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经典20篇

孩子是未来，既属于父母期望的未来，也属于社会期望的未来。父母往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并不就是父母的一切，父母心中还应有事业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所有，父母要关心；但孩子的所有，父母未必都要在意。尤其是父母并不认同的孩子的那一些，父母应留出心底里的一角，求同存异吧！有道是：“理解了干，不理解的看，但不要顶着干。”我想，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处事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缘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教儿子读唐诗，教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甚至于八卦……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杨振宁进行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请专人教儿子谈《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象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杨武之留学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给祖国科学事业出谋划策，他是祖国忠实的儿子。杨振宁常谈起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和生活，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一次青年电视公开课上，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19xx年，十六岁的王健林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部队正在积极开展野营训练。战士们每个人背一个粮袋、背包，就拉出去训练，负重至少也有二十来斤。野营训练的环境很恶劣，积雪很厚，没过了膝盖，野外宿营，什么也没有，需要自己挖个雪洞，钻进去过一晚上。每天平均要走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如果你受不了了，可以坐后面的收容车，但这意味着你当年的五好战士就评不上了。

天气寒冷，加上每天的训练强度很大，战士们的饭量大增，而粮食供应却没有增加，大家普遍都吃不饱。当时的老班长看见王健林岁数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好心告诉他说：“小王，我给你说个事，首先你要承诺保密，我教你吃饱饭的招。”王健林连忙说一定保密。当时，部队吃饭用的是搪瓷缸，老班长告诉他说：“你呀，上去先盛半缸，等吃完这半缸，你再上去盛一缸满的，这样你就能吃饱了。千万别傻傻地先去盛一满缸，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上去先盛满，等吃完了再来，就没第二次了。”王健林就靠着老班长教他的这招，在野营训练中吃饱了饭。

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王健林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深刻体会到：做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勤于思考、懂得取舍，把眼光放长远，才能有所为。

家风，就是家庭的信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则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颜氏家训》与《傅雷家书》并称我国“四大家教范本”。除此之外，许多历史名人的家风家训，也令人称道。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下26条家训传给后人，告诫后代：“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意思是说，当官不如务农，一辈子不做官也不要紧。自己耕种，衣食无忧，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切记，千万不要为了生存而去做坏事。除了这条家训外，他还殷切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注重道德层面的修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错必改，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勤俭持家，俭朴生活。胸怀宽广，心系苍生。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意思是，节俭能使家庭兴旺，勤快会使身体强健。既勤劳又节俭，人生才能高枕无忧。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意思是，为官应当清廉，当为民请命，不是为了发财。子孙全靠自己，何须我来帮衬。所以，我绝对不留一文钱给后人。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家教很严，对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了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像我一样正直、果敢，那我留钱做什么？贤良的人拥有了大量钱财，就会玩物丧志，失去了远大志向。如果子孙不如我，那我留钱做什么？愚蠢的人手中有了钱，不仅不思进取，还会去做坏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爱。传说73岁时，病危的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父命难违，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可他从未做过馒头，请教了邻家大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好了馒头，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谁知父亲早已断气。案头上有张信笺，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他的这句话，激励着当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志士，努力奋斗,坚持不懈，走向成功,不辱门风。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至今日，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成为许多有志之士为人处世的标准。

可见，好的家训家风，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他在人生的大海上不仅不会迷失，还会走得更远。

一天夜里，窃贼把摩拉·纳斯鲁丁的驴从厩棚里偷走了。第二天早晨，摩拉发现自己的驴子丢失的时候，四处寻找，并问邻居们看到没有。

邻居们了解事情的原委后，纷纷责备摩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敞着厩棚的门呢?”

另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一直睁着眼睛，让窃贼不敢偷走它呢?”

第三个人说：“你睡得仿佛一根木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听到厩棚的声响然后捉住窃贼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摩拉义愤填膺地说：“好吧，你们全了解。如你们所言，都是我的错，而窃贼完全无辜!”

不用责备的雨点敲击受害者的心，这是为人该有的良知、慈悲心和文明底线。

法兰西革命和各个政党的领袖，如巴那斯、丹东、卡诺、比约、瓦伦，曾经联合起来向一个人祀典。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极力推崇这个人，说他是革命的导师，并下令将他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美国议会大厅里，这个人的半身像，面对着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德国哲学家康德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他“使我双目重光”。德国狂飙运动时期的一切天才，由它的先驱莱新，经由赫德，而至于歌德和席勒，都是这个人的崇拜者。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少年的时候，颈项间悬饰一块带有这个人肖像的纪念章。

是谁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么多伟大人物的神经?这个人就是法国大思想家、文学家卢梭。

让·雅克·卢梭公元1712年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父亲是一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由于生活困苦，卢梭很小就去当了仆人，以后又当过学徒、杂役、雕刻匠、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过着漂泊四方的生活。他曾与贵妇人有过几起罗曼趣事，其中包括与泰雷兹·勒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没有结婚，却有5个孩子，但卢梭把这5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

