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合集20篇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沈洋感慨地说：“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用笔和镜头弘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刘洋说：“这次采访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河南大地的淳朴乡情和发展活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网络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宣传好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好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大家不忘初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了解历史、知悉社会，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人认为精神是飘渺的，但其实精神物化在我们身边，在前人的足迹里，在后代的传承中。青年人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一种精神指引，与时代同行，与长征精神同在。

长征永远在路上。

我在我那美丽的故乡，给我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

一天，我的足球忘在学校了，我忙碌的来到了那时正空无人烟的教室，来拿我那心爱的足球，那时正是午夜了，我正打算回家时，看到了办公室有一缕耀眼的光，我的好奇心让我走了过去，我静悄悄地走到了门口，居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班主任。我自从看见了班主任起，我就有一点讨厌她，因为她管得太严了。当我那天晚上看到了班主任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时候，我我就在想：老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批改作业，难道她不累吗?老师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难道她的家人不担心，不着急吗?一个又一个的难道和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在我心里直打转。我一力想一边看着正在工作而又劳累的老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突然，我发现老师站起身来，连忙躲在一根笔直的电杆下，跟着老师到了教师宿舍，见他一路上都在接电话，她到宿舍后倒在床上合衣而睡。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带着足球，还带着那些问号和那些难道来到了学校。上课时一直在想那些问题，下课了，我鼓起勇气，打算去问个究竟。到办公室我把昨天的事情和那些问题一五一十告诉老师。老师听到了非常惊呀，不过也回答了我的问题，她是这样说的：“我在改你们的试卷，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家人，晚点回去，叫他们早点睡，不要担心。”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不用问号再打转了。

老师，我想对您说：“批改作业也要分时间，不用太晚睡觉，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睡觉。不要早出晚归，晚睡早起呀!”

“只要我们不放弃、齐心协力，上面的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这是在王家岭矿难中被困了8天8夜的被困人员所说的感言。

在3月28日下午，在山西王建岭矿发生了透水事故，造成了153人被困井下。经过救援人员8天8夜的奋力抢救，截止到4月5日，已有115人成功获救。

他们是怎样在没有吃没有喝的恶劣情况下坚持了那么久呢？一位获救的矿工叔叔讲：“我们在井下喝脏水、咬煤块、咬纸片、吃树皮。.....到最后，很多人已经无法站立了。这时，体质好的主动照顾体质弱的；年长的照顾年幼的。还有一位老矿工，在一些年轻的矿工绝望的时候，还讲述了贵州3名矿工被困井底25天最终获救的故事，来相互鼓励打气。”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和互助，在那暗无一丝光明的矿井里，等到了救援，获得了光明。再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亲人、朋友。

看了这些感人的故事后，我想：有些困难是个人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大家团结一致。这样，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就如这次矿难一般，如果只靠你一个人，是很难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上床的时候是晚上11点，窗户外面下着小雪。我缩到被子里面，拿起闹钟，发现闹钟停了——我忘买电池了。天这么冷，我不愿意再起来。我就给妈妈打了个长途电话：

“妈，我闹钟没电池了，明天 还要去公司开会，要赶早，你六点的时候给我个电话叫我起床吧。”妈妈在那头的声音有点哑，可能已经睡了，她说：“好，乖。”

电话响的时候我在做一个美梦，外面的天黑黑的。妈妈在那边说：“小桔你快起床，今天要开会的。”我抬手看表，才五点四十。我不耐烦地叫起来，“我不是叫你六点吗?我还想多睡一会儿呢，被你搅了!”妈妈在那头突然不说话了，我挂了电话。

起来梳洗好，出门。天气真冷啊，漫天的雪，天地间茫茫一片。公车站台上我不停地跺着脚。周围黑漆漆的，我旁边却站着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我听着老先生对老太太说：“你看你一晚都没有睡好，早几个小时就开始催我了，现在等这么久。”

是啊，第一趟班车还要五分钟才来呢。终于车来了，我上车。车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他等我上车之后就轰轰地把车开走了。我说：“喂，司机，下面还有两位老人呢，天气这么冷，人家等了很久，你怎么不等他们上车就开车?”

那个小伙子很神气地说：“没关系的，那是我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开公交，他们来看我的!”

