都热血沸腾，如果没有这份执着和爱，我不会20年每天都做一件事，坚持到今天。”

别无所有，除了天赋。打拳的邹市明是另外一个人，体校和家之间是当地最热闹的马路，每天放学，他要么像燕子穿越丛林一样穿过人群，练习灵活的步伐和闪躲，要么坐在公交车里，把车窗上流动的影子视为假想敌，练习出拳的灵敏度。他不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挑衅对手，他果断坚毅，出拳迅猛，那个在小学教室里被女同学欺负的瘦小男生一去不返。

但光有天赋毫无意义——还得拥有被国家需要的价值，才可能得到发光的机会。1997年，他入选贵州省拳击队，1999年，他又被选入国家队——作为陪练。邹市明并没有接受自己陪练的身份，训练中他处处琢磨对手的特点，2000年全国拳击锦标赛预赛，邹市明一举击败由他陪练的种子选手，成为了国内48公斤级的“黑马”，也摆脱了陪练的命运。天赋成了使命，他逐渐成为了中国拳击冲击第一块奥运奖牌的希望所在。

身高1米64，体重48公斤。这个体重对于女性来说，都能算是维持得不错的身材。邹市明维持了这个体重很多很多年——拳击比赛的级别以体重区分，48公斤是奥运比赛的最轻级别，也是中国最容易取得突破的级别，于是邹市明被牢牢按死在这个体重上，和维多利亚秘密的模特一样，长期与自己成年男性的胃口以及体重秤做寸土不让的搏斗。

但别无选择。2004雅典奥运会上，邹市明得到了一枚铜牌。与此同时，他的天赋也被职业拳坛所看到，曾一手打造阿里、福尔曼、泰森、霍利菲尔德等世界顶级拳王的美国拳击最知名推广人唐·金把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递到他面前，他看上了邹市明敏捷的出拳，“只要你签个字，我带你进职业拳坛，这100万就是你的了。”

哪个拳手能不向往职业拳坛呢?就像哪个演员能抵挡得住库布里克这样导演的召唤?哪个裁缝不想登上巴黎时装周?那是理想所在、激情所在，也是财富所在。但邹市明没签。他很清楚，必须用奥运金牌才能为自己从这个体制“赎身”，铜牌什么也不是。那年他23岁，他把所有赌注，都推到了下一个四年上。

从雅典回国后，邹市明和教练张传良双双将手机尾号换成了2008，包括他的车牌号。他披着金色的披风拍照，躺在金色的床单上入睡，还把金牌的照片下载到手机里，不时看一眼。

2008年8月24日，那个奥运金牌梦实现了，邹市明在领奖台上“哭得一塌糊涂”。

几天后，邹市明再次哭了。

在国家拳击队场前所未有的豪华庆功宴上，邹市明脖子上挂着中国的第一枚拳击奥运金牌，笑容满面地接受在场所有人的祝贺和敬酒，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准备好的致辞：“谢谢领导对我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我做到了，从今以后我可以放心地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了。”

但这番话胎死腹中。领导赶在他前面开了口：“市明呀，我们不能只在家门口拿一个冠军，要是下一届丢了就是昙花一现，我希望你再坚持一下——市明呀，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我们是中国的党员呀，我们还是党员。”酒杯送到面前，他来不及反应，条件反射地接过来一饮而尽，然后偷偷别过脸去，“心情就完全没有了”。

梦圆与梦碎，就隔了几天的时间而已。

失败的习惯

那个时候，唐·金仍然在等他。从他23岁到27岁，虽然唐·金不无遗憾的认为，邹市明已经错过了一个职业拳手的黄金年龄，但仍然有一搏之力，未来仍然有机会摘取金腰带。

但……但，再一个四年?

差不多也是在那几天，隔壁的国家网球队，李娜向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给自由就走人。她在“出走”两年后被劝说归队，并在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单打第四名，这是当时中国网球在奥运会女单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为了避免顶级球员的流失，抑或帮助她们挖掘自身潜力(就像后来被证明的那样)，孙晋芳推出了石破天惊的“单飞”政策，允许李娜和其他三名球员在仍需为国家队和省队效力的情况下，自己找教练，并制定训练和比赛计划。尽管她们需要自行承担出行、训练和教练的费用，但仅需上缴个人收入的8%到12%，而非之前的65%。这被视为李娜挑战举国体制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邹市明从来都不是一个叛逆者。这个小时候就被女孩子欺负的拳击运动员，在拳击台之外的世界，性格都相当内敛与温和。作为贵州迄今为止唯一的奥运冠军，他沉默咽下了这个“再打四年”的指令，“我反过来一想，算是拳击改变了你的命运，国家给你这么多年的支持，才能有今天这样的舞台，所以说我再坚持一届，一届，四年。”但这个指令仍然让他郁郁寡欢，在其后的两年里没有参加任何世界大赛，只打了一届全运会和一届亚运会。他用这种沉默隐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不甘。最终还是恩师张传良说服了他。“他说，如果你实在练得不开心，那就算了，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把你的技术打造得这么细致、这么刁钻，你突然不练了，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邹市明承认自己吃软不吃硬，“被需要”这一点打动了他。“我一咬牙，不就两年吗?第二天我就去跟领导说，我要做三件事：结婚，生孩子，拿金牌。然后我就结婚，生孩子，拿金牌。”两年后，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伦敦看到邹市明拿下了奥运金牌，“我觉得还蛮圆满的”。

那四年过得是如此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被全面监督着为下一块金牌奉献出全部，“我都31岁了，门口给装了个监视器，每天看我去哪儿了，10点钟回房没有。真的，这就是个牢啊。”在奥运会决赛的前一天，李胜去探班邹市明，他向记者回忆，“市明一看见我又开始说奥运完了要转职业，我说，你先把明天的金牌拿下来再说。”伦敦奥运会的最后一天，一岁零一个月的轩轩在现场见证了爸爸第二次成为奥运冠军。

