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发言材料汇编19篇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具体表现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好人”本来众心向往之，但“好人主义”却不是个好东西。这既是某些地方流行“为官不为”的重要风气来源，更是某些官场风行明潜规则的“哲学基础”。习近平同志把“治理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作为“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警醒全党“十分注意”。就在近日网上热传的总书记“十句硬话”中，就有着他对“好人主义”的一语中的——“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不知何年何月起，“一把手”成了部门主官的代名词，成为一言九鼎的关键词。应当说，一个干部能够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并非易事。党要培养一个部门一把手，需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全面考察，可谓精挑细选，用心良苦。作为关键岗位关键人，绝大多数一把手，都能不负重托，忠实履职。

但一把手不好当，有的人并不见得清楚。就说一把手的“手”，非比寻常，一旦出手，便在阳光下照，在火堆上烤，众目睽睽之下，街区田坎之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党纪不能违，民心不可欺。所以说，一把手的手，伸缩之中，收放之际，动静之间，有学问，有节操，有规矩，有约束。

现实中，有的一把手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大事不松手，小事不放手，正如有的同志批评的，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决策中不讲民主一言堂，花钱上大手大脚一支笔，用人上任人唯亲一哆嗦，最后狂妄自大，违纪违法。

有的一把手高估自己，志大才疏，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执行力弱，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干不出啥名堂，遇到困难袖手旁观，遇到责任置身事外，成为不接地气、不察民情、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

有的一把手手眼神通，上下其手，置党纪国法于脑后，丧德失节，纵欲奢靡，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胡作非为，把家里搞得盘满钵满，把小团伙搞得肥头大耳，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把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孰不知，正如陈毅同志所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首先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上。一是不讲原则、不敢批评。有的地方、有些单位，不正之风“风起云涌”，但是那里的“一把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凭风气越刮越烈。二是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然而有些领导同志，却奉行改革面前的“好人主义”。总之，他们决不冒“得罪人”的风险，决不愿背任何“骂名”，就要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太平官”，尤其当一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好官”。

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不但使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批评与自我批评”荡然无存，而且上行下效，形成了庸俗的官风和林林总总的潜规则。比如说，班子内“一团和气”，出了事儿回避掩盖，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同僚，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又比如说，同志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再比如说，上下级讲究“和谐”，下级有问题，“上面”包着、护着，下级则对“老板”随声附和、奉承捧场。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八面玲珑、当面讨好的“好人”，往往心中有着一把算盘。比如说追求“群众关系好”的“美誉”，“好人”往往得票多、争议少、“大家没什么意见”，又比如说某些上级考“官”，讲的是“稳重、稳健、稳妥”，而“好人”们治下，往往班子“没矛盾”，下属“没意见”，群众也摆得平。纵然“无为”，但也没有“麻烦”，不出“乱子”不捅“娄子”，他们常常成为干部队伍中的普遍“示范”，“教育”了更多的官员，使其顿悟“上”与“下”的“秘诀”。

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干事创业，关键是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所以，管住一把手，管住一把手的手，尤为必要。

这应是一双清贫的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如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的那样：“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应是一双干净的手，滴油不沾，纤尘不染。可以有泥土芬芳，可以有粗糙老茧，决不可有铜臭味，不可生奢靡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的要求，就是这双手的戒尺。

这应是一双干事的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无论官大官小，无论在哪里任职，都要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干成事。自古至今，青史留名的都是清廉的官、干事的官。

对于一把手来说，倘能在离任时，在退休时，在和干部群众挥手告别时，不因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后悔，不因决策失误、被老百姓戳脊梁骨骂而懊恼，不因贪腐、经受牢狱之灾而痛苦，扪心自问党是放心的，群众是满意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说，这一任没有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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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指示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推进中央第三巡视组对辽宁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主持会议。

会议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进行，各位省委常委和省人大、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分别联系各自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讲认识、谈体会，深刻剖析“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带来的严重危害，对整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深化了认识、明确了措施。

会议指出，“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违反党章党规、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是政治生态恶化的重要“污染源”，危害巨大、影响恶劣。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向党中央看齐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的现实需要;是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迫切需要;是铲除腐败根源，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深入的重要举措;是营造良好干事创业环境，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的重要政治保证。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严肃认真对待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不遮掩、不回避、不推诿，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深刻反思、深入剖析，认清其恶劣性质和严重危害，坚决肃清其消极影响，净化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会议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铁的纪律抵御和铲除滋生“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的土壤和环境。一是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二是要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四个服从”，坚持集体领导科学决策，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要始终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从严从实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以王珉、苏宏章、王阳、陈铁新等反面典型为镜鉴，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查摆剖析，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是要始终坚持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锤炼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五是要始终抓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以上率下、以上促下，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会议强调，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战胜腐朽的“圈子文化”，切实解决拉帮结派问题。把学党章党规抓严抓实，立明规矩破潜规则，真正唤起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意识、党的意识、宗旨意识、纪律意识。把学系列讲话抓严抓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掌握肃清“圈子文化”、解决拉帮结派问题的思想武器。把践行“四讲四有”抓紧抓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新时期合格党员。

会议要求，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落实“忠诚干净担当”“三严三实”和“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要求，从严选拔和管理监督干部，确保省市县党委换届风清气正。坚持“从严”和“认真”，敢于作为、敢于担当、敢于较真碰硬，对于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方面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处理、及时纠正，筑牢干部管理监督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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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从思想理论上划清是非界限。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过去“左”的一套了，不要动不动就批评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固然，上纲上线大批判和无情斗争的“左”的那一套必须摒弃，但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必须发扬。把开展批评、揭露和纠正缺点与错误视为“左”的一套，以“做人要与人为善”、“对人要宽容”为由奉行好人主义，都是不对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为人处事首先要讲党性原则，与人为善不是一味地讲好话讨好人，更重要的是要善意地批评帮助人。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不闻不问，是对同志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对那些严重违纪违规的言行讲宽容，实际上起着掩护和放任这些错误的消极作用，为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滋生蔓延开了方便之门。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一种失职渎职行为。事实上，怕得罪不守规矩的少数人，就得罪了遵规守纪的多数人;不揭露和纠正不正之风，就伤害了正直廉洁的同志。一身正气、敢抓敢管的干部，绝大多数群众是拥护的，“选票”也丢不了多少。有的同志认为，维护班子团结非常重要，不要因为批评人伤了和气。确实，维护班子团结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是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但班子团结应当是在坚强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不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一团和气。那种没有积极思想交锋、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没有是非曲直的班子，表面上的团结往往是不牢靠的，也是难以持久的。有的同志认为，批评人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是多表扬多鼓励为好。这个话没有错，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以此为托词，过分“讲究”方式方法，结果批评人像表扬人，根本起不到批评的作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时候原则都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原则是非要清楚，好恶态度要鲜明。领导工作要以调动积极因素为主，但克服消极因素的工作也要抓。共产党人要讲究领导方法，但不能做没有原则是非的“好好先生”。

