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励志的故事：“不讲信用”的大师（优秀20篇）

德国施特凡·阿尔丁格从小性格倔强。高中毕业时他一心想考化工学院，而母亲坚持让他考文学系将来当个作家。争执不下，他一生气便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两天，口袋中的马克花光。第三天他饿得两眼冒金星。无奈站在卖“热狗”的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出炉的“热狗”，垂涎欲滴。卖“热狗”的大娘看透他的心思：“想吃热狗吧？给你两个……”

他接过“热狗”，变成狼吞虎咽的老饕餮。大娘从家里端来一杯饮料递给正在打嗝的阿尔丁格：“小伙子，喝杯饮料，我就住在摊后面的旦丁街１８号。是离家出走吧？”阿尔丁格点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和母亲吵架，我想学化学，她非叫我学文学不可，一赌气我就……”

大娘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两个热狗、一杯饮料，你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母亲给你十八九年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爱，你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却狠心地离开她！她会十分伤心的。”

阿尔丁格回到家中，投入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他万万没想到：母亲同意了他报考化工学院。

他大学毕业时，母亲患了肝硬化腹水。他查资料到处求医。医生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１６０万人患有肝脏疾病。对于你母亲这种严重肝病患者，生存的唯一可能就是采用器官移植。但这很困难，一则是很难找到捐献的、与患者有亲和力的器官；二则费用也过于昂贵。阿尔丁格跪求医生：“我给母亲移半个肝吧！求求您！”

“傻话！你母亲需要换整个肝脏，一命换一命有何价值？”

不久，母亲去世了。临终前握住儿子的手说：“我从医生那里得知，你和你父亲都恳求用你们的肝脏移植给我！我死而无怨！孩子，你能不能发明一种肝脏透析机，像肾脏做透析那样，滤出肝脏中的病毒。”阿尔丁格跪在母亲床下，挥泪发誓：“儿子一定完成您的重托！您放心吧！”

阿尔丁格为实现母亲的遗愿，考入罗斯托克市医疗设备研究所，刻苦钻研用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肝脏透析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３１岁时与物理学家瓦尔特·格里克同罗斯托克市的医学家合作研制成功“Ｍａｒｓ”（玛斯）分子吸附循环系统——肝脏透析机。

阿尔丁格从《罗斯托克报》看到一则惊人的《征肝启事》：萨比娜老人患严重肝病，有献肝脏者及掌握相关信息者请与旦丁街１８号联系。后面还有电话号码。

阿尔丁格立即想起１２年前讨热狗的往事，驱车前往萨比娜老人的家中。只见老人面色蜡黄，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叫醒她：“有人看您来了！”阿尔丁格走过去：“老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叫阿尔丁格，在我最困难时您老帮助过我！我可以给您献出半个肝脏！”老人坐起来：“谢谢！千万使不得！听女儿说有人发明了什么透析机，可以不换肝脏，你能找到这位先生吗？”“我就是发明透析机者之一，我已为您请好医生住院治疗！”老人又惊又喜：“你真是位有心人！天下的大好人！”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20xx年9月初，由宁财神导演、编剧的《龙门镖局》展开新一轮播出浪潮之际，剧中女主角、盛秋月的饰演者袁咏仪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利落短发、一身素黑衣服，没有化过妆面容却几无瑕疵，年过四十的袁咏仪，依然不负她“靓靓”的美称。

普通话说得很好，笑起来很大声，兴致一高就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勾肩搭背，看谁不顺眼也会立马指出来。笔者面前的袁咏仪，还有那个嚷嚷着“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盛秋月的影子。问现实中的她，和盛秋月是否有相似之处？袁咏仪沉静片刻后大笑：“我可是公认的绝世好妈妈！”顿了顿，她说，“但是，我刚当妈妈那阵，倒是也像盛秋月一样疯狂和彪悍。”

20xx年，袁咏仪生下了和张智霖的爱情结晶：儿子张慕童。经受十月怀胎的种种艰辛，而且还因此身材爆肥的袁咏仪，曾多次向张智霖抱怨高龄怀孕太辛苦，咬牙切齿说，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减肥然后去拍戏。但儿子出生后不久，经纪人去医院看她，袁咏仪却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当妈妈，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儿子，别想我给你挣钱了！”为了儿子无限期休假不再拍戏，袁咏仪差点和经纪人解约。

当然不演戏对袁咏仪来说没什么，因为张智霖答应会养她和儿子。只是，让张智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生下孩子后的袁咏仪性情大变，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主动提出了离婚。

