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汇总19篇）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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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我总是喜欢在大海的深处放肆地摇头摆尾。没有鱼会管你那么多的事，他们都是为自己而活，从来不会去理会自己以外的事。所以，我喜欢到处横冲直撞，并且乐此不疲。妈妈总是说，在大海里生存的鱼不会比在陆地上的人类活得轻松。因为在海里，到处充满了生存的危机。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比自己大的鱼当作食物给吃掉，或者被人类捕去，同样当作美味。可是，我不是好好地活了这么多年吗?我尽量地去听从妈妈的话，却总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出去。或者去海的更深处，或者去海面。不过，我最喜欢去海面了。因为在那里，我可以看见远处陆地上的人类，还有建造在海边的他们称之为房子的东西。当然，还有更多的我在海底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些都让我无比得好奇和兴奋。虽然，我的肺会因为压力的减轻而呼吸困难。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趁着妈妈休息的时间，又偷偷地溜到了海面。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清晨。天空湛蓝如同海水，不带一丝云彩，有风不时吹过，微微地有些冷。远处那些房子里飘出一带带的白烟，却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听过来几句人类说话的声音，竟然觉得也是很好听的音符。这怕是我见到的最美丽的清晨了。我不由沉醉其间，完全不顾胸口的憋闷。

我自顾自地在海面上游来游去，想彻底地享受这美好的时刻。突然间，水面上“扑”的一声惊醒了我的畅想。这是谁在恶作剧?我不满地寻着声音望过去。在那个声音传来的海面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圈一圈的波纹绽放开来。我生气地摆了摆尾巴，继续在海面上游着。又是“扑”的一声在前面响起来。这是谁?他实在太可恶了。竟然清早也不让人好好地休息。我很生气地看去。一会儿，在海面上冲出一道黑色的影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天空，飞行了一会，然后又急速地坠进海里。就这样，海面上一声接着一声地响起“扑，扑”的声音。他会飞?也会游泳?他到底是什么?

我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和好奇离开海面。免不了地被妈妈骂了一顿，然后厚着脸皮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不过是一只飞鱼罢了。飞鱼是什么?我问。妈妈说，那也是我们海洋一族的，只不过，他们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滑翔能力冲出海面，可以像鸟一样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只不过，那种飞行是很短暂的。所有的鱼都知道他们飞不出去海的，他们却从不相信，总是在徒劳地拼命。所以，他们是最笨的鱼。我细细想着妈妈说的话，他们笨吗?可是，我今天看到的他却是一只很英俊的鱼呀。如果他是一个笨蛋，那不是很可惜吗?我暗暗地想着。

于是，我每天清晨都早早地醒来，然后游到海面去。在那里，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他。不论会是什么样的天气，我都可以看见他。他真的是很笨，总是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累，总是会飞上很远的距离。不，不能说是飞的，因为他都是飞一会就坠入海里，飞一会就坠入海里，如此反复，反复如此。在他从天空坠入海里时，他不会觉得疼痛吗?每次，我都紧紧地追着他。每次，停下来后，我总是全身酸痛，总是忍不住地想要哭。看来，妈妈说的一点都不错。他真的是一个笨蛋。

很多次，我都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看那个笨蛋的。可是，我无法忍受看不见他的那种煎熬。我总是在脑中一遍一遍地想象着他在天空中翱翔的样子。那一定是很帅了!湛蓝如水的天空下面湛蓝的海，中间掠过像箭一样快的他。然后得意地投入大海里，痛快地游上很长路途。于是，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便急急地像海面游去。

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夜里也是一样地犯傻。难道只是为了飞出海洋的幻想吗?就为了这幻想，他可以没日没夜，不要性命吗?他该是多笨的啊。只是，我从来不去数自己与他一起犯傻的路程。就那样，没日没夜，一直往前赶着。等我回过头来，早已看不见原来的所在了。是啊，我不知道跟着他游了有多远。妈妈肯定着急了。可是，我看着自己头顶上的他，仍然不辞辛苦地拼命着，我怎么也不忍心丢下他的孤独。是不是我陪在他的身边，他就不会那么孤独，就不会那么地让人感到心疼呢?没有鱼会喜欢孤独的。妈妈曾经说过，在海洋的世界里，除了那些生性孤僻冷静的鲨鱼和鲸，没有鱼会喜欢孤独。因为孤独几乎就是代表着死亡。可是，他呢?在没有我出现以前，他是怎么过来的?我问了一个傻问题，他一定是像现在一样。即使现在我出现了，可是他甚至都还不知道我的存在。我不愿意去打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跟随着他，那就已经足够了。

