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北漂”生涯的故事(最新20篇)

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绝不能人云亦云。

Imitating Another without Success and Losing What Used to Be OnesOwn Ability

Tradition has it that more than 2,oooyears ago,there lived a young man in the Shouling area of the State of Yan.As his name is not known ,we just call him Shouling young man for conveniences sake.

self confident He was at a loss as to how to behave all the time.

His family members advised him to overcome this shortcoming,but he thought they were fond of poking their noses into his business and were unwilling to provide him with tuition fee.His relatives and neighbours sneered at him,saying that h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earn anything.Asthe days went by,he even began to doubt whether he should walk the way he did,for he felt more and more that his walking gestures were too clumsy and awkward.

One day,he met some people on the road who werechattingand laughing.One of themsaid that people in Handan walked most gracefully.And thatwas just what he was most concerned about,so he hurreed towards themand wanted to make further inquiries.To his surprise,when these people saw him,they stalked off laughing.

He could not picture to himself in what way their walking gestures were graceful,no matter how hard he racked his parents one day.He went to Handanwhich was far away to learn how to walk.

As soon as he arrived in Handan,he was dazzled to find that everything was novel.He learned from the children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at the childrens walking gestures were lively and pleasing to the eye.He learnd from the old people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e old peoples walking gestures were steady .He learnd from the women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e women swaying walking gestures were beautiful.That being the case with him ,in less than half a month he even forgot how to walk.As he had already used up his traveling expenses,he had to crawl back home.

Thisstory come from the article"Autumn Water"in The Works of Xhuang Zi(Zhuang Zi was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of about 300B.c.).Later the set phrase"initating another without success and losing what used to be ones own ability"is used to refer to acts of copying others mechanisally in disregard of specififc conditions.

相传在两千年前，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就叫他寿陵少年吧！

这位寿陵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人材，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

家里的人劝他改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里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日久天长，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

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那叫美。他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

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孟子对宋国大臣戴不胜说：“如果有个楚国的大夫(dà fū)，想让他的儿子学说齐国的语言，那么是让齐国人教他呢，还是让楚国人教他呢?”

戴不胜回答：“当然是让齐国人教他。”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但却有许多楚国人在干扰他，跟他说楚语，那么，虽然天天鞭打他，逼他学齐语，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他领到齐国国都临淄(zī)城内最繁华的街市，让他在那里住上几年，那么，尽管天天责打他，要他讲楚语，那也做不到了。”

[提示]

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学习语言是这样，培养品德也是这样。家长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青少年自己也要注意从周围的环境中吸取好的精神养料，抵制消极的影响。

[原文]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①。……一齐人傅之②，众楚人咻之③，虽日挞而求其齐也④，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⑤，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

[注释]

①欲其子之齐语也——想让他的儿子学齐国的语言。

②傅——教。

③咻(xiū)——吵，乱说话，这里有用说话干扰的意思。

④挞(tà)——用鞭子或棍子打。

⑤庄岳——庄是街名，岳是里名，都在齐国国都临淄城内繁华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起来，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抗“疫”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牺牲小我、大爱无疆的平民英雄，以实际行动奏响生命赞歌，挺起了民族脊梁。

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可以说，英雄始终是矗立在人们心中不朽的精神丰碑。中华民族虽饱受磨难，历尽沧桑，却始终在逆境中奋起，在挫折中坚强，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重要原因是危难之际总有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以实际行动凝聚起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时代的闪亮坐标，是民族的精神图腾、文化符号。我们反对“舍英雄几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但绝不因此否定英雄的重要作用。历史反复证明，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先锋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

二、人民群众扛起战“疫”的重要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我们已经远离战斗岁月，转而面临具有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英雄不再仅仅是那些以身许国、以身报国的少数杰出人物，也包括在重大考验面前敢于负责、奉献的普通人。

