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精选20篇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与病毒抗争的日子里，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勠力同心共战疫情，无数医疗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踊跃支援前线，无数公安民警废寝忘食全天候设卡安检，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们深深为之动容。与此同时，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还有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没有工作上的硬性要求，却每天行走在各个村庄社区、大街小巷宣传防疫政策，参与一线防控，他们愿意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群众，他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党员志愿服务者。

没有例外，笔者所居住的社区里也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其中有很多还是有着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时他们就爱“掺和事”，谁家老人去世了，他们便第一时间过去帮忙料理后事，谁家小夫妻吵架闹离婚了，他们便小跑着过去拉和劝解。疫情发生初期，社区党委一大早便通过“大喇叭”滚动播放疫情防控信息，当天下午，他们便主动结队到社区党委请缨接受防疫控疫任务。于是，在后来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总会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他们或是肩背喷雾器，挨个楼栋喷洒消毒酒精，或是带着口罩，别着袖章，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遇到年龄较大的老人，他们也会主动到家里免费发放口罩，手把手教口罩正确佩戴方法。

近日，随着疫情形势日益紧张，各地开始纷纷加紧对辖区的封闭管理，笔者所在的社区也开始执行“史上最严”的封闭管理，社区除主出入口以外，其他出入口疫情防控期间全部暂时关闭，所有人员出入社区必须先到社区门口的检测点测试体温并填写出入单据方能进出社区。

昨天是实行封闭管理的第一天，物业下达封闭通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所以很多人早上外出上班并不十分清楚封闭管理事情，临近下午下班我猜想只留一个出入口还要进行安全检查，社区门口一定会堵成“糖葫芦”。果不其然，当我的车逐渐驶近社区大门口的时候，前面早已排了十好几辆车，有的人摇下车窗在抱怨，有的人不停按喇叭，这时从最前方摇摇晃摇地走过来了一个手握小红旗的老阿姨，虽然带着口罩，但眼睛上挂着微笑，她挨着一辆车一辆车地解释当前情况和进出流程，慢慢地，抱怨的人没了，尖锐的喇叭声也没了，阿姨过来敲了敲我的车窗，我立马落下车窗，阿姨的眼睛依然挂着微笑，胳膊上带着一个写有“党员志愿者”的红袖标，“小伙子，耐心等一下，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需要一个一个进行安全检查，你可以先停下车去前边的检测点填写进入单，这样会快一些。”我回一微笑，简单说了一句“好!”

等我填完单据回到车里又等了十多分钟，轮到我进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老阿姨和几位大叔还坐在桌子旁边引导着其他人填写进出单、测试体温，我放下车窗把填好的出入单据递给老阿姨，“天黑了，还不下班吗?”“不下班了，得24小时守着哩，一会还有下夜班的。”我没再做声，这时门杆已经翘起，我升上车窗向前驶去，无意中透过后视镜看到了老阿姨被风吹乱的头发，这时，我的眼角不禁有点湿润，我又一次被这群“可爱”的人深深感动了。

在我们的身边，这位“老阿姨”绝不是个例，他们是无数党员志愿者的一个缩影，这群“可爱”的人每天奋战在防疫控疫第一线，用自己微薄的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他们没有警服、隔离衣，只有一只最普通的口罩;没有执法证、资格证，只有一张老百姓都熟悉的面孔。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温度，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度过了严峻的寒冬，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群众筑起了保障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立春已过，身边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迎面吹来的风真的就不一样了。站在太阳下，闭上眼睛，我又看到了那位眼睛带着微笑的老阿姨，我隐隐约约感受到了某种强大的力量，这是党员志愿者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希望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势必会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齐心协力共同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那时，我们可以扔掉口罩，再一次踏进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情地奔跑、相拥……

7月19日下午，郑州市突降暴雨，市区大面积积水。直到夜幕将至，雨势才有所减小，大学路街道立即行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展开汛情排查。

办事处主任崔宗晓巡查至大学路与桃源路交叉口时，发现一辆瓜车后轮掉进窨井内，侧翻在马路中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见此情况，崔宗晓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进行救援。

赶到现场时，水深已没过膝盖，大家二话不说，脱掉鞋子、挽起裤腿就跳进水中，试图将瓜车推出窨井。但因瓜车太重，车主不在现场，一时无法推出。夜里10点多，瓜农终于出现，工作人员们先将西瓜转移，又找来千斤顶，历时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将瓜车推出。

随后，工作人员又找来窨井盖，将窨井盖恢复原样，彻底消除了隐患。瓜农激动地握住城管队员的手：“谢谢你们了!”