从伦敦回来，邹市明立刻打了一份退役报告，想了想，又打了一份辞职报告——当时他还兼任贵州体工大队副队长的职务，如果不出意外，十年后也许会成为某地方体育局的局长，大部分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偶尔下基层视察项目。这些对于一个想要保持安逸又体面的生活的人来说相当重要，但对于一个从小搬着小板凳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梦想着拳王金腰带的拳手来说，根本什么也不是。“这是我的生活吗?这是我的工作吗?”邹市明不敢想象。他很清楚一个奥运冠军下面拉着多长的利益链，但他不想再这么活了。恰如在记不清哪一次庆功宴上，他抄起脖子上的金牌看了一眼，发现绶带上都起了毛球，往旁边一瞄，另一位奥运冠军的金牌带子已经从鲜红变成了绛红，他顿时觉得不能忍受：“揣个金牌到处骗吃骗喝，这种生活太没有意思了。”

半年后，邹市明和妻子冉莹颖一人一个行李箱，奔向拉斯维加斯。2013年4月7日，他击败了墨西哥选手瓦雷祖拉，职业首战获胜。这一年他32岁，创下了奥运拳手转职业的最大年龄纪录——阿里18岁成为奥运金牌获得者，同年角逐职业拳击;霍利菲尔德22岁拼得奥运铜牌，同年签了职业拳击合同;德拉霍亚19岁荣膺奥运冠军，同年迫不及待地踏入职业赛场。

推广公司知道该怎么说话才能引起中国这个并不热爱拳击的市场的关注，所以教练罗奇会说，“邹市明职业初期好于帕奎奥，我认为邹市明会成为下一个帕奎奥”，很巧，帕奎奥也是罗奇的弟子之一。有必要介绍一下帕奎奥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贫困家庭，少年的时候开始在马尼拉凭借打黑拳来养家糊口，在这个伤亡无数的地下世界里，帕奎奥活了下来，并且被美国经纪人发现，带到了美国，然后就是火箭般的崛起。他从最次轻量级(49公斤级)打到次中量级(69公斤级)，一共获得过8个级别的金腰带，创下了拳坛记录——拳击的含金量和体重成正比，体重越大，就意味着出拳更加有力，比赛更好看，选手也就更有商业价值。

罗奇的这句“好于帕奎奥”在中国媒体上被频繁转载，人们似乎真的开始认真期待起另外一个亚洲拳王的冉冉升起。不过，读者并没有同时获知，帕奎奥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的时候，才刚满16岁，20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人生第一条拳王金腰带。

年龄不是桎梏邹市明未来发展的唯一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习惯。有人把邹市明在职业拳坛上取得成绩的意义，等同于姚明在NBA，李娜在四大网球公开赛，或者丁俊晖在台球一样——这样的对比看上去相当合理，然而实际上则远远低估了邹市明的难度——无论是NBA还是CBA，奥运会网球比赛还是四大公开赛，篮球和网球的比赛有着一致的规则，胜负也有着统一的标准。姚明不会到了NBA之后，自己过去的经验完全被推翻，曾经被认为是杀手锏的技术动作变成了错误的坏习惯。但从奥运拳击到职业拳击，区别就是这么大，几乎是从“画圆形”变成了“画方形”。

对于一个拳击爱好者来说，奥运拳击几乎全无观赏性——比赛规则充分保护拳手，身上防护齐全，击中便可以算做得分，不用考虑有效重击和对手受伤害情况，只打三个回合而职业拳击最多可达十二回合。采访中，前职业拳手陶振东轻蔑地对记者说，“看奥运拳击还不如去看击剑比赛，不就是为了看谁的点快吗?”

在长达13年的奥运拳击手训练中，邹市明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习惯。这套习惯为奥运而生，由他的恩师张传良结合中国武术而设计，但对于职业拳击来说，这套习惯几乎是处处破绽。比如防守中，邹市明习惯于放低手架，以获得更为灵活的转身和步伐，但同时这也让他的头部更多地暴露给对手。同样出于得分的目的，他习惯于击打高位，对对手腹部、肋部的击打以及勾拳的使用频率非常低，防守架位也很高，这样的打法既没有杀伤力也影响身体的旋转，同样，不容于职业拳坛。

也许邹市明的确是一个天赋高到可以射下太阳的运动员，但他已经对着自家后院的那棵柿子树练习了13年的瞄准拉弓射箭，然后再来试图射日，这真是太困难了。

而他的确怀抱着那么强烈的射日梦想。过去、现在、未来，都是。

制造速成拳王

从体校接触这项运动开始算起，邹市明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在拳击上感觉挫败过。

转战职业刚开始的感觉还不错——那种整个世界都在加紧制造一个中国拳王的氛围，让当事人自我感觉甚为良好。2013年2月，乘坐TOPRANK公司安排的私人飞机和加长林肯，邹市明在“超土豪”的阵仗下抵达拉斯维加斯。“你想想，拉斯维加斯啊，整个城市都是灯火通明，晚上比白天还漂亮，我们飞得又低，哎呀。”邹市明眼角上扬，沉浸在回忆中，“觉得这就是梦想的地方”。在妻子冉莹颖的叙述中，这种幸福感还要更强烈一点，“从窗户往外看，那个星星就在你旁边，那么大一颗，好像伸手就可以抓住。”

未来的教练罗奇在酒店门口等他。罗奇是WBC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培养过多达 27 位世界冠军，好莱坞巨星米基·洛克和篮球明星大鲨鱼奥尼尔，想学拳击的时候也是拜入他的门下。这位神奇教练，是邹市明的公司为他尽快登基所开的支票之一。

两年后，罗奇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个中国弟子，“当我第一次接触邹市明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进步非常快，在与布赖恩·维拉利亚这样出色的选手对抗中，居然也可以压制、甚至主宰比赛，我甚至认为他可以在任何时间获得冠军头衔。”但是，一旦到了真正的比赛，“所有业余拳击的东西、所有我想从他身上剥离舍弃的东西，全都回来了。不只是一半，而是这一切都回来。”

2013年10月，邹市明随帕奎奥前往菲律宾进了一次训练营，而他与教练的关系也到了紧绷阶段。“虽然翻译没译出来，但我能从他的表情、语气和手势感受到他的愤怒。”罗奇甚至对邹市明说过“go home”，妻子冉莹颖回顾，“这可不是让他回房间休息，而是让市明回中国算了”。经纪人李胜也记得，当他去菲律宾看望邹市明的时候，两人长谈到深夜，邹市明情绪低落到差点哭出来。