反对好人主义，要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克服个人主义。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是把个人名利得失摆在党性原则之上的价值选择。精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人、四面讨好的人，往往也是功利私心比较重的人。为什么要无原则地逢迎讨好，净捡好听的说?无非是想在领导和同志中落个好印象、得个好人缘，对自己有好处。为什么对缺点错误不敢批评纠正，对不正之风和违规违纪问题不愿揭露查处?无非是怕得罪人，担心会丢选票，影响个人进步。虽然在具体人和事的处理中，可能还有担心得罪了关键人物，会影响单位集体利益、班子团结等多种考虑，但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原则，奉行好人主义，都能从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上找到原因。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坚持按党性原则和政策法纪办事，好人主义就不会有市场。如果把自己的人缘、选票看得比党和人民的利益还重，就谈不上讲党性讲原则。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真正做到党的事业重如山，个人名利淡如水，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当老好人。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要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严肃党规党纪。一些单位好人主义盛行，与党内生活制度不健全、党内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有关。有的单位党委民主生活会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评功摆好会，征求意见成了征求赞扬，批评意见没有了，连“希望”和“建议”也不提了。对一些班子成员违规违纪或明显不妥的事，顶多私下嘀咕几句，很少有人在会上严肃认真地当面批评指正。在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环境中，谁要坚持原则，谁就会被认为“死板”、“不好处”;谁当“好好先生”，谁就“吃得开”。因此，反对好人主义，必须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党内民主生活会要把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重要内容，鼓励和支持大家讲真话、讲心里话。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纠正，使好人主义在党内失去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反对好人主义，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些领导同志不愿得罪人的重要原因是怕“丢选票”。应当承认，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实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情况下，确有一些敢于揭露和纠正问题的人吃了亏，而一些有“好人缘”的人得了便宜。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时，要注意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结果，既注重群众公论，又不简单地搞“以票取人”。要认真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注重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特别要注意保护和重用那些敢抓敢管、勇于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的干部，不让坚持党性原则的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占便宜。

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切实负起责任。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从善如流，而不能听到奉承话就开心，听到不同意见就不高兴，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弹”。要带头坚持党性原则，不怕得罪人、不怕丢选票，不当“和事佬”，不搞无原则的迁就照顾。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以自身的模范行为带动和影响他人，作好表率。

圈子文化并非当下独有的现象，而是一种传统恶习。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依托圈子而发迹的。近年来查获的一些腐败大案，最终导致一些地方、行业和领域呈现出塌方式腐败，亦是圈子文化的典型性表现。圈子文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其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随着其体格和容量的增加，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日益严重。

官场如此，社会生活同样难以免俗。“融入圈子”便成了很多人求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些人投机取巧不遗余力的动力。在圈子内则可实现资源共享，而被排斥在圈子外则会一事无成，处处碰壁。正是这种“圈子化生存”状态，使得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规则被颠覆、社会公平被戕害、社会正义遭沦陷。“融入圈子”这种普遍性的社会认同与追随，才是当前最大的社会病灶所在，也是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圈子文化的泛滥成灾与根深蒂固，从根本上讲，还是社会治理失序所致。当道德滑落、法治不彰、显规则不显，而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之时，那么圈子文化就会有肥沃的生存土壤。道理很简单，若一个人不停地奋斗，却不断地失败，其就会迷茫、彷徨、悲观和愤怒。而当其融入圈子后，却可享受到圈子带来的极大便利，比如在职场上，有无数的捷径可走、有巨额的暴利可得。如此，自然会对“融入圈子”趋之若鹜。反之，若是纲常有序、制度有力和法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能得到实现，个体的努力能获得应有的回报，一切潜规则没有了市场，圈子不以为利而反受其害，谁又会去刻意建立或融入一个圈子呢?

事实上，圈子文化，表面上以官场为承载主体和表现形式，其实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成为一种社会性共识。因而，破除圈子文化要立足对权力进行约束，以减少权力腐败和干预，对权利公平与秩序正义所带来的影响。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都受到约束而不能任意支配和滥用;另一方面，则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个人都有监督权力的机会。而要织好权力笼子，让其从根本上发挥作用，除了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对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行为进行惩治外，还应大力实施和推行社会法治，让法治为维护社会规则与秩序兜底，只有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圈子文化才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公开的资料显示他与多名新近落马的高官均有交集且“交往密切”。比如去年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半年前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石油系“大老虎”蒋洁敏等等。身处一个横跨多个部门、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网，让冀文林的落马具备了某种典型性。

已故学者费孝通曾提出著名的“水波纹”理论，即在社会中会有一些人“以己为中心别亲疏”构建特权文化圈，官场同样存在这样的文化圈，且由来已久，危害甚巨。譬如，时下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热衷于琢磨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某某搞搞关系等等，这种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隐患无穷。它一方面助长了干部间的江湖气，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危害到党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也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着，从而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大大增加了出问题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高官一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因所在。陈良宇案、郑筱萸案、刘志军案、蒋洁敏案，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会牵出一大批干部，有的案件间接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有的甚至直接导致纵向系统的大换血。而每一次腐败窝案的东窗事发，都是对我们的一次严厉提醒。

反腐肃贪既要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灭细菌，也要在实践中反思问题、寻找规律。冀文林案最大的反思价值，就在于它直观地把“圈子文化”的危害公之于世，震撼人心。这提醒我们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把打击圈子文化、小团体利益、宗派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绝不能让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横亘于党内，壮小团体利益的胆，挤压正常的政治文明秩序，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同志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郑重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圈子文化”危害性的时候了。网罗人脉、编制阡陌交错的关系网，绝非所谓的行政能力，交换资源、互相垫步也不是“立身之道”。相反，这样做背离组织原则，极易陷入圈子文化的巨大漩涡中，离党和人民渐远，离身败名裂渐近。

当然，我们反对“圈子文化”、帮派主义、小团体利益，并不是反对正常的同志交往。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能与他人在工作经历、地理渊源上有交集，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真挚朋友。但交朋结友务须胸怀公心、不偏不私、坦荡光明，以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思想上的肝胆相照、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作风上的互相监督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交到诤友、良友，也才能确保自身平安。

自建党以来，“小圈子”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叫法，比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权力小圈子、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等等。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建国之初，邓小平就强调了小圈子的危害性。1950年6月6日，他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讲话中指出，“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

邓小平认为，与小圈子的斗争是经常性的。1956年9月16日，他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沈友军认为，“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完全与党的宗旨意识相悖，须用制度坚决破除。

官官勾结、权权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人民日报) “朋党之争”是唐朝末年，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此后，此起彼伏，两个小圈子之间从未中断，直至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为此，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以史为鉴，笔者以为，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

“小圈子”以权力、利益为核心，以关系网为纽带，利益与关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渐进化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最终导致权力变味，党纪国法失尊，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被破坏贻尽。而“小圈子”也不是一个法外之地，进入其中短期之内可能名利双收，飞黄腾达，但一朝大树倾倒，就将集体沦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下，也导致了许多腐败窝案，如茂名腐败窝案，山西吕梁窝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 和党内帮派的牺牲品。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讲话中提到，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而现实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是为政大忌。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永远明白，真正的“护身符”，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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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纵观十八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总书记的讲话可谓直指症疾，语重心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全党同志高度重视和警惕。

我们党历来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拉拉扯扯、另立山头。延安整风时期，就把反对宗派主义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对于不同认识，应当通过学习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思想，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也允许个人保留意见，但在行动上不得另搞一套。从历史上看，张国焘、王明、“四人帮”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像周永康、徐才厚、刘志军等，背后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圈子”，但这些人也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党有统一的理论基础，统一的组织原则，统一的铁的纪律，统一的奋斗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全党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实现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必需的，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就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而是一片噪音。我们党90多年的奋斗历史证明，“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小圈子”古已有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他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我们所指的“小圈子”就是某些以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保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乃至阴谋篡党夺权的团团伙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教训应当记取。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他们的目的和手段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领导干部企图利用“小兄弟”给予支持，“小兄弟”则依靠领导干部给予提携、照顾。他们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乐、利益输送、贪污受贿，支持亲信、排斥异己，徇私枉法、胡作非为。有的“小圈子”以亲朋故旧、同乡、同学、同事为主体，结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气相求，相拜结盟，称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红帮的称谓;有的崇洋媚外，向党抹黑;有的与宗教甚至邪教相勾连，讲究风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盘根错节，难分难解。各种“小圈子”都是背离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他们是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危害甚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清除。