雨中感人故事二：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好心青年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7月19日下午，暴雨来袭，樱桃沟景区处于最大降水点，降水量达123毫米。景区管委会迅速采取行动，各社区三委干部、志愿者及时深入景区，展开救援行动。

在大家全力抢险的时候，樱桃沟景区曹洼村委会南100米处的地方，有两个不到5岁的小孩子突然被水冲进排水沟，一瞬间踪迹全无。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一位20多岁的青年不顾个人安危就跳进水中，抢救儿童。当时的水深近2米，该青年也瞬间被水淹没。

大家都在着急想办法时，这位青年突然从水中出现，怀里搂着一个孩子。然后，他又迅速下水救第二个孩子。终于，在他的努力下，两个孩子得救了。

而这位青年，将两个孩子安置在安全区域后，就默默离开了。群众发现后立刻拦下这位好心的青年，经询问得知，他是禹州人，名叫禹要辉，刚巧外出办事回家途中遇到此事，当时无暇顾及自己，只想到要赶紧抢救水中的孩子。

这位好人让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倍感温暖，他见义勇为的精神，让曹洼人民感动。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小时候是从大人的口中了解长征的，所以，印象是粗浅而零散的。不久前，我读了《万水千山--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本书，随着书中的故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重“回”了红军当年的战场，重温了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长征在我心中终于鲜活起来。

茫茫长征路，途中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地蠕动……夜，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战士硬是咬牙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7天内走过了600多里的黑草地……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想想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危险!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每个人只有一块木版，木板架在铁链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爬过去，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汹涌的狂澜巨浪中。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却克服了重重险阻，正因为有这样的惊人的毅力，长征所以能胜利!

…………

长征的故事远不止于此。确确实实，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她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而这种精神已成为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激励我努力进取、勇于拼搏。我们要弘扬红军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一名初中学生，在学习中、生活中，我们要向红军战士那样遇到困难奋勇攀登，滑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困难最终会征服的。既不要因基础差而忧虑，自暴自弃;也不要因压力大竞争激烈而背思想包袱。要确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潜能，战胜自己的惰性，以饱满的热情、积极自信的姿态走进学习，磨练出良好的意志，取得优异的成绩，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长大后报效祖国。

“小学的科学课，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启蒙，是每个孩子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的火种!”王伟平如是说。

今年57岁的王伟平，是遂昌县大柘镇中心小学的科学老师。自1980年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以来，他先后在遂昌县石练镇大茂坑村小学、石练镇中心小学、大柘镇中心小学任教。今年，是王伟平从教的第36个年头，他还被评为“2016全国最美教师”。全国仅有十人获得该项殊荣，而他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教师。

8月24日，王伟平又受邀赶赴北京，参加30日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的“2016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晚会录制完成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回遂昌，赶回了他心心念念的学校，只为不影响9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的工作……

放弃进城扎根农村，他是别人眼里一根筋的“大傻子”

36个春夏秋冬，王伟平一直在基层农村小学从教。

不免有人要问，像他这样表现突出的科学老师，为什么会一直呆在农村小学任教，而不调到县城，或者其他条件更好的学校呢?

其实，王伟平曾经不止一次有过调进县城学校任教的机会，但每次都被他主动放弃了。

人们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县城学校需要我这样的科学老师，但农村学校可能比县城更需要。”因为出身农村的他，更懂得农村孩子对知识与科学的渴望。

科学课涉及的知识面广，课前总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时上课需要活鱼、蔬菜、种子等实物，而学校又缺这些物品，王伟平就自己贴钱购置。他到舟山去参加教学观摩会，买回了海马、海螺、扇贝、海螃蟹;到海南去旅游，又买回了海星、海胆;到福建太姥山游玩，还买回了寄居蟹……尽管他的工资不高，但要自己贴钱买教具，他却从不心疼。

在教《形形色色的植物》一课时，王伟平觉得光靠挂图是不够的，必须在课堂上通过具体的实物观察，才能提高学生的识别能力。于是他就利用空余时间，事先去户外采集了学校附近没有的30多种植物，带到课堂供学生观察。为了能在课堂展示教材上的“金鱼草”，他甚至骑了2个小时的摩托车前往衢州，自掏腰包采购……