虽然信心满满要带孩子、陪伴孩子长大，但生完孩子后，身材爆肥、天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袁咏仪，变得特别敏感多疑，得了产后抑郁症。张智霖开玩笑说“你好肥”，换作以前，袁咏仪会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她却暴跳如雷，悲哀地想东想西，然后对张智霖抱怨：“我这么肥是为了什么？你怎么能嫌弃我？”诉苦、责骂、哭泣地闹腾半天，如果张智霖有半句反驳，她的坏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袁咏仪是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让张智霖把孩子抱给她看，可他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根本不敢抱。他对她解释道：“突然多出个孩子，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自然又会遭到袁咏仪的一通责骂。她把儿子视为宝贝，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地看着他。可老公却对自己说：孩子是“多出来”的，他很不适应！从那以后，张智霖只要说到“儿子”，袁咏仪会马上挤兑他：“是多出来的，你还是别管孩子好了！”

儿子一个多月大时，袁咏仪去冲奶，让张智霖把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他踌躇了半天，弯腰去抱孩子，但一不小心，儿子却从襁褓里掉了出来，幸好小家伙掉在床上并无大碍。但袁咏仪却疯了似的跑过去，一把推开张智霖，然后抱起了儿子，说：“张智霖，你以后再也不能碰我的儿子了！”张智霖既委屈又惊讶：“儿子也是我的，再说我也没摔着他！”但袁咏仪手一挥对他说：“滚出去！”

她不仅不让张智霖碰儿子，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谁也不能碰儿子。“直到有一天，我妈说我的世界里，好像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人了。装不下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但是不能把爱人完全踢出去。”可那时的袁咏仪根本不当回事，哪个女人做了母亲不是像她这样，疯狂地爱着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除了不让别人接触儿子，在教育问题上，袁咏仪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犯错后，妈妈会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书，让她双手托书，平举15分钟；她贪玩看电视，妈妈就会让她背对电视，把她喜欢的节目开得很大声。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袁咏仪对儿子的教育。儿子6个月大时，她已经安排他“上学”了，请了专门的家教，每天55分钟给儿子讲故事、放音乐。张智霖说：半岁的孩子就“上学”太夸张了。袁咏仪却坚持：“半岁的孩子也是人，我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你不要管！”

从此，袁咏仪把张智霖从儿子的世界里完全排斥出去，也把他从自己心里踢了出去。儿子8个月大时，张智霖对袁咏仪说：“我们分手吧。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害怕，而且，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不爱你，会和你恋爱那么多年，还为你生孩子吗？”袁咏仪歇斯底里，想起两人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哭得不能自抑。

袁咏仪与张智霖是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1992年，两人在北京拍摄《边城浪子》，感情从戏里走到了戏外。恋爱多年一直感情甜蜜，袁咏仪认定了张智霖就是携手一辈子的人。但转眼两个人都30岁了，张智霖却从未提过结婚。袁咏仪忍不住，上演了“女求男”的戏码，2001年某天突然问张智霖：“我们俩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是不是该结婚了？”张智霖想了想，说：“我不想结婚，哪里有时间结婚？”

这个回答让袁咏仪委屈尴尬，朋友见她很受伤，就建议她，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不愿娶你的男人。她想了几天后，说：“离开他，我也未必会再恋爱，即使再恋爱了，也未必能结婚。那就再等等看吧。”但她并没有等太久。

因为袁咏仪并不知道，这一次她“求婚”时，张智霖其实正考虑结婚。当时他说没时间结，是想看看袁咏仪的失望表情。不久以后，她去新加坡探班，张智霖在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袁咏仪激动地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对珍珠耳环。失落可想而知，袁咏仪不情愿地说了“谢谢！”

张智霖问：“不开心吗？”袁咏仪不看他，说：“哪有。”“那这个可以吗？”他再次递来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枚戒指。“但他没有下跪，也没有求婚，他本来就是个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但有戒指就够了，况且他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重要的是，他很帅！”担心自己嫁不掉的袁咏仪，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智霖的求婚。

不久，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日子和结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人都忙着事业，聚少离多，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每天，袁咏仪都会给张智霖打电话、发短信，叮咛、问候，诉说想念。两人在一起时，制造浪漫气氛或者小惊喜的，也多是袁咏仪。常常有人说，张智霖之所以一直逆生长，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不老神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像妈妈宠着、爱着他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当她做了母亲，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儿子，完全将丈夫置之度外的“疯狂”妈妈了呢？正是因为袁咏仪眼中只有儿子的疯狂和不可理喻，让张智霖对爱情产生了失望和畏惧。他提出“离婚”让袁咏仪震惊又难过，从相识到孩子出生，两人在一起携手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期间袁咏仪提过分手。这一次，是张智霖头一次提出分手。

