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北漂”生涯的故事（汇集20篇）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若要问谁是一道道曙光

照亮病毒世界黑暗的角落

我知道，是白衣战士

手中紧握对生命的敬畏

心中盛满钢铁般的意志

.

若要论此时谁是真英雄

重回前线现场毫不带畏惧

我知道，是生命守卫

毅然放弃本拥有的安逸

身赴病房与死神比力气

.

忆往昔，非典横行你们不停下战斗

而今战“疫”，再为人民筑起铁壁铜墙

夜不能寐，心系病情

医院是打赢战争的根据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医者的身后有上亿的伙伴

新冠肺炎，如同巨兽

也会被坚决压制点点分解

不义之人，害我同胞

必将受到正义审判严惩不贷!

.

若要心疼，该心疼为人民无私付出的人

若要珍惜，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若要赞美，当赞美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

若要协力，当协力物资告急的武汉前线

只愿这场战役冠状病毒败北人民凯旋

待到春花烂漫时

相拥前行

抬眼看这盛世

如我们所愿

2.

​

汗流夹背

出处《汉书·杨敞传》

敝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徒唯唯而已。

释义“浃”，湿透，出汗多，湿透脊梁。形容满身大汗。也形容极度惶恐或惭愧过度。

汉大将军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重臣，辅佐八岁即位的汉昭帝执政，威势很重。霍光身边有个叫杨敞的人，行事谨小慎微，颇受霍光赏识，升至丞相职位，封为安平候。其实，杨敞为人懦弱无能，胆小怕事，根本不是当丞相的材料。公元前74年，年仅廿一岁的汉昭帝驾崩于未央宫，霍光与众臣商议，选了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作继承人。谁知刘贺继位后，经常宴饮歌舞，寻欢作乐。霍光听说后，忧心忡忡，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大司马田延年秘密商议，打算废掉刘贺，另立贤君。计议商定后，霍光派田延年告诉杨敞、以便共同行事。杨敞一听，顿时吓得汗流浃背，惊恐万分，只是含含糊糊，不置可否。杨敞的妻子，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女儿，颇有胆识。她见丈夫犹豫不决的样子，暗暗着急，趁田延年更衣走开时，上前劝丈夫说;“国家大事，岂能犹豫不决。大将军已有成议，你也应当速战速决，否则必然太难临头。”杨敞在房里来回酸步，却拿不定注意。正巧此时田延年回来，司马夫人回避不及，索性大大方方地与田延年相见，告知田延年，她丈夫愿意听从大将军的吩咐。田延年听了后高兴地告辞走了。田延年回报霍光，霍光十分满意，马上安排杨敞领众臣上表，奏请皇太后。第二天，杨敞与群臣遏见皇太后，陈述昌邑王不堪继承王位的原因。太后立即下诏废去刘贺，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君，史称汉宣帝。

出乎意料的是，我在母校运河小学作题为《读书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读书报告的第一个环节，是一位少先队员给我戴红领巾!

那一刻真是激动得有些发抖，眼睛湿润，比我上小学第一次带红领巾时更激动。当晚回家谈起这事，87岁老母亲说：你上一年级就带上红领巾了!你那时学习真好，奖状得了很多。

准确地说，我是一年级下学期加入少先队的。其实上学期我就以为自己能入队了，因为我学习好!但班主任程老师抚着我的头说：你年龄还小点，先让年龄大的入。那时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特别多，班长就比大我三、四岁!

听到不能入队时，当着老师的面，我忍不住委屈地哭了!放学回到家里，见到母亲哭得更厉害，好像犯了大错，见人都不好意思。班主任与母亲都安慰我，说下次一定会入队。果然下学期我就入队了，班长给我戴红领巾，大哥哥般温暖。我们毕业后，一直都没断过联系。

戴上红领巾后，我是跳跳蹦蹦回家的。逢人便昂起脖子，说我入队了。那条红领山一戴就是三年。每晚睡前都要折叠好，放在枕头下压平整：她是红旗一角，烈士鲜血染红了她，很神圣。鲜艳的红领巾经不起时间的打磨，红色褪尽，边沿成了布丝丝，我去很喜欢戴她，因为戴破旧的红领巾，一看就是资深少先队员，赢来的都是羡慕的眼光!