坚定理想信念，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理想信念是我们思想的基石，只有理想信念坚定，脚跟才能站得稳，身板才能挺得直，眼睛才能看得清，浑身才能有力量。实践证明，现在有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不是一心向着大目标，而是两眼向钱看，党员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主动寻找依附于各种“小圈子”。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大的滑坡，理想信念的丧失就是政治生命的完结。一个共产党员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我们有千条万条理由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没有一条理由搞“小圈子”。热衷于搞“小圈子”的人一定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应当悬崖勒马，我们党也应当提高警惕，向他们大喝一声，促使他们幡然醒悟。

坚定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尤其要深入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前后继承、创新发展的过程，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有些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认识不足，要切记几代党的领导人指出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要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抵御敌对势力进行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有些“小圈子”背后就有他们的影子。

要牢记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苏东剧变有很多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开始，搞全民党、全民国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一夜之间一个世界大党大国销声匿迹。我们要对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否定新中国历史的毫无根据的欺骗和捏造，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以正视听。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

“小圈子”文化是与党的宗旨完全背离的，杜绝“小圈子”必须有“治本之道”，这个“本”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毛主席入党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他在闽西赣南苏区时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利益讲得非常深刻具体，并且提出了社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唯物史观。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只用了22年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划时代的变化，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又用了27年时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初步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我们今天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毛主席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完全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行动指针，群众需要什么，就带领群众干什么。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清醒剂”和“照妖镜”，那些想搞“小圈子”的人真应该经常拿出来“照一照”，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违背了党的宗旨。

现在有的党员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的在工作上强迫命令，欺压群众，这是必须纠正的。忘记群众就是忘本，要牢牢记住群众“是重生亲父母，我们是斗争好儿郎。”要巩固发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转变作风，有事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党委领导方法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特别是在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下，更要把民主集中制建设好、执行好，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是实行正确领导、防止和纠正错误的法宝，也是抵制“小圈子”的锐利武器。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自觉执行“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只有坚持“四个服从”，才能保证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坚持“四个服从”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图领导满意而侵犯群众利益。现在有些干部为取悦上级满意，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甚至违法乱纪，欺压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委工作制度，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党委分工负责制。书记要当好“班长”，要主动负责，搞好协调、检查、指导。班长“只是一个比方”，不能个人说了算。要处理好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不能搞“一言堂”，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委员意见，形成集体的智慧和工作合力。

要严格党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克服好人主义、折中主义，真正做到对同志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对那些搞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的人，要及时提醒，不迁就，不留情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

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也是透过一些“小圈子”暴露出的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公道正派，选贤任能。“纵观千古存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这是《东周列国志》结尾诗中的诗句，讲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借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五条要求：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个方面是统一的整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按照五项要求培养、选拔、使用干部就是在新时期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路线。五项要求中，信念坚定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性问题，应予以特别注意。近几年，培养选拔管理干部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容回避，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地方部门对讲政治重视不够，致使某些贪腐分子“带病提拔”，走上了领导岗位。要改进干部考察工作，防止那些信念动摇、心术不正的干部混入领导岗位。

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用干部只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而不能降格以求，特别是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能搞亲亲疏疏，不能个人说了算，更不能搞“小圈子”。对违反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应当依纪从严惩处。同时，还要大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这是事业上的需要，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要选好、管好、用好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打铁先得自身硬”，选干部的干部首先要过硬，要切实加强他们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自身的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严格党的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

现在我们党是一个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队伍壮大了是一件好事，但也给党员教育管理带来困难。有的党员入党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斗争，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是企图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声望谋取个人私利，追求的是个人名位、权利、财富，这也为一些“小圈子”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小圈子”和不正之风是党的腐蚀剂，必须拿起党纪这把利剑，坚决彻底地清除。纪律是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团结、保持行动一致、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党的纪律是统一的铁的纪律，所谓统一的纪律就是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一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党龄长短一视同仁，都必须服从统一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等各方面的纪律，没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谁违反了就处理谁，不能迁就照顾;所谓铁的纪律就是执纪要严，我们的纪律是钢性的，不是弹性的，不是“橡皮筋”，更不是“豆腐渣”，要克服一些地方部门执纪中失之于宽、散、软等问题。执行纪律不能怕得罪人，不能只栽花不栽刺，不能见了矛盾绕道走，要知难而上，铁面无私;不能怕别人说三道四，说得对的要听，说得不对的可以保留意见。只要纪律加强起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不正之风一定会逐步得到完全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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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切实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必须时刻牢记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政治自觉，认真践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明纪律和规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切实把好“四关”，不断取得学习实践新成效。

高度重视学习、善于进行学习、善于深入思考、善于有效作为，是党员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是终身的必修课。只有自觉加强学习，才能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以严明的纪律保障各项工作落实。要把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与自身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在学习中牢固把好 “信念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时刻站在党的立尝站在党性高度上分析和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加强三观改造，确保思想不滑坡。清醒懂得“权力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决不能把公权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做守纪律的明白人，树牢理想信念关。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唯有心中有党、真心向党、对党忠诚，方能担得起“合格党员”称号。

牢固把好“情怀关”。以学促干，将学习与精准脱贫、小城镇建设、危房改造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上下齐心，共建秀美、幸福、诚信、和谐家园，率先建成小康社会。通过学习领会，不断思群众之所思、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的问题解决好，用真情真心对待群众，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牢固把好 “担当关”。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聚集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正能量。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激情和干劲，珍惜组织赋予自己的干事创业的平台，切实增强夯实基层、推动发展、后发赶超的责任使命，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干事创业冲在前，艰苦困难不皱眉。用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激情创业、团结奋进，心里装着党与人民事业，眼里只有祖国与群众利益，才保得装时代先锋”的称谓。

牢固把好 “敬畏关”。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党的决定，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多作贡献。把学习从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要求与自觉行动上。将思想、行动自觉用纪律与规矩约束自己，用严于一般群众、严于基本法律的要求律己奉公。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严于自我解剖，深入剖析原因，认真加以整改，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在各种思潮文化、多元价值的相互激荡中保持敏锐的鉴别力、坚强的免疫力，从严要求自己，自觉把培养高尚情操作为一种自觉追求，稳住心神、守住底线。时刻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弦，使守纪律、讲规矩真正成为行动自觉。

在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一些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甚至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亟待深度剖析，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就此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一、存在问题及特征

调研表明，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能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这是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保证。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确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淡化，政治纪律执行不力，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主要表现呈现以下“四性”：

(一)政治上的迷茫性。一是政治方向偏向。有些党员干部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遇到矛盾和困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行业分配不公、少数人价值观扭曲、一切向钱看等，就在政治方向把握上摇摆不定，甚至把此类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造成的。二是政治立场偏移。有些党员干部实为政治上的糊涂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鲜明。比如有的人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正确判断上，没有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认为：反腐败越反越多，积重难返。而有的又对身边违纪者睁一眼闭一眼，查处时说情开脱，袒护包庇。有的对当今自上而下开展的作风建设、群众路线等工作，不是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而是做局外人，持观望态度。甚至错误地认为作风建设、群众路线做做样子，走走过场，阵风吹过，难以持久。三是政治言辞偏激。有些党员干部私下显能，口无遮拦，惯于传播小道消息，议论网上热门话题，甚至丧失党性原则，传播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思想上的片面性。一是于己无关论。有的党员将自己混同于普遍百姓，消极遁世，不问政治。认为自己无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没有遵守的必要;有的一般党员干部，则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党的政治纪律也没有约束的必要。二是民主自由论。有的党员干部在党内片面要求决策要民主、言论要自由，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辩证关系。说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了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三是自以为是论。有的不是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片面曲解原意，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中央精神，使之在执行中变形走样。比如在执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过程中，一些镇、村干部嫌工作麻烦，将强农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将应发到户的惠农补贴资金，违规套取、截留使用，严重背离了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神。近两年来，已查处7件此类案件，对相关人员及时给予纪律处分。