哭过之后，袁咏仪突然在心底问自己：“还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当然还爱他。这个处处包容自己，每次她大吵大闹都在一旁沉默不语地看着她的男人，袁咏仪不想放手。想到这里，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约张智霖出去坐坐。“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有你的问题。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地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吗？”袁咏仪说，她知道夫妻要维系感情，最重要的是沟通、理解和相互宽容。妈妈告诉过她：“只有好太太才能成为好母亲。”袁咏仪还对张智霖保证，从现在起，她会一一改正自己。

袁咏仪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让家人接触儿子。她手把手地教依然还不敢抱孩子的张智霖，只要他有空，就拉他一起陪孩子玩。“只要你用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我说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张智霖对她说。袁咏仪突然豁然开朗，把老公也当成孩子来对待，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在袁咏仪的悉心调教下，张智霖很快就会带孩子了，而且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地更像他，张智霖自己也变成了特别黏儿子的爸爸。孩子一岁半时，身材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袁咏仪，趁张智霖休假在家的空当，接拍了电视剧《沧海一粟》。在横店拍了两个多星期，袁咏仪开始疯狂地想念儿子。剧组同事常听到她拍戏之余念叨“很快的很快的”，原来是在安慰自己：戏很快就拍完了，可以回家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回到家，看儿子张开双臂朝自己跑过去，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袁咏仪的心都要化了。

那一刻，她突然问张智霖：“接下来，我可以不再拍戏，直到孩子不需要我吗？好戏年年都会有，孩子的童年却只有一次。”张智霖说：“但是，我希望你是个理智的妈妈，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个家还有个男人叫张智霖。”

袁咏仪的父亲是警官，从小对她和哥哥、姐姐都很严厉。所以她在儿子面前也是“严母”，做错事就惩罚、吃饭必须自己来而不能让大人喂、不能用哭闹要挟大人等等，决定做全职妈妈的袁咏仪给儿子列了很多规矩。

但是，张智霖对儿子却严格不起来。“儿子做错事了，我让他去教训，他会蹲下身来，轻声说：不能这样哦。我教训儿子时，提醒他配合一下，但结果是我对儿子发飙，他依然温柔地说：不能这样哦。”袁咏仪说，儿子一点都不怕爸爸，因为爸爸一点原则都没有。“比如我每周日都会替儿子安排，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做什么，我老公有时就说想带儿子去玩，儿子就问我能取消吗？我说不行，这是你早就答应妈妈要完成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去做。”

在儿子眼中，妈妈严格得让他畏惧，爸爸才是永远不发脾气的温暖港湾。所以，袁咏仪和张智霖吵架时，儿子总护着爸爸。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平常黏爸爸，但碰到害怕的事，总是第一个找妈妈。对儿子而言，妈妈就是保镖，是小小的他能找到安全感的保护伞。

听到家人和朋友夸赞儿子时还夸她：“你很了不起，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儿子！”袁咏仪也会“谦虚”：“其实我老公也有付出，在教育儿子方面，他唱白脸我唱黑脸，他是慈父我是严母。没有他的付出，儿子不会这么优秀懂事！”

她一天天陪伴和见证儿子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做妈妈之前，袁咏仪的性子很直，对谁有意见就会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的袁咏仪婉转、玲珑了许多。以前她喜欢到处旅行、购物，尤其喜欢买车，但做了母亲后，袁咏仪非常“抠门”。她不再喜欢购物，而是很有计划地存钱，为儿子将来留学、谈恋爱和结婚做准备。袁咏仪和很多普通妈妈一样，希望能为儿子多攒钱，让他的未来可以幸福无忧。

袁咏仪说，如果没有经历张智霖提出分手那件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做了母亲后，不能忘了身边还有个男人。为了不让张智霖吃醋，觉得自己被妻子忽视，每隔一段时间，袁咏仪都会专门“讨好”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给他买一样他早就想买的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原来总觉得老公不浪漫，也不轻易被感动的袁咏仪，现在会觉得，张智霖开车带她和儿子去吃个大排档，也是很浪漫快乐的事。