“邹市明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也训练过很多业余拳手，但是他们都没有像邹市明这样打过3届奥运会，所以他的很多习惯确实很难改变，不过从第一场职业比赛开始，他到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最柔软的时候，罗奇会这么说。最激烈的时候，罗奇会对邹市明说“fuck”，在邹市明的第六场职业赛里，因为邹市明无法贯彻教练要求他尽快KO对手的要求，老教练爆了粗口，这一幕被摄像机拍下。

连过去的吃饭习惯都不对——在国家队的时候，每餐饭只允许吃到半饱的邹市明可没有想过，这样的饮食习惯会成为他转成职业选手后的遗毒。如今他被要求补充营养，狂上强度，而他却咽不下蛋白粉，胃打不开，这导致了营养跟不上去，肌肉练不出来。至于像帕奎奥那样升重升级别?怎么可能。

邹市明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为了改动作，他在房间挂了一个弹力球，“半夜睡着，一想到动作，马上爬起来做”。这样的训练强度加上推广公司为他精挑细选的对手，他以火箭速度冲刺到金腰带挑战赛——梅威瑟成为职业拳手的时候才19岁，推广公司为他安排了18场比赛，经过充分的锤炼后，才让他走到金腰带挑战赛的位置。

但谁都知道邹市明时间不多了。TOPRANK的老板阿鲁姆一方面欣喜于邹市明在中国掀起的拳击热潮，“邹的比赛在中国有3亿观众，超过了超级碗在美国的观众三倍，围绕着一个民族英雄来推出一个项目，这种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深知时不我待，“我会请求邹再打几年，不过我猜肯定打不到20场比赛。”

所以一切不得不以速成的方式展开。

但速成或许可以造就一个拳击话题明星，却难以造就一个真正的金腰带拳王。

在邹市明输掉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场金腰带挑战赛之后，国内媒体出现了尴尬的沉默，但在国外，人们不留情面得多。著名拳击专栏作家托马斯·豪泽尔在《太阳报》的专栏里，标题简单直接地写道“邹市明被高估了”。

罗奇说，“我们没有对他的这种打法做好充分的准备，我的比赛计划被强奸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体育馆，使邹市明变成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

但邹市明何时才能成为一个技术更全面的拳手?他下一次挑战该级别世界冠军将是什么时间?对手是伦龙还是其他三大拳击组织的拳王?……要不，降级别试试?

邹市明甚至并没有回到体育馆——他来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几个月的时间内，五对父子辗转陕西、云南、新疆乃至澳大利亚的八个村庄，完成节目组设置的层层生存任务，并通过电视屏幕将自己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他做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再打比赛，8个月过去了。

年轻的时候邹市明周末不用训练，在宿舍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幻想，如何给自己拿了金腰带之后设计一系列的庆祝动作，要酷，要炫，要帅气，要个性。

现在他说自己已经不太想了，“越靠近的时候，就觉得越难，可能是需要实现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邹市明并不承认，但参加《爸爸去哪儿》了，对于职业陷入困境的他来说是一种逃遁，然而这样的逃遁终有期限。节目中有一期，他与妻子冉莹颖都画了老妆，两个人执手相看泪眼的时候，邹市明再次提到了拳击，“也许我们多年以后，都老成这样，但我们也别忘了现在的追求，拳击也许是我的追求，我希望我的人生再去为它搏一次，我答应你，就一次。”

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无论邹市明做出怎样的选择，妻子冉莹颖一直在背后给予支持。

最壮丽与最残忍的运动

拳击的魅力到底何在呢?对于生活在中国这块拳击贫瘠土壤上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容易理解。但在欧美，这项运动的名人粉丝可真不少，福克纳与海明威一生都互相看不顺眼，然而他们都热爱拳击。诺曼·梅勒觉得这项运动里有一种文字所不能描绘的壮阔，他曾写道，“我一生中看到过很多壮景，而当一名拳击手挨到重拳却岿然不倒，溅起的汗珠和血滴瀑布水雾般从天而降，我彻底被这项勇敢的运动征服了，我现场见证了最壮丽的场面。”

不过这血色诗意，可能恰好是中国人难以接受它的原因之一。李胜总结，中国体育界长久以来有一个“隔网”的概念，隔着网的、不与人直接冲突的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总能出奇制胜，“刘翔100米跑不过别人，放两个跨栏在中间，拼技术，就赢了”，主要靠“斗心眼儿”的业余拳击也是如此——“孔夫子的性格决定了我们血液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DNA就是避免冲突”。职业拳击则不是，要的就是硬碰硬，180到200公斤的重拳打在人身上(健康男子一般情况下的出拳力量是40公斤，李小龙生前接受过测试，快速出拳的作用力是181公斤)，瞬间肿胀、出血、倒地，乃至再也爬不起来，扔出一条代表投降的白毛巾，胜者则高举双臂，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

而一个拳击手，要在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用脑部去接受180公斤重拳的击打。每一次击打都可能会在45岁以后跳出来报复这具肉体：邹市明的偶像阿里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教练罗奇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他的亲戚，一名爱好拳击的体育老师，也得了帕金森，颤颤巍巍。

始终无法爱上拳击这项运动的冉莹颖，一直活在这种巨大的不安全感里。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她留下了脐带血，说万一邹市明将来帕金森了可以用。“哎，你说她想这个干嘛”，在曾经的采访中，他叹着气对记者说。

如果不是怀着巨大的热爱，这项运动很难坚持到底。然而在中国，哪怕是有着十二分的热爱，愿意为此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坚持这项运动仍然是太困难了。

“中国的职业拳击是脱节的，只有几个最顶级的选手，下面就没了”，李胜说。现在他和他的公司正在做一项叫做“拳力联盟”的职业比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很多好的拳击苗子有比赛可打，把这个体育项目做起来。”

“你是怀着责任感在做这件事吗?”记者问。

他一愣：“不，这是生意。”