我突然就哭了。我看到爸爸发来的短消息：“女儿，妈妈说，是她不好，她一直没有睡好，很早就醒了，担心你会迟到。”

忽然想起一句犹太人谚语：

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

儿子给父亲东西的时候，父亲哭了。

地震中，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在互相默默的给予别温暖的行为不时的感动着我们。

在新闻里听到有一位受灾县城的县委书记当得知自己的一家人都遇难的时候，只是掉了泪，又继续投入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去，还有很多老师和家长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也被埋了，但是却在救其他的孩子，地震灾难发生后，爱与感动就在废墟里弥散。

一场突然发生的灾难，让爱心在神州大地上涌动，许多人都踊跃的献血捐款，大家的心此时与灾区百姓的心紧紧的维系在一起，中华民族此刻与灾区百姓一起风雨同舟，共度难关。

温家保总理为灾区百姓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每到一处灾区，总理都要亲自踩着危险的瓦砾走到废墟上，亲自向废墟里被埋的群众群众大声喊话，鼓舞群众坚强的活下来，而不要丧失了希望，每到一处，总理的声音总能激励人们坚强起来，用勇气战胜灾难，总理的话就是力量，帮助在灾民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念。

现在，救援依然在紧张的继续，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就会用百倍的努力去抢救，不让一个灾民因为耽误了时间而失去宝贵的生命，从四面八方运送来的救援物资，正发放在灾民手中，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会冲锋在最前面，此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多救出一个人就不能少救出一个人，时间此刻就是生命，而爱就是阳光，带给灾区百姓生活的希望。

爱在地震后的灾区弥散，爱是一种力量，爱是一份责任，爱是一个感动，爱是心与心的牵挂，爱是手与手的相牵，爱就是阳光，带给灾区百姓无限的光明和希望，有爱，就会有感动，有爱就会有希望，有爱就会有未来更加美好的家园。

灾难之中现真情，地震的破坏性虽然很大，但是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用行动告诉世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们用他们的一言一行感动了无数同胞的心。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们一定可以迎接将来的任何挑战。

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生活中的事情，就像夜中空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有的让你非常感动;有的让你感觉非常后悔;有的让感觉到非常惊喜;甚至有的让你感觉到非常悲伤。忧愁……

这些事当中，有一件事使我最感动，最难以忘记。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在那天早晨，我独自一人去爷爷家，我迈着轻松而又愉快的脚步来到了车站，阳光明媚，温暖的阳光洒在屋顶上，汽车上……金光闪闪。“呀，今天的天气真好，我到了爷爷家后可以……”“嘟嘟”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我抬头一看，哦，车来了，我上了车，车上十分的拥挤，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个站脚的的地方。“嘟嘟”车开了，车在路上飞驰着，一站，两站，三站……车门又开了，上来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见那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艰难地上了车。司机一看说：“谁给老人让个座”。老人走到了一位青年小伙的跟前，站了下来，可小伙子视而不见，车开了，在上大桥时，突然一个急刹车，老人向后退了两步险些跌倒，她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伙子仍然一动不动，有几位乘客用不满的神情看了看他。突然，“老人家，你到这儿坐。”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人们寻声望去，原来，说这句话的是另一位老人。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在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有着几道深深的皱纹，“来吧!”老人顿了顿脚，说“好吧”，另一位老人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有几位乘客被老人的行为深深的打动了，便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不经意的回答了一声：“不用了”。所有的乘客都大吃一惊，接着就是一阵沉默……车仍在行驶，车站到了，这位老人下了车……

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的老人，自己已经很苍老了，却把座位让给了更需要的人，多么高尚的行为呀!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了，我想：老年人都能如此，而我们年轻人呢?我的眼眶湿润了……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电影《长征》向现代人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的感人情景，其中有几个片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德怀:‘何止我们在饿肚子啊!主席也断了粮昏迷中的恩来同志也没有吃的......彭德怀的这句话道出了千千万万红军的苦，生活艰难，连最基本的粮食都没有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倒下，没有物质就用精神食粮来弥补。他们靠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对全国人民的关爱，对人民的责任支撑着自己，他们告诉自己，要坚持!他们一直撑到最后，一直撑到革命胜利了才终止。

“彭德怀猝然拔出手枪，对准战马扣动了扳机。”没有粮食了，为了救战士们，彭德怀把目光投向了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他想用战马来挽救战士们的生命，终于他横着心，对准自己心爱的战马扣动了扳机。战马倒下了，战士们又重新站起来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胜利。

......

看着这部感人的电影，读着这篇感人的文章，就如同走一走长征路，就会更加理解长征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珍惜这靠无数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生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017年1月22日，武汉铁路局办公室接到武汉铁路局客服中心转发的特殊重点旅客预约服务受理工单，工单特别备注旅客李玉兰、潘春英母女在黄冈站乘坐列车到武汉站，武汉站换乘列车至广州南站，李女士85岁，腰部做过手术，请武汉站、黄冈站提供优先进站、轮椅、中转换乘服务。自此，一场爱心大接力开始了。

1月23日早上9时，早已做好准备在进站口等待的黄冈站工作人员迎接上了重点旅客李玉兰母女，将车站准备的背靠垫放在了李玉兰女士轮椅，并安排志愿者帮忙提着行李，通过绿色通道上站台等候。

