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汇总19篇）

烈日炎炎的夏天，体育课后，同学们三五成群、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教室。便一窝蜂的朝饮水机跑过去，你拥我挤的向自己的水瓶里灌水，“咕噜咕噜”喝个精光，然后再灌，饮水机的水不到五分钟就被喝的滴水不剩。

大家大声的喊着：“换水的同学快去换水！”，显然，大家都累了，都热了，就连换水的同学也坐在椅子上不动。大家七嘴八舌的喊，“换水呀！快去换水！”“今天不是我换水！”，换水的同学推脱道，“是你换水”“不是我！是他！”“是你！”“不是！”……同学们都不想去换水，便争吵起来。

这时，坐在座位上一直沉默不语的伊稀斌悄悄的走到了饮水机旁，拿起水桶小跑着出去了。同学们看到伊稀斌的举动，都小声嘀咕道：“今天可不是伊稀斌换水！”“就是，昨天他刚换完一桶水！”……

天越来越热，似乎大地都要被烤焦了。一出去就会一身的汗。

过了会儿，伊稀斌抱着满满一桶水小跑着回来了。他的脸涨的通红，豆大的汗珠向下滴擦都擦不及。

他把水桶放到饮水机上，“大家快喝吧！”说着，回到了座位上。

同学们似乎就等着这句话，而且嗓子也快冒烟了，便又挤上前去，抢着去倒水喝。

我也倒了一杯水，喝起来。

这水隐约有一种特别的甜。这种甜胜似蜜糖。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长征都是一部悲壮慷慨的英雄史诗，一个永远令人惊叹的奇迹。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转战大半个中国，行经15个省份，翻越20多座高山，渡过30多条河流，穿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中，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长征精神是什么?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为抗战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条洒满鲜血的牺牲之路，无数革命先烈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过早地倒下了，把热血和生命献给了未来的共和国。

80年间光阴飞逝，当长征成为传奇，长征精神已成为我们心灵高地上闪光的灯塔，引领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为民族的复兴而拼搏。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实现两大目标的征程就是我们的新长征。在这里，让我们重温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代代相传下来的“党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的忠诚;专家学者以他们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邦玉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红军的后人讲述了先辈的难忘事迹;来自多个行业的作者，更以他们感怀的文字，向长征精神致敬。

重温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是让我们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信仰，凝聚全疆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智慧，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在天山南北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我是红军的女儿，出生在1935年11月1日。

母亲说，那天，在我的故乡湖南桑植，父亲派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就在这时，我急不可待地出生了。母亲蹇先任是个坚强无比的女战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她自己果断地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

听见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疲惫的母亲笑了。

一阵嘀嗒嘀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像风一样刮过来。

父亲贺龙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欣喜若狂。刚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他喜上加喜，骑上他那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起来。我一下被他粗硬的胡子扎醒了，可能那时的我，把他强烈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不禁哇哇大哭。

回到前线，为了祝贺我的诞生和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纵情喝起酒来。父亲说：“我家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取个名字呢，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

部队的副总指挥，我的姨父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大胜仗，是个好兆头。正好总指挥姓贺，就叫她贺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要走很远，一年半载回不来，而且越走越荒凉，越走气候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没法带走，留给你抚养，好吗?”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给孩子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她。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但两天过去了，左等右等，那位亲戚却没有露面。父亲急了，抱着我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这家人两天前就搬走了。

父亲对母亲说：“看来没有人敢收养我们的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这孩子我们自己带走，只是路上要辛苦你了。”这时我正在父亲的怀里撕心裂肺地哭，母亲一把抱过去，紧紧把我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小毛毛，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把你带走，无论路有多远，天有多冷，都不把你丢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