但对于李胜来说是生意的事情，对邹市明而言，却是使命所在。他见过太多师兄、师弟、同辈迫于无奈放弃拳击，文化成绩好的考上公务员去做特警，更多人分散在超市、酒店、停车场做保安，挣着微薄的薪水。曾经的同行现在已经变成了两种人，“一种是羡慕我吧，自尊心强，不好意思。他们有做苦力的，有做打手身体冒险的，有灰色收入的，没什么尊严。练了这么多年，没打出来，只有卖一身力气。还有一种，会找我借点钱啊，请我去他们那边单位走一走，看几眼啊，那样他们就能在单位里抬起头来，少被欺负，有点地位。”邹市明告诉记者。

就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前一个月，他的一个师弟被人杀死了。师弟也是贵州人，退役后摆了一个路边摊卖凉粉，结果在夜晚的一场街头斗殴中丧生。

冉莹颖是趁邹市明不在时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她说，在他面前“不能提”。“这个事发生以后，他跟我说，我能够实现什么?这个拳台上之前是没有中国人的，那我就代表我们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拿一个金腰带，让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人刮目相看。还要推广拳击文化，做一个连锁的拳击馆，让这帮师兄师弟们有饭吃，不用去看场子、当保镖、拿灰色收入，要让他们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过日子。”

“他转职业拳手之后，让很多人看到了一条路，这个市场开放了嘛，原来很多想放弃的或者已经退役了的选手，都回来打职业比赛了。”牛忠杰对腾讯娱乐记者说。

2006年，17岁的牛忠杰进入贵州省拳击队，在贵阳清镇市与国家队一起训练，偶尔能看到从训练馆走出来的邹市明。“那时候他已经拿到奥运铜牌和世锦赛亚军了，都是第一块啊，我们小孩子只有膜拜的份，一直膜拜到他拿了两块金牌。”

牛忠杰的业余拳击生涯算不上辉煌，只打过一些市级、省级比赛。体制内比赛选拔严苛，每省每个级别只能报一个人，换句话说，只有省队的第一名才有资格参加全运会，有机会拿奖牌、奖金、荣誉，其他人永无出头之日。

2013年再次落选全运会后，牛忠杰走了一条折中之路：他一边保留着队内身份，一边在上海帮朋友经营拳馆，打算“从拳台一线转向幕后推广”。直到“拳力联盟”在上海举办，他跑去看了两场比赛，感觉“这个市场好像起来了”，于是又回到了拳台，目前已经在“拳力联盟”超轻量级选手中排名第一，并且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正式采访。

被问及“接受采访的感觉如何”，牛忠杰笑了：“感觉挺好的。以前没有人关注我嘛，现在有机会出来讲讲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回忆，蛮好的。”他今年26岁。

非常艰难的，但仍然有一些人发芽了。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邹市明有关——无论是受他的奥运拳击生涯影响，还是受职业拳击生涯影响。

这是一个热爱牺牲故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重视意义的民族。记者将邹市明的故事说给身边很多人听，问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如何，答案基本可以分成这几类，“我不了解拳击，但我尊重邹市明在奥运会上给中国带来的荣誉”;“职业拳击在中国哪有什么人看，还是奥运金牌的意义大”;“我坚定的认为，如果不是邹市明获得了两次奥运金牌，那他现在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吗?那些所有的，理想、努力、牺牲、挫败?

邹市明可能没有想过这些。比起金腰带，如今他对自己职业生涯更大的期待是：安全落地。他说：“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你，没有跟你打招呼，不是我不尊重你，是我看不见你了。”

星期五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在这天我成为了盼望已久的少先队员！其实从刚刚踏入校门的时候起，每当我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们胸前飘着的鲜艳的红领巾，我都会用敬佩的眼光注视着。心里暗暗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们一样啊！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当我拿到红领巾时，兴奋的不得了！看着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迎风飘扬，我不由得也挺起了胸膛，生怕别人看不到那鲜艳的红领巾！

放学了，走出校门，远远地我就看见姥姥在不停地张望，我兴高采烈地跑到姥姥面前：“姥姥，你看！”，我把红领巾高高地扬起，“哟，带上红领巾了！不错不错！”姥姥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就大声地说：“少先队员回来了！”姥爷、妈妈还有二姨也高兴地说：“好啊，你真棒！”二姨还开心地要给我照张照片留个纪念。妈妈也很开心，还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在外地出差的爸爸，全家人都沉浸在快乐中。照完了照片，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说：“儿子，你知道少先队员是什么吗？少先队员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处处为同学树立榜样，要学习好，品德好，身体好，你现在成为了少先队员，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不能骄傲，要时刻记着自己的责任！懂吗？”“妈妈，放心吧，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以后再也不会让您失望，伤心了，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个懂事的，优秀的孩子！”我也很严肃地向妈妈保证。

我很开心，我也会以此来激励自己，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加努力，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的期望！

他的诗就像是春雨中的笋，在雨中悄然生根，发芽。最终印刻在人们的心里。

毛泽东，新中国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个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多样，有的典雅，有的通俗，有的含蓄，有的晓畅，有的庄重，有的幽默，有的豪放，有的婉约，而豪放成了他诗词的主导风格。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雄视百代，自信地写出自己的抱负，同时，他也深信，自己就是今朝的风流人物。“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此时，夜已深，一勾残月挂在深邃的天空上，丝丝冷风吹进衣袖，披着衣服，坐在寂静的屋子里，看着寒冷的星星，此情此景，又怎能不寂寞?如此的寂寞，又怎能不落泪?即使是一代伟人，也有孤寂的时候。诗中掺杂了诗人的寂寞、孤独与思念，那是一种怎样的寂寞，是如“江海翻波浪”的相思之愁啊!毛泽东，在光辉的背后，也如常人一般，承受着相思之苦。梦中的女郎，何时才能相见?毛泽东通过夜景写出了自己的寂寞与孤独。

你是否了解过如此的人，你又是否能感受到他的豪情与惆怅。这个及豪放与婉约于一身的诗人又是如何创造了诗坛中的奇迹?