(三)工作上的本位性。一方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片面强调本单位本部门局部利益，对党和国家政策、上级部署的工作，有利争着上，难事绕道走，合口味的立马照办，不合口味的消极应付。有的强调以本地工作特色为由，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另一方面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有些单位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利益考量，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从而出现“利大快执行，利小慢执行，无利不执行”现象。比如少数行政执收执罚部门，踩红边线，打擦边球。少数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以工作保密等为由，另设办事大厅，规避集中监管。致使“三乱”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

(四)行为上的自由性。一是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有少数单位党员领导干部貌似“双面人”，对中央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消极应付，难以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参与组织讨论决定时，仍然存在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违纪行为。二是信仰缺失，行为荒唐。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主义，信宗教迷信。不讲班子团结，讲团团伙伙。其行为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三是利益至上，违纪违法。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缺乏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上自由散漫，逃避监督，价值取向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有的与不法商人打得火热，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有的甚至受利益驱使，蜕化变质，出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2011年4月，该县查处县法院一法官周某某违纪违法案，因其政治纪律松懈，难抵金钱诱惑，迷失政治方向，通过互联网络，向境外敌特组织出卖情报，终因犯间谍罪，被依纪依法惩处。

二、原因分析

(一)不注重理论学习，政治素质不够高。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单位党员干部，只重业务培训，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善于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政治理论基础差，致使思想政治素质难以提升，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难以从思想上、政治上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不注重党性锻炼，纪律观念不够强。有些党员干部不重视党性锻炼、党性修养，放松了主观世界改造，致使党性不纯或不强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甚至极少数党员干部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束缚手脚，自认为只要谋求本单位利益，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三)不注重制度实效，执行力度不够强。有些单位党组织制度执行力不够强，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比如有少数党员干部不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正确处理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导致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从而影响执纪实效。

(四)不注重从严治党，教育、监管、惩处不到位。有些单位党组织，尤其是村级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基层党员干部思想上、行为上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闻不问，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管，甚至当党员干部违纪追究时，帮其说情开脱。有的党组织不抓经常性政治纪律教育，致使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化。有的党组织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基层党员长年不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的党组织执纪不严，对违犯政治纪律者，认为蒙上“政治色彩”，尤其针对违反政治纪律言行，处分尺度更不好把握，因此得不到及时应有惩处。

三、加强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强化党章意识，增强执纪严肃性。党章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每一个党组织都要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觉维护党章。做到党章规定的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党章禁止的必须坚决纠正和查处。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严格遵守党章，作为自己必尽的义务和责任，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真正把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见于效，切实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二)着力强化纪律意识，增强执纪自觉性。一是认真学习领会，增强纪律意识。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一系列主要论述，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提出的新要求，学懂学透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纪条规，自觉规范言行，明确守纪底线。二是创新教育方式，增强教育实效。坚持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相结合，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增强政治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注重统筹规划，加强持续教育。把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让政治纪律教育进入党校培训中，进入各单位党课教育中，切实使政治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传递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的正能量，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增强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坚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坚定不移。

(三)着力强化制度执行，增强执纪持久性。严守政治纪律，执行制度是关键。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关键时刻听从指挥、重大方针坚决贯彻，具体规定严格执行、日常生活严守规矩。另一方面，扎实抓好党内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函询和问责等制度落实，查找和解决在执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予以整改。同时针对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位，查找违纪的深层次主客观原因，及时制定和完善政治纪律规定，增强政治纪律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四)着力强化查处力度，增强执纪有效性。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所在。一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促进党的团结统一。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防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三是跟进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加强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常态化检查。要强化新政策出台、重要会议召开等敏感时期的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严明政治纪律;要强化重点人员的检查，突出新党员、新任干部、新进班子成员和离退休干部，及时纠正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突出重点环节检查，定期对网络设施、传播媒体、涉密载体等情况进行清查，防止发生网上政治问题。四是要加强对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住、行、医、学等方面入手，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对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和事，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对执行政治纪律监督不力的，要追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相关人员责任。

(五)着力强化主体责任，增强执纪示范性。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强化纪律“铁”的意识，强化按制度办事的意识。要把执行政治纪律贯彻于履职全过程，切实守住“底线”、不踩“黄线”，不越“红线”，以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促进从严治党、严明执纪要求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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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说“重话”，遇到问题视而不见，即使明知不对，口中也是“好好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以当“老好人”为乐事。这样以“人情世故”为第一选择的党员干部，“好人”自己当了，党性、原则丢一边了，如此“好人主义”思想作风，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对好人主义的论述发人深省。好人主义，其实质就是个人主义，爱惜羽毛、怕得罪人，囿于“小我”得失，只要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不怕伤组织、不怕伤事业，选择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把党和人民利益抛之于脑后。

好人主义，表面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极不负责任。明明看到同志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却装作没看见，不提出、不指正;明明发现同志有了危险苗头和不良倾向，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任其在危险边缘愈滑愈远。这种对错误、问题听之任之的态度和作风，实质是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贻害无穷。

《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之后却突然把他辞去了。左右的人问晏子：“高纠做事整整三年，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晏子回答说：“只有圣人才谈得上十全十美。我晏婴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如果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义、廉、耻等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现在高纠跟随我已经三年时间，却未曾指出过我的缺失，留他在身边有什么作用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开始时往往只是出现一个“小缺口”，这时候如果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提个醒、早纠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而奉行“好人主义”者，宁可得罪事业，也不得罪他人，宁可丧失原则，也不伤害感情，这种庸俗作风的表现，就是学泥瓦匠——和稀泥，学木匠——睁只眼闭只眼，基本不开展批评，即便实在躲不过，批评的内容也是抽象空洞的，包装了再包装，“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此“好人主义”，污染党内政治生活空气，是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敌。

“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强调“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以《准则》为镜，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力戒好人主义、克服庸俗之风，以责任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品格。

时下，一些同志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怕影响团结，指出同志缺点怕影响感情，自我揭短亮丑怕影响威信。于是，他们奉行不讲原则、不得罪人、一团和气的好人主义，遇到矛盾绕着走，遇到错误不吭声，遇到问题不提醒。好人主义会积压矛盾，养痈遗患，造成“末者难救”，实则是一种“害人主义”。

好人主义之所以是“害人主义”，是因为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背道而驰。发现问题和缺点不敢批评，对不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易造成党纪国法的松懈，侵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风气，使党组织的原则性、战斗性受损。同时，它也助长了人性的弱点，让人乐听好话而难见缺点，缺了拉拉袖子的提醒、真刀真枪的批评，缺点错误非但难以改正，甚至还可能愈加严重，这种对同志不负责任的态度害人不浅。

摆脱好人主义危害，最根本的是加强党性修养。党性强，就不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能对不良现象敢于挺身而出，较真碰硬;修养好，就能够保持想干事、干成事的强烈愿望和“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怀气量，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关键的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领导干部只有做到自我批评揭短亮丑、相互批评直截了当，不怕红脸，敢于出汗，才能触及思想、触及灵魂、解决问题;只有发扬党内民主，鼓励和支持下级讲真话、道实情、提意见，努力创造人人敢说真话、愿说真话、争说真话的环境，才能营造出从严从实抓问题、真刀真枪搞批评的浓厚氛围。

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只有使那些讲真话、能干事的人得到重用，让那些不干事、浮于事的人没有位置，不让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吃亏，也不让“老好人”占便宜，才能使好人主义彻底失去市场，使不良风气得以真正扭转。