疫情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网格员、青年志愿者、快递小哥、建筑工人等等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投入战“疫”一线。平常之事成就凡人英雄，正是因为有了平民英雄的执着坚守和顽强奋战，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才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武汉社区民警皮明伟搭起“椅子床”当好“守门人”;雨衣妹妹每天免费为武汉医护人员送400-600份盒饭;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560余名环卫工人始终奋斗在第一线……他们只是千千万平民英雄中一员。他们的英雄壮举和善行义举不是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民族大义。

三、平民英雄挺身而出的文化根源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抗“疫”过程中，平民英雄的善行义举呈井喷式爆发，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之中，可以找到重要的内在动因。

一是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一体的情怀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思想高地，内化为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外化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无数平凡人宁愿舍弃小家团圆，坚守在抗疫一线，为保护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义无反顾地日夜奋战，这正是对家国情怀及爱国精神的生动传承。

二是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担当精神已经深深融进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精神和国民素质的重要因子。新冠疫情来袭，每一个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行动起来，以不同方式参与抗“疫”斗争，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生动诠释。

三是勇于牺牲的英雄情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数平凡人深明大义，敢于牺牲，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践行英雄情怀。这并不单纯是党和政府号召的结果，更是英雄情结的自然流露。

四、营造崇尚英雄争当英雄的有效机制

伴随着抗击疫情的力量不断凝聚起来，我们相信国家治理体系会更加改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世界医学事业会取得更大进步，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会更加深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会更加得到弘扬，全社会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氛围也会更加浓厚。

为此，我们还要继续切实保障平民英雄尤其是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医用废弃物人员、密闭空间服务人员等人群的防护，有针对性落实防控措施。要落实好防护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及时安排免费体检，合理安排轮休，增加带薪休假时间，把关心关爱医护人员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抗疫英雄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我们要讲好抗疫故事，弘扬英雄精神，号召全社会向平民英雄学习，营造崇尚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使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坚定信心、敢于作为的担当精神，更加自觉地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蓬勃力量。

我们还要完善培育平民英雄的长效机制。完善优抚保障政策，在薪酬待遇、工伤认定、职称评聘、职务晋升、组织发展等方面给予平民英雄适当倾斜。更重要的是要将疫情防控作为生动教材，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英雄情怀更加深入人心，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结硕果。

长尾猴生活在大树上，不远处住着山鸡一家，它们和睦相处，彼此间成为好邻居。

这天，母山鸡哭哭啼啼地找到长尾猴，诉说着家中连日来发生的不幸。

“猴哥，我的命真苦呀，”母山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好伤心：“那黑心的狐狸三天两头光顾我家，前天中午叨走我大儿子，昨天晚上又把熟睡中的二儿子给衔走了，今天早晨我当家的刚出门，又被它等候在外逮了个正着，现一家四口已三人遇难，剩下我孓然一身，想来不久也将会大难临头，我该怎么办啊?”

听着母山鸡的哭诉，长尾猴对它一家不幸遭遇倍感同情，有心帮它，又自知不是狐狸的对手。长尾猴想了想安慰母山鸡：“你别急，我发现狐狸最怕猎人手中的猎 枪，我这就去借一把来保护你。”

于是长尾猴找猎人借来一把猎 枪，兴冲冲地回到了住地。它神气十足地拍拍手中的猎 枪对母山鸡说：“咱现在手中有了枪，以后不用怕狐狸了，你就安心过日子吧。”

母山鸡听了放下心来，它庆幸从此有了保护神。

长尾猴说到做到，当天就拿着枪睁大眼睛在母山鸡住处警惕地守护着。突然它发现狐狸又出现在不远处的草丛中，立刻晃动着猎 枪大喝一声：“站住，不准过来!”