还有一次，王伟平在坐车从遂昌县城回校的路上，看见路边正在开采石英矿和花岗岩，便立刻下车去采集矿石标本。当他返回公路时，天色已晚，路上早已没有客车。他就背着一篮子的石英矿和花岗岩步行，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学校。

一名小学科学老师，其实就是全科教师。课余时间，王伟平还充当学校的水电工、木工、泥水匠，义务管理学校的水、电、音响等。这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没有任何报酬和补贴。

1995年12月，在一次疏通教学楼水管的高空作业中，由于地面湿滑，王伟平不慎从三米多高的木梯上摔下来，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这一摔，让他在遂昌县中医院躺了整整84天。“有十几天下肢完全没有感觉，医生都说我差一点要坐在轮椅上过下半辈子了。”王伟平说，万幸的是骨折没有伤及脊髓。经过痛苦的治疗与康复锻炼，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回到了他心爱的讲台。虽然摔伤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至今不能正常弯腰、下蹲，每逢阴天下雨伤口也总是隐隐作痛，而他却从不言悔。

有人费解，他这样辛苦究竟图个什么，甚至还有人当面说他是个傻子。王伟平却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觉得能做这样一个‘傻子’，也很值得嘛!”

大干世界，多姿多彩;人间生活，关爱灿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严冬的早晨。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却有许多人围在一起看着什么，忽然一个中年男子挤进了人群，他发现冰冷的地上竟蜷着一个哇哇直叫的女婴。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顾不得一些人的议论，毅然决然地把女婴拖了回家。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本地的一位菜农。他家的经济并不富裕，一家人靠卖菜为生。他的妻子见丈夫抱着婴儿回来时，先是吃了一惊，当她听完丈夫的叙说后，便同意收养这可怜的孩子。夫妻俩商量了一下，给孩子取名为"龙女"。从此，龙女幸福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好的名字并没给她带来幸福的命运，就在龙女11岁那年，一次她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昏倒。龙女的父母得知后，迅速将其送进了医院。 医院办公室里传来了医生和龙女父亲的谈话：

"你的女儿患的是肾功能衰竭症，两个肾的功能不久将会完全丧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想治好这种病，只有换肾。"

"换肾!?"龙女的父亲惊疑地问，猛然间又急切地说，"换，一定换，我就是要饭也一定给她换上!"

"可医疗费是很昂贵的，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再说这合体的肾又从哪里去找呢?"医生同情而又为难地说。

龙女的父亲急呆了，他没说话，只是沉默，只是流泪。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主动地捐款，来救助龙女。

全市各级领导一边组织了"献爱心"的捐款活动，一边在媒体上寻找合适的献肾者。这时，山东一位干部来电说，要献出一个肾。人们忧愁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

换肾手术成功后，在医务人员悉心护理下，龙女康复很快。龙女知道这一切时，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一场让她无法置信的梦。可无论如何，在龙女的眼里，她已有了成于上万的父母--那些曾经救助过她的好心人，是他们给了她新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你听说了这段感人的故事后，难道你不认为这是生活中用爱交织成的亮点吗?在生活中也正是这些亮点，奏响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乐章。我想，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生活中的亮点一定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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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人与动物之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我来给你讲一件感动人的故事.

最近我看了一本电影，叫：《忠犬八公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大学教授帕克在小镇的车站上偶遇一只可怜的小秋田犬，它孤苦无依的身影引起他的怜悯，将它暂时寄养在家里，虽然妻子极力反对，并想尽办法要把它送走，但看到丈夫和女儿对它无微不至照顾和由衷喜爱，终于决定让它成为家庭一员。这只小秋田犬来自日本，并且项圈上写着“八”，代表幸运，于是帕克为它取名“八公”。八公陪着帕克全家一起成长，从小狗渐渐变成庞然大物。

八公每天准时陪伴帕克上班，傍晚五点准时出现在火车站门口迎接帕克下班。在小镇车站的站长，卖热狗的小贩，附近商店的老板娘的眼中这都是已是习以为常的画面，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八公，看到帕克从车站出来叫出那一声熟悉的“Hachi”，八公兴奋地扑上前去撒娇的样子，已经成了车站每天上演的画面。然而，有一天当帕克和往常一样去上班的时候，八公突然反常对着他叫，帕克教授却没能理解八公的意思，八公最终无力挽回一切，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主人离去。。。就在那一天，帕克在大学演讲时突然倒下，他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再也没有回到车站。后来，帕克的女儿带走了八公，希望八公能和她好好生活。然而，八公却一次次从家里逃出来去了车站，一直守在那里等待着，无论严寒酷暑，每天傍晚五点，八公都来到火车站里等候、凝视……第二天、第三天……春夏秋冬，一直等到自己变老变弱，等了整整十年。