政治意识强调政治方向，要求坚定信仰不迷失

政治意识通常表现为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文化和个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对全体党员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特有优势，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的首要任务，也是合格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

在“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管总的，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都具有政治意识的涵义，都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增强政治意识，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保持政治警觉和政治清醒，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前，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拿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抵制、不查处。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特别是要做到忠诚于党的事业，学会从政治上分析和处理问题，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都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使命是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

大局意识强调认识高度，要求登高望远不短视

大局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善于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识大体、顾大局、观大势、谋大事。大局意识与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我们所说的大局，必然是站在政治高度的大局、紧紧围绕核心的大局、自觉主动看齐的大局。不断增强大局意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自觉从党和国家大局角度想问题、办事情、抓落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大局意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识大体、顾大局，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讲，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大局。就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来讲，中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大局，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工作是大局，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大局。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大局搞服务、谋良策、抓落实、出成果，努力在大局中实现自身价值。就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来讲，也有一个形成“一盘棋”、共吹“一个号”的大局意识问题。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尤其要时刻绷紧党性原则和政治纪律这根弦，不能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或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脱离大局、妨害大局、给大局添乱。

核心意识强调力量聚合，要求集中统一不离散

增强核心意识的基本要求是不断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内在包含讲政治、顾大局、能看齐的要求。核心就是中心，是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圆心”。领导核心就是一个组织和集体的中心或者“圆心”，组织和集体的活动是一个个不同半径的“同心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核心意识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就不会有战斗力、号召力、凝聚力。

在95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我们党作为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要经受住“四大考验”、防范住“四种危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增强核心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革故鼎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在国内外赢得崇高威望，全国人民真心拥护、由衷爱戴、高度信任和完全信赖的坚强领导核心。进一步增强核心意识，就要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思想上认同核心、在政治上围绕核心、在组织上服从核心、在行动上维护核心，在党言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意志贯彻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恪尽职守。

看齐意识强调步调一致，要求整齐划一不掉队

看齐意识源自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原话是这么说的：“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前，不断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坚持向党中央看齐。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是我们党担负的历史使命所要求的，是每位党员干部的责任所在、义务所在。

不断增强看齐意识，要坚定理想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站不直、立不正，看齐就无从谈起。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学、成于思、固于行。要切实加强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要把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融会贯通，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特别是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时保持思想定力、战略定力、道德定力，沉着冷静地看齐;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抵御住各种诱惑，拧紧固牢“总开关”，不碰法纪“高压线”，无怨无悔地看齐。总之，增强看齐意识既要有“思齐”的自觉，还要有“对齐”的标准，从而迈出整齐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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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圈子”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也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并根除之。打掉党内那些“团团伙伙”，既是反腐败的内在要求，也是净化和纯洁党组织和党内生活，提升我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

现在，社会上各种“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苏省建湖县纪委胥加洲：我认为光靠外部监督很难净化领导干部的“圈子”。现实中，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少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过多干涉有侵权之嫌，不宜监督。有的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在外应酬多，自然要接触企业老板，与“大款”交友，其真实目的，局外人难以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在“圈子”的活动具有隐蔽性、私人性、复杂性，圈内人员之间又有相容性、保护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净化。

湖北省利川市纪委陈登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我们注意到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专门把交友过多过滥，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复杂，作为一项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很有针对性，纪检干部作为监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过多过滥，更容易出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包括纪检干部在内，都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善于识人，要把握住“朋友圈”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广越好，应坚持原则，做到择善而交、择人而友。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净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离不开外部监督。必须构建家庭、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防线。家庭监督，宜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领导干部家属多关心、过问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当好“廉内助”，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组织监督，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况，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监督格局。社会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圈子”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净化“圈子”。

坚决摒弃“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代名词，与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核的党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党内“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知名时评人于文军：“圈子文化”虽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我们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不是“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看，“圈子文化” 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发展下去往往会破坏政治生态，让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彻底铲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领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至于普通群众的“圈子”，应当倡导其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由于传统儒家社会重人情、轻法治的特点，我国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尽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见，但最终都加剧了统治危机，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箴言。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形成了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白区等的客观分离，出现过与共产党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建国之后，党中央一直十分警惕山头主义、防范“圈子文化”。而从林彪到 “四人帮”，无不因为搞“小圈子”，给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近几年落马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人都是毁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纪律和规矩是医治“圈子病”的良药。要想“肌体健康”，就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情况的监督执纪，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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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好人主义”仍然一定程度地存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浅谈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问题整改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去年三季度,中央巡视组对10个省区市、3个单位进行了巡视。截至31日,上述地方和单位已将巡视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布完毕。

从这13份“巡视整改清单”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单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后,围绕自身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6个方面的腐败顽疾采取果断措施,促进问题整改。

打击官商勾结

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中央巡视组反馈上述问题后,江苏省认真梳理问题线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与老板相互勾结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处的2名厅级、8名处级、28名科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33人涉及与老板勾结谋利。

浙江省对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房、以房谋财,虚假投资、“期权”交易,通过特定关系人参股入股牟利以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和为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等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26 件,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此类案件173件。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与私营物流企业有利益关系的问题,一汽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自查,按联系点约谈分管高级经理,组织清理整顿现有的物流公司,对物流车辆的车主信息进行甄别,查找同业经营、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线索,并在整车物流服务商准入、招标等方面进一步规范管理。

清理审批寻租

利用审批环节设租寻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的问题,体育总局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制定《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名录内赛事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内设部门和直属单位审批;对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赛事分A、B、C三类进行管理,其中B、C类国际体育赛事下放由地方审批;明令禁止利用确定赛事承办单位之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

青海省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审批中的违纪违规问题,对2009年以来省级研究或审批的探矿权、采矿权进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规定的3宗矿业权;全面停止以申请在先方式配置探矿权,对国家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矿业权从严控制,其他矿业权全部进场交易,一律实行“招拍挂”;全面检查了289件商业性探矿权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矿权出让合同的履约情况,对有违约现象的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了追责处罚,并将市州、县级审批的采矿权全部纳入合同管理;严格矿业企业工商登记管理制度,规定申请勘探、开采的企业,一律凭国土部门的许可证或批复文件予以登记注册,进一步规范了矿业权流转。

防止小官巨贪

中央巡视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小官巨贪”问题,蝇贪成群,其害如虎。为此,中央要求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

上海市加大对基层干部“小官贪腐”问题的查处力度。去年已查处原南汇区宣桥镇党委书记唐贵明、浦东新区惠南镇市场建设服务所原党支部书记季云初等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和窝案。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查处青浦区练塘镇东田村原党支部书记陶金建贪污村集体土地承包人员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区县纪检监察机关对202起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和贪污贿赂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给予149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处级干部19人、乡科级及以下130人。同时,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贪腐”问题长效机制。

四川省加强基层办案指导,整合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力量,加大基层查办案件力度,对问题反映集中、信访增量明显的地区开展重点督导,推行交叉办案、驻点办案、乡镇协作办案等工作机制,纪检监察机关信访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层办案体制,加强和改进市、县两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推进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强基层干部日常监管,健全抓早抓小机制,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函询提醒,对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谈话提醒。去年,全省县乡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总数的92.2%,各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刹领导玩风

常言道,玩物丧志。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玩风当中还存在着腐败风险。

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有的领导干部玩风盛行、热衷于书画联谊活动,存在腐败风险”等问题,陕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领导干部担任书协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原省政协副主席已辞去省书协主席职务;加强了对领导干部违规举办、参加书画展、笔会活动的清理, 对资金来源情况进行了核查;加强了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关于严格规范全省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参与举办个人文化活动的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严禁利用工作时间或公共资源发展个人兴趣爱好,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开笔会、办展览、印专集等形式敛财,严禁利用公车、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资源组织或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摄影、书画、出版活动等,并在全区部署开展了领导干部“玩风”问题专项整治;出台《关于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实施意见。