狐狸愣了一下，可是一看是长尾猴就不当回事了，依旧大摇大摆地朝前走。长尾猴不由得紧张起来，它双手握枪就象握着木棍一般举过头顶吓唬狐狸：“看清楚了，我手中有枪，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

狐狸看着长尾猴拿枪的姿势不禁哑然失笑：“别客气，快动手呀，怎么还不动手呢……”边说边朝长尾猴迎面扑来，长尾猴吓得把枪丢下连忙转身就逃，边逃边大声提醒母山鸡：“快逃呀老邻居，那狐狸又来了……”长尾猴三窜两跳的攀逃到大树上，眼睁睁看着狐狸旁若无人地窜进山鸡家，叨着不断挣扎的母山鸡大摇大摆地离开。

等狐狸走远了，长尾猴才大着胆子回到树下，拾起丢在地面上的猎 枪，垂头丧气地找到猎人。

“唉，这把破枪把我给害惨了。”猴子边还枪边大发牢骚：“我都拿枪在手了还是镇不住狐狸，不但没保护好母山鸡，还差点断送了自已的性命，看来这把破枪真没用。”

猎人接过猎 枪装弹上膛对准了远方的射靶，一声巨响，子弹透过靶心留下一个小洞，长尾猴惊吓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猎 枪有如此巨大威力。

“看清楚了吧?不是这把枪没用，而是持枪的你没用，”猎人白了长尾猴一眼揶揄它：“有了好枪，更需要善于用枪的人，才能让枪真正发挥作用;可你呢?不了解枪的性能，不掌握用枪方法，再好的枪在你手上也只能作摆设充当拨火棍，明白了吗?”

长尾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哑口无言了。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故事中说到一个大财主大摆酒宴。席间划拳行令喧闹如潮，一个老头因牛肉没嚼烂而卡住喉咙，顿时大汗淋漓，翻白眼，众人纷纷为他想办法处理，把老汉左右折腾，老头儿气得大喊而吐出牛肉，财主见状要各位回家说：“有了前车之鉴，要想不再发生这样的灾祸，酒肉不可吃，三餐不可有”。

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想起了爷爷跟我讲小时候学走路的事。当时我刚学会了走路，没走几步就会摔倒，但是当时自己都站不起来，然后爷爷把我抱起来放在地上让我接着走，现在想想自己不想站起来，可能是再也不想学走路了，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摔倒而放弃了学走路。

因噎废食，故事中的财主，因为老头儿被噎着，而放弃了三餐时，我意识到不能因为受到挫折而放弃做这件事情，虽然老头儿因为吃牛肉噎着了。但是是老头儿急于说话所造成的，所以财主因此放弃三餐是不对的，而是要找到事情的原因。

读了这个故事使我知道两个道理，酒肉不可吃，三餐不可有是不对的可以在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还有要是想说话就等到嘴里没有东西在说话才对。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齐王嫁女

有一个名叫吐的人，经营宰牛卖肉的生意，由于他聪明机灵，经营有方，因此生意做得还算红火。

一天，齐王派人找到吐，那人对吐说："齐王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这可是大好事呀！"

吐听了，并没有受宠若惊，而是连连摆手说："哎呀，不行啊。我身体有病，不能娶妻。"

那人很不理解地走了。后来，吐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奇怪，吐怎么这么傻呢？于是跑去劝吐说："你这个人真傻，你一个卖肉的，整天在腥臭的宰牛铺里生活，为什么要拒绝齐王拿厚礼把女儿嫁给你呢？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

吐笑着对朋友说："齐王的女儿实在太丑了。"吐的朋友摸头不知脑，问："你见过齐王的女儿？你何以知道她丑呢？"吐回答说："我虽没见过齐王的女儿，可是我卖肉的经验告诉我，齐王的女儿是个丑女。"

朋友不服气地问："何以见得？"吐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就说我卖牛肉吧，我的牛肉质量好的时候，只要给足数量，顾客拿着就走，我用不着加一点、找一点的，顾客感到满意，我呢，惟恐肉少了不够卖。我的牛肉质量不好的时候，我虽然给顾客再加一点这、找一点那，他们依然不要，牛肉怎么也卖不出去。现在齐王把女儿嫁给我一个宰牛卖肉的，还加上丰厚礼品财物，我想，他的女儿一定是很丑的了。"