不记得跟随他走了有多远，回家的路早已看不见了。如果告诉妈妈，我现在跟随着那只很笨的飞鱼，却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妈妈会怎么样?妈妈一定会骂我傻，然后搂我在怀里哭。我想妈妈，可是妈妈至少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她的孩子。所以即使我不在妈妈身边，妈妈也会活得好好的。可是他不一样。至少后来的他一定离不开我的。

那天，我们游了好远的路。我终于忍不住地睡着了觉。就在我睡得正香时，海面上突然响起一个很大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东西从空中落进了海里，落在了我的身边。我被这突如其来地打击吓得大叫。仔细看去，才发现那从空中坠下的是他。我早该知道是他的。他好像是昏过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陪在他的身边。

当他幽幽醒过来时，我惊喜地哭了出来。他很奇怪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我哽咽着说话，什么都不顾地说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吓死我啊，我还以为你会死。他说，我只是太疲倦了，所以会落下来。我更生气地说道，你根本不懂得照顾自己。你整天就知道飞。你知道吗，我妈妈说过，飞鱼是鱼，你们根本不可能飞起来的。他低下头，不再说话，脸上满是痛苦。我看着他，也不敢说话了。我的话似乎击中了他心里隐藏的痛。

他沉默了好一会，抬头看着我，问，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似乎你认识我?我看着他漆黑如同深夜的眼睛。该怎么告诉他呢?说我一直都跟着他，游了很远的路，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说我第一次在海面上看到他，就再也放不下他。我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他。他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我爱上他了。我爱上了一只很笨很笨的飞鱼。

然后，他继续他的生活。而我，则可以光明正大地游在他的视线里了。他会跟我讲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和事情。而我只是倾听，却在不知不觉中，深深把他刻在了心里。

他告诉我，他曾经爱上过一只鸟。那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鸟，就在他跳出海面游玩的时候，看见了那只美丽而优雅的鸟。她全身雪白，却有着玫瑰一样的嘴。他说她很迷人，在他见她的第一眼，他就爱上她了。可是，她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只飞鱼。尽管他会跳出海面，可那只是暂时。所以，他一直的努力就是为了可以飞起来，为了可以和她在一起。

我默默地听他说着他爱上的那只鸟，看到他说到她时眼里绽放的光彩。他很爱她，并且只凭第一眼就认定了她。我是不是从来也没有对他讲过，我也爱他，并且也是凭着第一眼就爱上了他呢?应该没有，一定没有，否则他不会看不到我含伤的眼神，不会看不到我欲碎的心痛。

他不会爱上我的，至少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深深爱着一只很笨的飞鱼，他真的是很笨很笨，可是那只很笨的飞鱼的心里只有一只美丽的鸟。我要离开他吗?他不爱我。陪在他身边，只会让自己更爱他，饱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而已。我是应该离开他的。可是，他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了孤独和忧郁，那都是因为我啊。如果我离开了他，他是不是又要过回原来的生活?我不要他那样，我要他像现在一样不开心但至少不会伤心，不快乐但至少不会痛苦。对，我不能离开他。

我不能离开他。因为我爱他。如果离开，我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伤害，给他的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伤害。我不要这样。可是，事情往往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对不对?

那天，他在休息。我游去另外的地方寻找食物。我想给他一顿丰盛的早餐。当我游去很远的时候，却撞上一张网，我知道那是什么。妈妈说过，人类抓捕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其中就有现在我遇到的这样的渔网。我拼命地挣扎。他还在等我，我不能死的啊。急得眼泪纷纷落下。网越来越紧。有人在收网。我绝望地挣扎，渐渐没了力气。眼泪却仍不住地往下坠。

我听到了人类的话。现在在我听来，那是世界上最难听的音符了。“这鱼可真肥啊!”他们是在说我。“奇怪，鱼还有眼泪吗?怎么她的眼睛里湿湿的?”我闭上眼睛，不想看到那些丑陋的面孔。他们扼杀了我和我的爱情。“今天可以好好吃一顿了!”人们高兴地说着。然后我被扔进了桶里，那里有许多我的同类。

他们终于杀了我。鲜红的血流了一地。在我被烧好端上桌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午餐。可是很快他们纷纷吐了出来，“这鱼怎么这么苦啊?!”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是一只受了爱情的伤的鱼，又怎么会不苦呢?