1750年卢梭在30岁时一举成名。那是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和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一代名人。随后他又写出了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包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埃罗伊兹的故事》，《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信奉天赋人权学说，认为处于最初自然状态时的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天赋的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最终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卢梭认为政治社会的合法基础是社会契约。人们根据社会契约把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委托给社会，把个人意志统一为公意，而公意就是法律。人们订立社会契约，也有权废除社会契约。如果暴君无视公意的存在，任意处置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就有权废除他，重新确立新的契约。卢梭还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对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痛恨，但又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他谴责教会的黑暗和虚伪，但又反对无神论，主张自然神论。

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更被当作“革命圣经”被人们广为阅读。无怪乎拿破仑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卢梭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对他本人来说，他一生得到的荣誉少，迫害多。他的书在他在世时被多次焚烧，他也被迫流亡国外，长期过着隐居漂泊的生活。58岁时，卢梭被允许回到了法国，但几年后又不幸遭遇了车祸。1778年，一代巨人卢梭死去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卢梭的交往中，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几个作家是卢梭的朋友，其中包括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指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成了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终身提倡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62年起，卢梭由于写政论文章，与当局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的一些同事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过。他一生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有这样一个人，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家里很穷，乳名叫“驴娃儿”，从小哪都没去过，10岁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每天要做的就是帮助父亲撒肥、锄地、浇水、养猪、放羊、割草、捡柴禾。虽然父亲一字不识，但他有一名贤明的母亲，母亲坚持让他上完了高小，但村里没有初中，母亲绞尽脑汁打算让驴娃儿的三姐领他来到北京的大姐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二姐的帮助下去香港读书。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且妒娃儿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做他的左右手，所以不愿放儿子走。但驴娃儿的母亲有更高的见识和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当年是1951年，空里太穷了，仅剩了一点粮食，母亲给驴娃儿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然后从未出过远门的驴娃儿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香港。

12岁的小驴娃儿到了香港，尽力克服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困难，读书也很刻苦，但他强烈思念在河南家乡的父母，母亲瞒着生活的艰辛和驴娃儿父亲患病的消息，来信劝慰驴娃儿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驴娃儿在刻苦攻读之下，1957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年19岁的他赴美国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美国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当年的驴娃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这个驴娃儿大名为崔琦，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1959年大跃进期间崔琦的父亲去世，母亲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之后9年，母亲依然独自忍受艰难，61岁高龄时还在茅草庵，都没有对儿说个“不”字，直至在艰难生活中寂寞离世。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去美国彩访了崔琦。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当时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当年的驴娃儿崔琦却说，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宁愿为父母抛弃现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也许父母就不会那么艰难……一席话，崔琦留下了热泪，杨澜和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影师也泪流满面。

孝心无价。崔琦甘为父母弃荣华，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也更加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为已。

最近，妈妈教我看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这篇文章。文章中讲述了李嘉诚出生于一和穷人家族，当时，为了躲避战争他们只好来到香港。李嘉诚苦苦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才有人收他当茶馆的伙计。他踏踏实实的工作，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成为了一家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有自己用积蓄7000美元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不久便有人来和李嘉诚合作，而且要求李嘉诚必须要找一位有钱的人为他担保，李嘉诚求遍了所有他认识的人，就是没有人肯为他担保。李嘉诚没有欺骗对方，诚实的告诉了这位外商，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并没有有钱人愿意为他担保。这位外商被他的诚实所打动，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李嘉诚合作。从那以后多有人都知道李嘉诚是个可信的人，都和他做生意，他在30岁时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

我认为，李嘉诚能够成为华人首富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尊贵而是靠他自己的诚实感动了所有人，让人们觉得他可信，都来和他做生意。在想想我们，每天都被一些谎言所迷茫，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没有真实的自我。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够找到真实的自我，向李嘉诚一样，让人们相信你，这样，你才能成功！！！！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张旭是一位草书大家。他十分爱喝酒，经常喝得酩(mǐng)酊(dǐng)大醉，并呼喊着奔跑，然后他才拿起笔来作书。他所书写出来的作品都是狂草。有时他还发疯般地用头蘸墨写字，清醒以后，他反复观赏自己书写的作品，世人称他为“张颠”。张旭真草兼擅，他的书法为时人所喜爱。

有一年，他被派到常熟当县尉。上任后十多天，有一个老人拿着状纸来告状。张旭了解案情后，作了判决，老人走了。过了几天，老人又来了，张旭生气地问老人：“你怎样能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再来麻烦我呢?”老人说：“其实，我不是来告状的。因为看到你写的字是那样美妙，想收藏它作为珍品!”张旭听了，觉得不寻常，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十分喜爱书法，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张旭请老人拿来作品观看，的确是天下难得的佳作。于是，他反复学习、研究，从中明白了许多书法的奥妙。

囊萤映雪“囊萤映雪”这则成语的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车胤（yin）传》，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多余的钱买灯油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起，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么明亮，但可勉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后来终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同朝代的孙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非常可惜。“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透进一丝光亮。原来，那是大雪映出来的，可以利用它来看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也当了高官。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我了解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与书画家等等，最让我难忘的是牛顿，他是一位英国人，1643年出生，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从小就是一位爱思考、做事认真的人。