有一天，两只井底之蛙对造物主说：“请你帮忙我们离开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吧。”造物主说：“行，此刻有两条路供你们选取：其一，给你们延长二十年的寿命，你们大概要花十年的苦功练习跳跃之功，等有朝一日依靠双腿的力量跳出井底后，则能够自由生活在广阔的大地；其二，用你们的双腿换取一双翅膀，能像鸟一样飞翔，但是务必一向飞下去，不能有片刻停息，落地之时则为死亡之时。”

甲蛙选取了第一条路，乙蛙选取了第二条路。十年后，甲蛙凭借健壮的双腿，最后跃出井底，放眼四周时，发现乙蛙正躺在井口不远处呻吟，看样貌已无生还的期望。原先，失去双腿的乙蛙，以为拥有翅膀就能够弥补自身的缺陷，很是庆幸地享受着飞翔带来的快乐。但是时间一长，它感觉到无休止的飞翔十分单调乏味。最后，它下定决心，明知落地即亡，也要让拍打击翅膀停下来。

【人生哲理】：个人成长成才首先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许多时候，弥补人生短处或劣势，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取人之长补已之短，而是努力化已所短为已所长。正如翅膀要比腿飞得高，但它毕竟只属于鸟不适用于蛙。

“我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

千金不换，它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时光太美，不忍辜负，唯有在流光略影中且行且驻。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上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背上的小书包里，过往的年华在里面。

我轻轻地打开书包：一本已经面目全非的语文书，一只藏在暗格里面的《名人传》，还有一袋温热的牛奶。慢慢地拉上拉链，静静听着风儿诉说我们的故事。

记得我初次与它相遇时，它还是崭新的。当我初次徜徉在文海里，曾记否?《阿长与山海经》里我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曾记否?从《背影》里我联想到了妈妈做家务时的身影。曾记否?有好几个晚上我都默默地在灯下聆听李清照的忧愁。现在，语文书早已不是以前的模样，《口技》的字里行间斟满我苦读的汗水，漫长的《社戏》排满了上课时一笔笔的心得。在这书的一字一句中，我尝到了青春的苦涩。

我也不知是在书海里泡了多久了，还是在三点一线的牢笼里呆了?总之，我想废除学习的天地，于是，我逃离家长的监控，把《名人传》塞入了书包里。综合课上，老师总把一个知识点重复成千言万语，我便早在下面打好了狙击，窗口没有校长那张严肃的脸。门缝，也未传出老师叮当的脚步声，我便怯怯地从书包中拿出《名人传》，放在课本下面，开始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交战。果不其然，一节课后，只觉得身心疲惫，在这三心二意的紊乱之中，我发现了书包里的又一个故事。

风儿告诉我，书包里的最后一则故事，便是那袋温牛奶，她靠着我耳朵轻轻地说：“是妈妈早上放在书包里的。”我发现了书包里的最后一个故事：无声的母爱。

我们总喜欢在书包中偷偷藏书，上课时小心地夹在课本后，然后笑不出声;喜欢在书包中装一些零食，和同桌伙伴一起分享。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好孩子，但仍然愿懵懵懂懂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我们总是笑着，仿佛一切都离我们很远。这时的水月、空虚、慵懒却变得十分美好。此时，小小的书包里装的是一首清新的小诗，散发着清香，芬芳了岁月。

此时，小小的书包中装的是一篇烂漫的童话，沾着泥土的芬芳，倾诉着时光的曼妙，时光太美，不忍辜负，唯有寻寻觅觅中坚定脚步。或许，这也是一种美好。

杭州有个书生名叫丘浚（jun），一天，他因事到灵隐寺去见一个名叫珊的和尚。那和尚正在吃茶休息，眼见来者只是个一般书生，不是当官之人，便对他非常怠慢，爱理不理的，既不让坐也没倒茶，把丘浚凉在一边。

正好这时，杭州刺史的儿子骑着马，带着几个随从，进得寺来。那珊和尚一见来人穿戴华贵，前呼后拥，甚是排场阔气，高头大马甚是威风，便换了一副笑脸，忙不迭地起身，恭敬地走下台阶，一直迎到寺外去了。

被冷落在一边的丘浚看到这些，很是不平，心里感到这和尚十分讨厌。待那刺史的儿子走后，丘浚气愤地质问和尚道：“你这人怎么如此势利眼？见到我来，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见到那有钱有势的人来，你便满脸堆笑，十二分地恭敬，我看你简直不像一个出家人！”

和尚却狡辩说：“朋友，你不要误会！你不知道，在我这里，怠慢就是不怠慢，不怠慢就是怠慢。所以说，我对你才是真正的热情呢！”

丘浚听了，哈哈笑了起来，说：“原来你跟我的习惯一样。”边说边拿起手杖在和尚脑袋上敲了几下说：“在我这里，打你就是不打，不打你就是打你，所以我只好打你了！”

和尚挨了几手杖，只好心里后悔。

这个聪明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罚了那个势利和尚，总算也出了点气。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的故事》等专着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听说城里很热闹，笨狼就想去看看。

他穿上红色的灯笼裤，戴上白色的鸭舌帽，唱首歌儿走出森林，来到了公路上。

开来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前头亮着空车的标志。笨狼挥挥手，车停了，司机打开车门，礼貌地说：

“先生，请上车!”

笨狼伸出手，想拉司机一把，没想到司机撒腿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

司机跑了，笨狼只好自己开车。

前面是街心广场，红灯亮了，大大小小的车停了一长溜儿。

笨狼不懂得交通规则。他一踩油门，“呼”的一声，绿色小汽车冲过了斑马线。

交通警察猛地举起了手臂，他想拦住这辆车。可是，他的口哨掉了，举起的手臂僵得像根木头，半天也没能放下来。

交通警察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一只狼开着绿色出租车闯红灯。

笨狼走进了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

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看见笨狼来了，乱作一团。试衣间的门挤破了，柜台底下人堆人。商店经理用一个塑料水桶罩住脑袋，以为这样最安全。一个正在给女儿买洋娃娃的年轻妈妈，吓得把女儿和洋娃娃弄混了，抱着洋娃娃就跑，反而把宝贝女儿留下了。

商店里有自动扶梯。这新鲜玩艺儿，森林里还从没见过呢!