禁止买官卖官

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超编制配备干部等问题,是近期中央巡视的重点,也是当前纪律审查的重点。

黑龙江省加大对买官卖官案件处理力度,鸡东县委原书记李树海案涉案人员已处理完毕,佳木斯市委原书记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经立案,省农垦总局原党委副书记李涛案涉案人员也已分别立案处理;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单位进行重新核准,全省超配干部基数现为11614人,现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将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对擅自设置的领导职务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对1583名在职省管干部档案的审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对存在疑点或问题的档案进行深入核实,调查认定工作正在进行。

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关于执行干部选拔任用规定和干部监督制度不够严格等问题,中科院对超职数配备的2名副秘书长进行了调整,对3名超期任职的正职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制定了院机关与院属单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启动了研究所中层干部选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力度,加强对院属单位干部选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评议和监督;开展了干部任职回避情况摸底调查,对违反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和院有关规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单位党委督促落实,同时明确界定干部任职回避的情形,实行干部任职回避报告制度,加强对任职回避的管理监督。

严查违反纪律

纪律是党的生命。中央多次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不遵守纪律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问责。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映的“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的意识和党性观念,对党员干部不良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排查、检修、扫除;一方面制定了《关于共产党员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等15项制度规定,严肃查处理想信念不坚定、不与党和人民一条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当“两面人”、民族观不正确、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参加非法组织、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言论的党员干部。

河北省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本届省委主要任期目标之一,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有的热衷于讲段子,传小道消息,有的崇尚圈子文化,各种小圈子多。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等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山头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并准备结合干部考察、领导班子调整及年度考核组织专项抽查;针对“部分基层组织受黑恶势力影响”“靠恐吓、贿选操纵选举,垄断集体经济资源,捞取政治光环”等问题,一方面在农村深入推进打黑除恶灭霸扫痞专项行动,一方面认真组织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两轮专项督导,防止违法犯罪人员“由黑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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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拉开新的大幕，中国踏上新的征程。“十三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目标远大、事业辉煌，人民在期待，世界在关注。

大国大党，正道沧桑。翻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壮丽篇章，回答“中国为什么能”的历史追问，答案清晰而深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站在决胜全面小康的新起点上，党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正是为了使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四个意识”的提出，是我们党95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昭示，是我们党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总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的成功经验，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攻坚进入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对我们党的必然要求。

“四个意识”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政治意识是根本，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大局意识是基础，确保局部和整体协调一致;核心意识是关键，确保全党的集中统一;看齐意识是保证，确保队伍的齐整有力。新形势下，不管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不管是啃下深化改革的硬骨头，还是打赢扶贫脱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攻坚战，都要求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围绕核心聚力、向党中央看齐。“四个意识”，是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是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强劲动力。围绕正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必将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我们党始终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四个意识”中，政治意识是打头的、管总的。讲政治，自觉从政治高度看问题、办事情，才能真正做到服从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同志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是这个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到要求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从增强政治定力，到强调“心中有党”，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到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政治问题始终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政治上的要求始终摆在首要位置，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是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

增强政治意识，就要把握政治方向这个生命线，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共产党人姓“马”姓“共”，作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党性原则，经得起风浪考验。沧海横流，方显本色。形势越是复杂，现象越是纷繁，就越要绷紧政治这根弦，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才能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增强政治意识，就要挺起理想信念这个主心骨，补足精神钙质，坚定“三个自信”。“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反之，不信马列信鬼神，不念苍生念权力，信仰不真信、修身不真修，就会成为“两面人”，最终走向腐化堕落。讲政治，必须坚持思想引领，在固本培元、凝魂聚气上下功夫。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而以信仰的力量凝聚意志力量、统一思想行动。

增强政治意识，就要立起纪律规矩这个顶梁柱，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历史与现实一再警示我们：人无规矩则废，党无规矩则乱。讲政治，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坚持用纪律规矩来约束规范自己，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学习和遵守党章党规，不断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才能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以铁的纪律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今天，我们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的共同夙愿、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从未如此之近。目标越伟大，使命越艰巨，就越需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去干事创业。增强政治意识，坚定正确方向，加强党在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历史的新荣光必将属于砥砺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属于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

11月21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反对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义”专题民主生活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冯绍宽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陈秋华、王晓琳、赵昔涛、王怀亮逐一作对照检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庞学光列席会议。

党组成员紧紧围绕主题，结合各自思想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大家在发言中谈认识深刻，谈问题透彻，谈措施具体，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忠于党和人民、做好新时期人大工作等方面，深入进行对照检查，形成了高度共识。在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做到了抹开面子、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达到了触动思想、促进工作的效果。

冯绍宽代表党组进行对照检查，查摆分析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是一种严重破坏政治纪律、搞乱政治规矩、污染政治生态的行为。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严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诚恳、真心，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目的。

冯绍宽强调，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夯实管党治党责任从政治上铲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滋生土壤。要创新体制机制，扎牢制度笼子，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从制度上破解“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生存空间。要强化党内监督，狠抓执纪监督，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监督上消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形成条件。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思想上清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生成基础。要严格执行干部任用条例，牢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加大干部交流力度，铲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形成的人文环境。

在当今社会中。跟对人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观念，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直观描述，也是对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的经验概括。当前体制下，对于干部任命，“一把手”权力过大，很多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这就导致，如果跟对了人，就会使获得提拔重用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许多人会把进入某些“圈子”视为成功捷径。【读文有感：人类社会中，“欲望”是关键，“欲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欲望”是控制大局和人群的抓手，当一个人把“欲望”的应用，玩到了极致。那么，他就能将世界把玩于手掌之中。什么是“欲望”呢?就是人们费心思、极力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抓住了欲望就抓住了世界，抓住了欲望就抓住了人类的大脑和行动。正常的欲望要应用好。但，还是要经常的想办法，创造一些使人产生欲望的机会。使得利用者自己，始终有抓手牢牢地控制住人们的大脑。比如，评先，有奖的事;比如，选用人的事。有十个人、十个人决不能都评先进，必须差额选举，即使名额富余很多，也不能这么办。不能满给。当然了，多出的名额可以分给其他面层的人吗?!一定要有比例的采用“民主集中制形式”的评选，既合法又合理，还加强了控制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所在人群的积极性。达到奖勤罚懒的欲望驱动效果，使得主动权始终在手中紧攥(老人家通过几十年研究和实践，特别明白此理。遂将此招应用得得心应手，自文革以来控制人们大脑的，让人们为之疯狂的就是这招，百试百爽。人类社会中，没有了欲望就没有了前进发展的动力)。如果在社会中，人人都有时，就变得稀松平常了，人们就不会珍惜了(新、奇、险、特，是人类的软肋似的弱点追求!)。大伙就不会有欲望的产生，没有了欲望的驱使，人们就不会主动积极争取。很多人就会变懒，无所事事的瞎混!达不到鲤鱼跳龙门式的竞争效果。“用欲望来引领;用奖罚来驱动;用保障来安心;用法纪来约束”(这与当前美国的做法大致相同)。这是人类社会的源动力所在，目前，没有其他的好办法!可以借鉴!】

从古到今，无论是性别、年龄、经历、爱好，还是工作生活的环境，人都不可能脱离圈子而存在。一方面，进入某一圈子，可以在圈子中发挥个人专业能力，在小圈子中为全社会的发展起到大作用;另一方面，进入了某一圈子，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圈子，无论是亲情还是兴趣爱好圈子，无论是行业还是团队圈子，都能让个人获得更多的资源，获知更多的前沿信息。