三年级时统一换新红领巾，可新红领巾没戴几天，运动就来了，又换成红小兵胸牌。

……

我站在母校的讲台上，大脑不断闪回半个多世纪前戴红领巾的情形，而眼前的这位给我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又让我想起一年级同桌的那位好看的小女生。

戴好红领巾，我们互敬少先队礼，那一刻，我又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时光匆匆，弹指间，我已经从一个爱哭鼻子的小女孩，变成一个拥有理想懂得把晶莹的泪珠藏抑在深处的女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流逝的只是时光吗?

翻开那本尘封已久的相册，任思绪流动其中，我终于明白，流逝的最多的则是儿时如歌的岁月。

不经意，我的目光触到这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极其出众，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中的我和姐姐把手一其伸向蔚蓝的上空，迎接那一颗耀眼的滑动的烟火。

记得，那是春节的时候。由于爸爸工作的需要，我们要离开故乡，离开爷爷奶奶。小时任性的我，一想到要与伙伴们分别，就躲在小屋里哭个不停，就连春节也是闷闷不乐的。爷爷奶奶明白这将是在故乡的最后一个春节，为了让家庭气氛活跃，鼓励爸爸买来烟花。爷爷竟然唱起了多年来一直没唱过的京剧。

我不明白，离别的时刻，为何这般热闹。

爷爷奶奶千叮万嘱，希望我和姐姐勤奋努力，给家人争光，还送我们每人一首小诗。

爸爸放起了烟火，望着那空中荡漾的迷人的星火，我和姐姐兴奋的把手迎向天空。就在那一刻，相机留下了这永恒的美丽瞬间。

就在我们回过头的一刹那，我惊呆了，全家人齐刷刷的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就这样注视着，沉默的空气也忍不住变成了雪花翩翩飞舞。

从家人的目光里，我似乎看到了那股暖暖的爱的河流;那条长长的情的丝带;那个硬硬的岩石般的希望。

诚然，岁月如歌而过，但儿时就已埋下的真情与希望却还存在;纵然，海枯石烂，那深情的目光将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这张乘载希望的照片不仅记下了我儿时的笑脸，还记下了故乡灿烂的夜空。

每周一，当我看着校园中的国旗在一个个“红领巾”手中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摸着我胸前的红领巾，心中不由生出自豪与骄傲。

记得上周，我和妈妈去超市购物。购物的人真多，络绎不绝。我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来到了我最爱的玩具区。正在我聚精会神地研究赛车时，一阵刺耳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寻声望去，是一个看似只有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在哭。旁边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赶紧走上前去安慰他，并帮他想办法。小弟弟好像听懂了似的，不大哭了，只是不时地抽泣两声。我摸摸他的头告诉他：“小弟弟，我们去广播室，相信哥哥，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广播室广播找弟弟的妈妈。不一会儿，小弟弟的妈妈就慌张地跑进了广播室，一把抱起了小弟弟。这时，小弟弟破涕为笑，对我说：“小哥哥，谢谢你!我以后也要戴上红领巾。”