笨狼站在自动扶梯上，不用自己爬楼梯，就从一楼到了二楼，又从二楼到了三楼。笨狼好高兴，就一边坐自动扶梯，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松球抛着玩。抛着抛着，咕咚，咕咚，松球掉了，沿着扶梯滚到了楼下。

笨狼想去捡，但是，自动扶梯越升越高。

“停下!”笨狼大声命令。但是，自动扶梯不理他，越升越高。

“你难不住我!”笨狼说，“咱们比比，看谁厉害!”

笨狼转身就往楼下跑。可是，笨狼跑下一级，自动扶梯就上升一级，笨狼跑得气喘吁吁，跑得脱下了鸭舌帽和灯笼裤，还是在老地方。笨狼好狼狈。

商店里的顾客和营业员见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唉，他们真没礼貌。

经理取下头上的塑料桶，给动物园和警察局打电话：“快快，快把这只狼捉住，关进动物园去!”

买洋娃娃的小姑娘踏上自动扶梯，来帮助笨狼。她牵着笨狼的手说：

“来吧，我们先到楼上去，再从另一个扶梯下来!”

原来商店里有两个自动扶梯，一个管上，一下管下。

笨狼在楼下找到了松球，一个留给自己，一个送给买洋娃娃的小姑娘。

警察和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们戴着头盔，拿着麻醉枪。

笨狼可不想被抓住。他冲出商店，钻进绿色出租车，使劲一踩油门，“呼”，汽车像一阵风似的开远了。

小花狗买回一双小红鞋，红帮、红底、红丝带。朋友们都说，小花狗的红鞋真漂亮。

小花狗穿上小红鞋，抬起头，挺起胸，背过手，迈着方步走了起来。朋友们又说，小花狗，真神气。

突然，小花狗大踏步地走进了绿草地，他脚上的小红鞋踩倒了一片又一片青青的小草，踩坏了一朵又一朵鲜艳的野花。

朋友们说：“小花狗，你不该踩坏小草和野花!”

小花狗不好意思地说：“这……这……”，他费了好大劲才从草地里走出来，可是，脚下却发出一阵“咯咯咯”的笑声。

第二天，小花狗想去看望小花猫，他又穿上了他的小红鞋，可是，小红鞋却带着他一直向一棵苹果树走去，而且，不费什么力气就走到了树上。又把树枝“咔嚓咔嚓”踩断了许多，红红的苹果也掉了一地。

朋友们又说：“小花狗，你怎么能把树枝都踩断呢?”

小花狗气坏了，他跳下树来，刚想脱下小红鞋，可是，小红鞋以带着小花狗走进了小河，走进了烂泥塘。一会儿，清清地小河被搅浑了，小红鞋也变成了一双又脏又破的鞋。

小花狗再也不喜欢小红鞋了，他把小红鞋扔进了烂草堆，和朋友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躺在烂草堆里的小红鞋，再也快乐不起来了，他看看身上的污泥，想想好朋友小花狗，心里好难过，好难过。

这时，小红鞋突然觉得一个什么东西掉进了他的鞋坑儿，还扑棱棱地在动。

小红鞋问：“你是谁呀?”

“我是一只小红鸟，天太冷了，让我在这里暖和暖和吧。”

看着冻得发拌的小红鸟，小红鞋急忙合上鞋帮、鞋舌，像给小红鸟盖上了被子。一会儿，小红鸟暖和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小红鸟甜甜地睡着了。小红鞋觉得有小红鸟做伴，这一夜过得非常愉快。

可是，就在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鞋发现小红鸟不见了。他抬头看看天空，想不到自己也像小红鸟一样飞了起来。飞起来的小红鞋高兴极了。他首先飞进绿草地，一棵棵青草，一朵朵野花，就像变魔术一样站了起来。草地又绿了，像碧绿的地毯;花儿更多了，像五彩的花园。

小红鞋想：这样的地方真美。他吹着口哨，又走进小河，像一艘小船在河上驶过。驶过的地主，小河变得清清亮亮，小鱼鲤鱼一条一条跳起来，向小红鞋招手。

小红鞋向小鲤鱼招招手，又离开了小河，飞上苹果树，他用自己的红丝带绑好了一棵棵补他踩断的树枝。奇怪，他的红丝带总也用不完，用了一条，不有一条。一会儿，苹果树就系满了红丝带，像许多鲜艳的红头绳，在微风里飘动。

过了几天，小花狗发现自己的家园比原来更美丽了，他急忙唤回那些和他一起搬走的朋友。朋友们都觉得奇怪，可是，谁也说不出这是谁干的。他们找呀找，缍看到了持在树上的红丝带，这是小红鞋的红丝带呀!可是，他找遍了绿草地，也没见到小红鞋的影子。只是，每天天快亮时，他们都会看到天边有两朵红色的云彩在轻轻飘动，那是小红鞋吗?那么，云彩旁边还有一颗闪闪的星星，那是什么呢?

小花狗和他的朋友们又搬回来住了，他们真想念快乐的小红鞋。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小女孩因为太矮被老师排除在合唱团外，虽然她的歌唱不错。小女孩一个人躲在公园里伤心地流泪，她还在想：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呢？难道我唱的真的很难听吗？

小女孩不有自主地唱了起来，唱起歌来她就忘记了一切。“唱的真好！”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道，“谢谢你，小姑娘，你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老人说完就走了。

小女孩第二天再来的时候，老人依旧在那里，满脸慈祥地微笑着看着她。于是小女孩唱了起来，老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最后，老人大声喝彩：“太棒了！谢谢你，小姑娘。”说完仍独自走了。

这样过了许多年，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同时也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手。当她特意再去找老人的时候，老人已不在人世了。

她也知道了，老人根本就听不到她的歌声，因为他是个聋子，聋了20年。

【大道理】：

老人用他的善良和睿智给了女孩一片新的天空。鼓励就如同一股凉风，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疲惫，鼓动我们前进的风帆。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赞美，这他们成长必需的养料。