有一次，牛顿请朋友到家里吃饭，可是当牛顿把饭菜摆放好时，朋友还没有来，于是牛顿心想，他们还没有来，我去做做实验吧。他飞快的跑到实验室，开始工作。过了一会，他的朋友到齐了，朋友也不忍心打扰他，便自己吃起来，饭菜全吃光了，可是牛顿还没有出来，朋友只好离去。到了晚上，牛顿的实验做完了，肚子也咕咕叫起来，牛顿走到桌前，看到被吃过的骨头，拍拍头说：“原来我已经吃过呀!”他早把和朋友吃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读完这个故事，我觉得我要向牛顿学习，学习他那珍惜时间的精神，更要学习他做事的专心。更能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认真，当我平时随便写一下作业，随便看看书，这都不叫认真，真正的认真是为了一件事而努力去做，做到最好，任何外界事情也干扰不了。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更要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专心，这样才能学到真正学到知识，将来才能有所成就，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卫.贝克汉姆是英格兰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但在大卫.贝克汉姆他小时候，却想做一名越野跑车队的选手。贝克汉姆的家人，倒是十分支持，全家人省吃俭用，给他交清了所有的费用。

贝克汉姆加入车队后不久，就迎来了一次机遇，著名的Essex越野跑大赛将在四个月后拉开序幕。但是遗憾的是，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错过了报名的时间。尽管如此，车队的老板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借这个机会把车队的名气打出去。接下来，老板买了很多礼物，去拜访大赛的组织者亨特里先生。

结果，老板提着礼物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只是他仍然不死心，又派几个得力的助手去拜访，依然是无功而返。

在车队的内部会议上，不少选手沮丧地说：“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与Essex越野跑大赛失之交臂。”

这时，年少的贝克汉姆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去试试吧，我自己相信我能拿到这个名额。”老板望着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有点嗤之以鼻地说：“凭你?连我去都被无情地拒绝了，你确信你能说服他，可是你凭什么呢?”

贝克汉姆拍拍胸脯说：“我自己敢立下军令状，不过我要是能顺利拿到的话，我希望我能代表车队出战。”见贝克汉姆如此自信，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他。

拿着老板给的地址，贝克汉姆顺利找到了亨特里的别墅，却被保姆拦在了门外。“你好。”贝克汉姆客气地拿出车队的名片说，“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想和他聊聊赛车。”几分钟后，保姆走了出来说：“对不起，先生说，你们已经来过几次了，没有必要再联系了。”贝克汉姆依然微笑着说：“没关系的，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第二天晚上，贝克汉姆早早来到了亨特里的别墅前，他选择在八点的时候准时敲门，依然是保姆接待的。贝克汉姆微笑着说：“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想和他聊聊赛车。”保姆不忍心拂他好意，进去汇报了，片刻后，保姆出来说：“孩子，你还是走吧。先生不愿意见你。”贝克汉姆信心百倍地说：“我明天还是会再来的。”

此后的三个月内，贝克汉姆天天都过来，周末的时候，贝克汉姆还坚持一天过来拜见两次，尽管他一次都没见到亨特里先生。

但贝克汉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下雨的晚上，他再一次过来了。依然是保姆开的门，保姆说：“孩子，我给你算过了，加上这次，你已经来过整整一百次了。我们先生正在看球。他应该不会见你。”当知道亨特里还是名铁杆球迷时，贝克汉姆的眼睛顿时一亮，他走到大厅里说：“亨特里先生，我今天不跟你谈车，我们谈谈足球吧。”当听到亨特里房间里的电视声音弱了很多时，贝克汉姆开始大谈英格兰足球现今的局势和自己的雄心壮志。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亨特里走了出来，“你是个对足球有深刻见解的人，对于这么执著的人，我相信你的未来是一片璀璨。所以，我愿意与你谈谈这次比赛的细节。”接下来，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两个小时，谈妥了贝克汉姆车队参加Essex越野跑大赛的所有细节。

一个月后，Essex越野跑大赛如期进行，凭着出色的表现，贝克汉姆摘得了Essex越野跑大赛的冠军。多年后，贝克汉姆转战足球，因为坚持不懈，他的足球事业同样风生水起，他苦练出来的任意球和长传技术，也成了赛场上屡战屡胜的法宝。每一次去和球迷见面，都有不少球迷问他成功的秘诀，贝克汉姆总是语重心长地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比坚持更厉害的武器了，我要送给你们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人生的总结：一次挫折是失败，一百次挫折便是成功。”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选贤任能一定要坚持正直原则。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变了齐国的落后面貌，富国强兵，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由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怎样选拔人才，齐桓公并没有不十分明确标准。

管仲选才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事都不是轻松！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养马人回答说：“以前我也养过马，依我看，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备用的木料往往有弯的也有直的。如果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很重要，下第一根桩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如果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弯曲的木料之后紧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料，那些笔直的木料就难以派上用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其实，选拔人才同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在起初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今后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听了管仲的这一番高论，齐桓公深为佩服，确定了以正直作为国家选拔贤才的标准，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