吐的朋友觉得吐说得十分在理，便不再劝他了。过了些时候，吐的朋友见到了齐王的女儿，齐王的女儿果然长得很难看。这位朋友不由得暗暗佩服吐的先见之明。

寓言启示：有些事情虽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但道理是相通的，如果吐不是以自己亲身的感受去举一反三地思考生活中的现象，那说不定就会要娶回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丑妻了。

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

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因无后代，遂领养朱德为嗣。这样朱德又多了一位养父和养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辞世。

朱德母亲去世之后，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

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

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

刘邦手下有一人叫做樊哙，此人力敌千钧，勇猛善战胜过吕布和关羽，就连项羽也要敬畏三分，乃是刘邦账下的名副其实的第一猛将。今天我们一起聊聊他的故事。

鸿门宴上，独身闯帐救刘邦

项羽兵临城下，设下鸿门宴准备除掉刘邦。刘邦势单力薄，没法与之抗衡，只得和张良一起，带着樊哙等一百多名勇士赴鸿门谢罪。酒酣之时，亚父范增授意项庄在席上舞剑，想趁机杀掉刘邦。当时，张良也在席上，连忙到帐外把席上的事情告诉了樊哙，樊哙当即便持剑盾要闯入项羽营帐。营帐门口的士兵将其挡住，樊哙用盾撞倒拿着戟的士兵。闯入帐内“西向立，凝视项羽，目眦尽裂，头发上指。”项羽吓得坐直身子，握剑问道：“此人是谁?”张良说：“他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赞叹道：“是位壮士。”于是命人赐酒一杯和一条猪腿。樊哙也不推却，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再拔剑切肉而食，片刻就把肉吃光了。项羽见此，问道：“樊将军还能再喝吗?”樊哙当面斥责道：“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闻言后，沉默不言。

这时刘邦借故去厕所，把樊哙一起叫了出去。出了营帐，刘邦独骑一匹马，樊哙等四人步行一路保护，从山下小路偷偷回到了霸上营中。当时项羽因为顺心遂意，便没了诛杀刘邦的念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赐樊哙为列侯，号临武侯，升为郎中，随汉王刘邦入汉中。

如果当时没有樊哙闯帐谴责项羽，或许刘邦已经被项羽杀掉了，也就不能成就以后的霸业了。

南征北战，屡立战功

刘邦在汉中慢慢站稳脚跟后，在名将韩信的帮助下，终于拉开了的楚汉战争序幕。在战争中，樊哙每次作战，英勇异常，常冲锋陷阵在前，屡立战功，被封为将军，赐杜陵的樊乡为他的食邑。他又攻取阳夏，虏获楚将周将军的士卒四千人，把项羽包围在陈县，大胜而归。最后项羽被逼自刎乌江，刘邦称帝，史称汉高祖。因樊哙战功赫赫，再增加食邑八百户。

汉初，异姓诸侯王反叛不断，樊哙成为征讨叛军的主将，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先是攻打反叛的燕王臧荼，俘臧荼，平定了燕地。接着楚王韩信反，樊哙活捉楚王韩信，平定楚地。后来又讨伐了韩王信的叛乱，击退陈稀、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收取赵地清河﹑常山等共二十七县，被提升为左丞相。

樊哙这一生真的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他这一生跟随高祖作战，斩首一百七十六个级，俘虏二百八十八人；自己单独领兵作战，打败七支军队，攻下五个城邑，平定六个郡，五十二县。虏获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将官十一人。

总之，我个人认为樊哙一生忠于刘邦，勇猛无敌，为汉朝的创立和稳定，立下了不世的功勋，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从前，在东边有一个大国。在这个大国里有三位十分贫穷的青年跟着父亲过日子，可是他们平静的日子被一位可恶的地主打乱了，这个地主十分凶狠，连国王也怕他三分。

这个地主每隔一周都要去穷人家捣乱。而这一周正好是三位青年家被地主捣乱的一周。

这天地主来到三位青年家中大声叫道：“快交出十两白银，三十两黄金，不然就把你父亲带走。”三位青年和他们父亲被吓得泪流满面，父亲忐忑不安地说：“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啊!”“没有是吧，没有就带走你们父亲。”地主说完就把他们的父亲拉上马，飞快地跑了。后来三位青年大哭了三天三夜。

