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经典故事演讲稿【热门20篇】

宋江因犯案被发配到江州，遇到早就想结识他的戴宗。于是两 人一起进城，在一家酒店里喝酒。才饮得两三杯，又遇到李逵后来， 三人又到江边的琵琶亭酒馆去喝酒。 吃喝间，宋江嫌送来的鱼汤不甚好，叫酒保去做几碗新鲜鱼烧 的汤来醒酒。正好酒馆里没有新鲜鱼，于是李逵跳起来说:"我去渔船上讨两尾来与哥哥吃!"

戴宗怕他惹事，想叫酒保去取，但李逵一定要自己去。

李逵走到江边，对着渔人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

一个渔人说:"渔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舱。"

李逵见渔人不拿鱼，便跳上一只船，顺手把竹笆蔑一拔。没想到 竹笆蔑是没有底的，只用它来拦鱼，他这一拔，就让鱼全跑了。李逵 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惹怒了几十个打渔人。大家七手八脚 地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 里，一下子全扭断了。正在这时，绰号"浪里百条"的渔主人张顺来 了。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便与他交起手来。两人从船上打到江岸， 又从江岸打到江里。张顺水性极好，李逵不是他的对手。他将李逵按 在水里，李逵被呛得晕头转向，连声叫苦。

这时戴宗跑来，对张顺喊道:"足下先救了我这位兄弟，快上来 见见宋江!"

原来，张顺认得戴宗，平时又景仰宋江的大名，只是不曾拜识。 听戴宗一喊，急忙将李逵托上水面，游到江边，向宋江施礼。戴宗向 张顺介绍说:"这位是俺弟兄，名叫李逵。"

张顺道:"原来是李大哥，只是不曾相识!

李逵生气地说:"你呛得我好苦呀!

张顺笑道:"你也打得我好苦呀!

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

戴宗说:"你们两个今天可做好兄弟了常言说:不打一声场不会相识。"几个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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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就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取得娄山关之战的胜利之后。那么娄山关战役是怎样得胜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红军主力第二次过了赤水河，奉中央领导的命令，要在桐梓县，娄山关，遵义城沿线打几场漂亮仗，给蒋介石点颜色瞧瞧。

当时，除了挡在前方，根本不被我们放在眼中的王家烈部队之外，还有自出发时就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猛追的周浑元。在战士们眼中，周浑元也是小菜一碟。他跟在红军身后，除了摸不清情况地乱追之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消灭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个口号每天都挂在战士们的嘴上。

二渡赤水河后，二郎滩战斗也取得了胜利，离遵义近了，战士们干劲十足，恨不能立刻就进了遵义县城。

沿途的百姓们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红军的到来。乡亲们实在被国民党折腾得不像样，全身上下都破破烂烂的。不知队伍中谁喊了一句：“来当红军吧!打白狗子!过好日子!”

人群中的小伙子们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每天都有几十个新兵入伍。红军的队伍一天天扩大。中央领导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惩治了当地的坏地主，好好休整了队伍，然后继续向前方进发。

这次去遵义路上必经的桐梓县和娄山关，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两个重要地区。从乌江沿岸逃走的王家烈，在这两处都留派了大批军队，但在英勇红军的进攻之下，桐梓县没能守多久，就被拿下了。接着就是攻下娄山关，那么再次夺取遵义就易如反掌了。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仰望山峰，峰上云雾弥漫，山径曲曲折折，像一条土黄色带子从云间飘落下来，人走在上面，就像一个个小白点，零零星星散布在带子上。

两边的山头也都又高又陡，关前的山路弯曲不平，就像李白的名作《蜀道难》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

这座关卡平时通过都要万分小心，更不用说此刻有大批军队驻守了。

1935年2月25日早上，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并命令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红一和红三军团，以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

彭德怀同志接到任务后，思索了一会儿，把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的团长找来。

“抢夺娄山关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主攻的任务交给你们十三团，有没有问题?”

十三团团长听了一下跳起来，十分高兴军团长将这块“硬骨头”交给自己，急忙说“谢谢团长!谢谢政委!”

连道别都忘了，一路跑回营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彭德怀看着他的背影，和杨尚昆相视一笑。不禁感慨万千：“党给我们培养了多好的同志啊!”

“是啊，这个十三团可是咱们红军的一把尖刀啊!”

红十三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经打败过国民党军，有着光辉的战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有一场有名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就是十三团打下来的。

那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敌人的六个主力师，在大炮轰鸣、敌机环绕的配合下，向着我军防守薄弱的高虎脑阵地轮番攻击。

七架飞机在空中连续投弹，几十门大炮不停地发射，阵地上浓烟滚滚，炮声震天。而我们十三团的第七连，仍然坚强地守着阵地。等敌人接近了，首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用手榴弹投击，最后怒吼着冲出去，把敌人拦阻在山下。

同样的冲锋，同样的轰炸，同样的喊杀;红军战士们也同样的坚强，同样的投手榴弹，同样的出击。这样连续了六次之多。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敌人的官兵死伤无数，我们的七连也只剩下七个人了。敌人吓怕了，躲起来好几天不敢出战，十三团在这一战斗中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而今天，对十三团来说，拿下这个娄山关根本不在话下。