列车到站停妥，车站工作人员将老人送到了座位坐好后与列车长办理了重点旅客交接，嘱咐老人在车上有需求，工作人员将全力提供帮助。

列车停妥武汉站，列车工作人员搀扶着老人和提着行李来到车厢门口，与在站台等候的武汉站工作人员一同将李女士轮椅推上站台，通过站台垂直电梯将老人护送到三楼重点旅客候车区候车。在老人候车期间，武汉站工作人员不时的来到老人候车席前为老人加茶倒水。

在列车运行途中，老人女儿潘春英女士高兴的告诉列车员，我今年62岁，儿子王凡一家都定居在中山市，今年接家里老人们去中山过年一家团聚。原来我还担心路上要怎么照顾好老人、能不能顺利乘车到中山北站，准备让儿子提前到广州南站来接，现在武汉站听说广州南站、中山北站都接收到了特殊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信息，乘车换乘都有工作人员帮扶进行无缝衔接乘车，就不需要儿子到广州南站来接了，直接在中山北站出站口接就行了，整个行程你们安排的妥妥当当的，我全都不用操心了。途中，潘春英女士儿子拨来电话询问两位老人乘车情况，潘女士对儿子说，铁路的服务很好，从黄冈站一直到武汉站到广州南站都全程为我们提供服务，很顺利、很温馨。

三年前，因为单位效益不好，我被列入了下岗人员的名单。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一下子失去了工作，家中的生活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支撑，困窘而拮据的生活让我的心情郁闷极了。后来，靠朋友的帮助，我倾其所有在小区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个小小的日用杂货店。杂货店开业之后，营业额总是上不去，一天的收入扣除费用后，所剩无几。生意的不顺心，再加上生活的艰辛与沉重，使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一种催我自新悔过的心情便涌上头。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严冬的下午。我乘9路公交准备回家，车上的人不算多。我坐在一个双人座位上，一个中年人坐在我旁边。车飞快地开着，一中到了，一大群人拥了上来，车上坐满了人。一位老爷爷牵着一个小妹妹站在我的身旁前后摇晃，售票员阿姨见了，大声地嚷着：“在座的哪位好心人让个座给这位牵着小女孩的老人家?”我听了，刚想起身让座，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闪过：还是不要让座吧!离家还有一段路，站着多累啊。于是，我假装没听见，把目光转向了玻璃窗外。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中年人毫不犹豫地起身让座。乘客们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那个中年人。离家不远的菜市场到了。那个中年人用手扶着腿，艰难地下了车。他靠着路旁的树，把裤子轻轻地挽起来。啊，是假肢!我不禁愣住了，只见他用手帕轻轻地擦着截肢处渗出来的血珠。肯定是站在车上时碰破了。我内疚地思索着。我仿佛觉得他更加高大了。

那个中年人虽然是个残疾人，可他的品质是多么崇高啊!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啊!

前不久，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个牧羊的女孩和一头野狼。

几年前的一天，女孩在草原上牧着一群羊，在途中看到了躺着的两头狼，一老一少，老的很瘦，还是独眼。老狼看到那群羊，挣扎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倒下了，又挣扎着爬起来，几步又倒下了。女孩心软了，虽然对方是牧羊人时刻需要防范的危险对手，但她还是掏出了包中的一个馒头，扔了过去。馒头丢落在老狼的面前，老狼却用它的尖嘴把馒头拱到了小狼面前。女孩一瞬间被感动了，掏出包中的所有，给了那一老一少。

在过后很久的某一天，女孩赶着羊群回家时，半途窜出一头狼挡在面前，又高声召唤来三个同伴，围着女孩和她的羊群打转。转着转着其中的一头狼停了下来看着女孩，女孩认出了它，是曾经救过的那头独眼狼，狼也认出了她，对着同伴吼叫，接着又撕咬在一起，结果老狼战胜了，虽然是势单力薄，还浑身挂了彩。那次老狼护送着女孩回到了家。自此以后，老狼和女孩就成了朋友。

今年一月，女孩所在的村连续发生多次羊被叼食的事件，唯独女孩的家中丝毫未损。那些受损的村民一至证实每次参与叼羊的都有一头独眼狼，听说女孩和独眼狼的交情，村民们要求女孩再遇到时务必把它除掉。九月，女孩与狼相遇在草原，象往常一样彼此打了招呼，女孩掏出了灌了毒药的火腿肠，狼吃了死了。

我为狼的母性、女孩的善良感动，但更为女孩对狼的无知背叛而愤怒。难道杀了那一头狼就能使村民们免遭损失了吗?即使杀了整个狼群又怎样呢?也许短时间里村民们是没了损失，但长远的来看村民们能因此而致富一辈子吗?动物在人类的眼里不算什么，所以只要动物触犯了人的利益，即使在人与动物间存有真实情感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把它除去。我们常常自诩人类是最伟大的，因为我们能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殊不知在我们最自得的时候正遭受着自然的报复。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悲的莫过于失去自我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可恨的莫过于背叛信任。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