有一天，有一位好心人告诉三位青年说：“在中国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位老爷爷他有许多很强的能力，也许他有办法。”说完三位青年就向中国跑去。到了中国三位青年找边了所有山终于找到了那位老爷爷。

三位青年见到老爷爷连忙跪下伤心地把他们所有经历告诉了老爷爷，请老爷爷教他们很强的能力。好心的老爷爷同意了，于是向他们询问要什么能力。这时老大说：“我要很大力量。”老二说：“我要跑得很快。”老三说：“我要一下子跳的很高。”老爷爷回答：“好吧可怜孩子们，不过你们得帮我一个忙。”三位青年连忙问道：“什么忙。”“老大要每天把两头大牛抱着去喂草再抱着回来，老二赶着兔子去溜达必须要追上兔子，老三种一棵树，每天都要跳上树，有跳下来有跳上去。”三位青年答应了。过了许久三位青年才发现帮老爷爷的这些忙在慢慢完成自己的想要的能力。后来三位青年完全学会后告别了老爷爷回家救父亲了。

他们找到地主后，老大一上前就给地主一拳，把地主打到在地。地主吓得连忙爬起来骑上马飞快的向家跑，跑到家后赶忙关上门。这时老二飞快地追上地主追到了家门。老大和老三来时发现门已经关上了，进不去地主家。这时老三一蹦，蹦到了地主的院子里，帮老大和老三打开门然后一起把地主抓起来交给了国王，救出了父亲。

国王见三位青年抓了自己也怕三分地主于是封他们位勇士的称号，还奖励了他们许多黄金，从此三位青年和父亲快了的生活在一起了。

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追授人员分别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所主管医师王烁，陕西省扶风恒盛科技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王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代理副所长、四级警长王春天，湖南省邵东市公安局水东江镇派出所辅警王调兵，江苏省苏州阿美咔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兼江苏机动队队长许鹏，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侦查中队指导员李弦，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治医师_文亮(满族)，云南省南涧县乐秋乡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职员李光剑(彝族)，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徽王庄镇徽王管区书记李洪明，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公安局阿龙山镇派出所辅警李晓欢，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时席席，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浙江英特医疗器械公司维修工程师何旭峰，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浏河派出所三级警长位洪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沙镇溪镇高潮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民兵连指导员宋青山，湖南省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副组长宋英杰，四川省红原县森林公安局刷经寺派出所所长阿真能周(藏族)，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卫生监督所监督员陈申，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奎香乡寸田村卫生室医生陈健(女)，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长竹村卫生计生服务室医生陈祥田，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正值调度员林芳雯(女、彝族)，湖北省武汉特瑞利新材料有限公司出纳周友芳(女)，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辅警一中队副队长胡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得荣县龙绒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任洛绒益西(藏族)，四川省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村民宫高明，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淳溪派出所辅警袁剑雄，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角峪镇先锋村村民贾庆臣，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住院医师夏思思(女)，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处网络政务科一级警员徐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公安局五段派出所辅警章良志，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师彭银华，广东省英德市公安局桥头派出所辅警曾文聪，江西省莲花县湖上乡中心卫生院医生熊波，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三中队民警、四级警长樊树锋，甘肃省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张小娟(女、藏族)。

同时，共青团中央公布了2020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阿卜杜艾尼·列提普等149名优秀青年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等4个青年群体获此荣誉。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各级共青团、青联要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团结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向模范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为祖国奉献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勤奋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的绚丽之花为祖国和人民绽放!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上下十四亿人感受到病毒的无情，但同时也看到了全国上下一心、共同抗“疫”的感人场面，在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今天就跟随我感悟英雄在身边吧。

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原本正在欢度春节的中国按下了暂停键。当所有人都待在家中关注疫情的时候，千千万万的医护工作人员已经奔赴一线，救死扶伤。

