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梦想励志简短故事霍金【经典20篇】

一天夜里，窃贼把摩拉·纳斯鲁丁的驴从厩棚里偷走了。第二天早晨，摩拉发现自己的驴子丢失的时候，四处寻找，并问邻居们看到没有。

邻居们了解事情的原委后，纷纷责备摩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敞着厩棚的门呢?”

另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一直睁着眼睛，让窃贼不敢偷走它呢?”

第三个人说：“你睡得仿佛一根木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听到厩棚的声响然后捉住窃贼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摩拉义愤填膺地说：“好吧，你们全了解。如你们所言，都是我的错，而窃贼完全无辜!”

不用责备的雨点敲击受害者的心，这是为人该有的良知、慈悲心和文明底线。

如果说 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老头是我们班给他特殊的“称谓”，他也乐于接受，于是就叫开了。

我们的班主任，还有分院领导、任课老师都曾经明令禁止我们叫他“老头”，的确，他也并不是什么老头，他有着数不清的荣誉：中国林学协会副理事、江西省高等教育理事、江西省会计教育协会副会长、赣州市教育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学校的创建者，是学校的“三朝元老”。虽然他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他辞去了领导职务，依旧留在学校任教，学校现任校长和老师依然尊称他为“袁校长”。

“老头”是学生给他的戏称，他其实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袁经鸿”。他年愈七旬，耳朵自然有点不好使。时常学生在课堂上发完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静听，这时候发言的学生会大声地喊道“老头，我讲完了”，他这时候也会说“哦哦，讲完了，请坐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老头的自尊。学生也似乎达成了默契，在每次发完言之后会主动喊句“老头，我讲完了”。

老头只教了我们一年，我们都渴望他陪我们度完大学时光，他和我在之后的闲谈中道出了缘由：耳朵不好使了，怕耽误你们的学习。

老头上课的时候很严肃，但他下课的时候又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学校的任课老师都说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他曾经在学年结束时单独送了我一幅字画：勤能补拙。

虽然与他不经常见面了，但现在我时常想起他与我说过的话，偶得一幅对联，想赠予老先生：

行千里路，读四海经纶；

破万卷书，铸七旬鸿儒。

金飞飞采访侧记

今年是林肯诞辰200周年，美国人对这位总统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及，连他的DNA都不例外。首都华盛顿的“健康、医学博物馆”里，藏有一个玻璃盒，里面存放着林肯遇刺后留在抢救他的医生衬衣上的血迹，林肯的一些头发以及从他头部取下来的一些碎骨。有科学家提出，可以从这些血迹、头发、碎骨提取林肯的DNA，以判断他是否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和其他疾病。

马凡氏综合征是先天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最常见的症状是骨骼畸形。瘦削细长的身材、长脸、凹陷的眼窝——林肯的长相就是这样，很难看。林肯还可能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变主要会累及脊髓、小脑和脑干。

一位对美国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总统，可能患有这些引起低能、残疾联想的疾病。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呢?美国人认为不会。美国马凡氏综合征基金会的人员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患有小儿麻痹症，该病因此更加受到社会重视。同样，林肯“也能极大地帮助人们认识马凡氏综合征”。明尼苏达大学基因学教授劳拉·蓝伦则认为，如果林肯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那是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人可以战胜生理残疾，成就伟大事业。

许多美国人都缅怀林肯这位“伟大的解放者”，但林肯并不是一位没有瑕疵的总统。2009年1月19日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我们(国家)合为一体的人》的文章，提醒读者，在赞扬像林肯这样一位伟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真实的林肯，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过于美好的国家神话。

政治领袖一旦成为国家神话，公众和历史学家就可能讳言他生前那些“不便多提的真相”。其实，又有哪一位政治人物一生只有光明而没有阴影呢?