当一切的繁华和梦魇都已唱尽，冷眼看，不过缘生，不过缘灭。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战争?说也说不清，数也数不完。只知道，战争会带来鲜血，在这鲜血的背后，是无尽的悲伤……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美国拼的你死我活的悲惨世纪中。

在一个偏僻的森林里，有一间小木屋，屋里住着一位母亲和她唯一的一个儿子里奥。他们是为了远离战争的硝烟才搬居到这里来的。其实屋里本来还应该有一个老男人，他是这位母亲的父亲，但是由于战争的逼迫，老父亲不得去当战争消防员，而这位母亲的丈夫也在战乱中，被飞来的炸弹给炸死了。可怜的人，这屋里只剩下这位父亲的女儿和他的外孙了。

这个晚上，是大雪纷飞的平安夜。 母亲和儿子正在蜡烛的照映下收拾吃完的晚餐餐具，突然听到门外有一阵微弱的敲门声。儿子和母亲都非常惊讶，这里是远离战场的德国防线，怎么会有人敲门呢?打开门，屋外的大雪猛吹进来，还夹杂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连忙把人给带进来，也没看清楚是谁——是两位头上盖满了雪的美国士兵和一个躺在地上受了伤的士兵。士兵的血流在木板上，红的刺眼。 母亲动了恻隐之心，留下了这些美国士兵。儿子里奥，看到母亲没有把这些士兵拒之门外，自己也赶忙把受了伤的士兵抬到屋里。儿子可能是用太大力了，把受了伤的美国士兵弄得直哼哼，虽然声音不大，但却刺痛了母亲的心，因为她非常的渴望和平。其实最痛苦的是征战在外的士兵，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想到这儿，母亲连忙招呼儿子：“里奥，快去，去端几盘土豆丁来，顺便把一只鸡杀了，快去快去，士兵们累了”。儿子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厨房，开始杀鸡。其实，这只鸡是准备留到过年一起和老父亲享用的。 美国士兵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还好，母亲和士兵们会一点儿法语。在谈话中得知：原来他们与自己的部队失散了，在森林里乱闯了两天，已经筋疲力尽了，看到这里有一间小木屋，他们就赶紧敲门，过来休息一下。

听到这，母亲更加悲伤了。 正在布置餐桌的时候，又听到一阵急促敲门声，这次门外站着的是三个德国兵。 儿子和母亲吓得浑身发抖，因为让德国兵知道这里有三个美国士兵，是要判叛国罪的，可母亲还是镇静的把士兵请到屋里来。 太晚了，德国兵已经发现了美国士兵，正要拿枪的手被母亲阻止了：“听着，不许开枪，既然你们都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儿子，这里没有战争，只有一个平安夜，来来来，你们也累了，安心的坐下，来过个幸福的平安夜” 。说着，母亲又把德国士兵的枪支放在了柴堆上，又招呼儿子：“里奥，来，鸡可能不够了，再去拿点土豆丁来”。 所有的士兵都愣住了，随后美国士兵也把枪支放到柴堆上，德国兵见状，也安安静静地坐在桌上，就用法语和美国士兵聊上了，还有一位在给受伤的士兵疗伤，屋里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要知道美国人和德国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母亲用草木编织了一个担架让士兵躺在上面，有两位美国士兵架着，德国士兵拿着地图给美国士兵指出他们的部队在哪儿，就各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母亲激动的在后面朝他们大声说：“愿主保佑你们，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中”。

大雪还在纷飞，特殊的平安夜飘着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和平。和平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字眼。和平是人们永远向往的，没有人会希望战争，和平只会让人幸福，而这幸福的背后是两国人民友好的相处……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暑假里，我读了《不想长大》的这本书，我感觉到这个故事很感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男孩扇贝超级喜欢小动物，一早醒来就有四只小鸟在他被子上踱步和撒尿，还有一闷屁；小兔子比较黑和比较白，可是，这些小生命都离开了他。为了填补伤心的空缺，妈妈蒜泥带回一只传说不会长大的迷你小猪。扇贝叫它荷包蛋。荷包蛋让扇贝懂得了享受食物和爱，更拥有了新的理想：吃好一点，睡好一点，每天都过得开心一点，最好一直做小孩。没想到，小猪荷包蛋吹气一样越长越大，扇贝想尽办法给它减肥，结果惨败。