在袁咏仪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慕童渐渐长大了。他开朗乐观、聪明礼貌，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有爱心和责任心。比如袁咏仪曾叮嘱他：“和妈妈出去时，有人拍照你要用手挡着脸。因为拍照的叔叔都是坏人。”但是后来有人拍，小家伙却主动面对镜头，人家照完还说“叔叔拜拜！”他对妈妈说：“他们不是坏叔叔，他们都有对我说‘拜拜’。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坏人！”从那以后，袁咏仪不再刻意让儿子躲避镜头，也不再为了儿子被拍和记者吵架。

转眼，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开始不再那么黏妈妈，有时会因为要和朋友聚会而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我渐渐地显得多余了，和儿子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这让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做自己了。”袁咏仪说，在亲自为儿子物色了不错的小学后，她决定复出。

朋友说：“儿子成长中的最重要阶段，你都没有错过，是时候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了。”袁咏仪对经纪人说，接戏有两个条件：剧本好、喜剧。当了母亲后，不能再去接那种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戏了，袁咏仪担心自己会把坏情绪带回家让儿子看到。她希望儿子看到妈妈演的戏是正面的、开心的，而等他慢慢长大了，完全看得懂电视和电影了，再考虑去接其他的角色。而这，也是袁咏仪最终接拍《龙门镖局》的主要原因。

《龙门镖局》热播时，慕童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英俊聪明、善良又有爱心的孩子。袁咏仪欣慰地说：“我从没有想到我这个疯狂妈妈，会把儿子培养得善良和大气。而我作为妈妈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大半。”

问现在的袁咏仪，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她脱口而出：“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不是，是和儿子、老公在一起的时光。”尽管，一家三口在一起时，儿子和老公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她。换成以前，袁咏仪肯定会委屈、落泪甚至大哭大闹。但现在，她觉得幸福满满。在她眼中，丈夫和儿子都是她的孩子。而一个人管两个“儿子”，像《龙门镖局》里的盛秋月一样，靠疯狂和发飙是做不来的。理智、智慧和耐心，是袁咏仪的“妈妈经”。

《龙门镖局》热播时，7岁的儿子慕童天天都会上网追着看。看完后他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很有名？你是不是拿过很多奖？”袁咏仪告诉他：“我和你爸爸，常常会去演某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形象出现，是我们饰演的某个人很有名，我们只不过从事了一份常常会上电视的职业。当然，妈妈也拿过一些奖，但是，你才是妈妈最好的奖杯！”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有一次徐志摩带来一个神秘的人，让大家颇为震惊。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大师金岳霖先生，他被称为中国的“逻辑学之父”，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开山祖师。金岳霖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英国、美国，还曾经游历欧洲各国，吸收了大量西式文化。他是一个生活偏于西化的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谈吐充满智慧和幽默，吸引了在座的不少人。他知道大家对枯燥的哲学也许没有多少兴趣，便不怎么谈论哲学，相反，他谈了很多关于文学艺术以及他知之甚少的建筑方面的话题。

从那一次被徐志摩带去参加文化沙龙，并且遇见林徽因之后，金岳霖一回来便把秦丽莲劝走，让她回美国去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无可抑制地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如此强烈的感情，让一直以理智著称的逻辑学大师也变得不理智，甚至做出一些让人看上去丝毫没有逻辑的行为。 金岳霖卷着铺盖，拎着铁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搬到了林徽因夫妇居住的那个胡同里，与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在后面的小院，他们住在前面的大院......

直到1932年夏天，有一次，梁思成刚从外地回来，林徽因便一脸沮丧地跟他坦白道：“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林徽因在感动万分之余对梁思成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她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梁思成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也便安宁许多，而且他相信妻子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他也相信金岳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既然选择了去相信他们，真的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

就这样，林徽因把她跟梁思成的对话转述给金岳霖听，他听了之后沉静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可是，在他少年时代，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

他四岁失去父亲，全家就只靠他母亲一个人来维持生活。母亲不愿欧阳修失学，于是，自己当了教师。家里贫穷，买不起文具，欧阳修的母亲就想出了别的办法。她看到沙滩上有鸟兽走过的足迹，认为在沙子上面也可以写字。

于是，她就让欧阳修到沙滩上搬些沙来。她在家里选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挖成深坑，然后，把沙倒下去铺平。这样，小小的沙坑便代替了笔墨纸砚。学习的时候，他的母亲折断一根荻草，在沙面上画出一个生字，等欧阳修学会了，便用手把沙子弄平，再写一个。欧阳修也利用这个地方来做练习。

母子两人，一教一学，教的认真，学的起劲。后来，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许多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沙坑帮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武则天做皇帝年间，在四川成都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对兄妹。父母相继去世，哥哥当时十六岁，妹妹才七岁，兄妹相依为命，靠父母留下的家产，共度时光。