彭德怀和杨尚昆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那段光荣岁月，对十三团充满了信心。接着又派遣了一军团的第一团向娄山关东侧的石炭关绕行，从两侧攻击敌人。而其余部队就随着前锋，迈开大步向娄山关挺进。

消息传回十三团，同志们立刻兴奋起来。宣传队的同志在队伍中来回穿行，把上级的部署(shǔ)通知到每一个战士。

“同志们!鸦片烟鬼王家烈，轻轻松松就拿下!”众人嘻嘻哈哈地仍在谈笑，回想着战场上见过的烟鬼国民党兵。原来贵州出产鸦片，王家烈的队伍中有许多都是烟鬼。

“湘江走过了!乌江闯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

“飞过去喽!”听到的战士都大声回答，大家兴致高昂，越走越轻快，好像已经都长了翅膀了。“多缴枪炮多捉俘虏!补充我们的弹药库!”

大马路上，人声鼎(dǐnɡ)沸，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直奔娄山关。

突然，从娄山关的方向来了一群老百姓，他们都提着破旧的包袱，逃难一般地走来。一个红军干部上前询问，原来，王家烈怕桐梓县不保，想从娄山关派兵增援，援兵正从娄山关往这边赶呢。

十三团团长思索了一下，发出命令：急速前进，先跟增援的部队打一仗!战士们一个传一个，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

远远地，已经能望见娄山关上的一个个山峰了，白云朵朵，环绕在半山腰。苍翠欲滴的参天古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多么优美的画卷，好像在呼唤着正义的红军战士：“快来吧!欢迎你们!”

走到红花园地区时，终于遇上了王家烈派来的援军。

这是预期中的战斗，由于红军早有准备，这一场遭遇战占尽了先机。

十三团想从中抓几个俘虏，了解一下关中的防守情况。于是，一向以敏捷迅速著称的第三营战士们，立刻爬上了左边的高山，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敌人企图占领的最高点。在三营的掩护下，红军战士英勇无畏，飞速向前推进。

虽然敌军是王家烈部队的主力之一，但在红军战士的攻击下，这些平日耀武扬威的国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一边战一边退，沿原路返回，又退回了娄山关。

十三团的战士们个个英勇，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审问刚刚抓到的俘虏。有些俘虏早就不满国军的管理方式，见红军们向上冲锋，也跟着冲锋。红军战士们很高兴地接纳(nà)了他们。

他们熟悉关中的情况，知道王家烈的主力昨天晚上已赶到板桥地区去了，另外两个团出了娄山关。其中的一个团去支援桐梓县，已被红军打了回来;另一个团散布在四周，巩固娄山关的阵地。

转眼已到了娄山关下，主攻开始了。十三团的主力不顾一切地沿着马路跑步前进。指挥阵地响起冲锋号声，那激昂的曲调推动着战士们努力抢关。

从形势上看，对红军较为不利。红军虽然是进攻的一方，但地势较低，而且娄山关控制在敌人的手中，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固守着。而被红军打回去的支援部队虽然有伤亡，但仍有不少人逃了回去，也依据有利地势牢牢把守着。想要抢关，就不得不“仰攻”了，这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的十三团来说有很大困难。

但猛虎一般的战士们抱定了一致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夺取娄山!

指挥员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右边的山都是悬崖绝壁，唯一的路被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得严严实实;而左边的山上虽然本没有路，却可以爬过去。

可以先派一支队伍从左边爬上山去，抄小路到守娄山关的敌人的背后。然后其他部队从关前猛攻，牵制敌人的注意力，来个前后夹击!

计划定下来之后，指挥员叫过一营的营长，命他带领一营从正面进攻，最好攻下娄山关最高的一座山——点金山来，这座山可以俯视整个娄山关地区，是必须争夺的地方。

一营营长部署好了兵力：第一小分队从正面冲锋，第二小分队在不远的死角——敌人在关上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准备集中火力向敌人冲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喊着“杀呀——”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手榴弹、冲锋枪，娄山关上的敌人见红军气势如虹地杀过来，都吓得目瞪口呆。有的干脆直接弃山而逃，有的勉强支持了一会儿，见红军来势太猛，好像根本不怕子弹和炸弹一样地冲上来，马上就要到达山顶了，也吓得转身就跑。很快，点金山就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登上了点金山顶，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身影，隔着两个不太高的山头，娄山关里的防御(yù)部署也清楚地摆在眼前。这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红军战士们正在向上冲锋。

天色渐晚，已近黄昏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此时战士们都是又累又饿，团长给同志们打气：“同志们!我们累了，敌人比我们还累!我们跟他们拼的就是体力!”

“大家冲啊!到娄山关里开晚饭!”

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下，同志们的斗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喊着各种口号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这里的敌人异常顽固，刚刚打下去就又冲了上来，一次又一次，反复了四次之多，令红军战士觉得十分奇怪。

团长站在点金山最高点看得清楚，原来有一个军官站在后面，他的士兵被打退了，他就严厉地赶回来，杀了几个逃在最前面的，士兵们没办法只得又攻回来。

团长眼睛一转，让几个宣传队的队员冲着对面的阵地大声喊：“白军兄弟们，你们的长官自己躲在后面，让你们上来送死!”