扇贝在微博上认识了波鲁克先生，后来也是波鲁克先生为长到浴缸打荷包蛋找到了住处，扇贝最终发现自己长大了，因为他知道了：童话一个接一个破灭，这是长大。童话一个接一个生长，这也是长大。温嘉敏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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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人们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在人类的世界中，已发生许多动物与人类的感人故事。

老人20多年来一直独自生活，整天陪伴他的是儿女们为了给他解闷抱来的一只狗，刚到家时只有一岁多。从此，这只狗成了老人最亲密的“朋友”，两人不仅每日相伴，而且还同吃同住，有什么好吃的，老人准会分出一半给狗，而这只狗也确实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不管老人去哪，它都一步不离地跟着。一晃近20年过去了，老人已近耄耋，狗也成了老狗，儿女们听父亲嘱咐过，如果自己不在了，一定要善待这只老狗。

不久前，老人因病去世，从他走那天起，这只狗就再也没吃过一口东西，每天趴在主人的床上，一动不动地，任凭面前摆着什么好东西，也坚决一口不吃。老人的儿女决定带狗去墓地看看。于是，在父亲烧纸的时候，家人带着这只狗一起来到了墓地，没想到的是，在围着主人的墓地绕了两圈后，这只狗竟然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河里，再也没出来。

动物也有情感;动物也有真心;动物也像人!狗，到底是被主人赋予了人性?还是本性如此?我看到了忠诚，看到了善良，看到了亲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相反，有的人的思想境界还不如一条对人忠心耿耿的狗。人总是以万物之灵长而自居，可是有些动物，(不光是狗)某些事情上的表现真让我们感到汗颜。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一个严冬的早晨。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却有许多人围在一起看着什么，忽然一个中年男子挤进了人群，他发现冰冷的地上竟蜷着一个哇哇直叫的女婴。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他顾不得一些人的议论，毅然决然地把女婴拖了回家。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本地的一位菜农。他家的经济并不富裕，一家人靠卖菜为生。他的妻子见丈夫抱着婴儿回来时，先是吃了一惊，当她听完丈夫的叙说后，便同意收养这可怜的孩子。夫妻俩商量了一下，给孩子取名为"龙女"。从此，龙女幸福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可好景不长，好的名字并没给她带来幸福的命运，就在龙女11岁那年，一次她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昏倒。龙女的父母得知后，迅速将其送进了医院。

医院办公室里传来了医生和龙女父亲的谈话：

"你的女儿患的是肾功能衰竭症，两个肾的功能不久将会完全丧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想治好这种病，只有换肾。"

"换肾!?"龙女的父亲惊疑地问，猛然间又急切地说，"换，一定换，我就是要饭也一定给她换上!"

"可医疗费是很昂贵的，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再说这合体的肾又从哪里去找呢?"医生同情而又为难地说。

龙女的父亲急呆了，他没说话，只是沉默，只是流泪。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主动地捐款，来救助龙女。

全市各级领导一边组织了"献爱心"的捐款活动，一边在媒体上寻找合适的献肾者。这时，山东一位干部来电说，要献出一个肾。人们忧愁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

换肾手术成功后，在医务人员悉心护理下，龙女康复很快。龙女知道这一切时，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一场让她无法置信的梦。可无论如何，在龙女的眼里，她已有了成于上万的父母--那些曾经救助过她的好心人，是他们给了她新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你听说了这段感人的故事后，难道你不认为这是生活中用爱交织成的亮点吗?在生活中也正是这些亮点，奏响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乐章。我想，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生活中的亮点一定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在我的脑海中,有许许多多令我忘不掉的事,在这些往事中,有一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记得那天，我下午放学扫完地打算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我以为不会下起大雨的，所以就冒着小雨回家。当到天桥的时候，雨一下子下大了，我就去天桥底的一间小店里避雨。雨越下越大，半个小时过去了，爸爸妈妈还没有给我送雨伞，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好几次想冒着雨冲回家，可是不但不成功，反而还弄湿了衣服。店里的老板娘看见我这样，微微笑地对着我说：“小朋友，下次上学记得一定要带雨伞，像今天这样冒着雨回家，就会把身子弄湿透了，很容易生病的，我现在借把雨伞给你，你明天上学时再还给我吧!”回到家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出外工作还没回来。

如果那天老板娘没有借雨伞给我，我可能7点也回不了家。我与老板娘非亲非故，老板娘都能够帮助我，真让我感动啊!