村里有一位王奶奶，今年六十多岁了，唯一的儿子长年在外工作，家里的家务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同村还有个乖巧的女孩叫凤儿，经常来王奶奶家做家务。

有一天，凤儿来王奶奶家里做家务，凤儿一进门就说：“王奶奶我来帮您做家务。”“凤儿，你不用帮奶奶，奶奶自己可以的。”王奶奶说。凤儿又说：奶奶你都六十几岁了，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吧！“那好吧，你可以帮我洗一下衣服。”奶奶说。凤儿跑到洗衣服的桌子前，拿起衣服，使劲地刷起了衣服，凤儿满头大汗，非常累，可是洗的也如此干净，衣服还有一种洗衣液的香气。

王奶奶看到辛苦帮自己做家务的凤儿，王奶奶心里很感动。她轻轻地走过去，张开双手把凤儿抱住了。“真的太谢谢你了，孩子，你的帮助让我觉得很幸福！”王奶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凤儿轻轻拍着王奶奶的后背安慰她说：“王奶奶，我现在可是少先队员了，我要乐于助人，而且您一个人生活，什么也不方便，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她们两个人就这样抱着，心也在一起跳动。竹笑上的被子在滴滴答答滴水，好像是在为凤儿勤掌呢！

这时，旁边的王大叔看了说；“虽然不是亲人，但真的比亲人还亲啊！”

5月13日中午，救援队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透过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她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认她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片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返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她的身下摸索，高声喊，“还有个孩子，还活着!”

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条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

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1937年的8月23日早上，鸡 叫了几声完了。一场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就开始了。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声，我不禁看了看头上。一架架飞机向我们飞来，他们发射出了一枚导弹。正好打到了一间房屋。“轰”的一声。那间房子就倒塌下来了。我忙走过去，我从一点儿缝隙里看见了两个大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已经停止了呼吸。有一个小孩正在门外不远处哭。我猜他本来在门外玩，他突然看见房子倒了，身边没有一个大人。于是害怕的感觉渐渐的上升了，于是寻找爸爸妈妈。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于是就哇哇的哭起来了。边哭他还边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呀?快来呀，我想你们，你们不能把我丢下不管吧!”

突然，那些架飞机又发出了一枚炮弹，正好这时正好打到了又高又大的铁柱上。这个铁柱正向那个孩子倒来了。看到这个铁柱向自己倒来了，这个孩子吓呆了。随着一声巨响，哭声戛然而止。就这样，一个孤独的生命就消失在人间了。

战争是激烈的，但是向这样孤独生命的消失，是不应该的。让我们一起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吧!

“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和抗联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他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对敌作战。注重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培育英勇善战精神，适时整顿部队，严格组织纪律，使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为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勇猛杀敌的劲旅。最早创建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尔后扩大到南满、东南满20余县，被日伪称为“第一癌肿地带”。

1940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到了最后，他身边仅有7名战士，4名负伤。于是杨靖宇下令4人转移。后来，他派了剩下的两名战士去村落找些吃的，下山后，两名战士被日伪军杀死。杨靖宇明白了一切。2月22日，杨靖宇在一间雪地中的小破屋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他孤身一人在吉林蒙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前三道崴子遇到四个中国人，杨靖宇恪守党的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于是给了钱，让其中一人帮他买些食物和棉鞋。那个人回大屯泄密给日伪当局;关东军讨伐队包围了杨靖宇，并紧急召集由抗联叛徒组成的伪满特工队参战;经过数小时激战，杨靖宇被叛徒机枪点射命中要害，壮烈殉国。终年三十五岁。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凶残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竟一粒粮食也没有，满是树皮、草根和棉絮。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送伪都长春请赏。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在东南满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他“满腹棉絮枯草，战斗到最后一人，以身报国”的革命精神，将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李明忙碌地工作几个月，获得两个礼拜休假，他计划去观光胜地。出发前，他打电话把计划告诉他妈妈，妈妈希望他能和自己聊聊天，可李明说已经约了朋友，没时间。

李明开车时想起今天是妈妈生日，就到一家花店，订了鲜花，让花店给妈妈送去。正好店里有个小男孩也在给妈妈买生日鲜花，可没带够钱。李明为小男孩凑足了花钱。

李明开车绕过一个山坡时，看见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墓碑前，刚才买的那束鲜花放在碑座上。小男孩对李明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你，先生。”

李明一下愣住了，随即调转车头，回到花店，叫老板不要帮他送花了，他自己去送。

小男孩的行为不仅感动了李明，而且感动了我。小男孩的妈妈不在人世了，可他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还去妈妈的墓地上献一束鲜花，可见他多爱妈妈呀!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一切除了有心，还要有行动。记住墓碑前的那束鲜花，趁一切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