“弟兄们，打死压迫你们的长官啊!”

“看看我们的长官，冲在最前面!你们这么拼命，为的哪个呢?看看你们长官，再看看你们自己!”

指挥员大声命令“打死他!”

几个神枪手瞄(miáo)准了那个军官，一击毙命!军官倒下了，敌人如潮水一般四散奔逃，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占领了两个山头。

娄山关里驻守的敌人，一见前面的阵地都丢失了，吓得枪都不会打了，“砰砰”乱响就是打不着人。这时，从后面摸上山的同志们也喊声震天地冲了出来，敌人更是不敢再战，纷纷从小路逃走了。

就这样，娄山关被神勇的红军战士顺利地攻占了!

某喜读杂文，曾经看一篇杂文写道一市委书记喜好书法，经常有经商者求字，并送润笔若干，一时间满城皆是X体书法(这个X当然是书记大姓)后来书记事发，巨额财产来源剖析，光润笔就收了一千多万，其中还不乏美刀，这笔钱若是折算古代货币，恐怕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独创一派书法的颜真卿，柳公权也自叹不如。

润笔这个典故出自二十四史的《隋书》，这是《郑译列传》里的一段玩笑话，郑译曾为朝廷重臣，后来被劾疏于职守，不孝母亲而遭贬官。但是不久隋文帝重新起复郑译，“上顾谓侍臣曰：‘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念此，何日忘之!’译因奉觥上寿。”郑译毕竟是个人才，又是开国将相，所以文帝下诏让他参与制定律令给予沛国公爵位，任上柱国，说完上面那段话后当即命令内史令李德林作诏书。这个时候和郑译一起跟着皇上打天下的丞相高颖就开起了老朋友的玩笑：“老郑，笔干了哎，这诏书写不了啊。”“译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这郑译假装一本正经的把玩笑话接了下来，产生了非常幽默的效果，所以把心情本来就不错的皇帝也逗乐了，你看人家这官当的，一头讨好皇帝，一头在五千年历史上留下一道笔墨，后来人一提起润笔，大多一下就想到了这位1400多年前的幽默大师了。

其实稿费这个东西并非郑译独创，包括高颖调侃的笔干，其实也是古代文人不好意思开口讨取稿费的旁敲侧击。经郑译这么一说，文人讨取润笔就稍微理直气壮了。

最正当讨取润笔的理由是帮人写墓碑，中国人信奉人死为大，而这人死后的墓志铭，就是重中之重，不仅显示死者的身份，也与生者混的怎么样有关。古代大家族，高官一般都是请名士或者书法名家来写墓志铭，故而不少中国古代书法家的书法都是通过墓志流传下来，可谓是墓志铭对中国文化的一大意外贡献吧。

柳公权的字很好，又有身份，请他写墓志铭的人就很多，润笔费用也高的吓人。柳老头倒是不很在乎钱，就图写了个乐，后来这润笔越来越多，家人监守自盗柳公权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乃至他把写墓志赚来的银器放在一个柜子里，过一段时间银器消失了，他叫管家来问怎么回事，管家还理直气壮的说真怪事啊，柳公权笑笑说：“是啊，大概这些银器都升仙了吧。”

还有一位写墓志收润笔很有名，那就是韩愈，连他的弟子都嫌老师给别人写墓志写的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帮人写墓志，尤其是收了润笔的，就不能写的太实在，多半是只讲优点有大的缺点实在不能不谈的一笔带过，象著名的鲜于仲通神道碑就是这样的情况。韩愈的弟子就讥讽韩愈写的都是阿谀奉承的“谀墓”，但是老韩一生写的最优秀的墓志铭，可是没收钱的，那是为老朋友写下的《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柳宗元一生相交，读了这份墓志铭，那份尽在不言中的友情与哀伤不知不觉的就把人往那个时代扯，也许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人远比我们更重情义，更懂生活。

开头说的那位书记，大家知道生活中是有原形的，他的润笔不是因为道德文章或者书法超过了古代的某位大家，而是其厚颜无耻的程度已经足够我们整个民族唾弃了。

青州从事与平原督邮

这事啊，发生在三国的时候。

下面有看官说了：“哦，知道了，这是要说张翼德怒鞭督邮的事。”

这位却错了，首先怒鞭督邮的是刘备，其次我们这里说的是酒而不是人。

《世说新语》是本好书，可谓魏晋笑话大全，里面记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曾明令禁酒，恒温手下有一名书记官善饮，而且他不是一般的善饮，只要酒一入口，就能知道是好酒坏酒，但是喝酒明说出去可是要杀头的，于是他就卖弄个关子，好酒称之为青州从事，坏酒则为平原督邮。

这是为什么呢?说来很有意思，青州的辖境内有个地方叫齐郡，“齐”通“肚脐”，好酒叫做“青州从事”，是因为好酒喝下去后，酒气芳香可以一直通到脐部;他把坏酒称做“平原督邮”，是因为平原的辖境内有个地方叫鬲县，“鬲”通“膈”，大约就是盲肠一带，意思是说坏酒喝下去，酒就全奔膈部去了。