回家路上，微风徐徐，胸前的红领巾轻轻飘起，我用手轻轻抚摸着它，心里甜滋滋的。

战国时代，强大的秦国常常欺负赵国。在代表赵国出使秦国中，蔺相如智勇双全，把和氏璧安全带回赵国，在渑池大会上又保全了赵国的荣誉，被拜为上卿，地位跃居大将军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说：“我为赵国立了多少汗马功劳，才有今天。蔺相如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见到蔺相如，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为避免和廉颇见面，蔺相如就称病不上朝。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门，远远的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快退到小巷子里，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蔺相如的门客们觉得蔺相如胆小怕事，请求离去。蔺相如劝阻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厉害些？”门客们说：“当然是秦王厉害些。”蔺相如说：“对呀！秦王我都不怕，我怎么会怕廉将军呢？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我们赵国文臣武将团结一心。如果我们两人不和，秦国就有机可乘了。”廉颇知道了，赤着膀子，背着荆条，来到蔺相如的家里请罪，他说：“我是个粗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如此容忍我，请您处罚我吧。”

“负荆请罪”表示向人认错赔罪。

这是3月下旬的一天，湖南邵阳暴雨，整个城市看起来灰蒙蒙湿答答的。沉珂家里大灯全开，门厅的墙壁上贴着暖色调的壁纸，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整洁。她站在客厅里，穿一身黑，微微驼背，面孔醒目。

「哈喽。」她站在原地，拘谨地打了个招呼。

这是一次经历了两个月拉锯才终于达成的见面，「你一个活人站在我面前，我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地去跟你谈我过去的一些，对我来说甚至是致命的一些事情。」沉珂说，「还有一点就是，我也不想让你看见我的表情。我不喜欢聊天的时候跟人家目光对视，我不知道怎么讲，可能就是因为以前我跟你说的，心里总有一点自卑因素。」29岁了，她在现实世界中依旧无法获得安全感。

显而易见，沉珂是个网名。名字的主人在17岁的时候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不被全世界理解的小孩，于是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埋在泥土里的一块「失落的玉」。

那是2004年，互联网通讯刚刚在中国兴起，自小被父母打发去跟保姆生活、在现实中孤僻而敏感的问题少女沉珂发现了一个更有安全感的虚拟世界，她把现实中那些无人理解的情绪诉诸网络—最开始是自己创作的金属音乐和说唱歌曲，它们灵气充盈，内容暗黑大胆，沉珂作为当时少有的女性rapper迅速在一众早期网络歌手和赶时髦的年轻人当中蹿红。

然后是网络日志，她在里面写除了金钱之外对她毫无抚养作用的父母，被全校同学恶意附会的与同龄女孩的恋爱，写她为了那个女孩自残、吸毒，「渴望跟男孩有精神上的恋爱，跟女孩有肉体上的交缠」。这些日志跟她血淋淋的自残照片以及化着浓重烟熏妆的哥特风自拍一起，在网上四处流传。直到现在，你依旧可以搜索到它们—「中国第一个网红沉珂」、「杀马特鼻祖沉珂」、「非主流教母沉珂」。

她的粉丝有很大一部分在二三线小城市出生和长大。10多年前沉珂最红的时候，他们刚刚进入青春期，沉珂成为少年少女心目中最酷的同龄人。沉珂在当时到底有多红?网上至今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你是90后却不知道沉珂，那一定是因为你太乖了。

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作为一个偶像，沉珂的确曾给许多人带来类似的安慰。素不相识的沉珂被那些拥有灰色青春期的少年当成唯一可以理解自己的「秘密朋友」。比如宜昌女孩易樱儿，爸妈生她之前染上了毒瘾，妈妈在她出生数月后不告而别。接下来二十几年，爸爸戒毒、复吸，又戒毒、复吸，待在监狱里的时间比在监狱外面还要长。她觉得自己像同学中间无所适从的怪物，「知道她(沉珂)的事情以后，我觉得其实我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说我身边没有，至少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所以说我就把她当成一个灵魂知己。」她有心事的时候就用写日记的方式跟沉珂说话。当时13岁的山东乡村少年王小成，父母关系恶劣，他也自残过，「伤心一次就划自己一刀」，沉珂的故事安慰到他，「就像是找到一个同类一样，就这么简单」。网名为「小巷麋鹿」的姑娘，「因为觉得经历以及心态都有相似，过得不如别人，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后来慢慢觉得她就是那种隐形的朋友。」