那时，我生下来才19天。父亲和母亲把我放在一只由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让我也成了这支浩浩荡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军号响了，部队上路了，我的耳边响起了嘀嗒嘀嗒的马蹄声。那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深陷在泥沼里的马蹄声，真真切切地飘落在我涓涓细流般的血脉里，并让我一生注定与它命运相连。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宿营地，都抱着我四处找奶。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非常稀奇，有奶的婶子和大姐，纷纷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争着喂我。母亲利用这个机会，给她们讲革命道理，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千里转战，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个懵懂的孩子，饿了，尿了，骨头被小骡马颠得快散架了，我只会哭，不停地哭。久而久之，如果我不哭了，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反倒感到不习惯。因为，一旦我不哭，多半是病了，哭不出来了。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加上蛋青和成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个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后我又有力气哭了。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每到宿营地，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总要停下听一听，看看我在哭，还是在笑。有一次，我又病了，两三天没听到我的动静，大家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以为我活不成了，有位叔叔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三天后，我又哭了。我嘹亮的哭声，使大家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长征队伍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叔叔阿姨们传递着一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在乌蒙山，部队趁夜突出重围，走几十里山路不能出声。我被母亲用小被子死死捂住，差点背过气去。过了封锁线，父亲看见我们累得喘不上气，就把我接过去，用大衣裹在怀里，指挥队伍奋勇向前。偎依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在一个山垭口，两边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情。父亲拍马迎战，调动部队迅速把敌人压下去。就在他指挥部队迎敌的时候，我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怀里被颠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草丛中。

离开了父亲温暖的怀抱，山风像水那样徐徐漫来，摔晕在草丛中的我慢慢醒来，那串熟悉的马蹄声已经销声匿迹，周围冷冰冰的。我有气无力地哭起来。走在大部队最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听到了我微弱的哭声。

一个细心的伤员，一瘸一拐地循着哭声找过来，在草丛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快来看啊!”他招呼同伴们，“是个小婴儿，身上还裹着我们红军的军衣呢!”伤病员们纷纷拥上来，轮流抱着我，端详着我，“看这小可怜，一定是红军的后代。”“对，要是留在草丛里，不被饿死，冻死，也会被狼吃了。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

一场紧张的遭遇战过后，队伍继续赶路。松弛下来的父亲习惯性地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却像触电一样，突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他的怀里空了!他心爱的女儿不见了!

父亲汗珠滚滚流淌，带上警卫员，掉转马头十万火急地沿路回去寻找。疾驰数十里，不见我的踪影，他痛心疾首，几乎绝望了。

正在路边歇息的伤病员列队向总指挥问好，父亲一阵风从他们面前刮过去。伤病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看着父亲策马远去。没走多远，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勒住缰绳，马在咴咴嘶鸣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完全出于一丝侥幸心理，父亲向路边的伤病员打听：“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举了起来。“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抢夺一般把我搂进怀里，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雪山时，山高路滑，寒风呼啸，母亲背着我，像登天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激动得哭了。

重新把我放进小骡马背上的摇篮，嘀嗒嘀嗒的马啼声再次响起来，母亲发现我被风雪吹皱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但是我的二舅，红军卫生员，十六岁的蹇先超，却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过草地时，荒无人迹，满目苍凉，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也变得绵软无力。母亲把干粮分给丢了干粮的小红军;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嗓子都哭哑了。父亲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青稞粉渣，与野菜一起煮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止住。父亲笑道：“这伢子得亏牙没长齐，不然把我手指都吃掉了。”

一天，行军中路过一条小河，父亲看见河里有鱼，便想钓几条鱼给母亲吃，帮她催催奶。不料林子里突然冲出一队敌人骑兵，母亲从警卫员手里接过驳壳枪，冲号兵喊：“吹调兵号!”号兵一吹号，队伍前后呼应，顿时山中号声回荡，敌人骑兵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撤回林中，我们才得以脱险。