曾经和一朋友逛民俗村，见一仿古酒肆，内书一联，“尽是青州从事哪有平原督邮”某大喜，不待朋友看水牌就大叫一声：“小二，拿酒来”上的是桂花米酒，果然芬芳醇厚。

古人其实很善于用身体部分打比方的做借喻的，这里有件比较近的事，大家回去问问家里的老人兴许还知道，说两三百年前康熙朝的时候吧，康熙到自己的重臣明珠家里去做客。明珠人称明中堂，本是落魄旗人，和康熙是患难之交，位极人臣，不过呢明珠这学问可就不咋的，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是他这个进士水分相当大，首先他这个是相当于一科补考的进士，其次当时主流的汉族文人都拒绝满清的科考，所以明珠呢也就是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吧，可是明珠毕竟做到了一品大员，也就好附庸个风雅，自己学着写几首诗，还让府里的师爷帮忙点评一下。这天师爷出去玩，恰巧师爷给明珠诗句留下的评语就被康熙看见了，这评语是两句：“似在杜下，又在息上。”康熙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一看这两句就犯了嘀咕了：“似乎在杜甫之下?哎呀那我这明中堂这诗可不会太差，可是这息上是什么意思呢?有姓息的著名诗人吗?我怎么就不知道呢”这个时候旁边近侍的带刀侍卫大老粗一个什么也不懂，也跟着皇帝嚼开了：“皇上?这?肚子以下，膝盖以上……那不就是吗”…………………………………………………………………………

呵呵，写了两段酒，不小心把酒虫勾了上来，随便写段不入流的笑话压压瘾，这里再向大家推荐一首五言绝句，短小精致，回味无穷，酒香四溢，与天下好酒者共品：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哎，收笔时又是一声长叹，真羡慕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活的如此潇洒，一不小心，名字就写入了中国的典籍，刻印在了一民族的心里流传千年万年，刘十九，你一定是一个好酒客，某十分愿意与你共饮一杯，顺便聊聊白居易邀你喝酒时写下的《问刘十九》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注音】huáng liáng mèng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卢生，在邯郸一个客店遇见道士吕翁。

吕翁送他一个枕头，这时店主正开始做黄粱饭，卢生小睡一会，在梦中他中进士做宰相娶美妻，儿孙满堂，生活美满。

梦醒后，主人的黄粱饭都还没做熟。

【典故】死去生来不一身，定知谁妄复谁真?邯郸今日题诗客，犹是黄粱梦里人。

金·元好问《过邯郸四绝》

【解释】黄粱：小米。比喻虚幻不能实现的梦想。

【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指不能实现的梦想

【近义词】邯郸梦、黄粱一梦

【押韵词】摇摆不定、飞龙舞凤、杯水之敬、拱手听命、运筹制胜、民不堪命、率土同庆、首尾相应、金相玉映、亲贤远佞、......

【英文】pipedream

【法语】rêvesdebonheur

【俄文】слáдкийсон

【成语举例】你的黄粱梦醒了没有?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汉朝时有一个名人叫杨恽，他的父亲是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敞，母亲是文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儿。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养，未成年时就成了当朝的名人。汉宣帝时大将霍光谋反，杨恽最先向宣帝报告。

事后被封平通侯，当时在朝庭中做郎官的人，贿赂之风极炽，有钱的人可用钱行*，经常在外玩乐；无钱行*的人，甚至一年中也没有一天休息。杨恽作中山郎后，便把这些弊病全部革除，满朝官员都称赞他的廉洁。

但他因少年得志，又有功劳，便产生了骄傲自满，结果与太仆长荣（长荣是宣帝旧友，最得信任）发生意见。

有一次，杨恽听见匈奴降汉的人说匈奴的领袖单于被人杀了，杨恽便说：“遇到一个这样不好的君王，他的大臣给他拟好治国的策略而不用，使自己白白送了命，就像我国秦朝时的君王一样，专门信任小人，杀害忠贞的大臣，结果国亡了。如果当年秦朝不如此，可能到现在国家还存在。从古到今的君王都是信任小人的，真像同一山丘出产的貉一样，毫无差别呀！”就这样，杨恽被免职了。

自古君王勇于改过，不信馋言者能有几人，杨恽仅被免职，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前汉书”：“杨恽传”的原文是“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丘，土阜也，四边高，中央低的土堆；貉，音合，俗称树貉，状似狐小，毛黄褐色，深厚而温滑，可做皮袍。后来的人将这两句话引申成“一丘之貉”一句成语，来此喻同类没有差别，像在同一个山丘里生长的貉一样，形体都是相同的。

这成语在应用时，都是用来形容反面的事物，即使是形容否定的事物；含有不屑一谈和讥诮的口吻。例如说有一群人专门造谣生事，无事生非，故意与人为难，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好人，就可说：这批东西都是“一丘之貉”，哪有一个是好人呢！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注音】míng gǔ ér gōng zhī

【典故】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

【释义】比喻宣布罪状，遣责或声讨。

【用法】作谓语；指公开声讨

【近义词】鸣鼓而攻

【押韵词】穷通得失、倒行逆施、称物平施、费尽心思、抓拿骗吃、剿抚兼施、如醉如痴、力竭声嘶、命若悬丝、玩法徇私、......