父母去世前，他们兄妹二人在一起读书。妹妹年龄虽小，但聪明伶俐，学习刻苦，读经学史，过目不忘，尤其对诗，更有兴趣。到父母去世时，她写诗已经有了点名气，被乡里称为“女博士”。她的哥哥年龄虽然大些，也很聪明，因为贪玩，学习又不用功，成绩总也赶不上妹妹。特别是父母去世后，哥哥感到失去依靠，心灰意冷，整天愁眉苦脸，学习就更没劲头了。对此，妹妹心中十分焦急，曾哭着对哥哥说：“你整日这样下去，何时是头，有何出头之日？人死不能复生，只有牢记父亲临终前的教诲，发愤读书，尽快成才，长大后干成一番事业，光耀门庭，才能让父母九泉之下放心啊！”

但是，哥哥仍然没有起色，妹妹也无可奈何了，只有自己加倍努力，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突然有一天，皇帝诏书颁到四川，让哥哥护送号称“女博士”的妹妹进京，哥哥听了，不知吉凶，心中惶恐不安，妹妹却坦然地对哥哥说：“咱们一不偷，二不抢，犯法的事不做，去就是了，有什么可怕的？”

圣命难违，哥哥只好陪妹妹来到京城。

兄妹进宫后，宫女带着他们去见皇帝，恰巧遇上武则天在院内散步，宦官、宫女前呼后拥，甚是威风。

妹妹一见，心中明白，不等宫女禀报，便急忙走上前去，跪地拜道：“民女奉诏前来求见，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武则天低头一看，只见那女孩眼如秋水，面似桃花，文静礼貌，说话动听，高兴地命宫女将她扶起问道：“真是个好孩子。说说看，你第一次进宫，我们又没见过面，你怎么就断定我是皇帝呢？”

那女孩道：“您不仅端庄美丽，而且气宇轩昂，英气逼人，皇冠上有紫色的王气缭绕，这是除了皇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出现的啊！”

武则天一听，更加感到她出语不凡。接着，武则天又考察了她诗书礼易方面的学问，那女孩则有问必答，无所不通，还不时引用精辟的名言及历史典故，以阐述个人的见解，众人听了都为她喝彩叫好。

几天之后，那女孩子提出要和哥哥一块回乡。武则天感到她的确才华出众，决定将她留在宫中，让她的哥哥一人回乡。于是，武则天在那女孩陪她散步的时候，便把自己的决定提了出来，并让那女孩以送兄回家为题吟一首诗。

那女孩听了，不由得潸然泪下，抬头望一望空中，恰有一群大雁，列队整齐，啾啾地叫着向南飞去，于是脱口吟道：

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

所嗟人异雁，不做一行归。

女孩在这首诗中，前两句借别路、白云、离亭和正在凋落的树叶等带伤感色彩的景物，来表达她不愿离开哥哥的那份依依惜别之情，后两句则抓住空中的大雁借题发挥，说大雁都有同走同归的自由，而我却不能和哥哥同来同归，真是人还不如雁啊！

武则天听了，也感到他们兄妹情深，不忍拆散，便赏赐了那女孩许多金银珠宝，令她和哥哥一同回故乡去了。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侯宝林抄书经典的名人读书故事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

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囊萤夜读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宋濂苦学

在中国元代时期有个叫宋濂的人，他酷爱读书，由於家中贫寒，只得借书博览，随著书越读越多，宋濂越觉得需要老师指点，於是他当掉衣服，千辛万苦来到城中，考上学馆，不料学官的脾气古怪，宋濂历经曲折，最后终於苦学成才。

美国18世纪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参加过独立上星期争，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代表美国同英国谈判，后签订巴黎和约，曾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建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他在研究大气电方面有重要贡献，发明避雷针。著有《自传》。

富兰克林自幼酷爱读书。家贫无钱上学，从少年时代起，就独自谋生。常常饿肚子省钱买书读。

某一天，富兰克林在路上看到一位白发老驱，已饿得走不动了。连心将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送给她。老妪看富兰克林的样子，也是一个穷人，不忍收他的面包。

“你吃吧，我包里有的是。”富兰克林说着拍拍那只装满书籍的背包。

老妪吃着面包，只见富兰克林从背包里抽出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孩子，你怎么不吃面包啊？”老妪问道。富兰克林笑着回答说：“读书的滋味要比面包好多了！”