从前，世界上没有鸟类。百鸟王和王后生养了百鸟。八哥公主和孔雀王子都是他们的儿女，不过它们的羽毛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一天，百鸟王把儿女都叫到身边，他对百鸟说：“孩子们，你们都一天天地长大了，父王我也一天天地老了。你们每人都可以从我这里领取一样宝物，或者学到一样本领。”

百鸟王的儿女们都十分兴奋，他们依次走到父王和王后身边，或领取一样宝物，或学一样本领。老鹰学会了捕兽，鱼鹰学会了捕鱼，百灵学会了唱歌，黄莺得到了一副好嗓子……

最后，百鸟王只剩下一样宝物和一样绝技了，还有一件黑色衣裙，它根本称不上什么宝物。那件宝物是宝石般的羽衣，那样绝技是善讲人言的本领。没有得到宝物和绝技的只剩下八哥公主和孔雀王子了。

百鸟王对孔雀王子和八鸽公主说：“孩子们，谁要是得到宝石羽衣，谁可以继臣我得王位;谁要是学到讲人言的本领，谁就担任鸟类和人类交往的使者，但是那只能披那件黑衣服。”

孔雀王子和八哥公主为难了，谁先挑呢?公主和王子平日十分友爱，怎能为这事争先呢?

八哥公主说：“哥，你先挑吧!”

孔雀王子说：“妹，你先挑吧!”

八哥公主想来想说：“好的!”她绕过宝石羽衣，拿起那件根本称不上宝物的黑色衣裙披在身上，黑色衣裙立刻变成了黑色的羽毛，她向百鸟王学到了讲人话的本领。

百鸟都惊呆了。孔雀王子冲过去抓住八哥公主的手说：“我的好妹妹，这件宝石羽衣本该是你的呀，你为什么不要呢?”

八哥公主说：“哥，你的本事比我大，应该继承父王的位置，当百鸟之王。”

百鸟王死了。孔雀王子继承父位当了百鸟王。新百鸟王派八哥公主担任鸟类和人类之间交往的使者。

人们都很喜爱善解人意的八哥，因为她有一身黑色的羽毛，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黛翎公主”。

山西临汾，郁郁葱葱的泡桐树掩映着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的奔跑着。表面上看，他们与普通孩子无异，天真烂漫，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艾滋病携带者，其中有不少孩子还是孤儿，他们或是被家人遗弃、或是父母早已逝去，在社会上曾经饱受歧视。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们重新找到温暖和关怀，久违的笑容再次跃然脸上。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学校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病区，当时，4名艾滋病患儿在病区住院诊治，但这些孩子因为不被社会接受，不能接受到任何文化教育。于是，医院腾出一间病房，摆上小课桌，由医生和护士们抽空教文识字。后来，住院治疗的儿童增加到了16名。2006年，医院自办成立了全国首家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现在，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学生来自至全省甚至全国，共32人。学生在校的吃、住、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负担。

今年9岁的坤坤，在2014年曾经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坤坤的老家在四川西充县，他的艾滋病毒来源于母婴传播，坤坤母亲怀孕3个月时认识的坤坤父亲，坤坤出生8个月后父母便踪影全无。爷爷由于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天天只喂他一点大米糊糊，便由他自生自灭。自从学会走路开始，他便成了野孩子，漫山遍野找吃的。饿极了，甚至吃草和垃圾。一次在山上摔下来受伤，被人送进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校长郭小平提到小坤坤的悲惨身世，心里很不是滋味。由于无人管教，坤坤养成了一些坏习惯。2014年底，坤坤所在的村子，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坤坤驱逐出村，甚至唯一的抚养人爷爷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字。坤坤的命运引发社会的关注，2015年3月，他被送到治疗和教育艾滋病儿童条件相对最完善的临汾市红丝带学校。

导语：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作文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我每次回家，都觉得家乡县城越来越像贾樟柯镜头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

这故事由青春、记忆以及勃兴的当下组成，这故事散落在县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县城飘起了小雨，我牵着五岁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平时不爱走路的她，那天没有“求抱抱”，而是安静地跟随我走着，这个城市对她而言，仿佛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神气也挺神奇的事。

自己也不曾想到，会有一天牵着女儿的手，走在少年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上。出生在别的城市的女儿，在她父亲的家乡，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她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带着她的孩子来这里，是否还会体会到安宁、自在的气息?

我见到了弟弟妹妹们，当年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见到了家人、亲人、同学、朋友，见到了县城里的官员、社会上的小混混，见到了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卖煎饼的、卖水果的，见到了城管车、摆摊小贩……

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见面亲热不亲热，我都是一个外来人，是待几天后要走的，他们的话里透着客气;吃饭埋单的时候，我永远没有机会，因为总是有人说，你是客，远来的都是客。

有一段时间，我也一度这么认为，可今年心里就悬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这个县城过往的故事满满地塞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写了出来，有的不舍得写。

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小城依然年轻，而我对它有了依恋和了解的愿望，是因为我开始变老了。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但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进步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最近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名叫《中华成语故事》，这里面有一个成语最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江郎才尽”。

这个成语讲的是南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家境十分贫困。尽管条件不好，但还发奋读书，由于他刻苦自学，写出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可是到了晚年，他的才思大大减退，写出的文章也没有风采了，人们都摇着头说：“江郎才尽了。”

关于这个成语其实还有一个传说：有一次，江淹在亭中午睡，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只笔在你那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还给我了吧！”江淹听了，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来还给他，从此，江淹文思枯竭，便再也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了。后来人们就用“江郎才尽”来比喻人的文思减退。

从这个成语故事中我知道了：学无止境，只有不停的学习，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才不会像江淹一样不断倒退，使原有的才华枯竭。

从前，森林里有许多小动物，其中，就有一对最要好的朋友：小鸭子和小兔子。它们俩每天形影不离，如果对方家有事的话都会互相帮忙。到了冬天，每人都会为自己的好朋友准备对方喜欢的食物。它俩的生活像蜂蜜一样甜。