【英语】convictanddenounceinpublic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鲁国的季康子主张改革农田制度，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想试行按亩征税，他的属下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反对改变王法，冉求支持季康子的改革，孔子就号召他的其他学生敲着鼓去进攻冉求

【示例】此秀才中之异端，尔其鸣鼓而攻之！但念在天色已晚，可与同居中国，速领他到西小房去！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七回

让我们来听听驻马店泌阳县宋书仁老人讲述他爷爷和红军的故事。

“民国二十三年冬天，那次过红军住俺这儿，开始人们有点儿提心吊胆，可是见他们个个都喊大爷长大娘短的，很家常，就放心了。他们做饭用户家(本家)的锅，吃饭先给户家盛。第二天早晨老早就起床了，把睡时铺的稻草收拾干净，整理好，放回原处。又把屋内院外打扫一遍，还把户家的水缸打满，他们用过早饭临走时，还挨家挨户问问丢失啥东西没有。”

宋书仁说，“村上老百姓从没见过这样有规矩有礼貌的兵。部队走后，人们都说，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真好，在咱这住一搁和(一晚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又说，这红军去北方打日本鬼子的，听着真开心，真来劲。其中有位教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训，是真理。俺这儿乔蛤蟆的儿子就是这次参加红军，跟部队走了。”

在宋书仁的家中，记者见到了曾经红军住过的地方，茅草屋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带有大院子的砖瓦房。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1936年5月，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之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顺利通过了大凉山的彝民区以后，红军的先头部队，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了一百六十里路，来到了离大渡河只有十几里的安顺场地区，准备强渡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如果渡河失败，红军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军队——由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就没能及时渡河成功，被清军压进大渡河边的深山里，最后在峡谷里，被清朝军队包围和消灭了。

蒋介石发现红军也要走这条路时，十分高兴。同样的五月天，是山洪暴发十分频繁的时段;同样的行军路线和渡河方向;同样的渡口;同样有几倍的兵力在围追堵截……历史惊人地相似，让蒋介石认定红军将是第二个石达开部队，必定失败。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时机。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

他们飞速行军，与彝民区的群众打好关系，于是，先头部队由当地的彝族人带路通过狭(xiá)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指挥员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渡船正拴(shuān)在河边，还没有被敌人毁坏。

指挥员十分高兴，趁着夜色，叫醒了沉睡中的红军战士，率领部队急速奔向了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当时有两个连的敌兵在把守，除了那只渡船，其他的都已经被毁坏了。敌人为什么会给红军留下一条船呢?

原来，安顺场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驻守，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知道红军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

他毫不担心地告诉士兵：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

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既然来到了安顺场，他就要去探亲访友，于是就留下了一条船。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

当红军出现在安顺场时，那位团长正在同亲友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大渡河边，惊讶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大呼：“不可能!”

大渡河的下游有敌兵两个团，上游的沪定城有敌兵三个团。这里两岸都是高山，河宽三百米，水深二十米。加上当时是五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

河底礁(jiāo)石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被冲走或撞伤，根本无法架桥。所以要想过大渡河，只能靠渡船了。

指挥员反复思量过后，决定由一营完成强渡大渡河的任务。营长孙继先决定从营中的二连选派战士，但五个连的红军纷纷请战，争着请求乘唯一的一条船过河，去把对岸的船拖过来。

经过选拔，孙继先宣布了由十六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的名单。这16名勇士跨出队伍排成一排，脸上是十分坚毅的神情。

孙继先拍拍其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鼓励他们奋勇向前。正在这时，队伍中又跨出一名战士。营长一看，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

“万清，有什么事?”孙继先见陈万清哭丧着脸，就问他。

陈万清跑步来到营长面前：“营长，我也要参加突击队!”

“你别着急，慢慢说。”

“跟着部队这么久，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突击行动，不行!我也要参加!”陈万清把脸一抹，十分坚持的样子。

营长一时没有说话。

陈万清见营长犹豫着，赶紧又说：“营长，我身强力壮，水性又好，您就让我去吧!”

营长被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了，批准他的要求。陈万清高兴得直跳，飞快地站到突击队的队列中。

十七名勇士，怀揣着十七颗火热的心。营长给他们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大刀，叮嘱他们一定要小心。

1935年5月25日，由二连连长兼突击队长熊尚林，带领十七名勇士开始强渡大渡河。因为只有一只渡船，熊尚林对勇士们说：“红军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坚决消灭对岸的敌人!”

同时，为了掩护渡船过江，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阵地。团长杨得志下令大炮、机枪、步枪一起向对岸的敌人开火。

当时红军只有一门大炮，而且没有几发炮弹。被称为“神炮手”的红军战士赵章成大显身手，只用两发炮弹就把对岸敌人的碉(diāo)堡炸飞了。

渡船开始过江。滚滚的江水，把载着红军战士的小船一会儿推向浪尖，一会儿又抛到谷底。江水怒吼着，敌人的枪炮也怒吼着，战士们的耳中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在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渡过河去!