然后猝不及防，人们听说沉珂死了。铺天盖地的消息在网络散布开来：2008年2月13日，沉珂死了，死于自杀。

7年之后的这个雨天，人们口中已经死去的人站在邵阳高级公寓的客厅里。这些年来陆续有粉丝到邵阳试图寻找她的坟墓，有些人说没找到，有些人说找到了，言之凿凿，还说看到了骨灰盒。但直到去年以前，没人知道她其实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有3套房子，跟高中时候就认识的男人结婚，还在4年前生了一个女儿。

「都过了好几年了，你说一个死人的事，怎么可能老有人抓着不放?」巨大而明亮的屋子，小小的暗色的人。沉珂短发的发尾漂染成翠绿色，简直像个幻觉。

扁鹊说病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人们都叫他扁鹊。他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礼毕，他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 “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信这一套。”

10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他察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不信这话。扁鹊走了以后，他对“病情正在加重”的说法深感不快。

又过了10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仍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

照旧又隔了10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桓公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遭来祸害。”

5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他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对于自身的疾病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坏事，都不能讳疾忌医，而应防微杜渐，正视问题，及早采取措施，予以妥善的解决。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成大祸之后，将会无药可救。

春节，本是万家团圆，举国欢庆的日子。可是2020年的春节，却被一场在湖北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打破了欢乐喜庆的氛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国人民响应政府号召：春节尽量不串门，在家里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我每天在家里学习之余听爸爸妈妈的交谈，从电视和微信上，铺天盖地的抗战疫情的新闻报道，了解到全国上下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默默无闻地冲在抗战疫情的第一线，特别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在我们宅家里躲避疫情的时候，他们却舍弃与家人团聚，毫不畏惧地去最危险的疫情第一线与凶猛的病魔作斗争。让我最震撼的是在昨天的都市快报上报道，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李兰娟院士，决定带上她的医疗团队第二次驰援武汉。妈妈还告诉我李兰娟奶奶是传染病学术方面的，在2003年非典时期，她也是冲在疫情第一线与病魔斗争，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们杭州的骄傲。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李兰娟奶奶就舟车劳顿辗转各地考察疫情，不辞辛苦地投身到抗战疫情的斗争中，她这种无私奉献舍身取义的精神让我震撼不已。正是因为中国有很多像李兰娟院士这样的英勇无畏的逆行者，用他们的危险换得我们的安心，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战胜可恶的病毒，勇士终将凯旋归来。而我们做为新时代的接班人，虽然抗战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奔赴抗战一线，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出去给那些不分昼夜与病魔作斗争的医护人员添乱，乖乖在家认真学习，积极锻炼身体，不去人群密集处，出门戴好口罩，讲卫生勤洗手。待到春暖花开时，就是打败可恶病毒之时，人人都可以安心快乐地工作学习和生活。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19岁参加红军，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6年底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在永昌不幸被俘，厉尽磨难和艰辛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脱险，后被送到党中央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并留在办事处工作，1937年和谢觉哉同志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是迄今仍健在的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也是2006感动中国人物中的唯一女红军。

王定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等职。1964年谢觉哉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调任谢觉哉秘书。离休后的王定国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84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文物学会， 任副会长。1987年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任中国干部教育协会常务副主席。之后任司法部顾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王定国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由于她的出色工作成绩，被中央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晚年的王定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有《留在昨天的情思》、《后乐先忧斯世事•我的回忆》、《定国文存》等。