一年后，在我周岁的日子里，伴随着马蹄声声，我和母亲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的三大红军主力，即将改编为开赴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天，林伯渠伯伯来看母亲，见我又黄又瘦，始终被母亲抱在怀里，奇怪地问她：“孩子一岁多了吧?怎么还要抱?让她自己去玩吧。”母亲对林老说：“孩子跟着我们长征，餐风宿露，吃野菜，喝雪水，发育不良，两条腿至今还是软的，不能站立。”当天，林伯渠伯伯就给母亲送来一条羊腿。此后，母亲每天削一块羊腿肉，用搪瓷缸炖成羊肉汤喂我。慢慢的，我能站立起来了。

军长征胜利80年了，我也80多岁了。因为长征时我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的长征，是被父母和无数的叔叔、阿姨抱着或背着“走”过的，是被小骡马驮着“走”过的。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那日日夜夜回响在耳边的“嘀嗒嘀嗒”的马蹄声啊，早已刻入了我生命的历程中，记忆的底片上，就像风走过，必定会在树上留下风痕;雨打过，必定会在地上留下雨迹——它是我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美丽歌谣。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向民众拜年。他借这一年一度的特殊时机，一是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改进工作作风;三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民心民情，以便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和政策。

1941年春节前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

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滔滔不绝地谈起边区如何如何兵强马壮、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

乡亲们即改口谈起军民团结鱼水情深，党中央和民众心连心。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

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便启齿，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语，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这个世道真变了。于是，大家敞开思想，便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引起了重视，可只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陕北地处黄土高坡，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吃粮就更不够了。再加上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5个县，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体验生产规律，探求发展之路。虽然大生产开头两年边区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粮食紧缺有所缓解，但是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他们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他们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便找来生物系主任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指示他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他们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他们把“南泥湾”周边老百姓对这片土地作出的结论带回了延安，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今天，毛泽东想利用拜年的机会，听听民众的意见。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他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

这时，大家提出了许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有效做法。

毛泽东又有意地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并说：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

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

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又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

一句农家谚语，就是一个自然现象，一个还说不清的自然规律。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就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并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人民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开荒11000多亩，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和繁荣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免除了农民公粮交纳和税收，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着提高。由此，民众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副主席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某年初一的清早，边区农民劳模吴满有与儿子吴凌旭喜气洋洋用土车子推着养到300多斤重后宰杀好的一头猪，要给毛主席他们送去。

半路上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老乡。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么多猪肉，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的。”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圈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两人走了。吴凌旭和吴满有继续往前走着。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

吴满有父子推着一车猪肉进入驻在延安的中央办公厅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这就来了!”

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儿子吴凌旭给毛主席鞠躬行礼。

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

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

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

吴满有忙说：“主席何出此言?”

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

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好人民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今天我读了一篇感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第一次拘母亲”。

大家都抱过自己的母亲吗?我们每个孩子都会惹自己的妈妈生气，大家知道就是因为这些母亲的手从铁嫩变得粗糙，脸上的笑容甜美渐渐变得毫无光泽。下面就让我为大家介绍这篇文章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张炜朋，“我”第一次报母亲从那时候作者感受到自己的母亲的身体原来是那么的轻而这时的母亲，却为了我而敞在床上了，护士小姐便说：“我们对自己的母亲太不了解了，听了护士的解说后，帮母亲分担一些工作，母亲总是把那些重活让自己分担，后来作者的母亲不禁流下了眼泪，这就代表着母亲是爱我们的。

同学们，听了我介绍这篇文章后，你们是否要好好学习孝顺自己的父母，成为祖国的栎梁深之才笔!

我读后的感想后，我一定不要惹父母生气，而要帮他们做家务。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梨农不接钱，战士们就不吃梨。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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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中午，救援队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透过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她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认她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片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返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她的身下摸索，高声喊，“还有个孩子，还活着!”