林肯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也与今天赞扬他废奴的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在1858年的竞选辩论中他声称：“我不想让白人和黑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两个种族是有实质区别的。我认为，这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地在一起生活。”他还认为：“黑人不宜成为选举者、陪审员，也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

林肯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许多美国人对他可能代表的国家主义心怀警惕。林肯深深了解霍布斯所说的雅种怪兽国家(“利维坦”)，但需要时却又有意将它引入美国的制度。

林肯与左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更增加了他在美国的争议。1864年林肯连任总统时，马克思给他寄来了贺信，请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大使查尔斯·亚当斯转呈。信中说：“欧洲工人们本能地觉得，星条旗担负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1930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左派组成了“林肯营”，还举行了“林肯——列宁”游行。

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与达尔文在同一天出生。威廉·赫登是林肯当律师时的合作人，他回忆说，林肯年轻时崇拜潘恩和伏尔泰，而且在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达尔文的名字时就阅读过他的著作了，“从此相信普世法则和进化论，再没有改变”。林肯从相信种族有天生差异到主张废奴的思想转变，是逐渐的变化，不是革命的飞跃。在林肯最不愿意谴责美国蓄奴制时，他已经知道，这个制度是“长不了的了”。

历史上的林肯不是一尊铸成石膏像的圣人，那个具体政策上有种种偏差的林肯和那个以远大眼光注视国家未来的林肯本是同一个人。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马克思十二岁进了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所中学。

有一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来给大家讲课，正讲得津津有味，有个外号叫“小傻瓜”的葡萄园主的儿子在下面吃起糖果来。老校长生气了，突然提出了问题，让“小傻瓜”回答。“小傻瓜”慌了神，不断地暗使眼色，恳求同学们提示，可谁也不理他。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

马克思瞅着“小傻瓜”那副可怜相，心中一阵好笑。他麻利地写了个纸条，卷成团儿，暗暗递给了“小傻瓜”。

“小傻瓜”以为是答案，趁老校长低头翻书的空儿，慌忙打开纸团，一看，竟是一首讽刺诗。诗中挖苦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傻瓜”，胖得像头小猪娃，不动脑筋光贪玩，浑身都是臭泥巴。

这下子，可把“小傻瓜”惹恼了。下课后，他拦住马克思就要报复。马克思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你办了没理的事，还想找别人的事吗？”

随即又编了一首讽刺诗，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打这以后，那些不守规矩的贵族子弟都很害怕马克思。

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也称为腓特烈二世，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腓特烈大帝拥有一支巨人卫队，由于这些人个子极高，要想找到同样高大的人补充卫队是很困难的，况且腓特烈大帝还立下规矩：不会语的人不能进入巨人卫队。这样一来，负责挑选卫兵的侍卫长就更加难办了，他有时只好选择-些个子够高而不会说德语的人，教他们一些德语，以便回答国王的简单提问。

腓特烈大帝经常检阅守卫城堡的士兵，他每次都要向他所见的卫兵问这样三个问题：

“你多大年纪?”

“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你对这里的伙食条件是否都是满意的?”

因此，侍卫长首先要教会不会讲德语的新兵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天，国王同一个新兵谈话时，把问题的顺序换了一下。他首先问：“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那个年轻的卫兵立即答道：“报告陛下，二十年。”

腓特烈十分惊讶，接着问：“那么你多大年纪?”

“报告陛下，六个月。”

国王听后非常生气，问道：“到底我们两个谁是傻瓜?”

卫兵很有礼貌地回答，“报陛下，都是。”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名人故事：顾炎武自督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着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着。

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

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着名的《日知录》一书。

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

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冰箱里一直搁放着一瓶啤酒，是慕尼黑原产的，只有一瓶而已。大卫临走前说这瓶啤酒如果冰镇，味道就更好了。于是，酒就一直在冰箱里躺着，谁都想尝一尝，但谁都合不得把它打开。或许是因为酒只有一瓶而已，或许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值得回味的故事，再或许这瓶酒里装的已经不仅仅是酒了……

在大卫作为交流学生从德国慕尼黑来我家之前，我所能知道的慕尼黑或许只局限于足球和啤酒方面。当然，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那里闻名世界的啤酒上。

大卫是个如假包换的慕尼黑人，高大帅气。他的双眼深陷于眼窝之中，像是怕谁窃取蓝中透绿如宝石般清澈的眼珠。和他盆地一般的眼睛比起来，他高高的鼻梁就像是阿尔卑斯山脉一样挺拔在欧洲平原之上。微卷的浅褐色的头发，是惟一一片森林，杂而不乱地覆盖在他的脑袋上。在见到英俊的德国少年大卫之后，我深感自卑的同时也默默祈祷这帅气的外表并不是一件虚伪的外衣。