臧谷二人都是给财主家放羊的牧童。因为家境贫寒，这两个孩子刚过记事的年龄就走上了与自己的父母一样为财主卖命的人生道路。开始放羊的时候，他们把羊看成和鸡、鸭、猪一样，都是可供驱赶的玩物，觉得和这些畜、禽相处挺有意思。山坡、路旁和荒野的青草绿茵;河渠、池塘的碧波涟漪;头顶上五彩缤纷的骄阳、蓝天和白云;以及充斥在大自然各个角落的清新空气，使这两个孩子与世上的万物和谐地融于一个时空。他们像那些家禽和家畜，五谷和百花;像山间的石头，河里的水珠，以及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一样，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

然而，他们毕竟是人。每当臧和谷看到富家子弟念书、玩乐，心里总是非常羡慕。经过一番琢磨，其中的一个孩子找人去借了一本书。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向别人学习认字，而在白天放羊的时候则拿出随身所带的书来练字、复习。另一个孩子用竹子削了一些色(shai)子，放羊的时候，他坐在草地上，拿5个在正方体的6个面上分别刻着1、2、3、4、5、6的不同点数的色子，抛起来又落下，落下后再抛起，聚精会神地玩着掷色子的游戏。5个色子在地面上显示着变幻莫测的点数。一个穷孩子独自一人掷色子，居然也享受到了和下棋对弈相同的趣味。

有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臧和谷想起了要赶羊回家。他们把羊唤拢一点数，发现各自都丢失了一些羊。这两人回去以后，财主问他们放羊的时候干什么去了。一个回答说当时在看书;另一个回答说当时在掷色子。两个孩子丢羊的时候做的事虽然不同，但是他们丢失了羊的结果却完全一样。

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必须忠于职守，全神贯注，否则就容易出差错。至于臧和谷是因为年纪幼小，渴望得到学习和娱乐的机会才引发了差错，则当另作别论。

有很多人，会对始终如一的爱情充满向往。然而现实残酷，有太多的变故，导致一对又一对深爱的情侣，各奔天涯。苏炳添就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爱情。苏炳添在小学的时候，就暗恋同班的班花：林艳芳。那时候林艳芳长得极其漂亮，苏炳添却瘦瘦小小的，学习成绩也是倒数，林艳芳看不上他。上了初中，苏炳添始终不改对林艳芳的执着，每天都要缠着她。忽然有一天，苏炳添转学去了体校，没有人再给林艳芳上课扔小纸条，给她讲无聊的笑话。林艳芳觉得很寂寞，很想念苏炳添，所以答应了他的追求。

后来苏炳添起早贪黑训练短跑，林艳芳也要为了升学而努力，两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有时候，相见不如怀念，两人从书信到手机，始终对彼此忠贞不渝。苏炳添也是个内敛的人，从市冠军到省冠军，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苏炳添始终如一，对林艳芳爱慕不已。苏炳添除了训练，每天向林艳芳汇报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给了她很多安全感。林艳芳则成了苏炳添背后的女人，尽管很多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

2016年，苏炳添26岁，却和林艳芳已经相恋16年。他们终于也结束了十几年的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8年，林艳芳产子，苏炳添却因为比赛，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林艳芳没有怪他，反而理解他的辛苦。

几十年的理解和坚持，也正是他们修成正果的关键。亦如苏炳添在赛场上的坚持，才使得他创造历史。

苏炳添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他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的谦逊和持之以恒。

这是苏炳添展示给世界的，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从三位数降到两位数再到个位数时，我就屏住呼吸在心中积攒着期待，就等着为0的出现而雀跃欢呼呐喊，这一刻脚步轻快，心情激昂，凯旋的旋律在心中激荡碰撞，武汉市确诊病例清零，意味着我国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

放眼全球，国际世卫组织将席卷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大流行”，中国网友们关注世界疫情进展，对同住地球村的同胞因新冠病毒遭受的痛楚感同身受，在讨论中网友们经常会将其它国家的抗“疫”情况与我国取得的战“疫”经验进行比对，看看他们到哪一集了，现在，伴随着确诊病例清零，《武汉战“疫”》这部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史诗大剧即将迎来圆满的大结局，这里面也有我的故事。