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条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

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一说起感人的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天的那件事。记得那天，我早早的醒来，太阳公公用温暖的手臂抚摸着大地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我走到客厅，看到妈妈早已坐在沙发看报纸了，我坐在妈妈旁边也看起了报纸。妈妈突然对我说：“儿子给你十块钱，你去买趟早点。”我想：“买早点也太麻烦了，还得往楼下跑一趟”于是我对妈妈说：我不想去。”“儿子快去吧!”说着递给我十块钱。“妈妈我不想去”我说。“让你去你就快去废什么话”平时脾气很好的妈妈也大发雷霆。没办法去吧!我磨磨蹭蹭穿上鞋，撅着嘴。走出家门。我边走边想：真不公平，买早点应该是大人的事，凭什么让我们小孩去的，真不公平。你看看这里哪有一个小孩来买早点。好在，早点买完了，钱也没找错，妈妈表扬了我，但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第二天，我依然起的很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却不太好，我还想着昨天的事，这时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你去买早点把，让孩子多睡会儿。”妈妈对说：“我不是不想买早点，我是想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锻炼他做事自理的能力。听到这我非常感动，我穿上衣服，冲到爸爸妈妈面前喊道：爸爸妈妈我去买早点。”

我在我那美丽的故乡，给我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

一天，我的足球忘在学校了，我忙碌的来到了那时正空无人烟的教室，来拿我那心爱的足球，那时正是午夜了，我正打算回家时，看到了办公室有一缕耀眼的光，我的好奇心让我走了过去，我静悄悄地走到了门口，居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班主任。我自从看见了班主任起，我就有一点讨厌她，因为她管得太严了。当我那天晚上看到了班主任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的时候，我我就在想：老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批改作业，难道她不累吗?老师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难道她的家人不担心，不着急吗?一个又一个的难道和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在我心里直打转。我一力想一边看着正在工作而又劳累的老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突然，我发现老师站起身来，连忙躲在一根笔直的电杆下，跟着老师到了教师宿舍，见他一路上都在接电话，她到宿舍后倒在床上合衣而睡。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带着足球，还带着那些问号和那些难道来到了学校。上课时一直在想那些问题，下课了，我鼓起勇气，打算去问个究竟。到办公室我把昨天的事情和那些问题一五一十告诉老师。老师听到了非常惊呀，不过也回答了我的问题，她是这样说的：“我在改你们的试卷，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家人，晚点回去，叫他们早点睡，不要担心。”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不用问号再打转了。

老师，我想对您说：“批改作业也要分时间，不用太晚睡觉，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睡觉。不要早出晚归，晚睡早起呀!”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有名的长征故事五：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 6 师 18 团 9 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 16 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刚出发时，他每天都马前马后跑来跑去，不知道什么是累似的，可这一段，他不光不大跑了，而且走路急一些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指导员让小吴爬坡时抓着马尾巴，小吴总是笑笑，坚持自己走。尽管他老是帮作笑容，可指导员却看出他在瞒着什么。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天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 16 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我的脑海中,有许许多多令我忘不掉的事,在这些往事中,有一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记得那天，我下午放学扫完地打算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我以为不会下起大雨的，所以就冒着小雨回家。当到天桥的时候，雨一下子下大了，我就去天桥底的一间小店里避雨。雨越下越大，半个小时过去了，爸爸妈妈还没有给我送雨伞，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好几次想冒着雨冲回家，可是不但不成功，反而还弄湿了衣服。店里的老板娘看见我这样，微微笑地对着我说：“小朋友，下次上学记得一定要带雨伞，像今天这样冒着雨回家，就会把身子弄湿透了，很容易生病的，我现在借把雨伞给你，你明天上学时再还给我吧!”回到家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出外工作还没回来。

如果那天老板娘没有借雨伞给我，我可能7点也回不了家。我与老板娘非亲非故，老板娘都能够帮助我，真让我感动啊!