第一次吃饭，初来乍到的大卫显然有些拘束，再加上他还不能把筷子用得十分熟练，这就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而语言上的障碍火上浇油般地使整个餐厅笼罩在压抑的氛围中。好在父亲对慕尼黑的啤酒略知一二，才让这死一般的沉默不至于长久持续。父亲用他得心应手的方言比划着向大卫夸起了慕尼黑的啤酒，而我也手忙脚乱地在一旁当起了蹩脚的翻译。大卫看到父亲谈起他们家乡的啤酒时那眉飞色舞如痴如醉的样子，终于一改先前的紧张与拘束，放下了那双怎么用怎么不舒服的筷子，向我们侃侃而谈起来。于是，中德文化的碰撞就从啤酒开始了。

谈得起劲时，大卫的兴致也高涨起来，他忍不住拿出了本想过几天再送的礼物。可是，就当他得意地将一件件代表慕尼黑文化的礼物展示给我们看时，他突然发现这些东西虽然能代表家乡文化，但与刚才的话题有些不符。他以为，他没有带来慕尼黑的啤酒一定让我们大失所望了。于是他连连致歉，那样子就像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说实话，这根本就没什么。父亲对慕尼黑啤酒的那份言词，无非是想找一个话题而已。而对我来说，我只希望这一晚能顺利地度过，然后憧憬明天没什么因语言障碍而带来的麻烦事。可谁知道，父亲对慕尼黑啤酒表面上的渴求在大卫这个善良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憾和内疚啊。  记得有一天，我带大卫去逛超市。我拍着胸脯大方地对大卫说：“超市是你家，东西随便拿。”然后在空中把几张人民币甩出了清脆的声响。而大卫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他只是逛逛，并不想买什么东西，这就不免有些扫兴了。我是主人，我带着远道而来的友人，拿着人民币在超市走了一圈却什么也没买，这岂不是很没面子。就在这时，大卫突然停了下来，指着货架上的啤酒冲着我说话。我心里暗暗一笑，大卫啊大卫，你想喝啤酒就直说嘛，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可是再仔细一听他的话，我愣住了。他说：“你下次来慕尼黑千万要记得给你父亲买啤酒。我也会帮你记着，到时候提醒你。”我又想到父亲不经意的一个话题，给大卫带来了如此深的遗憾和忧虑，心情也一下子变得很糟糕，这样的情绪似乎只有在我考试考得一团糟的时候才会有。然而大卫的遗憾和忧虑同样让我感到内疚与遗憾，因为他不可能在这个小地方找到一瓶慕尼黑的啤酒来弥补这个所谓的过失了。  然而，就在大卫临走的那一天，他突然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我听到父亲突然惊讶地叫出声来，然后连声用他糟糕的英文发音说着“谢谢。”我和母亲闻声赶到书房，那一刻，我和母亲的眼睛都湿润了。大卫拿着一瓶包装很不一样的啤酒，将它神圣地递给父亲，像是在完成一次非同寻常的传递。是的，他传递的是爱，是善良，是真诚。他傻傻地站在那里，面对着三个微笑着流泪的主人，他憨憨地笑着，一只手摆弄着牛仔裤上的纽扣，另一只手在后脑勺上使劲地挠着……

后来我才知道，那瓶啤酒是他在临走前的第二天向他的老师讨的，不过很遗憾，那时候啤酒只剩下一瓶了。

大卫走了，带上了许许多多英文的、中文的祝福。我想他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不会孤单。送行的时候，我一直挺愉快的，我善意地调侃了那些哭了的同学，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那瓶慕尼黑的啤酒的故事里，我看到了我，或者说是我们潜在的一种虚荣，而真正地为大卫这个德国同龄人身上的善良、严谨、真诚、淳朴与用心所折服。在他的身上，我体会到的是一颗纯洁的心，我学到了待人处世的真谛。