《武汉战“疫”》的主角是人民 。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在举国上下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武汉儿女在抗击疫情中展现了戮力同心的强大力量，服从疫情防控大局，为阻断新冠病毒向全国蔓延扩散，近千万留守的武汉人民，用一己“隔离屏障”，护山河手足无恙。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白衣战士、党员干部、建设先锋、公安干警、科研力量，纷纷写下“请战书”，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奋战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与城市共同进退、生死相守。我的小家是抗疫的小小缩影，在疫情爆发之初，在“武汉加油”的呼喊声中落泪坚强，作为出现疑似症状的家庭，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选择了昼伏夜出，在凌晨三点起床去医院就诊，天亮时已隔离在家。我们又被医护社区保护，在社区的安排下得以就诊，在医护的悉心鼓励照料下挨过了高烧和呼吸窘迫，战胜了病毒。我又下沉社区将我对社会各界的感恩反馈给值守小区的居民们……这是爱的传递吧，是我们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同舟共济。

《武汉战“疫”》的C位有医护 。在给医护人员写感谢信之时，我数次泪洒笔端、哽咽难耐。经此一“疫”，我们更懂得感恩，我想感谢武汉市中心医院南院急诊室前台那个送给我口罩、小心叮嘱我把口罩戴好的护士;感谢为我输液时护目镜后被汗水浸湿的那双明亮温柔的眼睛;感谢在我收到妈妈遗书正手足无措时，医院打来电话安慰我的那个温柔的声音;感谢在我住院时萦绕耳边的、走廊里不停奔跑的脚步声;感谢在住院的深夜里，从窗户里射进来的那束光，唤醒妈妈醒来而不是睡着逝去，就是这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家庭迎接朝阳、继续前进的路。朝夕相处中，我亲身感受到了白衣天使们为病患无私无畏的默默奉献，感受到了他们在巨大的工作量和与病毒的密切接触的危险中的坚强。口罩、护目镜遮住了他们的脸，白衣执甲的医护是武汉人民“素未谋面”的生死之交，白衣战士的付出和牺牲将永远被武汉人民铭记。

《武汉战“疫”》里一线社区是重要场景。社区是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在疫情中，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50多万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参与小区封控，还负责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做到了不论职务、级别，每一名党员都不谈任何条件，服从社区党组织统一管理，大家各司其职、有序分工，相互配合好，工作效率高，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小区里的疫情防控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需要任何高精尖的技术，要做好，诀窍不外乎“认真”二字，去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就拿发放平价肉举例吧，为了尽可能覆盖需要帮扶的人群，尽可能的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卖肉之前，将外观上相差无几的平价肉按不同部位，不同价格，是否带骨头、肥瘦进行分类，先打电话逐一联系有购肉潜在需求的高龄住户，再在小区群里发布销售消息，维护好现场购肉秩序，还要把不方便下楼的居民购买的肉逐户送上门，同时在物资不能覆盖所有住户时做好解释工作，就为了让居民在这病毒肆虐的冬天感受到暖意。下沉社区三十多天以来，每天想着如何把小事做好，背后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在支持，小区群众服务小分队里，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感染，好几个人选择了不回家，在外单独居住，用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诠释了什么叫作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武汉战“疫”》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与多个方舱医院快速建设，投入运营，及时发挥作用，这种建设规模及运营速度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动员全社会力量，疫情发生之后，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上下快速行动，抗击疫情的大批精兵强将冲到战疫第一线，投入到与疫魔作战之中;在疫情面前，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每个人都是战士。重要物资调配，家人参与管理的民营医用纺织企业日夜连轴转，机器不停歇，积极配合指导组进驻，不计报酬，将口罩防护服发往疫情最需要的地方，国营军工企业迅速转产弥补民营企业产能不足，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感谢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部署，疏导了武汉救治中的堰塞湖。