经济拮据，购书能力有限，他只得经常借书读。他常在认间向朋友敲门借书，连认点起一盏灯，专心读书，疲乏了就以冷水浇头提提神，坐下继续阅读完，第二天一早，准时把书还给书主，从不失信。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中国古代有哪些名人故事呢？他们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古代励志名人故事，希望喜欢！

1、厉归真学画虎

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2、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3、沈括上山看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

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4、徐霞客志在天下

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5、华佗拜师学艺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很有效的全身麻醉x，比西方的麻醉x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佗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神医，华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获得了渊博的医学和高超的医术。

6、凿壁偷光

西汉时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叫匡衡。他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读书，可是家里很穷，买不起蜡烛，一到晚上就没有办法看书，他常为此事发愁。这天晚上，匡衡无意中发现自家的墙壁似乎有一些亮光，他起床一看，原来是墙壁裂了缝，邻居家的烛火从裂缝处透了过来。

匡衡看后，立刻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一把凿子，将墙壁裂缝处凿出一个小孔。立刻，一道烛光射了过来，匡衡就着这道烛光，认真地看起书来。以后的每天晚上，匡衡都要靠着墙壁，借着邻居的烛光读书。由于他从小勤奋好学，后来匡衡成了一名知识渊博的经学家。

7、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着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 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 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 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 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 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8、囊萤映雪

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

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9、乘长风破万里浪

南朝时，宋国有个名将叫宗悫。他从小就有胆量，少年时就练了一身武艺，既有见识又勇敢。他哥哥宗泌结婚那天，半夜里，有十几个强盗趁贺客刚散之机，突然来打劫。宗悫毫不畏惧，挺身而起，击退了强盗。

有一次，他叔叔宗炳问他：“宗悫，你长大后准备怎么样？请说说你的志愿。”宗悫应声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他叔叔听了这句极有气魄的壮语，很是高兴，满意地赞许说：“好孩子，志向远大的人，正应如此！”

宗悫长大后，当过振武将军、豫州刺史、雍州刺史等官职，曾率军远征南方的林邑国，大获全胜，建立了一些功业。

他少年时所讲的“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有为少年的远大志向，成为激励人们立志奋进的不朽名言。

10、不为五斗米折腰

晋安帝义熙二年（公元406年），四十一岁的大诗人陶潜在彭泽县（今江西湖口县东）当知县，一个月领五斗米的官俸，腊月将尽的一天下午，陶潜办完公事，换上便衣，回到内衙翻看过去的诗作。突然，一名小吏从外面闯进来禀报：“九江李太守派督邮张大人来县巡察，请老爷赶快更衣迎接。”

“哪个张大人？为什么非要穿官服不可呢？”刚来彭泽县不到三个月的陶县令不解地问道。小吏解释说：“那督邮张大人是我县富豪，一向讲究排场，眼下又是李太守的亲信，在礼仪上要是稍有不周，恐怕对老爷的前程不利。”

生性耿介的陶潜本来已十分痛恨官场黑暗，想离开这个肮脏之地。现在听说这个督邮就是本县的富豪，靠精于吹牛拍马得到太守宠爱，竟然也成了自己的上司，还要叫自己去隆重迎接他。想到这些，陶潜不禁长叹一声，愤然说道：“我不能为五斗米的薪俸，去向一个低能无知的小儿弯腰行礼！”说罢，便取出知县的印信交给小吏，说；“你把它交给督邮转呈太守，就说我陶潜告病还乡，不当这个知县了。”然后收拾行装，昂然归隐而去。

在妻子的鼓励以及有责任服务社会的家族信念的指引下，米特·罗姆尼在46岁时决定跟随父亲的步伐投身政治。1994年，他向美国政界最有传奇性的名人之一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发起竞选挑战。

米特的父亲当时不以为然，劝说他等6个月后再参选。“我认为他应该更具知名度才行。”老罗姆尼说。但是说归说，时年87岁的老罗姆尼不可能置身事外，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给儿子打气。

竞选刚开始时，选情比较接近，但米特·罗姆尼最终还是输了。正像他今天参选总统被质疑一样，肯尼迪质疑他在贝恩工作期间提升了工作岗位的真实性。身为米特的父亲又兼竞选导师的老罗姆尼，于1995年7月2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1998年，他的母亲勒诺也在89岁高寿时过世。

竞选参议员失败后不久，罗姆尼受邀担任2002年冬季奥运会盐湖城组委会主席一职，当时组委会正受申办丑闻困扰。罗姆尼离开了在波士顿业务正火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上任冬奥会主席而不领一文薪水。当时身体欠佳的安，最近又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支持了罗姆尼的抉择。