但有的人却利用所谓的“圈子文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首先是想着如何跟对人，想着要去抱着某位高官的权力大腿，为个人的政治前程铺好路。其实，对个人人来说，这是不相信个人的能力，害怕站错队、跟错人影响了前程;对于“大腿”来说，与下属玩起“圈子文化”，结成了权力和利益同盟，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败坏了威信，玷污了公权的尊严，损害了个人的声誉。

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调查显示，有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这表明，“圈子文化”在官场和各行各业仍十分流行。这种权力的附庸，实际上是把公权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是通过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获取圈子成员的最大利益。由此，有的人当上了干部，整日就琢磨着要去抱谁的大腿，进入到谁的圈子，一旦想方设法混入了“圈子”“跟对人”，就不再担心无利益可图、无职位可就。这样一来，造成权力滥用、无心做事、善恶不分、不受约束，各种腐败窝案、串案就会常有发生。诸如，刘志军连同其带病提拔的张曙光等一批铁路系统内的“铁哥们”先后落马;江西九江水利系统窝案中，水利局长竟授意同乡一名毫无经验的木匠承修水库，皆是赤裸裸的案例。这种权力非制度化的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

铲除“圈子文化”，打破官场陈风陋习，对于净化官场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唯有真正实施法治、落实法治，才能塑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从而改变权大于法、官大于法的不良局面，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圈内人”抬起头来看看“圈外”的世界，看看法治建设给国家带来的繁荣昌盛，看看公平正义给人们带来的安居乐业，看看正确用权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良性进步，看看良好政治环境给执政地位带来的威望。而让“跟对人文化”没有市场，就必须通过建立风清气正的考核评价机制，让选人用人程序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消消毒、杀杀菌”，避免圈子滋生裙带关系，避免萝卜招聘、互相提携现象，让能人好人好上加好，让能人好人能被提拔重用，让能人好人都有机会干出好成绩。要让领导干部不能总是“一手遮天”，就必须严格规范官员的职务行为，用制度建设提高干部职务的风险系数，确保干部正确用权，不能让那些所谓的“大腿”成了一些人梦想的天堂，更不能让领导手中权力成为一些人“投桃报李”的潜规则。

随着打“老虎”、拍“苍蝇”步骤越来越快，系列的窝案、串案不断被纠出，诸如山西省5党委接连被查，这足以说明官场圈子在一点一点走向失控。铲除“圈子文化”，不仅需要官员自觉自律，更需要从制度建设抓起，为圈里圈外划清界限，决不能让“圈子文化”玷污了公权的尊严。

近期，在中央巡视组对外公布的被巡视央企反馈情况中，“小圈子”问题屡被提及。“小圈子”已成为危害党肌体健康的一种顽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党员、干部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但社会上对如何认识“圈子”，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领导干部可不可以有“圈子”?“圈子”能不能得到净化?要消除的是“圈子”，还是“圈子文化”?“圈子文化”的危害是什么?为澄清认识，辨明是非，本论坛特约请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圈子”可以有，“小圈子”不能碰

“圈子”是指具有相同爱好、兴趣或者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子”范围广泛，类别众多，如“文化圈”、“朋友圈”、“微信圈”等，联系较为松散。虽有优劣之分，但这样的“圈子”大家都可以有。狭义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小圈子”，是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谋取私利的小团体。这样的“小圈子”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背离，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实际上，“圈子”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之分。领导干部也是人，只要参与社会交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况且领导干部正常的、适度的社会交往，有利于调节情绪、放松身心，有利于开阔视野、丰富思想，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扩大信息来源。只要不用来谋取私利，领导干部可以有自己的“圈子”。

井冈山干部学院姚玉珍：我认为，现实中的“小圈子”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运行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念。从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负面说，“小圈子”会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领导干部对“圈子”要慎重，要警惕“圈子”变“圈套”，以免掉入陷阱。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我这里讲的“圈子”是特指搞山头主义的“小圈子”。我们党一贯坚决反对“小圈子”。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大都是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从规矩抓起。对此类问题，如不下力气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危害党的肌体。

净化“圈子”须监督和自律并重

现在，社会上各种“圈子”鱼龙混杂。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督促其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苏省建湖县纪委胥加洲：我认为光靠外部监督很难净化领导干部的“圈子”。现实中，有的人认为干部的“圈子”活动涉及个人生活，不少内容属于个人隐私，过多干涉有侵权之嫌，不宜监督。有的认为基层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任务重，一些干部在外应酬多，自然要接触企业老板，与“大款”交友，其真实目的，局外人难以界定，无从监督。还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在“圈子”的活动具有隐蔽性、私人性、复杂性，圈内人员之间又有相容性、保护性，监督起来难度大，不易净化。

湖北省利川市纪委陈登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净化自己的“圈子”。我们注意到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专门把交友过多过滥，工作圈、朋友圈、关系圈复杂，作为一项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很有针对性，纪检干部作为监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过多过滥，更容易出问题。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包括纪检干部在内，都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善于识人，要把握住“朋友圈”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广越好，应坚持原则，做到择善而交、择人而友。

江苏省阜宁县纪委王国柱：净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离不开外部监督。必须构建家庭、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防线。家庭监督，宜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领导干部家属多关心、过问领导干部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当好“廉内助”，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组织监督，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长耳朵，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况，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监督格局。社会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领导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圈子”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公布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自觉净化“圈子”。

坚决摒弃“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代名词，与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核的党的价值取向根本对立。党内“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知名时评人于文军：“圈子文化”虽脱胎于“圈子”，但与“圈子”不能画等号。我们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不是“圈子”。从历史与现实看，“圈子文化” 是导向“山头主义”的基础，具有负面性，发展下去往往会破坏政治生态，让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彻底铲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现阶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领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至于普通群众的“圈子”，应当倡导其高雅向上的价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个能量源。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柴杰：由于传统儒家社会重人情、轻法治的特点，我国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从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到明末的东林党争、清末的帝后党争，尽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见，但最终都加剧了统治危机，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箴言。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形成了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白区等的客观分离，出现过与共产党的党性对立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建国之后，党中央一直十分警惕山头主义、防范“圈子文化”。而从林彪到 “四人帮”，无不因为搞“小圈子”，给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近几年落马的领导干部来看，很多人都是毁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纪律和规矩是医治“圈子病”的良药。要想“肌体健康”，就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强对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情况的监督执纪，使守纪律讲规矩、一板一眼按纪律和规矩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党内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贪婪性的特点，是一种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大要案中，少数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他们选人用人，一切以能否对自己尽忠为标准，这种人身依附性，严重损害党的选人用人原则。投机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点，它不仅推动“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败坏党的形象和风气。帮派性，是 “圈子文化”的总体特点。现在腐败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帮派圈子，纯粹是以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点。当前揭露出来的帮派圈子，无论搞人身依附，还是搞政治投机、结党营私，都贯穿一个“贪”字。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必须从抓价值观建设、法治建设、纪律建设方面多措并举，并由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各级干部身体力行，只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抓，坚持不懈地抓，就一定能铲除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

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重要的是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会感慨中国的“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是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落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却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关系和圈子是全世界到处都存在的，去关系化后的原子化社会是不健康也不可持续的，这在中国更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关系人情深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圈子”由关系连接而成，当极端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搞关系的人会用一切手段来拉近自己与圈子中核心人物的距离，从而换取最大利益。在极端情况下，法律、道德往往让位于圈子的利益，公共权力成为各种圈子的私家领地。种种情况，都对社会的良性治理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此，有人主张用法治取代德治，有人主张去关系化，还有人主张以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尽管目前社会上存在法治不彰的现象，加强法制建设也是应该的、必须的，但是要用法来取代道德，或以契约交易的关系取代讲仁义、讲博爱的人际关系，则违背了中国人的民族性。