直到八公最后死去，它始终如一，它在死前看见了帕克从车站中走出，亲切地对它说：hey!Hachi。一如十年前，八公满足地缓缓闭上了双眼。欣赏完这部电影，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电影里的八公用一生来等待它的主人，直到死去也没有放弃。狗是最通人性的，它的要求很低，只要你对它好，它就会忠诚地对你。虽然狗也许不是你的全部，而对于你的狗，你就是它的全部。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尽管它没有复杂的思维能力，可有时候我愿意相信动物也会思考。我想其他的生命也一样，善待生命，生命自然会善待你。希望每个养宠物的人都能心存一份感动，更加真诚地对待你的宠物，因为他们只有你。

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耿飚是长征时期红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被誉为“铁军团长”。在节目现场，耿飚的女儿耿莹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耿莹说，父亲带领的红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长征第一步就是他们迈出的。长征中，父亲和广大红军战士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创下了一天行军240里的奇迹。“他们并没有超人的体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过了万水千山。”

耿飚虽生于湖南贫穷之家，但也从小读私塾，背诗文。特别是他的传奇家世，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个游方郎中。到了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他父亲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打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耿飚的父亲耿楚南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1909年出生的耿飚作为长子，从小一方面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热爱学问，喜欢文史。十三岁，到水口山矿上当童工，开始投身革命。 父亲主要教给他南拳、气功、单刀、点穴功。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指挥活捉张辉瓒，用的是太平军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斗中，耿飚作为参谋，有勇有谋，他手挥马刀，冲锋陷阵，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由于懂得战术阵法，耿飚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管理第一期教导队。

耿飚文武双全，非常重视地图。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他自学的能力非常强，为了给部队架桥，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水口战役中负伤，子弹打尽，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率领红四团勇猛战斗，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歼灭敌人一个旅，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就俘敌千余，红军只有三个人负伤。陈光师长先表扬他打胜仗，而后又批评他带领党员干部打冲锋，罚他写文章，题目叫《反对个人勇敢》。耿飚当天就写好了，发表在《红色中华》上。这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

一次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与敌人硬打，耿飚三次建议，黄永胜才留下一个连守住隘口。结果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后，幸好留守连拼命阻击，才避免了全团覆没。陈光表扬了耿飚。

长征时，耿飚克服疟疾，为全军当开路先锋。幸遇一位神医给他配了一副秘方，根除了他的恶性脾寒，但副作用是掉头发和手足发麻。耿飚严守诺言，终生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老神医还建议红军用“七叶灵芝草”抵御深山老林的瘴气，非常灵验。而所谓“七叶灵芝草”，其实就是大蒜。

湘江之战，要是没有耿飚这样天神般的勇将拼死冲杀，红军肯定彻底覆灭。耿飚的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团长的耿飚，手挥马刀亲身搏斗，全身都是血浆，血腥味呛得他不停地干呕。连林彪聂荣臻都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血战五天五夜，红军由八万四千人打到不足四万人。海龟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要是没有毛泽东、林彪、彭德怀、耿飚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天神系列”，那就不会有“长征”这个词。

突破五道封锁线后，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得到重视，耿飚所部连打胜仗。强渡乌江时，炮兵的五发炮弹发挥了作用。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每次开炮前要念经，抚摸着炮弹说些“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煞是好笑。由于神速突破了乌江天险，老百姓和敌军都传言说红军是“水马渡乌江”，先头部队干脆写上了“第一水马司令部”。百姓和学生都围着红军要看“水马”，还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穷人啦，与红军是一家呀。”耿飚的红四团能者多劳，连续不能休息，强渡乌江就打娄山关，一路见敌就打，真是天兵怒气。俘虏惊讶地问：“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耿飚随即升为红一师参谋长。

渡金沙江时，耿飚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解决了瘴气和江水里的毒气问题。刘伯承跟小叶丹歃血为盟时，耿飚在场协助。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少数民族的攻击时，红军打几颗信号弹，他们以为遇到了妖魔，就远远逃走了。

非常可贵的是，耿飚这员毛泽东重视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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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外国学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媒介。80年后，“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中，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跟着采访团重走长征路，记录新长征故事，见证中国沧桑巨变。