敌人的枪弹炮弹落在小船周围，形成一道又一道水上火网，掀起巨大的波浪。

船颠簸得很厉害，随时有翻船的危险。在南岸观战的将士个个屏(bǐnɡ)住呼吸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突然，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了，船身一阵倾斜，船上的战士们用力撑着，船才没翻。

又一阵子弹打上了小船，一个战士手臂负伤了，使不出力量，渡船一下子向下游滑下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岸上的战士们顾不上惊叫，一个劲儿地呐(nà)喊着。

只见船上的红军沉着应战：有的用竹蒿(ɡāo)使劲撑着;有的干脆下水用后背拼命顶着船;还有的用手撑着岩石……经过一番努力，小船才又继续前进。

在战士们的英勇抗争下，终于，离对岸只有五、六米了。敌人像疯了一样，火力都集中到了小船，还有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冲出来，到渡口拦截。

在这关键的时刻，南岸红军的大炮和机枪猛烈地开火了，在火力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跳下船，冲上对岸。只见十几米高的峭壁矗(chù)立在岸边，只有一道口子修着石阶，向上直通到敌人的碉堡。

突击队员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上峭壁。架起了自己的机关枪，一阵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敌人的碉堡被红军战士拿下了。逃跑的敌人退到下一道防线，渡口是红军的了!

控制了两岸之后，渡船飞快地返回南岸，还拖回另外两只船。营长孙继先立即带领第二批突击队员迅速过江，保护渡口安全。就这样，几天时间，红一团的人马全部过了河。

红军主力赶到了，这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风高浪大时，运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按这个速度，只凭这几条小船，要把全军人马和给(jǐ)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安顺场渡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攻占敌人驻守着的泸定桥。另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她只活了42岁，事业如日中天，终其一生，没有披过婚纱。

不是没有人爱她—她公之于世的恋情就有六段;她逝去十多年后的今天，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坦白当年对她有“非分之想”;某歌星追求者干脆买下她的旧宅，无限缠绵地说：“我和她，总算是在一个空间里生活了。”

大多数人爱她，源于她的歌声。

她的歌声以“甜”著称，甜到极致简直是蜜—词人庄奴想到她的模样，一挥而就写下《甜蜜蜜》，这首歌形容她，日后也代表了她。

从艺三十余年，歌曲三千多首，她被传唱、翻唱的曲目不计其数。有人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上一个类似的称赞，发生在一千年前，宋人推崇柳永。

在大陆，她的歌声像一个符号。

自口号、语录、样板戏中走来的人们久违了对歌声的审美，她温婉的嗓音如泉水叮咚，滴滴都滴在人们久旱干涸的心田;她的出现无疑打开了一扇窗，心窗和眼窗。

一位大学教授回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小青年初次接触到邓丽君的歌，不知怎么就被迷住了。”“听惯‘革命歌曲’的我们，可以说是新奇得如雷贯耳……它似乎偷偷暗示人们，应该大胆地歌唱友情、爱情和极其个人化的生命体验，那才是人性的光辉!”

在台湾，她则被视为另一种符号。

有台湾作家分析她的走红与台湾百万老兵的关联—大陆回不去了，此生就要在这个孤岛了结，身世飘摇、悲欢离合的感慨汇集聚积，需要一个出口，邓丽君的出现，尤其她老兵女儿的身份、典型中国味的形象、温婉的歌唱，都给这些“孤灯照残影、几回梦中归故里”的老兵们，带来了女性的、乡愁的慰藉。

“慰藉”，人们提到她时，总会用上这个词。音乐人黄霑曾试图解释这种“慰藉”：“有时在海外，工作疲倦的时候，非常渴望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她的歌声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一种难以形容的中国味……”

黄霑破解了她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让人哭也让人笑的关键—“中国味”。

多年前，她唱《人约黄昏后》，影像资料中，她盘发，鬓插珠花，着唐装，提红灯笼，吟唱着“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她与旧诗词仿佛本来就是一体，你完全可以想象她是小宛，是清照，是淑真，是一切让人念念不忘、印象深刻的中国古典女性形象。

不只形象，她的曲风也媚而不腻，哀而不伤，其含蓄、迂回、婉转的特质，恰恰是中国美的精髓。人们传唱她，称颂她，其实是温习一段“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方美。在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它愈开花”中，游子拾得乡愁，青年发现美好，老者的皱纹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过。

人们从未停止对她的怀念。

她逝世15周年的忌日，在天津，上百名粉丝用歌声向她致敬;在台湾，老中青三代歌手与她隔空对唱;葬她的筠园，鲜花不断，终日萦绕着她的经典歌曲。

“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她只活了42岁。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这是上天对她的恩赐;我们更该庆幸，有华人的地方仍在纪念邓丽君，原来爆炸头、RAP，“超女”中与纯爷们儿相逢，“快男”中一再遇见艳女郎，并不意味着温婉的、“中国味”的被彻底遗忘。