去关系化的社会，只会让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用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用买卖交易这种工具性的关系来置换讲仁义、讲博爱的情感性关系，这种主张更是违背了我们骨子里面的仁爱情感。事实上，是我们的社会错误地使用关系，才造成了很多“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负面结果——问题不在关系本身，而在于任何治理手段，关系也罢、法律也罢，都会被滥用。“关系社会”、“人情社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研究，找到发挥其优势、减少其缺点的治理之道。

广义的“圈子”在管理学中通常指 “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 “社区”或“社群”。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这种现象正如习近平同志讲反腐问题时一再批“团团伙伙”，强调党内决不允许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抑其恶而扬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徇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善用、正用关系和圈子，可以带来良好的自组织团体，自组织团体内发展出自治理机制、乡规民俗、社群伦理，是道德得以落地的依据，社会善治的基石。而在社会或企业系统中，则可以自我演化，自组织团体可以自我发展，自我演化以适应外界环境快速的变化，成为活力与创新的来源，以补救正式制度带来的僵化与“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缺憾，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相融相生，造就一个系统生生不息地演化，这正是中庸之道教给我们的管理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中央巡视组今年第二轮巡视后指出，广西、四川、江苏、河北存在官场“圈子文化”。如四川，被指出“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一些领导干部一度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广西，“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河北，“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都是窝案，特别是一些“老虎”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相继落马者不乏同学、老乡、上下级、校友等关系，这无疑是畸形“圈子文化”造成的恶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此次中央巡视组晒出的巡视账单着重指出了“圈子文化”问题，足以看出官场“圈子文化”的危害之大。官场 “圈子文化”已经成为各种不良风气，如贪污腐败、耽于安乐、同流合污的温床，成为个别圈子、个别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圈子文化”的腐蚀性与危害性。

“圈子文化”显而易见的巨大危害有两个。

首先，“圈子文化”是诱发腐败窝案的大染缸。“圈子文化”的巨大危害不仅仅在于滋生腐败，而在于传染腐败、扩散腐败、加剧腐败。一个贪腐者的出现，可能还会有一点遮遮掩掩或者内心的不安，而“圈子”腐败，则会形成一种“法不责众”的自欺欺人和变本加厉，贪腐行为也会表现得狂妄嚣张。一些腐败窝案曝光后，我们发现这些贪腐官员都拥有集会、享乐的会所，这些地方既是他们耽于享乐的场所，也是他们拉帮结伙、勾兑利益的地方，这种现象正是“圈子文化”的突出体现。“圈子文化”的存在，为“圈子”提供了成员引入、联系交流、利润分配、风险应对的途径和便利，可以说，“圈子文化”已经成为腐败蔓延横行的帮凶与工具。从查处的腐败窝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部门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腐败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一个囊括了各类官员、商人、官员家属等在内的“圈子”造成的腐败，这种腐败现象不仅大大加剧了危害和损失，而且也为之后的根除影响带来了很大难度。

其次，“圈子文化”是恶化官场生态的催化剂。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这些维系人们日常人际关系的“圈子”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蕴含了诸多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官场“圈子”已成为隐藏在正常圈子外衣下的社会毒瘤，在这种圈子里，圈子关系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甚至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有一种说法是：“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这从侧面印证了官场“圈子”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决策和执政。在现实中，“圈子文化”的存在，势必弱化大家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导致用干部、作决策不是选贤任能、实事求是，而是讲圈子、看亲疏。“圈子文化”一旦大行其道，就可能使一些人面临“要么加入圈子，要么被圈子孤立、抛弃的两难选择。曾有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就表示，“进了这个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 (2012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这种由“圈子文化”导致的权力非正常运行，正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因此，必须加大治理力度，抵制所谓的“圈子文化”，净化官场政治生态，力促反腐倡廉取得新成效。

一是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以监督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病态存在，衍生出一大批腐败群体，就是因为存在“圈子文化”的地方或部门权力过度集中。“一言堂”、“一支笔”的存在，使得个人权力很容易失控，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地方政治、经济等整体发展就会面临发展风险，而个人权力过度集中，也就更容易形成病态“圈子文化”，导致“圈子”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抵制“圈子文化”，就必须要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其次，强化双重监督机制，以监督手段遏制“圈子文化”。监督权力运行，可以有效防止“圈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有了孱弱无力的权力监督，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进而成为“圈子文化”的簇拥者和参与者。在某些地方官场之所以会成为“酱缸”，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对权力及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圈子的约束和监管，从而导致“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恶风盛行。双重监督，就是既要完善政府内部监督，又要强化外部监督。作为体制内监督部门的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权力监督，此外还应加强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和途径。

二是弘扬党内民主，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应进一步弘扬党内民主，教育广大党员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成为抵制“圈子文化”，净化官场生态的倡导者、践行者。党员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抵制“圈子文化”病态蔓延的主体。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四大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全面落实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真正处理好四者的辩证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才能有效遏制“圈子文化”的滋生蔓延，才能让政治生活回归正常和健康。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如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只要严格规范、认真落实好相关民主程序，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抵制“圈子文化”。

三是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以预防机制抵制“圈子文化”。此次中央巡视组明确指出“圈子文化”的存在和危害，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促使大家深入反思反省，防微杜渐，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更为那些“圈外”同志正了名撑了腰，明确了导向，弘扬了正气，今后还应趁热打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喊打官场“圈子文化”的舆论氛围，让官场“圈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露头。

抵制“圈子文化”，要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先，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圈子文化”形成气候，将“圈子文化”的病态发展扼杀于萌芽之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党性教育、纪律培训、反腐倡廉讲座、案例巡回讲演等方式加大教育预防力度，教育党员干部强化组织性、纪律性，自觉依法行政，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要坚持宣传教育，让党员干部具备识别判断“圈子文化”的慧眼，具备抵制反对“圈子文化”的能力，从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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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产生，从人、事、因、制上看：人是主要负责人，事是见不得人的事，因是私欲和利益，制就是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与会同志举案说法、进行剖析。李鸿忠插话说，风气从第一责任人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就是政治生态系统形成的“元”点。这个谜底要揭开，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各级党委书记要深刻认识“第一”的重要性和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要把《党章》《准则》《条例》带在身边、印在脑海，用好制度武器，从管好自己开始，从抓班子带队伍做起，用好“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向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宣战，久久为功，切实肩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

在谈到如何把握巡视整改工作时，李鸿忠说，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整改的重点重心是要从市委常委会、市级领导干部改起，带头认账、带头整改、以上率下，刀枪剑戟要冲自己，不能把层层传导压力，变成层层推卸责任。各区、各部门也要上下联动，一起诊疗、一起“康复”、一起整改。巡视整改“回头看”不搞剑拔弩张、但要真刀真枪，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目标，推动政治生态向好改善。

李鸿忠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作了总结讲话。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的危害性，如任其发展，将影响天津政治生态、干部队伍、经济社会发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战中央权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权威;好人主义挑战的是原则，与党章党规党纪格格不入，遇事不讲原则先讲“策略”、强调“艺术”、做“老好人”，兜来兜去就是把原则抛在脑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违背党的性质宗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行为。共产党员不是普通群众，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须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戒律，服从组织程序，遵守纪律规矩，不允许有任何干扰侵犯，决不能随意化、庸俗化、娱乐化。

李鸿忠强调，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问题，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立场、运用政治方法来解决。要切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按照党章党规党纪办事，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特别要把战斗性摆在突出位置，从政治生活管起、严起，在党内营造实事求是、勇于批评、敢于战斗的环境氛围。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第一责任人是核心，是关键。党委(党组)书记要经常主动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在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用真功，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和价值观，增强“四个意识”，高层次构建自身动力，不屈从、不让步、不趋炎附势，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立场，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筑牢抵御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