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在北京工作5年，他选修中国历史，但对长征了解并不多。“长征很艰苦，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低潮期，毛泽东在长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Tyler对长征的印象。

这次采访活动地点主要在湖南湘西、怀化、张家界等地。“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我从没有来过中国这些贫困的地方。”正如Tyler在他的稿子里面写到，不了解长征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贫困区。

随着采访行程的推进，他看到许多贫困山区修起了水泥路，建起了洋房，一个个家庭脱离了贫困，Tyler说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在十八洞村，龙德成老太太拉着tlyer的手，跟他讲脱贫故事，Tyler觉得特别感动。

“老太太住在这样封闭的大山里，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人生，在这种条件下还很乐观，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Tyler觉得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新的理解，长征精神就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中国人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做到，经历地震等灾难都能挺过去。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种坚韧的精神，但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坚韧达到了极致。”Tyler说，长征的先烈们，为了理想，为了生存，那么艰苦的条件也没放弃，最后完成目标。

Tyler很期待中国的扶贫政策，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给村民，教村民养殖技术。“跟长征一样，脱贫也是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他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脱贫比喻成新长征。

“多传递一些正能量。”Tyler希望自己有机会深入群众去了解在这场脱贫新长征路上的发生故事，并把他铭记在心，像斯诺那样写书。

有一天，我在书上看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至今使我记忆犹心、难以忘怀。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到公园玩。当时，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正在准备将黑熊搬到室内过冬，已经将笼子外侧的铁丝网拆除了一部分。当这位母亲带着儿子走到饲养黑熊的铁笼前时，调皮的儿子趁母亲不注意，竟迈过刚刚卸下的铁丝网!而后，他走近内侧铁笼，将手中的一块糖果隔着铁笼伸到黑熊的嘴里。在那千钧一发的关头，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只手喂给狗熊，然后用另一只手来护住儿子的小手。尽管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奔上前来救助，用木棍将黑熊击打开了。但是，那位母亲的双手仍被咬得惨不忍睹，一只手的肌腱已经断裂，而儿子的手因为有了母亲的保护，伤得较轻。

故事中的那位母亲因为用了自己的双手保护了儿子，所以儿子才脱离危险。世上有许多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不顾自己危险的感人故事。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危险的时候，都会有含辛茹苦的母亲用她那弱小的身体给了我们最有力的守护。纪伯伦说过，“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母爱是无私的，她将永远罩临着我们，伴随我们一生。母爱是多么的伟大啊!

今天我读了一本杂志，名字叫《意林》。杂志中有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它写的是有一对夫妻要离婚，在法庭上，法官问这对夫妻的孩子想跟谁一起生活。妈妈心里想：孩子一定会跟我过，因为他爸爸经常不回家，男孩跟爸爸没什么感情。可是男孩选择了爸爸，他说爸爸有钱，妈妈哭得肝肠寸断。但妈妈转念一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也许有一天孩子会回到我的身边。妈妈每天孤零零的生活，每天依旧早出晚归的卖水果。有一天，妈妈收到一张汇款单，汇款人是“我爱你”，而且每月都能收到一张汇款单。后来妈妈收到一封信，是男孩写的。他在信中告诉妈妈当初没择妈妈，是想减轻妈妈的负担，从来没有抛弃妈妈的念头，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爱妈妈———离开。他把爸爸给的零花钱全都攒下来寄给妈妈，他不想让妈妈再早出晚归的卖水果了。妈妈捧着信泪流满面。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到了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好》。歌词中写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男孩为了妈妈，宁可像根草，宁可离开妈妈的怀抱。我为这个男孩的孝心所感动，我也要像他那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爱我的妈妈。我想给我的妈妈说一句话：“我永远爱你，我就是有无数个嘴巴，也说不完我对你的爱!”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村里有一位王奶奶，今年六十多岁了，唯一的儿子长年在外工作，家里的家务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同村还有个乖巧的女孩叫凤儿，经常来王奶奶家做家务。

有一天，凤儿来王奶奶家里做家务，凤儿一进门就说：“王奶奶我来帮您做家务。”“凤儿，你不用帮奶奶，奶奶自己可以的。”王奶奶说。凤儿又说：奶奶你都六十几岁了，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吧！“那好吧，你可以帮我洗一下衣服。”奶奶说。凤儿跑到洗衣服的桌子前，拿起衣服，使劲地刷起了衣服，凤儿满头大汗，非常累，可是洗的也如此干净，衣服还有一种洗衣液的香气。