“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和抗联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他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对敌作战。注重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培育英勇善战精神，适时整顿部队，严格组织纪律，使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为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勇猛杀敌的劲旅。最早创建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尔后扩大到南满、东南满20余县，被日伪称为“第一癌肿地带”。

1940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到了最后，他身边仅有7名战士，4名负伤。于是杨靖宇下令4人转移。后来，他派了剩下的两名战士去村落找些吃的，下山后，两名战士被日伪军杀死。杨靖宇明白了一切。2月22日，杨靖宇在一间雪地中的小破屋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他孤身一人在吉林蒙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前三道崴子遇到四个中国人，杨靖宇恪守党的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于是给了钱，让其中一人帮他买些食物和棉鞋。那个人回大屯泄密给日伪当局;关东军讨伐队包围了杨靖宇，并紧急召集由抗联叛徒组成的伪满特工队参战;经过数小时激战，杨靖宇被叛徒机枪点射命中要害，壮烈殉国。终年三十五岁。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凶残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竟一粒粮食也没有，满是树皮、草根和棉絮。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送伪都长春请赏。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在东南满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他“满腹棉絮枯草，战斗到最后一人，以身报国”的革命精神，将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有一位在我最困难的时刻给予我帮助的叔叔，虽然我们只有短暂的相处，但我却对他产生了深深地敬意。

去年夏天的一天，妈妈带我去看中医。在挂号时，我的肚子突然像是被万根灼热的利刃刺着，一滴又一滴的冷汗从我的额间冒了出来。这里的中医说我可能得了肠痉挛，得去大医院看。可从医院里到马路边，走这几步路对于现在的我简直比登天还难。

妈妈心疼地对我说：“孩子，坚持一下，妈妈扶着你走。”我刚要咬牙起身跟妈妈走，一个叔叔走过来，大声说：“大姐，孩子疼得不行了，我把孩子抱出去吧!”话音未落就抱起我快步往外走。

当时虽然疼得要命，但我还是睁开眼感激的看了看他。我记得他是个身材不高的叔叔，头发十分整齐，圆圆的脸庞，浓眉大眼，一副憨厚的样子。他用左臂托住我的双腿，右臂托着我的后背，急匆匆地往前走。他气喘吁吁的声音和怦怦的心跳让我至今不能忘怀。我觉得他的臂膀是那么的有力，他的怀抱是那么的温暖。那天天气很热，没走几步，叔叔就已经两颊通红，大汗淋漓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流，衬衫都湿透了。可他却不曾放慢脚步。还不忘低下头，慈祥地望着我说：“小朋友，别害怕，到了医院，就好了。”很平实的话语，可我当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在叔叔的怀抱里，很快就到了马路边，他本可以放下我，可他一直坚持抱着我，直到妈妈打到出租车，才小心翼翼的把我放进车的座位上。

妈妈的“谢”字还没说完，车就起动了，我连叔叔的姓名都不知道，也没顾得上说一声“谢谢”，但我从心里感激他，我和他虽然素不相识，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

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今天晚上就要回来了，我兴奋不已。

屋外北风呼呼地不时夹杂着落叶拍打在窗上，屋内的我完全沉浸在就要见到爸爸的喜悦中。我想:爸爸赶飞机这么紧张，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会不会收到他带回的生日礼物呢……

一阵清脆的门铃声响了起来，我一个箭步打开门，刹那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支硕大的冰糖葫芦，红红的山楂个个饱满极了，圆溜溜的身子外裹着厚厚透明的冰糖外衣，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这串糖葫芦被一只大手紧握着。突然爸爸露出了头朝我做了一个鬼脸。“爸爸”。我一下扑到了爸爸宽大的怀里，爸爸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在我小脸蛋上狠狠地亲了一下，把手中的大糖葫芦递给我：“生日快乐宝贝。”