武汉沦陷了，各地迅速组织医疗队支援武汉。除夕夜，当我们正在和家人团聚时上海医疗队已经踏上了征程。紧接着，青海来了，上海来了，西安来了…… ，二百多支医疗队，近26000名医疗队员来到了武汉。

他们被称为“最美逆行者”。原本青春可爱的护士穿上隔离服，剃掉了美丽的长发;战斗中的他们不分日夜，因长期穿着隔离服，脸上被护目镜压出了深深的印痕;累了的他们来不及脱下衣服，席地而睡;厚厚的隔离服让他们认不出彼此，只能在背上写下鼓励的话语，相互打气。这样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不止他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各行各业的人都奋战在一线，军人、环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而穿起工作服的他们是最美的样子。这样的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想为社会出一份力。拾荒老人毅然捐出了一万元，小女孩捐出了全部的压岁钱5000余元，全国各地纷纷送来了各种物资。就连远在海外的华侨也心系祖国，他们包机将搜集到医疗用品送回祖国，却无一人回国。这样的他们更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在这危难的时刻，身边的每个人都在用行动支持着祖国。曾经我们一起携手，抗击了非典肺炎，打倒了禽流感病毒，度过了汶川地震，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我们众志成城，一定能度过困难。

春暖花开时，

我们等待着英雄的归来!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在曾国藩小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给他布置了家庭作业-----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背书，如果你聪明才智较高， 那么背这些四书五经应该不在话下，而曾却用了足足一晚上，这可苦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原来那 天凑巧有一小偷来光顾他家，在曾家一夜游的同时顺便带点纪念品回去。这位小偷很早就潜入他家，埋伏在床底下心想：“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等这书呆子一睡，我就捞上一笔”

一个小时过去了，小偷耳边不停的传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背书声。

忍耐!

两个小时过去了，小偷耳边仍不停的听到这同样的背书词。

再忍耐!!

三个小时过去了，同样的背书词从同一个人口中读出---曾国藩还是没完成老师给的任务。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终于，那个人抑扬顿挫的将古诗词一字不漏的背出，可惜这个人不是曾国藩，而是一直潜伏在他家，手脚快发麻的小偷。 忍耐到了极限，无需再忍。这个小偷见这书呆子悟性如此之低，而自已却陪着他傻等了一晚，实在不值，撤手不干了。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小偷的记忆力很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天分很高，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天分没有加上勤奋，所以他只能是个小偷。而曾国藩虽然没有小偷那样的天分，却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而成为一位连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天分并不等于成功，只有勤奋才能让‘天才’变成‘人才’。”

二、开灯的故事

有一个盲人住在一栋楼里。每天晚上他都会到楼下花园去散步。奇怪的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他虽然只能顺着墙摸索，却一定要按亮楼道里的灯。一天，一个邻居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的眼睛看不见，为何还要开灯呢？”。盲人回答道：“开灯能给他人上下楼带来方便，也会给我带来方便。”邻居疑惑地问道：“开灯能给你带来什么方便呢？”。盲人答道：“开灯后，上下楼的人都会看见东西，就不会把我撞倒了，这不就给我方便了吗。”邻居这才恍然大悟。

哲理：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方便了他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方便。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占地约290公顷，是我国现存规模、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素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著称于世，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颐和园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是中国各地建筑风格的精华。东部的宫殿区和内廷区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风格，南部的湖泊区是典型杭州西湖风格，万寿山的北面是典型的西藏喇嘛庙宇风格，北部的苏州街是典型的水乡风格。

颐和园最的景点当属长廊了。长廊位于万寿山南麓，面向昆仑湖，长700多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长廊分为273间，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景，几千幅画中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

我们都知道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但你可能不知道如今开放的颐和园也曾多次遭到破坏。清漪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重建，改称为颐和园，用作消夏游乐地。1900年颐和园又不幸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1902年大体修复。之后，颐和园又多次遭毁坏，多次被修复，它就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证了它所在时期下中国的成长。

现在，我们在感受颐和园独特魅力的同时，更应该好好保护它!

陶行知——四糖故事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