人们唱着她的歌，怀念她—“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也许，每个华人心中都有一个“在水一方”的姑娘。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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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也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天宝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早期的藏族党员之一。在四川省，在藏民们心中，天宝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小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党坝乡，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党坝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里去当喇嘛，用藏语说叫“扎巴”。桑吉悦希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的东南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都在森林和草原的包围之下，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当地的乡民也很少走出去，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全院没有活佛，只有二十二个喇嘛，像桑吉这样的小喇嘛每天就跟着老喇嘛学习藏文，早晚念诵佛经。

如果不是红军来到了党坝乡，桑吉也许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当地乡民一样，在那个小寺院里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驻扎下来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这在当地藏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头圆脑

——灭族灭教

——共产共妻

……

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在乡民中散布的谣言，在藏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有很深的误会，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桑吉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怕他小小年纪会遭到迫害，还是让他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凶恶。这一比较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的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反而很和善，不进寺院，也不毁坏民房。尽管言语不通，但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谈，对藏民的态度十分友好，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无法过活的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就悄悄地摸下山，慢慢地试着和红军接触。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

渐渐地，红军队伍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先前藏起来的藏民都回到村庄，他们和红军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看到红军战士辛劳，他们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还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们都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神气的军装。十八岁的桑吉也动了心。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迫切地报了名。

在当地，喇嘛参军的先例并不多，多得是被强迫抓去当壮丁的人，桑吉的主动参军使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纷纷要求加入。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得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一年的冬天，红军在当地建立起丹居藏民独立师。

这个独立师原来是当地头人的武装。用来管束当地藏民，进行治安防卫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在考虑过后，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从红军队伍中派出了许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此后不久，由于桑吉任务完成出色，就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的同志多是藏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大多数人都能百步穿杨。他们的任务是替全军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来袭。警戒范围非常广阔，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政治部长，桑吉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做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刚到营地，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又要出发，跟着政委和师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了。他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的。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五斤粮食。但草地不产粮食，居民少，劳动力也少，加上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可急坏了桑吉。他带着队员们到处筹粮，挨家挨户地询问，不遗余力地宣传，见人就说：“红军是百姓的军队，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么好的队伍到哪儿去找啊!”

“兄弟，红军是咱们穷人的保护神，咱们可不能让红军空着肚子上战场啊!”

“不是红军打倒坏头人，咱们早都饿死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咱们藏民最知恩图报，乡亲们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劝导，一些寺院把寺里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拿去吧，是红军救了咱们大家埃”

“希望红军打个大胜仗!”

这些宝贵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长征，使许多战士支持着走出了草地，走向了长征最终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个民族同胞的帮助，这份恩情，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不能也不会忘怀。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桑吉悦希由于工作出众，又有文化，就被任命为班长。

那个时候，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共产党的领导们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骨干，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给学生们讲解各方面的知识。基本能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泽东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学员被他深入浅出、精彩异常的讲述吸引住了。课堂上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刚一下课，学生们就自动列队欢送。

看到少数民族学员们围拢过

来，毛泽东把烟一点，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同志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有几位还抢着说出自己的学习心得。毛泽东一边微笑着听一边往前走，不住地点头。

走到桑吉面前，毛泽东忽然停了下来，校领导赶快介绍：“这是一位藏族同志。现在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我都比不得喽!”

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党中央领导就站在自己面前，还亲切地同自己说话，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通红。见此情况，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我叫桑吉悦希!”桑吉大声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是很有讲究的。”

桑吉有点害羞，抚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泽东一听，笑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天，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埃”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的意思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就一起鼓掌，连声叫好。桑吉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的军民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像天宝这样的少数民族好战士有许多许多，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存在，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结束，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受到更加深刻的教育。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环境是那么恶劣，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就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才更显出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向前，坚韧不拔。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下，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迸(bèng)发出了最大的力量，向党和国家交上了满分的答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红军中的干部们，他们为红军革命的胜利，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永远值得我们铭(mínɡ)记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班连负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战士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红军爬雪山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死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件事情却使小战士胡冬生记忆了一辈子，并发誓，要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的路!

小战士胡冬生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看到红军队伍从家门口经过时，战士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一支支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子，心里十分羡(xiàn)慕。

他立刻找到红军的领导，要求参军，当时，指导员看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没嫌他小，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胡冬生这可美了，他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戴上那缀(zhuì)着一个红五星的军帽，再配上一支长枪，多神气啊!

可是，他刚一当上红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这下子转移得特别急，连粮食都没怎么带，谁给他发军服和军帽呢?更不用说枪了。

长征途中，跟在红军队伍里的胡冬生，在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着老战士们头上戴着的军帽，心里十分羡慕。

那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像小草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越看越痒痒，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想：长征走得急，来不及做军装。枪支紧张，也不能发枪，但我当了红军，起码应该先发一顶军帽啊!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算什么红军呢!没有老红军那么神气。

所以，一路行军，小胡总缠着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军装，没有长枪，先给发一顶军帽吧。”

“红军哪能不带枪呢?没有枪怎么打敌人?”

每一次，指导员都耐心地对他说：“小鬼，别着急!以后一定发给你!”