后来，小鸭子自己写的一首名为《嘎嘎嘎》的歌曲打动了森林市长，市长把它评为主席。小兔子看到这一切有了嫉妒之心，它决定不再和小鸭子来往。

这件事传到小鸭子的耳朵里，小鸭子伤心极了。它想如果自己当初不写《嘎嘎嘎》这首歌的话，小兔子就不会离开自己。

有一天，小兔子正在森林公园散步，遇到凶恶的大灰狼，十分害怕。就在大灰狼扑上去的时候，小鸭子跑过来，替小兔子挡了一爪。血流了许多，小兔子赶上去的时候，小鸭子已经奄奄一息了。小鸭子说了一句：对不起，咱俩没能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说完这话，小鸭子就去世了。

小兔子伤心地想：小鸭子是我多么好的朋友，我怎么一开始不好好珍惜它呢?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总书记对在贫困山区奉献一生的张富清同志的关怀与肯定，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扎根基层，恪尽职守，一点一滴地做好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今年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

老英雄战功赫赫，却深藏功名，转业后选择最偏远的山区，做最艰苦的工作，过最平凡的生活。这种牺牲奉献、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大家。为我们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不忘初心。一是要牢记使命，忘记成绩，轻装上阵，时刻做好人生再出发的准备，绝不能自满于过往功绩而沉迷不前;二是要不惧平凡，但拒平庸，在基层岗位上、在日常工作中，只要是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必须持之以恒，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做好;三是从容舍得，才能自得，老先生扎根基层的一生是幸福的，战场上、工作里都能不懈奋斗，守住了初心。

新时代强烈呼唤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立足岗位弘扬奉献精神，突出优质服务弘扬奉献精神，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弘扬奉献精神，认真落实党章规定和入党誓词，认真履行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甘入苦海、夙夜在公、以身许党，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精神新的时代，努力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要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为榜样，弘扬奉献的精神。

一是要始终知责尽责、勇于担当。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建设中，形成了吃大苦耐大劳的奉献精神，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这种吃苦奉献精神永不过时、永放光芒。我们要直面困难，迎难而上。人生不可能一路坦途，我们要学会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尽最大的努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作胆小的懦夫，要做敢于尝试的勇者。我们要永远牢记最初进入工作岗位时的信念，不必过于计较得失，要甘于奉献!精神上要向“四讲四有”的目标奋斗。履职上要敢担当，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敢于迎着困难上,一旦出现问题，勇于挺身而出，敢于承担责任。在创新上有所追求，有动力有定力，善学善思善成，自觉运用于工作实践中。

二是要始终常在状态、创先争优。精神状态决定工作标准，展现敬业精神，事关能力素质，事关单位发展。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以不辱使命的崇高追求、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舍身忘我的拼搏精神、常在状态的自我加压，努力创先争优。要有奋发进取的工作干劲。要有争创一流的工作标准。高标准、创一流，既是指导思想，又是科学的工作方法，既要苦身子，又要苦脑子，需要扎扎实实扑下身子去干、去创。要有精细求实的“工匠精神”和工作作风。作风实、事业旺，作风漂、事业衰。

三是要始终知恩图报、知足常乐。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懂得知恩图报、知足常乐、知责奋进，清廉如水，不谋私利。在吃苦中奉献，在奉献中吃苦，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客观所在。看待名利待遇要知足，追求什么，关键要把握好“度”，“祸莫大于不知足。”时下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的职务升迁上“嫌慢”、环境上“嫌苦”、事业上“嫌累”、待遇上“嫌少”、名誉上“嫌无”的现象，就是“不知足”的问题。在名利待遇上，要会“追求”，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精神不懈怠、学习不满足、工作不退后，要会“比较”，我们要尊重岗位，学会正确看待自己的岗位和工资。抱着一颗感恩之心，珍惜手中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我们弘扬奉献精神，要把自己的岗位当做人生舞台，施展自己才华，演绎精彩人生。用一颗无私的心面对身边人和事，与人为善，互助互爱，坚持对的事，只做对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就会使平庸变为优秀，使自卑变为自强，使消沉变为进取，使自满变为谦逊。我们还要学会放弃，从容面对人生，排除杂念，平衡心态，从而取得更多更好的事业和生活上的收获。

“爸爸，明早我就要和战友们一起去武汉战‘疫’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妈妈。”2月8日深夜，正在工区值守的路金宝接到了远在厦门的女儿路璐打来的电话。

听着电话里女儿的声音，路金宝先是一怔，继而心情复杂地对女儿说：“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平安归来。”那夜，路金宝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路金宝是兰州铁路局嘉峪关工务段的一名线路工，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铁路运输安全，从1月29日开始，他就和工友们坚守在岗位上，每天负责检查整治管内线路冻害。截至目前，路金宝和工友共检查线路170公里，上道作业58次，检查设备28次，整治线路病害264处，为复工复产提供了可靠的运输安全保障。

路金宝的女儿路璐今年24岁，是厦门市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一名护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路璐多次向单位递交请战书，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应该冲在第一线。”2月9日，路璐终于如愿以偿，和11名同事作为厦门市儿童医院第二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至今已坚守岗位23天。

“我们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和女儿视频电话，每次看到孩子被口罩勒出红印子的脸，心里又心疼又欣慰，我家丫头长大了。”在路金宝和妻子闫淑芳眼中，女儿就是最美逆行者。

路璐告诉爸妈，由于人员紧、任务重，她们每一个医护人员平均要护理10个病人，工作强度是平时的10倍。为了确保安全，她们要穿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护目镜压得眼睛生疼，眼泪经常会止不住地流，防护服不透气，长时间的工作有时会引起呕吐感。这些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难，上班仅两年的路璐却坚持了下来。她说：“虽然很辛苦，但看到一个个患者的笑脸，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闫淑芳是路金宝的爱人，看到女儿冲锋陷阵在抗击病毒最前线，丈夫坚守铁路运输生产第一线，她也不甘落后，主动到社区报名，成为了一名疫情防控志愿者，每天对小区外来人员以及出入车辆信息进行检查登记。闫淑芳说：“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我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女儿为我骄傲。”

疫情将他们分开，却没有隔离他们同心战“疫”的爱。路金宝是铁路复工复产中的带头模范，女儿路璐是主动请缨的最美“逆行者”，妻子闫淑芳是默默奉献的社区防疫志愿者，他们一家人在各自的“战场上”用实际行动抗击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