大卫要上车了，我和他最后一次拥抱在一起。还记得第一次拥抱后，我们以中国人传统的抱拳问好的方式逗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而这一次将不得不用全世界通用的挥手姿势来结束这次美好的相遇。大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不要伤心，明年你就会来德国的。还有，要记着，那瓶啤酒如果冰镇，味道会更好的！”我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伤感，我又一次被这个日耳曼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再见，大卫！下次来慕尼黑，我会记着给我父亲带啤酒的，当然不止给我父亲，还给更多的家人与朋友……

冰箱里仍旧搁放着那惟一的一瓶慕尼黑啤酒。不过，一瓶就够了，这酒背后的一切足够我咀嚼半辈子了……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画家。他非常重视画人点睛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给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 说的画，一天画不像画两天，两天画不像画三天，一定要画像了为止。”

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精心作画，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再改。

渐渐地，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便继续用心琢磨，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这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竟然看呆了，说：“像了，像了，太像了，眼睛特别像呀!”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2006年度世界超级富豪排行榜，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以50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世界首富。从退学建立微软，到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只用了20年的。此后，这个被美国人誉为“坐在世界巅峰的人”就再也没有从这个位子上下来过，一坐就是12年。

互联网仍然充满魅力

其实，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断。在1998年股票市场的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盖茨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00亿美元。

2000年网络股热潮开始消退，微软股价下滑了近63％，盖茨的身价也随之缩水了近一半。尽管盖茨依然保持着全球首富的位子，但是与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那时人们纷纷预测，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盖茨迟早要让出“天下第一”的宝座。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了互联网业的回暖。且不说屡创奇迹的Google等后起之秀，微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抢眼，盖茨的财富重新水涨船高。在过去一年里，盖茨的财富增加了近8％。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沃伦·巴菲特曾评价比尔盖茨说：“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并不是微软成就了盖茨，而是其商业天赋成就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理财，盖茨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微软公司前途的信心使盖茨仍然把财富的绝大部分投在公司股票上，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公司的CEO，但是作为微软的首席架构师，他仍然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不过精明的他也会在好的价位适当地套x一些股票。股市交易记录显示，上个月盖茨就在公开市场出售了100万股微软股票，获得收入近2700万美元。

当然，像盖茨这样的聪明人是决不会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具有远见的盖茨早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分散投资了。盖茨在1995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据了解，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1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收入稳定的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库券。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我家有一位“厨仙”，她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做吃的，家常菜、寿司、饺子、火锅，样样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就是我妈妈。虽说她会做那么多菜，但有时，她做菜的动机却很奇葩，比如最近这一次……

一天早上，妈妈刚起床，穿好衣服，就对我们喊一句：“我去菜场啦！”留下我和爸爸面面相觑。不一会儿，妈妈就拎着面粉、笋和肉回来了，对我和爸爸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白发老人跟我说，你老公和儿子很爱吃包子，并传授给了我做包子的秘籍。”说完，她就动手了。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秘籍，但看了好久，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于是便去看书了。

过了一会儿，我前去“探班”，听见她嘴里嘀咕着：“发包子要放多少酵母啊？”一看，她手里拿着手机，眉头紧紧地锁着。我调侃道：“那位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学识渊博，拥有包子秘籍的老人没告诉你怎么发面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人说，我们家的面包机可以发面，但我忘了放多少面粉和酵母。”面包机做包子？我无言以对。面对这么个“厨仙”，我只好在一边坐等吃包子了。只见妈妈将在面包机里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放在撒有面粉的案板上，一阵揉压，再将揉压好的面团搓成一长条，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小团子，然后将小团子搓圆压扁变成一张稍薄的面皮，放入馅料，褶折收口，完美的包子就完工了。再经二次发酵后，包子就上锅开始蒸了。蒸了约有十来分钟，热气腾腾的包子就出炉了，我十万火急地奔向餐桌，抢了两个包子，吃了起来。虽说是妈妈首次做的包子，但味道确实不错，形状和店里的一样美观，包子的上方是一道道褶折，十几道纹路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突起的小圆圈。吃一口，满嘴肉的鲜嫩和笋的清香，还流出了些许汤汁，一吮，味道鲜美，鲜咸适中，清香爽口。这一餐，我吃了四个大包子。

这就是我家的“厨仙”。

法国名画家纪雷有一天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个身材矮小的人走到他面前,向他深深一鞠躬,请求他收为徒弟.纪雷朝那人看了一眼,发现他是个缺了两只手臂的残废人,就婉转拒绝他,并说:“我想你画画恐怕不太方便吧?”