可是，长征以来，行军打仗，那么紧张，生活又是那么艰苦，指导员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办法给他发军帽、发枪呢?小胡心里暗暗着急，一边打仗，一边惦(diàn)记着神气的军装。

这一天，部队就要爬雪山了。先前准备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战士们全都饿着肚子前进。宣传队的同志们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呐喊着鼓舞士气。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同志们，翻过这座山，就能休息开饭啦!已经过山的同志们，已经准备了吃的迎接我们啦!”

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爬山，小胡也在战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仅饿得头昏眼花，连腿都软了。

加上脚上的鞋也完全破了，走一步掉一下，小胡的双脚被冰雪冻得麻木了。他咬着牙，想着指导员平时说过的话，听着宣传队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可是，冻僵的腿脚不听话，走着走着，小胡“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冰凉的双脚一点知觉也没有。心里想着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心里一急，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候，指导员也喘着粗气，从小胡身后走了过来。

连续几个月的急行军，指导员也疲惫不堪了。他没时间清理自己，乱糟(zāo)糟的胡子拖得老长，被冻得发青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肩膀都垂了下来。

他关切地问道：“小胡!觉得怎么样?”

小胡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说：“指导员，没什么，就是饿得走不动了。”

指导员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牛皮，递给了小胡。“给，拿着。快点吃了好赶路，”小胡连忙推辞：“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要。”他知道，指导员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身体受过伤，现在还没恢复，这个时候，这块牛皮就像指导员的生命一样珍贵。他怎么忍心吃下去呢!

指导员摇摇头，硬把牛皮塞到小胡手里。

“快吃了，我还有呢。”小胡热泪盈眶，颤抖着接了过来。

指导员一边看着小胡大口地嚼着牛皮，一边对小胡说：“这雪山上太冷，藏民的经验是：不能坐下来，坐下就会冻僵的。”又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吃苦是为了更多的人幸福。一定要努力跟上队伍，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些话，指导员平时也说过，但此时此刻，小胡听了指导员的话，心里觉得异常温暖。那些道理好像不再是响在耳边的话，而成了令人牢记在心的信念了。

指导员扶着小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总想穿军装，戴军帽。好，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你比我先走下雪山，我的军帽就给你戴!”

小胡一听，顿时来了劲儿。他又吃了一块牛皮，就使劲迈开了腿，一步一步，继续爬上了雪山。

第二天，山上气温骤(zhòu)降，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小胡拄着一根木棍，喘着粗气，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坚持向前走着。又冷又饿，他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可是，想到指导员的话，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正当胡冬生吃力地走在雪山上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躺在了雪地上。大雪已经铺满了他的全身。小胡赶快紧走几步，一看，不禁“啊!”的一声惊叫，是指导员倒在了那里!

小胡一下子跪在奄(yǎn)奄一息的指导员身边，几下就把他身上的雪拍打干净了。

“指导员，指导员!”小胡急得哭了出来。几滴热泪落在指导员苍白的脸上。叫了好久，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他发现是小胡，就吃力地说：“不要管我!……你快走……不要掉队……”

小胡一见指导员醒了，高兴起来，赶快拿出没吃完的那块熟牛皮，送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你吃你吃!”

指导员费力地摇摇头，别开了脸，断断续续地说：“冬生……你留着吃吧……枪……帽子……给你……还有我的……鞋……你穿上……走吧……我不行了……”边说，边吃力地从头顶取下了军帽。小胡强忍着眼泪，摇着头。

“指导员!我不走。我也不要你的军帽和鞋子。你吃了这块牛皮，就能好了，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你，咱们一起走!”

“你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吗?你要坚持啊!你吃啊!”说着又把牛皮递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看着小胡，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见小胡不接帽子，也不取鞋，就一个劲儿地说：“走……走……走……”好一会儿，胡冬生才反应过来——指导员牺牲了。他伏在指导员身上放声痛哭，雪花不停地飘落在他和指导员身上。

又过了好久，小胡才停止哭声，他默默地戴上了指导员的红军帽，穿上了指导员的鞋，从指导员的身上拿下枪别在自己的身上。

含着眼泪，他用树枝和雪掩埋好指导员的身体，迎着风雪，坚定地向前走去。心中回想着指导员的话：要坚持走下去，走到胜利!他要带着指导员的嘱托，接下指导员的担子，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以后的岁月里，小胡一直珍藏着那顶红军帽，一直怀念着长眠在雪山上的指导员。是指导员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将永远铭记着指导员的身影，把指导员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

叶公好龙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 lived in Chu a person named Chu

Zhuliang, who addressed himself as "Lord Ye".

Its said that this Lord Ye was very fond of dragons. The walls had dragons

painted on them. The beams, pillars, doors and the windows were all carved with

them. As a result, his love for dragons was spread out. When the real dragon in

heaven heard of this Lord Ye, he was deeply moved. He decided to visit Lord Ye

to thank him.

You might think Lord Ye was very happy to see a real dragon. But, actually,

at very the sight of the creature, he was scared out of his wits and ran away as

fast as he could.

From then on, people knew that Lord Ye only loved pictures or carvings

which look like dragons, not the real thing.