1932年春，丁德山的家乡来了红军。12岁的丁德山嚷着要参加革命，可红军说他年龄太小、个子太矮，不肯要。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丁德山把事先准备的砖块垫在脚下，终于加入了红军，被分到了卫生队。在卫生队，丁德山是个机灵鬼，干活卖力，上下都很喜欢他。

一次，红30军政委李先念来了，听说了丁德山的情况，就跟卫生队长说： "这个小鬼跟我一起走。"

在给李先念当勤务兵时，敌机扔炸弹，结果丁德山的腿受了伤。本来只是轻伤，可是部队没有药，他的伤口一直得不到治疗。李先念就让丁德山骑着他的骡子。然而丁德山的腿伤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烂的洞越来越大，里面还生了一团一团的蛆。行军一停下来，丁德山就用手抠里面的蛆，抠完了继续走，跟没事人一样。后来李先念见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丁德山又回卫生队，那里好歹还有点药。从这以后，丁德山又回到作战部队，开始扛枪打仗。

初进草地的时候，还可以见到一些稀疏的树木、山坡和牦牛走过的足迹，再往深处走，只见草天相连一望无际。草丛像陷阱一样，下面汪着水，一不小心，就会有战友陷进烂泥潭。一次，走在丁德山前面的两位战友，一个人的腿不小心陷进去了，身旁的战友急忙伸手去拽，结果两人都陷了进去。当丁德山赶上去营救时，自己也陷进去了。这时后面上来救援的战士解下身上的绑腿带，扔给他们，让他们缠在腰间，大家合力向上拉，这才把两个人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但第一个战友已经被污泥吞没了。

进入草地后，战士们每人准备了一小袋青稞麦，但青稞麦被雨淋湿后，便成了粘糊糊的软胶疙瘩，把牙齿磨酸了也吃不到两口。身上的干粮吃完后，大伙不得不寻找野菜或树皮充饥，实在没办法就宰杀骡马牲口、煮皮带......草地里根本没有盐，这让他们感到嘴里无味，全身无力。那时候只要让他们舔一舔盐，真是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啊!

爬雪山的时候，气温有零下几十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划着每个人的脸，钻入每个人的骨头里，仿佛咯吱咯吱地在锯着大家的身体。有些战士想了个办法，倒着往上走，脸朝下，屁股朝上。路上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如果意志稍微不坚定，就会把自己永远地留在雪山上了。

长征途中，丁德山先后负了12次重伤，肩膀上一个疤，腿上一个洞。每次打仗，丁德山都要求跟着突击队第一个上。他在四川广元、甘孜、岷山都负过重伤，组织上要他留下来养伤，可他一次都没落下。后来首长夸他特别能吃苦，能挨饿，能战斗，是大家的好榜样。

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地震中，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在互相默默的给予别温暖的行为不时的感动着我们。

在新闻里听到有一位受灾县城的县委书记当得知自己的一家人都遇难的时候，只是掉了泪，又继续投入抗震救灾的战斗中去，还有很多老师和家长明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也被埋了，但是却在救其他的孩子，地震灾难发生后，爱与感动就在废墟里弥散。

一场突然发生的灾难，让爱心在神州大地上涌动，许多人都踊跃的献血捐款，大家的心此时与灾区百姓的心紧紧的维系在一起，中华民族此刻与灾区百姓一起风雨同舟，共度难关。

温家保总理为灾区百姓带来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每到一处灾区，总理都要亲自踩着危险的瓦砾走到废墟上，亲自向废墟里被埋的群众群众大声喊话，鼓舞群众坚强的活下来，而不要丧失了希望，每到一处，总理的声音总能激励人们坚强起来，用勇气战胜灾难，总理的话就是力量，帮助在灾民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念。

现在，救援依然在紧张的继续，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就会用百倍的努力去抢救，不让一个灾民因为耽误了时间而失去宝贵的生命，从四面八方运送来的救援物资，正发放在灾民手中，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会冲锋在最前面，此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多救出一个人就不能少救出一个人，时间此刻就是生命，而爱就是阳光，带给灾区百姓生活的希望。

爱在地震后的灾区弥散，爱是一种力量，爱是一份责任，爱是一个感动，爱是心与心的牵挂，爱是手与手的相牵，爱就是阳光，带给灾区百姓无限的光明和希望，有爱，就会有感动，有爱就会有希望，有爱就会有未来更加美好的家园。