正是这个职位，让罗姆尼广受注目。其间他削减预算、寻找新的赞助商，恢复了冬奥会的正面形象，被冠以“白色骑士”的绰号。

受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鼓舞，罗姆尼再次在马萨诸塞州参与竞选，这次如愿以偿成功当选该州的州长。他任职期间平衡预算、提高收费，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出了覆盖没有保险的医疗改革。

因为目光瞄准了更高的职位，罗姆尼只担任了一任州长。离任一个月后，他荣归故里。2007年2月13日在他出生地密歇根州亨利·福特博物馆宣布：寻求竞逐美国总统职位。

“我总是想象某天回到密歇根。”罗姆尼说。当时安和五个儿子及孙子们围在他身边。“……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归，但是我今天回来了。谢谢你，密歇根。”

演讲台上的罗姆尼，从容不迫、富有成就感以及政治家的风度，让他在克兰中学的同学斯图尔特·怀特颇不习惯，与年少时扮警察搞恶作剧的印象相差甚远。但是，演讲完之后，热情的罗姆尼在听众中看到怀特，高声地叫起他的名字，大笑着向他挥手。怀特回忆说：“这与我记忆里的他的样子很像。”

从这次演讲时间算起，罗姆尼踏上竞逐美国总统的征途迄今已有五年多。最终结局如何?今年11月选举日就将揭晓。

明代，安徽亳州有书生，名叫欧阳搏云，字苦书。本是出生在宦官之家，后因家境日下，渐渐败落，十分贫寒。但是，书生不甘命运的安排，更不愿寄人篱下，决心考取“功名”，光耀列祖，哪知连年落榜。有位好心肠的先生告诉他：“后生功底太差，还需读万卷书，方能感动天地之神。” 于是他终日抄书习文为止。可是家中贫寒，纸又太贵，只得将一篇篇文章抄写在墙壁上和门板上。一日他在室中感到闷倦，便来到后院散心。只见后院那株多年未开花的牡丹丛，花繁叶茂，感到惊喜，于是突然心血来潮，返回室内，取来笔砚，将文章抄写在牡丹花瓣上，以花代纸。那位好心的先生路过主这里看到此景，称此牡丹为“万卷书”。这也许感动了“花神”，翌年，欧阳搏云果真中了“举人”。

北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其母含辛茹苦，亲自教其识字。因家贫买不起纸，以芦荻划地成书。贫苦的生活令欧阳修磨练出刚强的个性，从不向恶势力低头。

一年，街上来了一个算卦者，鹤发童颜，望之有如神仙。其实那老者是一个退官的读书人，因看破世情，隐于市井，并精研出一套处世哲学，柔能克刚。

他见欧阳修天庭饱满，他日必成大器，但过于刚强，日后仕途恐有挫折。老者有意开导他，便说道：“看你的机灵模样，想必读书不少，能对句吗？”

欧阳修当然不会在乎，老者便道出上联：

齿刚唇柔，刚者不如柔者久，柔能克刚；

欧阳修年纪还小，一时不明老者之意，还以为老者讥笑于他，于是答道：眉先须后，先生何似后生长，后来居上。

老者点头称赞，但不禁心中暗叹。后来欧阳修果然大有作为，但由于数以直谏逆旨，屡遭贬谪，晚年锐气尽消。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卡当于1501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除了数学他也专注于收集、组织、研究、评论希腊和罗马的成果。

卡当有个不幸的童年，在40岁之前，他穷得一无所有。个性孤僻，、自负、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反省，并且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得冷漠无情。他为了逃避穷困、病痛、毁谤和不公平的待遇，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维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波隆纳和米兰行医并教受他人医术，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 1570年，因丢掷耶稣的天宫图，被视为异教徒，而被捕入狱。不过，令人称其奇的是，主教随即以占星术士来聘用他。

卡当的著作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占星学、物理学、医学以及关于道德方面的语录。借着辛勤的耕耘，他将古世纪、中世纪以及当代所能搜集到的数学知识，编成百科全书的形式。他更将自己珍爱、偏好的数论和代数理论，结合在一起。

1545年，他出版的著作《ArsMagra》（大术），在代数学上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书中首次出现使用符号的雏形，例如："3. quad . quad . p .29. quad . p .57 . aqualia36 . pos . p . 74."这相当于"3X4+29X2+57=36X+74"；他对三次及四次方程式提出了系统性的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卡当在代数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认真地引入了虚数，并接受虚数是方程式的根。虚数的出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虚数和原有的实数统称为复数系。根据代数基本定理，在复数系里任何多项式必有根，而且n次多项式恰有n个根，这就解决了根的存在性问题。要解出方程式的根，在复数系中，便可迎刃而解了。