王奶奶看到辛苦帮自己做家务的凤儿，王奶奶心里很感动。她轻轻地走过去，张开双手把凤儿抱住了。“真的太谢谢你了，孩子，你的帮助让我觉得很幸福！”王奶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凤儿轻轻拍着王奶奶的后背安慰她说：“王奶奶，我现在可是少先队员了，我要乐于助人，而且您一个人生活，什么也不方便，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她们两个人就这样抱着，心也在一起跳动。竹笑上的被子在滴滴答答滴水，好像是在为凤儿勤掌呢！

这时，旁边的王大叔看了说；“虽然不是亲人，但真的比亲人还亲啊！”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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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人们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在人类的世界中，已发生许多动物与人类的感人故事。

老人20多年来一直独自生活，整天陪伴他的是儿女们为了给他解闷抱来的一只狗，刚到家时只有一岁多。从此，这只狗成了老人最亲密的“朋友”，两人不仅每日相伴，而且还同吃同住，有什么好吃的，老人准会分出一半给狗，而这只狗也确实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不管老人去哪，它都一步不离地跟着。一晃近20年过去了，老人已近耄耋，狗也成了老狗，儿女们听父亲嘱咐过，如果自己不在了，一定要善待这只老狗。

不久前，老人因病去世，从他走那天起，这只狗就再也没吃过一口东西，每天趴在主人的床上，一动不动地，任凭面前摆着什么好东西，也坚决一口不吃。老人的儿女决定带狗去墓地看看。于是，在父亲烧纸的时候，家人带着这只狗一起来到了墓地，没想到的是，在围着主人的墓地绕了两圈后，这只狗竟然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河里，再也没出来。

动物也有情感;动物也有真心;动物也像人!狗，到底是被主人赋予了人性?还是本性如此?我看到了忠诚，看到了善良，看到了亲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相反，有的人的思想境界还不如一条对人忠心耿耿的狗。人总是以万物之灵长而自居，可是有些动物，(不光是狗)某些事情上的表现真让我们感到汗颜。

“只要我们不放弃、齐心协力，上面的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这是在王家岭矿难中被困了8天8夜的被困人员所说的感言。

在3月28日下午，在山西王建岭矿发生了透水事故，造成了153人被困井下。经过救援人员8天8夜的奋力抢救，截止到4月5日，已有115人成功获救。

他们是怎样在没有吃没有喝的恶劣情况下坚持了那么久呢?一位获救的矿工叔叔讲：“我们在井下喝脏水、咬煤块、咬纸片、吃树皮。.....到最后，很多人已经无法站立了。这时，体质好的主动照顾体质弱的;年长的照顾年幼的。还有一位老矿工，在一些年轻的矿工绝望的时候，还讲述了贵州3名矿工被困井底25天最终获救的故事，来相互鼓励打气。”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和互助，在那暗无一丝光明的矿井里，等到了救援，获得了光明。再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亲人、朋友。

看了这些感人的故事后，我想：有些困难是个人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大家团结一致。这样，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就如这次矿难一般，如果只靠你一个人，是很难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那是我们学校开运动会的一天早晨，我来不及吃早饭要上学去，可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说：“雅妮，今天开运动会，还是吃一点饭好。”我头也没回，只说了一句没事来不及吃了，就一溜烟跑出门去。

正当比赛激烈进行的时候，我突然肚子饿的厉害，饥肠辘辘，浑身没了劲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可别的同学精神抖擞，斗志高昂。这可怎么办?如果不参加比赛，不但使我多日的准备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班的成绩!心想这下麻烦了，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我又急又饿，不由得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远方一个瘦弱的身影，正急急忙忙朝操场这边赶，是妈妈!妈妈这几天正发高烧打点滴，怎么会来这里?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身影越来越近。哦，真的是妈妈!在拥挤的啦啦队中，妈妈使劲地掰开人群向我奔来，嘴中好象还不停地喊着什么。

“雅妮，快过来，吃点东西。”妈妈气喘吁吁边说边拿出我最喜欢吃的“狗不理包子”，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此时，骄阳似火。妈妈的头发、脸上、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望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妈妈，望着她那苍白的脸，我不禁又哭了起来……

妈妈的爱无处不在，妈妈的爱无时不在，妈妈的爱给了我快乐幸福和前进的动力。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它时时感动着我，教我好好努力，好好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