可是那个人并不在意,立刻说:“不,我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两只脚.”说着,便请主人拿来纸和笔,坐在地上,就用脚趾头夹着笔画了起来.他虽然是用脚画画,但是画得很好,足见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在场的客人,包括纪雷在内,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纪雷很高兴,马上便收他为徒弟.这个矮个子自从拜纪雷为师之后,更加用心学习,没几年的工夫便名扬天下.他就是有名的无臂画家杜兹纳.

囊萤映雪“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18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30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时光荏苒，一晃眼就过去了十多年，这期间有很多欢声笑语，但最让我感到困惑和无奈的是我的不同——我没有你的梦想自己的。

曾经有个同学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顿时愣住了，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理想，那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在一个好家庭长大，从小生活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我自然会想起父母，父母也会给我指路，铺路。当然，我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弹钢琴，我现在每周都学弹钢琴，但这只是我的爱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钢琴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不敢去想。 20xx年快结束了，今天我已经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中学生。我应该要学会独立，学会长大。父母不能一辈子陪在我身边，老师只能带我走一小段路。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首先，我应该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爱好，最好是我擅长某一方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现在的社会真的是人才辈出。要想将来出类拔萃，就必须有技能。每个人从小就有自己的梦想。随着长大，我的梦想逐渐被遗忘。是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还是因为他们缺乏坚持，我还不知道。但我应该结束这样的事情。要想做到最好，就必须有毅力和毅力才能完成，不被困难吓倒，不忘初心。让你的梦想随着你的成长而成长。让它变得越来越深刻，而不是被自己或社会的复杂所迷惑，忘记最初的梦想。

时间不会回头，我会慢慢长大。不可能回到我的童年。幸运的是，从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未来，我会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让梦想与我一起成长。这将是我未来的目标。

未来，期待你的到来！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读书，从中学到怎样学习，怎样做人。

童稚的年岁，她一力撑起几经风雨的家。她的存在，是养母生存的勇气，更是激起了千万人心中的涟漪。命运对孟佩杰很残忍，她却用微笑回报这个世界古今中外名人感恩父母的故事精选古今中外名人感恩父母的故事精选。

五岁那年，爸爸遭遇车祸身亡，妈妈将孟佩杰送给别人领养，不久也因病去世。在新的家庭，孟佩杰还是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养母刘芳英在三年后瘫痪在床，养父不堪生活压力，一走了之。绝望中，刘芳英企图自杀，但她放在枕头下的40多粒止痛片被孟佩杰发现。“妈，你别死，妈妈不死就是我的天，你活着就是我的心劲，有妈就有家。”

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刘芳英微薄的病退工资。当别人家的孩子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没喊过疼。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孟佩杰总是来去匆匆。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替养母穿衣、刷牙洗脸、换尿布、喂早饭，然后一路小跑去上学。中午回家，给养母生火做饭、敷药按摩、换洗床单……有时来不及吃饭，拿个冷馍就赶去学校了。晚上又是一堆家务活，等服侍养母睡觉后，她才坐下来做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女儿身上最大的特点是有孝心、爱心和耐心。”刘芳英说，如果有来生，她要好好补偿女儿。为配合医院的治疗，孟佩杰每天要帮养母做200个仰卧起坐、拉腿240次、捏腿30分钟。碰上刘芳英排便困难，孟佩杰就用手指一点点抠出来。

2009年，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权衡之下，她决定带着养母去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大一那年暑假，孟佩杰顶着炎炎烈日上街发广告传单，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养母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不少好心人提出过帮助，都被孟佩杰婉拒了，她坚持自己照顾养母。孟佩杰的毕业愿望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安安稳稳，与养母简单快乐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