除了在代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卡当在概率论这门学科上，也扮演了奠基的工作。例如在其《De Ludo Aleoe》（博奕论，1663年出版）一书中，他已经计算了投掷两颗或三颗骰子时，在可能方法里，有多少方法是得到某一点数，这可以说是，概率论发展的一个滥觞。

与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中国人赵丹阳愿意出211万美元，并于 2009年6月24日“正式吃成”。2010年巴菲特某顿午餐也拍卖出去了，有人愿意出168万美元。

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首次给出A+的成绩就被他的得意门生巴菲特摘得。不过，1951年，当巴菲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落魄了：为了毕业后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偶像，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不要薪水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结果，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是：当年犹太人被华尔街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巴菲特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

还好，巴菲特有一个混得不算太糟的老爸，他来到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

可是巴菲特嘴巴很笨，他只能怯生生地向自己最熟悉的人开口，他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喜欢的股票。要命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亏了钱。

而那些大客户们并不把他当回事。都是先从巴菲特那里得到股票推荐，再拿着这样的信息向更资深人士验证，并在其他经纪人那购买股票。

巴菲特开始憎恨这份工作，他要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工作少点儿依靠。他一直都喜欢做生意，于是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下一个加油站。

《巴菲特传》作者认为，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课。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来到奥马哈大学，听他讲授“投资学原理”的课程。一学一用，巴菲特的“演讲技巧”进步神速。

毕业后的3～4年间，巴菲特一直与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往来，还定期从奥马哈到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传》中记述道：“像他一样执著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巴菲特最终被聘用了，他激动万分，当即飞往纽约，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报到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两年后，巴菲特已经感觉导师的池子太小了，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到1956年春天，巴菲特不再为父亲或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倾尽全力。

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你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叫霍默·道奇的投资者，到西部度假时途经奥马哈，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向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从此，巴菲特第一份工作历程结束，事业真正起步。

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见星空清朗，便在草地上观察星星。

他一边仰头看着天空，一边慢慢地走着。不料前面有个深坑，积满了雨水，泰勒斯只顾看星星而忘了脚下，一脚踩空，人便像石头般掉了下去。待他明白过来，身子已经泡在水里了，水虽仅淹及胸部，离路面却有两三米，出不来上不去，只得高呼求救。

当路人救他出了水坑，泰勒斯抚摸着摔痛了的身体对那人说：“明天会下雨！”那人笑着摇摇头走了，将泰勒斯的预言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第二天，果真下了雨，人们为泰勒斯在气象学方面的知识如此丰富而惊叹。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泰勒斯对这种嘲笑只付之一笑，没有说什么。

两千年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听到了泰勒斯的这个故事。他想了想，说了一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代表人物：张艺谋

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

他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张艺谋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张艺谋说：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无疑他是优秀的。

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新的人生命运再次开始。

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了他身上。

与张艺谋同期的另一个"人物"，是郑渊洁。

说到拒绝高考，他应该算得上韩寒的前辈。

据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已思维太发散完全不能适应考试而坚决不参加高考，而后又因为赌气说不参加高考也要混出点样子来给抛弃他的女朋友看，就开始了写作。

郑渊洁与张艺谋现在都是功成名就的人，很难说两人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不过张艺谋拍出红高梁的时候正是我只识看郑渊洁的年纪，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投郑渊洁一票。

而且，郑渊洁这件事是真挺有意思：

他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经历过高考，而是在老爸编织的童话故事里成长了。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70年代——代表人物：高晓松

"高考前本来我是被推荐去浙江大学的，我特别想去，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多好呀。开始我爸妈不知道，后来看我整天不看书才知道，我父母都是清华毕业的，我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上清华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退学的原因，我太想去远方了。后来他们让我选，如果要民主就去上浙大，但是学费自理，如果听他们的话就必须上清华，他们供我读到博士后也没问题。"……

"我们那会儿心理压力倒不大，家里都好几个孩子，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倾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上了清华，家里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辆自行车也没奖励我。唯一高兴的是拿分那天我们老师告诉我，我一向学得最烂的化学居然考了北京市最高分。"

这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虽然最近看起来似乎在韩寒处栽了个小跟头，但并不妨碍他在东方卫视"好男儿"的评委席上侃侃而谈。

在看了他的高考经历后，我想，嗯，太顺的人多摔几下才是好的。

80年代——代表人物：韩寒

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