灾难之中现真情，地震的破坏性虽然很大，但是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用行动告诉世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们用他们的一言一行感动了无数同胞的心。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们一定可以迎接将来的任何挑战。

80年前，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写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80年间，长征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却在时代中淬火升华，激励着中华儿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长征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镌刻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长征精神的引领和传承，使其成为民族自强奋进的不竭动力。

长征，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代称，更是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英勇向前的红军战士串联起的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从长征中走来的老红军，已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即日起，本报记者将寻访健在的老红军，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讲述的长征故事，感念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学习他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

“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从招呼兵到宣传员

小小少年也是红军战士

钟发镇1920年出生在长冈乡长冈村。1932年，钟发镇只有12岁，正在长冈列宁小学读书。一天，村里有个14岁的同班同学要去参加红军，途中碰上了钟发镇，便鼓动他一起去当红军。钟发镇早就想加入红军，就跟着小伙伴一路小跑到招兵的地方。到招兵的地方一对照墙上的身高刻度线，钟发镇还不足步枪高，招兵的干部劝他回家去，他却缠着要当红军。招兵的干部拗不过这个可爱的“小老表”，就说：“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预备卫生兵。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送到了兴国县后方医院，照护伤员一年多后，被调到瑞金做了半年医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缩小，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钟发镇又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红军宣传员比野战部队还要辛苦。” 过夹金山，钟发镇老人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野战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舞士气。野战部队通过以后，宣传队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他当时仅14岁，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拉着战马尾巴过草地

一直跟着队伍走

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敌人追兵的威胁。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部队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干粮，钟发镇一夜未合眼。饿了，就咬几口玉米;渴了，就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太高，桥下水太急，湍急的水声震耳欲聋，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力气大的战士扶着桥栏杆向前移动过河，可我个子小，两边碗口粗的13根护栏，我抓不牢。但我不能退缩，要勇敢地渡过河，不能因为我个人耽误了红军的胜利。我吓得心扑通直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爬着过了桥。”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老人还不停地做起了匍匐的手势。老人为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感到十分骄傲，“趴着‘飞夺’泸定桥，恐怕我是第一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上队伍。”

讲述完过泸定桥的经历，钟发镇老人沉默良久。随后，他喃喃地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冲锋在最前端，抓着铁索一点一点向对岸逼近的战友们，没有他们，他根本无法借助木板过桥。如今，老人经常要儿子用轮椅推着他到兴国烈士陵园去祭拜那些长眠在此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啊!”

后来的长征路途更为艰苦，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钟发镇的记忆里，有一次过草地时，一条30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红军们一个个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过了河。“但我年纪太小过不去，是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被拖过了河。”老人说，“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同一种信念给人的力量是惊人地相似。邓小平晚年时，对于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走出了壮怀激烈的长征两万五千里;跟着走，走出了壮志凌云的纵横十余省;跟着走，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

红军战士是最光荣的身份

人生没白活

钟发镇后来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他被编入红三十军。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祁连山打游击，1941年3月在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马匪俘虏，同年4月脱险回家务农。上世纪70年代，钟发镇老人为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而奔走，1973年他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特别回忆了他担任红三十军译电员时翻译“西安事变”电报的过程。最后经调查核实，江西民政部门落实了钟发镇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回顾这一生，钟发镇告诉记者，他最值得的人生记忆就是参加红军那几年，特别是走过长征。红军战士是他最光荣的身份。“虽然吃了苦，遇了险，但人生没白活!”

交谈间，热情的钟发镇老人时不时地会突然中断聊天，招呼记者吃家里人准备好的水果，这个如孩童般开朗的老人，焕发着赣南正午阳光的温暖。钟发镇的小重孙一蹦一跳地进来，天真烂漫地向来客们“炫耀”堂屋墙上自己的一张张奖状。

钟发镇充满爱意地注视着钟家的第四代人。这对相差近90岁的曾祖孙，定格成了这个农家小院最美的画面——一幅有关战斗、奉献与成长的画卷。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