我还没回过神儿就被爸爸抱进了屋。这时我才发现爸爸的脸颊和耳朵都冻得红彤彤的，一双大手也凉凉的，“这么晚了，您这是从哪儿买的糖葫芦啊。”爸爸微笑的对我说：“忙完手里的活，急急忙忙往家赶，也没来得及给你准备礼物，不能空着手见姑娘啊。你最爱吃糖葫芦了，一路打车跑了好几家超市，终于买到了。快尝尝甜不甜脆不脆。”我心里一热：爸爸你为这个家外出工作那么辛苦，回家冒着严寒还不忘给我买礼物。我连忙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到爸爸面前：“您快喝的点热的暖和暖和。”爸爸高兴地对我说：“还是我女儿心疼我。”我们都开心的笑了，欢笑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此时，屋外寒风还在肆意凛冽着，而屋内我吃着那串又脆又甜的糖葫芦，心里温暖极了。那一个个红红的山楂，像是一团团小小的火苗温暖着我，让我的心也炽燃起来。我要对爸爸说：“爸爸，我永远爱你……”

红军长征虽然过去了八十年了，但是那些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励志故事依旧历历在目。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经历。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了粮还可以挖野菜吃，而走在部队后面的则连野菜都找不到。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垫后，他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因为饥饿而昏倒在地，根本没有力气，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一直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又驮器材，每天骡子的身上都像堆了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会抚摸着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来些给骡子吃。

而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就打算把自己的坐骑杀掉，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把饲养员喊了过来，问道：“总共还有多少头牲口?”老饲养员回答道：“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彭德怀命令道：“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老饲养员急了：“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几个警卫员听到后也急忙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不能杀呀!”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栓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然后平静的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掉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让更多的人走出草地。”然后老饲养员流着泪对彭德怀说：“别的可以杀，但是大黑骡子一定得留下，因为它立过功。”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警卫员说：“传我的命令，让张副官负责杀骡子!”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因为没有人忍心开枪。20多分钟后，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就在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许多生机。但是彭德怀却没喝一口肉汤。在这漫漫征途中，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便条件艰苦，也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挫折就放弃人生，不能因为烦恼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而应该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最终会取得人生的胜利，创造辉煌。

1932年春，丁德山的家乡来了红军。12岁的丁德山嚷着要参加革命，可红军说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不肯要。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丁德山把事先准备的砖块垫在脚下，终于加入了红军，被分到了卫生队。在卫生队，丁德山是个机灵鬼，干活卖力，上下都很喜欢他。

一次，红30军政委李先念来了，听说了丁德山的情况，就跟卫生队长说： "这个小鬼跟我一起走。"

在给李先念当勤务兵时，敌机扔炸弹，结果丁德山的腿受了伤。本来只是轻伤，可是部队没有药，他的伤口一直得不到治疗。李先念就让丁德山骑着他的骡子。然而丁德山的腿伤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烂的洞越来越大，里面还生了一团一团的蛆。行军一停下来，丁德山就用手抠里面的蛆，抠完了继续走，跟没事人一样。后来李先念见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丁德山又回卫生队，那里好歹还有点药。从这以后，丁德山又回到作战部队，开始扛枪打仗。

初进草地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一些稀疏的树木、山坡和牦牛走过的足迹，再往深处走，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草丛像陷阱一样，下面汪着水，一不小心，就会有战友陷进烂泥潭。一次，走在丁德山前面的两位战友，一个人的腿不小心陷进去了，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拽，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当丁德山赶上去营救时，自己也陷进去了。这时后面上来救援的战士解下身上的绑腿带，扔给他们，让他们缠在腰间，大家合力向上拉，这才把两个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但第一个战友已经被污泥吞没了。

进入草地后，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小袋青稞麦，但青稞麦被雨淋湿后，便成了粘糊糊的软胶疙瘩，把牙齿磨酸了也吃不到两口。身上的干粮吃完后，大伙不得不寻找野菜或树皮充饥，实在没办法就宰杀骡马牲口、煮皮带......草地里根本没有盐，这让他们感到嘴里无味，全身无力。那时候只要让他们舔一舔盐，真是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啊!