家人出院14天后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清零，对于我的小家来说已然是圆满的大结局，对于武汉来说，却只是终章前的剧情高潮，接下来，还有14天的隔离观察期，需要武汉人民继续坚守居家阵地，在后续的复工复产中协调好防护与经济生产的关系，而防控外来输入型病例可能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续集。胜利在望，中国人民正在创造着注定会被铭记的历史，武汉人民加油，一鼓作气不松劲，打赢这场抗击疫情人民战争的最终局，为《武汉战“疫”》来一个精彩圆满的大结局。

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我了解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与书画家等等，最让我难忘的是牛顿，他是一位英国人，1643年出生，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从小就是一位爱思考、做事认真的人。

有一次，牛顿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可是当牛顿把饭菜摆放好时，朋友还没有来，于是牛顿心想，他们还没有来，我去做做实验吧。他飞快的跑到实验室，开始工作。过了一会，他的朋友到齐了，朋友也不忍心打扰他，便自己吃起来，饭菜全吃光了，可是牛顿还没有出来，朋友只好离去。到了晚上，牛顿的实验做完了，肚子也咕咕叫起来，牛顿走到桌前，看到被吃过的骨头，拍拍头说：“原来我已经吃过呀!”他早把和朋友吃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读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我要向牛顿学习，学习他那珍惜时间的精神，更要学习他做事的专心。更能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认真，当我平时随便写一下作业，随便看看书，这都不叫认真，真正的认真是为了一件事而努力去做，做到最好，任何外界事情也干扰不了。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更要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专心，这样才能学到真正学到知识，将来才能有所成就，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个士兵一起赶路，途中，他们被一个强盗所劫。一个马上逃躲到一边，另一个勇敢地迎上去，与之搏斗，杀死了强盗。这时，那胆子小的士兵跑过来，抽出剑，并将外衣丢开，大声说：“我来对付他，我要让他知道，他所抢劫的是什么人。”这时，那名勇敢的士兵说：“我只愿你刚才能来帮助我，即使只说些话也好。因为我会相信这些话是真的，更会鼓足勇气去抗敌。而现在还是请你将剑插进鞘里，管住你那毫无用处的舌头吧。你只能欺骗那些不知道你的人。我亲眼见到了你逃跑的速度，十分清楚你的勇气是不可靠的。”

——故事是说，有些人在事快要成功或已经成功后，企图把自己打扮成英雄，而在夺取成功的过程中，他们却袖手旁观。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进忽退，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四处兜圈子，弄得蒋军晕头转向。但同时，在红军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红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打仗不多，走路不少，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基层官兵有之，高级干部也有之。其中，林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在场的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即王家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毛、周、朱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

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被聂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来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是毛主席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尽管这封信遭多方反对，但林彪还是设法递了上去。

广大红军将士的苦，毛泽东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比一般官兵更加辛苦劳累，他不仅要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艰苦跋涉，还要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外，还要忍受妻伤子别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居然要唱对台戏，甚至要威胁自己的指挥权，这使毛泽东极为难过和恼怒。史称的中共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1935年5月12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脚的铁场，中央决定立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档案馆仍保留一份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聂荣臻“于今午14时到铁场”参加会议的通知。

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十分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洛甫、彭德怀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出提出让我来干，更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但是，林彪本人并不服气，思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表面上低头认输，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包括辽沈战役初期，林彪还与毛泽东对着干。直到最后妄图篡党夺权，自取灭亡。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我听说了你写的作品，想知道你是否愿意为我、为奥斯卡金像奖写一些笑料。你知道，我是本年的颁奖大会主持人，我想看看你有没有一些适合我扮演的笑话。"

这位记者又接着问道："那么，你又是如何把这些人培养得对你如此存在价值，以至于你情愿付给他们百万之巨的酬报呢?"