爬雪山的时候，气温有零下几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划着每个人的脸，钻入每个人的骨头里，仿佛咯吱咯吱地在锯着大家的身体。有些战士想了个办法，倒着往上走，脸朝下，屁股朝上。路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如果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把自己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

长征途中，丁德山先后负了12次重伤，肩膀上一个疤，腿上一个洞。每次打仗，丁德山都要求跟着突击队第一个上。他在四川广元、甘孜、岷山都负过重伤，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养伤，可他一次都没落下。后来首长夸他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是大家的好榜样。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宋志刚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共产党员，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历尽风霜，磨练出了一种刚强、坚毅的性格。40多岁的他经验丰富，遇事能出主意，每当大家伙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只要有老宋在场，就能“逢凶化吉”。

1935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所谓草地，是指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四川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地段，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公里，海拔约在3500米以上。

他们好不容易筹到一点粮食，每人分到了5斤青稞，把它炒熟装进了干粮袋。

就凭这5斤青稞，要走七八天的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宋凭着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挖野菜充饥的经验，寻找能吃的野菜。第二天他发动大家动手摘了一大堆野菜，晒干了又使每人增加了10多斤半干半湿的野菜叶子。

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开进茫茫大草地，举目一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青草浸在紫黑色的泥水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看不到树林和人烟，更找不到人行的道路。

进入草地后，有一天由于行军太累，没留神，脚下一滑，刘先掉进了一个脏水坑里。真糟糕，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浸透了脏水，臭味熏人，没法再吃了。刚进草地就没有了干粮，以后可怎么办呢?年轻的刘先看着弄脏的干粮袋，不禁发起愁来。

突然，一个干粮袋从后面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看，正迎着老宋那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你用这个吧。”他拾起臭水浸过的半袋炒青稞，迈着吃力的步子向前走去。刘先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仿佛觉得有一股热浪从心里往上翻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傍晚，队伍露营在一个斜坡上。大家围着篝火，用搪瓷缸子煮一点开水，吃一点青稞充饥。老宋同志把开水缸子端到一边去，背着身子，把臭水浸过的青稞和野菜叶子泡在缸子里，费劲地嚼了半天，艰难地咽下去。

刘先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提着干粮袋对他说： “老宋啊，我不能要你的粮食。”老宋拉着刘先的手，又把干粮袋挂在刘先的脖子上，笑着对刘先说： “小家伙，我年龄比你大，难吃一点我能行。你还年轻，要保住身体，走出草地好北上抗日。”

刘先没顾老宋的再三阻拦，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排长汤平同志，汤平同志建议全排每人给老宋分出一点粮食。老宋再三推让不肯收下，最后党支部决定，硬把分出的粮食装进他的干粮袋里。

以后几天的草地行军中，老宋的身体越来越瘦弱。每到宿营地，别人都吃一点青稞，老宋同志总是悄悄地煮一点野菜吃，野菜不好消化，一直在闹肚子。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以忍受。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的一套单军衣早已破烂不堪。晚上宿营，再也找不到烧火的柴火了，战士们只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寒风吹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盼望天快亮，快出太阳。

在夜里同志们冻得难受，老宋同志抽着旱烟，讲起江西老家的故事来。他那趣味横生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似乎也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

长期的劳累和饥饿，再加上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严重的胃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在老宋身上一起发作了。他比进草地前更消瘦了，两腿已经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李辉高等几个同志硬从他肩上夺过步枪和手榴弹，让他轻装前进。实在无力行走，就扶着他走。

第六天，天色阴暗，突然下了一场雨夹雪，每个人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中午，又遇到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流，水深过胸，水流很急，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手臂挽着手臂，强忍着刺骨的冰冷，趟过了激流。老宋同志被扶过河后，开始发高烧，直打哆嗦，后来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轮流背着老宋同志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他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别人背着他行走，想挣脱下来。他用微弱的嗓音恳求地说： “我是不行了，你们放下我吧，不要因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李辉高同志安慰他说： “老宋，放心吧，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把你背出草地。”老宋脸色苍白，嘴唇抽搐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又昏迷过去。当时，部队根本找不到一点药品，生了病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战胜。

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坚持背着老宋走，有几次差一点陷进泥潭里去，经大家帮助，又拉出来继续前进。几经周折，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刘先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地那个寒冷的夜晚，老宋同志突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他们立即围拢在他的身边，他已面无血色，两眼深陷，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行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我们党一定会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我已经看不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了，有可能的话，写封信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老宋同志垂下冰冷的双手，停止了呼吸。

刘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同志们站在旁边也泣不成声。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刘先突然发现老宋同志干粮袋里的青稞没有吃，还是那么多。原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走出草地，只吞咽了一点野菜充饥，把青稞节省下来留给了大家，是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啊!

像他这样刚强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后来这些活着的人们永远地敬佩他呢!

像他这样为中国革命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这些活着的人们在心里永远地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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