"我是在专门为你写脚本，霍普先生，"我说，"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我想出版诗集。"

但每一位作家也都必须意识到，每一个胡想的方针都有一个代价标签。通向财产胡想的途径不是收费的。要研究，要学习，要实践、实践、再实践；而最奇妙的---通常也是最快的---实现任何愿望的体例就是支出你的全部代价---实实在在地做。

在我的这段人生经历中，有两个有价值的财智启示了我，也是人们可以或许鉴戒并从中获告捷利的财智灵感：一是要让任何胡想变成现实都必须支出代价。因为胡想是有威力的，但只有当你通过研究、学习和尽力而使它们取得稳固时，富饶的胡想才干变成现实。第二，只要你尽力去做，就会达到你富饶的目标。

这种事情是我想也不敢去想的，但它仍是产生了。我拿起一个便笺簿和一支钢笔，走到我家的后院里，写了几百个对于以后电影、名人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或许运用于奥斯卡的笑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用上了我在那些年中通过研究鲍伯·霍普的喜剧气概学来的种种小技能。

这正是办理者对待员工的正确体例。不要去寻找他们身上的缺点、瑕疵和弊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为了寻找发家的金子，而非矿渣；我们是为了寻找优点，而非长处。事实上，当我尽力地去寻找他们身上更多的"金子"时，我就能发明更多的"金子"---他们就取得了很是多的财产，我也取得了更多的财产。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赵一曼留有诗篇《滨江述怀》，其故里宜宾有“赵一曼纪念馆”，相关电影有《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帕瓦罗蒂三十岁那年初夏，他应邀来到了法国的里昂参加一个演唱会。他提前一天赶到了里昂，晚上就住在歌剧院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由于旅途的劳累，帕瓦罗蒂感到很疲倦。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演出，便早出睡了。但是没过多久，就被隔壁房间传来的婴儿啼哭声吵醒了，而且万万没有想到，那孩子竟一向啼哭不止。帕瓦罗蒂用被子蒙住了头，但那啼哭仿佛是具有魔法的歌声，颇具穿透力，仍不断在他耳旁萦绕。这让帕瓦罗蒂十分苦恼。这样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之后，他只好披着被子在地上散步，心中一次次祈祷着孩子的哭声赶紧停止。可那个孩子根本没有要停止的意思，而且每一声都跟第一声一样洪亮。无奈之下，帕瓦罗蒂索性就把孩子的哭声当作歌声来听，渐渐地他竟佩服起那个孩子来：我唱歌到一个小时后嗓子都要沙哑了，可这个孩子的声音为什么会依然嘹亮？难道小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方法吗？如此一想，帕瓦罗蒂立刻兴奋了起来。他发现小孩子的哭竟然很有学问：孩子哭到声音快破的临界点时，会把声音拉回来，这样声音就不会破裂，这是因为孩子的哭的时候是用丹田发音而不是用喉咙。又听了一会儿，帕瓦罗蒂也开始学着用丹田发音，试着唱到最高点，永久持续着第一声那样的洪亮。帕瓦罗蒂练了一个晚了。第二天演唱会上，他们

饱满的声音征服了观众。之后成了伟大的歌唱家。

【人生哲理】：孩子的哭声和糟糕的环境已是既成事实，关键在于能否直视承认，并采取正确的态度，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大师帕瓦罗蒂便做到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让孩子的哭声左右了自己，让烦燥影响自己倾听的耳朵。在那一刻，烦恼既然躲避不掉，他就理解了，把哭声当歌声来听，这反倒化解了烦恼，把坏事转成了好事。一个职业者的敏感和思辩让他从烦恼中梳理出演唱的真谛，为他的成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反之，如果当天帕瓦罗蒂把哭声只当哭声，把烦恼只当烦恼，一通吼骂，或者烦恼之下离开旅馆，再或者找那孩子的父母抱怨，那么他就不会领悟到演唱的技巧，说不准还会影响到第二天的演出，甚至影响到他的整个演艺生涯。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